論復古者的文體意識及其影響

受復古特點的影響，復古者都重視」法「，且重視的程度與復古者的文體意識成正比。七子派文體意識強，對古法就格外看重，幾乎人人都講法，實際上是在示人以摹擬之門徑。當然，李、何以及王世貞、李攀龍等七子派成員在對？quot；法」時也主張「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強調「擬議以成變化」，但因為他們對法過於著重，所講之法也不外是「大抵前疏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一必虛，疊景者意必二」的「頓挫倒插之法」（李夢陽）或「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何景明）的遣詞造句之法，缺乏對創作主體的真切關注以及對文體多樣化的積極追求，以致「我」成了經典文體的奴隸，「變化」成了一句空話，摹擬現象的流行與泛濫也就不可避免了。 與七子派相比，韓愈關於「法」的觀念就比較靈活。他講的「法」總是「師其意不師其辭」、「務去陳言」、「文從字順各識職」、（文？quot；無難易，宜其是爾「等大原則，而不是具體的規則技巧。這些都體現了韓愈對創造力的重視，或者說，對文體成規的漠視。 韓愈與七子派文體意識的強弱直接影響著他們對待文類融合現象的看法。文類是指文學作品的類別形式，亦即狹義的」文體「。」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心雕龍·時序》），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導致了文學作品表現內容的變化，從而也決定了其表現形式（文類）的變化。這就是說，無論何種文類，它的生成、演變、融合、消亡都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在古文運動中，韓愈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能夠打破文類界限，廣泛地汲取其它文體的優長，把它們巧妙地融合進自己的古文創作中，如碑誌文多有史傳特色，序記文常穿插議論成分（類似雜文）。尤為可貴的是，他還能夠吸賬炊緣」駢文「的菁華，融駢入散，從而使文章讀來音調優美、節奏明快，句式錯落有致。 與此相應的是七子派與八股文的關係。八股文可以說是明清兩代對文人和文學影響最大的一種文體。無論是它」代聖人立言「的體制還是」八股「的程式都極大地抑制了士人的創造性，限制了思想的自由發揮。反對八股文風始終是七子派文學復古運動的一個主要內容。在他們看來，古文與」時文「（八股文）勢同水火。然而，從文體發展的角度看，八股文可以說是古代許多文體的綜合，如金克木先生就曾指出？quot；分析八股文體若追溯本源就差不多要涉及全部漢文文體傳統。」　　　實際上，在當時就有人嘗試打通二者的界限，唐宋派唐順之、歸有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們既是時文名家，又是古文聖手。儘管黃宗羲等人認為歸有光的古文受到了時文的不良影響，「時文境界，間或闌入」（《明文案序上》），但不可否認，時文關於起轉承合的講究也對歸有光古文的結構體制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可見，唐宋派在對待不同甚至相對的文類時能象他們的祖師韓愈一樣，具有比較開闊的胸襟，七子派則顯得過於拘謹了。 「以文為詩」是韓愈在詩歌創作領域的大膽實踐，也是他文類觀念開放的明證。歷來的詩論家對此看法不一，或以「詩文相亂」指責他，或以「詩文相生」肯定他。這些不同的評價也反映出了評價者文類觀念保守與開放的程度。對韓愈的「以文為詩」我們固然不能盲目推崇，但更不能全盤否定，正是由於他在文類融合的問題上具有開放的態度，他才能夠在盛唐這一詩國高潮之後別具手眼，另樹詩風，從而在唐詩發展史上寫下了極具個性的一筆。 韓愈而後，宋人面對唐詩這座高峰時也採取了獨闢蹊徑的作法，他們繼承了韓愈「以文為詩」的傳統，又加之「以議論為詩，以學問為詩」，遂使宋詩能夠在登峰造極的唐詩之後另立山頭。關於唐宋詩孰優孰劣的爭論由來已久，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如果無限擴大宋詩的成就則可能導致詩歌本體特徵的喪失，這是嚴羽也是七子派所面對的歷史命題。因此，從高棅到李東陽以至七子派，明代主流派詩人都曾在辨析詩文體性之異上下過工夫，如李夢陽就曾言：「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鏟去不為，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為耶？」（《缶音序》，《空同集》卷52）宋詩的弊端使他們擔負起了維護詩歌藝術本體特徵的使命，強烈的文體意識也使他們嚴守了詩歌與散文這兩種文類的界限。這是七子派詩學思想中最寶貴的部分。不過，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就多少有些遺憾。因為文學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每一個具有創造性的作家都是以反抗和叛逆傳統文體規範為其使命的，而「每一個真正的藝術作品都破壞了某一已成的種類，推翻了批評家的觀念」。 　七子派文人對於宋詩的這種糾偏改邪之舉在詩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卻喪失了別開生面的機會，最終走向了摹擬之途，從而使自己成為明清文壇永恆的悲劇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