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國會》：晚清崩潰的喪鐘

當武昌城的硝煙正濃之時，北京城的資政院精英們紛紛登台，譴責鐵路國有的罪魁禍首。一份開放黨禁、赦免政治犯的文件送到了攝政王的手上。可一切都晚了。大思想家嚴複議員的大清國歌還沒有來得及奏響，大清王朝崩潰了。

《最初的國會——晚清精英救國之謀1910-1911》，李德林著，九州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最初的國會，晚清崩潰的喪鐘文/ 武清1910-1911年，註定將成為中國歷史的一個節點，大清王朝搖搖欲墜，立憲派、改革派、革命派紛紛登場，慈禧太后最終把預備立憲當作挽救大清傾覆的最後一根稻草，然而，大勢所趨不可逆轉，讓他們始料未及的是，最初的國會竟然成為晚清覆亡的引火索。《最初的國會：晚清精英救國之謀1910-1911》，將目光聚焦到晚清覆亡前夕的1910-1911，試圖從細節揭示大清崩潰的原委。自從簽訂《辛丑條約》，慈禧太后決定發奮圖強，開展全方位的改革開放，制定了頗為詳盡的改革方案和時間表，這其中就包括立憲運動。而慈禧太后去世之後，清朝的權杖交到了25歲的攝政王載灃手上，權力的交接，並不意味著領導主導權的順移，他並無慈禧太后那般的操控力和主導力，致使清朝的改革開放和立憲運動都失去了強有力的主導者。隨時時間的推移，由皇族成員為主組成的內閣與地方士紳勢力的衝突加劇，原本對載灃充滿期待的各方勢力紛紛由期望轉至失望。與此同時，中央集權加劇了地方對滿族「宗社黨」的猜忌之心，最終促使激進的立憲運動在1910-1911這兩年的時間達到了高潮，並以辛亥革命的爆發宣告了失敗，中間經歷了各省咨議局議員請開國會、山東萊陽大饑荒、為戊戌六君子平反、上海股災、大參案種種大事件，大清國終於宣告壽終正寢。《最初的國會：晚清精英救國之謀1910-1911》全書，一直有一條主線，作者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何當改革在清朝最後的五十年中已經成了主旋律之時，立憲及憲政遺產不僅沒能消弭多股政治勢力的分歧，相反成了分化攝政王執政集團的催化劑，直接導致了大清的覆滅?攝政王柄國之初，傳統的士大夫已經成功地向現代精英轉變，以梁啟超為首的改革派在立憲的旗幟下如火如荼地進行改革的頂層設計，北京城的親貴們奔走於改革派之門。改革的精英們不斷地觸碰帝國的政治紅線，試圖通過滲透意識形態進行柔性的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猶如一鍋煮沸的水，無論是朝堂樞臣，還是販夫走卒，對攝政王的執政集團充滿信心。一度對革命信心滿滿的孫中山，在一次次城市暴動失敗後，面對攝政王執政集團的改革新氣象，都只能默默地在美國人的餐廳端盤子。但是，武昌城的一聲槍響，世界變了，這聲槍聲成了推倒清政權的多米諾骨牌，各路流亡海外的革命黨星夜兼程回國。而當武昌城的硝煙正濃之時，北京城的資政院精英們紛紛登台，譴責鐵路國有的罪魁禍首——郵傳部大臣盛宣懷。一份開放黨禁、赦免政治犯的文件送到了攝政王的手上。可一切都晚了。大思想家嚴複議員的大清國歌還沒有來得及奏響，大清王朝崩潰了。一個時代的終結有千萬個理由，但作者通過晚清改革精英們的系列救國韜略入手，來探尋清王朝崩潰的根源所在，而其時的資政院無疑成了他最佳的視覺切入口。在武昌城槍響的一年之前，來自全國各地的政治精英們在北京資政院濟濟一堂，他們在北京的預備國會現場緊張地審查政治、軍事、財政、意識形態等事關改革頂層設計的方案，在爭吵中達成了共識，最終都送到了攝政王的案頭，他們希望將慈禧太后的憲政遺產變成現實，讓憲政之花在封建的土壤上盛開。其時，年輕的攝政王根本無力調和各大政治勢力的分歧，無論是紛爭不斷的資政院，還是明爭暗鬥的紫禁城，攝政王猶如一具木偶，只是在樞廷之上陪著他的小兒子看令他厭倦的宮廷鬧劇。對於病入膏肓的大清王朝而言，他們需要的是一劑強心針，更希望有可以包治百病、起死回生的良藥。他們總錯誤的認為立憲就是他們要找的靈丹妙藥。這就註定了此次立憲運動的走向和結局。改革本身就是一場利益的重組，儘管改革精英們的頂層設計猶如一把把鋼刀，但既得利益集團們卻在用手中的權力捍衛著他們的利益。面對如此形勢，年輕的攝政王無力回天。當既得利益集團拒絕在最後一刻向憲政改革讓步之時，曾經試圖通過自上而下進行憲政改革的精英們，最後只能擦乾臉上的淚水，投向共和的懷抱。責任編輯：有之聲明：凡註明來源"共識網"文章的，轉載請註明出處、作者、原文鏈接。本網站作為互聯網言論交流平台，所刊發文章並不代表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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