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敘事
民族與敘事撰文：Homi K. Bhabha翻譯：彭穎《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眾賬號：ohistory民族的起源，和敘事的起點一樣，消失在時間的神話里，他們的邊界只有通過心靈（而不是理性）才能被感知。這樣一種關於民族和敘事的形象，似乎顯得過分的浪漫和隱喻化。但是民族能作為一種強大的歷史觀念出現在西方，正是來自於這樣的政治思想和文學的傳統。這種觀念的文化強制性在於，民族作為一種象徵性的力量被統一起來了。民族主義的話語不斷嘗試將民族的概念，闡釋成一種民族進步的連續敘事，一種自戀情結，以及人民(the Volk)的原始存在。時至今日，這樣的民族政治理念也並未被諸如國際主義、多民族主義、甚至是「晚期資本主義」之類新的觀念取代或是超越。這些全球通用的說辭，無非是在各個民族國家的勢力範圍里獲得了新的形式而已。對於民族的這樣一種宏大、線性的形象，我想強調的是其間的一種模糊性，這種模稜兩可一直困擾著民族的概念，影響著那些敘寫它的語言以及那些活在這種觀念之下的人。儘管歷史學家帶著確定的語氣談論民族的「起源」，並把它作為一個社會的「現代性」的標誌，但是隨著人們意識到民族觀念其實是為動蕩的社會現實所服務的，人們也同時察覺，那些關於民族起源的說法其實是模糊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的《想像的共同體》為本書的內容做了理論上的準備，他非常清楚地闡述了民族觀念的模糊性是如何形成的：啟蒙主義和理性世俗主義的世紀帶來了其現代的黑暗…… [很少]有什麼事物（能）比民族的觀念更好地為其服務。如果民族國家被廣泛認為是"新的"和"歷史性的"，他們進行政治描述的民族總是從一個遠古的過去中顯露出來並...悄悄走向一個無限的未來。我的建議是，要理解民族主義，不能從其自覺主張的政治意識形態來看，而是必須同時看它之前的大型文化系統，正是從這些文化系統之中或是為反抗這些系統——它才應運而生。民族作為一種具有文化意義的體系、一種社會生活的代表，而非社會政體的運行規律，「應運而生」了。正因為民族是當時歷史的產物，因此它也是不穩定的。例如，關於民族概念最有趣的闡釋，無論他們來自保守黨右派、自由黨的高地，還是新左派，似乎都認同民族和「社會」存在矛盾關係。邁克爾·奧克肖特的《現代歐洲民族性格》，也許是對現代民族模稜兩可的本質最精彩的敘述。在他看來，構成民族空間的是由人際交往中相互競爭的特性而形成的社會（societas）（確認道德規則和行為的公約）以及團體（universitas）（確認共同目標和實質性目標）。 它們沒有合併成一個新的身份，而是以競爭的教條形式存在——社會與團體——將一種特定的矛盾性「強加於一個現代國家的各種制度，並將一種特定的歧義加諸其話語的辭彙中。」在漢娜·阿倫特看來，現代世界的民族社會是「那種由私人利益承擔公眾意義的奇怪的混合領域」，而這兩種領域不斷地且不確定地朝著對方流去，像「生活本身的永不停歇的河流」中的波浪一般。湯姆·奈恩也同樣肯定，他將民族稱為「現代雅努斯」（Janus，註：古羅馬的兩面神），即資本主義的「失衡發展」記錄了民族基因密碼中包含的進步和衰退、政治的理性與非理性。這是一個沒有例外的結構性事實，「在這個意義上，說民族主義本質上是矛盾的，這是一種精確（而非修辭）的論斷」。本書的探索正是這種矛盾在現代社會的文化表徵。如果民族的矛盾是來源於其過渡性的歷史、其不確定的概念以及搖擺不定的措辭，我們希望了解這種矛盾對具有「民族屬性感」的敘事和話語造成了什麼影響：家園的隱秘樂趣，對異類空間或種族的秘密恐懼；社會歸屬感的慰藉，階級的傷害隱患；品味的習俗，政治派別的權力；社會秩序的意識，性慾的敏感性；官僚主義的盲目性，各種制度的洞見；正義的品質，不公正的常識；法律的語言和人民的話語。《民族與敘事》要探索在構建兩面性民族話語過程中，語言本身所具有的兩面性的矛盾。這會將熟悉的兩面神轉變為一種驚人的多重形象，它研究了元素表達過程中的民族空間：其中的含義可能是部分的，因為他們正在發展中；歷史也可能是半成品，因為它正在形成的過程中；而文化權威的形象可能是矛盾的，因為它或許正在「創作」其強大的形象時被抓了個現行。如果不這麼理解民族敘事中的語言的表演性，那將很難明白為什麼愛德華·薩義德將一種「多元分析」規定為關注民族的文化影響的關鍵形式。作為文化闡述（在葛蘭西意義上）的一種形式，民族是矛盾的敘事中介，它確保了文化作為一種「從屬、斷裂、擴散、複製以及生產、創造、強迫、指導」力量的最富有成效的地位。在和這本書各篇文章的作者溝通時，與以往不同，我希望將民族看作「現代性」文化表徵中意識形態的矛盾的主要結構之一。我的意圖是，我們應該在一種合作的張力下，運用後結構主義理論關於敘事的一系列解讀方式——例如這幾種策略：文本性、話語、闡述、書寫理論、「無意識作為一種語言」——以引出民族空間其矛盾的邊緣。引出這一邊緣，首先是為了質疑文化霸權的言論，它們究竟是產生於「舊的」後帝國主義宗主國，還是來源於「新的」這些獨立了的民族。「少數民族」本身並不是烏托邦式的、自我邊緣化的空間。我同時希望更實質性的討論那些為現代性辯護的理由—— 進步、同質性、文化有機體、深層民族、久遠的過往——這些辯護可以使得獨裁合理化，也使各種文化內以民族利益或種族特權為名的趨勢「正常化」。理清民族作為一種敘事所包含的模糊和矛盾，將幫助我們建立起民族的文化界限，使我們更容易認定文化生產過程中「包含」哪些必須被刪去、清除或轉化的意義。民族文化的「本地性」就其本身而言既不統一，也非單一，而外部的或遠方的世界，也不一定僅僅被視作為「他者」。這一界線具有兩面性，外部/內部的問題本身就必須總是一個雜糅的過程，納入了相對有關政治體來說的新的「人民」，產生了其他意義場，並且不可避免地在政治進程中為政治表徵製造了政治對立和不可知力量的無人區。將民族作為敘事的這種表述強調了政治權力的堅決主張以及被德里達描述為「語法不可縮減地超越語義」的文化權威。這種「不完全意義」出現的效果就是使界線和限制發生轉變，進入介於兩者之中的空間，在這中間地帶，文化和政治權威的意義得以協商。《民族與敘事》的這種敘述觀點正立足於各種文化和民族，理論與文本，政治、詩歌和繪畫，過去和現在之間的位置，旨在肯定和擴展弗朗茨·法農的革命信條：「民族意識，而非民族主義，是唯一可以給予我們國際視野的東西」。這本書的作者在他們的文章中力求表達的，就是這種既位於民族空間的邊緣、又處在民族和人民界線之間的國際視野。這本書表徵的符號可能就是一種文化差異的交叉的「形象」，據此，反民族主義的、矛盾的民族空間變成了一個新的跨民族文化的十字路口。「他者」從來都不是存在與我們的外部或遠方；當我們在「自己人中」說著自認為最親密、最本土的話時，它有力地出現在文化話語中。正如康拉德的名句所言，只有當西方民族開始被看作是地球的一個黑暗角落，我們才可以開始探索書寫人民的歷史和構造敘事理論的新土壤。每次文化差異的問題對於文化多樣性的相對概念發出挑戰，都揭示了現代性的邊緣。結果，大多數這類文章為卻終結於作為其出發點的另一種文化位置——往往是「少數派」的立場。弗朗西斯·馬爾赫恩對「英語倫理學」的利維斯普遍主義的研究促進了對Q. D. 利維斯(Q.D. Leavis)在切爾滕納姆最後一次公開演講的解讀，她哀嘆了孕育英國古典小說的英格蘭岌岌可危的現狀; 現在的英格蘭意味著議會大廈的成員，未被同化的少數民族和不負責任的性解放。對「英語閱讀」的偏執突然間顯露出來。詹姆斯·斯尼德以一段對伊什梅爾·里德的解讀結束了他對西方「民族主義的」普遍性倫理和美學的探究，里德「正在修改之前對黑人文化的拉攏收買，其運用的這種敘事原則將會破壞引發之前收買行為的那些假設。蒂莫西·布倫南描繪了一個民族觀念和敘述形式的西方歷史全景，他終於與諸如薩爾曼·拉什迪那樣的混血作家站在了同一個榮耀而怪異的立場上，他們一起慶祝英語已經不再作為一個英格蘭語言的事實。正如布倫南指出，這使人更加明確地認識到處於權威地位的後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狀況，它們站在這種權威位置上以雅努斯兩面性的方式與東西方對話。但是我們所一直探索的這些跨越歷史、文化和語言前沿的位置，在必要情況下會成為危險的政治計劃。布魯斯·羅賓斯對狄更斯的解讀，通過發展一個在分散的全球系統中起作用的知識優勢來平衡了脫離人文體驗的「倫理的難堪事實」的風險。他提出，我們對「盲點」的關注必定對應一種被銘刻於岩石上意圖 ——實用，技術訣竅——這種意圖公開放棄了普遍的理性主義，同時保持了實用性和政治戰略，以專業地處理那些被他們自己定義為界限和邊緣性的局部情況。美洲通向了非洲，歐洲和亞洲大陸的不同民族在澳大利亞相遇，一個民族的各種邊緣取代了其中心；周邊的人民回歸改寫大都市的歷史和小說。島嶼的故事是從飛機的視角來講述的，飛機則變成了保持大眾和私人懸念的「裝飾品」。英國性的堡壘一見到移民和工廠工人就開始分崩離析。美國偉大的惠特曼式的感覺機制被替換成了沃霍爾式的爆炸、一個克魯格裝置、或是梅普爾索普的裸體。「魔幻現實主義」在拉丁美洲繁榮之後，成為了新興的後殖民世界的文學語言。在跨民族維度下的這些民族空間的昂貴圖像之中，還存在著那些尚未找到自己民族的人：他們中有巴勒斯坦人和南非黑人。我們未能將他們的呼聲加入到自己的這本書中，可謂一大損失。他們堅持的疑問仍然以某種形式或手段提醒大家注意那些對我們其餘的人來說也是真理性的問題：「我們何時變成了『一個民族』？我們何時不再作為一個民族？或者我們是否正處在一個民族的形成過程中？這些大問題對於我們彼此間的親密關係以及與他人的關係又有何影響？」（本文為《Nation and Narration》一書導言，Psychology Press 1990版，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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