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禮記》看儒家的和諧生態思想

返本方可開新。《禮記》作為一部早期的儒家經典，其思想內容集中反映了儒家的政治主張、社會思想以及人與自然的相處關係，有著豐富而深刻的和諧生態思想。它從宇宙哲學的高度，以禮的形式裁定社會和自然，要求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相處，人類合理開發利用資源，無疑這些思想具有現實意義。 一、「和而不同」的和諧生態概念 在《禮記》中，「禮」不僅僅指我們現實生活中所講究的各種禮節，還包括人類社會、自然現象和規則。禮是自然秩序的體現，是效法自然的結果。「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大一」乃是自然，說明禮是效法於自然的；由於禮的「分」、「轉」、「變」、「列」等作用而生成天地、四時以及社會的技藝、職位等。正因為禮在天地萬物之中，成為萬物遵循的規則，所以它是萬物和諧的基質。這種和諧從大的方面來說，就是宇宙自然的和諧，表現為「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禮不但是維持天地萬物和諧有序的根源，而且還是自然規律的體現。進一步說，萬物雖異，但共同遵循著「禮」，萬物皆由禮來統攝，即禮「理萬物者也」。禮的目的就是建立自然與人類社會的程序，使所有有別的個體都融合於禮的秩序之中。從這點上而言，自然與社會是同質、同構、同性的，人與萬物是有「和」的根源的。正因「和，故百物皆化」，萬事萬物的和諧共處，才能進化不息。 可以說，「和而不同」是儒家處世的道德原則，其中「群」、「分」、「類」等概念都是對「和而不同」的界定。故而，承認事物的差異性是「和」的前提。《禮記》特彆強調，作為社會的人與自然物是有本質區別的，其中禮義是人類與動物相區別的最根本標誌之一。因為人不僅有察賦的自然之氣，有生命知覺，而且還有禮義。「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若「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人之為人的最基點便是禮義，這是人比其他萬物高貴之所在。具體而論，天有它的時令，地有它的資源，人有自己的倫理綱常秩序與一定的治理方法，此體現了人類在區別於天地萬物之時，且有著管理萬物的能動性。也就是說，人與天地可以並列存在而有所不同。故而，《禮記》講「別」亦講「和」，「別」是「和」的前提，「別」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和」。也就是說，人只有遵守「禮」所限定的序列名分，才能形成和諧有序的社會進而言之，只有在這種和諧有序的社會裡，才有利於形成和諧有序的宇宙，維持生態平衡。 這種有原則、有分別地追求「和」，在和諧生態關係上具有一定的價值取向，展現了儒家在處理人與萬物關係上的基本態度，對於我們了解和諧生態層次性，掌握和諧生態位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仁愛」的和諧生態觀念 「愛」在古代文化中被人們推崇備至，由「愛人」到「愛物」是儒家一以貫之的思想。《禮記》也以「仁愛」作為「和」的基礎，將「存愛」作為「人道」的五項內容之一。首先，《禮記》提出以「仁者愛人」、「愛人為大」為基點來維繫社會的和諧。既然人是萬物之最優秀者，人若不能自愛，何談去愛他人社會又何能安定宇宙何談和諧所以，通過推己及人，仁愛成為人類社會最基礎的倫理要求。其次，《禮記》不止於「愛人」，擴而大之於「愛物」，從而維繫自然和諧。若從人的根本利益出發，物可以養人，愛物本質上就是為了更好地愛人。但若從廣泛的生命倫理角度而言，萬物都有生命之質，「大凡生與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萬物有靈，有血氣特質，因而彼此間要相互關愛。《禮記》的這些思想曾與孟子闡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仁愛觀念，荀子提出「禮也者，貴者敬愛焉，老者孝也，長者尊也，幼者慈焉，賤者惠焉」「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是一致的。因此，「愛」字當頭，但對象不同，態度各異。對於親人要「親」，對於民要「仁」，對於萬物要「愛」。正是由於人與萬物同根同生，所以仁愛思想不僅僅要停留在人類社會自身上，而且還要涉及於自然界的萬物（「愛物「）。這就是《樂記》所言及的「同則相親，異則相敬。」「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這樣，《禮記》視人類為同胞，視萬物為人類同伴的思想，充分體現了儒家仁民愛物的博大精神和深遠的生態意義。 由此看出，儘管《禮記》所倡導的愛是有差等的，然而它的愛卻是廣泛的，又是符合和諧生態理念的。「愛」在《禮記》中作為重要概念之一，已成為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聯繫的精神紐帶。這將愛心擴充到天地萬物之中，就賦予了一般意義的宗教情懷，即所謂的只有普愛，才有大愛。因而，「仁愛」這種人類所特有的道德觀念便超越了人類社會範圍而貫注於萬物之中，這樣就具有了廣泛和諧生態學意義了。 在《禮記》中，「孝」也是維繫社會、自然和諧生態的鏈條，就是「仁愛」的一種特殊的、深厚的表現方式。孝不但立於社會中，而且還充塞於天地之間。「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生於人心，來自於對人、自然物的愛、同情、憐憫之情，是一種出自自然情感的深層次的愛，它能喚起人們的生態良知，從而達到尊敬、愛護自然的目的。人類對祖先、大自然有著一種深厚而持久的情感，故孝小至家庭，大到自然，力量之大，其和諧生態意義是深遠的。 因而，《禮記》在人文精神層面上所提出的人倫道德規範，既成為指導社會生活、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又成為維護社會、自然和諧的精神紐帶；它既要關心人自身的「生」，同時也要愛護他物的「生」。因而，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並不僅僅局限於一己的存在，而在於全人類甚至全宇宙的存在與和諧。《禮記》仁愛思想是源於天人有別而更倡導天人一體理論的，體現了人類生生不息的生命支柱貫注於自然界之中，形成了人道仁愛精神和天道仁德思想，是「人道」秉賦於「天道」，又極力維繫「天道」和諧的。因此說，禮雖是以序列名分作為外在形式，但以倫理性的「仁愛」為內在特質則是體現一種社會之愛的宇宙之情。 三、「取之有度，用之以時」的和諧生態理念 在古代，農業是立國之本。生物資源（包括林牧副漁等）的生長、繁育和採收，直接關係到國計民生。只有有效地利用自然條件，發展自然資源，保護自然的再生資源，人類社會才能長足發展，人與自然才能協調進步。在人類社會歷史的長河中，農業發展曾成為施展人類技術力量和保持生物圈協調的手段。處於古代農業時代，《禮記》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利用和開發自然資源的措施，這對維護古代自然生態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同時也對發展現代農業和維護生態平衡擁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禮記》對生物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所採取的最基本的方法是「取之有度，用之以時」。在儒家思想里，孔子最早提出「節用」，接著孟子、荀子多有詳細闡述。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不可勝用」、「以時禁發」等。《禮記》出於國計民生的考慮，也十分注重對生物資源的節用，制定了按時而有節制地開發山林川澤動植物資源的政策，顯現了其生態保護思想的深刻價值。《禮記》提倡「節用」的政策頗多，如「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康卵。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谷，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天子不合圍，諸候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餒，諸候殺則下小餒，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草木零落，然後人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賡不卵，不殺胎，不夭夭，不覆巢。」「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膏於市」，「木不中伐，不育於市。禽獸魚鱉不中，不弩於市」等等。通過這些措施的制定，不難看出統治者在制定政策之時，不但為民著想，而且要求全國君民都適時開發動植物資源，這雖然在當時是從國計民生的長遠利益考慮的，但在某些方面對於維護生態平衡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因此，他們的所作所為以及規定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現代我們所說的生態系統規律。從理論上說，人們若要擾亂生物的生存環境，破壞生態環境，使得生態系統失調，那麼，就會出現五穀不豐、動物衰竭、人類社會混亂、禮樂破壞等一系列現象，因而人類的生存便會受到嚴重威脅。這在古代統治者的思想里是有所折射的。 《禮記》不僅以節制這一「消極」舉措，而且還從「積極」的開發政策來確保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維持生態的平衡。其積極政策就是人們通過發展農牧業增加糧食和生畜的產量，擴大可再生資源，增加人們的生活來源。在古代，農牧業的生產是在土壤、淡水等自然環境處於良性狀態下至少說是未被嚴重破壞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態環境。《月令》篇對發展農牧業來維護生態平衡作了比較詳盡的闡述，核心內容是「上察天時，下授民事」，具體為依據節氣時令而實施國家政策，將日月星辰、術數律歷、節氣物候、政策法令等等加以統一綜合論述。這種積極的政策貫穿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對於古代人們的生產、生活及對動植物的維護起著重要的歷史意義。應該說，妥善地管理和利用生物資源、維護好地球的平衡協調，規定利用資源的基本限度與標準，不使生態系統中的再生資源破壞、再生能力衰竭，維護好生態體系的完整，盡量使非再生性資源的利用降低到最底限度，這是我們古代人基本做到的，也是我們現代人必須要做到的。在此，《禮記》恰恰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指導。 四、《禮記》和諧生態哲學思想的現實意義 和諧生態思想是整個社會乃至整個宇宙和諧的基礎，《禮記》所蘊涵的和諧生態思想有著極大的現實意義。 （一）《禮記》的「和」、「別」所體現的「和而不同」，對現代人強烈主張的保持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在現代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體現了「和」，生物多樣性存在的合理性體現了「和而不同」。既然和諧是天下萬物的自然本性和內在基質，那麼人類社會和諧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就是理所當然的。自然界的多樣性既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條件，又是人的本質的外在物質要求。生物多樣性表明了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使命並非只為自身私利去肆意征服和掠奪自然界，不是人類獨佔資源和控制他物的「上帝」，而是以宇宙情懷深刻理解萬物存在的價值性，盡最大努力去完善自身所生存於其中的自然界，實現人與自然萬物的協調發展。 （二）《禮記》教人發揚自己天賦的善良美德（「仁愛」），普愛人類自身和宇宙萬物，蘊涵著一種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友善相待的和諧生態思想，與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相一致，其現實意義是明顯的。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在自然面前的力量顯得越來越大，人類的行為舉止對自然萬物的生存越來越重要。因而，人類以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對待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發展至關重要。所以，只有以良好蜘合態、普愛的形式、有理性地對待眾生，才能實現自然界的生態平衡，人類社會和自然界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向著良性的方面發展，人類才能在社會中達到「止於至善」的完美境界。換言之，只有人內心存其「善」，才能有效地保證社會、大自然的和諧。應該說，這是一種人類將天地和合之道（「天命之性」）存主於人的心靈之中的情感體現。「有了這種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大情感，人類才有倫理秩序和社會責任，人的生活才能超越動物本能而具有善的意義」。這種善的美德就是人類合理有效地利用和開發自然，同時有義務維護好社會系統和宇宙系統的完整、穩定與協調。 （三）《禮記》對生物資源的合理利用和開發，對於現代倡導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有著極大的現實意義。既然人類視萬物為自身存在的前提，以普愛的觀念對待萬物，那麼人類對自然界的利用，就不是「涸澤而漁」式的破壞性掠奪，而是遵循自然規律，因時、因勢、因地，因人制宜，通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依靠合理而有效的管理和生產來滿足人類社會需要，同時保持動植物數量的平衡與協調。如今，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征服自然的野心越來越大，已經出現濫砍樹木、濫用資源的現象，造成了植被破壞嚴重、水土流失過多、資源浪費嚴重、環境污染加劇、生態環境惡化等一系列後果。所以，為避免這些現象的重複出現，甚至出現惡性循環現象，現代人在重視農業、工業生產和發展第三產業之時，要注重對自然資源的有效利用，保護生態環境，維持生態平衡，增強生態系統。 （四）通過歷史反思，《禮記》所蘊涵的和諧生態思想對於樹立正確的生態價值觀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儘管說近代科學技術給人類帶來了巨大財富，但同時出現了類似破壞生態環境的惡劣負面效應。現代不少學者已意識到，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中，工具理性並不能代替價值理性。佘正榮先生就指出「人類必須放棄技術樂觀主義的幻想，人類作為技術的主人，有責任指導和調整技術的發展。人們在利用現代技術干預自然體系時，要經常行使最大的限度感和責任感，要充分估計自己的行動可能給外部世界帶來了的各種後果，以及自己適應這些後果的能力。」於是，在提倡科技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之時，同時也要看到人類與地球的未來不能完全地、單項性地取決於科學技術進步，因為科技不能代替一切。當今，單純地、一擲孤行地追求科技效益和自身的利益，已不能長久地持續下去了相反地，生態價值觀所倡導的人們由對自然的控制轉向從整體、和諧上對人與自然關係的重新認識，將科學技術視為調節人與自然關係的中介，而不是作為征服自然的工具，讓科學技術向著「生態化」的方向發展，越來越深人人心。所以，從目前乃至未來而言，只有有效地處理好科學發展和人文關懷的內在聯繫，才能體現出人類生存的價值和意義。 （五）《禮記》所倡導的和諧生態思想的見解和做法，對於現代人們調整心態和樹立整體和諧觀有著深遠的現實意義。《禮記》所追求的由人的內在德性向天地生命本體的感通，折射出中國傳統思想是追求天人和諧，追求人的生命價值與天地運動的一體性的，這是一種崇高的人類智慧。應該說，隨著歷史的發展，人類更加重視宇宙的整體和諧性。那麼，如何才能達到宇宙的整體和諧性呢？其外在的歷時實現形式有兩種：一種是人類社會共同體從屬於宇宙的共同體，人類順應自然，按照天地運行的法則行事，天地萬物一體協調一種是人類遵循天地規律（「循道而行」），積極發揮人類的主動性，通過不斷認知和協調社會與自然界的內在機制達到人與自然的和平共處。不過，二者在本質上是共同的，那就是社會系統應該符合宇宙系統，社會秩序應與自然秩序相一致而存在，進而形成整體的和諧生態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