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政鋼：不要苛責郭沫若

　　做為一個中國現代文化的巨大存在，郭沫若一直是大家比較喜歡談論的話題。然，今之論者，往往將郭的一些表現往人品、良知、道德一類的「宏大敘事」上扯，對其多有垢病；特別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標杆，認為郭的人格操守有問題。其實，我個人認為，這些論述大多流於皮相，有些甚至除了情緒，沒有真相。

　　眾所周知，郭的文學創作發源於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創造社時期，在當時以詩人聞名。郭的性格中有著詩人的浪漫與血質，有著詩人的衝動、想像力和激情，也有著詩人的易變、好動和脆弱。其為人為文，均與這種詩人性格有很大關係。其思維模式是呈放射狀、多元且感性的，而非縝密的邏輯思維和嚴密的推理。

　　但是，這並不能否認郭具有天才地藝術創造力。《天狗》、《神女》一類的詩歌中所飽醮的激情，的確在那個需要吶喊的時代里起到了他應有地作用。同時，在中共「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後，遵照中共的安排，他流亡日本十年，又在歷史學和金石考古學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當時就號稱是甲骨學的權威「四堂」之一。抗戰爆發後，郭毅然回國，成為團結文藝界人士共同抗敵和反對蔣家王朝獨裁統治的一面旗幟。新中國成立後，郭又擔任了許多重要領導職務，一直是文藝界的一個代表性人物。在本文中，我將對郭的評述以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為界，分為兩個部分。

　　先說建國前。對於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位中共的領袖，郭沫若有著一種「士為知已者死」的情愫在裡面；其實這也是他做人的底線。的確，他在當今文壇上的地位，的確有賴於中共的追捧。但是，中共對他的追捧，是在中共處於在野時期就已經確立了的。而反之，當時在台上執政的是國民黨。如果郭沫若沒有救國救民的政治良知和理想，他自可以如周作人那樣選擇「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談狐說鬼尋常事，只欠工夫吃講茶。」的生活，至少憑著他當時的文名，如果說郭沫若是那種在政治上趨炎附勢地文人，只要他願意，他自可以過著安閑舒適地生活。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不會低；當個高幹或者說如蔣廷黻、張道藩一類文化技術類官僚，絕非難事。相反，他沒有這樣做，而是跟定了共產黨。在中共最為低潮，白色恐怖最為慘烈之時，跟著共產黨走了。要知道，那個時候干共產黨，不僅沒有錦衣玉食、金條美女、高官厚祿，而且是要掉腦袋的。跟著共產黨走，是郭沫若在中共最為勢衰之時的選擇，這一點雖是企圖抹黑郭的論者所不願意麵對的；但這，正是衡量和考驗郭沫若人品的最重要標尺。而且，終其一生，郭的政治操守始終是將自己與中共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然，在時下的世風裡，連周作人、胡蘭成一類的政治品行低劣地文人都似乎變得有些「可愛」了，可以同情和理解；但反觀對郭，卻是垢病不斷，倒真是怪事一樁。

　　同時，今之論者，往往拿他對蔣介石先生的態度前倨後恭來說事。說什麼前有《試看今日之蔣介石》中對蔣的憤然討伐，後有《蔣委員長接見記》中的對蔣的頂禮膜拜。同志哥，你要看到郭當時寫這後一篇文章是什麼時代背景啊！當時正是國共兩黨聯合抗日之時，蔣是國際國內公認的中國和遠東地區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統帥，是抗日的旗幟，這是事實。就連中共武裝紅軍也被改編為了國軍，其帽徽也由紅五星變成了「青天白日滿地藍」了；就連當時延安也到處懸掛著蔣介石的畫像，毛澤東也多次在公開講話和對外發表的文告中稱蔣介石為統帥，並曾高呼「蔣委員長萬歲」！郭沫若的這篇文章，其實正反映了他是一個有著強烈大局意識和政治良知的文人。郭沫若是為著抗日大局拋開了一已之私和個人恩怨，為著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因此，他的這一舉動，於所謂道德，不僅不是負分，而應是正分。

　　就是在中共在野的情況下，不管中共出於何種考慮，將郭樹為繼魯迅先生後的又一面文學旗幟（當然，在創造社時期，郭對魯迅有過攻擊，最著名的是說「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和「不得志的法西斯蒂」；此類攻擊，當時頗多，也並非個案，屬文壇紛爭的正常現象；有些後來稱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的人，也曾在當時攻擊過魯迅）；但是郭在文學和社會科學領域是一個有著巨大影響力和號召力的人物，這總歸是事實吧！而且，做為擁有強大政治和財力資源的國民黨，如果郭沫若能「反水」相投的話，他也是可以獲得巨大回報的；但是，郭也並未向國民黨示好以牟一已之私利。相反，面對國民黨的獨裁和黑暗統治，他在堅持抗戰大局的同時，也與之進行了毫不妥協地鬥爭。在抗戰勝利後，在決定中國命運的抉擇面前，他堅定地選擇了追隨著中共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奮鬥。1946年2月2日，他在國民黨製造的重慶「較場口慘案」中遭到特務的暴力毆打而致傷，這也是事實吧。

　　如果說，郭在建國以前的表現還為不愧為一爭民主和自由之鬥士的話；郭沫若在建國後的表現則呈現出非常複雜地特點，特別是他一些重大歷史關頭的表現，常被今日拿來說事。對此，我倒不以為然。

　　前文說到，郭在文壇和社會科學的地位，其實就是中共不「樹」，也是比較高的。這是公論。真無兩把刷子，依當時國共鬥爭之複雜和殘酷，豈能盡入兩黨之法眼。但是，郭在政治信仰上選擇了當時尚在野的中共，他在文壇上成為繼魯迅之後又一面旗幟的地位，是中共為他樹立和奠定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對郭是尊重的，稱其為「郭老」（即使是「文革」後期，毛澤東對郭的《十批判書》有意見，所寫詩中仍稱其為「郭老」）。「文革」中，周恩來在其手訂的運動中需要特別保護的重要人士名單中，就有郭。對於毛、周兩位中共領袖，郭是信服、尊重和崇敬的。從郭的角度來講，既有「士為知已者死」的道德訴求，更有服膺中共政治主張的信仰。換言之，一是共產黨尊重他（至少看起來是這樣），二是他本身就是一名中共黨員（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郭沫若在八一起義南下途中，經李一氓與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共。在汕頭失敗後輾轉到上海，經黨批准到日本。抗戰回國後，周恩來建議郭沫若繼續保持秘密黨員的特殊身份。直到全國解放後，郭才在1958年以所謂「重新入黨」的方式公開其在黨內的真實身份）。請注意，這種尊重和政治信仰與郭的詩人性格緊緊糾結了在一起，而無法將其單獨拿出來說事。終其一生，這兩點是我們窺測郭心路歷程的一把鑰匙。

　　中共建政以後，郭在文壇和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領袖地位已相當穩固。雖然他相繼擔任了一系列地領導職務，但大多屬於禮儀性和名譽性的，他的這個「文化班頭」多少具有政治花瓶意味。他其實並未掌握什麼實權，「位尊而實微」，更多地是作為一種象徵而存在的。這種定位，其實就郭而言也是心知肚明的。我們要知道，郭雖然是一個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但其實他更是一名共產黨員。因此，當黨需要他做為文藝界的代表而為黨在某個時期和階段的路線、方針、政策背書的時候，他既責無旁貸，也無可奈何。對於此，郭其實內心是清醒的。「一個作家發現自己在思想認識上同黨的觀點有某些距離，這是一件痛苦的事。……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黨員作家首先應該相信群眾、相信黨……更不可把自己擺在黨之上，以為自己比黨高明。」這是清醒如周揚同志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估計，郭也八九不離十吧。故而，黨正確時，郭也是正確的；黨犯錯誤，郭也會跟著犯錯誤。如黨說「胡風反革命集團」，郭自會說：「像胡風這樣的人，他二十年來，一貫地在革命的內部進行反革命的破壞工作，這是明知故犯、怙惡不悛的最頑惡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對這樣的反革命分子，我個人認為，應該嚴厲地鎮壓，比幾年前鎮壓反革命的時候要更加嚴厲地鎮壓!」；黨說「大躍進」時，郭自會編出《紅旗歌謠》；黨說「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時，郭自然會說：「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數字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黨說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他便會「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黨說要「粉碎『四人幫』」時，他便會說：「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黨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他自然是歡呼「科學的春天」來了！

　　熟知中共官場運作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在當下，對重大決策和方針進行「表態」仍然是中共政治生活的一種常態。參與「表態」的，除了普通群眾的，還有社會各界知名人士。這些決策和方針正確與否尚且不論，但「態」是必須要表的。無非是擁護、順從或者歌頌一類。在這一點上，這些「知名人士」的功用與郭並無二致。即使郭不去「表」這些「態」，自會有人取而代之去表。恐怕在當時，有好多正派人士也曾為自己不能去「表態」黯然神傷，而在心底里暗自忌妒著郭！拿這些個「表態」之言來對郭說事，未免顯得不太厚道吧。

　　如果說郭是所謂「風派人物」，那麼「文革」後期，正是江青集團得勢便猖狂，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實則是想將矛頭指向周恩來（周自己都因憂懼而對人言在其死後不要在其照片上畫「×」）之時，郭何不也象當時有些「大儒」一樣，投靠迎合即可？然，非也。張春橋、江青相繼找上門來，糾纏折磨郭沫若，要他寫文章「批秦始皇的宰相」以影射周恩來。面臨如此重大的政治選擇，面對不可一世的江青、張春橋，郭沫若卻始終保持沉默，這又如何解釋呢？

　　其實，就其個人而言，他內心的隱衷又有何人知曉。1967年4月，其三子郭民英在部隊自殺身亡，明明是冤死，他卻還是向組織寫信，作自我批評，說「我沒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其二子郭世英被北京農大歹徒綁架關押，他不敢過問，見到周總理也不敢告知，還言不由衷地說「我是為了國家好啊」！兒子後來被打死了，他還是不敢說一句話，只是默默地抄寫愛子留下的日記。郭在「文革」中的一些表現，時人也有不理解的。對於此，郭自己也很清楚。只是這些曲曲折折地情緒，被他隱藏在了內心的最深處。倒是在一些私下場合里，如與陳明遠等人的通信中似有所流露。晚年喪子，白髮人送黑髮人，是人之至痛。他內心的痛苦，更復與何人言說？

　　在這裡，還應說幾樁郭與毛澤東交往的公案。前文說到，郭在內心裡，對毛澤東是崇敬、尊重有加的。除了有對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共賦予其在文壇上崇高地位的尊重，也有對毛身為軍事統帥、政治大家兼詞書大家的偉大氣魄、宏韜偉略所折服，有在「個人崇拜」背景下將毛神化，進而有著視毛為封建帝王而將二人關係定格為所謂「君臣」之交的庸俗報效；當然，更有詩人之間的氣質心神相通。從詩風的浪漫主義色彩來看，毛澤東與郭沫若在性格上其實是頗為相投的。毛澤東在抗戰勝利後飛赴重慶談判時，郭與毛相談甚歡，郭見毛手上沒有手錶，順手將自己手上的「歐米茄」表取下贈與毛，結果毛將這塊表戴了一輩子；毛臨終時，這塊表仍在其手上。可以這樣說，郭與毛、郭與周之間，既有領袖與下屬之交，更有同道、同志之交。說得俗點，郭把毛、周視為「哥們」，有著中國傳統的義氣之交。為著兄弟，什麼事都可以做，什麼事都好商量。遇著個事情，只管幫著「哥們」說話；哪怕「哥們」錯了，也強詞奪理爭個贏道理。雖顯執拗，但這執拗，其實倒也有幾分可愛。建國後，郭在自己作品中有對毛的大量歌頌之辭；但這也與當時大的政治氣候是合拍的。其實就是我第一次讀到郭的「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機內機外有著兩個太陽。」（《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時，也不禁為郭的文采飛揚而感嘆和佩服。詩中所反映地大氣魄也只有郭才能寫得出來。詩中把毛澤東比作「太陽」，雖顯過分；但在那首《東方紅》1949年後響徹中華大地的語境下，我個人認為，並不「肉麻」。

　　至於1965年2月1日，《光明日報》發表毛澤東《清平樂·蔣桂戰爭》的手跡後，郭沫若寫讀後感《紅旗越過汀江》中說了這麼一段話：「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岩多寫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麼生動，多麼瀟洒，多麼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了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在這裡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原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心理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的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下了我們的眼前。」此話，歷來為人所垢病。不過，依筆者愚見，除了硬為毛澤東的筆誤說項外（郭其實也將毛澤東的錯處指出來了），其它話都是有所本的。1960年10月，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時任軍委領導的林彪明確地說：「現在的馬列主義是什麼?就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現代思想的頂峰」；而且郭此段話中的「四個第一」，也非郭自創，而是林彪所言。在當時，林彪的「頂峰論」已經是主流話語了，好象現在有些對郭有意見的人，在當時也並無什麼反對「意見」吧。在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當代思想的「頂峰」之時，毛澤東的詞與字成為詩詞和書法的「頂峰」（老實說，毛澤東的字和詩詞寫得倒真是不錯），不過順理成章而已。郭說出這番話，在當時，大傢伙好象也並沒覺得有多失格。

　　至於郭的那首流傳甚廣的給江青的獻詩；那個時候的「江青同志」，可謂紅得發紫，炙手可熱啊。「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一類的話語，可能是不少文藝界人士發自肺脯的喊過的吧！不說江青在當時文藝界的「旗手」地位，也不說當時人們對江青的醜惡嘴臉認識尚不清晰，就沖她是「老毛的婆姨」，依毛澤東當時的巨大聲望，恐不足怪吧。但郭這麼當眾即席說了幾句，就當個事了？這對郭來說，也太不公平了吧！

　　最後，關於對《李白與杜甫》一書的出版問題。大家認為，好象是郭為迎合領袖口味而故意拋出的。我倒覺得，毛澤東喜歡李白不假，但也不能說，郭沫若就不能喜歡李白，也不能說，郭就不能非要喜歡杜甫不可啊！要知道，那可是在「文革」時期，杜甫的詩就早列入了應被批判的地主階級思想之列了。同時，據載，毛澤東對杜甫的態度也是經常發生變化的。1914年毛澤東讀書筆記《講堂錄》中有這樣的一段話：「著書存者，以其實也。無用而存，以其精。韓柳杜之詩是也。不然，浩然煙海塞天地矣。」其中「韓柳杜之詩」即是指韓愈、柳宗元、杜甫三家之詩。1949年12月，毛澤東與蘇聯著名作家費德林在開向莫斯科的列車上談到杜甫時這樣評價：「他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人民詩人。他的作品是中國後人藝術欣賞的不朽文獻。杜甫的詩，代表了中國人民天才的獨特風格，也是給全人類留下的優秀文學遺產」（費德林《在列車上同毛澤東一席談》）。然而，1957年1月，毛澤東在和詩人臧克家、袁水拍等談話時說，「杜甫的詩有好的，大多數並不怎麼樣」，並直截了當地表示對杜甫的詩「不甚喜愛」。1958年南寧會議上毛澤東說：「光搞現實主義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願看」。

　　同樣，就郭沫若而言，他在1929年發表的自傳《我的童年》中寫道：「唐詩中我喜歡王維、孟浩然，喜歡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但他對杜甫也曾有過高度評價，1953年4月，郭沫若為杜甫紀念館的題聯是：「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在1962年6月紀念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五十周的大會開幕詞中，郭沫若稱李白與杜甫是「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但也批評了杜甫「每飯不忘君」的「時代殘疾」。在同年的3月份，郭沫若在廣州放言談詩，還直言不諱地說：「對杜甫我就不太喜歡，特別討厭韓愈，喜歡李白、王維。」(馮錫剛：《詩人郭沫若在「文革」後期》)所以，那種將郭沫若對杜甫評價的變化解讀為對毛澤東觀點的阿諛奉承是牽強附會，沒有直接證據的。

　　另外，前文也說過，郭習慣以詩人的浪漫和粗率來研究學術，故而其在社會科學如金石、歷史和考古方面容易出現硬傷，有些還錯得有些離譜（如那個所謂的「坎曼爾詩簽」，我在念書中可是寫進了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做為唐朝文化交流的佐證，「古來漢人為吾師」、「小子讀書不用心」之類）。但學術終歸是學術；學術一類的東西，還是回歸學術吧。動輒往「品行」上扯，竊以為不妥。

　　其它還有什麼「風流成性」一類，就更為不堪了。男女情事，家常里短，清官尚難斷其是非。此就更不值一提，也就不說了。

　　前文說了這麼多，我感到，今人對文化事件和文化人物的評論往往流於浮泛，說是「道德飆車」，倒還輕了；只能說是一種對於歷史的無知和輕狂。所謂「寬容」一類，更是不見。這種動輒以泛道德化的標準來衡量死者，動輒將他人用所謂「人格」、「品行」、「道德」來加以褒貶地作法，除了以他人人品的低劣來反證自己的崇高和洗清自己的污垢外，於「學術」無干，於「文學」無干，於「思想」更是南轅北轍。郭是具體的人，不假；但他更是歷史的，他的一言一行，要放在歷史的背景下加以考量。否則，以今論古，因語境與時勢不同，最終為兩張皮。要看清，郭的悲劇，其實是民族的悲劇，也是文化的悲劇。其作為，事出有因，更多地是性格（不是人格）缺陷，更多地是形勢使然，更多地是無奈（1949年後）。這裡面，有不為人所知的痛苦（如「受人冠冕，與人消災」一類的江湖道德感，如「入了黨，就是黨的人；就要替黨說話」的類似「投名狀」一類的原罪，如晚年喪子的悲痛）；有把毛澤東視為封建帝王的所謂君臣報效一類的「愚忠」思維（對毛的此種心態，就連中共元老葉劍英也不否認）；有年老斷腸的晚年心境，也更有「我為我心愛的人兒／燃到了這般模樣!」的愛國情緒與理想主義之糾結，但要說他的人格、人品有問題，我則認為有失公道、有失恕道、有失厚道。或者說，郭沫若的身上投影了一個時代，其為人為文，都是一個文化的個案，足以讓後人嘆息和嗟傷，讓人們看到，在那個時代里，人性的扭曲和戕害到了何種程度了！即使如郭沫若，也不能倖免；常人之苦，更甚更劇。姑妄評之，姑且論之，草率「戴帽」一類，都有失公允。而且，有些對著郭吐口水的道德家，其實也並無什麼道德崇高感；我之所見，就是這些個人或許艷羨郭之地位吧，「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人，當然羨慕奴隸。翻翻有些道德家在1949年後所撰之「檢討」、「向毛主席請罪書」、「交代」一類的文本，可能有些「肉麻」得讓人起雞皮疙瘩的話語連郭都不好意思說出口。只是，這些個雄文，在那個時代自無發表的園地；除了自己和「專案組」、「軍宣隊」、「工宣隊」、「人保組」一類的組織知道外，要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後燒掉銷毀，要麼被一風吹了——這就給道德家們說話留足了底氣。今之論者的許多認知，其實早在郭沫若生前即對此作了預言，「誣我前曾叛黨，更複流氓成性，罪惡十分深。領導關心甚，大隱入園林。//初五日，零時傾，飭令嚴。限期交待，如敢抗違罪更添。堪笑白雲蒼狗，鬧市之中出虎，硃色看成藍。革命熱情也，我亦受之甘。」能超過這些的觀點，倒還不多見。

　　郭也許並不偉大，但也並無有些論者所述之不堪。能以待平常之人的平常之心來照觀，厚道些，就行了；苛責一類，就免了罷。魯迅說，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郭亦應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