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這才是個合格的、真正的教師!」
讀了王棟生老師的《不跪著教書》、《前方是什麼》後,不禁掩書長嘆:「這才是個合格的教師!」
在我的心目中,「合格的教師」就是「真正的教師」。
長嘆之後,是深思和追問:「教師」這個職業意味著什麼?怎樣才無愧為「人之師」?教師,他(她)必會有、應該有什麼情感、心理、思維、觀念、修養、氣質和品格?
平常心,正常情——教師首先是有「人」的意識,是情感健全的人
王棟生老師的教育隨筆,常給人以震撼,《「模範」如是說》就是其中的一篇。文章談到了在教育表彰大會上,有「模範教師」介紹「經驗」,說自己如何為了「堅守講台」,而不顧家庭,以致妻子癱瘓,老父含恨而死,無暇關心女兒學習,連自己也延誤治療而落下終身殘疾……據說這就是教師的「無私奉獻」,云云。王棟生拍案而起,怒聲問道:「一個人,連妻子都不愛,連子女也不愛,連父母都不愛,卻說熱愛自己的『崗位』,愛自己的學生,這種話,你相信嗎?他的人生目的是什麼?他拋棄了所有的親人,只是為了能站在講台上?」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為工作犧牲親情,犧牲親人,這其實是一種變態的極端的個人主義,是極不人道的」,「至少是麻木和虛偽的」。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教師應當有正當的人性。一個人沒有『人』的意識,沒有正常人的思想感情,那就不能從事教育工作。」這裡提出的是一個重要的、基本性的教育觀和教師觀,也是王棟生老師教育思想的出發點和歸宿,即教育「要以人為本,要有人情,要體現人道精神」(《跑,還是別跑》),「不近人情」就「近於野蠻」(《昨天的故事》)。
而以這樣的失去「正當人性」的教師為「模範」的教育,就必然是「反人道的教育」,「它破壞的是基本的倫常,毀滅的是人性」。王棟生老師質問道:「教育的目的是什麼?難道是為了讓學生都成為連生命也不知道珍惜的人,成為六親不認的人?」
問題是這樣的「六親不認」的教育,在中國是自有傳統的:古有「存天理,滅人慾」的假道學,現代有「只有國沒有家,只有領袖沒有父母」的「革命加拚命」的教育;而在這個利己主義泛濫的當今社會,鼓勵這樣的「無私奉獻」的「模範教師」,就具有更大的虛偽性,其實質不過是「對流汗流血的人強調『奉獻』,對淌膿流『香汗』的人卻總能『按需分配』」(《何不彈鋏而歌》),因此那些主持表彰會的教育部門的各級官員自己是絕不會這麼「無私奉獻」的。
這就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提醒:要警惕那些「偽教育家」(《遍地「教育家」》),要明確地指出,那些新時代的假道學都是不合格的教師,真正的教師必須和他們劃清界限。魯迅早就說過,「偽士當去」。「去偽士」,包括去偽教育理論,也是中國教育的當務之急。
因此,王棟生老師斷然拒絕了把教師比作「春蠶」、「蠟燭」的所謂「奉獻」論。這種理論竭力渲染教師工作的「悲壯」性:「似乎這不是一種令人尊敬的職業,這是人要為之犧牲的一場苦難,是一條殉道者的路。」然而,這是地地道道的偽理論,不僅它的提倡者自己都不準備實行,而且它和中國歷代統治者一樣至今還津津樂道地宣揚「安貧樂道」論,這是一種駕馭術。那些「衣冠楚楚的各級官僚」,他們「穿著絲綢」,放縱地享樂,「希望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像春蠶一樣默默地吐著有用的絲」。
不,我們不是「春蠶」和「蠟燭」,我們是「人」,我們有「人」的意識、情感和慾望,因此,我們懂得如何維護自己的「人」的權利,絕不為官僚們去做「無私奉獻」;我們也「知道自己的生存價值」,不需要官僚們來「教」我們如何認識教師工作的性質和意義。「我們不僅是莊嚴的勞動者,而且是愛的使者,因為有我們的工作,孩子們變成有感情的人,懂得會尊重人的人」(《別再稱我們是春蠶,好么》),「教師是一種適合我的職業」,「一個人在做他所熱愛的事,也就談不上什麼『奉獻』;我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也同時享受自己的選擇:如此而已」(《這是一種適合我的職業》)。
「人」的教育,應該由感情正常、健康、豐富的「人」來承擔。
我喜歡,心靈震顫,眼眶濕潤——教育的快樂在每天接觸到的細節中
王棟生老師教育詞典中最重要,卻往往被人忽略的詞語是「我喜歡」:「我喜歡有感恩之心的孩子」(《感恩之心》),「我喜歡富有同情心和愛心的學生」(《善良的心是一盞燈》)。他在一篇文章里,也提到我最喜歡聽他「講講學生的事」,而且「還是美好的故事多」,這樣的「美好」總讓我們心熱眼紅,「像個孩子一樣,任淚痕掛在臉上」(《感恩之心》,《老師,我的神》)。
剛剛遠行的商友敬先生看了王棟生老師寫的《告訴你幾個故事》也「潸然淚下」,特地去信說「能流淚的老師是幸福的」(《致吳非》)。
我手頭就有這麼一篇《很小的事情》,還沒有收入王棟生老師的文集,是我從2008年2月22日《新民晚報》上小心地剪下來,並珍藏在我的文件夾里的——說「小心」,說「珍藏」,是因為我從這短文里撫摸到了一顆教師的「大心」,並深受感動和觸動。
還是先抄錄開頭的一段文字——
「學生遲到了,他面帶愧色,站在教室門口輕輕喊了一聲『報告』。他很尷尬:喊輕了,老師聽不見,聲音大了,又怕驚動大家。教師發現了,也只輕輕地一點頭,讓他回到座位上去。他已經知道遲到妨礙了大家,你儘可能不要多問,你的目光甚至沒有必要停在他的臉上。我對這樣的學生印象很好。這樣的學生總是很注意個人修養,他們總是想到自己的行為不能妨礙別人。這樣的品格,以後是可以在一個文明社會立足的。」
我感動,自然是因為從「很小的事情」上看到了今天中國普通中學生心靈的閃光,作為一個關心中國教育、中國年輕一代,以及中國未來,並因此常懷憂慮的知識分子,我從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文明的幼芽,愛的幼芽還在,就如王棟生老師所說,「當今之世,中國有這樣的學生,可以證明實施真正的素質教育是有可能的」(《學生給教師上了一課》),我真的感到說不出的欣慰。
我感動,更因為能夠發現這樣的「很小的事情」,為之感動,並深思其意義的教師,也必有一顆「仁愛之心」。更重要的是,這是完全自覺的努力,王棟生老師說:「教師要重視培養學生仁愛的稟賦。」這就需要教師有一顆「仁愛的心」。有了這樣的「仁愛的心」,就會有這樣的胸懷和眼光,去「發現」學生身上愛的萌芽、文明的萌芽,並精心呵護與培育,助其成長(《善良的心是一盞燈》)。這真是一盞「燈」,給中國教育以真實的希望。
而教師自身,也從中獲得了教育的意義,以至生命的意義。王棟生老師說:「只要能經常發現這樣的孩子,就會覺得既幸福又平常」(《感恩之心》,「教育的快樂從哪裡來?就在每天接觸到的這些細節中。」(《這是一種適合我的職業》)
問題是,並不是所有的老師都能隨時注意到這些細節,並受到感動,更不用說深思其意義了。這也正是王棟生老師最感痛心和寂寞的。他說:「對教學工作的機械重複,對學生的冷漠,對生活的冷漠,是對(教師)職業的褻瀆。」(《教師要有精神追求》)他還嘆息說,今天的教師缺少的是「審美」的需求和感受力(《在實踐中反思》),其中一個方面,就是不能用審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學生,發現其內心和行為的美,更不用說去培育美了。而不能發現和欣賞學生的美的教師,也一定不能享受教師職業之美。
王棟生老師說:「我喜歡孩子」,「看著他們清澈的眼睛」,「我的心靈常常會有一種震撼,我的眼眶會莫名其妙地濕潤。」(《第一滴污垢》)
讀到這裡,我的眼眶也「莫名其妙地濕潤」了。我對自己說:這就是一個真正的教師的情感!我曾經在很多場合都談到,人活著要永遠保持一種「黎明的感覺」,每天都是一個新的開始,每天都以「嬰兒的眼睛」去發現新的世界、新的美。在我看來,教師的「黎明的感覺」,就是每天都能從學生身上發現新的美,並時時受到心靈的震撼。這樣,教師的生命就能永遠處於新生的狀態,即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這裡,還有中小學教師所特有的生命意義和價值。這也是我多次談到的,中小學學生正是人生的「黎明時期」(我經常的說法是生命的「春天」和「初夏」時節),這也是一個人生命發展中最為純凈、最具活力的一個階段,即使說今天的中學生已經受到了令人痛心的污染,但他們依然是相對單純的。天天和這樣的生命相遇、交流,中小學教師正可以從中吸取生命的元氣和活力,而使自己的精神永遠年輕。我們在中小學校園裡經常可以遇到那些老教師,他們「在長年從教後仍然能保持對新思想新事物的敏感,能對未知領域不停地探索,能始終對教學保持濃厚的興趣,並永遠有一顆赤子之心」。王棟生把它稱作「熱愛的稟賦」(《教師要有精神追求》)。
這「熱愛的稟賦」,是來自隨時隨地發現、欣賞並培育學生心靈美的襟懷、眼光和能力、習慣的,這是教師的基本素質和稟賦。王棟生老師說,教師職業適合他,他自願選擇當教師,就因為他具有這樣的基本素質和稟賦,並在學生心靈美的發現與培育中,享受到了無窮的樂趣。這是他能夠成為一個合格的教師、真正的教師的秘密所在。
大憂慮,大恐懼——當「教育為立國之本」的觀念成為思維習慣時
王棟生老師不僅有大歡喜,更有大憂慮、大恐懼:「我畏懼,我擔心。我們能把這個孩子教育成一個人嗎?這孩子純潔的心靈究竟會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會被什麼樣的人,以一種什麼方式,灑上第一滴難以抹去的污垢呢?」(《第一滴污垢》)
就是說,王棟生老師在進一步思考與恪守教師的職責時,不能只局限於校園的細節,而要放眼觀察、感受教育的環境和生活的世界。他的大憂慮、大恐懼就是這樣產生的。
我們關注的是,作為一個教師,他究竟憂慮、恐懼什麼?這又反映了怎樣一種思維、觀念和精神呢?
他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把乞丐趕出特區》的標題,愕然想到:「我們的下一代會不會變成沒有同情心的冷血動物呢?」他說:「一想到我們的學生有可能因為錯誤的宣傳而學會在人民的疾苦前閉上眼睛,我就感到憤怒。」(《誰「趕走」誰》)
他看到一個孩子在玩殺人的電子遊戲,聯想到電視里充斥的帶有血腥暴力的影片,立即奮筆疾書:《不能讓兒童接觸殘忍》。他說:「一個孩子從小就可以那樣不經思考地去剝奪別人的生命,雖然不過是在虛擬的場合中,但是從對少年兒童的教育出發,必須考慮到:任何缺乏人道精神的暗示都會讓他們變得缺乏人性,走向野蠻。」
他聽到父母教育孩子:「出門小心,外面壞人多。」第一個反應是:「孩子從小不懂得信任,是最可怕的事」,「如果沒有對人世間的愛,世界在人的眼中也就沒有了善良。」(《如果孩子不懂得信任》)
他聽報告,聽到一組吹牛的數字,聯想到商家在吹牛,官員在吹牛,教育家也在吹牛,這似乎成了「一些人的生存基本需求」,人們已經見怪不怪了;但他不能。他說:「我之所以特別憎惡吹牛者,是想到當今孩子們思想混亂,他們的許多錯誤判斷正是來自吹牛家的胡說八道。牛皮家吹出來的任何東西,都有可能搞亂學生的思想。」(《有緣有故論吹牛》)
在談到學校招生腐敗時,他說:「我最怕的是我們的學生過早地知道這些故事。可是現在的學生還有什麼不知道的?」他因此而感慨:「在這類問題上,學校傷害了多少學生?」(《老紅軍的難處》)
他還為「官員當著教師、學生面前念白字」而感到難堪,覺得這是「糟糕」透頂的事。官場的許多「潛規則」更讓他感到不舒服和十分的「遺憾」,也是因為「這些事過早地讓孩子面對,會給他們的心靈蒙上難以擺脫的陰影」(《先生,你怎麼說話》)。
他甚至害怕學校的牆上掛某些「大人物」的照片,因為「如果讓學生每天都在某些以權謀私、貪污受賄、不學無術的嘴臉下走來走去,對孩子們純潔的心靈將是多大的傷害啊」!(《如今怎樣當校長》)
他說,他經常為社會的各種問題「魂牽夢繞」,弄得「無處藏身」,就是因為「當今糾纏社會的許多問題,如環境污染、安全生產事故、犯罪、漠視生命、落後習俗,等等,最後無不歸結為人的素質差」,「無不歸於中國教育落後」(《沉重的話題》)。
王棟生老師作為一個雜文家,他的這些社會批評文章得到廣泛讚譽,其意義自不待說;但我想強調的是,他的社會批評有一個基本的「教師」的立場和眼光。所有的社會問題,在他那裡,最後都歸結為教育問題,所有的社會危機,最後都歸結為教育危機。因為在他看來,社會的腐敗,教育的腐敗,其最大危害,其罪惡滔天,不能容忍之處,並且讓他憂慮、恐懼之處,就在於它會污染、傷害了孩子的心靈,這無異於對國家、民族未來的「謀殺」。他說——
「教育上的任何舉措都有可能影響社會風氣的變化。」(《欣聞取消「重點班」》)
「『教育腐敗』比『司法腐敗』更可怕。教育為立國之本,如果根本發生動搖,不但我們畢生的奮鬥將變得毫無意義,幾代人的努力也將付之東流。」(《如今怎樣當校長》)
「教育的任何不負責任的言行,都會記錄為歷史痕迹,一朝悔悟,如同手上沾過無辜者的血,心靈的陰影一輩子也洗不凈。」(《「不是愛風塵,又被風塵誤」》)
「中國的教育將往何處去?明天,誰來建設這個國家?這些問題,如果我們不思考,也許就沒有人去思考了。」(《前方是什麼》)
「教育為立國之本」的理念,對許多人,許多所謂的教育專家和教育官員,不過是一種宣傳口號。但在王棟生這樣的自覺的教師這裡,卻已經融入他的生命,成為他的思維習慣——如以上所引述的他的那些文章所表明的那樣,遇到任何問題,他的第一反應,就是這將污染學生的心靈,造成教育危機,從而動搖「立國」的根本。
正是這樣的將教育危機與民族危機視為一體的思維,構成了他的「大憂慮,大恐懼」的心理意識。
由此產生的,是一種自覺的承擔意識。——我們在前文談到,王棟生老師從發現、欣賞和培育學生心靈美中,享受快樂和感悟人生意義,這是教師職業對他自我生命的一種承擔。而這裡,當王棟生老師面對學生心靈被污染和傷害的教育,和民族危機所產生的「我們不思考,就沒有人去思考」的歷史使命感時,就引發了他對教師工作的自覺承擔,以及對民族的現實和未來,擴大了說,是對人類未來的自覺承擔。
現在,我們可以總結說,王棟生老師之所以自願選擇教師這個職業,併產生終身不變的「熱愛」,就是出於這樣的對自我生命,對教師職業,對國家、民族、人類未來的三層承擔意識。王棟生老師因此提出了「教育守望者」的自我命名,並且強調,這是「神聖莊嚴的工作」,「需要宗教般的執著精神」。這樣,對王棟生這樣的老師來說,教育已經成為一種信仰。
王老師說得好:真正的教師必定是「有信仰的、站直了的人。」(《前方是什麼》)
獨立,創造與尊嚴——我美麗,因為我在思想
「站直了的人」,這是王棟生老師教師觀的一個關鍵詞,他那句名言——「不跪著教書」所表達的也是這樣的教師觀。其出發點、著眼點依然是學生和民族的長遠發展,「如果教師是跪著的,他的學生就只能趴在地上了」(《我美麗,因為我在思想》),「如果教師跪著教書,中華民族也站不起來」。
而「不跪著教書」一語竟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則是因為擊中了當下中國教育的要害。所謂應試教育的實質就是「人」的工具化與奴化,而教育的官僚化、衙門化更是「不把教師當人」,「不拿學生當人」(《官場陋俗進學堂》)。這是當下中小學教育的兩大問題,都和人(教師、學生)的獨立性、主體性的喪失,人的民主、自由權利的缺失有關。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在權力的淫威下,許多教師、學生自己不把自己當作人,自覺地爭當考試機器的「螺絲釘」和官僚體制的奴隸,以致奴才,以求分得一杯羹。因此,「站直了」的一聲吶喊,才如此地振聾發聵。
而作為教師自身來說,能否「站直了」、「不跪著教書」,關鍵又在於教師是否有獨立的思想。
於是,就有教師應當是「思想者」的命題的提出,所要恢復的是兩個缺失了的知識分子精神和教育精神。
一是獨立的批判、懷疑的精神。王棟生老師提出了一個人們很少想、卻非想不可的問題:「如果學生對教學內容不敢有個人觀點,如果學生連校政都不敢評論,把教師、家長的話奉若金科玉律,如果學生對社會灌輸給他的任何東西都『堅信不疑』,會有什麼結果?」回答是,「學校只能教出一群精神侏儒,只能培養馴服的思想奴隸」。問題還可以再問下去:如果一個民族的下一代,都是這樣的精神侏儒,思想奴隸,這個民族的未來又如何?王棟生說他時有「不寒而慄」之感(《人,不能和野獸一樣》)。這類問題追問下去,是無法讓有良知的教師心安的。
結論是「培養學生的懷疑精神,是為他們打好人文『底子』的重要措施。這個任務只有思想者才能完成」(《我美麗,因為我在思想》),「培養獨立思考的一代,是教育最重要的任務。中國需要大批有獨立思考精神的教師來做『瞞和騙』的掘墓人」(《不要跪著讀》)。
問題又產生了:如果我們的教師自己思想就不獨立,不但不做「『瞞和騙』的掘墓人」,而且還助紂為虐,推行「瞞和騙」的教育,那後果又如何?王棟生老師回答說:「在『瞞和騙』中長大的人,思維是會有缺陷的,而一旦覺悟,就有可能轉向虛無,什麼都不信。」(《不要跪著讀》)——由盲信、盲從到虛無,這不正是當下中國校園輪番上演的教育悲劇嗎?
魯迅說,中國「早就應該有幾個」走出「瞞和騙的大澤」,敢於「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的「兇猛的闖將」(《論睜了眼看》)!當下中國教育也正呼喚著這樣的「兇猛的闖將」。
其二,是獨立的創造精神。王棟生老師在一篇文章里同時提出了兩個教育命題:「教師應當是思想者」和「教師應當是創造者」。這兩個命題其實是有內在聯繫的,這就是思想的意義、價值和樂趣,全在於創造。王棟生老師說:「我們的教學需要創造的激情。教師應該有這樣的追求,即在教學中培養學生的創造意識,讓他們成為『具有想像力的人,有辦法的人』,具備這樣的素質,他們在任何環境中都不會喪失創造的激情。」
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這也是王棟生老師語文教育觀的一個核心,特別在作文教學方面更是做了許多成功的探索。這裡還要說的,是他自身就是一個極有創造力的教師,他要求自己「每天都得有些期待,每次上課都想到能不能『再朝前跨一步』,期待有新的發現」,他說:「如果沒有創造的意識,教師職業有什麼意思呢?」(《這是一種適合我的職業》)——這又是人們很少問,卻又是非問不可的問題。
於是,就有了這樣一句話:「我美麗,因為我在思想」,而且是創造性的思想。在這詩意的表達背後,是一種作為有思想、有追求的教師的職業尊嚴感。「自尊」是王棟生教育詞典中出現得最為頻繁的詞語之一。他說:「我從不認為自己的職業無足輕重。」他有一篇告誡年輕教師的文章,第一誡就是「要時刻想到,你的工作是無可替代的」(《誡徒》)。他這樣引述哲學家羅素的話:「自尊,迄今為止一直是少數人所必備的一種德性。凡是在權力不平等的地方,它都不可能在服從於其他人統治的那些人的身上找到。」並且還說:「人只有把自己作為具有獨立意志的公民而不是任人驅使的工具,社會才可能進步。」(《〈前方是什麼〉自序》)前面說官僚化的應試教育不把教師當作人,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摧毀教師的自尊心。正是為了反抗這樣的權力歧視,王棟生老師把有沒有教師的職業尊嚴,視為教師是否「站直了」的一個標誌,他最鄙視的就是某些教師的自輕自賤。他說:「教師沒有自尊是最可怕的。一位教師如果到了沒有自尊的地步,作為教師他的職業生命已經結束了。」(《你為什麼釋放粗鄙》)
他把教師的尊嚴,稱作是「勞動者的尊嚴」,他說他和「周圍的人」都「堅守誠實勞動的信念,在這樣的勞動中,學會做人,保持人的尊嚴和善良」,他堅定而自豪地表示:「不管社會價值判斷發生怎樣的變化,我都會和那位民工一樣,選擇流汗。」他堅信,「勞動使人能夠有尊嚴地生存,同時從勞動中,人獲得知識的教養」,「被引入到一切高尚之境」(《敬重誠實勞動》)。
這裡有兩點很值得注意。一是王棟生老師把教師的工作和民工的工作作同等的看待:都是普通的自食其力的「流汗」者。這使我想起了魯迅的話,他說,作家的寫作和「農夫耕田,泥匠打牆」一樣,都是做「有益的事」,「得一點不虧心的糊口之資」(《徐懋庸作〈打雜集〉序》)。這裡,顯然有一種可貴的平等觀,由此產生的是教育平等觀,這也是王棟生老師教育思想中很重要的方面。而我想強調的是,由此而顯示的王棟生這一代有知青背景的教師和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普通勞動者的血肉聯繫。王棟生老師曾深情地回憶,他在農村當代課教師(這是他教師生涯的開始)時,正是「貧苦農民的善良讓我看到了高貴的寬容」,懂得了「同情」、「善良」這樣的「近於本能的基本情感」的價值(《善良的心是一盞燈》)。他因此而領悟了教育的真諦:教育「要從了解我們賴以生存的土地開始,從你接觸的每一位憑著誠實的勞動養活全家的人開始,從平凡的生活中解讀人的情感開始,從逐漸了解用血汗寫就的幾千年文明開始。」(《祖國的歌》)——也許我們的討論到這裡才觸及到王棟生老師其人、其思想的根和他的尊嚴感,他的獨立思想、意志、人格,他的仁愛之心,他對教育,特別是對語文教育所有獨到、深刻的思考,都來自我們這裡所說的「和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普通勞動者的血肉聯繫」,和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知識、文化的血肉聯繫。他要維護的,正是教師作為「勞動者」的尊嚴,這同時也是「知識者」、「思想者」的尊嚴。
於是,我們又注意到另一個要點:王棟生老師對「教養」與「高尚」的強調,這也是他的教育詞典里的基本語彙,構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獨到方面。他有一篇文章,題目就叫《理直氣壯談「教養」》。他說:「現今學校教育在過於重視學科成績的同時,忽略了『教養』;而『德育』的形式內容繁多,又偏偏忽略了『風度』。」他說他「痛心於這樣的現實:一方面,家長望子成龍心切;另一方面,他們卻認識不到,一個沒有教養的孩子今後在文明社會寸步難行」。他說:「在這個世界上,可以沒有貴族階層,但是不能沒有紳士風度;在喪失了紳士風度的社會,文化教育至多也只能起到油漆的作用——粉飾塗抹而已。」——這都是痛切之言,沒有直接說出的是教師的「教養」和「風度」。其實,按王棟生老師的一貫思路,學生的教育關鍵在教師,對「教養」和「風度」教育的忽視的一個根本原因,是今天的教育者,許多教師、校長、教育行政官員,自身就沒有教養與風度。熟悉王棟生老師的朋友都知道,他對人的一個基本評價標準,就是有沒有「教養」和「風度」。這是因為,在他的心目中,教育是一個「高尚」的職業,它在本性上就具有高貴的氣質。因為勞動是高貴的,思想是高貴的,創造更是高貴的。
不可不慎——一切為了學生,一切都關乎下一代成長
這是王棟生老師所講的教育故事中,最讓人感動、深思的一個細節:「某次我們在對一本論文專輯作最後校對時,發現一位學生的論文中有一部分內容是抄襲的,如果在平時,我們會抽去這篇文章,同時會對學生進行適當的教育。可是這一次情況不同,因為此時距高考僅有四五十天,而該生本人也看過這份校樣了。如果採取行動,有可能強烈刺激這位學生,使她的事暴露在全年級面前,影響她的高考,從而影響她的未來。但是如果按原計劃編髮這本專輯,我們將承擔編輯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決定不撤下這篇文章——儘管我們會因此而受到非議,但是一個孩子能夠比較順利地通過人生關口,進入高校學習,能在以後的學習階段改正缺點,這還是『合算』的。為了保護一個孩子,教師就作出了犧牲。」(《一切為了學生》)——這是一個不同於一般教育原則的特殊處理,看起來有點「出格」,但它背後的教育理念,卻是值得注意的。這就是學校教育有一個絕對的教育原則:「一切為了學生」,「學生的成長需要」是高於一切的,學校的一切教育行為,都要從「是否有利於學生的成長」這一點為出發點和歸宿,必須著眼於學生的「長遠發展」,教師的天職就是「保護」學生,為他(她)一生的精神成長、生命發展,為他(她)的前途負責,替他(她)著想,即使因此自己作出「犧牲」也是值得的。
這裡,還可以舉出一例。王棟生老師有一篇《通過封鎖線》的文章,其中說到自己「平時倡導學生『自由地寫』,可是到了高三,我不能不教他們一些應試技巧,不得不教他們一些俗招,以幫助他們通過『封鎖線』。我看不起高考,但是我的學生要上大學,我的任務之一是幫助他們獲得進大學的門票(這個說法很俗氣,但是如果要把這個問題說的鄭重其事,也未免太沒有見識了)」,「因為選拔方式是考試,學生不得不受這樣的訓練」,「他們要的是『分』,只要過了這一關,新的天地就出現了,他何必要拿自己的前途去冒險呢?作為教師,何嘗希望自己的學生平庸?不得已也!」他最後說:「高中完成兩個任務就很好:一是在培養語文素養的同時給他一粒人文精神的種子,一是設法幫他搞到一張進大學的門票。」——我讀了有「驚心動魄」之感:我看到了一個有思想的真正的教師(也就是我說的「合格的教師」),在現行教育體制下的真實而深刻的痛苦。他們必須在堅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信念和教育體制的現實之間作艱難的選擇,最後只能作出一定妥協,選擇折中的二元目標。其理由只有一個,即不能為了自己的理想、原則,拿學生的前途冒險。這又是一個「為了學生」的「犧牲」,在「無奈」中依然有「堅守」,堅守教師的基本信條——學生的長遠發展就是教師的生命。
這裡還有一個合格的教師、真正的教師的真實的故事。一位農村教師堅持進行語文教育改革的實驗,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儘管受到了異乎尋常的壓力,他依然堅持下來。但到了高三,他卻最終停止了實驗。他在「最後一堂課」上對學生這樣說:「你們畢竟生活在一個一考定終身的國度,你們都是農村的孩子,你們更需要通過考試去圓你們祖輩幾代人的大學夢,那還是一種生活的渴望。你們明白嗎?我沒辦法不停止,我不能拿你們的未來去做一種教育實驗,我不能!可是,我知道,你們也知道,我們犧牲了什麼!今天,我向你們鄭重道歉,請你們原諒我這個朋友真誠的無奈!」這位教師最後說:「但我沒有放棄,後來的複習,我也一直在戴著鐐銬跳舞,而且想盡量跳得好一點」,「我愛你們,愛你們每一個人。也正因為愛,我一直沒有放棄,我將來也不會放棄。所以,將來,無論你們面臨什麼困境,無論多麼的無奈,無論怎樣的屈辱與絕望,也不要放棄!」(梁衛星:《未來,我們永不放棄》,載《學習博覽》,2008年4期)——這裡的「我沒辦法不停止」的無奈,「鄭重」的「道歉」,以及「絕不放棄」的誓言和囑咐,多讓人動情和動心,這就是把「一切為了學生」的教育理念化為生命選擇的合格的、也是真正的教師的愛!
和「一切為了學生」相關,還有「一切都關乎下一代成長」的理念。王棟生老師說,「校園裡發生的一切都可能成為實際的教育行為」,「學生在校的全部活動,都可能是接受教育的過程」,「教師直接和學生接觸,事無粗細,都可能是榜樣,行政部門在教育管理上的做法,也會成為實際教育內容。因而不可不慎」,「教育事關人格修養,人格尊嚴往往就在細微處體現出來」,「一些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學校里有可能誘發難以想像的後果」。結論是:「在教育問題上,沒有小事,一切都關乎下一代的成長。」(《一切為了學生》,《教育無小事》)
王棟生老師有兩篇討論教育上的「小事情」的文章,都讓我感動不已。一篇是《小睡有何不好》,有學校在教室後面設置「觀察座」,讓上課睡覺的學生坐到那裡去,王棟生認為「這種做法不尊重學生人格,而且不顧學生的健康」,並提出異議。他自己上課時,發現後面有位學生睡了,小聲喊他,他沒醒,想到他也許實在是累了,怕他著涼,就請同座幫他蓋件衣服。學生醒了,神情內疚,王老師安慰說:「少聽幾分鐘語文課不要緊,萬一生了病,損失就大了。」王棟生老師在一次教師學習班上講了這件事,下面遞上條子,質問「你憑什麼認為語文課少聽幾分鐘不重要」?一件小事,不同的處理方法和看法的背後,是不同的教育觀。還有一篇《你小時候是第幾名》,反對按成績給學生排名次,觸動我的是這樣幾個問題:「那些名次在後的學生,他們的精神壓力和內心痛苦,教師揣摩過嗎?傾聽過嗎?教師為什麼不體驗體驗呢?」這幾個問題是可以、應該問一問每一個教師的:你揣摩、傾聽、體驗過學生的感情嗎?得出的結論,更是嚴峻得讓人猛一聽很難接受:「我至今仍然認為,對這一問題的態度,決定了一個人能否擔當教育重任。」但仔細想想,這裡確實有對教育本質的最深刻的體認,是一件「小事」里的「大問題」。
至於這一篇《這些都不是小事》,就更讓我羞愧了。「我當了這麼多年的教師,從來沒有讓學生寫過『日記一則』、『假期日記』那樣的題目。學生雖小,也要給他們灌輸權利意識,私人的東西不要隨便給別人看」。教師經常對學生說:「你下課到辦公室來一下」,「為什麼不考慮學生的感受呢?能不能這樣說:『您願意下課後到我辦公室談談嗎?』或者『如果你有時間,放學後請到我辦公室來一下,好嗎?』事情也許就會是另一種結果了。這是對學生的尊重,教師也應當通過這樣的語言方式使學生獲得教養。」——坦白地說,這些都是我這個有40年教齡的老教師從來沒有想過的,但我為什麼意識不到這背後的教育問題呢?這難道不應該引起反省嗎?據說有人認為這是「小題大做」,王棟生回答說:「學生年紀小」,我們如何對待他,絕非「小題」,必須「大做」,「在這樣的年紀,要給他們的心靈多種幾粒善良的種子。在以後的歲月中,當他們回望童年、少年時代,他們就會對人世間充滿感激,並可能把善良和愛傳播給更多的人。」他最後歸結為一句話:「這是教育。」真的,這已經說盡了一切,無須多說了。
我終於懂得了一個合格的教師、一個真正的教師,他不僅眼界開闊,身有鐵骨,而且心細如髮,情柔似水。
凄涼,迷惘,悲憫,困惑——面對教育危機的失職感
這又是一個出人意料的教育故事。學生考取了大學,一再寫信表示感謝,王棟生老師卻沉默不言,最後寫了封回信,直言自己的內心感受:「當你們為獲得高分進入大學而興奮時,我的內心竟是一片凄涼和迷惘。」為什麼?因為學生為了高分失去了自己的腦袋,除了教科書「已經裝不下其他有價值的東西」,一切「聽老師的話,跟老師走」。「我希望你能考上大學,卻不希望你以這樣的狀態考上大學」,「你並沒有完成高中階段的學習任務」。「我沒能在有限的時日內引導你接受正確的學習理念,使你缺乏發現與創造的意識,以致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無法超越我,我因此感到失職」,「我在悲憫中會有一種困惑:教育究竟是什麼?」(《你為什麼不苦惱》)
這是一個有思想、有追求的教師在現行教育體制下的深層次的苦惱與困惑。教育,中學教育,難道就是為了讓學生以高分上大學嗎?這是評價中學教育成功與否的唯一尺度和中學教師的唯一追求嗎?中學教師究竟是幹什麼的?
這可能是王棟生老師寫給另外一個學生的信:「做教師的,總是說喜歡學生(我們在前文已經說到,王老師最愛說『我喜歡』——作者注),可是我得對你說真話:我不喜歡你。」—— 一個視教育為生命、信仰的教師,要對學生說這樣的話,是極困難、極痛苦的。王棟生老師為什麼這麼說?他「不喜歡」的是什麼?在這「不喜歡」背後又隱含著怎樣的理念、心理和情感呢?
王老師的這封信有一個標題——「我不喜歡你的世故」。「我厭惡的是你身上沒有學生氣。無知並不可怕,庸俗則無藥可救」,「你總是能迎合宣傳需要,起草『決心書』,在年級、在全校發倡議,你成了社會活動家」,「你不懂得尊重別人,你缺乏平等意識」,「只有對你有用的老師,你才會表示敬畏,雖然那也是假的」,「你這麼小年紀就知道要當兩面派,知道要左右逢源,知道要察言觀色,知道要『巧幹』,一個十八歲的人,竟比他的老師世故,這才是可怕的」。在另一篇《如今少年老成精》的文章里,王棟生老師更表示,過去「怕學生高分低能」,「現在最怕看到『高能人精』」,可怕之處,就在於成年人的「權力病正像瘟疫一樣侵蝕著幼小的心靈」!更讓人恐懼的是,「一個人二十歲就立志滑頭,三十而老於世故,四十已大奸似忠,五十而扮正人君子,可作『關心下一代』狀……」那將是怎樣的人生和社會?這又是怎樣的教育?
《你不該太功利》一文,揭示的也是一個可怕的現實:學生自覺維護應試教育,反對教育改革,「教師在戰鬥,而學生搖起了白旗」,公開宣言:「堅持『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百年不動搖。」
《致一個所謂的「另類」》一文,更讓人讀得心驚肉跳:表面上這是高中生中的「有思想的人」,「經常表現出義憤」,「敢表達自己的意見」,「對別人對社會有著過高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則抱著混世態度,認為但凡牽涉自己的事,都可以不必認真」,到處宣揚「不作弊吃虧」,「有幾個污點沒關係,『只要混得好就行』」。
問題是,這裡所說的學生,都是學校里所謂的「尖子」,在現行體制下,他們是最容易考上大學的,名牌大學也是向他們敞開的,他們中許多人實際上是被視為學校「政績」的成功典範,甚至成為在校學生的榜樣,王棟生文章里的那位為高分失去了自己腦袋的學生就曾向低年級的學弟學妹介紹「經驗」。但這又是些什麼「人才」呢?這是無思考慾望和能力的考試機器,是萌芽狀態的一切從功利出發的保守主義者,毫無道德原則的世故的投機者,在道德高調掩飾下的虛無主義、混世主義的「偽異端」。一句話,這是「高能人精」,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雖還在幼稚階段,其表現已令人側目而視。
我在一篇談話里,談到北大的一些學生,我稱之為「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所謂『絕對』,是指一己的利益成為他們一切言行的唯一驅動力,為他人、為社會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種投資。所謂『精緻』,是指他們有很高的智商和教養,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無可挑剔。同時,他們又驚人的『世故老成』,經常作出『忠誠』的姿態,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於利用體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獲取自己的利益,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因此,他們要成為接班人也是順理成章的」(《就北大一百一十周年答採訪者問》)。讀王棟生老師的這些文章,我立刻想到,我這裡所說的這類北大學生,其出身都是中學裡培養的所謂「尖子」。這是一個「教育輸送流程」:中學(特別是所謂「重點中學」)培養出這樣的利己主義「尖子」,輸入北大這樣的「重點大學」,經過深加工,變得更加「絕對」,也更加「精緻」,最後再輸送到國家,成為「接班人」。而這樣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接了班,成為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學術事業的主導力量,那我們國家、民族的未來將會向什麼方向發展呢?這或許就是王棟生和我這樣的教師的杞人之憂。我說:「弄不好就會成為我們今天的教育對未來的國家和民族欠下的一筆無法償還、無法彌補的債。」王棟生老師則說:「教育的失誤,會在一個漫長的時期被掩蓋住,而當其『發作』的時候,真是天命難違!」(《在歡樂中沉思——「名校」的反思》)
因此,我們必須追問:是什麼樣的「教育」培育出了這樣的「人才」?現成的回答,這是應試教育結出的病瘤。這還是有點籠統,我們又要追問:應試教育背後的邏輯是什麼?這是個大問題,王棟生老師並無意全面展開論述,但他有三點分析卻十分重要,或者說,他揭示了掃蕩、摧毀中學教育的三股風。
首先是「把所謂競爭機制引入中小學教育」(《你小時候是第幾名》),其結果是「非人化的教育」橫行校園,中學生「從少年時代起,就看不到合作與友誼,看到的只是弱肉強食,名次落後就聲名掃地,名列前茅則可以出人頭地,競爭的目的就是要做『人上人』」,在這樣的「狼文化」的浸染和「殘忍的教育」培育下,「人很快就能變成野獸」(《從人到狼》)。
其次是「『教育產業化』之風讓一些中學利令智昏,以辦公司開商店的法子來辦學」,其結果是「相當一批學生及家長的價值觀發生了質的變化」,「把上學當作消費支出,把學科競賽當作上名校的敲門磚,把取得的成績當作向學校討價還價的籌碼,把教師視同家庭的仆佣」(《聞學生向學校索要獎金》),這樣的商業化的教育正是培育絕對利己主義者的溫床。
其三,是所謂競辦「重點學校」、「快慢班」之風,不僅為教育腐敗大開其門,更使學校教育喪失了「民主與平等環境」,極大地傷害了孩子,讓他們「從小就知道『特殊』在『普通』之上」,「知道人分三六九等,穿皮鞋的不要和穿草鞋的走在一起」(《欣聞取消「重點班」》),所謂「尖子生」,就是這樣的等級觀念和教育的產物。
可以說,正是這樣的「弱肉強食」的競爭教育,「學校開店」式的商業化的教育,以及等級化的教育,構成了應試教育的內在邏輯,它造成了中學教育的兩極分化,在許多學生被無情淘汰的同時,又培育了一批「尖子學生」,儘管其中並不乏無論學業素養,還是人格素養都堪稱優秀的人才苗子,但我們所說的「高能人精」,高智商的絕對利己主義者(另一面又是權力和金錢的奴隸和奴才)的苗子也不在少數。——在我看來,這就是我們今天中國中學教育的危機的重要表現。
我們每一個教師是不可能置身於這樣的教育危機之外的,或者說,這樣的教育危機向每一個教師提出了兩個問題。
首先關乎的是我們的工作的意義和價值。如果我們辛辛苦苦地教學,最後培養出來的,竟是這樣的絕對利己主義者——如前所說,這些「高能人精」是把我們教師視為「可利用」的工具或僱傭的,那麼,我們的勞動究竟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呢?王棟生老師說得好:「學校教育給學生心靈世界種下一粒什麼樣的精神種子,今天的教育者如果不去想,他就不是一個合格的教育者。」(《在歡樂中沉思》)如果我們只是服從應試教育(骨子裡的競爭教育,商業化教育,等級化教育)的邏輯,以學生高分上大學為自己的唯一追求,而忘記了「教育,是為了要讓學生像人一樣活著,要讓他們像人一樣活得美好」這一根本目的,實際上卻有意無意地在學生心靈中播下了利己主義和奴隸、奴才主義的種子,那麼,不僅會貽害學生和社會,而且會在實際上否定我們自己,顛覆教師的自身價值。王棟生老師在學生自己為高分上大學而興奮時,卻感到凄涼和迷茫,他所思考的就是這個「中學教師的意義和價值究竟在哪裡」的問題。
更讓王棟生老師不安和困惑的,還有在這樣的人才培養的歧路上和教育的危機里自己的責任問題。他心裡很清楚:「一個人如果在青年時代,他的骨頭要是出了問題的話,他很可能一生都站不直。真可惜啊!」他面對這些「高能人精」的尖子學生時所想的就是這個問題(《我不喜歡你的世故》)。同時想到的是自己的「失職」,學生「站不直」,難道跟自己沒有完全站直,自己的教育存在問題沒有關係嗎?反省和自責,常存慚愧之心,也許是一個合格的教師、一個真正的教師最重要的素質和品格。
孤獨中的堅守——合格的、真正的教師要面對什麼
王棟生老師在2004年發表了一篇題為《「不是愛風塵,又被風塵誤」——反思南京教育界的一場討論》的文章,不過是堅守我們這裡討論的一個合格的教師和真正的教師自然會有、也應該有的基本教育觀念和立場,而這卻引起了軒然大波。於是,就有了堅守中的孤獨感,於是,在收入這篇文章的教育隨筆集《前方是什麼》的《自序》里,就談到「自己的選擇可能『不合時宜』」,談到「寧鳴而生,不默而死」,談到「單槍匹馬」,「獨來獨往」,等等。
讀到這些文字,心裡真不是滋味,不禁想到,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在今天的中國教育界,僅僅做一個合格的教師,就如此地難。
他要面對什麼呢?
王棟生老師在一篇文章里談到,他曾經以為,自己所遇到的問題,來自學校的校長,後來才「終於醒悟,這不是校長們落後,而是體制落後」(《在歡樂中沉思》)。這幾乎已經成了一種共識:中國教育「問題的癥結是『體制病』」(《如今怎樣當校長》)。王棟生老師更進一步指出,體制的背後,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問題(《沉重的話題》)。因此,王棟生老師看得很清楚:「有一點新銳思想,有獨立意識的語文老師,在學校里總是首先受到懷疑與壓制。」原因就在於他們的言行總要觸犯學校和社會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合格的、真正的教師在現行體制下受到壓制,這顯然是「造成教學改革長期勞而無功的一個基本因素」(《我美麗,因為我在思想》)。
如果說體制的壓制是意料之中的,一個有思想、有理想、有追求的真正的教師,對此是要有思想準備的。那麼,來自社會習慣勢力的阻力,卻多少有些意外,人們常常因認識不足而感到沮喪和痛苦。這就是王棟生老師經常感慨的,沒想到「說服教師有時比教育學生難」(《小睡有何不好》),「沒想到教改的阻力竟然來自學生」,沒想到「年青一代觀念比我們落後,比我們保守」(《你不該太功利》)。自然,更令人恐懼的是「輿論環境」的干預。正如王棟生老師所說:「教育不同於一般行業,其中的許多問題(特別是教學問題)不能通過『群眾討論』『群眾投票』來解決,如果假借所謂『民意』來反對教育教學改革,那就有可能造成不堪設想的惡果。」(《我對課改充滿信心》)這正是「中國特色」——一切都打著「人民」的旗號。王棟生因此專門寫了文章,討論《什麼是「人民滿意的教育」》,他質問道:「『家長』是『群眾』,『群眾』就是『人民』,家長不滿意,等於『人民不滿意』。市民可以對教育發表意見,但是僅僅因為他是市民,他的話就能代表『人民』?他就可以肆意歪曲教育?」
事實正是這樣:「社會性的功利主義」已經成為中國教育和中國教育改革的「最大的障礙」。
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學校教育目前還不是社會風氣的對手」(《桃李愁風雨》),「教師不是『流行』的對手」(《從雄辯到調侃……》)。問題是,面對這樣的世俗的力量,我們怎麼辦?王棟生老師的回答是:「因憚於世俗力量的頑固而放棄思想,放棄吶喊,那才是無價值的一生。」(《在歡樂中沉思》)堅持著做「反抗絕望的思想者」(《〈前方是什麼〉自序》),這是一個合格的教師,真正的教師應有、必有的選擇。
我們自己也生活在這樣的世俗社會裡,世俗的觀念和習氣有時也會自然而然地滲透到我們的靈魂里,因此,真要做合格的教師、真正的教師,更要面對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戰勝自己,是更為困難的。王棟生老師就談到自己也曾經有過「放棄的念頭」(《〈不跪著教書〉序》)。此外,不可迴避的,還有自己的錯誤。「教育教學是很複雜的實踐工作,怎麼可能不犯錯誤呢?」(《在實踐中反思》)王棟生老師是這樣評價自己的:「我是個在教育教學上犯過錯誤的教師,因為我總試圖去改變現狀,所以必須付出一些代價,同時,我是個在教育教學實踐中不斷糾正錯誤的教師,因此,也就有了結論,我是個合格的教師。」(《有反思,才可能有發展》)任何時候,都保持自我清醒,這本身就是一個合格的教師,真正的教師最可貴的修養與品質。期待與希望——
教師當如「王棟生」
王棟生老師寫過一篇題為《把「人的教育」寫在我們的旗幟上》的文章,有讀者譏之為「烏托邦」,認為「人的教育」是「明天的空氣」,在現今中國不可能實行。王棟生老師回應說:「把人的教育說成是『明天的空氣』,這種極端消極的言論是對教育的褻瀆,因為即使在應試教育猖獗之際,依舊有無數的教師堅守理想,努力實踐著『人的教育』,否則我們將面臨更糟糕的環境!也正因為教育界還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里所說的)這樣的『三戶』,所以我們對教育改革應當充滿希望。」(《我對教改充滿希望》)
這裡有兩點很值得注意。首先,要堅信,像王棟生老師這樣的堅持獨立思想、堅持教育理想,並努力實踐的教師還有「無數」,中國畢竟有一批比例不大,絕對數卻不少的合格的教師、真正的教師。在這個意義上,王棟生老師並不孤立,我們在這裡討論王棟生老師,實際上是在討論中國校園中所有的合格的教師、真正的教師。在本節標題里,我們將王棟生老師打上一個引號,就是要將他符號化,成為一個群體、一個思潮的代表和象徵。
同時,要強調的是,「王棟生」並不只屬於明天,他更是今天的——今天的現實,今天的需要,也就是我們這裡所要召喚的——「教師當如『王棟生』」。
王棟生老師在最近寫的一篇文章里,談到對中國的基礎教育應該有一種「戰略家的思考」,「讓教師的教育生命犧牲在瘋狂的應試教育中,是不負責任的態度」,應該給中國的基礎教育留點「種子」,「為未來的發展準備一批骨幹」(《這是一種適合我的職業》)。這是語重心長、意義深遠的。我們在這裡召喚「教師當如『王棟生』」,其用意就在這裡。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王棟生老師是經過了「文革」底層磨難衝決而出的,他和20世紀80年代接受大學教育的那代教師,是支撐著當今中國基礎教育的骨幹,但都即將退休,如何培養他們的「接班人」,就是一個迫在眉睫的任務。事實上,主要是畢業於90年代大學的一批教師已經開始接班。王棟生老師在《高三:我們繼續閱讀》一文里就不無自豪地談到他所在的學校里,有「一批愛讀書的中青年教師」,如何「一直在艱難地教學」,追求著「考慮長遠利益的教育」,在他們的教育下,「一群有思想的學生」,「懂得了生命中有比考分更珍貴的東西」,逐步走上了「精神的制高點」。問題是,應更自覺地進行這樣的教育思想、理念、精神、修養、經驗和品格的傳遞,從「為未來的發展準備一批骨幹」的戰略高度,在中青年教師中培養更多的「王棟生」這樣的合格的教師、真正的教師的「種子」。
「教師當如『王棟生』」——中國基礎教育的希望,在這裡,就在這裡。
王棟生老師在最近寫的《在實踐中反思》一文中,這樣寫道:「我有時會想到,再過六七十年,後來者追尋我們這幾代教師的蹤影,面對我們在教育史上留下的不堪回首的幾頁,會不會感到失望和困惑,甚至為我們感到羞恥。」我能理解王老師的憤激與沉重,我也常有這樣的自我審問,也常有對未來的欠債感,畢竟這些「不堪回首」的「幾頁」,我們自己也有責任。但我想,歷史也會同時記下我們的掙扎與努力,至少說明在這樣一個混亂的時代,還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實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依然是在為未來鋪路的,如王棟生老師自己所說,「總會有人會想像前幾代教師不同的生命姿態」。是的,如今這個功利主義、實利主義的時代,是沒有多少人想到子孫後代的;但合格的教師,真正的教師是一定要時時想到的,就因為想到了,所以我們才要堅守,才要在「雨夜泥濘中跋涉」。
我們都是教育史上的「過客」。
「前方是什麼?
不知道。我只知道不能後退。
前方是什麼?
管它呢,只管往前走。」(《前方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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