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書講義》(上)——《三字經》(8)
《蒙書講義》(上)——《三字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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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典謨,有訓誥,有誓命,書之奧。
講了《易經》,接著講《書經》。《書經》又名《尚書》,《尚書》即上古之書的意思。《書經》是虞、夏、商、周四朝政論文獻的彙編。虞是指的唐堯虞舜之際,即堯舜時代。從時間的先後來說,《周易》始自伏羲,《尚書》始自堯舜,當然《易經》講了接著該是《書經》。據考證,商周時期我們國家就有專門的史官,分為記事、記言兩類: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記言即記錄國家的各種典章談話,記事是按時間先後逐年逐月記錄國家大事。記言史書的代表即《尚書》,記事史書的代表為《春秋》。
《尚書》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共58篇,25700字。《虞書》3篇、《夏書》4篇,是商周史官根據遠古傳說和部分夏代資料追記的。《商書》17篇,是後人根據商代留傳下來的文獻加工而成的。《周書》32篇則全是周代的檔案文獻。相傳虞夏商周的文獻有三千餘篇,經孔子整理為一百篇,秦始皇焚書後,《尚書》損失慘重,民間藏的《尚書》幾乎被燒盡,只有博士官藏的未被燒,但後來項羽火燒阿房宮,官方藏書也被焚燒。秦朝有個山東博士叫伏生,專講《尚書》,戰亂中他將《尚書》藏於牆縫中,漢朝建立,伏生再取出來時此書大多朽爛,伏生憑記憶背出了28篇。漢文帝派大臣晁錯到伏生家受教,因伏生此時已90餘歲,晁錯將這28篇伏生背出的《尚書》連同伏生的講解皆用漢朝通行的隸書記下並帶回朝廷,這就是有名的今文《尚書》。所謂今文,就是漢朝通行的隸書。與今文相對的則是古文,即漢以前的篆書。今文《尚書》28篇受到朝廷重視,立為博士專門講授,通行全國。後來地方上又發現《尚書》的另一篇《秦誓》,也是隸書所寫,遂與28篇列在一起,形成西漢通行的29篇《尚書》。
漢景帝時,景帝的兒子魯恭王劉余毀孔子宅擴建自己的宮殿,結果在孔子故居夾壁中發現幾部先秦古籍,全是篆書所寫,其中有《尚書》,這些用篆書寫的《尚書》被稱為「古文《尚書》」。今天通行的《尚書》共58篇,既有今文的29篇,也有古文的29篇。但後世學者考證古文二十九篇是魏晉時人偽造的,並非漢代從夾壁中取出的古文《尚書》,且今文《泰誓》一篇也是偽作,只有伏生背出的28篇是真《尚書》。伏生以九十高齡背誦傳存經典,在歷史上傳為佳話,從中也看出中國讀書人為傳承文化所做的貢獻。杜道生先生在八十壽辰的時候為自己做了一副對聯,即以伏生為目標,對聯是:「較顏子生世,虛過多年,博文約禮,常仰瞻所立卓爾。距伏生傳經,尚差十載,朝乾夕惕,僅存善念養浩然。」杜老今年九十有七還在講學傳道,確實實現了伏生傳經的願望。伏生傳經已成為許多文化人心中文化使命感的象徵。
典、謨、訓、誥、誓、命,是《書經》文獻的六種體裁。典是帝王受命之書,也就是帝王受天命為人間之王的證書。典字小篆()上面一個冊字,下面一個几案,即將書冊放在几案上供奉起來,被供奉起來的書自然是尊貴的,帝王受命之書就是最尊貴的書。典只在《虞書》中有《堯典》、《舜典》兩篇,記載堯舜的偉大功業。謨通謀,是大臣為君王出謀獻策的言辭,如《大禹謨》、《皋陶謨》等。這兩篇文章是講舜、禹、皋陶(ɡāo yáo)在一起討論如何繼承堯的優良傳統以治國,也就是禹、皋陶對舜建議的治國之策。訓是大臣訓誡國君,勉勵不足的文辭,如《伊訓》、《高宗彤日》等。《伊訓》是商初大臣伊尹以商湯之德來訓誡商湯之孫太甲的文章。《高宗彤日》是商賢臣祖己訓誡商高宗武丁祭祀不要過於豐盛,關鍵要以義德來對待百姓的文章。誥即告諭,也就是君王對臣民頒發的號令,如《湯誥》、《召誥》、《洛誥》、《酒誥》、《盤庚》、《多士》、《多方》等。《湯誥》是商湯戰勝夏桀後召誥萬方諸侯的文章。《召誥》、《洛誥》是周公視察洛邑修建過程中發布的號令,內容是總結夏商兩朝滅亡的教訓,說明只有敬德才能永受天命。《酒誥》是周公訓誡弟弟康叔要戒酒的文章。《盤庚》是商王盤庚遷都於殷,對臣民發布的號令,內容是講遷都可以安定國家,避免災禍。《多士》是周公向殷朝遺民發布的號令,意在使其順應天意,不要再發動叛亂。《多方》是周公對參加商殷遺民叛亂的四方小諸侯發布的號令,也是要令其安順。誓即君王出師打仗時告誡將士的言辭,如《甘誓》、《費誓》、《秦誓》等。《甘誓》是大禹的兒子夏啟討伐有扈氏的誓師詞,內容是宣布有扈罪狀,講明討伐理由,申明軍紀——誓師詞基本上是這種寫法。《費誓》是周公的兒子伯禽討伐徐夷的誓師詞。《秦誓》是秦穆公伐鄭失敗後的自責之辭,是《書經》的最後一部分。令是國君向大臣下達的命令,如《文侯之命》、《蔡仲之命》等。《文侯之命》是東周平王賞賜晉文侯的命令。西周末年,犬戎族殺周幽王,諸侯擁立幽王太子平王繼位建立東周,晉文侯在這次擁立中有功,平王特作此文以褒揚。《蔡仲之命》是周成王告誡蔡仲的文章。蔡仲是蔡叔的兒子,蔡叔因叛亂而為周公囚禁,蔡叔死,成王封蔡仲為蔡國之君,並作此文以示警誡。令和誥不同,令是專對大臣講的,誥是對天下人的。
所謂「書之奧」是說,這六類文章保存了《書經》的精奧。《書經》的精奧是什麼呢?朱熹的弟子蔡沈給《書經》作了注釋,並在序言中說《書經》是「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二帝即堯帝舜帝,三王即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也就是說《書經》所載是歷代聖王治天下的法則。在孔子以前,歷代聖王都是君師一體。君師一體的意思是,帝王既是治理天下的國君,又是引領天下的老師。因此,帝王就必須是內聖外王:就內中的精神境界、道德情操來說是聖人,而就外在的功業來說卻是君王。這些君師一體、內聖外王的奧秘都保存在《書經》中。實際上《書經》的精奧正在於總結了中國古代政治以德治天下的傳統,成為後世儒家一以貫之的德治主張的根源。「協和萬邦」是《書經》為我們民族建立起來的和平的世界觀。「協和萬邦」是《堯典》中對堯治天下的稱讚,意思是讓所有國家、氏族和諧平安地生活在一起。這不正是今天胡錦濤主席提出的「和諧世界」的政治主張嗎?溫家寶總理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時也專門引用了「協和萬邦」來闡明我們的民族精神。正因為我們有這樣的主張,所以我們民族從不打侵略戰爭,即使強盛如漢唐也不侵略其他弱小民族。鄭和下西洋不僅不侵略其他民族,還幫助許多弱小民族建立國家。這和西洋民族殖民世界,殘酷侵略他邦形成鮮明對比。《尚書》提倡的明德、修身、團結、進取、勤學、節儉、愛民、養民等思想對於我們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同樣有極大意義。
最後再說一點,五經中《書經》殘缺最多,故歷代的爭議也最多,而五經中《書經》的文字也是最古奧難懂的。《書經》的注本最有影響的有兩部,一是收在《十三經註疏》中的《尚書正義》,一是蔡沈的《書經集傳》,後者是明清法定的標準本。
我周公,作周禮。著六官,存治體。
《禮經》由《周禮》、《儀禮》、《禮記》三部書構成,稱為「三禮」。但不同時代的「禮經」,其內容是不相同的。孔子所說的「禮經」是《儀禮》,「三禮」也只有《儀禮》是孔子修定的。漢朝五經中的「禮經」也是指的《儀禮》。唐朝以後的「禮經」基本都是指的《禮記》。《禮經》指《周禮》的時代比較少,只有王莽、王安石等特定的時期。三禮中《周禮》講天子禮,《儀禮》講士大夫的禮,《禮記》是孔子以後到西漢前期儒生們作的與禮相關的各種論文的彙編。《周禮》又名「周官」,相傳是漢景帝的兒子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搜集來的一部古書,當時獻給朝廷未受重視,西漢末經學家、目錄學家劉向、劉歆父子整理朝廷古書時被發現,於王莽朝立博士。王莽失敗後,此書又遭冷遇,直到東漢末大經學家鄭玄為其作注始通行天下。《周禮》的作者古來也頗多爭議,一般都說是周公。故《三字經》說「我周公,作周禮」。周公是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的弟弟,姓姬(jī),名旦。武王駕崩前將王位交給成王,成王年幼,周公攝政,輔佐成王,將周朝建設成盛世。周公治天下,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制禮作樂,相傳《周禮》即是周公制禮作樂的產物。據近人研究,《周禮》應成書於戰國後期,雖非一人所作,但最後一定有人總成其書,才使之具有完整性與系統性。
《周禮》是上古唯一一部以官制的形式具體系統敘述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典籍。《周禮》的內容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西漢發現《周禮》時《冬官》一篇已失,河間獻王以千金搜求未得,便取內容相近之《考工記》一篇補替。《周禮》以天地四時配六官,表示國家行政機構,囊括一切,無所不包。六官是國家中樞機構,六官下又分設若干官職以管理地方。如此,中央與地方形成一個整體。所有官職共360餘個,輒又與一年的天數相同。這也是《周禮》所設計的一個天人合一的國家行政機構模式。六官各有職責:天官叫冢宰(冢,zhǒnɡ),為六官之首,主管朝廷及宮中事務,相當於後世的宰相,下屬官63種;地官叫司徒,主管土地戶口、收取賦稅,也就是農業、財政方面的事,相當於後世的戶部,下屬官78種;春官叫宗伯,即禮官,主管祭祀禮儀等事,相當於後世的禮部,下屬官70種;夏官叫司馬,主管軍政,相當於後世的兵部,下屬官69種;秋官叫司寇,主管司法、刑律、治安等,相當於後世的刑部,下屬官66種;冬官叫司空,主管百工、土木建築等,相當於後世的工部,下屬官因《冬官》部分亡佚,不詳其數。《周禮》通過六官及其屬官的設置建立起一幅國家政治和經濟體制的理想藍圖。這就是所謂「著六官,存治體」。存當保存講,治體當治國方略、國家體制講。
《周禮》的核心思想是「唯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這段話在《周禮》中除補添的《冬官》外,其餘五篇的開篇都有,意思是說:王者建立國家,確定國都與宮室的位置,劃定國家疆界,任命官員並規定其職責,使對人民的統治有準則(可依)。儒家的其他經典都是強調王者的個人修養、德性對治天下的重要作用,只有《周禮》詳細講到具體的治國方略、國家體制,使為王者有章可循、有制可依。《周禮》中還有嚴密的地方行政組織來管理民事、軍事、行政,辦理授田、收稅、徵兵、徭役等實務。對山林、川澤、礦藏等自然資源都設專職管理,規定不得任意開採。比如只允許在冬季有計劃地砍伐林木,其他季節是嚴禁伐木的。這對於保護自然有非常積極的作用,對我們當前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極有參考價值。在商業方面,《周禮》中也有完備的管理制度。比如用貨幣調節市場,劃定市場並按時開閉,對商人實行關門檢查,禁止投機,禁止奢侈品上市,實施物價管理,國家收購滯銷物品,維護市場治安,處理市場爭訟,徵收市場稅、貨物稅、門稅、屠宰稅等。這些制度即使在當代看來也是很詳盡的。
世界上的政治有兩種,一種是精英政治,一種是經典政治。像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創立的政治是精英政治,它是靠聖人的力量來實現的。而《周禮》則是經典政治,是將某種完美的政治制度用經典的形式固定下來,以作為後世的參考。自《周禮》出現以後,歷代皆有仿照《周禮》的制度來治天下的政治家。最早依《周禮》治天下的是西漢末年的王莽,王莽以周公自喻,完全以《周禮》為藍本;北魏的宇文泰以《周禮》為藍本來組建政府機構;唐玄宗效仿《周禮》制開元六典;北宋王安石變法也以《周禮》為依據。直到明清兩朝,政治機構的設置,如戶部、吏部、兵部、刑部、禮部、工部六部,仍是參考《周禮》,這也足見《周禮》對中國政治、歷史的深遠影響。另外,《周禮》內容豐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曆象,小至溝洫道路、草木蟲魚、邦國建制、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稅度支、膳食衣飾、寢廟車馬、農商醫卜、工藝製作、典章制度,無所不包,堪稱上古文化之寶庫。東漢末大儒鄭玄為其作注,集眾家之說,成就極高,為後世所宗。從鄭玄開始,人們遂將《周禮》定為三禮之首。清末大儒孫詒讓作《周禮正義》,網羅前人成果,集漢以後《周禮》研究之大成,博大精深,為當前最完善之注釋本。
大小戴,注禮記。述聖言,禮樂備。
按鄭玄註解的三禮順序,《周禮》講過了則應接著講《儀禮》。所謂「儀禮」,即記載禮的儀節。周公曾制禮作樂,故周代的禮儀是非常完備的,所以孔子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相傳周朝的禮儀有三千之多,但到了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爭霸稱雄,皆不按周禮行事,周禮遭到嚴重破壞,也就是「禮崩樂壞」。孔子自幼對各種禮儀感興趣,成年後專門到周朝王都問禮,即「適周問禮」。孔子經過長期的收集整理,將周、魯各國殘存的禮儀記錄成書,即《儀禮》。秦始皇焚書後,到漢初《儀禮》只剩17篇,這也就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儀禮》篇數。西漢初傳授《儀禮》的是魯地儒生高堂生,後傳至儒生戴德、戴聖。戴德為大戴,戴聖是戴德的侄子,為小戴,這就是《三字經》里講的大小戴。現在通行的《儀禮》都是東漢末鄭玄注釋的。《儀禮》講的禮儀甚多,概括起來有五大類,即祭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
祭禮即祭祀之禮,古人認為祭祀是國之大事,故列為五禮之首。古代祭祀的對象包括祖先、天帝、日月星辰、風師雨師、社稷、山林川澤等。凶禮即喪葬之禮,還包括各種天災人禍如饑饉、水旱、戰敗、寇亂等的哀悼。賓禮即朝覲之禮,如天子接見諸侯,各諸侯國之間互相聘問、會盟等。軍禮即與戰爭相關之禮,如出師、報捷、凱旋、檢閱、田獵演習等。嘉禮即指冠禮、婚禮、飲宴之禮等。《禮記·昏義》說:「夫禮者,始於冠,本於婚,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也就是說禮是從標誌成人的冠禮開始的,其根本是婚禮,最重要的是喪禮、祭禮,最尊貴的是諸侯朝見天子、天子饋贈諸侯之禮,最後還要以鄉間射箭之禮來和睦鄉黨。正由於禮有這些內容和作用,故而《儀禮》十七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冠婚之禮,有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三篇;第二部分是鄉射之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四篇;第三部分是朝聘之禮,有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三篇;第四部分是喪祭之禮,有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七篇。
士冠禮是講,古代男子20歲成年要舉行加冠儀式,並由師長取字,從此享受成人的權利,並承擔成人應盡的如兵役、徭役等責任。士昏禮講男女雙方在父母主持下從談親到完婚的一系列禮儀。士相見禮講貴族與貴族第一次相見,一方持禮登門,一方回拜的禮節。鄉飲酒禮講鄉間以敬老為中心的酒會儀式。鄉射禮講鄉間射箭比賽的具體儀節,就像今日之地方運動會。燕禮講諸侯大臣酒會的詳細禮節。燕即宴。大射禮講國君主持的射箭比賽的禮儀,如今日之全國運動會。聘禮講國君派使節出使他國或諸侯國之間相互訪問的禮節。公食大夫禮講國君設宴招待外國大臣的具體禮儀。覲禮講諸侯朝見天子的禮儀。喪服講死者親屬根據與死者關係的親疏所穿喪服及服喪時間的不同等具體規定。士喪禮、既夕禮講從死亡到埋葬的一系列詳細禮儀。士虞禮講埋葬父母后在家舉行的安魂禮。特牲饋食禮講用牛、豬定期在家廟祭祖禰的禮儀。禰讀mí,是已在宗廟中立牌位的亡父的稱謂。少牢饋食禮、有司徹講用羊、豬在家廟定期祭祖禰的禮儀。牛、豬祭稱特牲,羊、豬祭稱少牢。
《儀禮》所記乃是各種禮的詳細規則,從儀式開始到儀式終結,從每個人站立的方式到每件器物陳設的位置,都有詳盡記錄。所以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而這些禮儀的核心就是要讓人在進退、揖讓、升降中養成「恭儉莊敬」的品德。《儀禮》的婚、冠、喪、祭方面的禮儀一直為後代承襲,影響極大,這裡略多說兩句。
冠禮先以占卜選定加冠吉日,由父或兄主持,於宗廟舉行。加冠前三日要卜占選定加冠嘉賓,然後一再敦請直到取得應允。冠禮進行時,嘉賓為冠者加冠三次。第一次加緇布冠,即黑麻布製成的帽子,表示從此有治人之權;第二次加弁(biàn),即幾塊白鹿皮拼成的瓜皮帽,表示從此要服兵役;第三次加爵(què)弁,即用細葛或絲帛製成的赤中帶黑色的平頂帽,表示從此有參加祭祀之權。每加一次,嘉賓皆為冠者致祝詞。三次加冠後,主人設酒宴款待嘉賓客人。加冠禮畢,冠者入家拜見母親,然後由嘉賓取字,再依次拜見兄弟姑姐;隨後脫下第三次所加之冠,換上玄色禮帽禮服,帶上禮品去拜見國君,還有鄉大夫、鄉先生,即退休鄉居的官員,表明冠者已成人;最後再向嘉賓敬酒,贈送禮品。士昏禮講女子15歲成年,可以嫁人,要舉行加笄儀式。笄(jī),即簪,就是用來綰住頭髮的一種飾物。舉行加笄禮時女子要改變髮型,將頭髮綰成一個髻,用纚(xǐ)把髮髻包住,再用簪插定。纚,即束髮的布帛。笄禮由女性家長主持,加笄者也是女性嘉賓。
《儀禮》中關於婚禮的六禮大致延續了兩千多年,直到今天,農村中很多地方還保存了這六禮,只是略有增減而已。這六禮是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納采即男方家長請媒人到女家求親,獻的禮為雁。問名即納采之後,男家派來的人向女家詢問女子姓名、生辰八字等,以便在男家宗廟占卜,看此女子是否與兒子相合,八字不合,則下文免談。納吉是占卜相合後,男家派人持雁到女家報知吉祥。納徵即送女家紅黑帛五匹、淺紅帛五匹、鹿皮兩張等為聘禮,宣告正式訂婚。請期即男家派人持雁為禮將迎娶日期告之女家。親迎即新郎親自到女家迎娶新娘,只有天子不親迎。之所以六禮中送禮皆用雁,即取雁飛成行、止成列、一配而終等習性來象徵忠貞和白頭偕老。普通百姓沒有雁,也可用家禽代替。
另外《儀禮》中的喪服制度後來與法律結合,從魏晉到清末,影響深遠。喪服分五服,即斬衰(cuī)、齊衰(zī cuī)、大功、小功、緦(sī)麻五種,也就是生者根據與死者關係的親疏而穿不同的喪服,在長度不等的時間內服喪。衰,喪服的上衣。斬衰是用最粗的生麻布製成,衣緣和下邊不縫邊的喪服。斬即指斬布制喪服,不縫邊,表示傷痛之極。服斬衰者喪期都是三年,三年是三個年頭,實際是二十五個月。服斬衰者還用苴絰(jū dié)、用杖、系絞帶等。苴絰,即粗麻布制的無頂冠和腰帶,杖即哭喪棒,絞帶即麻繩製成的帶子。斬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種,臣為君、子為父、未嫁之女為父、已嫁復歸之女為父、妻為夫、承重孫為祖父等皆需服斬衰。齊衰是用粗生麻布製成,縫邊整齊的喪服。齊衰按喪期分為四等:一是齊衰三年,是父已去世,子為母、未嫁之女為母等;二是齊衰杖期(jī),服喪一年,用杖,用於父健在,子為母和夫為妻等;三是齊衰不杖期,不用喪杖,但服喪仍為一年,用於為祖父母、叔伯父母、兄弟、未嫁之姊妹,已嫁之女為父母等;四是齊衰三月,不用杖,喪期三個月,用於為曾祖父母、高祖父母等。大功是用熟麻布製成的喪服。功是指對喪服布料的處理,大功就是用功粗大。大功喪服九個月,不用杖,用於為已出嫁的姑母、堂兄弟和未嫁的堂姐妹。小功也是用熟麻布製成的喪服,只是布料、做功比大功更精細。小功服喪五個月,不用杖,用於為從祖父母、堂伯叔父母、從祖兄弟、外祖父母、已出嫁之堂姊妹等。緦麻是用細的熟麻布製成的喪服。緦麻喪期是三個月,不用杖,用於為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兄弟、外孫、外甥、岳父母、舅父等。緦麻是五服中最輕的一等。
《儀禮》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巨大,傳統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民風民俗、思想感情的表達無不受《儀禮》的影響,而且歷朝的典章制度大都以《儀禮》為依據,不了解《儀禮》也就不了解中華民族何以稱禮儀之邦,也就不能全面地了解儒學。
三禮中的最後一部即《禮記》。記是對經的說明、發揮與補充。《禮記》是對《禮經》的闡發,也即對《儀禮》的闡發。先秦儒生在傳習《儀禮》的同時,也傳授一些說明、補充的參考資料,直至西漢中期這種資料都還在不斷出現。西漢後期大儒劉向將這些資料彙編起來,共有214篇。西漢宣帝時傳授《儀禮》的戴德將補充說明《儀禮》的資料彙集為85篇,稱為「大戴禮記」。戴聖又在此基礎上加以刪輯,得46篇,稱為「小戴禮記」。到東漢大儒馬融又補上了《明堂》、《月令》、《樂記》三篇,共49篇。東漢末鄭玄註解三禮時,只註解了《小戴禮記》49篇,因其註解出色,《小戴禮記》遂廣泛流傳,後世通行之《禮記》皆是指《小戴禮記》。《大戴禮記》因未受學者重視,流傳中佚失不少,只保存下39篇。《禮記》早先是附於《儀禮》流傳,是對《儀禮》的解釋與補充,故《三字經》說「大小戴,注禮記」。到唐代,《禮記》才取得儒經的地位,成為專門的一部經,唐代以後五經中的《禮經》都是指《禮記》了。《禮記》的作者是孔門弟子、再傳弟子及漢朝儒生。《禮記》的內容主要是論述聖人制禮作樂的精神,故而《三字經》說「述聖言,備禮樂」,即闡述聖人的言論,將禮樂的精神原則說得完備。
具體來說《禮記》的內容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專門解釋《儀禮》的,二是考證闡述古禮的,三是雜記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四是專門研究儒家思想的。《儀禮》所講全是各種禮的具體節目步驟,但並沒講為什麼要這樣做,而《禮記》中有20篇都是在解釋《儀禮》的原理精神,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等。義即原理、原則、意義。這種義往往是儒家為適應社會的變化賦予古禮的新義。《昏義》闡明婚禮的意義。《昏義》講:「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就是說婚禮的意義是密切兩個家族的關係,讓男方的宗廟有人祭祀並能傳宗接代。這裡順便說一句,古人認為黃昏是天地間陰陽交合之際,因而婚禮都在黃昏舉行,古時結婚的婚沒有女字旁,就是黃昏的昏。《鄉飲酒義》闡明鄉飲酒禮的意義是使人尊長養老,在外知尊老,在家知孝親敬兄,這樣國家便可以安定。這類講《儀禮》意義的文章便是《禮記》第一部分的內容。
考述古禮的文章共有13篇,如《王制》、《月令》、《曲禮》、《明堂位》等。這些禮儀皆是《儀禮》17篇未載的,內容多瑣細、繁雜。
雜記孔子及弟子思想言行的文章共8篇,如《仲尼燕居》、《仲尼閑居》、《檀弓》、《哀公問》、《坊記》等。這類文章多託名孔子或孔子弟子,用問答體或小故事闡發儒家思想。
專門論述儒家思想精義的論文有7篇,分別是《禮運》、《大學》、《中庸》、《樂記》、《學記》、《經解》、《儒行》。這7篇文章在流傳過程中影響越來越大,後來成了《禮記》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大學》、《中庸》已被選入《四書》,自不待言。《經解》分別論述六經的教學目的。《儒行》論述儒者的品格和行為的基本要求。《禮運》論述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和禮義的起源,總的精神是強調禮義治天下,實現社會的安康進步。文章提出「大同世界」、「小康世界」,講「大同」是夏商周以前最美好的社會,「小康」是夏商周三代聖王創立的社會,要想維持小康,必須推行禮治。《禮運》提出的「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成了中國人世代追尋的最美的理想社會。直到清末康有為還著《大同書》,孫中山還以「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為革命口號。《禮運》篇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至深至遠的。《學記》是全世界第一部完整的教育專著,是先秦儒家學派教育經驗的總結和理論概括,系統全面地闡述了儒家教育的目的和教學制度、教學原則及方法、教師的地位和作用、師生關係與同學關係。《樂記》是對先秦以來儒家文藝思想的總結,強調音樂在政治教化中的重要作用,成為保存儒家樂教精神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以上所述便是《禮記》四部分的主要內容。
三禮中字數最多、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禮記》,近十萬字。《周禮》四萬五千多字,《儀禮》五萬字左右。而在眾多儒經中以其對中華民族意識形態所起的巨大作用來說,《禮記》僅次於《論語》,與《孟子》相當。明清時《禮記》的法定標準注本是元朝人陳澔著的《禮記集說》。
曰國風,曰雅頌。號四詩,當諷詠。
曰國風,曰雅頌。號四詩,當諷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共和國六十年蒲月渝州芳園子李里繪。講了《禮經》講《詩經》。《詩經》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共305篇,又稱「詩三百」,39222字。司馬遷在《史記》中說上古有詩三千餘首,經孔子刪定為三百餘篇。相傳上古有一種采詩制度,帝王派專官到各地採集民歌,以知民情,觀風俗。這種制度直到周朝還在沿襲。另外周朝還有獻詩制度,公卿大夫獻詩以進諫,以詩來匡正國君之過失。采詩、獻詩之外,尚有宮廷樂官製作的詩。這些就是孔子之前三千餘首詩的來源。《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類,是按樂調作的分類。古詩都是可以和樂而歌的,風的本義就是樂調,又叫國風。《詩經》有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諸侯國和地區的地方樂調、民歌。這十五國風分別是周南、召南、邶(bèi)風、鄘(yōnɡ)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ɡuì)風、曹風、豳(bīn)風,這樣的詩共有160篇。這些詩最早大多是王官采詩所得。雅的本義是正,就是周王朝王都及附近的音樂,這種音樂被稱為正音。後來有一些正音吸收了土樂的風格,沒有吸收的稱大雅,吸收了的稱小雅。大雅有31篇,小雅有74篇,共105篇。簡單說雅就是貴族的詩歌。雅詩一部分是宮廷樂官所寫,一部分是公卿大夫的獻詩。頌是有舞蹈配合的樂歌,聲調緩慢,莊重,餘音裊裊。頌里的詩都是祭祀時用的,又分《周頌》、《魯頌》、《商頌》。《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頌詩基本都是宮廷樂師寫的。風、雅、頌的創作時間以《周頌》最早,大多產生於西周前期,《小雅》次之,多產生於西周后期,《魯頌》、《商頌》、《國風》多產生於春秋前半期。
《國風》多是勞動人民創作,也有部分是貴族創作的。其內容豐富多彩,主要有勞者之歌、行役之怨、情詩戀歌、民風習俗、諷刺民謠、沒落哀歌、國家興亡、男女婚姻等。勞者之歌最有代表性的有《豳風·七月》、《魏風·伐檀》等,前者描繪了三千年前的農民一年四季的耕作生活,後者是伐木者勞動時唱的歌。行役之怨的代表作是《豳風·東山》、《王風·君子於役》等,前者寫到邊疆打仗的士兵還鄉時的心情,後者寫一位婦女懷念長期在遠方服勞役的丈夫。
情詩戀歌在《國風》中佔了很大比重。《詩經》第一篇《關雎》就是情詩,此外,這類作品還有《鄭風·出其東門》、《召南·摽有梅》(摽讀biāo)、《邶風·靜女》、《鄭風·子衿》、《鄭風·狡童》、《鄭風·將仲子》、《秦風·蒹葭》等。《關雎》寫一個男子愛上一個女子後相思、追求的過程。聖人至情至性,充分肯定人間美好的情感,故而孔子刪詩將《關雎》列為三百篇之首,這是很有深意的。《關雎》這首詩後來還成了婚禮的樂歌。我們今天很多人以為聖人道貌岸然,只講理不講情,這是大不對的,是對聖人的誤解。《出其東門》寫一位男子對愛情的專一。詩中說:「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意思是說出了東門,美麗的姑娘多如雲,雖然姑娘多如雲,但不是我的心上人,只有那穿素衣、青圍裙的女子,才是我的心上人。「縞衣綦巾」後來成了妻子的代名詞。縞(ɡǎo),細白的生絹;綦(qí),青色。《摽有梅》寫一大齡女子對婚姻愛情的迫切追求。《靜女》寫青年男女約會時的情景,女子故意躲起來逗男子,男子「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急得抓耳搔頭。女子見了他送他一把嫩茅草,男子非常歡悅。「匪女之美,美人之貽」,不是因為這茅草有什麼特別的好處,而在於是你這美人送我的。情人送的一草一木都寄託著無限情義。《子衿》寫一少女盼望見到情人的焦急心情。正是詩中所說,「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狡童》寫熱戀中的男女鬧了小矛盾,彼此賭氣不說話,女子深感苦悶,罵他,又捨不得他。詩說:「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意思是說你這個小滑頭,不和我說話,為了你呀,我都吃不下飯。《將仲子》寫一個少女熱戀她的情人,但因為家庭原因而不得不拒絕,詩說:「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意思是求求你小二哥,別爬我家的院牆,別折斷了杞樹,我哪裡是心痛樹呀,是怕我爹媽知道。小二哥你在我心頭掛,我只怕爹媽罵。《蒹葭》寫一個深秋的早晨,詩人到水邊尋找自己心中的伊人。詩文含蓄優美朦朧,創造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美的極致境界。《詩經》中的情詩不可盡說,細細體會,其味無窮。所以我常說《詩經》是中國的情愛論,將《詩經》中的情詩讀通了,對於解決我們當今婚姻戀愛中的許多問題是有幫助的。
婦女婚姻詩的代表作有《鄘風·柏舟》、《衛風·氓》等,《柏舟》寫一少女被父母逼迫嫁人的悲憤,《氓》是一個被遺棄的婦女對自己整個戀愛婚姻過程的追訴。諷刺民謠的代表作有《鄘風·相鼠》、《邶風·新台》等,前者寫喪失廉恥的統治者連耗子都不如,後者寫統治者奪取兒媳婦的亂倫醜行。沒落哀歌的代表作有《秦風·權輿》、《陳風·衡門》等,《權輿》寫一個沒落貴族的今昔對比,《衡門》寫一個沒落貴族的安貧樂道,成為頌揚「安貧樂道」的名篇,其中「衡門棲遲」、「泌水樂飢」是關於安貧樂道的成語。詩說:「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水洋洋,可以樂飢。」意思是橫木就算門,陋屋可棲身;泌水流洋洋,清水也填腸。民風習俗的代表作有《周南·螽斯》、《豳風·伐柯》等。《螽斯》用蝗蟲多子作比喻,祝人多子多孫。螽讀zhōnɡ。《伐柯》用伐木要用斧頭來比喻娶妻要有媒人,後來人們就將做媒稱為伐柯。國家興亡的代表作有《王風·黍離》、《秦風·無衣》等,《黍離》寫西周亡國後作者經過故都看到昔日宮殿宗廟荒蕪,長滿禾黍而引起無限感傷。詩說:「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意思是了解我的人知道我心中憂愁,不了解我的人,還以為我在尋找什麼,蒼天啊蒼天,是誰將其變成這個模樣。全詩悲涼感傷,意味深長。後世皆將亡國之哀稱為「黍離之悲」。《無衣》是秦國人民在國君號召下團結一致,同仇敵愾抗禦入侵的戰歌。
雅詩都是貴族的作品。《大雅》是諸侯朝覲天子時唱的詩,一部分是歌頌文王及大臣功業的,一部分是周人的開國史詩,還有一部分是政治諷喻詩。《小雅》是貴族宴會時演奏的詩,其中也有一部分政治諷喻詩,還有一部分反映貴族生活習俗的詩,另外則是貴族個人的抒情詩。《大雅》中周人開國史詩共有《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首。《生民》寫周始祖后稷的誕生和創業,《公劉》寫后稷的曾孫公劉率領周人從邰(tái)遷至豳,《綿》寫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dǎn)父領導周人南遷至岐山之南,《皇矣》歌頌周文王的業績,《大明》寫周武王繼承父志伐討商朝的事迹。五首詩敘述周朝興起過程中的大事,歌頌重要領袖的光輝業績及崇高德行。《大雅》、《小雅》的政治諷喻詩共22首,反映了西周后期社會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痛苦。其代表作有《大雅》中的《板》、《盪》、《桑柔》、《民勞》等,《小雅》中的《節南山》、《十月之交》等。《十月之交》寫了西周滅亡前的日蝕、月蝕、大地震、大雷霆及百川沸騰,以此警告統治者。《十月之交》是西周王朝滅亡的輓歌,同時也是全世界最早的日蝕記錄。小貴族抒情詩的代表有《北山》、《巷伯》等。《北山》是小官吏發泄內心不平的作品,作者抱怨沒完沒了的王事、貴賤的差別及勞逸的不均。《巷伯》寫一個宦官發泄遭到小人讒言的怨憤。
頌詩全是樂官所作,用於宗廟祭祀。《周頌》是周王室祭祀的樂歌。《魯頌》是春秋時期魯國宗廟祭祀的樂歌。魯國是周公的封地,周成王為表彰周公的功勞,就賜周公的兒子伯禽以天子的禮樂,所以魯國才有頌。現存四篇《魯頌》,皆是春秋中葉魯僖公時的作品。《商頌》是宋國宗廟祭祀的樂歌。周朝滅商以後,將商紂王的哥哥微子啟封於宋國,宋國即商朝的後裔。頌詩的內容多是祭祀先王和山川神明,也有一部分是祈禱豐收的農事詩。《周頌》中最多的便是歌頌文王武王功績和德行的詩,其中的《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則是五首天子親耕時祈禱豐收的農事詩,反映了周朝的農業生產水平。芟讀shān,耜讀sì。以上便是「曰國風,曰雅頌,號四詩」的具體內容。雅分大小,加上風與頌,故叫四詩。
《詩經》與其他經不同,都是詩歌作品,有自己獨特的表現方法,這些方法古人將其歸納起來,叫賦、比、興。朱熹講:「賦者,直陳其事;比者,以彼狀此;興者,托物興詞。」就是說賦是直接描寫事物、敘述情節、抒發感情;比是用比喻的方式來寫情狀物,用淺顯常見的事物來說明抽象的道理;興則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比如《關雎》先寫鳥兒求愛(「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以引出人求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賦、比、興對中國文學理論的影響甚大。古人將風、雅、頌、賦、比、興合起來稱為六義。故《毛詩序》中說:「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詩經》因為可以和樂而歌,又是韻文,易於誦記,因此雖遭秦火,但到漢初仍較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不過由於傳授的人不同,《詩經》又形成了四家,稱為齊、魯、韓、毛四家詩。漢初最早出現的是《魯詩》。《魯詩》是由魯國儒生申培公所傳,解詩樸實謹守;《齊詩》是齊國儒生轅固生所傳,多以陰陽五行學說解詩,說法離奇怪異;《韓詩》為燕國儒生韓嬰所傳,多以詩證史。齊、魯、韓三家詩皆以漢朝通行之隸書寫成,西漢皆立博士,後又全都失傳。《毛詩》是用篆文寫成,由魯國儒生毛亨傳授,後傳與趙國毛萇。毛亨稱大毛公,毛萇稱小毛公。《毛詩》未立博士,而流傳於民間。漢末經學家鄭玄為其作箋,兼采齊、魯、韓三家成果,著成《毛詩傳箋》,獨傳後世。我們今天看到的《詩經》都是《毛詩》。
《毛詩》解詩的特點是注重《詩經》的教化作用,傳承了孔子的詩教精神與「子不語怪力亂神」的主張,故得獨傳並興盛於世。《毛詩》解詩時每首都作了序言,以說明該詩的題旨。《關雎》詩前有一篇較長的序,概括整個《詩經》的精神,稱為「詩大序」;其餘每首詩前有簡明的短序,稱為「詩小序」。《詩大序》總結了「詩言志」的本質特徵,論述了詩與時代政治的密切關係,概括了三百篇的分類及內容,強調了詩的教化作用,是中國文化史上一篇重要的文論,影響深遠。後世註解《詩經》影響最大的是朱熹的《詩集傳》。朱注反對《毛詩》將每首詩都說成是與國君政治有關係的解法,而強調詩皆是出於性情自然。朱子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還詩歌之性情本色,指明《詩經》中的眾多愛情詩,是朱子解《詩經》的一大功績。《詩經》本是一部詩集,為什麼在儒家典籍中會有那麼高的位置呢?這都緣於孔子對詩教的重視。
詩歌最重要的特點即形象性和情感性:用生動的形象和充沛的情感來感染人、打動人,所以人們在讀詩的時候是不知不覺就被陶冶凈化,這種潛移默化的力量遠遠超過枯燥單調的說理。正是這個原因,使得孔子特彆強調學詩,用詩來教化人心,《詩經》是孔子教學中最重要的教材。孔子刪詩的標準就是「思無邪」,無邪就是正,正就是和:發乎情,止乎禮,溫柔敦厚。溫柔敦厚既是《詩經》的精神,也是《詩經》最高的美學追求。這種美學追求的具體體現即「樂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的含蓄之美,言情而得情之正。人們長期讀詩,不但得到審美愉悅,而且被溫柔敦厚含蓄的精神慢慢浸潤從而養成自己的人格,這便是詩教的偉大作用。而且學詩可以提高人的語言表達能力,故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另外孔子還專門談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就是說學詩能引起人美好的情感,可以藉此認識社會、交流感情、抒發憂愁,往小里說,可以學到孝順父母之道,往大里說,可以學到事君治國之道,此外還可以學到許多鳥獸草木的名稱,增廣見識。這便是孔子對詩教作用最集中全面的總結概括。現在復興國學、學習國學卻不太重視詩教,這是應引起特別注意的。
《三字經》講「號四詩,當諷詠」,諷當誦讀講,詠表示有節奏地念誦。所以學詩一定要誦讀吟詠。詩皆有韻,讀起來是很有韻味的,只有在不斷的誦吟當中,詩歌陶冶性情、轉化人格的詩教作用才能發揮。
《詩經》以其獨特的形式對中華民族的審美標準、情感方式、人格追求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對於中國文學來說,《詩經》更是其最早的源頭。沒有《詩經》就沒有優美的中國文化,沒有《詩經》就沒有中國人詩意的生存狀態。今人僅把《詩經》當文學看是遠遠不夠的,她既是優美的文學,更是豐富而深遠的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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