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道德經》和尹喜歷史的疑惑以及真真假假表述(下半部分)
(中國光彩集團副總裁徐群貴教授)
【內容提要】函谷關在老子李耳的歷史時代不存在,沒有相應的官職叫做關令尹,也沒有這樣的人叫做喜。安徽省渦陽縣的尹喜墓,由於沒有老子墓,老子李耳西行以後再也沒有回故鄉,不存在這樣的尹喜墓。尹喜,是一個傳說的姓名,甘肅省文獻說是宓喜,安徽省渦陽縣說有尹喜子孫後代的「尹氏家族譜系」,但是沒辦法追根溯源到周敬王時代的尹喜那裡,查無實據。
(續接前文)
在《中華尹氏通志·安徽渦陽·尹氏家族》上的文字也有不同:「渦陽縣尹家溝尹氏,與阜陽、潁上、阜南、霍邱諸縣尹氏屬於同一世系來源(參看四縣尹氏地理志)。「據譜序,其先祖為山東棗林庄禽昌山尹村人。明朝初年,有堂兄弟十一人,遷於亳東桑里村。傳聞四公遷於潁東安徽靈璧縣刁山;六公隨叔父遷於亳南四十里雙溝集;七公遷於潁東栆庄集(即東方公,見阜陽地理志);九公遷至徽州府(安徽歙縣);惟十一公隨祖居於渦陽西十里尹家溝庄,為渦陽尹氏開基祖。「尹家溝尹氏始遷祖十一公,名奎明,配程氏。墓在石門東南隅,有四石為標誌,塋地十三畝,以作祭祀之費。奎明公以下五世實(失)考。至清初第六代某公,有子四人,據說長子居西門,次子居東門,三子又生二子:一遷趙旗屯,一遷於湖廣,失去聯繫。」 以上是王振川著《老子與范蠡》說的我們可以看到的關於尹氏家譜的記載。我們對其進行了綜合分析:1,「來祖,墓在天靜宮,雉水北岸」,這是一條極其重要的記載。什麼叫來祖?來祖就是始遷祖。尹喜從天水搬渦陽,當然他就是來祖了。古時候避諱,不能說「尹喜」的。姓尹的也不能有比他更早的始遷祖了!天靜宮雉水北岸,尹喜墓依然存在。而且,150年前渦陽縣編撰首部《渦陽縣誌》就正式記載尹喜墓了。尹奎明不能是「來祖」,他是「隨祖居」來的! 考古證實,那是一個漢代的古墓葬。尹喜是春秋末年的人,為什麼現在發現的是漢代的墓葬?漢代晚期的經濟比較發達,給祖宗修墓是一種風氣,尹氏後裔給「來祖」修墓,是合理的。漢桓帝崇拜老子,兩次派特使來今渦陽修建老子廟。考古發掘出來的渦陽老子廟遺址就是那個時候修建的。渦陽現在發現的老子墓遺迹,今渦陽還發現了為孔子見老子樹立紀念碑,都是那個時候的作品。 2,十一公父子在明代初年搬回今安徽渦陽,他當年寄居住的山東棗林庄禽昌縣尹村,是個什麼地方呢?據長期研究尹氏家譜的渦陽尹王村的網友提供的資料說:山東棗林庄,據中國移民史專家葛劍雄、曹樹基先生近年來實地調查考證,新發現的明初移民集散地之一,在今山東兗州縣城北七里之遙的安邱王府村。據明代石碑所載,該村原名棗林庄,明魯王裔孫安邱王分封於此,始稱安邱王府庄。該村位於兗州東部丘陵山區,地處兗州府城郊,正當濟南各州縣南下的交通要道,元末明初,未受戰亂波及,人口較為稠密,具備了集中移民的基本要素。雖然在官方文獻中未曾發現有關移民的記述,但在安徽濉溪縣誌中卻發現了在明洪武年間和清初由山東遷民本縣的記載,並標明占本縣人口80%以上的「周、吳、鄭、王、李、丁、梁七姓」均為山東移民。 五六百年的「十一公」在山東棗林庄居住,他找到的祖居地是今天的安徽渦陽。山東棗林庄不是祖居,是寄居地!他「隨祖居,到渦陽」,因為今渦陽是尹氏祖居地! 3,十一公的先輩是什麼時候從今渦陽搬到山東去的呢?這應該與黃河泛濫有關。是黃河決口,尹喜後裔搬到山東。大水退了,他們「隨祖居」又回來了!山東棗林庄,地勢高,也有尹氏後裔,他們逃難去投奔。據史料:黃河第四次大改道是在元代初期。這次改道相比前幾次而言,歷時較久,分支也多。金國行將滅亡時,蒙古軍攻歸德府,在今商丘縣西北決河,河水奪濉水入泗。稍後蒙古軍又在今開封市北決河,河水奪渦水入淮。就在這次改道後不久的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據《元史·世祖紀》:「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鄢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眭州十五處決口。調南京民夫二十萬三百二十三人分築堤防。」當時黃河洪水分成三股:一股經陳留、杞縣、睢縣等縣由徐州入泗水;一股在中牟縣境內析西南流,經尉氏、洧川、鄢陵、扶溝等縣,由安徽北部的穎水入淮;一股在開封境內折而南流,經通許、太康等縣由今安徽北部的渦水入淮。這是黃河歷史上河道遷徙最大的一次。河水共侵奪四條河流(穎、泗、渦、淮)的河道入海。泛濫的河水遍及今河南中部、安徽及江蘇兩省北部廣大地區。 這次黃河泛濫,渦陽天靜宮考古發掘也提供了考古資料:安徽省文物考古所天靜宮遺址考古發掘工作小結:(節錄)1992年底,安徽省文物考古所楊立新等五位專家,對渦陽縣太清宮(天靜宮)的舊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揭露面積3700平米,出土了大批文物,內涵十分豐富,為確認渦陽太清宮為老子故里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他們發現唐至宋元明清五個時期的地層堆積。考古資料表明,老君殿區文化層厚1.8-2.4米左右。大體可分八層。其中第一層為表土層;第二層為清代層,內出土有「大清年制」款識的青花瓷片等;第三層為紅淤土,系黃河泛濫層;第四層為明代層,內含「大明年制」款識的青花瓷片;第五層為紅淤土,系黃河泛濫層,土層較厚;第六至八層為宋元文化層,內含大量的粗白瓷碗、影青和兔毫瓷片、宋代錢幣以及建築構件等。唐代文化堆積見於發掘區南部T408探方內,為一灰坑和窯,內含蓮花瓣圓瓦當、板瓦和黃釉粗瓷碗。考古地層顯示了老君殿區自唐代以來建築活動持續不斷,大體處於天靜宮遺址的建築中心地帶,這期間遺址曾經歷了兩次黃水泛濫之災。反映了天靜宮滄桑的歷史。 安徽省文物考古所的考古小結說的:第五層為紅淤土,系黃河泛濫層,土層較厚;這一層就是元代初期黃河第四次大改道造成的,其厚度在30公分以上。可以想見,這一次的黃河泛濫,當年的渦陽人民是如何的流離失所;居住在渦陽的原居民包括尹氏家族是如何逃難的!渦陽的天靜宮與尹溝不過是隔河相望。渦陽的天靜宮也不能免難。 4,明代尹喜後裔的回歸探討。明代初年,經過元末明初的大亂與大治,這位明代的開基天子朱元璋他出身和尚卻親自動手給老子的《道德經》作「御注」,天下震動。為逃避水患已經在山東棗林庄居住的尹喜後裔,感到在這個人滿為患的棗林庄「梁園雖好,不是久留之地」,決定回歸故里。於是「明朝初年,有堂兄弟十一人」, 「惟十一公隨祖居於渦陽西十里尹家溝庄。」他們又回祖居老子故里來了!這「祖」不可能是他的父親,而是更遠的尹喜。這就是我們對於渦陽尹氏是尹喜後裔的探討。 5,十一公究竟是誰?十一公為明代初年返回今渦陽的尹氏開基祖,毋容置疑。「唯有十一公尹奎明隨祖居於渦陽西十里尹家溝庄,為渦陽尹氏開基祖」。他不是「來祖」,他是明代初年回渦陽的尹氏「開基祖」,重開基業之祖。沒有他,今天淮北的百萬尹氏後裔就找不到他們是尹喜後裔的依據。尹奎明也可能是兩個人。《安徽亳州雙溝尹氏三修族譜序》:(《中華尹氏通志》P466)據安徽渦陽縣西尹家溝出土的碑文記載:我亳州雙溝集始祖是禽昌山尹村人,禽昌山尹村有諱奎、諱明兄弟二人。奎公生子十一人,奎公攜第十一子,即十一公,遷居亳東鄙桑里村。卒後,奎公葬天靜宮雉水北岸。明末亂,失其所。十一葬石門東南隅。(未完,恕不多引述文字) 第四,在這裡,徐群貴教授認為王振川的著作有兩大要害,一是故意去除了樓觀台的尹喜和老子李耳歷史過程,原因是樓觀台的尹喜墓擁有周至縣誌的權威性記載,否定安徽省渦陽縣的尹喜墓。何況老子李耳墓在樓觀台,尹喜作為弟子應該是給師傅守靈,應該陪葬墓在旁邊。沒有老子李耳墓地的尹喜墓,是明顯的不成立。更重要的是,老子李耳西行離開都城洛陽的原因就是王子服等人把老子李耳負責的周王朝文史資料館給燒了,老子李耳是避禍而出走的,以後就沒有回到故鄉,哪裡有尹喜跑去的道理呢?二是尹喜成為現在的尹氏老祖宗,這一點自始至終缺乏鐵證如山的直截了當證據,而甘肅省的歷史文獻則說,尹喜,姓宓,不是尹氏的老祖宗,一下子就把王振川著《老子與范蠡》的歷史可靠性顛覆了。 2008年1月1日張克強、周德祥在甘肅文化出版社的出版物《甘肅史話叢書:麥積史話》採用圖文並茂的形式,介紹了麥積區幾千年的歲月滄桑,從不同的角度解說了鮮為人知的千年歷史,彪炳史冊的歷史名人、美麗神奇的名勝古迹、塵封千年的古鎮名泉、商機無限的商貿重鎮、獨具魅力的麥積風情、充滿神韻的傳說故事。《甘肅史話叢書:麥積史話》記述了麥積區的伏羲文化、秦早期文化和麥積山石窟文化以及古建築文化、古遺址文化和民俗文化,其中就有老子與伯陽,有尹喜關尹子《文始真經》等等內容。與此相互印證的是《甘肅新通志》、《秦州直隸新志》、《天水縣誌》等書記載:「尹喜故里,在縣城東三十里之伯陽渠北山上,有尹道寺。」《中國名人大字典》載「尹喜,天水人,宓姓,名喜,字公度」。《秦州新志》載:「柏林觀中祀老子,又有講經台,山後十餘里有尹道寺,為春秋時關令尹喜故里。」《莊子·天下篇》概括其思想為:「以本為精,經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呂氏春秋》謂:「老聃貴柔,關尹貴清。」東晉道都理論家葛洪對《關尹子》推祟備至。認為: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說。《關尹子》在《百子全書》列在《道德經》前面,可見其書的份量了。 考古學認為,《關尹子》又名《文始經》、《關令子》,全名《文始真經》,道家著作。傳說作者系周代函谷關令尹喜。南宋時始出於永嘉孫定家,殆系偽托。書分上、下兩卷,9篇171章。仿照《老子》、《莊子》、《列》一樣,《關尹子》也是以作者而命名的。不過,「關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關是指老子出函關的關(不一定是函谷關),守關的人叫做關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稱為關令尹喜,後人尊稱為關尹子。 相傳老子看透了當時的形勢,知道周天子王治不久,所以離開周西出函關。函關守令尹喜久仰老子大名,所以盛情款留,希求指教。老子為留《道德經》五千言,騎牛西去。關令尹喜研讀老予之學,多有心得體會,發而為文,成《關尹子》一書。然而,兵燹災難,其書佚失。稱之為《文始真經》,乃是道教興起之後的事情,彷彿《莊子》被稱做《南華經》一樣。因為莊子被封做南華真人,所以他的著作應該稱做《南華經》。而關尹子被封做了文始真人,所以其書也該稱做《文始真經》。所謂「文始」,我們姑且可以理解為文明之始。因為他接受了老子的教誨,從而開發智慧,修證大道,得到成就,正是人類文明的最高境界。今見之《關尹子》,乃是唐宋間人託名之作,系偽書。他的思想片斷,保留在《呂氏春秋》、《莊子》中,其主要思想:提出了「常無」、「常有」,將「太一」(就是老子所說的道)作為萬物的根本;以濡弱謙下作為外在的行為準則,內心空靈虛靜,與萬物和諧相處;順應自然,,因勢利導,靜處平靜不雜;不為人先,與老子「不敢為天下先」相似。 學術界對於尹喜基本上不作為確實可靠的歷史人物來研究,對於關尹子的生卒時間,當然更不清楚了,僅僅是文化界、宗教學公認他曾為關令,與老子同時,姓宓,名喜,字公度。老子《道德經》五千言,系應其請而撰著。劉向謂:「喜著書凡九篇,名關尹子。」《漢書·藝文志》著錄《關尹子》九篇,舊題周尹喜撰。亦即後世所謂之文始真經也。其著是書,當在老子《道德經》後,而道亦近似,故《莊子·天下》敘古之道術以老子與關尹子並述。其大要在貴本重神,澹然無為,清靜自守,獨任虛無,隨物因應。 唐王朝時期的陸德明《經典釋文》載:尹喜字公度。漢劉向認為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嘗請老聃著《道德經》上下篇。應該是春秋末期人。 《漢書·藝文志》有《關尹子》九篇,《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皆不著錄。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該書為唐五代間方士所依託,書中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 這樣一來,讓我們看清楚了《甘肅史話》叢書的真面目,那就是把樓觀台從老子李耳《道德經》,和尹喜傳播《道德經》的歷史鏈條當中,剔除了。直截了當的跟《道藏》保存最完整的成都市「青羊宮」聯繫到一起,讓函谷關的虛假進行弄假成真的支持。這一套書的內容說:相傳老子騎青牛雲遊天下,以傳講道家學說經國濟世,向西域開化。時任函谷關令的尹喜已知老子學識淵博,心藏大智,便叮囑下屬為有形貌脫俗之人,不得聽任其過關。自己還派人洒掃道路,焚點香火,恭候聖人到來。老子行至函谷關,尹喜聞訊,迎至家中,行弟子大禮,再三叩拜,敬請老子留下,但老子不肯,之後尹喜便託病辭官,隨老子一起西行,經關中、越秦嶺、沿渭水受盡千辛萬苦,行至他的故鄉秦州伯陽。老子和尹喜二人在伯陽龍山上築庵講道,一住便是好多年。老子日夜著書立德,修行練功,經常把自己的著述和所思所想講給尹喜。老子為了使其學說得以廣泛傳播,將所著《道德經》授於尹喜,獨自西行,不知去向。尹喜銘記師父教誨,虔心研讀《道德經》五千言,能解其奧妙,釋其玄理,又自著九簡,名曰《關尹子》(即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既高深,又廣大,深得歷代文人所崇拜。此文以後成了道家經典之一,收錄在《百子全書》之中。 《甘肅史話》說,尹喜出生於中國西北部甘肅省的天水。傳說他的母親有一次午睡時,夢見天掉下來在自己周圍旋轉,然後就懷孕了。尹喜出生時,他們家的周圍一下開了許多蓮花。尹喜是個很有學問的人,對天文學特別精通。傳說他在西部邊界做地方官期間,一次在觀察天象時,發現從東方飄來一團紫氣,他意識到將有偉大的人物到來。不久,果然看見老子(也稱太上老君,道教的創始人)騎著青色的牛經過這裡。尹喜趕緊出來迎接,誠心請老子在這裡休息幾天。老子被他的誠心感動了,就在這裡停留了幾天,並向他傳授了修鍊的方法,還應他的請求,寫了一部著作,就是《道德經》。臨別時,老子跟他約定,100年以後在四川相會,然後就渾身發出金光飛到天上去了。老子走後,尹喜一面刻苦修鍊,一面整理老子的著作,寫成一部道教經典,還根據自己的體會寫了一部叫《關尹子》的書。100年時間到了,他就按照約定前往四川和老子相會,老子稱讚他的成就,並封他為無上真人,一起升到天上去做神仙。 《甘肅史話》作為甘肅省重點出版項目,旨在把甘肅的歷史、人文和自然景觀以生動活潑的文字、圖片展示給廣大讀者。本叢書由原省委副書記馬西林策劃,甘肅省委書記陸浩與原省委書記蘇榮(後來擔任江西省委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貪官污吏,已經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分別親作總序。省委常委、蘭州市委書記(原省委宣傳部長)陳寶生和副省長李膺也對該叢書的出版作了重要指示,給予了具體指導。甘肅省新聞出版局局長周德祥全盤規劃和領導了叢書的出版工作。這套叢書高標準、高質量的出版定位,嚴謹鮮活的文風,圖文並茂的裝幀風格,是在他一絲不苟的要求下得以實現的。甘肅文化出版社社長謝國西在提出這套叢書的選題構想獲到各方贊同之後,精心設計了切實可行的實施方案,使這樣一套卷帙浩繁、規模龐大的叢書出版工作得以有序進行。 這樣的一套叢書弄虛作假,而陝西省關於樓觀台和老子李耳、文始真人尹喜的歷史書籍,是少之又少。地方黨和政府出面組織編輯關於樓觀台的系統化歷史考證研究書籍,乾脆就是一片空白。在缺乏強有力的官方和企業家支持的情況下,樓觀台道教景區的建設,把周、秦、漢、東西晉、隋唐、宋、元、明、清、中華民國不同時代的道家文化和廟宇建築群進行系統化的調查研究,做出來中長期規劃,再穩紮穩打的建設開發,是比較好的。現在的樓觀台道教文化展示區,美中不足的就是過分的偏重於旅遊考慮,道教歷史文化的挖掘遠遠不夠。 現在,最突出的缺陷就是樓觀台道教文化產業園區,竟然沒有樓觀道,也就是沒有道文化的軟實力,理所當然的缺乏了吸引遊客的競爭力。想想看,甘肅省為什麼傾向於成都市青羊宮呢?最關鍵的是甘肅省千方百計的想著在青羊宮的《道藏》裡面,給自己尋找依據和支持。倘若樓觀台的道文化研究走在前面,甘肅省就會近水樓台先得月的跑到樓觀台「搬救兵」,就不會出現甘肅省和安徽省、河南省共同排斥陝西省樓觀台的老子李耳《道德經》誕生地情況。這樣的咄咄怪事,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恢復「樓觀道」,要比正一教早七百多年,要比全真教更早一千多年,讓樓觀台名副其實的成為道教祖庭。為此,我們應該參考一下安徽省渦陽縣的尹喜墓以外,甘肅省的尹喜墓及其宣傳文字:尹喜墓歷史意義——尹喜是天水籍歷代文化名人中最早的先賢名士,聞名中外的《道德經》五千言,是由他承傳推廣於世的。兩千多年來,在中國乃至世界哲學、政治、軍事、史學等學術界影響極為深遠,意義非常,尹喜的功德是無量的。大型辭書《道藏·尹喜傳》、《水經注》等書中可以看出,老子西行主要活動在渭河中上游一帶,除了伯陽柏林觀、講經台等地之外,他們還去過秦州區的老君台、玉泉觀、崆峒山、敦煌等地。尹道寺與老子講經台相距約數里路,殿宇中祀尹喜聖像。尹道寺建築規模不大,殿前懸掛古聯一副,曰「華章九篇入《百子》;經文五千頌《道德》」,對尹喜給予了歷史的精闢頌揚和評定。為此修復尹喜墓,是功德無量的大喜事。 樓觀台的道文化、道教人士應該感覺到,安徽省渦陽縣和甘肅省天水市麥積區,都是把弄虛作假當成了功德無量,實在是拿著老祖宗的尊嚴去修墓招攬生意,存心不良,罪過罪過。
當然,《百度百科》也是有說假話的錯誤,例如把老子李耳說成為周康王時代的人,說這是依據據樓觀台今存碑石記述的周康王、周昭王時期尹喜迎接老子,造成了多年來樓觀台有八百年的早期歷史一直不被史學界承認。譬如:陳國符的《道藏源流考》,南懷謹的《中國道教史略》,任繼禹的《中國道教史》;卿希泰的《道教史》,王卡的《道教文化一百問》……等等這些權威著作,都一致否認了樓觀台早期的800年歷史。其中南懷謹乾脆就不提樓觀道在歷史上的位置和概念,他的著作中沒有樓觀台的任何內容。不僅如此,我們西安市社科院的孔令興甚至寫論文還說老子沒有來過樓觀台寫書,說老子寫書是在楚地,更不用說這裡是道文化的發詳地了。史學界的這一態度,導致了後來二十世紀90年代國家主席江澤民去了函谷關參觀也不到樓觀台來,這就是因為學者們都說樓觀台的早期歷史不靠譜,不可信,是「有意編造」的,所以大家一致都持否定態度,這些都是因為碑文上的這一句錯誤載文所引起。因為,現在流行的說法是老子李耳在周康王、周昭王時期寫出來《道德經》,而周康王、周昭王是西周時期的人,老子李耳是東周列國即春秋時代的人。周昭王姬瑕在出土青銅器銘文作卲王,系周康王姬釗之子,是西周第四任君主,「夏商周斷代工程」將其在位時間定為公元前995年-公元前977年,在位執政18年,所以不存在昭王「二十三年」和「二十五年」這樣的年號。更主要的是周昭王是西周早期的君王,當時首都在灃鎬,即今西安市西南郊,戶縣東北、周至縣一部分和長安西北處,時間上比尹喜迎老子來樓觀講經早了至少460多年。這種情況下,二者怎麼會有可能發生關係呢? 老子是東周人,是在東周首都洛邑即今河南洛陽的王室供職上班,不是在西周昭王的豐鎬即現在的西安上班,老子要是從西安西郊往樓觀台來,只有三十多公里的距離,尹喜在這種情況下怎麼會跑到東邊數百里外的河南靈寶函谷關去迎接他呢?所以說「周昭王、周康王」與「尹喜迎老子」來樓觀講經的這個話,在時間上相差太懸殊,不靠譜,故不能成立。如果我們一直還要延用這一違背歷史常識的碑文繼續往下講述「關公戰秦瓊」一樣的故事,那麼遲早都會遇到新的麻煩。由此可見,道文化研究過程中,石刻碑林記載並不是絕對可靠的,必須慎之又慎,對於形形色色的歷史遺迹資料保持系統化鑒別的能力。
這也是一味清醒劑,讓我們的道文化研究一定要尊重客觀的歷史真實性,特別是不必要把重點放在糾結歷史上,而是要看到整個道教是每一個廟宇對於道文化的詮釋不一樣,對於道教的神仙體系表達也不一樣,不像佛教和基督教、伊斯蘭教那樣的基本框架是全世界統一。道教內部的亂象叢生,使得信仰受到了挑戰,明擺著的正一教對於《道德經》傳播和老子李耳身前身後的傳承人譜系沒有認真考證,與全真教關於老子李耳《道德經》傳承的譜系不一樣,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不在乎雜七雜八的混亂不堪。為什麼道教、道文化不能統一思想認識呢?不僅僅是道教的組織體系存在著嚴重的缺陷,難以給執政黨和國家起到抵制西方宗教信仰滲透的積極作用。更重要的是,道文化在全中國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組織系統,更沒有全國道文化協會,還不如道教有自己的中國道教協會。 另一方面,在組織體系的凝聚力上,就是道教信仰和道文化穿透力需要下功夫。只有按照黨中央明確的傳統文化基本原則:「兩有」即對古代的文化要有區別地對待、有揚棄地繼承;「兩相」即中華優秀文化必須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兩創」即對中華文化要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開展創新發展,在發展當中統一認識,建立道教和道文化的一統天下格局,使得現在唯一的中國本土宗教信仰,也是中華民族的根文化,能夠形成全世界一致性理論體系,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大國崛起,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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