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蘇格拉底的比較研究

06-17

孔子與蘇格拉底的比較研究

思想是屬於人類的。因此,不同國度、不同地域里的思想家雖然處在不同的歷史狀態下,並置身於不同的文化氛圍中,但其思想的目的、思想的方式和思想內容總不免有這樣或那樣的相似之處。在晚近時期的人類歷史進程中,由於文化交流的日漸增多,相互借用和相互參證使得這種情況已經具有了相當的普遍性,這就使得比較研究更加方便了。不過對於早期的思想家進行比較研究卻更具意義。因為在文化交流還沒有大規模的展開,甚至在基本沒有文化交流的情況下,思想家們共同的或近似的乃至完全不同的思考尤能表現不同民族的相同或相近乃至完全不同的遭遇和所面臨的相同或相近的問題。這種比較研究不僅可以展示不同民族的文化心態和文化類型,而且可以通過這種比較了解人類的共同特徵,進而理解人類的共同命運。

　　孔子(551- 479 .ＢＣ)和蘇格拉底(469- 399 .ＢＣ)都是早期人類思想史中的重要人物。將蘇格拉底與孔子的思想進路、思想方式以及思想內容等方面進行比較,可以折射出古希臘與古代中國的諸多方面令人深思的問題,而這一點,對更好、更客觀地理解中西文明會提供有益的幫助。

　　孔子與蘇格拉底都有很強的現世精神,二人均不喜歡空談玄理。蘇格拉底並不重視脫離現世的人事問題去思考冥冥之天或茫茫宇宙中的事物起源問題,他批評這些人,「完全不管人事,而對天上的事情加以猜測,是不是認為自己在做本分的工作?」蘇格拉底堅信首先弄清人事問題是絕對重要和必要的。在他看來,人事問題是世間最重要的同時也是首要的問題,不僅本身即已十分重要,而且其它一切問題,如果脫離了人事問題都將失去其應有的意義。孔子在這一點上與蘇格拉底很相像,季路問孔子若何「事鬼神」,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問「死」,孔子答以「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在孔子看來,生的問題和人的問題還沒有弄清楚,是沒有必要去談論「鬼神」和「死」之類的問題的。雖然蘇格拉底不願首先去談論人事以外的「客觀存在」方面的問題,而孔子則不喜歡談論「死」之後等問題,但兩位先哲同樣不喜歡先去探討人以外的問題,則是顯而易見的。這一點表明兩人都有明顯的現世精神,雙方同樣持有明顯的入世情懷。對於一個飽含現實情趣的思想家或踐履者而言,人生之前或人死之後,抑或人以外的問題,同樣都屬於無實際意義和現實效用的問題,他們雖不主張禁絕這種思想,但總是對其採取批判的態度,認定將人之外的事物或人生之前乃至人死之後的真實和虛幻的「東西」作為思考對象是無意義和沒有必要的。在這一點上,蘇格拉底與孔子幾乎沒有什麼原則的區別。兩位先哲都對現實問題有濃厚的興趣,都通過文化的自我體認而賦予自己以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兩位先哲那裡,這種對現世的關懷,主要的還是集中在他們對政治問題的興趣上面。有趣的是,這種濃厚的政治興趣使得兩位先哲同時將目光投注在了道德領域,他們都希望建立一種符合倫理原則的政治,都試圖努力造就一種政治與倫理相統一的合理的政治生活。

　　蘇格拉底為實現自己的現世抱負而四處宣講道德,他「如父如兄地敦促人們關心美德」,每日敦促和勸說大家,「不管老小,都不要只顧個人和財產,首先要關心改善自己的靈魂」,他認為這是比個人和財產「更重要的事情」。在他看來,人要使自己有力量、有美德,求助於神靈,不如求助於自己心靈,「一個更好的公民」的標準,是包括理財能力、為城邦效命疆場而能克敵制勝、以外交的方式化敵為友、通過演說凝聚人心、使人民齊心協力等等諸多方面的。這種宣講的主旨,就是要將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進行融合,使政治與倫理在倫理的基礎上協調起來,而公民提高自己的道德水準,就會使城邦中更加良好的政治的實現成為可能。

　　與蘇格拉底試圖將現世政治倫理化的做法相類似,孔子的目標是將倫理政治化,他為推行自己的社會理想而到處奔波,周遊列國,提出了很多政治倫理觀念,這些觀念都是以改造現實為基礎並為改造現實服務的。「學優則仕」和「為政以仁」是最能表現孔子欲將倫理政治化傾向的。孔子為了實現將倫理政治化的目的,提出了「禮」的主張。所謂「禮」,其實就是對包括維護等級制度在內並首先表現為對等級制度進行維護的社會生活秩序的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遂順理成章地成了等級制度和舊秩序的護符。這是具有濃厚倫理色彩的政治學說。孔子將道德作為萬能的政治手段,冀望通過對人心的道德改造,恢復逝去的周朝式的統治和生活秩序。其實「如有用我者,吾為其東周乎」(《論語·陰貨》)的真正用意,就是要重建倫理化的政治,將倫理政治化。

　　政治的倫理化和倫理的政治化是十分相似但又有明顯不同的兩種思想傾向。兩者的相同點在於兩者均對政治和倫理現狀嚴重不滿,都認為倫理和政治「道德」的嶄新社會生活秩序。為此,孔子和蘇格拉底選擇了不同的取向並採取了不同的方式。

　　孔子的路徑是由政治而道德的。雖然儒家每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表現層次上而言是從倫理到政治的。但這只是對少數君王或為政者而言,也就是說,這只是對社會生活中的「大人先生」們的要求,而對於整體社會的改造,則更主要的還是寄托在通過政令的貫徹執行而收到改造社會使之道德化的客觀效果。傳統社會中以禮為法或以禮代法,「禮法」聯稱的秘密即在於此。事實上這種以「禮法」為特徵的社會,正是奉行了孔子的這種主張,沿著孔子的這種路徑而行進的。宋明時代程朱理學的壟斷和統治思想地位的實現,也正是選擇這種路徑來改造社會的「成功」。程朱由此獲得正統的思想史地位,同時也難於撼動,也就不足為怪了。因此,近世學者如牟宗三等欲從學理上認定五峰胡宏和蕺山劉子為孔孟正傳的努力,最多只能在「學理」上產生影響,而由於傳統儒學,原本即是一種最後必須落實在踐履上的學問,所以,無論胡宏與劉宗周理論上多麼精湛,都不足以也根本不能夠成為事實上的正統。程朱的地位之不可以撼動,就是因為中國社會實行的是禮法,而不是「心法」、「性法」、「心性法」。只有「禮」才是現實的,較「心」、「性」等更有實際效用。

　　與孔子所選的路徑不同,蘇格拉底選取的是從倫理到政治的路徑。如同孔子一樣,他首先基本否定了現實的合理性,認為這個國家已經極其缺乏生氣,如同一頭衰老的笨牛。而社會公職不僅沒有給人一種公心,反而增加人的自私的慾望,成了滿足個體自私願望的條件和手段,以至於使他不得不告誡人們:要想做一個正直的人,就不應該謀取社會公職。他認為,「一個真想為正義而鬥爭的人,如果活著,哪怕是活一個短暫的時期,那就必須當老百姓,決不能擔任公職。」蘇格拉底並不是認定:有公職與喪德之間有一種必然的連帶關係。但至少他認為他所處的時代的情形是這樣的。他要改造他所處時代的社會風氣,寄望於通過他的努力,喚回社會良心和人間公道。他沒有像孔子那樣,試圖通過政治首腦人物人格的道德化,形成君主的良心然後以這種良心為禮法,在向下推行中,堅守「仁義」原則,並通過這種堅守,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性。社會秩序的穩定,同時育的方式,實現整體社會的道德水平的提高,然後通過社會公議等形式,監督政治首腦和政府官員,限制他們的私慾的膨脹,以社會自己的力量挽回社會自己的公道和良心。後世西洋政治雖不再堅持用社會良心力量來維護社會的公道,但以社會自己的力量來整合社會自己的秩序,維護社會公益的做法,大致延續著蘇格拉底的思想取向。蘇格拉底欲使政治倫理化,但他沒有寄望於當權者的道德水平的改善,而是相信下層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能夠制約上層人物的私慾。他要努力建設一種政治體制,一種倫理化了的政治體制,他不相信政治人物(如孔子心目中的明君聖王)會先天的具有道德良知。

　　孔子欲將道德政治化,但卻選取了先倫理,而後政治,最後再到倫理的路徑,客觀上表現為自上而下的傾向;蘇格拉底則欲將政治道德化,其所選取的路徑乃是先使人學習政治的知識,從而養成公道的觀念和習慣,進而用這種觀念為指導去改造現實政治,最後實現它的倫理化。這樣的路徑表現為一種自下而上的傾向。應該說孔子的路徑和傾向是貴族式的,而蘇格拉底的做法則表現為一種明顯的平民化特徵。

　　但是無論孔子將倫理政治化的做法被孟子所繼承,提出所謂「仁政無敵」的主張,還是蘇格拉底的政治倫理化的傾向為柏拉圖所繼續,形成所謂「哲學王」的政治理想模式,同樣不合乎實際,同樣無法真正得到實行。

　　孔子與蘇格拉底雖然同屬於道德宗師,同對現世抱有強烈的熱忱,但二人的現世情懷裡又有比較明顯的不同的地方。孔子對現實的強調,有著明顯的保守傾向,他試圖利用對已經崩潰的周朝禮法的恢復,完成對現實社會秩序的重新整合,而這種整合是必「因於」前代之禮的。所謂「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這表示了孔子對社會進化的承認,但這種進化顯然是「可知的」,即程度是不大的。

　　因此孔子非常像一個道德的社會的改良者,他所強調的秩序或禮,著重在遵從一面,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小人學道則易使」(《論語·陰貨》)。在孔子所強調的這種秩序中,個人(身處社會下層的大多數)大致可以看作是被動的(除極少數自願踐履的聖賢之外),至少應當說自覺程度是不高的。而蘇格拉底是要建立一種新的秩序,在這種新秩序中,人是自覺的,有意識和意志自由的。孔子看到了現實的不合理性(「八佾舞於庭」,「陳氏弒其君」等),他認為使之趨於合理的唯一有效辦法是恢復周禮。這種貴族式的崇古取向,與蘇格拉底的平民式未來式取向是明顯不同的。蘇格拉底冀望於具有自覺道德人格和豐富知識技能的新人群的產生,由他們來改正現實秩序的不合理性。蘇格拉底欲使平民接受相當的教育之後努力參與政治,這樣的做法實際就是要建立一種平民政治,而孔子的「小人學道則易使」極至,必然是貴族政治的生成。平民政治易於走向民主,而貴族政治則會自然地導致專制。

　　蘇格拉底和孔子處在不同環境之中,卻同樣認識到政治與道德的分離是現世生活的「不潔」,他們都想通過重新整合的方式實現社會秩序的合理化,他們在政治與道德問題上的思考之相似性,表明了人類所遭遇的問題是相近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相似的。但雙方選取的路徑和取向上不同,卻反映出各自不能脫離自己的生活環境而思考問題,這種思考展示了雙方比較明顯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在一定的意義上,也預示了兩種文化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的分道揚鑣。兩位先哲的這種差異性,其實就是兩種文化—東西文化在源頭上開始分流的一個比較明顯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