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向榮：日本教習在中國

[摘要]中國的知識分子想從日本的經驗中，學習怎樣才能富國強兵。

鴉片戰爭的炮聲曾驚動過中國，也驚動了日本。可是在中國，除了極少數知識分子以外，統治者一點沒有醒悟，依然以天下帝國自居。沒有直接受到炮火蹂躪的日本，卻汲取了鄰邦的教訓，認識到了自己的落後，急起直追，在不長的時間內擺脫了挨打的局面。不但這樣，還加入了侵略者的行列，直接打擊和侵略不久以前還是其文化母國的中國。

甲午一戰大敗之後，才使中國的部分知識分子重視落後要挨打的教訓，要求使民族、國家從落後中脫身。可是要怎樣才能擺脫落後的局面，尤其是在阻力重重中擺脫落後，他們並不清楚。幸而向來受中國文化影響，不久前還同處積弱地位，而現在已躍居強國之林的日本，就在鄰近。一批知道落後要挨打，而想急速脫離落後的知識分子，選擇了日本作為效法的範本，提出要向日本學習。他們之所以選擇日本，儘管說是由於路近、費省、文字風俗相似等等理由，但這都只是表面上人所共見的，實際上還是在於日本不但能在短期內從落後的境地中擺脫出來，而且還能搖身一變，由一個被侵略者而成為一個有力量欺侮、侵略鄰國者。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想從日本的經驗中，學習怎樣才能不挨打，怎樣才能富國強兵。

甲午以前，中國統治階層中的知識分子，曾經提出過在教育方面，向當時先進國家的西方學習的建議，並且也陸續付諸行動；可是在頑固的保守勢力反對下，很快被扼殺了。甲午以後，雖說局勢有所變化，可保守勢力的阻力仍然很大，因此他們想以教育作為重點，由根本上向日本學習的建議，要成為行動，還是困難重重的。不過頑固的保守派，他們迷戀於權和勢，當他們覺悟到不改變目前的情況，就會動搖他們的統治基礎時，就無可奈何地默認了這些建議。

在這一背景下，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東渡到日本，不是求學，就是遊歷；成批的官吏，也在遊歷考察的名義下涌到日本。20世紀初年，大量中國留學生的聚集東京，其原因就在此。讓國家民族的下一代，到先進國家去學習，培養他們改造舊社會的本領，本來是件好事，可是隨之而來的動搖腐朽的統治基礎的副作用，嚇壞了頑固的保守派。在他們看來，改革，不要說革命了，比亡國更可怕。於是，又施展故技，企圖阻止、破壞青年們到日本去學習。但是，時代是在前進的，人民的覺悟也不會永遠停留在原地，1881年撤回全體留美學生和1882年停止向外派遣留學生的故事不可能重演，閉關鎖國也不再能辦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一面為出國留學設置障礙，一面又邀聘大批日籍教師前來幫助建設中國的新教育，使改革局限在統治階層的控制下，按著他們的意圖進行。既可以欺騙人民，蒙蔽要求改革的知識分子，而又沒有動搖統治基礎的危險。

不過，歷史有其一定的發展規律，並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留日學生和應聘而來的日本教習，為中國的近代化留下了不可泯滅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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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聘來幫助中國興辦新教育的日本教習，絕大多數是才德都能勝任，經過一定選拔的。尤其是到一些較大城市主要學校中擔任教習的，其中多數回國之後，也頗有成就。但也毋庸諱言，有一小部分卻是為高俸給而來；或者有些在日本國內並無正當工作，通過三個月養成所的訓練，到中國來投機冒險的。這些人，當然談不上什麼品德，更不用說能符合人師的標準。當然，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通過長時期的交往，必然會有其表現的。

當時中國青年學生的求知慾很盛，都知道非習新學無以強國，所以對日本教習的期望頗大。一般學生在上課時和課後，都很認真。兩江師範學堂監督李梅庵，曾因學生過分鑽研書本，忽視身體而出過長文布告，勸學生勿遲睡，勿過於在課後向日本老師求教，以免影響休息，語頗剴切。由此可知那時中國學生對日本教習是尊敬的，彼此之間相處也十分融洽，否則絕不會課餘還求教，而要煩監督出示勸阻的。

曾經擔任過京師法政學堂副總教習，回國之後又擔任日本宮內省顧問、帝室博物館館長的杉榮三郎，在日後回憶悼念其在京師法政學堂同僚松本龜次郎時，說：「原來教育之成果，並不僅靠學問之深淺，教授法之巧拙而已；其最重要的因素，還在於教育者本身的人格。由於君（指松本）是位秉性溫厚篤實的君子，其人格影響於學生者至深。因此學生們敬愛他，忠實地受其教育，所以他的教育成果至巨。」這席話，並不是誇張的過譽。松本龜次郎令人敬仰的高尚人格，是大多數留日學生所共知的。

日本教習在中國學堂執教，雖然在事前對中國的學校教育情況有所了解，應聘時也有關約（合同）的規定，但免不了和中國方面會發生誤會；而在日本教習間，也會因某些意見相異以致形成糾紛，影響到中國方面對其信任。例如三江（兩江）師範學堂，在1905年成立之前，於1904年11月由當時新任總督周馥、三江師範學堂總辦李瑞清（梅庵）會同當時擔任學務處參議，以後擔任總教習的菊池，對報名入學的學生舉行選拔考試。菊池按照明治初期，日本尋常師範的例子，把參加考試人員分成速成及本科兩類，規定其修業時間分別為一年及三年。在這一點上和急於求成的中國當局想法有距離，尤其是對一批在地方上已辦起新式學堂，急需師資的紳士們，更因而產生一些誤會。以後，在對師範生的訓練、教育進度和管理方法上，菊池又和日本教習們有不同的看法；這種分歧逐漸加深，到1905年10月，在該校執教的日本教習，由菅虎雄領銜，向當時斡旋中日教育文化事務的東亞同文會提出抵制、排斥菊池總教習的申請。其理由是菊池「在公私各方面，均以專制獨斷方式處理，致使各教習無法發揮各自特長，在教務上無從取得充分成績」。此項申請意見同時也傳到中國方面，從而使中國方面對日本教習的誤會更為加深，江蘇教育界的士紳更因而向總督周馥提出改組學校，解聘日本教習的要求。以後，東亞同文會為使中國方面消除誤會，恢復對日本教習的信任，而由該會根津一出面在菊池和九名教習間做工作，企圖調解，甚至連日本駐上海領事館也參加進去了。由於中國方面對菊池的評價頗高，所以根津擬保留菊池和菅二人，而將其他有異議的日本教習八名解聘，但沒有取得菅及教習們的同意，結果只能改舊學校，將包括菊池在內的教習全部解聘。這一行動，嚴重影響了中國人對日本教習的看法。

日本教習人數很多，不免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有人格高尚，令人敬仰的；也有品質惡劣，不堪卒聞而激起中國人士極大反感的。創辦東文學社的中島裁之在他的《東文學社紀要》中，記述當時在中國日本教習間那些令人難以容忍的醜聞、行為。中島在敘述了一系列日本教習間，彼此鬥毆、爭吵，甚至拔出日本刀來打架等事實之後，感慨地說：「這些舉動，自始至終都為寄宿在校的（中國）學生所見到，實在是頗不雅觀的。」此外，中島還記了一些令人難以想像的事，如東文學社，有部分日本教習鼓動罷教，準備盜賣校具分肥；有舞刀弄劍，威脅他人者。致使學生們發出：「在這種人教育下，能學到什麼。我們就是死，也不學日語了！」「跟這樣蠻不講理的教員學什麼？除非國亡，否則我們是堅決不再跟他們學了！」從這些激憤的言論中，可以想像這批日本教習給他們印象之惡劣，影響之壞，到了什麼程度。

對於這種情況，不僅中國人間有強烈的抗議。就是日本人、日本教習本身，也曾對之表示強烈不滿。據今井嘉幸的回憶，當時在北京、天津和保定的日本教習，感覺到這少數不良日本教習的作為，勢必將影響大多數日本教習及日本人的名譽，所以在1907、1908年左右，幾個主要學校的日本教習開了一個會，要求在中國的日本教習自肅、自重，並由服部宇之吉執筆告全體日本教習書，專述此事。

這樣的事，後來連日本政府也不能不加干預了。所以日本政府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五月二十三日，通過在中國各地的領事館，向各教習頒發一份由文部大臣、外務大臣聯名的《內訓》，其中說：

現在本邦人應清國官方之招聘，至該國各地從事教育者，為數不少。近來時有本邦人教師之間互相排擠，猜忌，致不能取得良好成績之事傳來，誠屬遺憾之至。蓋如斯，不惟有悖善鄰之誼，更甚而使國家威信失墜，國民體面受損，其影響決非鮮寡。因此特通知在清國本邦人教師，其在職期間應各自戒飭，放遠眼光，正其志操；彼此間亦應輯睦協和，期維繫本邦教育者之令名於不毀。

這種少數日本人的行為，的確使日本教習的名聲受到玷污。但日本教習總的成績，還是被承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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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枯盛衰，本來是一切事物發展、運行的規律，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不過日本教習，從開始招聘到衰退，前後時間僅僅十一年左右，而且，日本教習的盛衰，是作為中日文化關係的一個部分來對待的。近一個世紀之後，總結這一段失敗的事實，還是有值得借鑒的經驗和汲取的教訓的。

文化，是人類共同的財富，不屬於某一民族、國家；為了提高和加速本民族、國家的進化，可以，也應該向其他國家借鑒，甚而派出學生前往學習，招聘專門人才來培訓，攝取先進的文化技術。這是自古以來，所有國家都採取的一條大道。但是，有一個原則，就是主權必須操之於我，不能旁落。招聘專門人才的目的，是藉助於他人之才智以培訓我們的人才。在這前提下，可以支付遠超國人的高厚俸給、待遇，以換取他們的知識、技能；但是，主權問題，決無商榷餘地。清政府聘請日本教習而把辦學大權完全相托，未始不是日本教習在中國十年，最終仍以失敗結束的原因之一。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在獨立自主的原則之下，有自力更生的決心，藉助外力才能得到預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