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與中國

史景遷

很難將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的新書《論中國》歸類於任何傳統的框架或體裁。這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有點謙遜的標題掩蓋了這本書的雄偉目標：即對中國2,500年來的外交和對外政策進行解讀，同時回顧中國過去完整的歷史發展周期從而更好地了解今日之中國。從形式上看，該書獨樹一幟，既不全是回憶錄，也不全是專著或自傳；相反，書中既有回憶，也有反思，既有歷史，也有基於直覺的探究。

借用時下的一個流行詞，這本書就像一輛"混合動力車"。在我看來，書名若是定為《中國的主題變奏曲》（VariationsonaThemeinChina）之類也許更為合適。如果記住這個名字，把它當作一個副標題，就不難明白這本書是圍繞六個主題來依次展開的，即中國的早期歷史、近代王朝試圖改革君主制體系的失敗、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毛澤東時代、基辛格精心安排尼克松總統於1972年訪華的自身經歷、鄧小平領導下的"開放"時期以及令人意外的最後一章——它獨具匠心地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德間的擴張衝突同中美當前面臨的一些問題相聯繫了起來。

毛澤東、周恩來與基辛格 1973年2月

在亨利?基辛格看來，古代的中國高深莫測，因此現代的中國仍然與它存在著某種特別的共鳴。他寫道："一個當代領導人居然會用一千多年前的歷史事件所體現的戰略思想來指點國家大事，這無論在哪個國家都是不可想像的。"但這正是毛澤東在討論政策事務時的一貫作風。而且毛澤東"滿懷信心地期待自己的同僚能夠理解這些典故的含義"。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中國的語言、文化及政治體制都是中華文明的標誌，因此就連中國在亞洲地區的競爭對手以及外國侵略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國的語言、文化和政治體制，作為自己合法性的標誌"。"戰略大師"（strategicacumen）主導了中國古代的外交政策，而且還會招攬眾多的追隨者和支持者來鞏固自身的核心地位。

周恩來與基辛格 1973年11月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西方世界熟知的中國學者孔子。他用舉例子的方式向一小群虔誠、願意為之獻身的學生宣揚自己的思想。而這些學生則通過與老師的對話來指導自己的實踐，最終為孔子留下了一部傳世經典——基辛格更是形容這部經典"類似於中國的聖經與憲法的混合體"。在西方，"均勢外交，與其說是一種選擇，還不如說是一種必然"，而且"無論哪一種宗教都沒有足夠的權威來實現全球性的傳播"，因為中國的對外交流並不是"以平等為基礎"的。

通過對中西方戰略思維的審視，基辛格推斷兩者之間存在一個顯著的區別："中國的理想戰略強調精巧、迂迴以及耐心地積累相對優勢"，而"西方的傳統則注重決定性的力量碰撞"。基辛格巧妙地用這個推斷，為後文對中西兩大哲學、軍事傳統的二元剖析作了充分鋪墊。首先，他概括了中國圍棋與西洋象棋之間的差異。西洋象棋所體現的是力量的碰撞、"決定性的戰役"，其目標是"大獲全勝"，而這些都取決於棋盤上每一顆棋子的部署；可是圍棋講究的是相對利益和長期圍困。圍棋從一張空白的棋盤開始，只有當棋盤上"布滿雙方勢力相互交錯相互牽制的區塊"時才能分出勝負。

戰略家和軍事家對於上述差異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許多世紀以前。圍棋的理念在《孫子兵法》這一曠世經典當中也有所體現。《孫子兵法》據傳由一位姓孫的軍事家所著，年代與孔子相近。基辛格對孫子的思想作了相當的引述，特別是借鑒了他對"聲東擊西"與"心理戰"的精闢論述。（書中寫道："也許有人會說，美國近代歷史上之所以會在亞洲戰場遭遇挫折，其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忽視了孫子的教誨。"）基辛格在書中還引用了才華橫溢的漢學典籍翻譯家閔福德（JohnMinford）對一句孫子名言的翻譯：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孫子簡明扼要地將其推崇的作戰策略按照重要性和有效性的高低進行了排序：首選是全力攻擊敵人的戰略，其次是攻擊敵人的同盟，再者是攻擊敵人的軍隊，最後才是攻擊敵人的城邦。孫子曰："其下攻城。"

那麼，這個高深莫測的中國又是如何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險惡的歷史洪流當中分崩離析，最終陷入舉步維艱、甚至是絕望無助的境地的呢？基辛格在討論第二大主題的章節里提供了一些答案。他重點論述了中國在文化、經濟和政治方面接連遭受的重創：從1793年馬戛爾尼伯爵（LordMacartney）受命出使中國、要求擴大通商和居留權，到鴉片戰爭的爆發；從國內的各種起義和叛亂，到基督教的滲透；從20世紀初的義和團運動，到封建帝制的土崩瓦解。然而更重要的是，"幾百年來的優勢地位扭曲了天朝對現實的認知。自命不凡的優越感只會讓不可避免的屈辱感顯得更加強烈"。

然而，中國的"棋子"並沒有完全出局："中國的政治家儘管拿著一副不好的牌，但卻憑藉著相當的技巧避免了更嚴重的災難"，這是均勢政治的基本規則所無法解釋的。在簡要地描述了19世紀中國政治家所奉行的現實主義的求生策略之後，基辛格指出，在當時的情況下還能夠"維持中國政府的獨立性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19世紀後期，利用屢試不爽的以敵制敵策略，中國在對抗西方侵略方面確實取得了一些實質性勝利。但諷刺的是，已近垂暮之年的政府希望依靠官員精湛的外交技巧來"爭取時間，可是對於如何利用贏得的時間又毫無計劃"。基辛格認為，當時日漸衰弱的中國已經無力"讓強敵為勝利付出其難以承受的代價"。在這種情況下，"一定程度上的和解是唯一明智的做法"，因此對日俄等列強採取的綏靖政策也並非毫無意義。

行文至此，作者的敘述稍顯模糊，原因是正在尋求新秩序的中國進入了一個"多事之秋"：起義和叛亂事件此起彼伏，軍事現代化改革和教育改革齊頭並進，野心勃勃的外國列強不斷索取割地——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隨著日本的迅速崛起，特別是日本在1894-1905年間先後擊敗了中國艦隊和俄國陸軍之後，形勢對中國變得更加嚴峻。隨後，1919年新文化運動的爆發、第三國際（共產國際）運動的開展、以及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一切似乎讓基辛格有些應接不暇。讀者或者可以直接跳到第三大變奏曲："毛澤東領導的長期革命"。作為一名中國觀察家和職業外交官，基辛格在這一部分道出了自己相當專業的分析。

在描述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革命時，基辛格平實地講述了讓他激動不已的時刻。他這樣寫道："農村包圍城市的運動在1949年開創了一個新的朝代，而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巨人——毛澤東。"當他寫到毛澤東的一生是"激烈鬥爭的一生"時，基辛格改變了毛澤東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但卻沒有改變世人的看法。儘管毛澤東有諸多讓人驚嘆的品質，但基辛格也承認毛澤東上台後的大多數時候證明"光靠高舉意識形態的大旗是無法治理好國家的"。在1958-1962年間，"數百萬人因為毛主席推行平均主義而在大饑荒中喪命"，數千萬人的生活難以為繼——有人甚至會用"難以想像"來形容。至此，靠意識形態治國的嘗試也宣告結束。

基辛格稱這次饑荒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之一"，估計死亡人數超過2,000萬（最近有學者估計實際數字可能要高出一倍）。至於1966-1969年間的"文化大革命"，基辛格沒有估計死亡人數，但是卻同意今天的論斷：文化大革命是由"青少年紅衛兵的造反運動"牽頭的，"其結果是對人類的大屠殺和對制度的大破壞"。然而，正是中國人為毛澤東的這些不可能完成的挑戰奠定了基礎，因為"他對（中國人的）頑強精神、能力和凝聚力充滿信心"。"而且事實上，"基辛格寫道，"無法想像還有哪個國家的民眾能夠忍受毛澤東對其社會強力施加的一系列殘酷的動亂。"

這種說法對於中國人整體道德水平的評價近乎苛責。中國人為什麼要"忍受"這些"動亂"？是出於恐懼？還是因為對毛澤東自20世紀初以來宣揚的共產主義革命有著不可動搖的信念？基辛格一再解釋："只有像中國人這樣頑強、堅忍的民族，才能在經歷了這樣大起大落的歷史之後仍然展現出團結與活力。"

對毛澤東執政的思考，讓基辛格有機會回到他在開篇伊始提出的一些主題。他寫道：

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位中國的統治者像毛澤東一樣集歷史性、權威、冷酷和全球視野於一身；面對挑戰時雷厲風行，而在條件不允許他繼續一貫強攻猛打的作風時又能展現靈活的外交手腕。

在日本戰敗後的四年中國內戰期間（1945-1949），毛澤東張揚的辭令的確使其成為眾人矚目的對象，但卻未必比得上斯大林的狡黠。這從兩人在朝鮮戰爭伊始的初次交鋒當中就可窺見一斑：當時斯大林雖然支持北韓領導人金日成入侵南韓，可是卻拒絕提供援助。（"如果你遭到反擊，我也不會動一個指頭。你得向毛澤東求助。"）"真正的斯大林是：不可一世、目光長遠、控制欲強、行事謹慎卻冷酷無情。"基辛格這樣寫道。

基辛格描寫朝鮮戰爭的部分可謂引人入勝。但這一部分也反映出，毛澤東本人就是位操控大師，而他在和自己作鬥爭的時候並非總是勝利者。基辛格在回憶自己艱辛的外交生涯時寫道："政策規劃的弊端在於，規劃中的分析無法預知決策者在做出決策時的心理狀態。"換句話說，在朝鮮戰爭中，"中國出兵（朝鮮）是對潛在威脅採取的先發制人策略，其決策依據其實是對形勢的錯誤判斷：美國的終極目標是中國。"事實上，"據有關各方迄今所公開的文件顯示，沒有任何一方認真討論過通過外交途徑解決衝突的可能性"。這一點使得交戰雙方的對抗進一步升級。在詳細記敘了朝鮮戰爭之後，基辛格總結說，從整體看來，斯大林是最大的輸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贏得的卻"不僅僅是平局......（這場戰爭）奠定了新中國作為軍事強國和亞洲革命中心的地位"，並且表明中國是"一個值得尊敬和害怕的對手"。

進入全書的第四大部分——"和解之路"，基調和內容都有了重大轉變。基辛格一度以第一人稱敘事，因為時任尼克松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作者走進了故事。他講述了親自安排尼克松成功訪華並與毛澤東在北京會晤這一大膽嘗試，並且記載了自己在外交上對"可能性"這一科學的探索。不過，讀者若指望作者像講述朝鮮戰爭那樣詳細地講述越南戰爭，恐怕要大失所望了——美國國內對越南戰爭的許多細節一直保持緘默，基辛格亦是如此。他對越南戰爭的理解與其早先思考歷史的方式是一致的。他寫道：

隨著美國開始向越南增兵，北京用圍棋的思維將形勢解讀為：美國企圖將越南變成又一個基地，連同朝鮮、台灣海峽和印度支那對中國形成包圍之勢......越南河內的領導人諳熟《孫子兵法》，並且應用書中的兵法有效地打擊了法國和美國。在這場漫長的戰爭當中，越南先是反抗企圖在二戰之後重新奪回殖民地的法國，隨後又在1963-1975年間與美國交戰。不過早在越南戰爭結束以前，北京與河內都漸漸意識到，下一場對決將在彼此之間展開，為的是爭奪在印度支那和東南亞地區的主導權。

儘管尼克松訪華的許多細節在當事人出版的回憶錄當中已有披露，但是《論中國》的參考書目及注釋也提供了很多其他的信息來源。這些資源讓基辛格回想起了他所率領的先遣隊的工作，以及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與毛澤東的會晤。在講述這段往事時，作者巧妙地將親身經歷與官方版本融合在了一起。很明顯，通過磋商促成的這次訪華之旅以及之後（據他自己計算）多達五十次以上的高級別訪問，讓基辛格樂在其中。

儘管此時毛澤東的偉人形象有些受損，但是周恩來以及隨後的鄧小平、江澤民和其他部長級官員卻讓傳奇故事得以延續。這些點點滴滴的記錄讓我們看到了，當中美兩國都甘願冒著遭到對方拒絕的風險、主動向對方示好的時候，中美雙方的政策也在逐漸轉變。隨後，基辛格又回到了第一個主題，不禁感慨自1972年以來"我們所接觸到中國的外交風格與其傳統的外交更為接近，而不同於我們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談判時已經習以為常的迂腐程式"。讓基辛格欣喜的是，"這種外交很好地迎合了中國傳統的安全挑戰"，也保存了"（中華）文明，因為中國周邊的民族如果聯合起來，其軍事力量就能夠佔據優勢"。他還發現，中國之所以能夠立於不敗之地，實際上是通過"打造一種良好的獎懲制度以及氣勢磅礴的文化。在這個背景之下，友好睦鄰成為了戰略的一部分"。

這本書的又一大亮點在於，讓我們有機會了解周恩來。作為近乎完美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及毛澤東的左膀右臂，周恩來"擁有超乎常人的智慧，以及憑直覺感知對手心理的能力"。基辛格對這兩位中國的主要領導人作了精闢的概括。對於兩人的特質，他這樣表述：

毛澤東永遠是主導者；而周恩來則是八面玲瓏。遭到反對時，滿腔熱血的毛澤東會用力量征服對手；而充滿智慧的周恩來則會設法說服對方或智取。毛澤東喜歡冷嘲熱諷；而周恩來則是一語中的。毛澤東以思想家自居；而周恩來則把自己的角色看作是管理者或談判專家。毛澤東渴望加速歷史的進程；而周恩來則樂於"順水推舟"。

隨後在北京舉行的中美元首會晤進展得相當順利。恰如基辛格所寫的那樣，尼克松此行是"極少數對國際事務產生深遠影響的國事訪問之一"。此言的確不假。

然而，世事難料：用基辛格的話說，水門事件以及1974年8月8日尼克松總統的辭職，導致了"在1974年11月的國會選舉當中，國會對積極外交政策的支持完全崩潰"。隨之而來的是，"美國應對地緣政治挑戰的能力遭到削弱"，這在當時的形勢下意味著，美國的首要政策是要削弱蘇聯在中國周邊地區的勢力。

基辛格告訴我們，"主張對中國開放的（尼克松）總統竟然會下台，這讓北京感到不解"，當然你大可以懷疑毛澤東和周恩是否真的如此驚訝。不過，水門事件的危害性和突然性絕對比不上毛澤東欽選的繼承人——國防部長兼元帥林彪的倒台。林彪被指控在1971年的一次政變當中暗殺毛澤東未遂，隨後和家人一起乘飛機逃往蘇聯時在蒙古墜機身亡。時隔這麼多年，基辛格仍然出言謹慎，稱該事件"據報道是一次失敗的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