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華：儒道佛與中國傳統文化教育

編者按：本文節選自李英華著《儒道佛與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前言》。儒道佛是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核心內容，該書闡述了儒道佛三教的基本內涵及其歷史發展、三教之間的矛盾衝突與調和融合的關係、三教與政治的關係、三教與傳統文化教育的關係、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問題，以及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幾個核心觀念。同時，以儒道佛思想價值為主導的傳統文化教育能夠對現代教育起到一定程度的矯正和糾偏作用，為現代人提供更有效、更具現實意義的精神資源。

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不注重自然知識，而側重於人文精神，這是由儒道佛三教所決定的。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主要是由儒道佛三教所主導、所支配的思想道德教 化、倫理政治教育和宗教超越性教育。儒道佛三教思想內容博大精深，遠非本書所能詳述。這裡，首先簡要說明幾個基本問題。

一

儒教、宗法性傳統宗教與天祖教

學界提出這三個名詞，旨在探討說明同一個問題，即在中國歷史上，除了土生土長的道教之外，是否還存在另外一種土生土長的宗教、這種宗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國 教？按學界以往的主流看法，這個答案是否定的。但目前學界看法有了變化，分別從不同角度、用不同名稱探討說明中國歷史上土生土長的國教的存在。筆者曾在 《中西政治思想比較論稿》一書中作了簡要述評。這裡願作進一步的探討。

宗教起源甚早。如果說先民最初只是一種自發性的宗教意識與活動，那麼，自夏朝建立以後就轉化為一種自覺性的宗教意識與活動，並成為一種官方意識形態，是維 護統治秩序的重要精神支柱。有學者指出，在世界古代宗教史上，起這種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為「國教」，有的沒有宣布；有的具有「國教」的名稱，有的沒有 這種名稱；有的有一套系統完備的制度，有的沒有這種制度。但不管哪種形式，它們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職能，實質上都是有形或無形，有名或無名的「國教」、「天 祖教」就是屬於一種無形、無名的國教。所謂「無形」，是指它不像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等那樣具有一種顯而易見的特定的宗教組織；所謂「無名」，是指在中 國古代並不存在「天祖教」的名稱，同時，統治階級也沒有明確地宣布這種宗教為「國教」。但這都無礙於天祖教作為中國歷史上的國教這一事實的存在。

天祖教的核心信仰是「敬天」和「祭祖」，它的組織形式寄寓於大、小兩種傳統。大傳統就是整個國家的組織系統，它充當了一種天祖教組織的角色。從帝王到各級 官吏以及祝巫等神職人員，都擔負祭祀的職能。帝王是國家元首，同時也是最高的祭司，他是「天子」。在天祖教傳統中，只有屬於大傳統的天子才擁有祭天的資 格。在祭天活動中，天子也可以配祭自己的祖宗。而各級官吏和神職人員，在祭祀活動中只是帝王的陪祭或輔佐。並執行帝王所派遣的祭祀任務。天祖教小傳統就是 民間的宗族系統。它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而不能祭天。

所以，天祖教的組織及其管理比較特殊。它或者是整個國家組織系統，或者是分散於民間的宗族系統。「天祖教」的祭祀形式在政治和倫理方面有著重要的教化作 用，所謂「祭者教之本也」(《禮記·祭統》)。《禮記·郊特牲》說：「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敬天祭祖的目的就是報答本願：敬天必忠君，故忠道得以宣 揚；祭祖則重喪，故孝道得以發揚。忠孝之道是中國傳統宗法社會的最根本的倫理規範，所以「天祖教」有著強烈的宗法性、政治性與倫理性色彩。天祖教在中國古 代社會既適合於小農生產的經濟基礎，又適合於宗法制的社會政治環境，故有利於維護和鞏固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秩序。它一經產生，就與中國古代社會相始終。

值得特別說明，對中國歷史上國教的存在問題，牟鍾鑒等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充分的論證，只不過，他們有的使用「宗法性傳統宗教」名稱，有的使用「儒教」名 稱，也有的使用「天祖教」。筆者認為，從理論上講，相對於「儒教」和「宗法性傳統宗教」，「天祖教」這個提法更為恰當一些。因為，這種宗教信仰的核心就是 「天」與「祖」。「敬天」和「祭祖」就是這種宗教的最重要的宗教活動。根據「佛教」、「基督教」與「道教」等命名習慣，稱為「天祖教」再恰當不過了。不僅 自身名副其實，而且可以避免「儒教」與「儒學」之間的混淆與爭辯。況且，「敬天」和「祭祖」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特色，儒家傳統不能涵蓋整個傳統文 化，故不宜稱為「儒教」。同樣，「宗法性傳統宗教」這個命名也有局限，它著重於一種特徵的描述，而未能直接揭示「敬天」和「祭祖」的核心，故不如「天祖 教」之命名。由於「儒教」這一名稱沿用已久，如貿然用「天祖教」取代它，給行文帶來諸多不便。故本書從之。

二

儒道佛三教的基本內涵

早在孔子創立儒學之前，先秦社會就已存在所謂「儒」的職業，主要從事禮儀、祭祀等宗教活動。這便是「儒教」的根源。儒教一詞自古有之。其涵義主要指儒學， 「教」是指儒學的教化功能。現代學者沿用它，但各有所指。筆者的看法是，可以認為儒教是一種宗教（即天祖教）。但它不同於儒學，儒學不是宗教，儒教與儒學 並不相等。儒學是由孔子創建而為歷代大儒所繼承和發揚的一種人文學說。儒學的精義在於教人做人。做人的最高境界是成為聖人。儒家有兩義，指儒學學派和儒學 代表人物，即「儒者」，亦即對儒學身體力行的大儒。如孔孟。古往今來，從事儒學研究的學者不知凡幾，但一般不能稱為儒者或儒家。更稱不上「新儒家」。儒者 與學者有別，不能等同。

2道教、道學與道家

道教是宗教，是由先秦道家、黃老學、黃老道演變發展而形成的，創建於東漢時期。道學是對道家、道教理論學說的總稱。道學的精義在於叫人修真。修真的理想境 界便是返樸歸真，成為真人。當然，在不同語境中，道學所指不同。如道學也指宋明理學。但這不是本書討論的範圍。道家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道家只指先秦道 家，廣義道家包括以先秦道家為源頭和核心的一切學術流派，當然也包括道教。像儒家一樣，道家也指道學代表人物。一般從事道學研究的學者也不能稱為道家。更 稱不上所謂「新道家」。

佛教是宗教，佛學指佛教教義，佛家是佛門高僧與著名居士。一般從事佛教或佛學研究的學者稱不上佛家。更稱不上「新佛家」。佛學的精義在於啟人覺悟，覺悟的 最高境界便是成佛。據此，佛教也許可稱之為一種特殊的宗教。因為，佛教教義的精髓在於啟人覺悟，而不是叫人迷信和崇拜偶像。關於儒道佛三家學問，梁漱溟先 生曾說：「儒、佛、道三家之學均貴踐履實修，各有其當真解決的實在問題，非徒口耳三寸之間的事。不掌握此點，不足以言三家之學。」這是精闢之見。但是，自 近現代教育模式與學術規範確立以來，對三家之教學與研究大多流於一種口耳之談，而忽視了實修和「受用」。所以，儘管從事儒學道學佛學研究的學者不知凡幾， 但一般不能稱之為儒家道家佛家，這是因為儒家、道家、佛家乃儒學、道學、佛學的人格象徵，故不是一般學者所能擔當。區別這一點，對於深入體認三家思想特質 與同情理解現代學者處境都是很有意義的。但這並不意味開脫或否定學者應有的擔當意識。

三

儒道佛三教關係與「天人合一」

所謂「三教」，既指儒道佛三種宗教，更指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學說及其教化功能。三教關係一般表現為矛盾衝突與調和融合的關係。但具體表現各有不同。按范文瀾 先生的說法，大體上儒對於佛，排斥多於調和；佛對於儒，調和多於排斥。儒對於道，不排斥也不調和；道對於儒，有調和無排斥。佛、道之間互相排斥。三教儘管 具有不同的教化功能與意義，所謂「為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德清《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 39），但唐宋以後，儒道佛三教都主張「三教合一」。其內涵主要表現為三教合一於「人」、人的「心性」、人的「實踐」（修持）。人及其實踐是三教合一的物 質基礎，而心性之學則是三教合一的理論基礎。

三家心性之學都強調和突出人類精神所能達到的那種自覺性、超越性、普遍性和永恆性，都體現了「天人合一」的境界。這既是回歸人性的本源、本體，也是人性的 升華和生命的超越。「天人合一」具有不同的內涵和意義。從人與自然的關係說，人是自然的產物，人本身即是自然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天人合一」是現實 的存在或既定的事實。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說，人與自然的關係又不是完全合一的，因為人畢竟不同於其他任何一種自然物。人具有社會性、意識性和創造性。這 種意識和創造具有兩重性。如何盡量避免對自然的破壞，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顯然是另一層意義上的天人合一。從哲學本體論上講，「天人合 一」還具有更深刻的內涵與意義。這個「天」是境界之天、心性之天、本體之天。天與人合於「道」、合於「德」、合於 「心」、合於「性」。這種合一既是潛在的，但又是有待自覺和努力去實現的。

從肉體上說，每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人都是人；但從精神上講，每一個人都有待於努力地做人，去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儒家所謂聖人，道家所謂真人，佛家所謂佛，實 際上都是指達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人。佛家說得很精闢，佛與眾生，原無差別。迷即佛是眾生，悟則眾生是佛。所以，一個人的境界高低，主要取決於本人的思想覺悟 和道德水平。這是儒道佛三教所反覆昭示的真理。

四

儒道佛三教與政治的關係

三教與政治的關係就是政教關係。這種關係主要表現為三教需要王權的支持與扶助而得以發展，王權需要利用三教來教化人心和維護社會秩序。中國古代政治對宗教 佔據絕對的統治地位。古代帝王高居於三教之上。即使某位帝王虔誠信奉某一宗教，他也是該教的當然教主。三教要想求得自己的生存發展，爭得自己的優遇地位， 都必須得到皇帝的認可和支持。尤其是佛道兩教及教內各派係為爭法統、道統，都要求助於世俗政權。晉僧道安曾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行。」（《高僧傳》卷 五，《道安傳》）這句話頗能說明佛教發展對政治的依賴。道教也有類似境遇。

帝王對三教的利用總是處於主宰的地位。他們可以根據個人的信仰、興趣和需要給儒道佛三教排列座次。或是儒道佛、或是道佛儒、或是佛道儒，等等，不一而足。 當統治者認為宗教有害於政時，就會對宗教加以排斥打擊，其中對佛教的打擊尤為嚴重。所謂「三武一宗」滅佛事件即是如此。在中國歷史上，除了少數帝王外，一 般都實行三教並用的政策。他們認識到，「三教如鼎，缺一不可」。甚至進一步認識到儒道佛三教的不同功能，所謂「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它們各有 所長，各有所用。其中，儒教（天祖教）是維護和穩定宗法等級制的國家宗教，佛教宣傳「生死輪迴」、「因果報應」，追求死後解脫成佛，道教注重養生之道，追 求長生不老，乃至得道成仙。這些思想不管對平民百姓還是帝王將相都有極大的誘惑力和吸引力。

所以，統治者認為三教殊途同歸，所謂「三教雖異，善歸一揆」。儒道佛三教在中國歷史上長期並存發展，在世界宗教史上，可以說是一種比較獨特的宗教文化現 象。這與中國古代這種比較特殊的政教關係有著密切關係。這種政教關係有利有弊。利弊都可以說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其中，最大的利在於有助於維護和促進國家 和民族的統一，而最大的弊在於儒道佛三教、尤其是儒教（天祖教）的根本理念未能在中國古代政治實踐中得到有效落實，或者說，在落實過程中遭到了歪曲變形， 乃至走向自己的反面。

五

儒道佛與傳統文化教育的關係以及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問題

大體可以這麼說，儒道佛是傳統文化教育的核心內容。這是因為：一方面，儒道佛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廣泛滲透、影響於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另方面，傳統文化教育的核心價值是由儒道佛三教所主導、所支配。

傳統文化教育不注重自然知識，而側重於人文精神，這是由儒道佛三教所決定的。至於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問題，這個問題學術界已討論得很多，得出了不少有價值的 見解。這裡擬從歷史和哲學的角度、也即從「傳統」與「現代」的相對性角度進行簡要探討。從孔子所處的春秋末期而言，如何繼承和發揚三代以來的文化傳統，以 應對春秋時期的各種社會問題，即是孔子當時所要處理的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問題。從文化角度而言，孔子對這一問題的解決無疑是相當成功的。但文化不能解決所有 社會問題，這是孔子留給後人的歷史遺憾！

秦漢之際，如何繼承和總結先秦諸子百家學說，以適應大一統之後的社會政治環境，這是秦漢之際政治家、思想家們所要處理的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問題。他們先後做 出了三次選擇，即「以吏為師」、「黃老無為」與「獨尊儒術」。他們的得失成敗也給後人留下寶貴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兩漢之際，佛法東漸。當時大概誰也沒想 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演進從此別開生面。這個外來文化日後竟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個過程竟經歷了五、六百年之久！這期間三教的矛盾衝突與調 和融合，都給後人留下寶貴的歷史啟示！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魏晉隋唐時期，佛教文化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某些方面佛教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儒道兩教。因此，率先幾乎完美地實現了三教合一的，不是儒 家，也非道家，而是六祖慧能所創立的中國化佛教——禪宗，也就不足為奇了。但確實值得深思。入宋以後，從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即儒家文化角度而言，如何回應 佛老，便是宋明新儒家所要處理的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問題。他們所建立的宋明理學可以說實現了文化的大綜合、大創造，把中國文化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但內聖有 余而事功不足，這是他們留給後人的深刻的歷史教訓。

晚清以降，中國文化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變局。這個變局一直影響到今日。那時期政治家和思想家們所提出和考慮的許多問題，直到今天仍不敢說，已經得到了很好的 解決。其中，如何面對和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使傳統文化得以繼承和發展，也即傳統文化的現（近）代化問題，就是從那時提出，但直至今天仍是我們必須高度重 視和認真思考的問題。

當前，在所謂「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背景下，這一問題被更加嚴峻地提到日程上來。如何反省和體認以儒道佛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進行創 造性轉化，使之適應並引導當前的社會發展趨勢，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新課題。我們從歷史發展角度回顧和反省傳統文化的發展歷程，特別是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過程， 目的在於從中獲取有益的歷史啟示。當然，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和當今所面臨的全球化過程遠非古代佛法東漸那麼單純，其內涵與性質都要豐富而複雜得多。但兩者 總有一定的相同相通之處。我們應當而且能夠從中獲取寶貴的歷史啟示！

六

儒道佛與現代教育的關係

現代教育取代傳統教育是歷史的必然，而且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卓越成就。但正如有識之士所指出，這些成就並不能掩蓋現代教育日益明顯的缺陷：「片面的科技化 知識追求掩蓋和削弱了人文學科的教育，以致造成教育本身內部的目的性價值與工具性價值的分裂；造成知識傳授(『智育』)與人格培養(『德育』)的脫離；以 及『成人』與『成才』(甚或是『成材』?)的對立。

教育理念在日益強勁的『實用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驅動下分化成了不完整的、片面的教育策略和辦學方針，使得『智德雙修』、『成人成才』的教育本質發生了 嚴重的扭曲。而且在社會分工日益細密的趨勢下，教育、尤其是中、高等教育(如所謂中國現行的『職業高中』、『技術專業學校』)正朝著越來越專業化、技術 化、實用化的方向發展，在『人才市場』的壓力下，教育也開始企業化、商品化(所謂『人才工廠』和『人才產品』)，甚至連其知識的傳播也變得日益狹隘和片面 起來。」這是值得憂慮的事情。毫無疑問，以儒道佛思想價值為主導的傳統文化教育能夠在這方面起到一定程度的矯正和糾偏作用。當然，這就要求儒道佛三教要適 應現代社會的發展，實現自身創造性的轉化，才能為現代人提供更有效、更具現實意義的精神教化資源。

但是，如何實現儒道佛三教自身創造性的轉化？這是一個有待深入探討和實踐檢驗的重大問題。

立足於當代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建設，不管怎樣探索、回答這一問題，都只能說是當代中國問題的一個方面，而遠非全部內容。現代社會所普遍認同的諸如市場經 濟、民主法治、科學技術，乃至自由、人權、人格等價值觀念，仍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中之重。當然，現代西方民主制度也有它的局限性。就像大眾文化或流行文 化一樣，容易為一時的、感性的利益所驅使，而缺乏一種深厚的歷史感和崇高的神聖感。民主制可以說是大眾文化在政治領域的具體表現。

因此，當代中國的政治建設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民主制度，需要結合本國國情加以改進和完善。這裡所謂「國情」，不僅指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狀況，還 包括悠久深厚的文化傳統。正因如此，如要實現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那麼，在國民中形成一種努力繼承和弘揚優秀文化傳統的共識就顯得非常重要而且 緊迫。因為，包括政治文明在內的文化建設絕非一朝一夕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