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美國每年富人的捐助達到8000億到1萬億美元,幾乎相當於我國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國這麼多企業家竟然只捐贈了這麼點錢。我們真的需要反省,一個民族要是對形成了漠視將非常可怕。」 2002年,楊卓舒受邀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全國婦聯舉辦的「百城捐助失學兒童表彰大會」,會上他得知一百個城市只捐贈了2300萬元,而其中就有他的1000萬元,他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他噙著淚如此說道,聽了讓人心酸。 30「時間、才能、精力是在服務中必須付出的。我們把這些轉化為錢財後,再送給那些急需的人,這就是捐贈。」
這是狄維士晚年在其著述《重新探索美國價值》中向世人努力傳達的觀點。身為安利公司共同擁有者、世界直銷協會主席的狄維士和妻子貝特西一直把超過10%的收入投入其名下的慈善基金會,用於基督教福音傳道事業和學生的獎學金等等。一年四次,他們兩個都要坐下來,審查資助申請,研究該有哪些新項目需要資助。 之所以以收入的10%作為標準,仍是因為基督教教義的倡導。但西方社會的慈善風氣並非完全脫胎於此。在狄克·狄維士的個人版本中,他不僅深受洛克菲勒的影響,其家人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那個創立安利公司的父親一直告訴他,為了回報社會,必須犧牲一部分個人的利益。而他的岳父在經商初期,在與合伙人為關於公司捐助慈善機構的問題發生分歧時,甚至會買下合伙人手中的股份,從而維持將一部分利潤捐贈給慈善事業的政策。 31「我和兩年前過世的妻子蘇珊都覺得財富應該回歸社會,但苦於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基金會,現在,最合適的選擇莫過於由一對年輕又聰明的夫婦運作的機構。」 股神沃倫·巴菲特的捐贈方式無疑帶有典型的「巴菲特風格」——理智、獨特、打破常規。他不僅擁有已故妻子命名的「蘇珊·湯普森·巴菲特基金會」,其三個子女也各自掌管慈善基金會,為什麼巴菲特僅僅選擇給自己及其子女的基金會1/6的捐贈額度,而給蓋茨基金會5/6呢?一方面,基於巴菲特自身的著名投資理念:發現那些有潛力但還未被承認的公司,發現那些最優異但還未被注意的經營者,然後買他們公司的股票,從他們的卓越表現中分得紅利。縱觀巴菲特的一生,他事業成功的奧秘,就在於把錢投在最有效率的公司和人的身上。掙錢是如此,捐錢也一樣,都必須把錢交給最能創造效益的人。因此,巴菲特把錢交給蓋茨的最直接理由就是「他花錢比我更有效率」。另一方面,巴菲特和蓋茨秉承相同的理念,那就是,他們都承認卡內基的社會理想:一個真正偉大的社會,不是世襲財富的社會,而是大家站在同一個起點上競爭,讓最有能力的人獲勝,把財產傳給後代是不道德的。鑒於蓋茨夫婦強大的信念與資金支持,使他們的作為遠遠超越了慈善基金本身所代表的——他們開創了歷史上「最創新也最有效的慈善基金」。一向言辭謹慎的巴菲特也向他們送出了最高的讚揚:「再沒有另外兩人因他們對人類幸福做出的貢獻而讓我更加敬佩。」
為了讓自己的捐款能夠真正使窮人受益,蓋茨夫婦認真管理基金會的每一筆對外捐助。他們十分關注投資,理財能力很強。其運作模式也是巴菲特選擇其作為捐贈的重要原因之一。蓋茨基金會與單純捐款者不同,而是卡內基現代慈善概念的貫徹。它以「投資」的眼光來看待慈善事業:合理投資——高額回報——部分收益用於慈善,剩餘收益和本金繼續投資。受捐助團體也必須達到預定目標,基金會進行定期考核,作為下次捐助與否的依據。其結果是,慈善基金會每年都致力於慈善事業,慷慨解囊,但其資產不但不見減少,反而逐年遞增。 巴菲特選擇蓋茨基金會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蓋茨將邁向「風險」慈善領域,將風險資本引入慈善捐贈。「風險慈善」會在有效的領域接收資金,而不是被動地處理捐贈請求,將大「賭注」押在被認為有效的項目上;引入績效衡量方法評估它們的成功度;與項目經理合作,幫助達到目標;當出現失敗甚至長期成功時,就停止資助。 蓋茨基金會在承擔著慈善領域最大的挑戰,他們的戰略有可能會失敗,但如果其中一兩項取得成功,就將改變歷史。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風險和回報是分不開的,巴菲特的參與更加大了「賭注」,儘管他強調自己的參與是有限的,但他仍會帶來更多的外部監督。 慈善「回報」是長期性的,也更為複雜,商業方法在慈善方面有其局限性,在非盈利世界中,衡量「績效」的難度要大得多。巴菲特將以其親力親為的方式證明給世人他在慈善領域中的又一次「股神」式的投資。 32「維護世界和平是我的人生目標,而實現它的最好辦法就是利用聯合國。」
有觀察人士認為,如果離開聯合國,單獨去做慈善,特納很有可能會最終一事無成。特納自己對此也毫不避諱,他在一次接受採訪時如是道。1997年底,泰德·特納宣布把他在1996年12月到1997年8月間,從時代-華納集團的贏利——約10億美元——送給聯合國。這筆相當於他當時總資產的1/3的巨資開創了一個新的慈善時代:從單個項目的小規模捐助,變成了全球性大規模的贈送。因為數目巨大,並相當於給了美國國會中那些敵視聯合國的保守派極端分子一記響亮的耳光,從而成為一件國際性事件。此後,特納又通過「特納家族基金」趁熱打鐵為全球性的「消除核威脅計劃」投資2.5億美元,接著又給了聯合國另一項環境保護計劃2.7億美元,成功地塑造了「維護世界和平以及持續發展」的「鬥士」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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