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預言」下的吳江樣本：蘇南小城為何盛產「超級富豪」

鄧小平與費孝通12月9日，計劃投資740億元的恆力石化年產2000萬噸煉化一體化項目在遼寧大連長興島經濟區舉行開工典禮。這是國家有史以來核准的規模最大的煉化項目，恆力石化也藉此成為中國第一家進入石油煉化領域的民企。「驚艷亮相」的恆力石化並非泛泛之輩，它是總部位於江蘇蘇州市吳江區的蘇州第二大民企恆力集團在重化工業領域的旗艦公司。恆力集團的掌門人、出生於1971年的陳建華在「2015胡潤百富榜」上，以300億元的身家，蟬聯「蘇州首富」。作為江蘇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在明清時期就曾崛起過中國十大商幫之一的「洞庭商幫」的蘇州，歷來富豪輩出。以「2015胡潤百富榜」為例，蘇州是江蘇擁有富豪最多的城市，共有53位企業家上榜，遠超同處蘇南的無錫30人和省會南京24人。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在蘇州下轄的所有縣市區中，又以與浙江接壤的吳江最盛產「超級富豪」。依據胡潤百富榜排出的「蘇州十大富豪」中，吳江獨佔6席，除了「首富」陳建華，還有亨通集團董事局主席崔根良、盛虹集團董事長繆漢根、康力電梯董事長王友林、通鼎集團董事長沈小平和德爾集團董事長汝繼勇。這批草根出身的民營企業家之所以能成為「最會賺錢的人」，得益於吳江超常發育的民營經濟。改革開放近40年來，吳江的草根工業從鄉鎮集體企業起步，並在1990年代中後期一輪民營化浪潮中完全釋放活力，最終使吳江成為江蘇民營經濟的領頭羊和「新型城鎮化」的典範，在蘇州形成了「外向型經濟看崑山，民營經濟看吳江」的鮮明景象。事實上，對於吳江如今的局面，陳建華們的同鄉、已逝的社會學泰斗費孝通早在70多年前就有預言。1939年，他在根據自己對吳江開弦弓村的田野調查而寫就出版的《江村經濟》中說，要增加農民的收入，最終解決中國鄉村危機，「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措施」。毫無疑問，要探尋吳江民營經濟和盛產「超級富豪」的「密碼」，應該從費孝通的預言開始。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1910-2005年）草根工業濫觴吳江草根工業的萌芽，最早要追溯到80多年前。其發軔地，即是被費孝通稱為「江村」的吳江開弦弓村。1929年夏，由費孝通的姐姐費達生牽頭創辦的開弦弓村有限責任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繅絲廠鳴笛投產。這家工廠被認為是中國農村第一家股份制鄉村工業企業，從這個意義上說，吳江可算是中國現代企業史上農村工業的濫觴之地。

費孝通與姐姐費達生蘇南的吳江一帶歷史上就是江南蠶絲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戶戶栽桑，家家養蠶」，家庭手工業發達，有「日產萬匹，衣被天下」之說。到了20世紀初，隨著現代化衝擊和世界工業化的發展，當地的手工蠶絲業迅速衰落，農民陷入了極其貧困的境地。為順應時代發展，1920年代，畢業於東京高等蠶絲學校制絲科（東京農工大學前身）的費達生開始在此地推廣蠶種改良及科學養蠶技術。初見成效後，她又倡導蠶農開展從土絲改良到機械制絲的改革。開弦弓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以農民為主體的社員有430人，繅絲廠共有廠房11間，建築面積660多平方米，安裝了日本立繅式鐵木結構繅絲機32台，復搖機16台，工人70多個。開業第一年，生產「蜜蜂牌」繭絲41.31擔，獲利10808元。儘管如此，它在當時的中國工業體系中，顯得微不足道。1920年代末，中國的民族工業剛剛經歷了一個長達16年的「黃金年代」，在這一時期，崛起了榮家兄弟榮宗敬和榮德生、「企業大王」劉鴻生、「棉花天王」穆藕初、「化工大王」范旭東等明星企業家，與他們的事業相比，開弦弓的絲廠實在有些寒磣。

開弦弓村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繅絲廠車間然而，正是這家偏居太湖南岸一隅的不起眼小工廠，為一位日後將在世界人類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年輕人，打開了一扇觀察中國鄉村工業的窗戶。他，就是費孝通。1936年春，在上一年剛剛經歷了重大傷病和喪妻之痛的費孝通接受了姐姐費達生的建議，來到開弦弓村療傷。村莊里出現的新事物，讓即將赴英國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人類學系留學的費孝通好奇不已。他隨即展開了一次細緻的田野作業，調查成果就是他在英國留學的博士論文、日後被奉為中國人類學奠基之作的《江村經濟》。在這本1939年出版的名著中，年輕的費孝通把開弦弓村當成是「中國工業變遷過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變化是工廠代替了家庭手工業系統，並從而產生社會問題」。他認為，「若都市靠了它的技術的方便，代替農村來經營絲業，使本來可以維持生活的農民成了饑民，成了負債的人，結果是農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農村方面，是經濟的破產，在都市方面是勞動後備隊伍的陡增，影響到都市勞動者的生機……所以，我們想達到的就是把絲業留在農村，使它成為繁榮農村的一種副業。在農村設廠，規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們尋求最小規模、最大效率的工廠單位。」顯然，從開弦弓辦絲廠的事例中，費孝通看到了中國農村進步和發展的希望——農村工業化。他最終得出的調查結論是：「由於家庭工業的衰落，農民只能在改進產品或放棄手工業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改進產品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再組織的問題……因此，僅僅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並不能最終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最終解決的辦法，不在於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讓我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措施。」費孝通自此與鄉村工業「結緣」，即便在「農業合作化」如火如荼之時，「志在富民」的他仍為之大聲疾呼。1957年，他重返開弦弓村做調研，在那裡他又從田野里拾回了20多年前長出來的那個疑惑：「農民為什麼還是那麼窮？」；「為什麼農業增產了60%，還是有人感覺日子沒有21年前好過呢？」

費孝通（右一）第二次到開弦弓村調研「問題出在副業上。」在《重返江村》一文中，費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輕時得出的那個結論，「在我們國內有許多輕工業，並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數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術的。以絲綢而論，我請教過不少專家，他們都承認，一定規模的小工廠，可以制出品質很高的生絲。從經濟上打算，把加工業放到原料生產地，有著很多便宜。」他向中央提出「發展小工業、恢復副業」的建議。這樣的觀點自然與當時的形勢大相背離，費孝通因「反對社會主義工業化」受到猛烈批判，之後又被打成「右派」。而被他寄予厚望的鄉村工業，一直要沉寂到20年多後才迎來真正的興盛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1981年10月，費孝通第3次來到開弦弓村。讓這位時年已71歲高齡的老人驚喜的是，在村裡，他又聽到了久違的織機聲；開弦弓村的人均年收入也已從1978年的114元增至300多元，其中副業收入佔了總收入的一半。「我覺得特別興奮的是，在這裡看到了我幾十年前所想像的目標已在現實中出現，而且為今後中國經濟的特點顯露了苗頭。」當年11月，在倫敦舉行的人類學學科最高榮譽「赫胥黎紀念章」頒獎儀式上，費孝通以《三訪江村》為題發表演講時說道。

1987年9月，費孝通第十三次到訪開弦弓村「苗頭」的出現，源自於鄉村工業企業的再度興起。它的初始名稱叫社隊企業，也就是由公社和生產隊創辦的小工業。1984年後，它又被「鄉鎮企業」這個嶄新稱號取代。它們的風生水起，創造了中國改革開放史上著名的「蘇南模式」。「文革」後期，原屬蘇州管轄的江陰華西村農民增收很快，成為全國聞名的「農業學大寨」樣板大隊。開弦弓村的大隊幹部被組織到這個「農業學大寨」的典型村「取經」。很快，他們就發現了華西村致富的「秘密」：辦工業。回來後，一直保有一種創辦企業衝動的開弦弓村決定籌辦建廠。1978年年初，開弦弓村「重操舊業」，湊足2萬元錢買來6台織機，辦起了絲織廠。之後，又將工廠賺到的錢繼續投入，規模如同滾雪球般慢慢做大。開弦弓村是這一時期吳江甚至整個蘇南地區的一個「縮影」。資料顯示，1978年，吳江全縣已有社隊工業企業1402家，年產值達12766.92萬元，突破億元大關。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鄉鎮工業更是遍地開花，「無村不廠，無村不工」。到1990年代末期，吳江的鄉鎮工業佔比達到71%以上；而在蘇州，至1985年，蘇州鄉鎮企業的產值已佔全市工業總產值的「半壁江山」，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吳江為代表的蘇州地區的這番紅火場面，甚至令「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都為之一振。1983年春，剛從蘇州等地視察後回京的鄧小平約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他興奮地介紹所見所聞：「江蘇從1977年到去年六年時間，工農業總產值翻了一番，我問江蘇的同志，你們的路子是怎麼走的？他們說，主要是兩條。一條是依靠了上海的技術力量，還有一條是發展了集體所有制，也就是發展了中小企業。」他進而得出結論：國家要實現翻兩番的目標，農村必須走發展社隊企業之路。當年，中央下發的一號文件中寫道：「社隊企業也是合作經濟，必須努力辦好，促進完美髮展。」而一直力挺鄉村工業的費孝通則從經濟學角度論證了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的生命力。1983年底，通過對吳江及蘇錫常地區鄉鎮工業發展情況的調研，費孝通寫出《小城鎮 再探索》一文，認為「農民充分利用原有的農村生活設施，進鎮從事工商業活動，在當前不失為最經濟、最有效的辦法」。正是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蘇南模式」。他寫道，「從西方工業革命發展的歷史經驗上看去，蘇南的鄉鎮工業是不倫不類，難以理解的東西，而從中國農村的家庭經濟結構上看去，鄉鎮工業卻是順乎自然的事情……與西方工業革命的歷史相對照，草根工業無疑是中國農民的一個了不起的創舉。」吳江蓬勃發展的鄉鎮企業，不僅使這個江南小城從一個純粹的魚米之鄉邁入工業化的快車道，也催生了一大批農民企業家。經歷了市場化啟蒙和洗禮的這群鄉村能人，日後大多成為了各類富豪榜的常客。亨通集團董事局主席崔根良即是其中的典型。生於1958年的崔根良早年曾干過木工，後進入部隊成為一名通信兵。1981年退伍後，他回到老家吳江七都，分配到當地最大鄉鎮企業——七都色織化纖廠跑銷售。1986年，他的商業才能被鄉領導相中，開始獨當一面，出任瀕臨倒閉的七都絲織服裝廠廠長，並很快使其起死回生。2年後，崔根良再次成為「救火隊長」，調任遲遲未見起色的七都乳膠廠廠長，近乎神話般地僅用1個月時間就產生了效益。1991年2月，已在鄉鎮企業摸爬滾打了近10年的崔根良又臨危受命，接手了一個更大的「燙手山芋」：已經倒閉的農機廠。他當時的全部家當是，幾百平方米的破舊廠房、幾台老掉牙的設備、一台報廢的鐵爐，以及120萬元債務。但正是在這裡，崔根良顯現了作為一個優秀企業家的氣質。他敏銳地察覺到了通信行業的機遇，先是將農機廠轉型為七都通信電纜廠，隨後用了短短3年時間實現了企業的「三級跳」。

亨通集團掌門人崔根良1991年建廠不久，他通過讓對方參股和技術支持的方式，與江蘇省通信線纜總廠合作。第一個奇蹟出現：企業當年投產就創利稅87萬元，這被當地人稱為 「借雞生蛋」。1992年，與郵電部武漢郵電科學院合作，實現「借梯登高」：雙方合資興建長江光纜聯合公司，一舉填補了江蘇光纜項目的空白，並隨之組建了吳江市光電通信線纜總廠。到1993年上半年，企業便實現產值1.2億元，利稅突破1500萬元大關。1993年，又與日本妙香園株式會社合資創辦吳江妙都光纜有限公司，並從美國、英國、德國等國家引進幾十台（套）先進生產流水線和檢測儀器。在創業之初就避開了一般企業傳統的技術改造之路，並為此後產品出口海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順利地達到「借船出海」的目的。1994年3月，吳江市光電通信線纜總廠正式更名為江蘇亨通集團公司，一個日後名揚天下的「線纜帝國」自此成型。被「民營」激發的活力改革開放後，中國鄉村工業最引人矚目的成長路徑主要有二：一是出自於費孝通觀察的、以鄉鎮集體企業為主的「蘇南模式」；另一個是以個體私營企業為主、同樣也曾讓費孝通感慨萬千的「溫州模式」。兩大模式交相輝映，使江浙兩省一躍成為中國區域經濟版圖中最耀眼的「雙子星座」。然而，「模式」的差異，也註定了兩省企業不同的沉浮歷程。頭20年，由於有「集體經濟」的這頂「紅帽子」，「蘇南模式」光芒下的企業所遭遇的宏觀調控衝擊遠小於溫州企業。但在1990年代後期，事情悄然發生了變化。1997年10月，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的陳煥友在中共十五大剛剛閉幕後召開的省委九屆七次全委（擴大）會議上指出，以鄉村集體企業為主的集體經濟，在蘇南地區佔有較大比重，它在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中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積累了許多成功的經驗。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也遇到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突出表現在：所有制結構比較單一，政企全責不分，企業產權不明，原有的機制活力逐步減弱。這番講話，被不少媒體解讀為江蘇官方首次公開反思「蘇南模式」。在鄉鎮集體經濟肌體上長出來的蘇南鄉鎮企業在這一時期確實遇到了麻煩。

蘇南的鄉鎮企業在經歷了1980年代的興盛期後，從1990年代中期起，吳江開弦弓村的集體企業開始走下坡路。1997年，村裡的骨幹企業絲織廠固定資產317.4萬元，負債卻高達396.8萬元，已陷入資不抵債的境地，被迫黯然停產。其他村辦企業亦是奄奄一息，負債纍纍，經審計確認，村級經濟共負債960萬元。開弦弓村的集體工業由此一蹶不振，一段時間內，這個曾經的樣板村和先進村甚至成為吳江的扶貧村。這樣的慘淡光景，連費孝通也有些始料未及。1996年，他在《吳江的昨天、今天、明天》一文中寫道：「鄉親們告訴我，眼下是鄉鎮企業面臨問題最多、最困難的時期，吳江也不例外……雖說這樣的困境只是暫時的，雖說『面臨問題最多、最困難的時期』這樣的話只是和過去一路順風的這些年比較而說的，但是問題畢竟出來了，擺在鄉親們面前了。對我這個特別關心鄉鎮企業的人說，也是一聲響亮的警鐘。」企業破產後，不少人總結破產原因，包括市場優勢的喪失、管理混亂、盲目投資等，但這些顯然是次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體制性弊端。有村民觀察到，當時的村辦企業，名義上是開弦弓村的，但經營的好壞，卻關係到村鎮以及上級幹部的「政績」；上級每年都要給企業下任務，且一年比一年多，「這就像是一根無形的線，阻礙企業的市場化經營」。這也是整個吳江地區集體企業面臨的共同困境。與此同時，吳江最早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人開始浮出水面，並展現了其勃勃雄心。1994年5月，23歲的陳建華斥資369萬元收購了瀕臨倒閉的鎮辦企業吳江化纖織造廠，不僅開創了當地私人獨資收購集體企業的先河，也使他成為吳江第一位民營企業主。出生於「綢都」盛澤的陳建華是吳江民營企業家中白手起家的典型，他13歲輟學，先是在建築工地當泥瓦匠，後又走南闖北從事白廠絲生意，慢慢積累了第一桶金。生意做得漂亮的陳建華，企業也辦得相當出色。在其打理下，吳江化纖織造廠絕處逢生，1995年底賺了1000多萬元。2002年11月，他又創辦江蘇恆力化纖股份有限公司，投資22億元從德國和日本進口先進生產裝置，滌綸產品生產能力躍升至35萬噸；次年11月，在多元業務的基礎上，陳建華正式組建恆力集團。

恆力集團董事長陳建華 巨大的反差令吳江痛定思痛，其決定向南邊的近鄰浙江「取經」，學習「溫州模式」，從個體私營經濟的巨大活力中汲取新的養分。1999年，吳江在之前探索的基礎上，在蘇南率先打開限制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大門，正式提出引進外資、啟動民資和搞好改制的「三資（制）」。其中，「搞好改制」是指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方向，民進公退，全面完成對原公有制企業和鄉鎮集體企業產權制度的改革。值得一提的是，對吳江的這一「冒險之舉」，作為「蘇南模式」提出者的費孝通大加讚賞，顯現了這位一生都在致力於尋找中國農民擺脫飢餓和貧困道路的老人的偉大之處。2000年春，費孝通第24次訪問開弦弓村，他在家鄉聽取時任吳江市委書記關於開展「三資（制）」工作情況的彙報後，連聲說「好」，併當場揮毫寫下一條幅：「審時度勢，倡行三資（制）。功不自居，澤及桑梓。」南風北漸，民營經濟迎來了「春天」。1998年前後，吳江企業集中進行了以產權清晰化為標誌的所有制改革調整，短短3年間，80多家國有和集體所有制企業、2000多家鄉鎮、村辦企業全部實施「民營化運動」，民營經濟總量從1997年佔全市工業經濟總量的不到10%，上升到2000年的43%。日後成為吳江「超級富豪」的民營企業家們也大多在這一時期完成了企業的蛻變。1997年，繆漢根擔任廠長的村辦企業盛虹砂洗廠改製為吳江市盛虹印染有限責任公司，成為了股份制民營企業。2000年，他將企業更名為「江蘇盛虹印染有限公司」，2年後又組建了以印染為主業的盛虹集團。通信電纜產銷量在1996年即已排名全國第一的亨通集團採取了漸進式的「兩步走」，據崔根良回憶：「1998年底我們開始第一步改制，鄉鎮控股，我們參股。到了2000年，鄉鎮企業改制，鄉鎮的股份全部退出，完全改為民營。」

盛虹集團董事長繆漢根儘管與民營經濟先發區域相比，吳江的民營化浪潮晚了將近20年，但良好的家底配上健康的機制，使民營公司的潛力得到空前釋放，匯聚成電子信息、絲綢紡織、光電線纜和裝備製造業等4大支柱產業，吳江也藉此成為江蘇民營經濟活力最強的地區。2014年，全區（1992年，吳江撤縣建市，2012年又撤縣建區）民營工業投資達285.8億元；民營工業實現產值超2000億元，佔全區工業經濟的55%；恆力、盛虹、亨通、通鼎、永鼎等5家企業躋身中國民企500強。當年底，民營企業註冊資本已達1523.03億元，位居全省縣區前茅。除了富豪，還應盛產什麼即將到來的2016年，恰逢費孝通「首訪江村」80周年。近80年過去，費孝通當年在開弦弓村調查時所看到的景象，已蕩然無存。人們要尋找當年的歷史，只能到村中心的「費孝通江村紀念館」。

被費孝通稱為江村的開弦弓村時間改變著開弦弓村，也改變著鄉村工業。如果說改革開放後，大面積湧現的鄉鎮企業是吳江經濟的1.0版本，強勢崛起的民營企業是吳江經濟的2.0，那麼眼下，在盛產「超級富豪」之外，吳江經濟正面臨如何演進至3.0，也就是新型工業化、城鎮化的挑戰。這一挑戰主要有二，一是工業的產能過剩和轉型升級，二是環境污染壓力。它們是中國製造業進入發展轉型期後遭遇的共性問題，但顯然，由作為鄉村工業發源地的吳江率先給出答案，更具歷史映照感。對於前者，目前吳江的民營公司探索的路徑有兩個。一是利用「智能工業」改造傳統產業，實現生產過程的自動化、智能化、精密化與綠色化。來自吳江區經信委資料顯示，該區的明星企業如鼎盛絲綢、亨通、盛虹、明志科技等，已在智能製造上搶先一步，「八仙過海」，或建立智能化集中控制系統，或引入工業機器人，各自找准了著力點。與此同時，吳江官方已決定以「先進位造業立區強區」為核心，將發展智能工業確立為當前和「十三五」時期發展的重大工程，還專門成立智能工業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對《中國製造2025》以及「互聯網+」等重大戰略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以「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為主要切入口，「看著世界地圖做企業，沿著一帶一路走出去」，步伐越邁越大。 3月，永鼎股份有限公司牽頭和中纜成套、福建火電組成聯合體，與孟加拉電網有限公司簽訂了「孟加拉全國輸配電網升級、擴建、改造項目」的諒解備忘錄。國際化進程走在前列的亨通今年以來更是頻頻出手，先後斥資1.52億元和3.72億元人民幣，收購了印尼最大綜合線纜上市企業VOKSEL和南非阿伯代爾集團。1930年代，費孝通看到更多的是技術粗糙的鄉村工業面對國際市場衝擊的手足無措。而如今的場景，與當年相比已是天壤之別。對於環保壓力，吳江的感受更為深刻。在江南，吳江是最典型的水鄉之地，有「千河之鄉，百湖之城」之譽，其西濱太湖，擁有太湖岸線47公里、太湖水域面積84.2平方公里，境內50畝以上湖泊300多個、各類河道2600多條，水面佔比27.9%。

吳江夜景早在1996年，費孝通就在《吳江的昨天、今天、明天》一文中告誡自己的鄉親：「家鄉的先民靠著太湖水、運河水的滋養和利用，才贏得了『天堂』之譽。水是『天堂』的本錢。吳江的明天，照樣需要我們多注意利用這個本錢，下力氣整治太湖，開發太湖，整治運河，利用運河。」但在快速的工業化浪潮中，這樣的警醒之聲很容易被忽視甚至遺忘。2007年春夏之交，太湖爆發的嚴重藍藻污染，造成無錫全城自來水污染。這場公共飲用水危機觸動了中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作為一枚硬幣兩面的那根敏感神經，一時成為舉國關注的焦點。2008年3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參加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講話指出：「希望你們繼續把治理太湖作為建設生態問題的重中之重，採取綜合措施，下決心根治太湖水污染問題，努力讓這顆『江南明珠』重現碧波美景。」作為太湖邊的重鎮，從2008年開始，吳江開展了一場規模與力度空前的治水行動，圍繞「東太湖、湖泊群、河道網」，實施東太湖綜合整治、湖泊群治理、「三網」（圍網、網箱、攔網）整治拆除、河道暢流活水四大工程，對河湖水生態環境進行全方位立體化治理，推動水資源保護利用與人居環境改善的良性互動。效果初步顯現。目前，東太湖常年保持一級空氣二類水質，13個小康斷面和飲用水源地水質達標率均為100%，江浙交界斷面水質已有較大提升。結合東太湖綜合整治而開發建設的太湖新城，綠草如茵、碧波蕩漾、高樓林立，這座以景區標準打造、以服務型產業立足的生態型新城，已成為吳江乃至蘇州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最大亮點。而這樣的風景，應該是去世後骨灰歸葬於吳江城中松陵公園綠樹懷抱的費孝通所樂見的。

費孝通江村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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