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詞人列傳(3) 雨後微香秦觀 秦觀（1049-1100），初字太虛，後改字少游，號淮海居士。高郵（今屬江蘇）人。少謁蘇軾於徐州，被待為座上賓，勉以應舉。元豐八年（1085）登進士第，元祐初，除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削秩，監處州酒稅。徙郴州，又徙雷州。徽宗朝赦還，至藤州卒。著有《淮海集》、《淮海居士長短句》。 【鵲橋仙】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 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 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詞評家有一種以詞人自己的詞句來評價其風格的愛好，如王國維評溫庭筠為「畫屏金鷓鴣」，評韋莊為「弦上黃鶯語」，評馮延巳為「和淚試嚴妝」，都十分精到。「同樣，我們可以用『柔情似水，佳期如夢』來擬秦觀的詞品。」（今人楊世明序淮海詞）這八個字的確把握住了秦觀性情稟賦的特質，也差不多包括了秦觀一生的際遇。 秦觀在蘇門子弟中，並不是年紀最小的一個，也不是最象蘇軾的一個，卻是最得東坡喜愛、最得同門關注的。和他同屬
於蘇門六君子之一的陳師道就不無歆慕的記道：在熙寧元豐年間，蘇軾出任徐州太守，陳師道以普通百姓對太守的態度侍奉蘇軾，偶爾才用賓客的身份參見。而當秦觀來拜謁的時候，蘇軾一見如故，熱情招待，短時間內便親如師徒。陳師道在為秦觀所作的序言中說：「那時我正生病卧床不起，只聽說秦觀出門時排場雍容，迎接者接踵而至；在蘇軾迎接的宴席上，他長篇大論，雄辯滔滔，座客無不屬耳傾聽。當時人都感到特別的驚奇，也因此難免有所疑惑（質疑秦觀是否真值得蘇公如此招待？），惟有蘇公堅定的認為他實乃當今傑出之士！」在這篇多年之後的文字中，他對秦觀得到蘇軾青眼有加的際遇尚自記憶猶新，帶有不無酸意的揶揄，所以後人竟有代陳師道報不平的。 秦觀初謁蘇軾是在元豐元年，當時蘇軾正在徐州任上治理水患，修築了一座鎮堤的黃樓，秦觀為作《黃樓賦》，蘇軾讀後稱讚他有屈宋之才，推賞備至，兩人生死之誼自此奠定基礎。後來蘇軾徙知湖州，秦觀與之同行。蘇軾因「烏台詩案」得罪下獄，被貶黃州，秦觀親自到吳興探聽消息，又寫信到黃州慰問。蘇軾對秦觀也極為關照，被貶黃州的任上，還寫信鼓勵他應舉，並以自己的遭際出發，勸他別涉及新舊黨爭的時事，以免風波牽連。秦觀連試不第，蘇軾替他到處延譽，包括向政敵王安石推薦（當然他也是相信王安石的人格），王安石也欣賞秦觀的才華，稱譽他「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有了前宰相的推譽，元豐八年，秦觀終於進士及第，這時他已經「淹留場屋幾二十年」，少年銳氣消磨得差不多了。 秦觀的青年時期，也曾意氣激昂，他是一個具有敏捷才華的人，黃庭堅有詩拿他和陳師道相比，說：「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己」是陳師道的字，相傳陳師道作詩，一定要關門閉戶，潛心思索，家人知道他要作詩，連貓狗都要趕出家去，嬰兒也要抱到別人家寄放，等他作完了詩才敢回來，可見陳師道文思甚慢，屬於苦吟型詩人。而秦觀正與他相反，黃庭堅說他「對客揮毫」，陳師道也說他「論說偉辯」，可見他才思敏捷，下筆千言，出口成章。在人群里，這種人才無疑是最為眩目的一種，極易得到賞識與推重，但早秀之林木，最易遭受風雨摧折，太容易嶄露頭角的人，也極容易因打擊而失落。秦觀的才華橫溢與蘇軾相似，圓融達觀、榮辱不驚的人生智慧卻遠不及蘇，甚至也遠不及黃。當時人即譏評他：「意氣之盛衰，一何容易！」他也說自己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屢遭挫折之後，開始轉而羨東漢馬少游的為人（馬少游是馬援之弟，他的志向淡泊，知足求安，無意功名），秦觀本來字太虛，屢試不第後改字少游，可以說是他消沉情緒的一種反映。蘇軾也喜馬少游，詩句中多有提及，秦觀的改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他的影響。 秦觀改字的時候還未中舉，他在踏入仕途之前，已經因挫折而產生灰心失望的情緒，終於進入官場，他一度比較欣慰，寫詩說：「更無舟楫礙，從此百川通。」以為從此可以青雲直上，一展胸中抱負。但久不見調，使他不禁頗有微詞，等到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攝政後起用舊黨，開始歷史上所稱「元祐更化」，蘇軾被召入京，他也得到薦舉入朝。政治傾向屬於舊黨一派的秦觀，本來以為政壇從此氣象一新，不料舊黨內部，很快分崩離析，各執門戶，分成洛黨、蜀黨、朔黨等派系。秦觀是蘇軾的追隨者，自然被目為蜀黨，一再遭受物議，成為以程頤為首的洛黨人士攻擊蜀黨的首選下手對象。 在舊黨門戶中，洛黨多是道學先生，思想保守頑固，如領頭的程頤就是著名理學家，而川黨中多文學家，政治態度比較開明，兩方單單對盡廢新法與否的態度上就水火不容。道學先生所攻訐人的地方，往往喜歡集中在私生活方面，以道德繩人。偏偏秦觀在這些地方，特別容易給人抓到小辮子。他一再被洛黨的言官劾為「刻薄無行」、「素號狷薄」，一方面是他性情狷傲狂放，直爽無城府，易於得罪人；另一方面也和他喜歡狎游平康，與青樓女子交遊，給人落下了話把有關。 秦觀喜好狎游，在宋詞人中似乎不及柳永出名，但於當時也頗有傳言，宋人筆記上記他鐘情倡女的事迹頗多，他的小詞里也留下了不少痕迹。他初中進士後授職
蔡州教授，與官妓婁婉（一作樓婉，字東玉）、陶心兒交好，所以他的詞里有「小樓連苑橫空」、「玉佩丁冬別後」、「天外一鉤斜月帶三星」的句子，都是為這兩個女子所作的嵌名句。他的狎游出名，以至於黃庭堅寫詩給他，委婉的勸告他：「才難不易得，志大略細謹。」據他的弟弟秦覯說，秦觀很埋怨黃庭堅的這首詩，認為蔡州的事本來也沒什麼人知道，但黃庭堅的詩句說得重，使得別人看見了，都來吹毛求疵。可見他那時的生活，的確頗為輕佻，在愛情方面，也不是很嚴肅。蘇軾批評他「卻學柳七填詞」的那一首《滿庭芳》，大約也作於這段時期： 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 暫停徵棹，聊共引離尊。 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 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 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 謾贏得青樓，薄倖名存。 此去何時見也？ 襟袖上、空惹啼痕。 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這一首詞極著名，給秦觀帶來了一個「山抹微雲秦學士」的雅號，甚至有筆記認為這個徽號就是蘇軾給封的，蘇軾喜愛秦觀的文字，包括樂府小詞在內（相反蘇軾與別的門人似乎就很少有交流作詞的記錄），卻微嫌秦觀小詞氣格不高，拿他和柳永作比，開玩笑說：「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是柳永《破陣子》詞里的句子，「屯田員外郎」是柳永最後所任的官職。）《鐵圍山叢談》里記載秦觀的女婿范溫，也是北宋名臣、史學家范祖禹之子，曾經有一次在貴人家裡參與宴會，這家有個侍兒，喜歡唱秦觀的詞作，可能是因為范溫官職卑小的緣故，侍兒很輕視他，在酒席上連眼角也未掃他一下，范溫性格謹小慎微，也不敢多說話。直到宴會氣氛歡洽的時候，侍兒才問了一句：「這個年輕人是誰啊？」范溫遽然起立，叉手答道：「我就是你唱的『山抹微雲』的女婿。」座客無不大笑絕倒。想必在場的歌兒舞女們，這一下無不對范溫另眼相看了吧。 與蘇軾交好的詩僧參寥也是秦觀的早日交遊，秦觀曾和他的詩，末句說：「平康何處是，十裡帶垂楊。」另一個友人孫覺讀了這句詩，不滿的說：「這小子的賤相又發作了！」所謂「賤相」，即是不滿意他沉溺於平康春色之中，乃至於在詩中還津津樂道的提及，顯得輕浮無品。後來秦觀編定《淮海集》，就將此句改成了：「經旬牽酒伴，猶未獻長楊。」《長楊賦》是西漢揚雄向皇帝進諫之作，這一改，使詩從描寫狹邪之游一變而成關心國事，格調自是高了，卻反而覺得不及原句真實有性情。 秦觀戀妓，詞集里也偶有被後人批作「鄙俚纖俗」的作品，但大部分寫情的詞作，卻深摯委婉，體貼入微。元好問批評他的詩句：「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曉枝。」是「女郎詩」，其實秦觀的小詞里，纖細憂傷的感情特質更為明顯，比如這首《浣溪沙》： 漠漠輕寒上小樓， 曉陰無賴是窮秋。 淡煙流水畫屏幽。 自在飛花輕似夢， 無邊絲雨細如愁。 寶簾閑掛小銀鉤。 王國維將秦觀與晏幾道相提並論，說：「小山、淮海，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晏幾道是沒落的貴族，秦觀是失意的進士，身世相去甚遠，但天性中的纖柔多感，卻極為相似，正由於內心細膩，所以比旁人尤易受到傷感情緒的侵襲，更容易從若不經意之中，察覺人間普遍有之的悲哀。晏、秦兩人的差異，大約在於小山更精雅，而淮海常平淡；小晏較多迷惘沉痛的追思，而少游每作清麗婉約的悲音；晏詞常使人慟不自已，而秦詞卻教人不知悲從何來。《詞源》評他：「秦少游詞，體制淡雅，氣骨不衰，清麗中不斷意脈，咀嚼無滓，久而知味。」《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終不能到。」 《綠窗新話》里則記載了一件秦觀在京城的韻事：他游寓京城的時候，有一次應邀參加某貴官的宴會，主人讓寵姬碧桃侑觴勸酒，秦觀領酒之後，也舉觴勸碧桃酒，主人說：「碧桃素來不善於飲酒。」意思就是不讓秦觀勉強寵姬。誰知碧桃慨然說道：「今日我為學士拼了一醉！」拿起巨大的酒觥一飲而盡。秦觀為之即席賦詞《虞美人》：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數。 亂山深處水縈洄，可惜一枝如畫、為誰開。 輕寒細雨情何限，不道春難管。 為君沈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時候、斷人腸。 這首詞的後果，是「闔席悉恨。貴官云：『今後永不令此姬出來。』滿座大笑。」宋人宴會喜歡出家姬點綴，席上間作小詞調謔，在當時也未必有多麼犯忌。令闔席產生悵然不滿，更令主人恨恨發誓的，還是因為秦觀詞中體現出來的，並不是對淪為姬妾的女子之褻玩調侃，而是真心替她可惜，對她的不幸處境、痛苦心情有著敏銳的領悟，這樣的才人，縱使只是偶緣而非情緣，又怎麼能不使女子傾心相待，甘願拼得一醉方休？ 在私生活方面秦觀有許多把柄給敵手來抓，在政治上他更有點幼稚單純。元祐年間，他一再遭到來自洛黨的攻擊，因為執政范純仁（范仲演之子）相援，才免於仕籍不保。後來范純仁推薦他入秘書省，元祐六年他又被任命為秘書省正字，推薦者是御史中丞
趙君錫。不久，洛黨的首領程頤指使門人賈易上奏攻擊秦觀，說讓他任職秘書省是對文館的一種污辱，
趙君錫受到洛黨壓力也倒向程、賈一邊，自責推薦不實，為自己開脫。奏章已上而事情尚未公布，擔任尚書右丞的蘇轍知道了，告訴了蘇軾，蘇軾又轉告秦觀。秦觀憤而去找推薦自己的
趙君錫，希望他能站在自己一邊彈劾賈易，蘇軾也派了親戚王遹去
向趙君錫關說，一是指責
趙君錫薦舉了秦觀而又攻擊他，未免出爾反爾，一是兩浙救災的事被賈易等人攔阻不行，希望趙向朝廷提出。誰知
趙君錫已經完全傾向於洛黨，反而在次日奏章里將秦觀與王遹來找自己的事全部揭發，並與賈易一起攻擊蘇轍泄露朝章機密，說蘇軾才是背後的指使者，意欲逼迫言臣，離間諫官，掌控朝廷云云。蘇氏兄弟也上奏自我辯護，雙方交訐，事情鬧得越來越大，直至蘇軾離朝之後，糾紛尚未平息。《續資治通鑒長編》里，可以看到當時連篇累牘互相攻訐的情景，在這件事里，
趙君錫等人的小人表現固不足提，但秦觀輕率的去找
趙君錫，希望他能為自己出頭，反不幸遭到對方的出首，還連累到蘇轍被指控泄露機密，在政治上卻也是極其不理智不成熟的表現，他過於單純，過於衝動，也過於信任別人，實在不是混跡官場的料子。 洛黨與蜀黨的紛爭未了，高太后去世，哲宗開始親政，重新起用新黨人物，於是內部還爭吵不休的舊黨一起再次失勢。蘇軾作為保守黨的知名人物自不能倖免，身為蘇軾門客的秦觀更加首當其衝，頭一個被出調杭州，尚未趕到任上，已經被指控和黃庭堅一道修《神宗實錄》失實，罪貶處州，從此開始了一再貶謫，流離至死的坎坷命運。
後世論者一般都認為秦觀一生未有得意的時候，早年淹留場屋，久試不第，仕宦時屢遭排擠，新黨當政後更是越貶越遠，貧病交迫。今人評說秦觀：「他個性較柔弱，感情較細膩，思想較悲觀。他在未入仕前，雖也年少氣盛，理想高遠，但在仕途上一遇挫折，便灰心喪氣，悲觀失望。」（徐培均）但他在貶謫之前，雖不得馳騁抱負，卻並不是全然的鬱郁不歡，畢竟青年時即得到海內文宗的推許，有蘇軾、黃庭堅、陳師道、晁補之等一干師友相處往來，功名未就而文名已成，也足以使人自許。他的才華易於使人一見傾倒，而他柔弱的秉性，多愁善感的氣質，其實也最易得到來自師友間的照顧呵護。元祐間他作為蜀黨的追隨者一再遭到洛黨的攻擊，卻終究還是一直處於師友的保護之下，未曾受到特別大的衝擊與傷害，在仕途上他牢騷失意，卻不是絕望無助，所以在早中期的詞作里，他流露出的情調有傷感，有消沉，卻沒有難以自拔的悲苦凄涼。直到貶謫開始，孤身遠徙，連保護自己的師友也紛紛遭受同樣的厄運，那種舉目無親、前途渺茫的惶恐悲哀，便猛然如洪水般衝垮了他的的意志之堤，使他發出了慘痛的哀音，正如王國維所評：「少游詞境，最為凄惋，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則變而凄厲矣。」所舉的詞句出自他被貶到郴州時所作的《踏莎行》： 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 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 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這首詞充滿了失路無望的悲痛情緒，極易引起遠貶在外者的共鳴，蘇軾就激賞結尾二句：「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在秦觀去世之後，將這兩句詞寫在扇面上，嘆息說：「少游已死，就算一萬人也贖不回他一個啊！」蘇軾並不是容易被消沉意緒所擊垮的人，但秦觀的凄傷，卻帶著那麼強烈的感染力，使一生曠達樂觀的坡翁也為之惻然不能自已。 秦觀是脆弱的，在詞中也不加掩飾的流露出自己的脆弱無助，比較在謫宦生涯之中的心態，他不及蘇黃等人遠矣。如果將他們各自所寫詞中的花卉作比，蘇軾是「尚余孤瘦雪霜姿」的寒梅，黃庭堅如「黃菊枝頭生曉寒」的秋菊，兩者姿媚中都頗饒剛勁的風骨，秦觀卻宛如以前為人所賦的碧桃，風姿如畫，清雅如雪，卻畢竟好景難再，柔弱易傷。他初貶處州，再貶郴州，繼而又編管橫州、遠徙雷州，離開京城和家鄉越來越遠，回歸越來越無望，而平生知交也都遠隔天涯，何以為情？ 《墨庄漫錄》里記載他曾經有個寵愛的侍女朝華，秦觀以要修道的理由，兩次遣送她回父母家另嫁，都有詩相送，語句甚悲。第一次因為朝華回家後悲泣不肯嫁人而又接回，第二次秦觀的態度卻極為堅決，特地派人到京城叫來朝華的父親將她帶走，作詩說：「此度分攜更不回！」竟從此訣別。筆記中說他遣走侍女的原因是要修道，但考其第二次送走朝華，卻是在紹聖初外放杭州的就任途中，就是這次外放，尚未到達任上就開始坐罪遭貶，所以懷疑他所言「修道」只是一個借口，更大的原因，恐怕還是他已料到自身難保，不願意拖累韶齡女子吧。或許有人說他忍情，責備他消極逃避責任，但決絕的分別，是他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保護方式。他在處州三年，沒一日不處於「使者承風望旨，候伺過失」的嚴密監視之下，最終找不出岔子，還是抓住了他寫佛書的小破綻再度論罪貶出。可以想像他這處州三年的生活如何驚惶難安，偶爾念及朝華的時候，多半還替她慶幸逃過了這一劫難。所以後來再貶郴州，他索性不再攜帶老母妻子和兒女，將他們留在條件相對較好的浙西，自己隻身赴任。 離別了師友，擯棄了情愛，孤身處於貶所的秦觀，可想而知多麼悲涼寂寞，「可堪孤館閉春寒」的蕭條，「鄉夢斷，旅魂孤」的哀痛，無一日不在侵襲著他原本細膩易感的心靈，悄悄殘害著他的健康。巨大的愁苦使他無力從中解脫，以至關心他的朋友都為之擔憂不已。他曾寫過一首《千秋歲》：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 花影亂，鶯聲碎。 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 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 攜手處，今誰在？ 日邊清夢斷，鏡里朱顏改。 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此詞的寫作地點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在處州，一說是在衡陽。《獨醒雜誌》中說他是在貶謫途中過衡陽寫給當地太守孔平仲所作，孔平仲讀到「鏡里朱顏改」的句子，猛吃一驚，說道：「少游，你正當盛年，何必說出這樣悲愴的言語！」於是步其詞韻，也作了一首《千秋歲》，詞中有「惆悵誰人會？隨處聊傾蓋。」的句子以慰藉他。秦觀在孔平仲處住了數日後別去，孔平仲遠送到郊外，跟他說了很久的話才分手，回來便對人說：「秦少游的氣質面貌和平時相差很大，只怕即將不久於人世了。」這首詞傳播甚遠，連朝中變法派的宰相曾布都知道了，並評價說：「秦七必然不久於世，豈有『愁如海』的人還能存活的？」這樣的傳言，怎麼能不使天各一方的師友為之擔心不已？遠貶海南的蘇軾特地和韻作詞，下闋云：「道遠誰雲會？罪大天能蓋。……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詞中流露出「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精神，正是蘇軾的平生風貌，也是對秦觀的一種慰勉，可惜秦觀果然如人所料，死於不久之後，讓關心他的朋友們無不一掬痛心之淚！ 元符三年（1100）的時候，宋哲宗駕崩，徽宗繼立，赦還南謫諸臣。秦觀在貶所本已絕望，自分必死，料不到還能有北歸的一日，而且在北歸途中，竟然還能與蘇軾相遇于海康，可算是他生命中最後的欣慰。他在這一年已經為自己寫了輓詞，語極凄慘，說：「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蘇軾看了也覺慘然，撫著他的背說道：「我就擔心過少游不能解脫，現在還能有什麼話相勸呢！」蘇軾這時已經是六十五歲的高齡，面對著這個最鍾愛弟子的消沉情緒，竟然無法勸慰，只能為之長息。就在這一年相會之後，秦觀北上返鄉，死於藤州。噩耗傳來，蘇軾悲痛不能自已，兩天都食不下咽，與李之儀寫信時尚忍不住痛惜之情，說道：「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也許正是這巨大的悲痛更縮短了蘇軾歷盡艱辛後本已無多的壽命，他次年便逝世於常州，同秦觀一樣，也沒有回到自己一心懷念著的家鄉。 秦觀在貶謫時曾經夢中得句，作了一首《好事近》詞： 春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 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 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轉空碧。 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 元符三年的八月，北上還鄉的秦觀路過藤州（今廣西藤縣），到當地光華亭遊覽，還和人說起這夢中所作的長短句，他這時酒後帶著醉意，忽然感到不支，索水欲飲，左右送上玉盂所汲的泉水，他已經到了彌留之際，看著水微笑死去。因為他夢中所作的《好事近》詞中有「醉卧古藤陰下」之句，最後又卒於藤州，使人認為其中有神秘的天意，其實大概只是人們痛惜他的一生不幸，便以巧合而傅會，以慰人心吧！臨死的時候，秦觀的內心中應該是遺憾痛苦的，因為他竟未能支撐到回鄉與一直挂念的妻子兒女團聚，可是他的神情，卻又是平靜含笑，也許他在期待，在憧憬，恍惚中已經看見了等待在前路的希望和幸福？ 小時候讀安徒生童話與故事中《柳樹下的夢》、《沙丘的故事》，都是一生遭際不幸的主人公，臨死前卻得到了一個美麗的幻影，在極大的滿足感中幸福的死去。開始讀這樣的故事，總覺得無限悲涼，因為幻影之外，到底隱藏著《賣火柴的小女孩》那樣一個冷冰冰的現實結局，後來心境有變，忽然感到這樣的結局，於死去的故事中人來說，何嘗不好？至少在那一瞬之間，他快樂；在那一瞬之後，他也不再感覺到這人間苦惱。秦觀的性格，其實頗近於優柔的浪漫派，在現實之間，他總是失意碰壁，多憂愁而少歡喜，終於能夠捱到朝廷赦還，已是他最難得的寬慰，《好事近》詞里描繪的那一個如詩如畫、帶有恍惚迷離意味的情景，正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去處。也許他瞑目不視的那一瞬間，他正想著終於獲得自由之身的逍遙，回到故鄉一家團圓的滿足，將來能再度同師友們攜手京洛，「鵷鷺同飛蓋」的快樂，便在這幸福憧憬之中慢慢陷入了永久的夢境，誰能說他當時一定是痛苦遺憾的呢？ 在某種程度上來看，秦觀竟可以說是幸福的，畢竟他死於被赦還的那一年，死在諸多關心愛護的師友之前，也死在朝中還沒有被新黨把持、將他們這一批被赦的黨人復加清算的時候。如果象黃庭堅那樣赦還後旋又遭貶，不知他還能不能再度禁受打擊？他比蘇軾早死一年，比黃庭堅早死五年，至少在他臨終的認識里，師友們都安然在世，紛紛還鄉等待起用，朝廷新君即位，光景應當一新，不會再有暴風驟雨降臨到他們這批已屢遭顛躓者的身上——事實證明並非如此，幸好，他是不及見了。就這一點來說，屢屢與他作難的命運之手，在生命的最後一瞬，竟彷彿溫情了一回，雖然，這溫情也是如此殘酷！ 黃庭堅在秦觀死後四年又被貶宜州，路上經過衡陽，又讀到了那首「飛紅萬點愁如海」的《千秋歲》，這闋小詞曾經被人認為是不祥的詞讖，曾經引起他們朋友們間的極大憂慮而紛紛賡和以圖慰解，這時候一切都已消逝，蘇軾、秦觀都埋骨黃土，不復知悉這人間的悲歡浮沉，惟有再度遠赴天涯貶所的老人對著這昔日的遺墨，黯然垂淚。他當時沒有參與這首詞的唱和，這時卻情難自抑，提筆寫下又一首不勝悲回的《千秋歲》： 苑邊花外，記得同朝退。 飛騎軋，鳴珂碎。 齊歌雲繞扇，趙舞風回帶。 嚴鼓斷，杯盤狼籍猶相對。 灑淚誰能會？醉卧藤陰蓋。 人已去，詞空在。 兔園高宴悄，虎觀英游改。 重感慨，波濤萬頃珠沉海。
晁補之（附張耒） 晁補之（1053-1110），字無咎，號歸來子，濟州巨野（今屬山東）人。元豐二年（1079）舉進士，元祐初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秘閣校理通判揚州。紹聖末，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召拜禮部郎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著有《雞肋編》、《晁氏琴趣外篇》。 【摸魚兒】 買陂塘、旋栽楊柳，依稀淮岸江浦。 東皋嘉雨新痕漲，沙觜鷺來鷗聚。 堪愛處，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 無人獨舞。 任翠幄張天，柔茵藉地，酒盡未能去。 青綾被，莫憶金閨故步，儒冠曾把身誤。 弓刀千騎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 君試覷，滿青鏡、星星鬢影今如許！ 功名浪語。 便似得班超，封侯萬里，歸計恐遲暮。 晁補之曾經寫過一首小詩《詠蘇門學士》：「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真。陳君有道舉，化行閣井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所說的是黃庭堅、陳師道、張耒、秦觀四人，最後一句還打趣了秦觀的相貌，讓我們得知在小詞中顯示得秀弱工愁的秦少游，原來如其師蘇東坡一樣蓄了一部髯須。晁補之在詩中惟獨遺漏了自己，其實去掉陳師道，加上他本人，才是公認的「蘇門四學士」。四學士中秦、晁二人所長相似，《能改齋漫錄》說：「魯直長於詩辭，秦、晁長於議論。」而張耒又區分過他們兩人的差異：「秦文倩麗若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可見秦觀的特色在文采流麗，而晁補之主要以氣勢驚人，這也自然是他們的個性差異所造成。 蘇門子弟詩文各有所長，風采各異，但填詞一道，卻似乎難得有弟子主動步武東坡，秦觀從頭至尾都是清麗婉約一路，黃庭堅偶有小詞學蘇，更能代表自己風格的卻是瘦勁拗折之作。張耒存詞很少，也是仿效花間餘緒。四學士中填詞真正與蘇軾差相彷彿的，惟有晁補之一人，後人還認為他學的不是很到家，劉熙載《藝概》中就評論說：「東坡詞，在當時鮮於同調，不獨秦七、黃九，別成兩派也。晁無咎坦易之懷，磊落之氣，差堪驂靳，然懸崖撒手處，無咎莫能追躡矣。」所謂「懸崖撒手處」，大約指坡詞中一種超邁之氣，曠達之志，面臨困境也不改其度的洒脫氣度，在這一點上晁補之就未免流於牢騷，墮入消極。讀上面的《摸魚兒》詞即可知，他不止一次的抱怨「儒冠曾把身誤」、「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誤」，而這種牢騷並非真實心聲，只是無奈之際的憤激語，在這一點上，他不全似東坡，卻隱約已有了後來的辛詞風骨，所以馮煦說他：「所為詩餘，無子瞻之高華，而沉咽則過之。」那一股鬱積難舒的憤懣之氣盤踞詞中，使他的詞顯得沉甸甸的，調子輕揚不起來。 這一首《摸魚兒》可以稱為晁補之的代表作，因為寫得實在太好，在他之前似乎還沒有人用這個詞牌寫出如此高調，所以竟給這詞牌帶來了一個更習見的別名《買陂塘》，又稱《邁陂塘》，即是從該詞第一句而來。而他這種「沉咽」的風格，也為後來的辛棄疾所繼承發揚。 晁補之在文壇嶄露頭角時很年輕，與秦觀才高而命運不濟的情況正相反，他是官宦子弟，十七歲時隨著赴任做官的父親到杭州，即以一篇《錢塘七述》受知於蘇軾，蘇軾稱他的文章「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此名揚天下。他得第時才二十七虛歲，且在開封府試和禮部別院殿試都是第一，可謂年少得志，與秦觀久淹場屋的遭遇更是截然不同。這樣的經歷，註定他必然心高氣傲，才雄志大，所以當他受到新黨的衝擊被貶的時候，並不象性格柔弱的秦觀一樣凄然自傷，而是表現得憤慨不平。他是自信的，所以對自己的不得進用有一種深切的遺憾，甚至憤激到否定這麼多年來一直信奉的「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教條。學儒者不滿時常以遁世的理想來平息胸中鬱氣，晁補之也是如此，他詞中反覆的說要歸隱，其實無非是對現實不滿的反語，其實心底那一股經世濟民的熱焰，哪裡能夠輕易熄滅？ 晁補之少年時即受教於蘇軾，與蘇門秦黃等人交情也頗密切，蘇軾給黃庭堅寫信談到：「晁君騷詞，細看甚奇麗……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為怪奇，蓋出於不得已也。晁文奇麗似差早，然不可直云爾。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乃宜。」這段話說得非常懇切，所謂「奇麗似差早」，正是蘇軾看出了晁補之由於年少氣盛而發語不夠沉著的缺點，但他並不直接批評，而是讓黃庭堅以朋友切磋的方式，婉轉提醒，為的是不傷害這少年創作的信心與銳氣，這是何其的用心！蘇門子弟之所以都有較高的成就，與蘇軾細心體貼、因材施教的指導方式是分不開的。蘇門師友之間的彼此尊重，互相關懷，那種既和睦而又不失活潑詼諧的團體氣氛，使後人在千載之下，尚神往不已。 因為屬於元祐黨人的緣故，晁補之也象同門一樣，歷經宦海浮沉，一度退隱田園，他所受的折磨不及黃、秦二人之苦，但貶謫之際，也難免發出苦悶之音，如被貶信州時就寫下「謫宦江城無屋買，殘僧野寺相依。……青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臨江仙》）的悲怨詞句，但大多時候，他仍然保持著少年時那一股「邁往之氣」，因為受到挫折，更變而為堅定，降而為沉鬱，象這首被貶在亳州時寫下的詠梅詞《鹽角兒》： 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奇絕。 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徹。 占溪風，留溪月，堪羞損、山桃如血。 直饒更疏疏淡淡，終有一般情別。 蘇軾詠梅詞，說：「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是一種超逸高曠，而晁補之說：「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徹。」卻一種傲然自許。中舉時神宗曾親口稱讚他的文章：「是深於經術者，可革浮薄。」他確實不是能夠被風霜摧折的山桃，而是骨氣崢嶸的寒梅。他也不象其師東坡一樣看遍世情，有恬然隨時的豁達，他的心中，始終帶著少年時那一股與生俱來的驕傲之氣。 晁補之比蘇、秦、黃等人活得更久，在徽宗朝被赦還後又坐元祐黨人外放，最後死於泗州任上，大觀四年（1110）的中秋節，他自畫了一幅山水圖在泗州官舍的春堂大屏上，題詩一絕云：「胸中正可吞雲夢，琖底何妨對聖賢？有意清秋入衡霍，為君無盡寫江天。」又詠《洞仙歌》一闋： 青煙冪處，碧海飛金鏡，永夜閑階卧桂影。 露涼時，零亂多少寒螿，神京遠，惟有藍橋路近。 水晶簾不下，雲母屏開，冷浸佳人淡脂粉。 待都將許多明，付與金尊，投曉共流霞傾盡。 更攜取胡床上南樓，看玉做人間，素鞦韆頃。 這首詞即是他的絕筆之作，他幼而聰穎過人，才幹抱負俱不同凡響，卻一直牽涉到黨爭之間不得其用，心中的憤慨鬱積自然較別人更重，但到了臨終之前，他胸中的雲天之志，一轉而為浩然超曠，「看玉做人間，素鞦韆頃。」筆底江山，眼前景緻，那一片光風霽月，正如他這一洒脫的絕筆，傲然，坦然。
《宋稗類鈔》中說黃庭堅早年喜作艷詞，有個法秀禪師勸他不要再做，並警告道：「以筆墨誨淫，當墮泥犁地獄。」黃庭堅由此收斂，不再為浮艷之詞。而後人跋晁補之的《晁氏琴趣外篇》，認為他「雖遊戲小詞，不作綺艷語」，是有懲於黃庭堅的教訓，其實也未必然。晁補之並非沒有作過情詞，《能改齋漫錄》里就記載了他一件韻事： 晁補之元豐二年登第，有同科廖明略（名廖正，明略是字，也是蘇軾的座上賓），與一麗妓田氏交好，有一日廖明略邀約晁補之早晨去拜訪田氏，田氏匆忙起身，對著鏡子梳理頭髮，一面顧盼一面與二人說話，因為急著招待客人，因此妝束草草，卻別有一種嫵媚的風致。晁補之很覺動心，卻因為她是廖明略的所愛，這一縷幽情只能付之闕如，於是寫了一首《下水船》小詞，描繪了田氏遽然起身梳掠待賓的光景，並寫她的眉目傳情：「半窺鏡，向我橫秋水。……雖有愔愔密意，空作江邊解佩。」用鄭皋遇神女解佩相贈的典故，象徵自己雖得相遇卻不得相親的悵然若失，讓人不覺失笑，原來這個具有「坦易之懷，磊落之氣」的天才少年，也曾有這樣幽思之情。 比較起晁補之的惘然於心動那一瞬的經歷，他的同門張耒則似乎在花間月下遂心得多。張耒（1054-1114），字文潛，號柯山，楚州淮陰人。他是蘇門四學士中最小的一個，晁補之稱他「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似乎是個英姿勃發的少年，但據記載他的身材卻十分魁梧雄壯，《王直方詩話》記他的同門寫詩嘲戲，陳師道說他：「張侯便然腹如鼓，雷為飢聲汗如雨。」黃庭堅笑話他道：「六月火雲蒸肉山。」可見不但魁梧，且是個大胖子。但他形象雖然不算翩翩佳公子，風流韻事卻並不缺乏，同樣是《能改齋漫錄》里，記載他任職許州時喜歡官妓劉淑奴，並寫詞以贈： 含羞倚醉不成歌，縴手掩香羅。 偎花映燭，偷傳深意，酒思入橫波。 看朱成碧心迷亂，翻脈脈、斂雙蛾。 相見時稀隔別多。 又春盡、奈愁何? 這首《少年游》其實算得上是標準的艷詞，品格不算很高。但經金庸在《天龍八部》中引用之後，在我們這青年一代人中卻是熟知頗久，可見艷詞也自有它的用場。張耒去任，按法規不能與官妓相攜而去，只能與劉淑奴告別，又寫了一首《秋蕊香》（又作《秋葉香》），詞品卻比前一首高一些： 簾幕疏疏風透，一線香飄金獸。 朱欄倚遍黃昏後，廊上月華如晝。 別離滋味濃於酒，著人瘦。 此情不及牆東柳，春色年年如舊。 張耒在蘇門子弟中存詞最少，《能改齋漫錄》說他只有這兩首詞，後來經近人趙萬里輯錄，一共六首，名為《柯山詩餘》。他的詞還是以綺艷之詞最堪為代表作，象「向風前懊惱，芳心一點，寸眉兩葉，禁甚閑愁？情到不堪言處，分付東流。」（《風流子》）這樣詞句，只怕蘇軾看到，也會象批評秦觀一樣批上一句「象柳七作詞」的。張耒偶爾有抒發自己遭黨錮不得其用的牢騷，如「人生隨分足，風雲際會，漫付伸舒。且偷取閑時，向此躊躇。謾取黃金建廈，繁華夢、畢竟空虛。」（《滿庭芳》）也帶有頹喪消沉的氣味。但他被放逐時期所作的詩，卻呈現出相反的面貌，「筆力絕健」，如《夜坐》詩道：「庭戶無人秋月明，夜霜欲落氣先清。梧桐真不甘衰謝，數葉迎風尚有聲。」這樣的兀傲情操，使他成為蘇門師友中最後在世的一個之後，「士人就學者眾，分日載酒肴飲食之。」詞中的張耒面目模糊，詩中卻象他的生活一樣，保持著一顆不肯凋零的心。
賀鑄 賀鑄（1052-1125），字方回，號慶湖遺老。衛州共城（今河南輝縣）人。宋太祖孝惠皇后族孫。授右班殿直。元祐中，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晚年居於吳下。工於詞，有《慶湖遺老集》、《東山詞》。 【青玉案】 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 錦瑟年華誰與度？ 月橋花院，瑣窗朱戶，只有春知處。 飛雲冉冉蘅皋暮，彩筆新題斷腸句。 若問閑情都幾許？ 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賀鑄在北宋詞人里，其實堪稱是一個奇特的存在。他與蘇軾門人同時又有交遊，政治上也傾向於舊派，卻不入蘇門弟子群；他象晏幾道一樣是貴族出身而家道中落，部分詞風的婉約也有近之，卻不似小晏孤高自許，執著於過往的樂境之中而忽略現實。賀鑄出身皇后家族，才兼文武，門第高貴而屈沉下僚，少為武弁後換文職，人生際遇的奇特，也正如他截然相異的詞風所顯示出的矛盾糾結一般，令人難以索解，卻又覺得真實異常。 賀鑄的詞作，當世即與晏幾道、秦觀、周邦彥齊名，時人評他「善於鍊字面」，而他風格的多變，「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袂，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張耒《東山詞?序》）評價不可謂不高。但到王國維，卻批評他在北宋諸名家之中最次，「非不華贍，惜少真味。」也就是空有辭藻，卻缺乏真摯的感情。況周頤則不以為然，他說：「按填詞以厚為要恉。蘇、辛詞皆極厚，然不易學，或不能得其萬一，而轉滋流弊，如粗率、叫囂、瀾浪之類。東山詞亦極厚，學之卻無流弊。信能得其神似，進而窺蘇、辛堂奧，何難矣？厚之一字關係性情。『解道江南斷腸句』，方回之深於情也。」（《歷代詞人考略》）一個認為賀鑄詞「少真味」，一個卻說賀鑄「深於情」，這相反的看法又構成了另一種矛盾。 「解道江南斷腸句」，是黃庭堅對上面《青玉案》詞的評價，秦觀已死於藤州，清麗婉約的詞風一時斷絕，是時賀鑄卜居於蘇州橫塘，傳說他曾瞥見一個曼妙女郎的身影，有所愛慕而無由通語，有此惆悵低徊之作，黃庭堅認為不下於秦觀小令，故題詩一絕：「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對賀鑄推崇備至。這首詞最末：「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是篇中警策，賀鑄因此得雅號「賀梅子」。 單看這首婉麗的小詞，似乎可以想像作者也是個溫文爾雅之士，孰不知正如晚唐溫庭筠詞風穠麗而面如鍾馗一樣，賀鑄的相貌也是一樣令人不敢恭維，宋史上記載他身高七尺（按：宋代的一尺為現在公制30.72厘米，七尺摺合215.04厘米，似乎不可思議，其實也是約言其高大而已），面色鐵青，眉目聳拔，以至於他又有個外號叫做「賀鬼頭」，與因「梅子黃時雨」而得的雅號相去不可道里計。可就是「賀梅子」這個雅號，也同樣有人拿來作他相貌的調侃： 《竹坡詩話》里說，賀鑄晚年在姑蘇時與郭功父交好，兩人經常互相戲謔。賀鑄頭髮稀疏，大約還有點謝頂，挽成的髮髻小得可憐，郭功父指著他的髮髻嘲笑道：「這個可真是『賀梅子』了！」賀鑄反唇相譏，捋著郭功父雪白的絡腮鬍子說：「你也可以稱得上是『郭訓狐』吧？」原來郭功父曾經有一首詩得到過王安石的讚賞，詩末云：「廟前古木藏訓狐，豪氣英風亦何有。」訓狐是一種鳥，又名「鵂鶹」,羽毛為花白色，屬於貓頭鷹的一種，古人心目里是不吉祥的動物。這個郭功父（又作郭功甫）名祥正，是北宋詩壇的知名人物，卻不知為什麼總受到宋人筆記的嘲笑，在鬥嘴中永遠處於下風，也是件有趣的事。 賀鑄的相貌雖然據上面所言很醜陋，但身材魁梧，五官線條生硬，卻不失為一個雄赳赳的武父形相。他早年也確實是武官，《宋史》上說他議論縱橫，喜談當世事，是非分明，不肯稍有一絲模稜，如果他對什麼人有意見，哪怕是權貴顯要，也照樣極口輕詆不留餘地，「人以為近俠」。在他的一首近乎自述的《六州歌頭》詞中，這種「雄姿壯采，不可一世」的氣勢尤其明顯： 少年俠氣，交結五都雄。 肝膽洞，毛髮聳。 立談中，死生同，一諾千金重。 推翹勇，矜豪縱，輕蓋擁，聯飛鞚，斗城東。 轟飲酒壚，春色浮寒瓮。 吸海垂虹。 閑呼鷹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樂匆匆。 似黃梁夢，辭丹鳳； 明月共，漾孤篷。 官冗從，懷倥傯，落塵籠，簿書叢。 鶡弁如雲眾，供粗用，忽奇功。 笳鼓動，漁陽弄，思悲翁，不請長纓，系取天驕種。 劍吼西風。 恨登山臨水，手寄七弦桐，目送歸鴻。 這首詞前半部分辭採風發，但到「似黃梁夢」，一轉而為緊促低沉，作者似乎有滿腔鬱憤無所發泄，與後世陸遊「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卻英雄似等閑。」的悲慨隱隱同一心聲。也許賀鑄比陸遊更加壓抑無奈，南宋偏安，陸遊報國無路，悲憤固然悲憤，卻總有「王師北定中原日」的期冀在支持著他的信念，而賀鑄生當北宋之際，邊關有事而不構成大的戰事，朝政漸頹又未完全衰頹，他做武官時無非是供奉點綴之用的「右班殿直」，改為文官也不過是「落塵籠，簿書叢」的散職小吏，這一腔熱血，非但無法可灑，抑且無處可灑。這一種鬱積實難言說，他愁悶，天生的俠氣卻使他不可能完全作纏綿柔婉的低吟，他憤慨，官位的卑小以及政治理念上的無所建樹卻又使得他的壯詞並不為人重視，即便說是他的心聲，沒準還會覺得只是強為大話，而賀鑄「博學強記，工語言」的寫作特點，也令他的詞作並不是直露胸臆。說到底，他有辛棄疾的沉鬱，卻缺乏辛棄疾的傳奇經歷、英雄懷抱來給詞作一個註腳，大約這就是王國維認為他「惜少真味」的緣故之一吧。 賀鑄個性中具有奇特的矛盾，當時人就已經指出。他終身的知交好友程俱，為他的詩集作序，就評價說賀鑄的為人有許多不可解之處：「他少時俠氣逼人，馳馬走狗，狂飲縱酒，是個意氣風發的人物。然而一遇到空閑的時候，在窗下低頭校勘書籍，寫著纖細工整的小楷字，雌黃（古代用來塗改字跡的工具）不離手，反而又象一個寒苦的書生；他儀容甚偉，形貌有如道士劍客一流，但戲作長短句，卻都寫得雍容妙麗，極盡幽閑思怨之情；他平時慷慨激昂，性格豪邁，說起治理的方案頭頭是道，似乎不是個無意用世的人，然而遇上聚會競賽的時候，他卻又拘謹不前，常常如同未出閣的閨女一樣膽怯。」——這種種矛盾表現，非但熟悉他的程俱認為不可解，就是我們後世的讀者，也會同樣產生難以索解的感覺。 當時人認為賀鑄「雄爽」，賀鑄也自稱為「狂」，其實不管是「雄」是「狂」，都無法完全概括他的性格特徵，我認為賀鑄的個性，其實頗有一點雙重傾向，用西方流行的氣質學說來分析，大約是膽汁質與粘液質的混合型，也許甚至還攙雜少許抑鬱質。他既粗獷又精細，既豪邁又拘謹，既衝動又沉靜，既狂放不羈又婉轉深情，這幾般截然相反的矛盾氣質組合於一身，使他的不同作品流露出的風格也差異極大，幾乎判若兩人。——我們只是讀他的作品而已，說不定如果象程俱一樣的為他終身知交，近距離的觀察與熟知，更加會迷惘不解的吧。世界上具有這樣矛盾個性的人雖然不是常見，卻亦有之，這樣的人，往往不能得到身邊人的理解，甚至使人相識之下，由不解而產生敬而遠之的心理。賀鑄的性格外向，應該是很容易結交朋友的人，他由武官改為文職，就是因李清臣、蘇軾等人欣賞他的文才，與之結交並推薦的緣故，但《宋史》中說「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別的朋友似乎都是泛泛之交，或者久而久之便漸漸疏遠，大約賀鑄在生活之中，是一個落落寡合的人物。 程俱雖然並不能完全理解賀鑄，但為他作詩序，作墓志銘，卻可看得出對賀鑄的一切奇特性格、言行都極包容欣賞。他對賀鑄的描寫，其實很能揭示賀鑄個性中矛盾之所在，他不理解，我們現代人卻可以作出分析：他其實是一個貌似外向而實則內傾的人，是一個極度自傲而又隱含自卑的人，是一個外表狂放強悍，而內心脆弱憂鬱的人。 這三點評價，不免有點穿鑿傅會，自然也不免還是充滿了矛盾。然而統一起來，賀鑄個性中的奇特之處卻可以不解自明：正因為其內傾，心中總是有一種不安的孤獨感，所以他表面任性使酒，縱放不羈，以外在的喧鬧平息過分細膩的內心；正因為其隱含自卑，這自卑也許是沒落的貴族身份而起，甚至是相貌的醜陋而起，反而激起他更高度的驕傲，以蔑視權貴來維護自己的個人尊嚴；最後，也正是因為他內心脆弱，性情憂鬱，所以他又加倍的顯示出狂氣，顯示出悍意，「與人語不少降色詞，喜面刺人過，遇貴勢不肯為從諛。」這一種大膽的尖銳，無所顧忌的傲慢，何嘗不是一種保護色，與其說是給人看，不如說是給自己以信心和勇氣。
賀鑄平時豪放肆無忌憚，面臨仕進之會的時候卻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時常覷覷不敢上前，最後竟然飛奔逃避而去，程俱以自己的看法來解釋賀鑄的言行，認為他是不願蹈跡權利場中，以免不測之禍，其實，以我的眼光來看，賀鑄不過是有強烈的社交恐懼症而已。他並不排斥交朋友，甚至很容易就與別人推心置腹，卻怯於在大庭廣眾應酬交際。他的性格，其實頗有一點暗暗的孤芳自賞，要理解這一點幽微的心緒，可看他的《踏莎行》小詞： 楊柳回塘，鴛鴦別浦，綠萍漲斷蓮舟路。 斷無蜂蝶慕幽香，紅衣脫盡芳心苦。 返照迎潮，行雲帶雨，依依似與騷人語： 當年不肯嫁春風，無端卻被秋風誤！ 《白雨齋詞話》評這首詞：「騷情雅意，哀怨無端，讀者亦不自知何以心醉，何以淚墮。」詞中寫荷花？寫幽閨獨處的女子？抑或是是詞人自況？這點並不需要指實，而語句中流露出的那一種寂寞惆悵的感觸，卻是讀者或多或少的都曾經有所領略，也最容易產生共鳴。從這微妙的情緒里，即可以窺見賀鑄隱藏在「尚氣使酒」、「機辯鋒起」的豪爽外表下，其實有一顆孤寂的心靈。 賀鑄無疑是寂寞的，他是宋太祖孝惠皇后的第五代族孫，其六代先祖亦有廣平郡王的封號，在門第上他未免有傲人之處，很難將自己與寒微子弟視為等同，但業已沒落的家世卻又使他不可能與當世的權貴比肩。在做武官時他雅嗜文學，與同僚想必很難有共同語言，但轉為文職後他身上又難免帶有武人出身的粗豪性氣，和文士們也顯然只能結一時之交情，難作終身之摯友。所以他無論在什麼地方，似乎都是人群中的異類，無法擺脫根深蒂固的「不合群」的感覺。《宋史》本傳上說他起初尚未轉為文職時曾與著名書法家米芾相識，米芾也是個怪僻的人物，「以魁岸奇譎知名」，賀鑄每與他相遇，兩人必然進行辯論，瞋目抵掌，各不相下，竟能爭辯終日而不休止，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在這旗鼓相當的論辯里，想必是賀鑄最痛快淋漓的時候，只有旁若無人，他才不需要應酬人眾，只有針鋒相對，他才能無所顧忌。喜歡給自己找對手的人，往往是內心最寂寞無助，渴望以挑戰來肯定自身價值，以慷慨激昂來趕走偶爾湧上的軟弱悲傷——身為昂藏七尺男兒，性格中隱藏著這樣優柔的一面，也許連賀鑄自己都是不屑的，堅決要予以擯棄的吧。 對他這種微妙心理有一點了解的是同樣也作詞的張耒，有人曾經帶著譏諷之意說：「賀方回號稱博學能文，卻惟以小詞為工，這是什麼緣故？」張耒應聲答道：「這就是所謂的『滿心而發，肆口而成』，純屬心聲的流露，哪怕就是強行制止也不可得。至於詞句的工整辭采，那是他才力到了一定火候自然形成，自己也未必完全明了。」當時人評價賀詞，多讚許他善於鍛鍊字面，辭采深婉密麗，符合當時詞壇之正體的優點，張耒卻是獨具隻眼，指出賀鑄的詞作乃是從胸臆中流出，並非矯揉造作而成。個性的矛盾糾結，輕微的自我否定與擯棄的傾向，加以淵博多才的學術功底，遂造成賀鑄詞風差異極大，面目不一，喜愛運用多種能引起聯想的意象，喜愛用典故與古人成句，將種種自己也未必能解釋的矛盾，以含蓄的方式剖給人看。這樣的情況顯得他的風格不能歸之於純粹與直白，這可能又是王國維認為他詞作不夠真摯的原因之一。 賀鑄博學，在填詞上的一大表現就是好隱括前人言語，所謂「掇拾人所棄遺，少加檃括，皆新奇。」其實頗有點鐵成金的功力。他自己也甚為得意，曾經說大話：「我筆下驅使溫庭筠、李商隱，常常令他們奔命不暇！」自然，他隱括成句，有時也出現簡直是生吞活剝的壞例子，比如一首《太平時》，只是直接將杜牧的《寄揚州韓綽判官》「青山隱隱水迢迢」一詩全塞了進去，所幸古代沒有版權之爭，否則杜牧會不會起於地下找他說話，實在難說。 隱括成句，或者說是直接引用成句，賀鑄也有作得極好的，如這首《小梅花》（又名《行路難》）： 縛虎手，懸河口，車如雞棲馬如狗。 白綸巾，撲黃塵，不知我輩可是蓬蒿人？ 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作雷顛，不論錢，誰問旗亭美酒斗十千？ 酌大斗，更為壽，青鬢常青古無有。 笑嫣然，舞翩然，當壚秦女十五語如弦。 遺音能記秋風曲，事去千年猶恨促。 攬流光，系扶桑，爭奈愁來一日卻為長！ 全詞大部分來自李白與李賀的詩作，狂放意氣與奇情異想，奇妙而又融洽的組合在一起，形成了賀詞獨特的風貌，後人對此推崇甚高，稱：「稼軒豪邁之處，從此脫胎。豪而不放，稼軒所不能學也。」（夏敬觀）所謂「豪而不放」，其實是賀鑄獨有的篇末歸於悲涼的格調，這與他內在的心性有關；辛詞較之更為肆放，也是由於辛棄疾氣質更為雄健。各人寫各人的性情文字，未必就有高下之分。 賀鑄作詞還有個特點，喜歡更改詞牌名，將普遍常見的詞牌名用他自己在詞中的警策字句來代替，比如前面最有名的那首《青玉案》（凌波不過橫塘路）改名為《凌波路》，《踏莎行》（楊柳回塘）改名為《芳心苦》等等。在他之前，因為某首詞太出色，以至以詞中名言重新命名該詞牌的情況也有不少，象《憶仙姿》因後唐庄宗的「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之句改名為《如夢令》，《謝秋娘》因白居易的「江南好」組詞而改名《憶江南》，更近的例子是前一篇提到的《摸魚兒》因晁補之的名作而改名《買陂塘》……但這些改名一般都是前人之詞作出名，後人因而更改，帶有紀念名作的意義，賀鑄卻是自己為自己的詞改名，且篇篇不同，宋代流傳下來的殘本《東山詞》，僅存上卷109首，幾乎每一篇都改了詞牌名，這在宋人詞集里不可謂不是一道獨特的風景，也是賀鑄詞的另一項奇特之處。這上面他似乎有點喜歡標新立異的意思，對自己的詞作表現出異常的滿意和自賞，換個角度思維，甚至可以說是自戀，然而自戀的人，內心深處何嘗不是想與外界溝通，想肯定自己的價值呢。 賀鑄對於「名」之一物似乎極其珍視，有時卻又流於半帶揶揄半帶戲謔，《老學庵筆記》中記載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名「房」、一個名「廩」，從字形上解析，房字的偏旁是「方」，廩字的偏旁里也隱藏一個「回」字，正是賀鑄的字「方回」二字，給兒子取名寓含做父親的字，定要究其深意自不免是穿鑿傅會，但想像賀鑄取名之時，多半也是帶著小小得意，而又一本正經，做過父母的人大約最能體會那種心情吧。 與對「名」的珍視一樣，賀鑄對家庭也是極為珍視的，他詞集中也有綺艷小詞，如同當時的文人風流的慣例，也有緋色佳話流傳，《能改齋漫錄》即說他曾經為一妓作《石州引》詞：「畫樓芳酒，紅淚清歌，便成輕別。……憔悴一天涯，兩厭厭風月。」但這一類詞大多並非代表作，最引起後人讚譽、與蘇軾《江城子》並稱宋人悼亡詞中雙璧的，卻是他為亡妻趙氏寫下的這一首《思越人》： 重過閶門萬事非，同來何事不同歸？ 梧桐半死清霜後，頭白鴛鴦失伴飛。 原上草，露初晞，舊棲新壟兩依依。 空床卧聽南窗雨，誰復挑燈夜補衣！ 《思越人》詞牌更常見的名稱是《鷓鴣天》，依賀鑄的慣例在詞集中又改名《半死桐》，古人認為合歡連理樹形似梧桐，「梧桐半死」在詩文中即為喪偶之比喻。這一首詞不似賀鑄其他詞作的婉麗，全篇甚至沒有使用一個漂亮的字眼，雖有典故卻明白曉暢，宛如口語，直接傾訴物是人非、生死永隔的悲痛。賀鑄娶妻趙氏夫人，是宗室之女，卻沒有皇族千金的嬌貴之氣，夫妻之間感情深厚，「挑燈夜補衣」的回憶，即是賀鑄年輕時所作一首《問內》詩中曾經寫過的事情：妻子大暑天氣里已經開始忙碌著替他縫補冬衣，他覺得沒有必要，趙氏笑著說：「到冰天雪地的時候再收拾就太遲了啊！」賀鑄家境一直貧寒，那時尚擔任著武職，冬天多半也有出操巡練的任務，趙氏夫人未雨綢繆的替他準備冬裝，殷殷情致，縷縷深愛，無不自一針一線中傳遞出來。這一幕想必也在賀鑄心中銘刻良深，以至多年之後「頭白鴛鴦失群飛」，他是如此哀毀傷痛，不能自已。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夫妻之愛並不需要轟轟烈烈，旖旎美妙，只這般平淡的點點滴滴，已足以使未亡人撕心裂肺。就象李商隱喪妻之後在亂山深處大雪紛飛的夜晚，痛苦的想起「無家與寄衣」，而在夢裡眷戀那一架曾經留下妻子無數手澤的「舊鴛機」，賀鑄也是這樣，在凄涼的雨夜回想妻子給自己縫補衣裳的舊事，曾經的溫馨，到此際全化為無窮無盡的哀痛，面對的只有一窗冷寂，此恨綿綿，曷其有極！ 趙氏夫人約死於賀鑄五十歲左右的時候，此後賀鑄在退居吳下的寒苦孤寂中又度過了二十多年的生涯，《宋史》上說他以前氣俠雄爽，退居之後卻有所收斂「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也許這不單是職場不如意「悒悒不得志」所至，也因為失去了相濡以沫的愛侶，再也無復平時的昂揚意氣。《獨醒雜誌》記他曾作一詞，有「當年曾到王陵浦，鼓角悲風，千載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來他死於常州北門，門外果然有個名叫王陵鋪的地方，時人認為與秦觀死於藤州的事一樣屬於「詞讖」。神秘主義的觀點自然不可盡信，但賀鑄詞中「回首人間萬事空」的句子，卻顯得無比頹喪，不再有他以前詞作中的激昂壯烈之氣，也許作詞的時候，他也真的心如槁灰，只等待著歲月悠悠流逝，生命慢慢消磨。《賀公墓志銘》記載他死於一個僧舍之中，在宜興清泉鄉東條嶺與趙氏夫人同穴合葬。一生表面豪氣過人，內心矛盾鬱結也過人，帶著種種奇特個性令人不可索解的賀鑄，最終歿於空寂之所，彷彿又是一種反諷。可以安慰的是，相隔漫漫二十餘年，他終於與長眠地下的妻子相聚，縱使是杳冥不可期，也畢竟走到了他餘生中最渴望的那個終點。李之儀（附蘇門詞人群之毛滂、趙令畤、李廌、王詵） 李之儀（1038 -1117），字端叔，晚號姑溪居士、姑溪老農。滄州無棣（今屬山東）人。熙寧三年（1070）進士。蘇軾知定州時李之儀為幕僚，得蘇軾賞識。後官至樞密院編修。徽宗朝，提舉河東常平，坐罪編管太平州，遂居姑熟。終朝議大夫。有《姑溪居士文集》、《姑溪詞》。 【卜運算元】 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 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 此水幾時休？此恨何時已？ 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 李之儀並不是「蘇門六君子」中的人物（六君子是四學士之外再加上陳師道、李廌），在蘇門子弟中結識蘇軾也算較遲的一個，卻是互相傾慕，相得甚歡。他早年受知范仲淹之子范純仁，頗有文名，蘇軾在元祐三年（1088）時就讀到了他的詩文，讚不絕口，稱為：「暫借好詩消永夜, 每逢佳處輒參禪。」後來蘇軾在紹聖元年（1094）出知定州，就上奏朝廷使李之儀為定州簽判，賓主唱酬甚歡。但蘇軾出任定州知州的時候並不長，這年的出任只不過是朝廷新舊黨交替的前奏，未幾元祐黨人紛紛遭貶，蘇軾同年徙黃州、轉惠州。李之儀因為官職卑小，當時未曾涉及到這場風波，卻不代表將來不會受到清算，果然，到了元符年間 (1098-1100)，他在京師內香葯庫作監管，竟然遭到：「曾經受過蘇軾徵辟起用，不可以任京官。」這樣荒唐無理的攻擊，而被停職。他早年一直因為其師範純仁反對變法而被連累不得大用，在元祐年間舊黨紛紛起用的時候他仍然在地方上做通判一類的小官，與蘇軾結交時已值舊黨落敗之際，沒有與蘇門同榮，卻與蘇門共辱，所以被稱為蘇門子弟，也自不枉了。 、李之儀詩文俱佳，尤工尺牘，在當時與張耒、秦觀齊名，但身後卻更以詞擅場，他的詞風和多數蘇門子弟一樣，並沒有學蘇而是仍然走著當時詞壇流行的婉約路子，小令似秦觀而長調似柳永，在整體成就上自然不及這兩人，卻也有自己獨特的清俊淡雅的風格，後人評他「長於淡語、景語、情語」，其實他最為人讚賞的，就是「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這樣宛如「古樂府俊語」的詞句，毫不矯揉造作，全篇有一股活潑潑的民歌風格，同樣的名作還有這篇似柳永的長調《謝池春》： 殘寒銷盡，疏雨過，清明後。 花徑款余紅，風沼縈新皺。 乳燕穿庭戶，飛絮沾襟袖。 正佳時，仍晚晝。 著人滋味，真箇濃如酒。 頻移帶眼，空只恁厭厭瘦。 不見又思量，見了還依舊。 為問頻相見，何似長相守？ 天不老，人未偶。 且將此恨，分付庭前柳。 「不見又思量，見了還依舊。為問頻相見，何似長相守？」確是風謠本色，即使放在南朝的吳歌、西曲一類作品裡，料想也未見遜色。中國古代的詩歌審美，一直有推崇民間作品的觀點，以自然為美，真切為美，反對文人刻意的雕琢修飾，損傷了這種「清水出芙蓉」的真意趣，而各種文學體裁所適合採用的作法，與最擅長表達的感情，在開始時也都有一定的界限規定，這就是所謂的「本色」，蘇軾之所以被當時人譏作「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就是因為他引詩入詞，將詞境的範圍擴大了的緣故。 、這種觀點在後世看來雖不免拘泥，但在當時卻一度奉為金科玉律，在詞體獨特的美學價值觀上，也不可謂全無道理，李之儀論詞即是持此立場，說道：「長短句於遣詞中最為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 齟齬者，其實就是一種不合體格引起的彆扭感覺，打個比方，「小詩似詞」，有如拿輕薄的絲綢去做西裝外套，「小詞似詩」就象粗硬的麻布卻製成了旗袍一樣，也許在巧匠的國手下自能裁就另類的風格，習慣了常規的人卻總覺大不對味。所以當時對詞風的爭執，始終以「尊體」為正宗，就算巾幗不讓鬚眉的李清照，在早年論詞的文章里也鄭重其事的堅持這一句話：「詞別是一家。」此等觀點，要一直到金人鐵騎動地來，無論是詞人還是評者，都因半壁江山風雨飄搖的格局，而在個人感情中注入了更深更廣的因素，使「大聲鏜鞳，小聲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的壯歌成為另一種意義上的「本色」，這就是後話了。 、李之儀論詞，推崇歐、晏「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的寫作風格，也就是詞作語言貴淺易，涵義卻要耐得咀嚼，能給人以一唱三嘆回味悠長之感，這不但需要修辭的技巧，更需要真切的情感。詩為心聲，縱使能矯飾，卻無法假借，作者的志向可以說謊，但真實的性格，卻難以在文學作品中盡皆掩過。 、從《姑溪詞》的作品來看，大部分都是綿婉含蓄之作，李之儀的性格，應該也屬於較為溫和含蓄的一類，他的小令似秦觀，卻並沒有秦觀的凄傷，長調似柳永，也不象柳永的多愁多慨，他只是淡淡的寫自己的懷抱和感觸，給人以尋思，卻不呈斷腸之悲痛，不發激烈之長吟，「只願君心似我心，定不負相思意。」是執著的堅韌，「須信道，狂心未歇情難老。」是散誕的熱腸，由此可見，他的溫和含蓄其實也是具有一種韌性的，是「綿里藏針」型的。 、李之儀得罪蔡京遭貶的事很能說明他的風骨：他是范純仁的弟子，范純仁死後他為老師作遺表，也就是官員上奏朝廷的最後政治遺言，范純仁一直反對新法，遺表中有這樣的句子：「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顧。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姿，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 宣仁指高太后，為舊派的支持者，當時主持朝政的蔡京是打著新法的幌子上台的，看到這樣的話自然十分惱怒，又兼本來與范純仁的兒子范正平有讎隙，趁機想借這個由頭加罪於范正平，李之儀挺身而出，承認表文是自己代寫的，與范正平無關，於是被下獄，遭到酷刑拷打，最後接受編管的處分，「廢錮終身」。明明一開始蔡京的報復對象並不是他，卻坦然自認，縱然救不了范正平也遭黨錮的命運，卻也不能臨難苟免，這種擔當和膽色，確實配得上「君子」二字。 、李之儀遭廢錮之後居於當塗之姑熟溪水之上，遂以地自號和命名自己的文集，他心中未嘗不有怨憤，詞中有不免有悲苦之音，曾經賡和秦觀的《千秋歲》，下闋道：「嘆息誰能會？猶記逢傾蓋。情暫遣，心常在。沉沉音信斷，冉冉光陰改。紅日晚，仙山路隔空雲海。」自此埋沒的悲傷難以盡掩，但他的性格偏重於沉穩，這種慨嘆也只是藏在對舊事的緬懷之下，另一首詞說：「休把愁懷，容易便書空。只有琴樽堪寄老，除此外，盡蒿蓬。」（《江神子》）有一種深切的頹廢感，卻也只是淡淡道來，大有看開一切的豁然。 、晚年廢居當塗，政治道路完全斷絕，李之儀的境遇已不算佳，卻不料又遭受到小人的排陷。王明清《揮麈後錄》記載他居住在當塗，以填詞為文消遣，詩人郭功甫也在當地寓居，由於文人相輕的緣故，兩人遂成仇敵。李之儀為朋友羅某作墓志銘，寫道：「姑孰之溪，其流有二，一清一濁。」清者指死者羅某，濁者自然就是影射郭功甫，郭銜恨切骨。李之儀晚年喪偶無子，愛上了當地一個色藝雙絕的娼女楊姝，兩人同居，楊姝生了一個兒子，因逢朝廷恩典，這個兒子也得到了蔭封。這時值蔡京再度為相，郭功甫知道蔡京記恨李之儀替范純仁寫遺表的事，趁機唆使當地一個姓吉的土豪起訴李之儀，說楊姝所生的兒子是他的，李之儀拿別人的兒子冒充親生，領受朝廷恩典，這個誣告迎合了蔡京的心理，居然告准，李之儀又受了「削籍」的處分。直到很久以後，他的外甥做了執政官，門人替他訟冤，這件事才得到昭雪，其子恢復了本來應有的蔭職，但據說這個兒子「墮其家風」，沒有多大的成就，大約跟幼年時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身世的污辱對小孩子的童年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吧，實在是令人扼腕的事！李之儀被誣告獲罪的時候，楊姝也受到杖決的非刑，據說郭功甫為之幸災樂禍，寫了一首打油詩嘲弄這對可憐的人：「七十餘歲老朝郎，曾向元祐說文章。如今白首歸田後，卻與楊姝洗杖瘡。」文人的刻薄惡毒，一至於此！看到這條記載，這才明白為什麼在宋人筆記中一般都很不待見郭功甫，常常對他極盡取笑挖苦之能事，這人的品性，實在大有問題。
和李之儀堅持舊黨的立場，以及始終與蔡京做對頭的風操不同，毛滂卻可以說得上是一個「變節」者。毛滂（生卒年不詳）， 字澤民，衢州江山（今屬浙江）人。元祐初，蘇軾在京城，毛滂即以詩文受知於東坡，蘇軾在書信中讚揚他的文章「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評價很高。曾經向朝廷推薦他：「文詞雅建，有超世之韻；氣節端厲，無徇人之意。」以「文章典麗」保舉他入著述科。後來蘇軾出守杭州，毛滂為法曹，相處甚得東坡器重。以古人的常規，曾受某人薦舉，便可以說是出自其門下，所以稱毛滂為蘇門詞人，也可以說得通。 然而他的政治立場並不穩定，他亦曾受知於新法派的曾布門下。曾布是曾鞏之弟，曾經是新法的堅決擁護者，但到了徽宗朝卻附和向太后，排擠變法派中另一重要人物章惇，試圖調和新舊兩派，結果被蔡京以引用親戚的罪名相攻擊，罷相遭貶，最後死於潤州（今江蘇鎮江）。毛滂在曾布當朝時也升職到館閣內工作，曾布得罪，他也受到牽連，削職流落許久，遂改投蔡京門下。他和蔡京之弟蔡卞的弟弟有親戚關係，蔡卞娶了王安石的女兒，毛滂也是「臨川王氏婿」，可能所娶是王安石的侄女輩，也算是連襟的關係。以姻戚攀關係原無不可，但古人重戚黨更重師黨，毛滂的老師曾布既然是被蔡京排擠而敗落以死，他又去阿附蔡京兄弟，不免給人以背棄師門的感覺，在當時是頗為人不齒的。 王明清《揮麈後錄》中的記載對他很是挖苦：蔡卞出守潤州的時候，毛滂跟他拉上連襟的關係，「傾心事之惟謹」，極盡奉承之能事。有一回蔡卞家宴，觀賞池中的鴛鴦，蔡卞即席賦詩，末句云：「莫學飢鷹飽便飛。」這句詩已經很有嘲諷的味道，毛滂可能有所明白，卻不敢有所表露，反而當場也和了一首詩，說道：「貪戀恩波未肯飛。」信誓旦旦的表示忠誠。蔡卞的夫人頓時譏笑道：「說什麼『未肯飛』，難道不是剛剛從曾布相公的池子里飛過來的？」毛滂羞愧得無地自容。 毛滂的詞集叫做《東堂詞》，這是他元符二年（1099）出任武康知縣時，將縣舍改築，易原來的「盡心堂」之名為「東堂」，獄訟之暇吟詠其間，因以命名詞集。這時蘇軾等人都已遠貶窮荒，毛滂雖然沒有受到舊黨的連累，目睹蘇門子弟們的悲慘下場，難免心有忐忑，其後他所倚靠的曾布又得罪勢敗，自己也受到牽連。徽宗即位後更徹底清算「元祐黨人」，立了《元祐奸黨碑》，連范祖禹的歷史著作《唐鑒》，以及三蘇、黃庭堅、秦觀的文集都下詔禁毀。這一切遭遇，不能不使跟蘇門也有關係的毛滂心驚膽戰。他原本便沒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很難做到為自己的信念「九死其猶未悔」，性格中也缺乏剛毅高潔的氣質，貪戀生命，懼怕得罪，從而做出借裙帶關係改換門戶、阿諛取容的行徑，可說是個沒骨氣的文人，但當時黨人的遭遇實在不堪，雖說宋不殺大臣，可是遠貶窮荒之所，相當於也是慢性戕害，蘇、黃、秦、晁等人無不死於異鄉，若讓人在生死之際做出選擇，貪生怕死的畢竟是多數，這也難怪在嚴峻的政治形勢下，本無立場的毛滂要丟棄掉部分人格，以諂媚換取生存，混得一官半職養家糊口，說來可鄙，卻又可悲。時代是人性的試金石，但世人不可能都通得過檢驗，否則金子也無足珍貴了。 儘管毛滂改投蔡氏兄弟門下，但也僅僅只是逃避了貶謫的厄運而已，在官場也並未混得如何得意，一直還是屈沉於下僚，鬱郁不得志，因此他的《東堂詞》里，不少是凄苦傷感之作。平心而論，毛滂的詞作清疏雅緻，頗有佳品，尤其以抒情見長，象他早年受賞於東坡的詞作，傳說是離開杭州後為所眷戀的妓女瓊芳所作之《惜分飛》： 淚濕闌乾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 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 斷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 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 小詞纏綿婉轉，很能傳達那一種黯然銷魂之意，所以當時人評為：「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酷似秦觀的作品，而這句評語，又正是李之儀評詞之語。毛滂作詞，這類清麗細膩的作品堪為代表，畢生沉淪不遇，也時而發出「舊事十年愁未醒，漸老可禁離恨。」（《雨中花》）、「中庭樹，空階雨，思悠悠。寂寞一生心事，五更秋。」（《相見歡》）的愁嘆。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詞全集里，卻以諂諛蔡京的十餘首詞置於最前，卻不知是他自己編定，還是後人有所諷喻，然而不論怎樣，他這「一生心事」，到底是慚愧是慶幸是後悔，這改換門戶缺乏骨氣的定評，便如那十餘首獻媚的詞作一樣，都成為了他永世不可磨滅的烙印。
比較起來，蘇門詞人群中，經歷過風波、晚年境遇卻比較好的人要屬趙令畤和王詵，兩人都是皇親國戚的身份。趙令畤（1051-1134）是天潢貴胄，為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的玄孫，他初字景貺，蘇軾為改字德麟，後人又稱他為趙德麟。他在元祐中任穎州簽書之職，蘇軾賞識他的才華，推薦於朝廷，因為這個緣故，在清算元祐黨人的時候，他也遭到牽連，以「交通元祐奸黨」的罪名，被罰金並廢錮了整整十年。可能到底是有著宗室的身份，才倖免了遠貶的災難，但名入黨籍，禁廢在家，對於一個壯年欲有所作為的人來說也是難堪的折磨，因此那時期他所作的詞之中，每托閨情幽怨，寄託胸中無端幽憤，如這首《烏夜啼春思》： 樓上縈簾弱絮，牆頭礙月低花。 年年春事關心事，腸斷欲棲鴉。 舞鏡鸞衾翠減，啼朱鳳蠟紅斜。 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繞天涯。 託名「春思」，實是幽禁之恨，「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繞天涯。」就象鎖足閨閣之中不得自由的女子一樣，他也被限制了仕途之進，何其不甘！重門深院，富貴閑人，適成一個精緻的囚籠而已。在這樣的詞作中，他自身與筆下所擬的深閨女子，是有同病相憐之感觸的。在另一首詞中，他悲嘆「斷送一生憔悴，只銷幾個黃昏。」（《清平樂》）有志不獲騁，坐看白駒過隙，青春虛擲，如何不深切的感覺到死之將至呢！ 《碧雞漫志》將他和蘇門詞人李廌（1059-1109，字方叔）相比較，說：「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潁、京、洛間，時出滑稽語。」 李廌是蘇門六君子之一，卻屢試不第，中年以前就絕意仕進，寓居屬文自樂。當年李廌初謁蘇軾，大受賞識，蘇軾撫著他的背誇讚道：「你的才華堪敵萬人，如果再加以高節特操，舉世都不能抵禦了！」誰知李廌應試禮部的時候，蘇軾知貢舉，不知為什麼卻遺漏了李廌的卷子沒有錄取（我觀點是可能李廌臨場緊張，發揮不佳，以至蘇軾錯過了），蘇軾因此很是自責，作詩解嘲：「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 （《送李方叔下第》）李廌後來因喜愛穎州的風物人情，定居在長社，當地的縣令和鄉人歡迎他的到來，為他買了住宅安置，竟居此終老。他的不仕是出於自願，而非趙令畤的坐罪廢錮，心情不同，自然「荒醉」的意興也不相似，其詞語俊，頗有蘇軾的清新之味，如這首《虞美人》： 玉欄干外清江浦，渺渺天涯雨。 好風如扇雨如簾，時見岸花汀草漲痕添。 青林枕上關山路，卧想乘鸞處。 碧蕪千里思悠悠，惟有霎時涼夢到南州。 《蕙風詞話》對此詞評語甚高，說「好風」一聯，確有此景而又未曾經過道出，最末「碧蕪千里思悠悠，惟有霎時涼夢到南州。」一句，「尤極淡遠清疏之致」。這種閑淡的意趣，要從平靜的心境中來，相比之下，趙令畤心中殊不能平靜，自然也就氣味全不相近，而是在婉約中體現幽怨不平了。 趙令畤的黨錮被打破重受封爵，要在北宋亡後，南宋紹興初年，「襲封安定郡王，遷寧遠軍承宣使。」大約是因為這時社稷半傾，南渡倉促，不可能再繼續搞黨爭，而北宋淪亡之時宗室大多被擄被殺，所以才想到起用他，給以王爵和一定軍務。但這時趙令畤已垂垂老矣，受封不數年之後，便即去世。他這一生，竟只是以宗室中的才人名世，世人或許歆羨，他自己心中，卻未必甘願。 趙令畤在詞曲史上的最著之名，卻還不是他俊麗的小詞，而是曾經以十二首《商調蝶戀花》組成一套鼓子詞，講述了張生與崔鶯鶯的故事，可以說是元稹《會真記》的說唱本，也是現在所存《西廂記》故事最早的說唱改編形式，在詞曲史上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資料。這套鼓子詞的改編其實並不大，只是在《會真記》原文中插入了這十二抒情的《蝶戀花》詞，每首詞前有「奉勞歌伴，先定格調，再聽蕪詞」、「奉勞歌伴，再和前聲」的說明，與現存的另一篇說唱詞話《刎頸鴛鴦會》（收錄在《三言》里）格式一樣，都是當時說唱的真實情況，而《刎頸鴛鴦會》內容低俗，卻是遠不及《會真記》的藝術成就了。趙令畤作這一套鼓子詞，可見他並不擯棄民間俗文學形式，《碧雞漫志》里說他「晚年荒醉，時出滑稽語。」大約指是就是這一類戲作俗詞的遊戲。 趙令畤自號「聊復翁」，用的是《世說新語》中的典故，阮咸家貧，在風俗應該曝晒衣服的日子裡，看見同族富家曬出華衣美服，於是也挑出自己的一條大犢鼻短褲來晾曬，說道：「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自我解嘲中又帶著滿不在乎的調侃意味。趙令畤的荒醉與滑稽，大約也是這樣的心情。他又作有筆記《侯鯖錄》，漢成帝時同日封了五個外戚為侯爵，稱為「五侯」，這五侯互不往來，有一個名叫婁護的人，卻以善於奉承周旋於五侯之間，每日都得到五侯饋贈珍饈，他將五侯所贈美食混合燴在一起食用，名為「五侯鯖」，其實也無非就是高級大雜燴而已。趙令畤以此命名筆記，或許有自矜門第之貴的意思，卻也未必便沒有一絲嘲弄吧。 王詵（字晉卿）則與趙令畤的情況又有所不同，他是駙馬身份，娶了英宗的第二女魏國大長公主（初封寶安，後又改封蜀國），拜駙馬都尉，官至利州觀察使。他以多才多藝著稱，讀書勤奮，擅長書畫，好與文人墨客交遊，蘇、黃、米三大書法家都是他的摯友，家裡建有「寶繪堂」，收集歷代名畫，又常常邀集名流在家中宴會，當時著名畫家李公麟號稱「十年不游權貴之門」，也是他的座上賓，曾畫有《西園雅集圖》，描繪諸文人雅士高會雲集於王詵府第的情況。他可以算得上是一號風流豪客，與當時還是端王的徽宗交往甚篤，就連《水滸》故事一開頭，高俅也是由他的門下才進入端王門下，深受寵信的。王詵亦工詩詞，曾作有《憶故人》詞： 燭影搖紅，向夜闌， 乍酒醒、心情懶。 尊前誰為唱《陽關》， 離恨天涯遠。 無奈雲沉雨散。 憑闌干、東風淚眼。 海棠開後， 燕子來時， 黃昏庭院。 徽宗很喜愛這首小詞，只恨詞為小令，唱起來長度不夠，缺乏「丰容宛轉」之致，後來命大詞人兼音樂家周邦彥為之改寫成長調，詞牌名就叫《燭影搖紅》，但長調唱起來固然是耐得久聽了，詞意卻反而不及原作，可見畫蛇添足、續鳧為鶴的事，縱使是名家也未必能夠做好。 王詵與蘇軾等人交遊，自然也遭到黨籍的牽連，但他一開始得罪，卻不是因為黨禍而是有個人的原因。他娶了英宗的公主，宣仁高皇后所生，是神宗的同胞妹。一般來說，做駙馬的人難免受到金枝玉葉的公主欺壓，但王詵所娶的公主卻十分賢德，王詵的母親盧氏寡居，公主將她接到身邊，每日致送珍美的膳食問候，盧氏生病，公主親自奉葯服侍，並不以自己的高貴身份而忽視盡媳婦的孝道。但王詵素性風流好色，大約做得太放肆了，竟然「以是自恣，嘗貶官。」這是否有與公主的不和情節在內，難以考證，但在曹太皇太后（仁宗的皇后，謚慈聖光獻，為神宗之父英宗的養母）去世的時候，神宗哀毀逾恆，蜀國公主說道：「我與皇上是同胞，看到這樣的情況怎麼能安心呢！」於是立即遣散家中的歌兒舞女三十人，不再作樂。這雖有與上同戚的名義，但隱然之中，未必不是對王詵的風流放蕩有微妙不滿之情而藉此發泄。不過，到元豐三年（1080）公主病重的時候，神宗為了安慰妹妹，特地詔還王詵的官職，可見王詵之貶，非出公主本意。 《宋史公主傳》里記載，神宗是篤於手足的人，蜀國公主與他同母所生，素來又孝敬母親和兄長，自然更得到他的喜愛。元豐三年公主病重，高太后與神宗都很焦急，高太后親臨公主府第的時候，公主已經昏迷不醒，太后慟哭呼喚，公主良久醒轉，能開口說話，自訴命不久長，母女相抱痛哭。神宗不久也到了，親自替妹妹診脈，持碗餵食，公主卻不過此情，勉強為之盡食，神宗賜金帛六千，又問公主有什麼願望，公主只是說：「感謝皇兄復了駙馬的官職。」第二日公主便即去世，年三十歲。神宗得耗，未曾用飯即催駕前往，望著公主府第大門而哭泣，後來為之輟朝五日，謚為「賢惠」二字。 史傳稱蜀國公主「好讀古文，喜筆札，賙恤族黨，中外稱賢。」應該不完全是溢美之辭，但以她遣散府中的歌舞的事情來看，要說「性不妒忌」則未必，但妒忌之情人所難免，何況公主對王詵顯然也有深篤的愛情，縱使是曾經因為妒忌而鬧出糾紛，也是人情之常，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反而令人覺得是王詵薄情負心了。而且王詵的日常行為，確實也很過分，不僅僅是「放蕩」二字可以概括，據說他「不矜細行」，甚至到了和小妾在公主身邊公然通姦的地步，小妾放肆到敢於當面頂撞公主給她氣受，蜀國公主之所以早死，很難說跟這樣痛苦的家庭生活沒有關係。她在生前可能是隱忍居多，也許這出於婦德的戕害，也許是對風流夫婿的愛情使她放下了公主的架子默默忍受，但最後直到死去，也未必就拉回了丈夫的心。倒是在她死後，她的乳母不忿這樣的待遇，將事情全部揭發出來，神宗正為同胞的亡故不勝傷痛，聽說之後自然大為震怒，杖責了王詵的八個小妾配給士兵，在葬禮之後，便將王詵貶向均州。在很多筆記中都說王詵是受蘇軾「烏台詩案」的牽連而貶，實則還有如此內幕。 蜀國公主比王詵要小上十餘歲，兩人生有一個兒子，卻在三歲的時候即夭折，王詵給公主帶來的遭際是終身的忍耐痛苦，公主給王詵帶來的，卻只是一個「駙馬都尉」的頭銜而已，既擁有不了他全部的愛情，也佔據不了他全部的生活。就連後人的筆記中所艷稱的，所記載的也只是王詵和愛姬的遇合： 《西清詩話》載：王詵曾有一個歌姬名囀春鶯，王詵得罪外謫，囀春鶯流落到一個密縣人家中，大約也就是因為公主死後乳母訴說了他的放蕩行徑，以至於家中姬妾都被杖賣了吧。元祐元年（1086），神宗死後高太后當政時又復還了王詵的駙馬之職，他從貶所南還，在汝陰道上，聽到了一陣熟悉的歌聲，他說：「這是囀春鶯啊！」尋訪之下，果然是當年故人，但佳人已別屬，只有悵然相別，王詵賦詩說：「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曾無古押衙。」這一聯用了兩個唐傳奇典故，以韓翃愛姬柳氏被武將沙吒利所奪來指囀春鶯落於別人之手，以《無雙傳》中的俠義之士古押衙捨生幫助王仙客與劉無雙團圓來慨嘆無人助自己二人團聚。這兩句詩出，有好事者為之續足全篇云：「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休囀上林花。」後來囀春鶯到底又歸於王詵，據說王詵詞集中《憶故人》等等小詞，都是為她所作。 這件事在筆記中稱為韻事，王詵與囀春鶯的離合悲歡，也確實頗逗人暇思。但若是聯繫上蜀國公主之死，卻又無端而起悵然之感，似乎除了正史之外，竟沒有人記得起，還有這樣一個公主，恭謹的侍奉著婆母，沉默的忍受著風流放肆的丈夫給自己帶來的傷害，直至死前，最大的希望也不過是丈夫的官職得到恢復。做為公主的身份，她所作所為可以說得上無可挑剔，可是做為一個平凡的婦人的幸福，她卻終身未曾得到。神宗望門痛哭的時候，也許在自悔因為欣賞王詵的才華，從而促成這段相差十餘歲的婚姻，導致愛妹鬱郁以死吧！神宗在貶謫王詵的詔書中憤怒的斥責這個妹夫：「朋淫縱慾而失行……由是公主憤愧成疾，終至彌篤。」在這時候，他只是一個痛失妹妹的兄長，然而不論在歷史上還是在後人的觀念里，始終是天家高高在上，喜怒不該由愛憎而發，人們也不予以理解，不報以同情。蜀國公主沉默隱忍的悲劇人生，抵不上王詵與囀春鶯的一幕悲喜劇，縱然以死，無人哀矜。
釋仲殊 釋仲殊（生卒不不詳），即僧揮，姓張氏，又字師利，安州（今湖北安陸）人。曾舉進士，後出家為僧，居蘇州承天寺、杭州吳山寶月寺，與蘇軾交遊唱酬。崇寧中，自縊死。詞風奇麗清婉，有《寶月集》，不傳。今有趙萬里輯本。 【柳梢青】 岸草平沙，吳王故苑，柳裊煙斜。 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 行人一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 門外鞦韆，牆頭紅粉，深院誰家？ 大約自從漢明帝時代金人西來，佛教傳入中土開始，隨著佛法日宏，佛教與文學也掛上了鉤，幾乎在佛學發揚光大的同時，「詩僧」這種具有特殊身份的文學創作群體也就出現了，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道獨有的風景線。而且，隨著詩歌文學體裁的嬗變，詩僧們也跟著與時俱進，在魏晉作玄言山水詩，在晚唐作格律精嚴、講求鍊字的五律，到宋代之時曲子詞大勝，遂於詩僧之外，又出了以詞名的「詞僧」（從廣義上來說，詞僧其實也是詩僧的一種），在宋代能詞的僧人之中，仲殊要算其中的佼佼者。 仲殊原來姓張，名揮，所以又稱為僧揮，仲殊則是他的法號，他與蘇軾有交遊，蘇軾誇讚他：「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可見其光風霽月、坦蕩磊落的胸懷。似乎曾見有人將他與蘇軾的另一個好友張懷民（蘇軾寫過《記承天寺夜遊》提到他，這是一篇著名的寫景小品散文）相混淆，未知所據。仲殊本名張揮，安州人，而張懷民名夢得，是蘇軾貶謫黃州時的好友，應該不是同一個人。 仲殊本來是士人的身份，中國古代的文人出家，其心態很難說是出於對宗教的虔誠信仰，翻開野史筆記來看，會發現裡面所記載的許多方外之士，行徑常不從宗教律條約束，這一類人出家的理由也許各各不同，其內心卻大多有著「逃禪」、「遁世」的目的，而不是出於為宗教折服傾倒、甘願奉獻一生贖罪救世的崇高理想。所以，說他們是佛徒，倒不如說他們是世俗的逃避者。要說起來，古人意欲遁世，方法也有許多，但沒有一種能象出家這樣決然的斷絕一切，包括親屬和自身原來的定位，所以歷來很多灰心失望或者走投無路的文人，更容易勘破紅塵——也許並不是真正的勘破，而只是對紅塵中的煩惱無能為力，索性撒手撇清——雖然也有詩嘲笑這種逃逸方式不盡可靠，「未著袈裟愁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為擺脫世俗的糾紛而出家，所想逃開的一般也只是世俗的辛苦煩惱，而不是塵世中曾經有過的溫馨歡樂，因此當達到彼岸之後，又不免對那十丈軟紅產生眷戀歆羨的感覺。僧仲殊也許就是這類人中的一個。 仲殊的出家過程頗具有一點傳奇的色彩，可以說是帶兇殺性質的家庭倫理劇。《老學庵筆記》中說他年輕時放蕩不羈，不知為什麼夫妻失和，被妻子在肉羹中下了毒，幾乎斃命，服食了蜜水才解毒，醫生告誡：「再吃肉的話，毒就會複發，沒法解。」於是他便拋棄家庭做了僧徒。他的妻子為什麼給他下毒，是出於對他「遊盪」的憤恨，還是有了外心打算殺夫另嫁，未知其詳，他因為中毒不能再食肉而索性出家，似乎也有點不足以構成理由，估計出家的心情，是受到來自「家」的傷害而一憤棄家，不是單單為了食素的方便，也未必就完全看破了世情。倒是可能由於這次經歷，他嗜上了食蜜（也有說法是為了持續的解毒而不得不食蜜），據說他什麼菜都放蜜，請客吃飯，豆腐、麵筋、牛乳之類，都是蜜漬，甜膩得使人無法下箸，只有蘇軾也愛吃蜜，能和他共同飽食一頓，所以仲殊又被人稱作「蜜殊」。 仲殊工於長短句，好作麗語，並不因為他是出家身份而稍減其軟媚之氣，《唐宋諸賢絕妙詞選》推崇他的《訴衷情》詞，認為：「篇篇奇麗，字字清婉。」而《碧雞漫志》將他和賀鑄、晏幾道、周邦彥並稱，認為他在四人中最次，然而作品的富麗華贍，連晏幾道也及不上他。賀鑄的麗句多失意之悲，周邦彥的麗句有深密之致，晏幾道的麗句每每見其惆悵寥落，只有仲殊，在麗語中透出的，是對塵世的戀戀情懷：「門外鞦韆，牆頭紅粉，深院誰家？」從一雙本該超脫的冷眼中，卻透露出人生的熱望，正如在那一片潔白無瑕的梨花中，他感受到的不是「洞天方看清絕」（元代丘處機梨花詞）的晶瑩剔透，卻是「寒輕香軟」的盎然春意。又如另一首《南柯子》： 十里青山遠，潮平路帶沙。 數聲啼鳥怨年華，又是凄涼時候在天涯。 白露收殘月，清風散曉霞。 綠楊堤畔問荷花：記得年時沽酒那人家？ 小詞題為「憶舊」，有天涯羈旅的傷感，有對舊情舊境的回顧，寫得清麗宛轉，語雖淡，卻掩藏不住心底的情愫；雖是僧人，所思所寫，卻完全是俗世的光景。他還有一些俗詞甚至艷詞，這是當時詞壇的風尚，但由一個出家人寫出象「酒滿玻璃花艷冶。莫負春心，快飲千鍾罷。」（《蝶戀花》）這樣縱情尋樂的句子，未免令人側目，同時代的人說他：「雅工於樂府詞，尤有不羈之餘習也」，其實這「不羈」，只是佛門也羈絆不住的一段情腸。 仲殊不羈於佛法，自然與佛門的拘泥之士大非同類，蘇軾在杭州的時候，曾經有一回攜帶著妓女去拜謁西湖之間著名的高僧大通禪師，大通覺得他很失禮，慍形於色，蘇軾戲作一詞，令妓女歌之，其中有「……我也逢場作戲不須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嫌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的句子，頗帶嘲謔。仲殊時在蘇州，聞詞也和韻作了一首，云：「……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 木女明開眼，泥人暗皺眉。蟠桃已是著花遲。不向東風一笑待何時？」以佛門弟子的身份，卻使用道家的語言來對這一件有「褻瀆佛門」意味的進行調侃，超脫中又顯得有些輕佻，難怪在當時人眼中他不象個和尚了。 他這種輕佻，有時過了火，便接近於一種惡趣。仲殊雖是僧人身份，也常常來往於公門，有時與官府應酬，難免有些流於浮薄之詞，《中吳紀聞》說他某日造訪蘇州太守，賓主接坐之間，看到一個來告狀婦人手中拿著訴狀站在雨中等候開審，太守命仲殊做一首詞詠這件事，仲殊口佔一詞《踏莎行》：「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鳳鞋濕透立多時，不言不語懨懨地。 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閑公事。」詞中打趣婦人的告狀，無非是苦於相思，狀告薄情郎的「閑公事」而已，顯得對這個女子淋雨的苦楚和可能含冤的遭遇毫無同情心，因此後來仲殊不知為什麼事在枇杷樹下自縊而死，便有口齒輕薄的人給他改了這首詞作，說：「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懨懨地。」平心而論，仲殊對這個婦人固然缺乏應有的同情心，但當時在場的太守，作為一郡之守的身份，見到自己的子民冒雨申訴，不忙著安撫與審理，卻有閑心讓一個類似清客的和尚來打趣她，豈非更大的失職？這件事只指責仲殊一個人，未免太過，何況又以他的橫死來重複他自己曾經的打趣之詞，世道好還，輿論報復，對他本人來說，真是殘酷的戲弄。 仲殊為什麼自縊而死，似乎沒有記載說明內中隱情，即使有所評價，也多半以為：無非是這個怪僻的和尚，一生中所做的最後一件離經叛道的事而已。他確實是一個奇特的人物，在儒門時風流放宕，因為變生家庭而出家，是違反了儒教「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教誨，身入空門又不守戒律，依舊肆意不羈，寫作艷詞，根本不象空門清修之士，連最後的死亡，也是違反了佛教「戒自殺」的律條。他的出家，彷彿只是一種能使他拋棄世俗牽掛、獲得最大自由的手段，而在相對的自由之外，他的眷戀他的熱腸，又形成了比佛門戒律更為羈絆的束縛。也許，他死於這種永不能實現的對已隔絕的紅塵的渴盼，死於在這種渴盼與擯棄中糾結的矛盾和厭倦？斯人已矣，無法獲知答案。 相傳仲殊曾經游姑蘇台，在台株上題了一首七絕：「天長地久大悠悠，你既無心我亦休。浪跡天涯人不管，春風吹笛酒家樓。」這首詩是用倒筆書寫，就是每個字筆鋒從最後一筆描起，慢慢描成次字，這種寫法有點遊戲的滋味，而所題之詩，卻大有禪意。佛教中有樓子和尚悟道的故事，說該人在未成道之前，偶然經過街市，聽到酒樓上有人唱曲，道一句：「你既無心我便休。」忽然大徹大悟，從此號稱「樓子和尚」云云。高僧的頌偈之中，常常以此為典實，所謂：「唱歌樓上語風流，你既無心我也休。」情場風塵倦眼，竟然能與勘破之理暗合，卻不知這句禪語，最初竟出自於這一個不似和尚的佛門弟子之手。「你既無心我亦休」，說得豁達通脫，卻不知在這輕輕一個「休」字之前，有過多少痛苦糾纏、苦苦不能割捨？而說這句話的仲殊本人，也許在了斷自己生命之前，尚自不能完全休棄自己曾經眷戀的一切——人間的事，往往是愈眷戀愈傷害，愈傷害卻又愈眷戀，一個「休」字，如何輕易決斷得！
周邦彥 周邦彥（1056-1109），字美成，號清真居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元豐中為太學生，因獻《汴都賦》被任命為太學正，後出為廬州教授，知溧水縣，還京為國子主簿。哲宗召對，除秘書省正字，歷校書郎。徽宗時仕至徽猷閣待制，提興大晟府，出知順昌府，徙處州，提舉南京鴻慶宮，卒。工詞，精通音律，其詞富艷精工，有《清真集》，後人注本名《片玉集》。 【蘭陵王】 柳陰直，煙里絲絲弄碧。 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 登臨望故國。 誰識，京華倦客？ 長亭路，年來歲去，應折柔條過千尺。 閑尋舊蹤跡。 又酒趁哀弦，燈照離席。 梨花榆火催寒食。 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 凄惻，恨堆積。 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 斜陽冉冉春無極。 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 沉思前事，似夢裡，淚暗滴。 兩宋詞人之中，公認的「宋詞四大家」為蘇、周、辛、姜，在北宋詞人中周邦彥的座次僅次於蘇軾，而在詩詞愛好者那裡，對周邦彥的評價似乎並不及詞史地位那麼高。尤其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對清真詞的批評：「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對後世讀者的影響較大，後人遂將周詞看成過分講求文辭雕琢而喪失真實性情的作品。平心而論，周詞的確不及北宋早期的名家語淺情深，風韻自然，有令人一見如故的感覺，這是他雕琢字句的弊病，卻也成就了他獨特的風格。《詞潔》中說：「美成詞乍近之覺疏朴苦澀，不甚悅口，含咀之久，則舌本生津。」他的詞不是芳甜滿口的水蜜桃，卻是需要咀嚼回甘的橄欖果。 要究周詞形成這樣風格的原因，其實若簡單以一言蔽之，就是以「人工」巧奪「天工」所致。作為一種詩歌體裁，詞也和古詩一樣，有著起自於民間風謠，從質樸自然漸漸過渡到精緻凝練的過程。這種風格的嬗變，雖然也有漸失本真之憾，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又何嘗不是文體日趨成熟的必然結果？王國維寫《人間詞話》的時候，還是在青年時期，所以推北宋而貶南宋，喜性靈而不喜技巧，而按葉嘉瑩的說法，周邦彥正是一個「結北開南」的人物。 以思索來替代抒情，以安排來組織章法，這種寫法不容易得到讀者心靈上的共鳴，卻別有一種深雋悠長的意味，而「富艷精工」的辭采修飾，又給這些雖無直接感發、卻隱含內在寄託的詞作，披上了一層精美的外衣。周邦彥的詞在當時可謂是達到了雅俗共賞的極至，「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詞為可愛。」（陳郁《藏一話腴》）愛好者層次的廣泛，要比「有井水處皆歌柳詞」，卻不受賞於士子文人之口的柳永當年勝之遠矣。「以旁搜遠紹之才，寄情長短句，縝密典麗，流風可仰」，這樣的詞作，可能一開始不能使熱血激昂的少年歡悅，卻會使思力漸增的中老年人動心。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曾經批評周邦彥詞作的王國維，到晚年重新寫了《清真先生遺事》一文，其中對周詞推崇備至，認為如果將兩宋詞人比之唐代詩人，可以比得上詩聖杜甫的宋詞人，惟有清真先生：「詞中老杜，非先生不可。」這可以算是對詞人成就最高的推許了。 周邦彥詞堪稱「詞中老杜」的地方，除了寫作技巧集北宋之大成之外，還有另一方面則是對詞律的貢獻。他是一個音樂家，自題堂名為「顧曲堂」。三國名將周瑜以善於音律知名，聽到奏樂有訛誤，必然顧視一下奏樂者以目示意，所以當時有諺語說：「曲有誤，周郎顧。」周邦彥以這位同姓前輩的典故作為堂名，足見對自己音律方面成就的自信心。王國維稱他的詞音律之美妙，雖然到現代樂譜已亡，不知如何演唱，但是「讀其詞者，猶覺拗怒之中，自饒和婉。」從這首《蘭陵王》就可以看出，時曼長時急促的音節，既舒緩又跳轉的敘事，如同轆轤一般交織在整篇詞作之中，句法拗折到了極點，反而顯出一種奇特的和諧婉轉，這種技法已臻化境，所以王國維讚歎說：「兩宋之間，一人而已！」從青年時期的不喜歡，到晚年的由衷欽佩，這其中不僅僅是鑒賞者的功力提升、視野有變，多半同心境也有一定關係，大約周邦彥的作品，不是少年讀者眼中的「清真詞」，而是中年之後值得收藏的「片玉集」。 宋人張端義的筆記《貴耳集》中，捕風捉影的記載了一個跟這首《蘭陵王》詞有關的緋聞故事：周邦彥在開封為監稅官的時候，與京師名妓李師師過往甚密，李師師又是當時風流天子宋徽宗的情人，有一次徽宗微服來到李家，正值周邦彥先在，一時無路可出，窘急之下伏到了床底躲藏。徽宗親手攜來江南新進貢的橙子一枚，與李師師剖橙笑語，極盡親昵，周邦彥一字不漏的聽在了耳中，隨後便將此夜的奇遇，隱括成一闋《少年游》詞： 並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 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吹笙。 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 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詞中寫這對情侶的歡謔，悄語低言，欲去還留，一派溫馨旖旎光景，李師師自己讀到後也頗喜愛，隔日唱起此詞，被徽宗聽見，問：「這是誰寫的？」師師便說出周邦彥的名字。徽宗頓時大怒——多半是惱羞成怒，醋海翻波——上朝後便宣諭宰相蔡京：「聽說開封府監稅官周邦彥課稅不登，數目短少，必是玩忽職守，如何上級京尹不按察發落！」蔡京莫名其妙，退朝後向京尹查問，京尹答道：「這些稅官里，惟有周邦彥課稅的數額有所增羨，怎麼還能說是玩忽職守？」蔡京是個老狐狸，說道：「皇上的意思就是要找他的岔子，只得馬虎處分，遷就上意罷了！」於是胡亂擬了過失，得到旨意：「周邦彥職事廢馳，可日下押出國門。」就此把周解職打發出京。隔了一兩天，徽宗又去臨幸李師師家，不見情人，一問才知師師給周邦彥送行去了，徽宗正喜拔掉了眼中刺，於是欣然等待師師歸來。一直等到初更時分，師師才姍姍而歸，兀自愁眉不展，淚承雙睫，憔悴之態可掬。徽宗重新吃起醋來，怒問：「你往哪裡去了？」師師回奏道：「妾罪該萬死，聽說周邦彥得罪被押送出京，為他置酒餞別，不知道官家今日到來，有失迎駕。」徽宗冷笑問：「今日莫不是又做了什麼詞？」李師師道：「有一首《蘭陵王》詞。」徽宗吩咐唱唱看，於是李師師輕敲檀板，款啟珠喉，唱出這一闋三換頭的「柳陰直，煙里絲絲弄碧。」來，音色激越，詞句雅麗，當真是悅耳動心。徽宗畢竟也是天分極高的藝術家，絕非毫無鑒賞能力的傖夫俗子，聽畢全詞，竟然回嗔作喜，贊道：「周邦彥真是才子！」於是又下旨召他回來作大晟府樂正，也就是皇家音樂研究院的高級顧問。周邦彥以小詞得罪，卻又以詞曲進身，際遇之奇，也可以算是並世無雙的了。 這個故事頗為膾炙人口，後人的小說戲曲之中，更加油添醋的予以渲染，如明末凌濛初的雜劇《宋公明鬧元宵》裡面，就將此事和水滸故事串聯到一起，成為一個風趣的喜劇。周邦彥是北宋大家，音樂的造詣不下於柳永，詞句的婉約雅麗堪敵秦觀，但與秦、柳等人相比，他的風流韻事卻寥寥無幾，一有此香艷傳說，倒是足以頡頏前輩了。大概這也是出於這樣的原因，這個傳說雖然十分不可靠，卻也一直為人津津樂道。
然而若細究起來這個故事來，裡面實有許多不能成立的破綻，王國維在《清真先生遺事》一文中即考訂甚詳，徽宗的微服出行，始於政和年間，至宣和年間尤其肆意，而周邦彥在政和元年（1111）已經五十六歲，這樣的歲數恐怕早已沒有了狎游的意興，更沒有讓徽宗去和他爭風吃醋的條件。而故事中所謂：「大晟樂正」或「大晟樂府待制」，宋代也沒有這個官職。周邦彥出任國家音樂機關的職務是政和六年（1116）而非元年，「提舉大晟府」。提舉是官名，大致是主管之意，大晟府的任務就是整理古樂和製作新曲，由此後人將周邦彥歸入當時一個鬆散的詞派組織，稱「大晟詞人」（其中著名詞人的還有晁端禮、万俟詠等），其實周邦彥在大晟府擔任職務的時間並不長，重和元年（1118）即出外任，在這個最合適他的職位上也只呆了兩年。 其實如果撇開歷史方面的硬證，就《蘭陵王》詞而論，也決不是自己離開京城的時候臨別而賦，而是一首「客中送客」的作品，詞人是送行方，而不是被送的歸客。這首詞題為詠柳，寫的卻是別情，「綺麗中帶悲壯」，聲情又極為激昂悅耳，曾經風靡一時，《樵隱筆錄》中說：到南宋的紹興初年，杭州忽然流行起周邦彥的這首《蘭陵王》詞來，歌樓酒肆均傳唱不絕。因為此詞共有三段，到末段尤其激越發揚，惟有教坊的老笛師才能倚聲歌出如此高調，所以當時人將之比作著名的送行曲《渭城三疊》（即唐代王維的名作《送元二使安西》，因第一句是「渭城朝雨浥輕塵」，唱時又需要疊唱後三句而得名。）從這個比較，也可以看出《蘭陵王》實是送人之作，而不是被送的臨別賦詞了。 這首《蘭陵王》可以稱得上是周邦彥的經典代表作，據載，這詞在南宋時流行，歌譜原出自大晟府的某「協律郎」，於逃難中攜有「九重故譜」，此詞才得以流傳人間，可見詞原是周邦彥在大晟府供職的時候所作。 他以曲子詞受知於徽宗，清人吳衡照引用《浩然齋雅談》，卻有另一種說法，認為受賞識的是周邦彥自度曲的名篇《六丑?薔薇謝後作》： 正單衣試酒，恨客里、光陰虛擲。 願春暫留，春歸如過翼，一去無跡。 為問花何在？夜來風雨，葬楚宮傾國。 釵鈿墮處遺香澤。 亂點桃蹊，輕翻柳陌。 多情最誰追惜？ 但蜂媒蝶使，時叩窗隔。 東園岑寂，漸蒙籠暗碧。 靜繞珍叢底，成嘆息。 長條故惹行客。 似牽衣待話，別情無極。 殘英小、強簪巾幘。 終不似、一朵釵頭顫裊，向人欹側。 漂流處、莫趁潮汐。 恐斷紅、尚有相思字，何由見得？ 這是周邦彥自創的曲調，徽宗在宮中聽到，十分欣賞，但對詞牌名《六丑》的意義大惑不解，於是教坊使袁綯上前回奏道：「該詞牌是潞州知州周邦彥所創的。」徽宗召周邦彥來詢問，周解答道：「這首詞一共犯了六種不同宮調（「犯」是詞的樂律方面的名詞，音樂的變化稱之為犯，用了幾種不同的詞調集合成新曲也稱為犯，因宋代詞樂失傳，現代人已無法知道究竟是怎樣的樂律變化），都是音樂中極美的調子，但是特別難以歌唱。傳說上古的五帝顓頊高陽氏有六個兒子，品行高尚而相貌醜陋，所以用之來比擬這個詞牌。」《六丑》一詞，也堪為清真詞中的上乘之作，音律和用字都極考究，「千迴百折，千錘百鍊」（《宋四家詞選》），近人龍榆生評之為：「它的整個音節之美，顯示於韻位的疏密遞變和句式的奇偶相生，欲斷還連，千迴百折，而又一氣貫注，搖筋轉骨，極諸變態，其藝術性的絕特，也是清真創調中所罕見的。」這樣的佳作當然會得到同是藝術家的徽宗的喜愛，由此打算留用周邦彥。可是周邦彥的為人，在辭采秀異的同時又另有一股文人的清高意氣，雖不強硬卻也不合時宜，註定不是能往上爬的料子，當徽宗問他能否為宮廷娛樂填詞的時候，他竟然婉轉拒絕，說道：「臣下已經老了，頗為後悔少年時的輕佻之作。」這樣的回答當然令皇帝大不滿意，而當時有個任起居郎之職的張果與周不合，刺探得知周邦彥並非全然「頗悔少作」，還曾經在某親王席上賦詞贈歌妓，於是打了小報道給蔡京，蔡京又向徽宗進讒言，到底把周邦彥排擠出朝。 實則在周邦彥進入官場的歷程中，第一次際遇並不是由於詞曲而是出之詩賦，走的還是「獻賦長楊臨帝闕」的傳統文人之路。那還是他青年時期的事情，神宗熙寧六年（1074），二十八歲的周邦彥在京城做太學生，因進獻《汴都賦》一舉成名，由太學生一躍而升為太學正，據說這篇《汴都賦》典實富麗，文中使用了大量的冷僻字，被指定在朝堂上誦讀的大臣有好多字竟不認得，只能勉強讀個偏旁湊數，可見周邦彥學力之深厚。到哲宗元符元年（1098），因為重新開始起用新黨，哲宗對當年寫於新法實施之時的《汴都賦》又發生了興趣，在外地任職多年的的周邦彥重又被召入京獻賦，上《重進〈汴都賦〉表》而被任命為秘書省正字，其榮眷直至同樣打著新法旗號的徽宗朝猶自未衰。由一賦兩次進身，三朝宦海浮沉，這際遇與新舊黨爭的關係極為密切，而周邦彥本人，卻於黨爭之際顯得頗為超然，與當時的蘇門詞人相比，可謂鮮明對比。 因他早年的《汴都賦》主題是頌揚新法改革的成就，所以近代學者羅忼烈、葉嘉瑩等均認為他是擁護新法的詞人，其實周邦彥的性情，更適合做一個文學人而非介入政治，他倒也是一個比較安於致力為詞的文人，政治上自然不會無所傾向，但也僅僅只是「傾向」於新法而已，並不曾捲入黨爭的漩渦中心。王國維說他於兩黨「均無依附」，他的堂叔是蘇軾的好友，也算是蘇氏的故人子弟，可是他與蘇軾同時在京城，卻沒有留下有交往的記載；他的《汴都賦》讚揚了新法推行的成績，但在哲宗重新起用新黨的時候，他也並不以此夤緣求進。即使是晚年稍微顯達，亦是「循資格得之」，是從小官職一步步兢兢業業的做起來的，是自己份中該得的。他對人對事，似乎都保持著一份超然的心態，不管是名士也罷，權貴也罷，他既不得罪，也不主動拉近關係，這種生活態度頗為中庸，「蓋文人脫略，於權勢無所趨避。」（《清真先生遺事》）其實在當時崇尚氣節的士大夫群里，「無所趨」，不巴結討好並不是難事，「無所避」則要既有來往，又要保持不亢不卑的姿態，這個度也不是好把握的。 周邦彥的宦海生涯說不得一帆風順，也算不上大起大落，他的文人習性遠遠比政治熱情要高，所以在外地擔任閑散官職的時候，雖然也有幾分流落不得用的牢騷幽怨，大體上卻是情調比較淡然的，只有厭倦惆悵，卻無憤慨不平，如《滿庭芳?夏日溧水無想山作》： 風老鶯雛，雨肥梅子，午陰佳樹清圓。 地卑山近，衣潤費爐煙。 人靜烏鳶自樂，小橋外、新淥濺濺。 憑闌久，黃蘆苦竹，疑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漂流瀚海，來寄修椽。 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 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弦。 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時眠。 這首詞作於哲宗元祐八年（1093），時值舊黨當政，三十八歲的周邦彥因思想傾向新黨，不得重用，外任為溧水縣令。溧水在今南京附近，也屬於江南地區，與周邦彥的家鄉錢塘距離已經不算很遠，但地處群山環繞之中，「地卑山近」，環境潮濕，與繁華的東京城、秀麗的杭州府都不可同日而語，正當壯年而被棄置於此，難免使人牢騷無端，「此中有多少說不出處，或是依人之苦，或有患失之心，但說得雖哀怨，卻不激烈，沉鬱頓挫中別饒蘊藉。」（《白雨齋詞話》）這是後人對周詞的高度評價，卻不知這種「蘊藉」，並非全因高超的藝術修辭而來，而是詞人本身，就是這樣含蓄溫和的、不慍不火的性子。他似乎不論在哪兒，都不甚滿足，安閑中也帶著幾分憂鬱，可是又無論在哪兒，也都能自我排遣。「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時眠。」他有隨遇而安的恬然，也有對不可復得的舊境之綿長懷念，如另一首抒發倦客心情的詞作《蘇幕遮》： 燎沉香，消溽暑。 鳥雀呼晴，侵曉窺檐語。 葉上初陽干宿雨。 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 故鄉遙，何日去？ 家住吳門，久作長安旅。 五月漁郎相憶否？ 小楫輕舟，夢入芙蓉浦。 根據「家住吳門，久作長安旅。」一句，可知這是周邦彥在京師時所作，前面說周詞主要風格為「人力巧奪天工」，這一首小詞卻是難得的天然去雕飾之作，王國維《人間詞話》中不喜清真詞，卻對「葉上初陽干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三句讚不絕口，認為它比起南宋詞人姜夔詠荷花的名詞：「嫣然搖動，冷香飛上詩句。」（《念奴嬌》）要生動自然得多，是「真能得荷之神理者」。周邦彥的家鄉在錢塘江畔，正是「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地方，在「素衣化作緇」的京城之中久居為客，不禁懷念故鄉的風物清嘉，但這懷念也只是托諸夢寐，「小楫輕舟，夢入芙蓉浦。」思鄉之作，情調竟是輕揚流動的，就如開頭所舉那首《蘭陵王》詞，「誰識，京華倦客？」有著厭倦之意，卻也只是淡淡情懷。清真詞的格調較醇厚也較淡然，就連悲秋之作，也僅有輕輕的自問：「更深人去寂靜。但照壁、孤燈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關河令》）他的悲傷，竟是平靜的。 周邦彥官居溧水的時候還傳有一樁風流韻事：他做縣令，屬下一名主簿有個聰慧美麗的姬妾，平時同僚們宴請往來，周邦彥常常與她相見於酒樽之間，相處歡洽，周因此為她賦了一首《風流子》詞，下闋云：「遙知新妝了，開朱戶、應自待月西廂。 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 問甚時卻與，佳音密耗，寄將秦鏡，偷換韓香？ 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連用「西廂」、「偷香」等典故，分明是一首密約幽歡的艷詞，所以後人評價說：「此詞雖極情致纏綿，然律以名教，恐亦有傷風雅已！」（《本事詞》）史傳載周邦彥在少年時就「疏雋少檢，不為州里推重」，可知他的性格里，也有脫略疏放的一面，「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這樣直白的懇請，似乎已不象周詞一貫的「渾厚和雅」，卻與柳永的情詞有驚人的氣脈相通，也許這就是同樣戀愛中人的心靈互通吧。 其實周邦彥有些寫情的小詞也直率得可愛，他對宋徽宗說「頗悔少作」，未必全然是推脫。如這首艷詞，《樂府指迷》中便認為萬不可學，多半周邦彥到晚年想到年青時的耽溺兒女情長，也頗羞顏。然而這樣直抒胸臆的詞，卻也別有感人的力量，《蕙風詞話》中就稱揚說：「『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棄今生對花對酒，為伊淚落。』此等語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靈肺腑中流出，不妨說盡而愈無盡。」情到濃處，什麼含蓄婉轉已全用不著，直接說出自己內心深處的想法，別具一種魅力。然而他的「說盡」，也只能是說盡相思相憶之情而已，深厚真摯，卻不是熾熱猛烈，他畢竟非狂非狷，只是一個持中庸之道的文人——他曾經在姑蘇與營妓岳楚雲相戀，分別多年之後，有一次由京師路過蘇州，楚雲早已從良嫁人而去，周邦彥在太守宴席上見到楚雲的妹妹，追想舊人，寫了一首《點絳唇》詞寄給她，感嘆道：「愁無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風淚。」楚雲見詞不勝悲感，哭泣累日。他們的故事沒有象很多文人韻事一樣，給安上一個最終團圓的結局，只餘一襟淚痕留給後日憑弔。這遭遇也正象是他的個性，並不激越發揚，而是沉厚隱忍。 周邦彥晚年欲回到兩浙故居，卻因方臘起義，遍地干戈路途不通，不能回鄉，只有在「待指制舉南京鴻慶宮」的職位上，舉家居此而終。「提舉某宮觀」是宋代士大夫在政治生涯的暮年，常常受封的一個官職，其實也就是給一個安閑的職位養老而已。相傳周邦彥在遷官之初夢中得句，做了一首《瑞鶴仙》詞，起初不知所謂，後來經歷戰亂、倉促投奔、最後得到安身之地以終老的遭遇，與詞作的影射竟一一暗合對應，使人驚異不已。該傳說頗無稽，卻似乎已經有了神化周詞的傾向，古人總迷信「詩讖」之類，其實骨子裡，是對詩歌這種文學體裁有一種近乎崇拜的喜愛之緣故吧！王國維在《清真先生遺事》里將周邦彥和同鄉詞人潘閬相比較，「二人身後毀譽適得其反，可謂有幸有不幸矣。」潘閬是瀟洒的隱士，晚年卻被牽扯到官場之中，遭受牢獄之災，險些不能盡其天年。而周邦彥一直在宦海浮沉，始終保持平靜恬淡的心態，不爭榮，也不招辱，這種人物並不眩目，卻很耐得後人細品與回味。
李清照 李清照（1084-約1151），號易安居士，濟南（又說章丘，今屬山東）人。李格非之女，趙明誠妻，與夫共事金石研究，夫卒後流寓越州、杭州，晚居金華。工詞，風格婉約清麗，亦能詩文，著有《金石錄後序》、《詞論》等，其詞集《易安詞》不傳，後人輯為《漱玉詞》。 【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 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香港學者羅忼烈曾批評李清照，說她是「最自負的詞人」，「不僅十分自負，也十分好勝」，她對北宋諸詞人都有極其尖銳的批評，可是她的詞作也不是盡皆合乎自己的標準，不無苛求於人、自律則寬之嫌，並舉出唐代薛能由於過分自負而導致讀者反感的例子來做對比，「古代女詞人極少……李清照何其幸也！」言下似乎有這樣的意思：之所以而後世很少人就李清照的過分自負來吹毛求疵，實則是沾了她性別的光，她在社會上處於弱勢的身份，在文壇上卻有著微妙的優勢。——然而，以我的看法，如果讓李清照本人來自我表述，也許她寧可不要這個優勢的罷。 從古以來介紹李清照的文字，幾乎都要寫上這一句：「李格非之女，趙明誠妻。」一個女性，彷彿只有確定了她的父親與丈夫，才能標識她本人的存在，但有所諷刺的是，後人知道李清照的，卻遠遠比了解李格非、趙明誠的為多，甚至是沾了易安居士的名氣，做父親的和做丈夫的才為更多人所知。沒有李清照的話，李格非只是北宋的一個不甚出名的文人，「蘇門後四學士」之一，趙明誠也不過是一個有成績的金石學家；而如果忽略了父與夫，李清照依然是李清照。 但是說到李清照，與她伉儷情深的趙明誠卻還是不可不提的，他們這樁婚姻，原本象千百樁同時代人的婚姻一樣，考慮的只是門第相當，而不是當事人情投意合與否。幸運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卻撮合了一樁志同道合的美滿姻緣。他們夫妻的契合使後人歆羨不已，以至於傅會出這樣的傳說：趙明誠幼年的時候，其父趙挺之就開始為他考慮親事，明誠有一日午休，夢中誦讀一本書，醒來只記得三句話：「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告訴父親，趙挺之為他解詞道：「『言與詞合』，是個『詞』字；『安上已脫』，是個『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合起來是『詞女之夫』四個字，證明你將來要娶一個擅長填詞的女子為妻啊。」後來趙明誠果然娶了李清照。可見他們的婚姻，乃是上天早早就註定的緣分。 李清照在家庭中並不是一個恪守閨訓溫柔恭讓的媳婦形象，她的父家與夫家原本門當戶對，但牽涉到黨派之爭，卻分成了兩派。清照父親李格非是蘇軾門下弟子，屬於元祐黨人，而明誠的父親趙挺之卻阿附蔡京，「排擊元祐諸人不遺餘力」，甚至到了六親不認的地步。在李清照結婚的第二年，公公趙挺之已高居尚書左丞之位，父親李格非卻被列名「元祐黨籍」而導致罷官，李清照因此向公公上詩，想請他解救父親，以「何況人間父子情」的句子來打動他的同時，難免也流露出對這位公公的不滿。歷史上趙挺之的名聲的確不怎麼好，蘇軾就曾怒罵他是「聚斂小人」、「學行無取」，黃庭堅因為得罪了他而遭到貶謫，蘇門六君子之一的陳師道也是趙家的姻親，卻深惡其為人，陳師道晚年時在朝廷任職，因家貧而無禦寒衣服，參加郊外活動時陳妻特地借了親戚家的衣服給他穿，陳師道知道衣服是趙挺之家裡的，便拒絕穿著，竟致受凍病死。李格非「以文章受知蘇軾」，李清照難免也受到父家的影響，對這位公爹的為人實則是暗中鄙薄的。在李格非被罷免之後不久，趙挺之夤緣拜相，權勢逼人，李清照又賦詩嘲之，說他：「炙手可熱心可寒。」對長輩毫無掩飾的譏刺之意，出自一個大家族的媳婦之口，足見她決非低眉順眼的庸常女流。 有意思的是，趙明誠雖然是趙挺之的幼子，與父親的關係卻似乎有所隔閡，他的姨父陳師道與趙挺之不睦，卻很賞識這個姨甥，在給黃庭堅的信中提到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文詩，雖半簡數字必錄藏，以此失好於父。」表面上看來是因為趙明誠嗜好收集名人書法，由於錄藏了父親政敵蘇軾、黃庭堅的文章詩作，而使乃父不滿，其實在深層次，未必沒有政治上不同的傾向在。趙明誠甘冒父子失和之險而傾向於元祐舊黨，是否也有受了妻家的影響的可能性呢？由於趙明誠在歷史上並無政治方面的建樹，這一點已經無法查考。但有一點是肯定的：趙、李兩家在政治上的敵對立場，以及清照對公爹的不滿嘲諷，都沒有引發他們小家庭之間的矛盾，影響夫妻的感情。 他們夫妻間有一則膾炙人口的軼事，就是與上面所引的這首《醉花陰》詞相關的：當時李清照與趙明誠分居兩地，重陽時有感而發，賦成這一闋「薄霧濃雲愁永晝」，將自己的這一腔思念之情寄給丈夫，明誠讀後嘆賞不已，自愧弗及，不免起了好勝心，於是閉門謝客，廢寢忘食三日三夜，一共作了五十闋《醉花陰》詞，將妻子的作品也混雜其間，拿給朋友陸德夫賞鑒。陸玩味再三，說道：「這些詞里只有三句是絕妙佳辭。」趙明誠問哪三句，陸吟道：「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正是李清照所作。 趙、李二人的投契，不但在文詞上互爭高下，在學術方面也是志同道合的伴侶，他們共同的愛好是收集金石文物，才結婚的時候，兩家雖然都是官宦門第，生活卻「寒素貧儉」，他們不惜節衣縮食，每月初一十五，都帶著典當衣服的五百文錢，前往東京最繁華的交易市場大相國寺去淘古董，買到中意的碑文石刻等回來，夫妻相對展玩，其樂融融。到趙明誠出仕之後，夫婦二人的志向更為明確：「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他們享受著收藏與研究的快樂，也曾經為買不起名家的字畫而相對嘆惋，悵然數日。後來明誠的父親趙挺之去世，家道中落，他們的收藏活動卻並未就此輟止，李清照支持丈夫的愛好，甚至「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過著艱苦樸素的生活，所有的收入都拿去收購圖書文物，室內到處都羅列著收藏品，「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犬馬之上。」這樣一對清貧然而生活中充滿了樂趣的學者夫婦，如果上天給予他們白頭到老的福分，真可以算作是童話般美好的人生。 清代著名的戲曲作家洪昇在他的雜劇作品《四嬋娟》里，就借趙明誠與李清照之口，閑數古往今來的夫妻，分夫妻為美滿、恩愛、生死三種，來闡述對婚姻緣分的看法：「美滿與恩愛雖若相同，然須是終身廝守、諧老百年的，方才算個美滿。若恩愛雖深，或享年不永，或中道分離，到底算不得個第一等了。」「（生死夫妻）此種夫妻，起先不無間阻，畢竟終成美滿，別成夫妻一種奇緣，倒作千秋佳話。」而被借來劇中現身說法的趙李夫妻，正是「恩愛雖深，或享年不永，或中道分離。」如果想到他們最終生死永隔的結局，真令人禁不住陡生悲酸。 這一折戲題名「鬥茶」，用的也是趙李夫妻的典故，晚年李清照在為丈夫生前所作的學術著作《金石錄》作後序時，追憶夫妻昔年的溫馨細節：「余性偶強記，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決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複懷中，反不得飲而起。」歸來堂是他們在青州住所的書堂名，以賭誰記性好就先喝茶作為平日娛樂，而李清照賭贏時得意忘形，笑到了將茶杯打翻在懷裡，反而連贏來的茶也沒有喝到——當她經歷過國破家亡之後，再回憶起這般的恣肆忘情，昔年的快樂，到今日都會成為心底的痛，「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納蘭容若《浣溪沙》）人間的悲劇情懷，往往是相通的。在當年當時，她還是一個幸福婦人的時候，何嘗不將這一切都視為平常不過？那時候她生活中所嘗到的唯一痛苦，也不過是夫婦間的短暫分離，使她鬱悶使她憂傷，吟出如這首《一剪梅》的詞作： 紅藕香殘玉簟秋。 輕解羅裳，獨上蘭舟。 雲中誰寄錦書來？ 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 一種相思，兩處閑愁。 此情無計可消除， 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這首詞據說是他們新婚未久的時候所作，因明誠外出求學而導致夫妻暫時分離，清照依依惜別，在錦帕上書寫下這首小詞送行。這樣的離別，縱使憂傷也帶著甜蜜的滋味，讓人想起後世《浮生六記》中沈三白記述自己與妻子芸娘新婚分別時：「恍同林鳥失群，天地異色。」待到見面時竟然：「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煙成霧，覺耳中惺然一響，不知更有此身矣。」大約只有處於熱戀中的人，才能體會這樣一日三秋的牽掛。沈三白寫的是散文，而李清照用更適合抒發感情的詞體，毫不掩飾的吐露自己對丈夫的難捨難分，以第一人稱的身份，要求他也要在別後同樣牽掛自己：「記取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鳳凰台上憶吹簫》）這本來是正常的夫妻之情，但在當時及稍後的文壇上，卻成為她被指摘的理由。 詞這種文體，最早來自民間，到文人士子手裡之後，一開始也是「綺筵公子，綉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花間集序》）的作品，帶有典型的柔性美，五代和北宋初中期的名家作手，也無不學作「婦人語」，在詞中扮演女性的角色，寫纖秀婉約的詞章，這樣的性別轉換，雖有幽微曲折之致，卻也不免「隔了一層」，模擬而來的「閨音」，自然及不上閨中女子滿心而發、肆口而成的性情文字。所以李清照以閨秀之身而作女性文學，被人稱讚為：「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沈謙《填詞雜說》）「當行本色」者，純是一片自然流露的心聲也，並無扭捏造作之處。但正因為這樣無所顧忌的「真摯」，毫不扭捏的抒情，也惹來了非議，同時代的王灼在讚許李清照「作長短句能曲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的同時，又刻薄的批評她：「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藉也。」（《碧雞漫志》）所謂「閭巷荒淫之語」，我們在現存的《漱玉詞》中並沒有讀到類似內容，可能是散佚了，也有可能就是指象《一剪梅》、《鳳凰台上憶吹簫》等寫夫婦之情的詞作。妻子深愛丈夫，居然構成罪狀，在今人眼裡自是不可思議，可是若看一看男性詞人對思婦的摹寫：「眾里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音信，教人羞道不還家。」原來在古人的眼中，妻子思念丈夫，可以側面描寫，可以由人代言，自己在外卻是萬萬不能承認的，羞澀壓抑，含蓄隱忍，才是標準的大家閨秀作風。李清照竟然毫不隱諱，直抒胸懷，在丈夫面前時的愛嬌，分離之後的空虛寂寞，都毫無矯飾的流於筆下，難怪要惹得道學先生們的譏評了。 不管別人怎麼看，李清照前半生的人生，卻活得自信而快樂。前面說如果忽略了趙明誠，李清照依然是李清照，但是如果真的忽略了趙明誠，也許易安居士就會是另一種風貌。不可否認，前半生幸福的家庭生活，志趣相投的恩愛伴侶，都是人生最難得的財富，尤其難得的是這個丈夫胸懷寬厚，雖然在才華上稍遜風騷，卻並不象一些大男子主義者那樣對妻子產生芥蒂，仍然全心全意的讚賞和支持妻子揚才逞能。據說他們居住在建康府（今南京）的時候，每逢大雪天氣，李清照必然邀丈夫出門，繞城尋覓靈感，作詩之後必然邀丈夫賡和，趙明誠才華不及，常常以此為苦差事，但就算苦差事，他也是心甘情願、樂此不疲的處於下風的。 在這樣愛的包容甚至縱容之下，李清照的天性得到最大的自由。她在家庭中不需要作一個侍侯顏色的小媳婦，於最擅長的詞場上，自然更不需要謙遜恭讓。只因為自己是女流就在先天氣勢上矮了一籌，這在李清照是無法想像的事，她好勝也自負，「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鬚眉。」填詞抒情不遮遮掩掩，點評詞場名宿更不會瞻前顧後，在她著名的評論文章《詞論》里，就幾乎指摘了從五代以來所有的名家，我們看看她是怎麼挑剔這些名家的毛病的： 南唐二主：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 柳永：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 晏殊、歐陽修、蘇軾：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 王安石、曾鞏：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 晏幾道：苦無鋪述。 賀鑄：苦少典重。 秦觀：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 黃庭堅：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 李清照這篇詞論，在文壇上引起的爭議要比她的詞更大得多，她對前人幾乎都持有批評的態度，而這批評又不無吹毛求疵之嫌，使後世的詞評家們紛紛指責，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里說：「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韓愈）詩云：『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正為此輩發也。」清代人裴暢也說她：「易安自恃其才，藐視一切，本不足存，第以一婦人能開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在後人眼裡，她目空一切的資本無非是自恃其才，本來不值得一提，只是她以女流之輩的身份說這樣狂妄的言語，才使男性們姑且存之，以示他們能容得下一個女性小小的自以為是。即使是現代人談到李清照的這篇詞論，往往也會推許她以一個女性的身份，敢於褒貶前輩大家的自信和膽氣——不論是因性別被貶低或抬高，我料李清照都不會服氣。 其實如果衡以李清照自己的詞作，她在《論詞》里提出的幾個標準，自己也不能完全達到，她的風格以清新自然、明白省凈見長，於鋪述、典重、故實等幾方面，都不是十分合格。但提出批評和自己寫作，並不是一回事，硬要批評者先寫出比作家水平更高的作品再來指手畫腳，這本是無理的要求。何況李清照的批評雖然苛刻，卻也都是抓住了各名家的弱點，如果非要以性別論的話，她正是以女性特有的敏銳和尖刻，搜尋別人的破綻進行攻擊，並且毫無顧忌的直言不諱，所謂「最會抓人痛腳」是也。以李清照的生活經歷和創作歷程，她本來更應該算是南宋的詞人，因為南渡之後她的作品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比前期更勝一籌。周邦彥是「結北開南」的詞人，而李清照的下半生，已經加入了南宋詞壇最早的大合唱。但她這篇作於北宋年間的《詞論》，雖然略嫌刻薄，卻是北宋諸名家的一篇總結辭，為此我將她置於北宋之殿軍。
靖康之變是李清照命運的分水嶺，天翻地覆的巨變，使她從一個洒脫不羈、逞強好勝的幸福女子，一變而成「飄零遂與流人伍」的孤苦孀婦。在南下逃難的過程之中，她同當時絕大多數遭受戰亂之苦的百姓一樣，歷盡了顛沛流離、驚恐折磨，平日珍視的文物藏品在路途上損失殆盡，鶼鰈情深的丈夫也撒手而去，可以說是喪失了生命中最寶貴的一切。趙明誠因患瘧疾過用寒葯而死於湖州任上，臨終前竟未曾替妻子安排將來的生活，李清照就這樣孤零零的被拋入了難民的生涯，從此「流蕩無依」，凄涼終老。她並不是一個只局限於小家庭之中的婦女，在她意氣豪縱之時，也曾評點文壇，縱論國事，明誠是她的幸福，卻不是她的全部。然而夫妻相守近三十年，忽爾中道捐棄，從此身邊再無那一個知心伴侶，再也看不到他支持縱容的微笑，這沉重的打擊毀滅了李清照所有的歡樂，在晚年的名作《聲聲慢》里，可以看到她極度痛苦的心情：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 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 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 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 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 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龍榆生評此詞說：「這裡面不曾使用一個故典，不曾抹上一點粉澤，只是一個歷盡風霜、感懷今昔的女詞人，把從早到晚所感受到的「忽忽如有所失」的悵惘情懷如實地描繪出來。」很多詞評家驚於她使用疊字的藝術，押窄韻的巧妙，其實這都是表象，藏在文字技巧之外的，是失去愛侶的詞人在極痛楚極苦悶的時候，發出的血淚哀吟。她不再是「人比黃花瘦」的清麗少婦，那時的愁懷雖濃，卻盡有心情從容優雅的欣賞生活，現在她已經成為「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的白頭嫠婦，所守著的只有孤窗秋風，所待再無可待，這種「凄凄慘慘戚戚」的綿綿長恨，自此縈繞了她整個晚年。 說到李清照的晚年，難免會涉及到她的改嫁問題。古人在此事上的態度一般都比較曖昧，有人為之惋惜，有人諱而不提，也有人執意要為李清照辯誣，認為這都是仇家污衊之詞，全不可信，這「仇家污衊說」到今日還有學者堅持並考據得言之鑿鑿。其實改嫁與否，並不能損害李清照的名譽。為她辯誣者，若非還帶著「名節」的冬烘思想，就是出於維護趙、李夫妻愛情傳說不容有所減色的完美主義。但男性可以喪偶再娶，甚至多妾多婢，蘇軾繼娶與納妾，並不減少他悼亡詞「十年生死兩茫茫」的悲傷之情，也沒有人就此認為他薄情，那麼李清照在丈夫死後、流落無依之際，再尋晚年伴侶，難道就值得苛責？不幸的是她所遇非人，在重病之中受到覬覦她收藏文物的張汝舟欺騙，「既爾倉皇，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說，惑茲似錦之言。」象牙塔中的才女，本非市儈小人的對手。但李清照終究是剛毅的，在發現遇人不淑、身受虐待之後，她並不象尋常女子一樣認命沉默，而是選擇了以告發他罪行的手段達到離婚。按宋代的刑法規定，妻子告丈夫，屬於以下犯上，即使情節屬實也要受徒刑二年，李清照拼著兩敗俱傷，「抵雀捐金，利當安往？將頭碎璧，失固可知！」寧可玉石俱焚，也要擺脫這一樁由欺騙而造成的噩夢婚姻，由此不惜面對刑罰，面對世俗的嘲諷與譏笑。同時代胡仔即有幾分幸災樂禍的記載當時人對她「訟夫離異」一事的看法：「傳者無不笑之。」另外有人也說她：「無檢操。」似乎改嫁雖然不夠光彩，還可以說得過去，而婚後又反目，不堪虐待而提起訴訟離異，才是她的大錯特錯。直到現代社會，女性還有因為怕丟醜、沒面子，而對不合適的婚姻認命接受，甚至忍耐另一方面的欺騙侮辱虐待，將自己的下半生葬送在一樁錯誤的婚姻里，而在八百多年之前，李清照已經選擇了「不」，她的高傲和勇氣，即使放在今日也值得讚賞。 李清照的最後歲月，是在南宋政局尚未穩定、金人不時進犯的動蕩之中度過的。她雖然身為「閭閻嫠婦」，一介平民，卻對國家大事一直抱關注態度，她寫「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的詩句諷刺南宋小朝廷畏縮避戰，也上詩給主戰志士、使金大臣胡松年，陳說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對山東故土的懷念：「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抔土。」在當時朝廷君臣苟且偷安、無意收復故土的情況下，她的慷慨激昂，足以使廟堂上一干頂冠束帶的男子漢愧殺，李清照的「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鬚眉。」的氣質，並不單單只在填詞上面。 這種對故國的深切眷念之情，對她的詞作也有所影響，她晚年在臨安所寫的《永遇樂》詞，於平淡語中有著掩飾不住的悲傷： 落日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 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 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 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 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 鋪翠冠兒，捻金雪柳，簇帶爭濟楚。 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見夜間出去。 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在南宋偏安的京城中度過元宵佳節，她懷念的卻是「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因國破家亡而失去的一切，是她心底深深的烙印。這種悲愴具有深遠的感染力，一直到南宋末年時，臨安也已陷落蒙古之手，亦遭流亡命運的詞人劉辰翁，每讀到這首《永遇樂》，都為之潸然淚下，悲痛不堪，他和詞「托之易安自喻「，辭意更為悲苦：「緗帙流離，風鬟三五，能賦詞最苦。江南無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誰知否？」同樣的撫今憶昔之悲，同樣的流離失所之苦，使這兩位分別經歷兩宋亡國的詞人，在瞬間恍然化身為一。「故國」二字，其實代表的不僅僅是那一姓一朝，在普通百姓心中，更代表著曾經的平安團聚、歡樂溫馨，代表著他們前半生所有的幸福，而當這幸福被擊成粉碎，再也無法補綴之後，他們才知道自己的依託，原來是那麼脆弱無助，正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宋徽宗 宋徽宗（1082-1135），名趙佶，因崇奉道教，又稱道君皇帝。宋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弟。哲宗病死，向太后立他為帝。在位25年（1100～1125），任用奸臣，窮奢極侈，以致國政日隳，各地起義頻發。宣和七年（1125）金兵南下，在京城受圍困的窘迫關頭傳位與兒子趙桓（欽宗），自稱太上皇。靖康二年（1127）和欽宗一起被金兵所俘，死於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宋徽宗多才多藝，書法繪畫俱有極高成就，聲歌詞賦亦擅，詞存十二首，後人為輯《宋徽宗詞》。 【燕山亭】 裁翦冰綃，輕疊數重，冷淡燕脂勻注。 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 愁苦。問院落凄涼，幾番春暮？ 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 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 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 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 宋徽宗是宋朝的第八位皇帝，卻是北宋的亡國之君，作為一個君主，他顯然是十分失職的，在位時任用蔡京、童貫、高俅等著名奸臣主持朝政，大肆搜刮民財，建造苑囿宮觀，濫增捐稅，搞得民不聊生，河北、浙江均爆發農民起義。他的對內統治荒淫失政，對外也缺乏軍事戰略眼光，與迅速崛起於遼後方的金政權聯手滅遼，卻於損師喪財之餘所獲甚微，反而被金窺破了宋朝的弱點，挾滅遼之威長驅南下，鐵騎踏破了宋人的緩歌慢舞、紙醉金迷。北宋的歷史，在宋徽宗手裡翻到了血與火的最後一頁。 從歷史方面來看，徽宗實在不是一個能使人同情的人物，可以說既是昏君又是懦夫：他使自己的國家慢慢淪亡，卻沒有勇氣直面殘酷的下場，在金兵圍城的緊要關頭，卻把皇位推給了兒子欽宗，以近乎鴕鳥的姿態，等著似乎已經命定的結局——他自己釀就的苦酒，終究無法逃避，當中原半壁錦繡河山支離破碎，一座精緻美麗的東京城變成人間地獄之時，他也和欽宗在一起，連同妃嬪宮女、皇子公主，以及京城中的宗室親屬、文武百官，數千人同被金兵擄掠而去，經受著肉體的折磨、精神的羞辱，直至死亡來給他們以永恆的解脫。這個自幼錦衣玉食、風流恣肆的無愁天子，最終卻淪落得身為臣虜，別說帝王的尊嚴不再，就是作為一個最普通的「人」的權利也無法保證，回首家國萬里，永不能返，悔恨千般，嚙臍難及，從這悲慘遭遇來看，他又實在是可憐復可嘆的。這首詞《燕山亭?北行見杏花》，就是他被押北上時寫下的血淚篇章。 我們可以想像當時的情景：靖康二年的三月，一群群北宋亡國俘虜，如同牲口一般被兇狠的兵士押解，艱難跋涉於北上的道路中，他們曾經是這個國家中最嬌嫩、最尊貴的金枝玉葉，這時卻連生存都難以保障，就象零落的花朵，肆意遭受踐踏凌辱，死亡相繼，苦恨萬端，在一片慘淡哀痛的氣氛中，被驅趕著走向敵國的囚禁地，先是韓州(今遼寧省昌圖縣)，後又被遷到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這都是東北荒寒之地，在當時尚是人煙荒蕪之所，北國的早春沒有東京汴梁城的繁花似錦，拂面的東風中甚至帶著凜冽的寒氣，在這空無所有的荒野之中，忽然看到一樹如粉如霞的杏花，孤獨的開在道旁。作為北宋太上皇、此刻卻淪為階下酋、被辱封為「昏德侯」的徽宗，在他恣情放蕩的二十五年帝王生涯中，自然無數次的賞春花、玩秋月，他看過「杏花笑吐禾猶淺」的艮岳麗景，看過「駿騎驕嘶，杏花如綉」的上京風光，看過「玉樓人醉杏花天」的平康春色……前半生的風花雪月，到此一變成為無休止的悔恨，無窮盡的哀怨，而這凄苦肅殺的天地之間，這一樹「易得凋零」的繁花，成為他對生命中所有美麗和歡樂的追憶，也成為這一刻滿心沉痛凄傷的來源，「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在這凄凄慘慘、連歸去的美夢都不可復得的殘酷現況面前，他只有絕望的悲鳴。可是又是誰，應當負下這個亡國的責任呢？ 《雞肋編》中記載南宋時有人自金逃歸，自稱過燕山道間時，在僧寺中看到題有一首七絕：「九葉鴻基一旦休，猖狂不聽直臣謀。甘心萬里為降虜，故國悲涼玉殿秋。」正是太上皇徽宗的親筆。這首詩傳開之後，「……天下聞而傷之，使尚在位，豈止祭曲江而已乎？」「曲江」指唐代名相張九齡，在朝時唐玄宗寵愛安祿山，張九齡認為安祿山有反相，力諫玄宗不要任用，玄宗不聽，待到安史之亂爆發，玄宗避難入蜀，才想起張九齡有先見之明，這時九齡已死，玄宗特地派使者去他家中祭贈，以表達自己的追悔。宋徽宗在這首詩里說「猖狂不聽直臣謀」，也是充滿了悔恨交加之情，他的國家，他的命運，原非人誤，而是自誤。 平心而論，宋徽宗是一個誤國昏君，也是一個自食其果的罪人。但古人對待君王的態度，總是有一種「為尊者諱」的意識，也有一種微妙的情感。他親信任用的大臣一個比一個禍國殃民，反而無形中使得人們替他找到了開脫罪責的理由，似乎他只是一個糊塗的君主，被奸臣蒙蔽玩弄而不自知，而他最終悲慘的下場，又使臣子們對這個不爭氣的皇帝，充滿了憐憫同情。他的昏庸令人恨，卻又總使人期待他有朝一日幡然悔悟，即使是傳說中的水滸故事，在這個昏君統治下被逼上梁山的好漢們也唱著「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的歌謠，寄託著百姓對朝廷的希望。而當他被擄之後，又有多少臣子為之痛心疾首，終身渴盼「二聖還」而不可得，至死也不能瞑目？「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雖然實際意義上他是作為一個國家尊嚴的象徵，而並不在他個人的價值，但在那個「君權神授」的時代，在那個「忠君」與「愛國」尚無明顯分際的時代，臣民對皇帝，尤其對遭遇悲慘的皇帝，其實往往是抱著敬畏、神聖、期待、回護，憐憫、諒解種種複雜的情緒，他們是那麼容易原諒已成為弱者的他，對他這絕境中的哀音灑下同情之淚，激起救護意志，不再計較其實是這個弱者本人，親手將一個美麗的王朝推向毀滅的泥淵。臣民之原諒皇帝，有時竟如父母之原諒劣子，永遠狠不起心腸來。 元符三年（1100）徽宗的兄長哲宗駕崩無子的時候，向太后選擇了以才藝聞名的端王趙佶繼位，當時的宰相章惇表示反對，認為：「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這個章惇後來被視為奸惡小人，他的話卻不幸而言中，宋徽宗的表現何止是「輕佻」而已，簡直就是一個浪漫的享樂主義者，普天下最大敗家子。黨人碑、花石綱、艮岳、教主道君皇帝……每一個名詞，於史鑒都是「無道失政」的代名詞，而他仍然樂此不疲的追求著人生的愜意。他亡國之後的詞僅余兩首，在位時的詞作倒有十首，「歡聲里，燭龍銜耀，黼藻太平春。」（《滿庭芳》）「龍樓一點玉燈明。簫韶遠，高宴在蓬瀛。」（《小重山》）這是供他享受的太平盛世，卻不知有朝一日揮霍到盡頭，留給自己的只是徹底的孤冷。這是他晚年被囚禁五國城時的另一首七絕：「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山南無雁飛。」當他以生平最值得自傲的瘦金體書法，在破窗寒燈之下，顫抖著寫下這首詩時，今昔對比，推根溯源，不知是否流下懺悔的淚水？ 他還有另一首追憶故國的《眼兒媚》詞： 玉京曾憶昔繁華。萬里帝王家。 瓊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繞胡沙。 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這首詞的意境與《燕山亭》頗為相似，感情卻更為低抑，他已經沒有洶湧的淚水，不再發出：「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的悲嘆，而是消沉的認識了自己的現在與將來：「春夢繞胡沙。」就是夢裡，也再走不出這萬里胡沙，絕域荒寒。生為敵國之俘，死為異域之魂，這命運果不其然——在囚禁九年之後，徽宗終於死於五國城，死後七年，才根據協議被送回南宋安葬，而一百四十餘年之後，南宋亦亡於蒙古，番僧楊璉真伽遍掘宋室皇陵，才發現宋徽宗棺槨里只有一根朽木，原來金國草率下葬，到要送還徽宗梓宮時已經找不著屍骨何在（有一種說法是被金人熬了燈油），因此馬馬虎虎塞了根園木在內，反正南宋方面也不能開棺查看。這一代風流帝王，就此悄沒聲息的埋骨於胡天荒漠之中，連魂返家山的機會也沒有了。 《宋史》中對徽宗的評價，頗為經典：「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慾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他不是西晉亡國的惠帝那樣的白痴，也不象東吳末代的孫皓殘暴無度，朝中更沒有出現曹操、司馬師那樣操縱人主的權臣。單就智商和權術手腕而論，宋徽宗竟可以說得上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物。他在藝術上的天分不用多說，在任用臣屬的方面，他也絕不是任由奸臣擺布的糊塗君主，相反，當時朝廷重用的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這所謂「六賊」，卻是被他利用來互相制衡，藉此打彼，使他們沒人敢有一絲懈怠，個個努力於侍奉他快樂以邀名爵——而不是治理國家。史評他「恃其私智小慧」，他的小聰明，只是拿來使自己活得更恣意，而根本不管這個賴以生存的國家已經被自己過度的索求逼到了崩潰的邊緣。就個人而言，他既不昏聵，也不平庸，可是「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的後果，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王國斷送上了不歸路，從這一點來說，他又實在是昏庸無比的典型亡國之君。 宋徽宗在詞史上，常常有人比之南唐後主李煜，因為兩人的人生驚人的相似：都是文採風流的藝術家而又做了皇帝，都成為一代亡國之君，受盡羞辱折磨而死。後世由此生出傅會傳說，認為宋徽宗其實就是李後主的轉世。據說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親神宗夢見李後主來謁見，隨後宮中就降生了第十一個兒子趙佶。這使人們相信他就是李煜的後身，到後來之所以亡國辱身，也是所謂「天道好還」，報復的正是當年他的祖上造下的罪案：宋太祖滅亡南唐，俘虜李煜至京囚禁，最後以一杯毒酒奪去了這個孱弱的君主「此夕唯以淚洗面」的凄慘餘生。這般具有宿命論的解釋，似乎也稍減了人們對這個北宋淪亡罪魁的責問，而更由衷的同情起這兩個命運相類的薄命君王來。後代詞評總以宋徽宗與李後主相比，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說：「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近之。」況周頤也說：「『真』字是詞骨，若此詞及後主之作，皆以『真』勝者。」
然而比較起來，李煜和趙佶又是如此的不同，後主「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他的「真」，有一種不諳政事的天真，當處境地位一落千丈的時候，巨大的反差使他「眼界始大、感慨始深」，將個人的悲痛，引申而至全人類共有的無常悲哀，所以王國維又說：「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其實更重要的，不光是宋徽宗只局限於抒發一己的痛苦，而是他的失國，要比南唐的滅亡更為罪孽深重，南唐被滅，並不是文化的毀滅，也並沒有使南唐的人民從此陷入苦難地獄，而北宋的亡國，卻實實在在是將半壁江山、千萬人民推入了火坑，看看史冊上所記載的，金破汴梁之後，除了挾皇室貴戚和大批金珠北上之外，「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娼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這真是一場文化的浩劫，而金人帶給京城百姓的，除了掠奪，還有踐踏和毀滅，其中女性的遭遇猶慘，有一個不完全的統計，金人共有女俘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五名（《開封府狀》），而據《呻吟語》記載，金兵押解俘虜分七批北上，其中單第一批就有婦女三千四百餘人，抵達燕山的時候，「存婦女一千九百餘人」，短短一個月，死亡一半，可想當時的摧殘之烈。這還是宗室貴女的命運，民間的婦女，更無法想像經受了何等的蹂躪。徽宗的痛苦是真實的，可是他的悔恨，無法為北宋子民的苦難買單。 當金兵第一次逼臨到汴京城下的時候，這個一直忙於享樂的道君皇帝驚嚇昏厥，隨即在驚慌和無奈之下，急遽的傳位給太子趙桓，自己帶著心腹以進香的理由逃往亳州(今安徽省蒙城)，寫了一首《臨江仙》詞： 過水穿山前去也，吟詩約句千餘。 淮波寒重雨疏疏。 煙籠灘上鷺，人買就船魚。 古寺幽房權且住，夜深宿在僧居。 夢魂驚起轉嗟吁。 愁牽心上慮，和淚寫回書。 這時政局已是風雨飄搖，這個退位的太上皇也第一次嘗到了驚懼、流離、憂愁的滋味，但從詞中可以看出，他在這急迫的關頭，「愁牽心上慮」的也並非國家的危亡，而是自己的兒女情長。他只享受這個國家給自己提供的快樂，卻沒有考慮為它擔負責任，更加根本沒有料到還有更悲慘的命運在等待自己。暫時住在他鄉，尚有回到那個花團錦簇的汴京的希望，還能給牽掛自己的人「和淚寫回書」，豈知有一日淚已不得，只能繼之以血！ 徽宗被押解北上的時候，他唯一沒有被俘虜的第九個兒子康王趙構在應天（今南京）即位，即是後來的高宗，與徽宗一道被俘的宣贊舍人曹勛乘間逃歸南方，徽宗偷偷的在一件衣服領子里寫上：「來救父母！」交給曹勛，又對他吩咐說：「見到康王的話，就對他說：有清中原之策，儘管放手去行，不要以我為念！」徽宗不是政治白痴，應該懂得父子的親情抵不上權位動心，高宗即使在南方站穩了腳跟，也未必會接回自己這個太上皇以及真正太子即位的皇帝欽宗，說出「毋以我為念」的話，也許大半是出於政治角度的抉擇，「來救父母」才是他真正的心聲流露，但無論如何，苦難畢竟使他完全清醒過來。雖然後人在欣賞他的書畫作品時，常常替他發出與李後主一樣的感嘆：「作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但他自己清楚：在那個舞台上，他原本也可以作成一個合格的君王，負責的君王。
南宋卷 ============================== 葉夢得 葉夢得（1077-1148），字少蘊，號石林居士，蘇州吳縣人，居烏程（今浙江湖州）。紹聖四年（1097）進士，累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吏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帥杭州。高宗朝，拜尚書右丞、江東安扶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致力於防務及軍餉供應，主張踞險抗擊金兵。晚居吳興，以讀書、吟詠為樂。能詩工詞，長於議論，詞風早期華綺婉麗，晚歲一變而為簡淡雄傑，著作有《建康集》、《避暑錄話》、《石林燕語》等，詞集《石林詞》。 【賀新郎】 睡起流鶯語。 掩蒼苔、房櫳向晚，亂紅無數。 吹盡殘花無人見，惟有垂楊自舞。 漸暖靄初回輕暑。 寶扇重尋明月影，暗塵侵、上有乘鸞女。 驚舊恨，遽如許！ 江南夢斷橫江渚。 浪黏天、葡萄漲綠，半空煙雨。 無限樓前滄波意，誰采蘋花寄取？ 但悵望蘭舟容與。 萬里雲帆何時到？送孤鴻、目斷千山阻。 誰為我，唱金縷？ 關於這首《賀新郎》詞，《夷堅志》中記載了一段佳話：北宋紹聖四年（1097），二十一的葉夢得年少登第，在潤州（今鎮江）丹徒擔任縣尉之職，有一日休假，他與同僚一道登西津務亭游賞江景，憑欄眺望，忽見江中有彩舫順流而下，舫中滿載歌妓，嬉笑自若。葉夢得等人以為是富貴人家的眷屬出遊，正欲迴避，彩舫已泊到岸邊，十數名花枝招展、艷麗動人的女子登岸直入亭中，問侍從道：「葉學士在哪兒？請替我們通報。」（按，葉夢得其後才累官至翰林學士，在這個時候應該還未能被稱作學士，故事裡如此說，是記載者拿他以後的官職作為行文中的稱呼）葉夢得不得已而出來與她們相見，眾女恭恭敬敬的行禮參見，說道：「學士的美名傳滿江表，我們都是真州的妓女，久仰大名，常盼望能夠在宴席中侍侯您，以慰平生。只可惜身屬樂戶，不得自由，儀真又是過客如雲，無時不開酒宴，都需要我們陪席，連暫時的空暇也沒有。好不仍然眼今日是儀真太守家裡的忌日，郡縣裡的官員都不集會，所以才得空相約渡江而來，能遇上學士，真是天幸！」葉夢得謙遜致謝，請她們就座，同僚商量取酒共飲，妓女又起身說：「我們姐妹們雖然是下賤之人，卻不揣冒昧，隨船帶有酒肴，想敬葉學士一杯。唯一的願望，就是能得到學士的絕妙文詞，回去可以在向淮揚之地的人誇耀展示，幸何如之？」隨從奉上饌具，酒肴都精美潔凈，眾女頻頻獻上歌舞娛樂，數巡酒後，為首的妓女捧上花箋請葉夢得題詞，他略不思索，揮筆而成，文不加點，做了這一首《賀新郎》。篇末云：「誰為我，唱金縷？」乃是席上實錄，《金縷曲》就是《賀新郎》的別名。 這段傳說後人也有認為是傅會的，其孫葉筠就說這首詞是夢得十八歲時所作，與儀真妓女並不相干，最多是妓女們求詞之時，他書寫舊詞以贈罷了。但這首詞確實是葉夢得「平日得意之作，名振一時，雖游女亦知愛重。」可見這個傳說也自有因，證明他少年時即馳譽詞壇，幾乎可以跟北宋早年柳永詞受妓女歡迎的程度相比，而葉夢得出身名門，年少得志，人生際遇與柳永又不可同日而語了。 葉夢得家世清貴，其曾叔祖是仁宗時的翰林葉清臣，也頗有詞名，母家的舅舅則是「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葉夢得出生於這樣的書香門第之中，少年時即在文壇嶄露頭角，所交遊的也是張耒、賀鑄、張舜民等文化名人。如果沒有北宋滅亡，或者在宋室南渡之前他已經死去，他將是一個以「纖麗豪逸」詞風而著稱的太平詞人，就如後人所評價的「有林下風，不作柔語殢人，真詞家逸品也。」然而時代既弄人，也成就人，在他已屆半百之年的時候，卻掀起了驚濤駭浪，國破城傾，使他這個曾經吟著「我亦多情無奈酒闌時」的浪漫詞客，也被打入了南渡詞人的行列，從個人的小圈子，匯入了時代的大洪流。 欽宗靖康二年，也就是高宗建炎元年（1127），正是汴梁城陷、北宋滅亡的時候，葉夢得時年五十一歲。古人七十者稀，到半百已是走完了人生的大部分歷程。在北宋的五十個年頭裡，葉夢得的生活大體上是平穩閑適的。《夷堅志》中說在他出生之前，父親葉助因為壯年無子，向一個占卜者黃某求卦，黃說：「閣下將來會生一個非常顯貴的兒子，做官一直能做到節度使，但是，當在三十歲以後才出生，若是早出生了，也不是大器。」葉助怏怏不樂，幾年後再次遇上黃某，又用《周易》占卜，得了一個卦象為「賁」，黃解釋卦象道：「今日是辰日，辰屬土，土加賁為墳（墳）字，閣下將生一個兒子，卻必然遭到悼亡的悲痛。」果然不久葉夢得出生，而其母晁氏在他五歲時就去世了。神秘先驗的故事當然不可盡信，卻也可以想見葉夢得官運亨通，在宋代文人是不多見的。 葉夢得在北宋一直做到翰林學士、龍圖閣直學士，文壇上名氣很響，在政壇上的名聲卻不是很好，原因是他出於蔡京的薦舉，並與其過往甚密，據說徽宗朝設立黨人碑這一個引起後人唾罵的舉措也是出於他的建議，這實在是他平生的一大污點。但徐度《卻掃編》又記葉夢得曾經利用蔡京親信的身份，從容勸他開放元祐黨禁，說這樣「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德。」 婉轉的指出蔡京這一舉措在朝野內外名聲不佳，蔡京有所悔悟，於是逐漸開禁，先後放了張耒、李之儀、趙令畤等一百四十歲人出黨籍。葉夢得又曾勸蔡京不要讓童貫擔任重職，還一再指出蔡京的過失，指責其弄權專斷，由此得罪蔡、童二人，蔡京對他也由賞識慢慢變成厭惡，後來便將他閑置不用。由此可見葉夢得雖然受知於蔡京門下，卻是具有正義感的。只因為曾經依附於蔡氏門下，仕途上有過污點，直到南渡後，他的品行還是「為士人所貶」，未免就不公平了。 南渡前葉夢得是一個雖有正義感卻並不出色的官員，正如他的詞風婉麗俊逸卻並不能別樹一幟。但南渡之後，他與同時代的很多詞人一樣，精神面貌發生了徹底的改變，詞風也一變而為「於簡淡中時出雄傑」，顯得大氣磅礴起來，且看這一首《水調歌頭》： 霜降碧天靜，秋事促西風。 寒聲隱地初聽，中夜入梧桐。 起瞰高城回望，寥落關河千里，一醉與君同。 疊鼓鬧清曉，飛騎引雕弓。 歲將晚，客爭笑，問衰翁： 平生豪氣安在？走馬為誰雄？ 何似當筵虎士，揮手弦聲響處，雙雁落遙空。 老矣真堪愧！回首望雲中。 該詞題中說「九月望日與客習射西園，余病不能射。」這是他南渡之後第二次擔任建康留守時所作，葉夢得從小有「肺氣」病，即現代醫學中的哮喘，這年他已經六十開外，哮喘病頻發，張弓射箭已力所不逮，卻仍然勉力王事，慚愧自己不能象漢代雲中太守魏尚那樣抗擊匈奴，奮勇殺敵。另一首詞《點絳唇紹興乙卯登絕頂小亭》中說：「老去情懷，猶作天涯想。空惆悵！莫學衰翁樣。」寫這首詞之前三年，他第一次出任江東宣撫使兼建康留守，旋因遭忌而被排擠落職，當時他已年近六十、退隱湖州卞山，猶自為自己病衰的身體不能殺敵報國而惆悵失落。其實在他擔任官職的時候，雖然沒有親臨前線，卻對戰事有著不可忽略的作用。宋高宗任命他的時候就說他：「深曉財富」，是一個理財高手。他前後兩次出任建康，兼總四路漕計，管理前線給餉事務，都處理得井井有條，前線軍用從來沒有發生過匱乏現象。有效的後勤保障，使前線諸軍沒有了後顧之憂，得以全力抗金，南宋初年一片大好的抗金形勢，葉夢得實有大功在焉。 然而南宋小朝廷的政策，只圖偏安，不求進取，只要保住自己在東南的利益，哪裡顧及中原失陷敵手的人民的苦難？當這一夥君臣在南方站穩了腳跟之後，便無意於抗金，走上了屈辱求和的道路。葉夢得這樣的人才，也即無緣於前方，而被拿去作為「安內」之用，一再將他放在福建、四川等非前線的地方平定所謂「內亂」，上頭的監司也總是和他為難，最後更因為積極抗戰的態度而得罪了秦檜……葉夢得晚年一再向上面乞請病退，申領提舉宮觀的閑職養老，並非因為疾病纏綿，如果有抗敵的機會，他根本不會顧惜自己的病體，只是這種消極的局勢使他失望不滿，他曾作過這樣一首詞《八聲甘州?壽陽樓八公山作》 故都迷岸草，望長淮依然繞孤城。 想烏衣年少，芝蘭秀髮，戈戟雲橫。 坐看驕兵南渡，沸浪駭奔鯨。 轉眄東流水，一顧功成。 千歲八公山下，尚斷崖草木，遙擁崢嶸。 漫雲濤吞吐，無處問豪英。 信勞生空成今古，笑我來何事愴遺情？ 東山老，可堪歲晚，獨聽桓箏！ 八公山在今安徽壽縣城北，是當年東晉抗擊前秦苻堅的著名戰役「淝水之戰」的所在地，那一戰是中國軍事史上的經典，以八萬人馬擊敗百萬大軍，以至於對方「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連帶八公山也跟著這場戰役名垂千古。但指揮這場戰役的功臣謝安，後來卻遭到晉孝武帝的疑忌，總是生活在不安的陰影下。「東山老，可堪歲晚，獨聽桓箏」，用的是桓伊的典故：孝武帝曾召擅長音樂「江東第一」的桓伊參加宴會，席間命桓伊吹笛，桓伊演奏完又要求彈箏，邊彈邊唱：「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思。」這是曹植的《怨詩》，正說出了也在席間的謝安的處境，謝安聽後，不禁潸然淚下，孝武帝也為之面有愧色。葉夢得其時已退隱卞山，以所居處「石林」為號，退休時還領著「崇慶節度使」的頭銜，完全可以優裕閑散的安度晚年，但他心中並不是能夠平靜的，有一首《水調歌頭》描述他的退隱生活： 秋色漸將晚，霜信報黃花。 小窗低戶深映，微路繞攲斜。 為問山公何事？坐看流年輕度，拚卻鬢雙華。 徙倚望滄海，天凈水明霞。 念平昔，空飄蕩，遍天涯。 歸來三徑重掃，松竹本吾家。 卻恨悲風時起，冉冉雲間新雁，邊馬怨胡笳。 誰似東山老，談笑凈胡沙？ 「誰似東山老，談笑凈胡沙？」雖然他不惜老病之軀，猶以報國自誓，現實卻是如同桓伊撫箏唱詩諷喻的那樣：「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思。」史冊上找不到宋高宗對葉夢得有什麼猜忌嫌疑的事情，但主戰主和的分歧，足以使一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能臣灰心失望。葉夢得自幼博覽群書，在黃老之學上也造詣頗深，他少年時曾經有一回出門在外時哮喘病大發，卻忘記帶藥物，喘極難以平卧之時，偶見有《易經》在旁，取過書來默讀了十數頁後，心情漸漸平靜，哮喘竟有所緩解，此後每次病作，都讀《易》以平心靜氣，比服藥的效果還要好。從小有這樣的操持，晚年又失望退隱，只有吟嘯讀書自遣，為後世留下著述甚豐。「以經術文章，為世宗儒。」財賦專家，被逼而為書齋學者，真是時代的無奈。
朱敦儒 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號岩壑，洛陽人。早年隱居不仕，紹興三年（1133）補右迪功郎，五年（1135）賜同進士出身，為秘書省正字、歷兵部郎中、兩浙東路提點刑獄，秦檜當國時提拔他為鴻臚少卿，檜死廢職，晚居嘉禾。詞風清曠閑適，被當時人譽為「天資曠逸，有神仙風致」，南渡後亦有感喟國事之作，詞集有《樵歌》三卷。 【水龍吟】 放船千里凌波去，略為吳山留顧。 雲屯水府，濤隨神女，九江東注。 北客翩然，壯心偏感，年華將暮。 念伊嵩舊隱，巢由故友， 南柯夢，遽如許！ 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 奇謀報國，可憐無用，塵昏白羽。 鐵鎖橫江，錦帆衝浪，孫郎良苦。 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淚流如雨。 朱敦儒在南渡詞人中政治地位並不顯赫，詞作的數量和質量卻首屈一指，今人鄭百因將他與李清照、陳與義並稱為「渡江三家」。其中陳與義的詞雖然也很出色，卻及不上詩名更著，真正以詞名世的，乃是李清照與朱敦儒。靖康之變使李清照從一個幸福的女學者變成流蕩無依的孀婦，也同樣使朱敦儒從瀟洒不羈的名士淪落為天涯漂泊的難民。時代的巨變給當時人帶來的苦難是如此之深，完全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氣質面貌，但各人的性情又是如此迥然不同，又強烈影響著每個人面臨不幸時的情感宣洩方式。大體來說，愛國傷時是當時南渡詞人的共同主題，其間或悲憤慷慨，或忠愛纏綿，或感傷汍瀾……每個人都以自己的血淚遭際，以平生創作的最強音，加入了時代的大合唱。 本來，朱敦儒在渡江之前的四十七年的生涯之中，完全是以一個風流名士的身份存在的。他是官宦子弟，父祖的官階雖然不高，家境卻十分富裕，有足夠的經濟來源支持他放浪詩酒之間。北宋時代的朱敦儒，過的是「生長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計流年。花間相過酒家眠。」的愜意生活，不同於尋常公子哥兒的，是他在優遊瀟洒的同時，還具有很高的聲譽，「志行高潔，雖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名氣大到連皇帝都召他出來做官，他卻固辭不從，自稱：「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望也。」其高傲脫略，從他當時所寫這首《鷓鴣天》詞中也可以想見：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與疏狂。 曾批給雨支風券，累上留雲借月章。 詩萬首，酒千觴。幾曾著眼看侯王？ 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醉洛陽。 小詞品格超逸，堪為詞人前半生的寫照，「疏狂」在文人中並不罕見，但疏狂得如此清逸，洒然無一毫煙火氣，卻非這位「清都山水郎」莫屬，因此後人譽之為「詞仙」。在朱敦儒的作品裡，確實很容易感受到一種出塵脫俗的氣質，即使在南奔流離之際，他想的也是「放船千里凌波去」，避難時尚有浩然高舉之想，只是國破家亡的大形勢，終於使留戀塵外意趣的逸士，也將目光投向了這個苦難的人間。「中原亂，簪纓散，幾時收？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相見歡》）為國憂，為國謀，不覺愴然涕下，情調是悲涼的，也是雄渾的。 在流落湖湘之時，朱敦儒遇見了北宋宣和年間以色藝擅場的李師師。當年「聲名溢於中國」的教坊名妓，在經歷國難之後，已經容顏衰老，飄零江湖，靠賣唱養活自己。朱敦儒生長西京洛陽，但青年時以風流名士自命，當然見過這位紅極一時的花魁娘子，「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的感慨，禁不住迸於筆下，寫成一首《鷓鴣天》詞： 唱得梨園絕代聲，前朝惟數李夫人。 自從驚破霓裳後，楚奏吳歌扇里新。 秦嶂雁，越溪砧，西風北客兩飄零。 尊前忽聽當時曲，側帽停杯淚滿巾。 李師師在北宋末年實有其人，民間傳說她是徽宗道君皇帝的情人，甚至據說她還被召入宮中封為「瀛國夫人」，這種難以考其真假的說法，使她的身價又抬高了一層。她的故事被各種野史傳奇津津樂道，演繹各有不同，有的將她描繪成妖嬈老練的風月手，有的將她讚揚如出淤泥而不染的奇女子。她的結局在小說中也不一致，當時的百姓還是頗同情她的，南宋時候寫成的《李師師外傳》就褒獎她被俘後不肯辱身事敵，拔金簪刺喉自殺，壯烈殉國。而後世的小說卻對她極盡貶低之能事，明末人所作《金屋夢》甚至寫她投降金國後，被賞給老兵為妻，受盡凌辱而死。其實在歷史上，李師師真實的結局既不悲壯，也不卑污，只是象當時所有遭受國變的難民一樣慘淡無奈。在汴京被金兵圍城的時候，一心求和的北宋朝廷為了繳納金人開出的巨額賠款，她的家首當其衝的被抄沒；汴京失陷之後，她同無數逃生的難民一樣輾轉來到江南，繼續掙扎在貧困與生死之間。她的遭遇正似時代的一個縮影，常常引起詩人們為之感慨，另一首寫到她的詩也說她流落在湖湘一帶：「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人識，一曲當年動君王。」（劉子翚《汴京感舊》）本該是歌舞場中、溫柔鄉里的嬌顏艷質，已經淪落到在村野店肆之間賣藝，學會地方上的小調以取悅聽眾，換取糊口，而朱敦儒也無非同是天涯淪落人，「尊前忽聽當時曲，側帽停杯淚滿巾。」美人和名士，原本只能做太平時代的點綴，當支持他們的繁華世界被無情擊碎的時候，他們比一般人更為脆弱無助。 朱敦儒的本性並不願意親近政治，雖然《宋史》本傳上說他「有文武才」，卻也沒見他對於政治有什麼獨到的見解。他的性情更適合草野山林，而不適合廟堂供奉，在北宋時他不肯接受官職，決非故作清高，而是出於本心的對政治的抗拒和厭惡。但身歷地裂天崩的巨變之後，他嘗到了作為一個普通的布衣百姓，在亂世中所能經歷到的一切辛苦流離、哀惶無告。他富裕閑適的小家早已被鐵騎踏破，隻身飄零，不知道哪一日這逃難才是盡頭，「旅雁向南飛，風雨群相失。……雲海茫茫無處歸，誰聽哀鳴急！」（《卜運算元》）這是他在逃難中發出的凄慘之音。當時還沒有人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話，但夾雜在難民中間，備嘗饑渴艱辛的朱敦儒，此時此刻，多半也在深深思考這個問題：都說「國破家亡」，國破之後，緊接著的就是一個個幸福家庭遭到傾覆毀滅，那麼作為一個普通的百姓，是否也應該為眼下這國難負一份責、盡一份心、出一份力氣呢？ 也許正是基於這樣的反思，在北宋時期曾經以「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望也。」的理由拒絕朝廷徵辟的朱敦儒，在南宋終於出仕了。據《宋史》記載，他出仕前也不是沒有猶豫遲疑過，他的朋友以別的隱士也已應召出山的事迹勸說他：「如今天子正在禮賢下士、光復國家，中興指日可望，你為什麼還要堅持高卧不起，想在山林之中終老呢？」朱敦儒幡然悔悟，在紹興三年（1123）應朝廷之召面君應對，被賜同進士出身，官職一直做到兵部侍郎、兩浙東路提舉。他在南宋朝廷一直做了十六年的官，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功績，卻也循規蹈矩，持身甚正。在紹興十六年（1146）他遭到秦檜黨羽的彈劾而被免官的時候，罪名是「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李光是當時被迫害的主戰派人士，朱敦儒與之交往並受牽連，可見他雖然沒有政治方面的大建樹，卻也是一個持主戰觀點的愛國人士。這一場出仕，使他真正嘗到了自己詞中所寫「奇謀報國，可憐無用」的處境，懷著一腔報國熱忱而拋棄山林隱逸之樂，投身宦途，最終卻鬱郁而退，一無所成，名士的報國夢，畢竟太天真也太無奈。 若是朱敦儒在被排擠出朝之後，便不再起複，他這一生本可以畫上一個還算圓滿的句號，可是世事總不不盡如人意，命運似乎總在和他為難：他想做「清都山水郎」，徜徉山林之間，卻橫遭國變，嘗盡了亂世流離之苦；他終於下定決心投身官場，志在有為，卻被主和派壓制打擊，一事無成；最後免官離職，原可安度晚年，卻又被要挾再度出山，趨奉他一直反對的賣國宰相秦檜，落下了「晚節不終」的罵名——如果說是「命運多舛」，他顯然又夠不上悲慘的境地，徒使後人為之惋惜而已。 按照朱敦儒遭彈劾被免官的罪名，他本來屬於秦檜的反對派，但他工於詩文，名氣很大，以至於秦檜「喜敦儒之才，欲為其子孫模楷。」可見秦檜雖是千古賊臣，卻也有一定賞鑒水平，知道愛惜人才，只是這「惜才」卻以強橫的政治手腕出之。秦檜想請朱敦儒教自己的兒子寫詩，因為他已經罷官還鄉，明知很難讓他出來合作，於是從他的兒子下手，先任命朱敦儒的兒子為官，然後加朱敦儒本人為鴻臚寺少卿，這其中威脅的意思顯而易見。已經七十五歲高齡的朱敦儒，本來性格就不夠剛強，尤其在遭受彈劾免官之後，這個天真的名士第一次了解到官場的險惡，已經對一手遮天的秦檜產生了畏懼心理，《揮麈後錄》的作者王明清說他曾經為父親王銍的文集向朱求序，朱敦儒竟要在其中寫上吹捧秦檜的言語，並且解釋說因為王銍和自己都為秦檜所不喜，秦檜一定會關注這篇文章，如果不這樣寫的話，恐怕會惹禍上身，被王明清義正詞嚴的拒絕才作罷。從這件事即可知朱敦儒的確不過是個怕事軟弱的知識分子，在有可能惹怒秦檜的事上都如此小心謹慎，那麼當他面臨秦檜直接施壓的關頭，有沒有選擇說「不」的勇氣，已經可以想見了。 在朱敦儒出任官職一個月後，秦檜突然死去，翌日他便被罷免，終於擺脫了這種如坐針氈的處境，但這一次出仕雖短，實在是平生的大污點，儘管後來也有人憐憫他「老愛其子，而畏避竄逐，不敢不起」的不得已，但當時更多的卻是將他釘在恥辱柱上的譏評。他少年時寫下那首「我是清都山水郎」的《鷓鴣天》詞，自得的宣稱：「詩萬首，酒千觴。幾曾著眼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醉洛陽。」到老來物議沸然，卻被人拿作刻薄的把柄，賦詩諷刺他道：「少室山人久掛冠，不知何事到長安？如今縱插梅花醉，未必侯王著眼看！」一旦屈從權勢壓迫，依附賣國奸臣，他的品行身價，便即一文不值。曾經光風霽月的「詞仙」，到頭來被這樣挖苦譏笑，可是又能向誰抱怨，怎樣分辯？
其實要是寬容一點，朱敦儒的晚節不保雖然可議，卻也可悲可嘆，他並非不能峻拒強權的逼迫以保持自己的氣節，但峻拒的下場，可能就是白髮人送黑髮人，或者以垂老之身被貶謫窮荒，再度品嘗流離失所的滋味。他既無法割捨自己的舐犢之愛，也沒有再次承受不幸的勇氣，這種軟弱，豈非也是人之常情？朱敦儒的家室情況史載不詳，他曾經寫過這樣一首《臨江仙》詞： 直自鳳凰城破後，擘釵破鏡分飛。 天涯海角音信稀。 夢回遼海北，魂斷玉關西。 月解重圓星解聚，如何不見人歸？ 今春還聽杜鵑啼。 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 「擘釵破鏡」四個字，乃是夫妻分散的典故，因為沒有旁證，這首詞一般被看作是朱敦儒對因亂離而造成失散不能重圓的家庭之描寫，《京本通俗小說》里有一篇《馮玉梅團圓》便如此敘述當時的實況：「其時東京一路百姓，懼怕韃虜，都跟隨車駕南渡，又被虜騎追趕，兵火之際，東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幾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終身不復相見。」而朱敦儒在逃難的時候，正是普通百姓的身份，他的妻子是否就在這次亂離中與他失散，十四年後尚不知存亡音耗？不是沒有可能。後來他又作了一首《昭君怨悼亡》，說：「淚斷愁難斷，往事總成幽怨。」可以確知他的妻子早於他亡故。經歷過亂離之苦，又因配偶早喪而家庭破碎，朱敦儒格外珍惜自己的骨肉至親，甚至為了兒子不惜靦顏屈膝，去做自己所不齒的奸臣的手下兼家庭教師，於道德人格上，他都有所缺憾，但從人情角度，卻不是無可原諒。 晚年被迫出仕、聲名遭污的打擊，使朱敦儒情緒更轉為消沉，逃遁到山水田園之中，他曾以《好事近》的詞牌填寫了六首《漁父詞》，描寫「搖首出紅塵，醒醉更無時節。」的閑適生活，駕一葉小舟來往煙波之間，吹笛自樂，恍若神仙。然而在這種隱士生涯里，他卻再也不能恢復青年時期的坦然瀟洒，無憂無慮，只能以看破一切作自我調節，自我排遣，如兩首《西江月》詞中所說的：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原有命。 幸過三杯酒好，況逢一朵花新。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 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 青史幾番春夢，黃泉多少奇才。 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他以性命作為最後的寄託，獲取心境上的平靜，可是這種平靜也僅僅只是憂憤之後的無奈，就算能夠「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心底深處，也總是隱隱抱著「明日陰晴未定」的不確定感，在貌似洒脫的慰解中，藏著深深的苦澀。經歷過人間患難，心有掛礙的隱士，縱使再作「塵外之想」，一顆心也是不能不染上「微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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