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葯》思想蘊涵再思考

《葯》思想蘊涵再思考

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教育碩士 何峰

在日本仙台學醫的魯迅，「幻燈事件」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和思想信仰，「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是體格如何健全，如何粗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1）。在選擇文藝運動的方向時，也許是受到梁啟超「開民智」的啟發，以及「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思想的影響，魯迅在「五四」運動前夕創作了一系列的小說，《葯》最初發表於1919年《新青年》雜誌第6卷第5號，後收入小說集《吶喊》，是繼《狂人日記》、《孔乙己》之後的第三篇力作，也是我們了解和學習魯迅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和高度成熟的藝術表現方法的一把鑰匙。

一、客觀地評價辛亥革命

魯迅這種藉助文學來演繹所追求的思想啟蒙與政治革命的創作理念，必然使作品承載了更多改造國民性的重任，也賦予了作品更多的思想政治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政治環境的變化，出於不同的目的和考慮，魯迅的作品出現了一些脫離文本語境的闡釋和誤讀，甚至把《葯》解讀成批判辛亥革命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的政治工具。實際上魯迅的革命觀比我們通常所說的寬泛，那些不滿現狀的活動，使社會變革和人類進步的活動，都是革命。「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2）魯迅一生是支持革命的，更何況辛亥革命是一場把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制制度一舉推倒，從此結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主義統治，奠定了中國走向民主共和第一塊基石的革命。魯迅在作品中對辛亥革命的刻畫，固然不排除對辛亥革命的批判，但這種批判是通過魯迅式的質疑表現出來的，這種批判不是全盤否定。而某些針對魯迅作品中辛亥革命的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解釋，只是把魯迅小說作為印證意識形態的文學樣本，不是從魯迅的思想實際和作品本身進行實事求是的闡釋。

在作品中，魯迅始終沒有讓夏瑜露面，即使在刑場上革命烈士被砍頭的場景，也是通過老栓的眼睛從圍觀的看客背後看到的：「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轟的一聲，都向後退，一直退到老栓立著的地方，幾乎將他擠倒了」。作品既絕妙地刻畫了看客無聊而愚昧的醜態，又迴避了對夏瑜砍頭時正面的描寫困難，也間接地表達了烈士遇害場面使我們目不忍視的哀痛感情。在夏瑜遇害後，為了彰顯烈士之死的意義不同，在夏瑜墳上放上「沒有根，不像自己開的」的「一圈紅白的花」。這些都可以理解成魯迅對革命充滿同情，對發生在「移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的中國土地上的辛亥革命並沒有全盤否定。

魯迅獨特的經歷，使他具有一種孤獨和悲愴的人生觀，使他始終保持著清醒的現實主義和悲觀主義，他深深地懂得長期封建主義所形成的傳統勢力的強大頑固，用他那種懷疑乃至悲觀的態度向我們展現了他眼裡的辛亥革命。作品中華老栓在一個「秋天的後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陽還沒有出來，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除了夜遊東西，什麼都睡著」的時間，來到丁字街口的刑場，看到一幅刑場前的風俗畫面，「一眨眼，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帶著「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的「攫取」的目光，「三三兩兩鬼似的在那裡徘徊」的「古怪的人」，這是當時社會一個龐大而特殊的群體，他們後半夜起來只是為了看殺人的場景，他們不關心被殺的是誰，為什麼被殺，他們只關注自己的感官刺激，「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彷彿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看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後走不幾步，他們並這一點愉快也就忘記了」。 （3）他們幾千年形成的國民獵奇心理凸現了靈魂的卑微和麻木，心靈的空虛和無聊。中國近代從維新變法到辛亥革命，先進知識群關注的焦點是緊張的民族矛盾和階級鬥爭，啟蒙和文化很少有人顧及，但是如果革命不能喚醒這些極為龐大而愚昧的民眾，革命者的死也就成了這些看客欣賞的道具，革命者的鮮血也就成了愚昧百姓治病的「葯」，這樣的革命必然走向荒誕化，甚至於出現「黑色幽默」的結局，這是魯迅對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總結和反思得出的結論。

二、啟蒙與反啟蒙思想的矛盾交織

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缺少一個像西方文藝復興運動那樣的長達五百餘年之久的思想過渡期，再加上中國人急功近利文化傳統的影響，啟蒙運動難以開展。魯迅曾經沉默了幾乎十年，以讀佛經、拓碑刻、抄嵇康來排遣時日。魯迅置身於自己生存於中的非常熟悉世界，面對那些曾被千百年來的中國文化所深深掩埋著的自身生命的「虛無」問題，那些在傳統文化和道德規範中所無法感受到的全新的荒謬體驗，那些來自"無物之陣"的莫名的無法抵禦的生命震撼，他的內心深處開始了一場"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產生了對傳統文化的激烈批判。

剛剛興起的新文化運動把關注的焦點放在意識形態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啟蒙工作上，主張徹底扔棄固有傳統，全盤輸入西方文化，高舉著西方啟蒙主義的「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來反對封建禮教。新文化運動給迷茫的中國帶來了希望，魯迅也為「德」「賽」兩位先生的到來而歡欣鼓舞，但在「聽將令」的同時，其「吶喊」是有所保留的，他不受盲目信仰的束縛，一切以理性的考慮作標準和依歸，對於「科學」和「民主」的西方啟蒙話語，也是持懷疑，甚至是批判態度。

作品中華老栓一家，全靠開小茶館維持生活，在艱難困苦中掙扎。點的是「遍身油膩的燈籠」，蓋的是「滿幅補釘的夾被」。他整天勤勤懇懇地勞動著，「提著大銅壺，一趟一趟的給客人沖茶」。為了給兒子治病，拿出長期積攢的血汗錢去買「葯」。「華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錢」，「老栓接了，抖抖的裝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兩下」。從這些動作可以看到他們積攢這些錢的不易和對錢的珍惜，但華老栓卻甘願用最珍惜的兒子性命和一生的積蓄去交換「葯」，是因為深信人血饅頭能夠藥到病除。同樣在素有「百口衙門」之稱的茶館中，這裡終日聚集著社會各個階層的人物，集中表現了各階層人物的思想認識，是社會活躍的細胞。然而在這人聲嘈雜中，對於人血饅頭治病的問題上，可用「包好，包好」，「一定會好」來概括，反映了群眾的迷信和愚昧，這是當時普通民眾的科學知識認知水平的真實寫照。

夏瑜這位革命者的所有情況都是借康大叔之口說出，「關在牢里，還勸牢頭造反」，「他卻和他攀談了。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表明了夏瑜堅定的民主革命的信念和堅貞不屈的革命精神，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勸」和「攀談」說明他在牢里對牢頭也進行了民主思想啟蒙。可牢頭只想從他身上撈上一把，想著「榨油水」的眼前利益，得不到便給他兩個嘴巴。在茶館這個反映群眾思想的「百口衙門」里，在對待「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民主思想啟蒙的問題上，康大叔也認為「這是人話么」，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現出氣憤的樣子，「阿呀，那還了得」。聽到夏瑜挨打，坐在壁角的駝背幸災樂禍給予「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夠他受用了」的評價。這也是當時普通民眾的民主思想認知水平的真實寫照。

啟蒙的真正意圖，是要使被啟蒙者能夠獨立運用個人的理性思維，去增強分析問題，思考問題的實際能力。作品中康大叔引發了「誰可憐」這個很有啟發意義的話題，可是「茶客」們經過「有些板滯，話也停頓」的思考，竟然給出「瘋了」的答案。傳統的觀點認為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在於沒有發動群眾，作品中可以看到夏瑜也在進行民主思想啟蒙，也在努力地發動群眾(甚至牢頭也不放過)，可是辛亥革命還是失敗了，這不得不引發對思想啟蒙的反思。

「五四」時期，啟蒙者高舉著西方啟蒙主義的「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來反對封建主義，竭力將科學與民主的理性精神推廣。可是長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造成了國民愚昧麻木，主體意識和自我精神的退化的局面，還能不能將科學與民主的理性精神推廣？魯迅的經歷和他的思想認識特點，使他更清醒地認識到現實的複雜性，對發生在封建主義歷史和傳統過於強大頑固中國的啟蒙運動，始終抱有懷疑乃至悲觀的態度，對啟蒙的實際作用充滿深刻的疑慮，進而對西方啟蒙主義本身的也充滿深切的懷疑。魯迅這種啟蒙和反啟蒙的兩種思想，同時互相悖論地並存著，無疑增加了文章主題內涵的複雜性。

三、花環寄託著希望

1917年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和文學革命的發生，鼓舞了魯迅，他似乎看到毀壞封建「鐵屋子」的希望。在《吶喊·自序》中，魯迅寫道：「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曲筆，在《葯》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魯迅是小說大師，這個花環在前面情節中沒有伏筆可尋，清末也沒有用花環寄託哀思的習俗，勉強的主觀意願的干擾只會削弱作品的價值，他卻明知這一點而為之。

作品中夏瑜的母親——夏四奶奶，她的政治態度沒有和兒子站在一起，上墳時在行動上免不了「有些躊躇」，臉上 「現出些羞愧的顏色」。夏瑜在生前得不到理解，死後得不到同情的艱難環境中，仍對革命矢志不渝，為推翻君主專制殞身不恤， 是「有確信，不自欺」，「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 （4） 的人。加繆曾將古希臘西西弗斯徒勞無益卻不停歇的勞動比作人生，西西弗斯觸犯了眾神，諸神為了懲罰西西弗斯，便要求他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而由於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頂就又滾下山去，前功盡棄，於是他就不斷重複、永無止境地做這件事——諸神認為再也沒有比進行這種無效無望的勞動更為嚴厲的懲罰了。西西弗斯是個荒謬的英雄，他藐視神明，仇恨死亡，對生活充滿激情，這必然使他受到難以用言語盡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個身心致力於一種沒有效果的事業，他的生命和激情就在這樣一件無效又無望的勞作當中慢慢消耗殆盡。然而他的精神超出了自己的命運，這是為了對大地的無限熱愛必須付出的代價，他比他搬動的巨石還要堅硬。夏瑜這種類似西西弗斯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傳統儒家精神也許是對革命化進程中荒誕的最好反抗。

一個時代的先驅往往是孤獨的，他們看不到希望，得不到理解，只是憑著對祖國和人民最深沉的愛，以自由乃至生命的喪失為代價，為自己所希望的革命的實現作見證。夏瑜是真正的現代知識分子代表，是現代中國最痛苦的靈魂，也是那個時代最早的覺醒者和播火者，他們接受了現代科學思想和價值觀念，關心他人利益，關心社會前途，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備受困餒，歷盡迷惘，仍堅持不懈地追求生存的意義。魯迅的精英意識使他認識到，如果等到刑場上的「看客」和茶館的「茶客」理解革命時，革命已勝利在望，這時的革命者能看到曙光，革命者的目的也往往泥沙俱下，其中也不乏盲從者和投機者，而這兩種人，在中國向來是不缺的。

魯迅的一生中不時遭受各種惡意誹謗，無中生有的造謠和流言中傷，魯迅在《並非閑話》一文中說過：「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並非書賈，並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的流言」。他抱著強烈的愛國熱忱和「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血性，看透了在傳統文化厚重積澱的中國對民眾病苦療救的艱難，雖無希冀仍奮力前行。魯迅在理智上是面向未來，情感上是回歸傳統的。他在骨子裡與夏瑜都有中國儒家這種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的傳統，這才是「中國的脊樑」，是「民族魂」，也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希望。難怪魯迅要在《葯》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

一個世紀彈指而去，魯迅 「立人」的呼喊猶在耳邊回蕩，其作品中的國民劣根性的故事不斷以「換了一個馬甲」的形式在我們眼前重演，封建愚昧思想仍然在我們民族的心靈徘徊，甚至個別地區還有「發揚光大」的勢頭。魯迅那些無比精美的作品是對中國人乃至整個人類的人性反思和反抗的結晶。其實，這種反思，不僅對於一個民族是至關重要的，就是對於一個人，乃至整個人類，也是最為重要，也是帶有根本性的。我們在進行公民思想道德建設的時候，不妨再讀讀魯迅的文章。

參考文獻：

（1）《吶喊·自序》魯迅 （2）《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

（3）《墳·娜拉走後怎樣》魯迅 （4）《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魯迅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 李澤厚 天津社會科學院 2004年10月第二版

《百年文學與主流意識形態》 宋劍華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年8月第一版

《名師授課錄》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年9月第一版

《<阿Q正傳>與辛亥革命問題的再思考》 逄增玉 《文學評論》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