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裕仁天皇與日本侵華戰爭
[美]比克斯 著
目錄簡介致中國讀者第一部：滿洲事變 滿洲事變 錦州事件 侵略的鐵蹄逼近北滿洲 上海戰爭 九一八事變 發動入侵 軍事和經濟擴張 日本的「生命線」 炮擊山海關 「滿洲國」會見溥儀皇帝第二部：聖戰 嚴懲支那軍 支那事變 軍事干涉 「洗劫」南京 南京暴行 「帕奈號」事件 八年抗戰 進攻武漢 互不侵犯條約 德國侵略西歐第三部：東京審判 審判戰犯 突襲珍珠港 國際法庭起草憲章 昭和秘史 反人道的罪行 共同宣言書 開庭審判 東條與天皇置換責任 三類罪行 東條的死訊 最終判決 銷毀證據和歪曲歷史第四部：再造神秘性 命天皇停止參拜靖國神社 沖繩口信 暗殺天皇的謠傳 巡幸活動 和平運動 挺進到鴨綠江 學生舉行和平集會譯後記 內容簡介 日本昭和天皇裕仁1926年即位，1989年逝世，在位63年。由於日本皇室和政府的嚴密封鎖，有關他的一生，世人了解甚少，尤其是他與那場以他的名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的關係則知之更少。裕仁逝世後，世界對他的關注程度不僅沒有減弱，反而越發高漲。關注的焦點集中在裕仁與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的關係上。隨著昭和時代的結束，裕仁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的日記和回憶錄逐漸公之於世。另外，美國國家檔案館也公開了許多有關太平洋戰爭以及裕仁個人的機密資料。終於，躲在鐵幕後面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裕仁被拉到了前台。 《真相――裕仁天皇與日本侵華戰爭》一書聚焦了日本這位不同尋常的政治領袖的性格、行為和思考方式，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解讀20世紀的日本社會和政治。全書關注的中心在於昭和天皇是如何在近臣的幫助下為自己開創了一方政治空間，並從此（在這片空間里）逐漸成為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在決策過程中行使了領導者的權力。作者明確指出，裕仁對日本侵華戰爭以及日軍暴行負有直接責任，他在制定日本戰爭戰略方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並指揮了對中國的所有軍事行動。作者簡介 比克斯，1938年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哈佛大學歷史學及東洋語言學博士。長期從事日本近現代史研究。1997-2001年，曾行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教授，現為紐約州立大學教授。
致中國讀者 《真相——裕仁天皇與日本侵華戰爭》一書聚焦於日本一位不同尋常的政治領袖的性格、行為和思考方式，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解讀20世紀的日本社會和政治。全書關注的中心在於昭和天皇是如何在近臣的幫助下為自己開創了一方政治空間，並從此(在這片空間里)逐漸成為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在決策過程中行使了領導者的權力。他不僅在統治的前20年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最為重要的公眾角色，而且，作為一個在幕後操縱局勢的首腦，當形勢危急的時候，他往往傾向於服從軍部所主張的政策導向。這與明治天皇的親英美路線完全背道而馳，而這位祖先對裕仁的個性有著極大的影響。 這部批判性傳記的三角結構還凸現了另一個重要主題。在這裡，我們需要從三種交叉的路徑來了解這位天皇。他是一個很有特性的存在——身處一個複雜精細、等級鮮明、協調一致的決策系統的中心，掌控著真正的權力。他代表了一個有著自己的目的論和獨特的正統化模式的官僚政治制度，這種制度在戰時條件下發生了轉化。同時，他又體現、表達並鼓勵了一整套美化20世紀30—40年代初侵略戰爭的思想言論，他統治的每一個階段都遏制了日本民眾民主主義思潮的發展。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統治集團對君主政體在裕仁的父親——1912年登基、患有慢性病的大正天皇統治下延續問題的擔憂，影響了對裕仁的培養和教育。書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主要講述了對裕仁的教育以及他如何演變成一位精悍活躍的天皇的過程。這一部分的探討為下一步的考證奠定了基礎。第三部分記述了在秘密狀態和無責任體系背景下，寡頭政治有關戰爭的決策是如何作出的。書中至關重要的、關於戰爭的章節揭露了天皇作為一個機會主義者，缺乏清晰的道德原則的史實，這些道德原則本來是有可能將他與日本社會中支持侵略的力量區別開來的。對於中國讀者來說，這些章節中提及的許多問題都有著意義深遠的重要啟示。其中包括日本對皇權及其佔有者虔誠的崇拜；東京方面以「自衛」名義發動的日本對滿洲單方面的接管；日-中戰爭中，日本違反戰時國際法的行為；還有依然充滿爭論的南京大屠殺——關於這一事件，至今找不到能證明天皇曾就此開展過任何調查活動的公開線索。第三部分還論及了日本向南推進過程中日本海軍的政策，在1939年初日本帝國海軍佔領了中國南海的海南島之後，這個政策直接導致了珍珠港戰爭的爆發，並將日本的亞洲太平洋戰爭帶入最後階段。 總而言之，本書激發讀者去正視戰爭是如何被正當化的，日本國家首腦及其近臣們的歷史是如何被篡改的問題。在闡述這個問題時，我希望將裕仁作為一名特別的戰爭領導人而對其進行重新評價。書中還論述了亞太戰爭的起源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以及由日本和美國官方共同編造的有關日本帝國主義終結的神話。1945年日本戰敗以及美國軍事佔領日本後，裕仁的繼續在位，為他日後持續以不同方式對日本的民主政治施加影響提供了可能，而其影響後來被證明是有害的。 在本書的第四部分，我再次將筆鋒探入裕仁的思想，描述了亞太戰爭和美國佔領之後昭和天皇與日本民眾之間關係發生的變化。我對裕仁行使最高統帥權所應附帶的責任提出了質疑，闡明了(在美國人的幫助下)他是怎樣逃脫了作為國家元首和最高統帥所應承擔的全部法律、政治和道德責任的。 本書的意義在於超越了過去的研究，值得引起當今社會的關注，尤其是持有如下觀點的人們的關注——認為國際秩序不應建立在尋求霸權之上，應該承認所有國家在形式上一律平等；大國不應無視國際共同體的存在而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 20世紀90年代及21世紀初的「人道主義」戰爭和軍事干預，使許多國家中存在的國家無責任制度和實踐成為新的突出問題，這其中也包括了那些對外誇耀本國民主文化的國家。這種戰爭有可能使政治家們將其國家和民族主義引向極端，並使他們免於承擔後果。在此背景下，我們就不能忘記過去的戰爭或將其「正常化」。日本曾經有過的典型的無責任體系既是我們借鑒過去歷史考察當今問題的理由，同時也在提示我們，不觸及昭和天皇，日本的過去就得不到充分的研究。 我希望本書的中文版能對讀者更好地了解中日關係史中那段不幸的時期有所助益。 日本一橋大學的博士生、活躍的新聞記者王麗萍和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孫盛萍承擔了本書艱巨的翻譯工作。感謝她們付出的巨大努力，也感謝新華出版社對本書中文版的出版發行。 赫伯特·P·比克斯 第一部 滿洲事變滿洲事變 1931年9月18日夜，關東軍將校在日本控制下的南滿鐵路瀋陽以北的柳條湖，製造了爆炸事件。雖然鐵路未受到損壞，但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立即以這一自導自演的事件為借口，嫁禍張學良部隊和武裝「土匪」，下令獨立守備隊、步兵第29連隊向奉天城(瀋陽)內的中國東北邊防軍營房發起進攻。受到突然襲擊的中國軍隊一觸即潰，部分倉皇逃遁，部分繳械投降。1小時後，板垣的共謀、駐紮旅順的石原莞爾中佐向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交上一份顛倒黑白的報告，本庄立即發布了進攻命令。石原事先早就做了精心布置，關東軍部隊開出租借地，不到24個小時就控制了鐵路沿線的戰略據點，並做好了繼續向南滿洲主要城市進發的準備。①次日，日本宮廷從報紙上看到關東軍定了調子的報道，聲稱責任全在中方。侍從武官長奈良武次飛報天皇：「相信事件不會太擴大」。②此時或幾小時後，奈良還建議裕仁召集御前會議以控制局面，但遭到牧野和西園寺的否決。理由是，如果會議做出的決定得不到落實，「陛下的聖德」將難免遭到「玷污」。③滿洲事變如同一個連鎖反應裝置的開關，一經按動，便引發出一連串的國際反應和國內危機，它們相互作用，從根本上改變了日本的國家進程。中國馬上訴諸國聯，要求國際社會督促日本恢復原狀。關東軍則請求派兵增援。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將向東京的參謀本部請戰，要求越過鴨綠江進入滿洲。9月19日，日本政府依然是消息不靈，六神無主，若槻首相這樣向元老西園寺的秘書原田熊雄求助： 我手上既沒有外務省報告，也沒有陸軍省報告……我剛剛通過川崎書記官長提醒了他們……支那在滿蒙的兵力超過20萬人(原文如此)，而日軍只有1萬多人，我問陸軍大臣：「以現在的兵力就如此旁若無人輕舉妄動，如果出現萬一，怎麼辦？」他回答說：「從朝鮮出兵，」「好像都已經出動了。」聽了這話，我呵斥他說：「沒有政府命令就從朝鮮出兵，有點太不像話了吧。」可他說：「田中內閣時期(1927－1929年)，即有不經御准而出兵的事實」，似乎就沒想過這樣將為日後留下問題……看來在這種情況下，以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抑制軍部的了。倘若陛下的軍隊不經御准竟擅自出動，那就太不成體統了，可是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辦？或許我不該對您說這些，您有什麼辦法沒有……真是一籌莫展。④當晚，宮廷近臣們聚到原田私宅開會。與會者有木戶(其日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近衛、貴族院議員岡部長景和一位貴族。⑤這幾個人都是四十多歲，對西園寺和牧野持批判態度，與試圖用武力解決滿洲問題的軍部論調一致。他們也認為上級司令部的命令沒有得到有效執行，再確認了天皇贊成內閣最初阻止事態惡化，以免日本的國際形象受到進一步損害的要求。據木戶記錄，問題有兩個部分。一部分是軍部對宮廷派影響天皇的意見感到惱怒，尤其是敵視西園寺。因此，「今後除非萬不得已，天皇以不講話為宜。」另一部分是「只要形勢沒有變化」，就勸阻西園寺不要來京。⑥結果在原田私宅會上達成的一致是，裕仁應肯定軍部的行動，西園寺和宮廷官員不應追究對天皇統帥權的侵犯，小心謹慎，不要刺激軍方。實際上，宮廷派在整個滿洲戰爭過程中，始終堅持了這一態度，從未立場堅定地反對過軍部。⑦9月21日，若槻召集內閣開了6個小時的會，決定不批准從本國或朝鮮派遣增援部隊，將滿洲發生的戰鬥當做「事變」處理，避免正式宣戰。⑧然而，3天來關東軍不斷施加壓力，要求參謀本部允許朝鮮軍司令官林中將的援兵越過鴨綠江進駐滿洲。(地圖：滿洲，1931年－1933年)21日午後1時，東京的內閣會議還在進行中，在朝鮮的林竟自作主張，命令部隊越過了邊界。陸軍參謀總長金谷范三向天皇報告說，儘管命令部隊警戒待命，可是朝鮮的混成旅團，依照戰場司令官的獨自判斷，「已經越過國境，正向奉天進發」。⑨金谷當然清楚，任何一條作戰行動的自主權原則都不能證明此時林的獨斷專行是合法的。 30歲的裕仁現在有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來支持若槻內閣，控制軍部，阻止事態進一步惡化。此時日本國內對滿洲事件的觀點不同，軍部在政治上還處弱勢。如果裕仁希望做一個英國式的「立憲君主」而不是一個凌駕滿洲，1931年—1933年於憲法之上的獨裁君主的話，現在正是一個機會。 9月22日，奈良在日記中記下了裕仁在這個緊要關頭的表現： 下午，依召拜謁陛下。陛下問，是否已告誡參謀總長(金谷)不要擴大行動。奉答：已經告誡，其實總長不待告誡，亦頗能領會內閣會議主旨與陛下聖意，已依次處理。但駐屯部隊勢成騎虎，多有越軌，誠不勝遺憾恐懼……午後4時20分，金谷參謀總長拜謁，奏請准許追認朝鮮軍混成旅團。陛下指示，此度已無他法，以後務必充分注意。⑩考慮到關東軍前鋒部隊在數量上大大處於劣勢，有必要對其進行增援，裕仁把現狀作為既成事實接受下來。裕仁並不真正反對他的陸軍擴張帝國版圖。即使對他的統帥權有所冒犯也無關緊要——只要行動是成功的。 事件兩周後，幾乎所有的人都開始支持軍部。10月1日，裕仁已經明白事件是按照預先編排的腳本上演的。他知道了誰是策劃者、誰是指揮者以及誰是實行者。他完全清楚那些高級軍官命令部隊進入他們管轄許可權以外的地區，違犯了1908年陸軍自己制定的刑法。儘管如此，正如侍從武官長奈良的日記中清楚記錄的那樣，裕仁只打算對陸軍參謀總長和關東軍司令官處以最輕的懲戒。
錦州事件 一個星期後，天皇再次默認了他的軍官們進一步擴大行動。他批准了對位於京奉鐵路(北京-瀋陽)沿線的錦州的空襲，因為這是「中國主權在滿洲最後的殘餘」。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第一次城市空襲。奈良在他10月9日的日記中描述道： 二宮治重(參謀本部)次長退出之前，陛下指示，如果張學良在錦州附近重新集結部隊，事件擴大不可避免，必要的話，余可同意事件擴大……次長說將向參謀總長彙報，建議總長近期參見上奏此事。 受到裕仁的激勵鼓舞，二宮馬上下令起草報告，論證轟炸錦州的必要性。參謀本部作戰課也明確注意到其後天皇說到轟炸屬「當時形勢下的當然之舉」。如果我們完全相信奈良10月9日日記所載屬實的話，那麼，裕仁是在一夜之間改變了主意。早些時候，他向奈良表示，不贊成本庄將軍對張學良政權的公開指責，10月8日，他對奈良說：「駐外軍部與外務官吏意見相左，陸軍想使滿蒙獨立，然後與其政權進行談判，外務省則不太希望獨立政權出現。我認為，在此問題上陸軍意見不妥，我想讓陸軍總部考慮這一點。」 國聯理事會接受中國政府要求，在日內瓦召集了一個特別委員會，會上意見很快趨於一致，強烈反對日本。10月27日，奈良的日記記錄了天皇的不安： 午餐後往訪內大臣，稍事會談。聞其言，此時聖上，要侍從武官長詢陸海軍大臣，是否有遭到經濟封鎖，或與列國為敵開戰的心理準備，是否做好基礎準備。另雜談若干而回。 到了11月初，外務省和宮廷態度發生轉變。6日，外務大臣幣原向天皇報告，外務省已經決定放棄只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作為交涉對手的方針，轉向支援熙洽將軍及以南滿地主階層為基礎建立的傀儡政權。有關滿蒙問題，直接與傀儡政權的上層進行協商，不再與張學良或南京政府談判。幣原也向朝鮮新任總督宇垣將軍和牧野、西園寺尋求支持，並得到了他們的同意。 正當東京的陸軍參謀本部想遏制關東軍進犯北滿洲，以避免與蘇聯軍隊發生衝突之際，這個政策發生了轉變。11月5日，裕仁給予金谷參謀本長特別委任命令權，允許他在關東軍作戰和用兵等「細小事項」上做出決策。之後的3周里，關東軍沿鐵路在北滿洲調兵遣將時，金谷五次行使了他的特別權力，控制了當地部隊的行動。 同時，在美國國務卿斯廷森的要求下，國聯理事會對中日兩國起用了凱洛格—白里安條約。針對日本代表的異議，會議通過了一個道義決定，敦促日本以11月16日為限從佔領區撤出部隊。對日本的侵略行為，國外批判高漲，而以報刊、廣播、娛樂業和帝國在鄉軍人會為先導的日本國內輿論則支持關東軍，譴責中國和西方。當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內田康哉返回東京，與關東軍相呼應，為在滿洲建立新的中國政權而奔走呼號時，受到群眾狂熱的歡迎。 面對關東軍對政黨內閣深刻的不信以及他們要將北滿洲和內蒙古置於控制之下的強硬態度，東京的軍部作出讓步，撤回了他們對南滿洲政權的支持。正當裕仁天皇在熊本縣檢閱軍事演習時，關東軍已開始進犯滿洲北部的中心部。進犯開始一周後，主力部隊乘火車南進，向遠離滿鐵沿線、駐紮了115萬中國軍隊的錦州移動。 這次，裕仁天皇通過參謀總長金谷和陸軍大臣南，為阻止關東軍向錦州發動地面進攻採取了堅決的行動，但只堅持了很短的時間。當東京的參謀本部認可了關東軍在滿洲三省建立「獨立的」中國政權，以便日本部隊在滿洲北部駐紮，阻擋未來蘇聯入侵的設想時，天皇和宮廷派都沒有反對。11月23日，幣原向紐約美聯社發送了歪曲事實的聲明，不但將挑起滿洲事變的責任，就連佔領北滿洲的齊齊哈爾和哈爾濱的責任也乾脆推到了中國頭上。他宣稱，「日本軍並非鐵路周邊的裝飾品」，「當中國軍隊攻來時，日本軍別無選擇只能執行他們的任務，即，反擊敵人的攻擊，並防止敵人的反擊。」 錦州事件告一段落，宮廷派的注意力轉向了國內政治危機。參謀本部的激進軍官橋本欣五郎大佐的秘密結社櫻會分別於1931年3月和10月，兩次決定通過推翻政府來簡化解決問題程序。橋本的三月計劃被揭發，同謀者遭到了逮捕。原田男爵得知情況後，斷定滿洲危機是「陸軍政變的序幕」，它「堅定了部分軍人因為在滿洲取得了成功，在國內也一定會成功的信心。」當陸軍試圖掩蓋十月陰謀的時候，奈良、鈴木以及參謀總長金谷向天皇做了報告。11月2日，金谷再次拜謁天皇，「上奏支那事情以及違反軍紀事件的經過」，但是，裕仁和他的軍隊首腦沒有要求懲罰那些陰謀者。結果，那些人都受到寬大處理，拘禁解除後，罪行也很快就被遺忘了。 十月陰謀以及裕仁對它的寬容態度破壞了若槻內閣要抑制陸軍的努力。至於宮廷派，他們現在認為，滿洲的任何事情都沒有阻止可能推翻君主制和整個明治政治體制的國內危機更重要。特別是，十月事件引發了陸軍大學畢業的兩個精英群體公開的派系之爭。其一是天皇路線派，或稱皇道派，由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和小畑敏四郎等將官和「青年軍官」組成。另一個是為皇道派所敵視的控制派，或稱統制派，他們不像皇道派組織得那麼嚴密，包括永田鐵山、林銑十郎、東條英機等將官和其他高級將官，周圍也有一批追隨的年輕軍官。兩派的目標都是要建立天皇領導下的「軍事獨裁」，推動海外侵略。皇道派主張通過政變達到目標。統制派儘管不反對運用暗殺和脅迫手段，但更傾向於合法地進行政府改革。 在戰略主張方面，皇道派將蘇聯當成主要敵人，強調軍人精神和民族精神強於物質力量，這也是日俄戰爭之後陸軍的信條。與其相對，統制派則優先考慮軍隊的現代化和建設從納粹德國借用的一個名詞——「國防國家」。統制派的軍官們意識到現代戰爭已經成為社會總體之間的對抗，需要集結整個國家的力量，對美國和蘇聯的戰爭需要提高陸海軍的技術水準，實現工業現代化，並對整個日本民族進行精神動員。 隨著滿洲事變的展開，這兩個主要在手段上而不是目的上有分歧的、鬆散的群體之間的衝突不斷加劇，成為貫穿20世紀30年代日本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徵。
侵略的鐵蹄逼近北滿洲 公平地說，1931年一年裕仁都對他的臣民缺乏有效統治，他的表現一直是遲緩的、不連貫的和自我矛盾的。在一些瑣碎小事上，他行使大權，而在更為重要的問題上，卻讓步於不順從的陸軍軍官們。比起那些操縱滿洲事變的參謀將校，他更清楚地意識到日本對西方的經濟依賴，因此他很擔心外交孤立和國際經濟制裁。可是他卻從未公開地或私下裡批評過陸軍在滿洲的行動。相反的，他以過度的寬大，認可了行動的一次又一次擴大化，並放縱越權不服命令的高級軍官，拒絕對他們的犯罪行為加以懲罰。對於陸海軍的年輕軍官來說，它所傳達的信息是天皇主要關心的是事變的成功，而服從東京的中央指揮則是次要的。由於裕仁向「昭和維新」的策劃者和鼓動者表明天皇並不總是以顧問們的意志為轉移，於是進一步促使了軍隊違反命令行為的發生——儘管這個結果確實不是他的本意。 1931年12月11日，若槻首相辭職。他在控制軍隊、遏制經濟大衰退乃至獲取宮廷派支持等方面均告失敗，而後者是最致命的。此時滿洲事變進入第二個階段。宮廷近臣們商議之後，決定讓當時在國家議會和府縣議會中的少數派、更為沙文主義的政友會來組織下一屆內閣。政友會總裁犬養毅，曾反對1930年倫敦海軍裁軍條約，之後又堅決鼓吹滿洲事變的合法性。他還公開拒絕國際聯盟就滿洲問題提出的勸告，宣稱日本將「擺脫辯解外交(其後成為整個20世紀日本外交史中不斷重提的說法)」，開拓「獨立自主的新局面。」 宮廷派知道犬養在滿洲事務上對軍部很縱容，隨委託西園寺與犬養就任命他作總理大臣的條件進行交涉，意在避免任何在外交或者國內經濟政策上的激進變化。在與牧野伸顯、鈴木貫太郎、一木喜德郎和天皇商議後，12月12日下午晚些時候，西園寺與犬養見面相商。4天後，犬養獲得了裕仁組閣的裁可，由森恪擔任內閣書記官長、荒木中將任陸軍大臣，較為自由主義的高橋是前任財政大臣，這是一個由不協和音閣僚組成的內閣。 犬養擔任首相後，首先是立即中止了日本兩年來對金本位貨幣制度的依存。20世紀2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商品和信貸資本的流通都建立在這個金本位制的基礎上。這個行動，使日本加入了以英國為首的試圖通過保護主義來恢復經濟的列強行列。其次，犬養要求天皇批准派遣兩個大隊去天津、一個旅團到滿洲。從12月初開始，關東軍在天津集結兵力，準備向錦州發動地面進攻。12月23日，就在裕仁向兼任外務大臣的犬養首相下達「不攻擊錦州的方針」和「尊重國際間信義」指示的時候，關東軍正繼續向錦州逼近。美、英、法警告日本的行為違反了九國公約。12月27日，根據奈良的記述，天皇又一次告誡犬養「深為軫念攻擊錦州之對外影響」。然而，關東軍繼續推進佔領錦州，從而加劇了日美緊張局勢的惡化。 可是，當太陽旗飄揚在被佔領的錦州上空時，裕仁將他的擔憂放到了一邊。1932年1月4日，他發布《軍人敕諭五十周年紀念日賜陸海軍人敕語》，號召全體將士對明治天皇敕諭進行認真思考。實際上這是一篇非常溫和的詔告。四天後，大概是接受了閑院親王的建議，他又發布了《賜關東軍敕語》，嘉獎不服從上級命令的關東軍在「自衛」和打擊中國「土匪」的戰鬥中英勇作戰，「向內外宣揚了皇軍的威武」。通過廣播和報紙詔書在全國得到廣泛宣傳，起到了鎮壓反對意見和推動民眾趨近戰爭的作用。勿需說，對於犬養嘗試的恢復陸軍軍紀的努力，它沒有起任何正面作用。 之後的幾年中，裕仁批准了近3000軍人和文職官員的授勛和晉陞，他們都是在滿洲戰爭和上海事件中的有功人員。這兩個事件在日本國內均得到極大的支持，而在海外卻恰好相反。關東軍司令本庄繁、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和海軍大臣大角岑生被授予男爵爵位。裕仁對於陸軍在滿洲作戰的公開支持，正好與他即使在他們違反了命令時都沒有予以懲罰的做法前後一致。 從1932年1月末至3月，日中衝突延伸到了上海，西方對日本的譴責有增無減。當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1908—1912年在位)領導下的「滿洲國」傀儡政府建立時，犬養有意保留了對這個新國家的承認。作為一個分裂的政黨內閣的首腦，他的統治需要樞密院的幫助，要依靠緊急敕令和無視議會預算制定權威的緊急財政措施才能得以進行。即使在政友會以壓倒優勢贏得了2月總選舉以後，當犬養按照宮廷指示努力維持國內現狀時，仍面臨著強烈的反對。右翼極端主義分子和恐怖分子不斷地對他進行口誅筆伐，同時黨內的主要改革者森則試圖打破政黨體系，策劃聯合軍部建立一個新的、更加獨裁的政治秩序。 在犬養任職的早期，陸軍通過擁戴皇族的長老閑院宮載仁親王為陸軍參謀總長，強化了與皇室的聯繫，由此也排擠掉了高級指揮官金谷將軍，他是宇垣派的核心成員。與此相呼應，海軍推出了在清洗倫敦海軍條約支持者中起主導作用的伏見宮博恭親王，任命他為軍令部總長。這兩個強硬派的晉陞意味著陸海軍大臣權威的衰落。兩個相互競爭的軍種現在可以利用它們高貴的皇族「權威人物」向天皇施加影響，控制它們在亞洲大陸上的軍隊。 在犬養內閣5個月的短命期間內，裕仁成為一個公開的、積極主動的事變參與者，而在事變開始時卻絕不是這樣。1932年初，他最優先考慮的是維護皇權相對於政治黨派，而不是相對於突然得了民心的軍隊的獨立性，同時動員公眾對滿洲軍事行動的支持。他還希望能夠保證政策和內閣人事兩者的連續性。因此，當一名朝鮮民族主義者在他從一個閱兵式乘馬車返回的途中試圖刺殺他的時候(1月8日櫻田門事件)，天皇堅持內閣留任，而不是依照慣例全體辭職。此時，犬養取得政權還不到一個月。裕仁輕描淡寫了事件的嚴重性，就如木戶建議的那樣，避免了任何直接地、公開地表達他對恐怖事件的個人感受。新聞報道對事件起到了間接地、進一步淡化的作用，報道說他向被炸傷的兩匹馬「恩賜三公斤半的胡蘿蔔」。 這期間，日本繼續侵略滿洲和內蒙古，沒有遭到中國或蘇聯的軍事反擊。1931年12月31日，由於日本侵略的鐵蹄逼近了與北滿洲邊界劃分不清的蘇聯遠東附近地區，受到極大困擾的蘇聯政府，向日本提出了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的提案。不清楚裕仁對蘇聯這一提議的反應如何(假設他知道有這回事的話)，但是犬養內閣乾脆將其束之高閣。日本表示拒絕的正式回答是在1年後的1932年12月。不過，斯大林的簽訂協議的提議一直堅持到1933年末，這時他判斷日本的威脅已經暫時消退。 1932年2月16日，關東軍司令部在奉天召集了一次中國合作者頭面人物會議，組建了東北行政委員會。第3天，委員會宣布了新國家「滿洲國」的獨立。3月1日，「滿洲國」正式宣告建國。關東軍司令部自信犬養內閣將會執行陸軍的政策，所以便不斷向東京施加壓力，要它馬上承認這個新國家。11天後，犬養內閣果然同意了將滿洲和內蒙古從中國分離出來，建成一個「獨立」國家。不過，在承認新政權的合法性這一極為重要的問題上，犬養拖延了時間。 在這個問題上，犬養與軍部、森內閣秘書官長和外務省的一些官僚發生分歧。外務省是準備將對「滿洲國」的責任置於所有其他國際義務和協作之上。犬養一方面努力遏制陸軍中的激進派，同時也對日本惡化與美國的關係感到很不滿意，因為日本在市場、技術、資本和原材料方面都有求於美國。 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政權在犬養同意陸軍佔領錦州之後，對日態度馬上變得硬冷起來。隨後國務卿斯廷森邁出了至關重要的一步，決定了此後整個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對日政策。1932年1月7日，斯廷森通過向日中兩國正式遞交外交照會進一步加強了對日本的壓力，他宣布美國政府將不承認由日本以武力在滿洲製造的任何政治變化。
上海戰爭 斯廷森的不承認方針是否奏效，完全取決於胡佛的美國政府態度是否積極並且能夠迫使日本放棄滿洲。3個星期後，當中日衝突擴大到上海時，中國人組織了抵制日貨運動並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上海也是英美商業利益的重要所在，華盛頓所能做的只是微弱的抗議而已。1932年2月23日，斯廷森在給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的公開電中曾暗示，如果日本繼續違反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美國可能開始增強其艦隊。即使是這樣，東京還是完全無視了這個警告。因為天皇和犬養內閣清楚地知道，隨著世界大蕭條的繼續惡化，關於滿洲的問題上，華盛頓和倫敦都沒有準備採取任何重大的措施。 1月9日，一份中國報紙刊登了一篇文章，對暗殺昭和天皇的企圖(櫻田門事件)沒有成功表示了遺憾和譴責，這引起了日本居民的憤怒，上海的局勢因此而緊張起來。9天後，陸軍少佐田中隆吉為了把國際社會的注意力從陸軍在北滿洲的軍事行動上引開，鼓動一夥中國暴徒襲擊了一群日蓮宗的日本僧人。帝國海軍認為這個事件是海軍向陸軍展示實力的絕好機會。因此，上海艦隊迅速得到增援，1932年1月28日，海軍陸戰隊在海軍少將鹽澤幸一指揮下開始登陸上海，並於當晚向中國陸軍第19路軍——駐守在外國租界附近，沿海岸展開的335萬人的部隊——發起挑釁。中國士兵頑強抗敵，在隨後的戰鬥中給了海軍陸戰隊以沉重打擊。從艦隊獲得增援後仍無法扭轉不利局面的海軍只好向陸軍請求增援。雖然犬養取得了天皇向上海派兵的許可，但是中國陸軍仍很頑強，使日軍再次遭到重創。東京的參謀本部組織了一支由白川義則大將指揮的精銳的上海遠征軍，增派了兩個師團。其後的戰鬥極其慘烈，中國軍隊最終被擊退，日本贏得了一個挽回面子宣布停火的機會。1932年5月5日，在英國的調停下雙方簽署了停戰協議，中國也結束了抵制日貨的運動。 上海事件使裕仁認識到他的高級海軍將領們的魯莽和侵略性——正是這些軍官一直被裕仁和宮廷派當做幹練的、無狹隘偏見的國際主義者。受軍種間明爭暗鬥的驅使，明知一定會引發與美英間的問題，他們依然故意在中國的心臟地區滋事，圖謀與中國軍隊發生衝突。同樣重要的是，海陸兩軍都沒有從這個事件中吸取教訓，沒有從這次與現代中國陸軍進行的第一場大戰所遭受的慘重損失中學到任何新東西。他們一如既往——完全蔑視中國的軍隊和人民，將他們視為無知、飢餓農民的烏合之眾，缺乏民族與國家意識，只要一個猛擊就可以輕易地征服。裕仁本人可能私下裡也持有這個觀念。但是天皇比他的指揮官們更清楚日本在經濟封鎖面前的脆弱。他特別用心地囑咐白川要迅速平息上海的戰鬥然後返回日本。對於上海，裕仁行動堅決地控制著局面，而另一方面，在「農村」地帶的滿洲，他高興地袖手旁觀著他的帝國在擴張。 上海戰爭期間以及戰爭之後，日本的官兵都在實踐著1905年日俄戰爭後確立的決不投降的戰場教義，甚至到了病態的程度。1932年2月，被中國俘虜的空閑升少佐通過俘虜交換被遣返日本後，為了洗滌被俘之辱而自殺。空閑的尚武精神受到陸軍大臣荒木的表彰，後被供奉在靖國神社。從這以後，被俘倖存下來的官兵經常公開地被迫自殺。很多書籍、電影和舞台劇都歌頌了那些在上海前線主動奉獻了生命的「人體炸彈」、「肉彈」。這些故事提高了陸軍在國內的聲望，同時也增強了它在海外的神秘性。 第一次上海交戰之後，犬養內閣內部的意見分歧更加嚴重。在試圖控制部隊在上海的展開和軍事行動方面，犬養所能依靠的就只有天皇的支持——儘管軍人們的行動擾亂了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天皇還是不願意懲戒他的軍官們。就在上海的戰鬥激烈進行的時候，日本國內的戰爭狂熱不斷加深，輿論對政友會內閣政策的批判也在增強。「直接行動」出人意外地發展到離譜的地步並不令人感到奇怪——實際上成了恐怖主義。2月9日和3月5日，兩位重要的商界領袖——前若槻內閣財政大臣井上准之助與財閥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長團琢磨男爵——分別遭到暗殺。殺人犯來自一個被新聞報道稱為「血盟團」的秘密幫派。在對這兩起謀殺事件調查期間，犬養壓制了陸海軍在上海地區的軍事擴張行動。為了重整軍紀，他還就解除大約30名軍官的職務尋求閑院親王的支持。就在這個時候，另一片陰雲中的恐怖主義霹靂結束了犬養自己的生命，日本政治發生根本性轉變的時間表因此而提前。 1932年5月15日，年輕的海軍軍官們在犬養的首相官邸謀殺了他。另外由陸海軍軍官和平民組成的兩伙暗殺者向政友會黨總部、日本銀行、警視廳，更為嚴重的是還向內大臣牧野的官邸投了炸彈，要求廢除倫敦海軍條約，「散發傳單要求凈化宮廷內臣」。 在隨之而來的政治混亂中，天皇和他的顧問們決定放棄從大正時期開始的政黨內閣的嘗試。在木戶和牧野的建議下，裕仁完全支持官僚政治的政策制定體系，不再支持議會的兩個主要保守政黨的內閣制。議會政黨的活動仍在繼續，但宮廷派已放棄了向以選出代表為基礎的政黨內閣託付立憲制的方法。海陸軍領導人宣誓不再通過政變方式來攫取政治權力，而是將注意力轉到恢復各自軍隊的紀律上面。軍方停止了擴展政治權力，這給了宮廷派一個重整旗鼓的機會、使其得以任用一個反政變的內閣首腦。 犬養被暗殺次日，其他閣僚辭職，宮廷派開始著手商選下一任首相。同以往一樣，他們把與事件無關的西園寺招進宮來，以便在發布天皇決定時讓他來做天皇的代理人。從前連決議都是由元老做出，但現在卻不同了。5月19日，鈴木侍從長交給西園寺一封由天皇、牧野和木戶起草的信，上書裕仁關於選任下屆首相的「希望」。
九一八事變 裕仁的第一個「希望」是，「首相應該是一個人品高尚者」，這反映了牧野及裕仁的學識顧問、漢學家安岡正篤的思想。當時，安岡成立了「國維會」，主張讓「新官僚」佔據政治權力中樞。按照他的觀點，信仰天皇思想的忠實官員比實現皇室利益的機構更為重要。只有忠臣才能阻止「國體」免遭被國內運動分裂與推翻。保衛皇權的有效方法就是培養完全效忠於天皇的得力人士。在這點上，裕仁與20世紀30年代的「新官僚」是一脈相承。 裕仁的第二條希望——「革除當前政治弊端，整肅陸海軍軍紀，主要取決於首相的人格如何」——表達了他的關心所在，即要將這兩個最重要的任務放到新任首相身上。裕仁的其他希望則反映了他對兩個主要保守黨派輪流坐莊的不滿，因為輪換總是帶來政策的變化。對自己的大元帥權威受到侵害一點，裕仁沒有責怪反亂的將校軍官，而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以政黨為基礎的內閣。與軍隊的叛亂者相比，他更不信任議會政黨，他要通過削弱政黨內閣的權力——這本來是一項不可動搖的根本原則，來加強天皇的權力。 與政友會總裁鈴木喜三郎相比，想必老練的齊藤實海軍大將作為一個「舉國一致」的內閣首班，更能起用一些意志堅強值得信任的官僚。這些人將成為「新官僚」。他們沒有需要效忠黨派政治之憂，擁有與天皇共同的價值觀和目標，將通過服侍裕仁來為國奉仕。正如明治時期天皇和官僚緊密配合的那樣。現在必須恢復這種合作，包括任命激進的改革派的獨裁官僚來輔佐裕仁。 所以，很自然地，裕仁不把選擇「近法西斯思想者」放在考慮之內，這條禁忌暗指(如增田知子所指出的)新任命的樞密院副議長平沼騏一郎。身為反民主主義的右翼壓力集團「國本社」總裁同時又處於政治主流的平沼主張修改明治憲法。他希望自己組閣，他的這一想法得到了森恪的支持。他在樞密院、軍部和民間的右翼組織中擁有眾多的支持者，右翼活動家們早就為平沼入選宮廷官僚四處活動。因此，不要說西園寺元老，就是裕仁和他的近臣們也有充足的理由反對平沼。 然而在1932年，對於幾乎所有的日本人來說，「法西斯」一詞既模糊又神秘，主要是指義大利。因此，裕仁對「法西斯」的否定可能來自於(如增田所推測的)這樣一個信念，即，任何批評他的近臣、希望改變明治憲法的人在政治上都是不可相容的。裕仁需要的是能讓他感到安心的首相。如果那個人絕對忠誠且順從，那麼他是否持有法西斯思想並不重要，只要這位法西斯主義者反對政變，天皇就會滿意。有一個事例可以證明這一點。兩年後，裕仁對陸軍提出的中心概念「國防國家」沒有表示任何異議，即使這個詞來自納粹德國，意味著要按一條完全不同於明治國家的路線進行國家重組。 「維護明治憲法」也是天皇的一個重要信念。它表明裕仁深刻理解了1889年憲法的極為有用之處——該憲法既沒有規範權力的運用也沒有保護日本民眾有限的自由和權利。他當然不能允許這樣的憲法被修改，因為它早已合法地、「立憲地」實現了他和權力精英們所希望的幾乎所有形式的政治統治。 裕仁最後一條希望是把外交建立在「國際和平」的基礎上。這並不是對華盛頓條約體系的肯定，而是指維護新的、從侵略中產生的「滿洲國」建國後的現狀。儘管「帝國」剛剛吞併了新的領土，但在經濟上仍要依賴於它主要的批評者和競爭敵手英美列強。這種情況下，裕仁自然希望避免與英美髮生新的摩擦。因此，對「滿洲國」的鞏固應該積極地「和平地」進行。 犬養被暗殺的10天後，裕仁將首相的職位授予了高齡的齊藤實海軍大將。齊藤組成的「舉國一致」內閣包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財政大臣高橋是清、新官僚領導者後藤文夫任農業大臣、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和海軍大臣岡田啟介。這屆內閣在此後兩年多的時間裡，經歷了4次國會會議和閣僚的多次更迭，最終於1934年7月因捲入帝國人絹株式會社的受賄醜聞而垮台。在這段時間裡，齊藤主持了「滿洲國」建設、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和對政府機構的部分重組。 齊藤組閣伊始，馬上開始著手準備承認「滿洲國」。此事不僅要違背各項條約，與美國的關係也將會涉險。此時國聯、國際法和西方國家正在遭受日本政治家、新聞記者、軍部官員和知識分子的猛烈批判。國聯有關中日紛爭的決議被比作1895年曾迫使明治政府放棄了遼東半島的三方調停。陸軍大臣荒木指責國聯支持斯廷森的不承認方針，以及將判定日本的行為違背了凱洛格—白里安協定和國聯公約。荒木將軍還就西方白種人壓迫亞洲論進行了發揮。 表面上，日本是要宣告對一個獨立國家的承認，實際上，它是想行使對殖民地的宗主權。8月25日，外務大臣內田在第63次帝國議會上發言說： 我認為帝國對支那的態度，特別是9月18日事變發生以來，我方採取的措施極為正當且合法。「滿洲國」乃其居民自發成立，應視為支那分離運動之結果，帝國對這種新國家的承認與九國條約的規定毫無抵觸。 關於「滿洲國」，他表示：「舉國一致，即使國家化為焦土，在貫徹此主張上也不能退讓一步。」 森恪稱讚內田的演說：「有如向全世界宣告，我國的外交已經成為獨立自主的外交……有如一個外交上的宣戰布告。」這種思想觀念上的誇張和虛張聲勢清楚地表明其見解的異常，即至少從短期來看，日本的政策並不在於國家保障和經濟安定。 1932年9月15日，齊藤內閣正式承認「滿洲國」，簽署了日滿議定書。日本承擔起「滿洲國」的國防責任，而且在秘密的附屬文件中，被准予可以在那裡為所欲為。 國聯為調查這起衝突而成立的李頓調查團於10月2日向國聯大會遞交了關於滿洲事變的報告。但是後者沒有馬上對報告進行審議，以便給日本政府更多的整理和時間對應。
發動入侵 關東軍進犯熱河後，還有可能在北京－天津地區展開軍事行動，沒有什麼問題能比這個更讓裕仁焦慮的了。進犯開始之前，東京的陸軍司令部通過更換多名關東軍高級將領，重新整編在滿洲的官僚機構等方法試圖恢復對軍隊的控制。武藤信義大將被授予三項任命：關東軍司令、駐「滿洲國」特命全權大使和關東長官——這些職位從前分屬三個機關。同時，關東軍的規模也有所擴大。 1932年11月，裕仁得知關東軍將熱河省(鴉片收入的重要來源)看做是「滿洲國」的一部分，計劃在春天發動入侵。可是12月23日，關東軍的先遣隊已經到達熱河省入口的長城東端的山海關。在那裡，他們與張學良的部隊發生了小規模衝突。一個星期後，1933年1月1日，又發生了大規模戰鬥，日軍佔領了整個城市。裕仁意識到這次陸軍進兵將使日本與國聯的關係更加複雜，因此試圖(通過奈良)警告陸軍不要再擴大事態。一周後，他暗示牧野召開御前會議處理這個問題,但由於宮廷近臣的意見不一，御前會議沒有召開。 1933年1月14日，當參謀總長閑院親王請求裕仁批准向滿洲增派軍隊時，裕仁就熱河的事情向他發出了警告。根據牧野的敘述(木戶記錄也證實)，裕仁告訴閑院宮：「迄今為止在滿洲的順利推進已經十分幸運，今後若出現功虧一簣之事，將令人感到遺憾。熱河方面要特別謹慎處置。」換句話說，天皇指示閑院宮不要讓軍事行動做過頭。令他擔心的不是領土擴張行為本身，而是失敗以及失敗的責任最終落到誰的頭上。 而幾個星期後，裕仁就特意表彰了陸軍第二師團長多門二郎和滿洲事變開始時就加入戰鬥的朝鮮軍混成第38旅團司令官依田四郎將軍。將軍們到達廣島縣宇品港時，裕仁派侍從武官向他們轉達了嘉獎問候，之後又邀請多門和依田參加宮廷宴會，並向他們和其他高級軍官授予了皇家菊花紋章。本來這種禮物只表示一般的宮廷禮節，但此時卻表明大元帥對高級軍官們的行為的讚賞和驕傲。他們以閃電般的速度和極少的日本士兵的傷亡，擴展了裕仁負責管轄的明治時代的殖民地遺產。 在感謝他們的同時，裕仁還是有理由擔憂。因為，在中國東三省的軍事擴張要冒兩種風險，即與中國爆發全面戰爭和遭到列強特別是蘇聯的反對。莫斯科已在迅速建設遠東軍，從俄國的歐洲部分調入空軍部隊，並開始組建太平洋艦隊。1933年2月4日，裕仁批准熱河戰役後，閑院親王請求批准調動關東軍進入熱河。在沒有與齊藤內閣就此次入侵進行任何專門諮詢的情況下，裕仁給予了帶附加條件的批准——可以接受為鞏固日本對「滿洲國」的掌控而進行的擴張，但是不可以攻擊中國華北本土。他裁可了關東軍熱河的軍事行動，同時告訴閑院宮：「條件是不越過萬里長城進入關內。」 4天後的2月8日，齊藤首相上奏天皇：「如果入侵熱河使日本與國聯關係變得困難」，內閣將反對。 裕仁雖然嘴上未說，但也意識到行動有些倉促，於是開始試圖中止入侵行動。他要奈良告訴閑院親王決定撤回前面的許可，但奈良表示異議。他提議按照日程後天即是拜謁日，最好在那個時候直接告訴陸軍參謀總長。裕仁同意了。2月10日，閑院親王來到皇宮，裕仁將齊藤內閣的不贊成意見轉達給他，詢問能否中止熱河的軍事行動。 當時的記述表明，裕仁次日的心情相當糟糕，新任命的美國大使約瑟夫·C·格魯那天在宮廷的午餐會上見到了他：「天皇看起來非常神經質，面部痙攣比平常厲害得多。」下午，齊藤參見裕仁說如果實行對熱河的入侵，日本有可能被國聯開除，作為首相他雖然儘力阻攔這個行動，「但是軍隊強硬地堅持說他們已得到了天皇的許可。」齊藤離開後，裕仁召奈良入宮，「顯得有些激動」 地說，他打算行使最高統帥的直接命令中止這個作戰行動。奈良建議天皇三思。奈良在他的未公開的回憶錄中這樣記述了他的理由：「國策上，如果有害，沒有理由不能通過內閣會議進行阻止……熱河作戰的中止必須讓內閣下令。如果是陛下的命令使行動中止，稍不小心，難保不會引起大的紛擾，成為政變的起因。」 當晚晚些時候，裕仁派侍衛再次徵求奈良的意見。奈良很清楚內閣只有通過天皇才能控制軍隊，然而他卻在奉答書中回道：「內閣以外，任何人阻止這個行動都是不合適的。」裕仁默許了。接著，齊藤內閣認可了熱河的軍事行動。2月12日，裕仁再次批准了熱河行動，條件是「注意絕對慎重對待越過萬里長城一事，如不聽從，將下令取消熱河作戰。」可以看出，這是頗不高興的大元帥的口吻，而不是一個對統帥部的行動無條件服從者的語氣。 日本對於熱河——一塊面積「差不多相當於弗吉尼亞、馬里蘭和西弗吉尼亞總和」的地區——的入侵開始於1933年2月23日，這是國聯大會採納了李頓報告，拒絕承認滿洲地位發生的任何變化的前一天。2萬多日軍幾乎沒有遇到中國的有效抵抗，只用大約一周時間，就完成了軍事行動。 天皇依照他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曾經非常認真地試圖延遲、取消、指導和限制這次入侵。而侍從武官長奈良將軍積極地勸阻了他。設法勸說天皇沒有運用最高統帥的大權是奈良最後的重要成就。隨後不久，閑院親王就任命關東軍的前司令官本庄繁代替了他的職位。裕仁先是對這個選擇略微表示了不滿，後在侍衛長鈴木和閑院親王的要求下表示了同意。後來，天皇通過對本庄的考察，發現他確實完全不值得信賴。不過，他並沒有強烈反對這位幾個月前才功成名就的民族戰爭英雄。
軍事和經濟擴張 1933年新年剛過，在日內瓦的日本代表團就發覺自己受到了完全的孤立。此時東京正因國聯拒絕接受日本對事件的解釋而怨氣衝天。當外務大臣內田上奏天皇提醒他退出國聯的問題已經十分緊迫時，裕仁只是詢問了退出將對日本監護國聯承認的前德國在密克羅尼西亞的佔領地有什麼影響。2月20日，齊藤內閣正式地——但卻是秘密地——決定退出國聯。24日，國聯以42票對(日本)1票，通過了一份拒絕承認「滿洲國」並溫和地批評日本侵略的報告。一切都在預料之中，沒有人感到驚訝。能操一口流利英語的日本代表團首席代表松岡洋右隨即準確地執行了內閣的「既定方針」，離開了會場。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告國聯日本已經退出。 裕仁利用這個機會向國民發布了詔書。詔書由外務省亞洲局長谷正之與天皇和牧野商議後起草，其中還包含了對軍隊不起作用的諭示：「文武各恪守其職，庶眾各淬勵其業，向所履正，行所執中，協力邁進，以處此世局。」然而，詔書的真正用意在於強調由於在「滿洲國」問題的意見分歧迫使政府不得不退出了國聯。而且，退出並沒有違背「國聯的根本精神」，日本還會繼續「為人類的福祉」而努力。通過對一項明顯該否定的行動作肯定和正面的描述，詔書成就了修辭上的錯置，使每件事都變得模糊曖昧。這個早期的實例很快成為標準的常規做法——通過揉進反對方的行動和主張來掩蓋無法解決的內部紛爭，把本來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表現成似乎達成了一致。 有趣的是，在內閣投票表決退出國聯的同一天，牧野在他的日記中做了如下記述： 退出國聯的問題的意義未充分領會，似乎只要退出就是大大地達到了目的，退出行動本身竟成了目的。為達成此目的而狂亂呼號的言論界的現狀，表明帝國人心之輕佻。瞻念前途，不勝憂慮。相信時日推移之後必悟此理。 或許牧野還應該詳述一下媒體在為滿洲戰爭製造支持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不過他對公眾對於反國聯的宣傳不加批評的態度沒有說錯。許多人很容易被說服向右或向左，甚至徹底改變觀點。而他本人和天皇又是如何呢？在宮廷對軍事擴張採取姑息政策的背後，是對擴張政策的信念，是對如何發揮天皇權威統治軍隊的意見對立，是對國內動蕩的恐懼。對這種恐懼尤為敏感的牧野，在亞洲門羅主義風潮的面前，立即放棄了他對日－英－美協調路線的支持。他沒有與軍部發生衝突，而是公開放棄了長期信賴的凡爾賽—華盛頓條約體系。他支持裕仁退出國聯的決定，而這曾是他本人協助建立起來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講，居於政治頂層的裕仁和牧野，可以說是這個變節的10年中最早的變節者。 沒有看到任何文獻，可以表明裕仁或他的近臣們曾試圖修正陸軍的大陸政策，以避免與國聯的決裂。也許是受到公眾陶醉於陸軍勇猛作戰的氣氛的影響，裕仁決心去冒險。對於可能由此導致的外交孤立，他幾乎、甚至是完全沒有提出任何疑問就批准了內閣決議。對他來說，在當時與不馴服的陸軍保持良好的關係比國際親善更重要。裕仁沒有悟到，國際孤立並不能治癒內閣與陸軍之間內在的結構上的分裂，而這個裂縫，隨著他直接行使統帥權只會變得越來越寬。 齊藤首相同樣目光短淺。在向貴族院的一個秘密會議(2月21日)做報告時，齊藤與天皇一樣，只對退出國聯所帶來的短期的小處影響表示了憂慮，比如國聯和美國是否會允許日本繼續控制在南太平洋託管的島嶼等。人們也許會認為裕仁應該向齊藤就退出國聯的長遠後果提出問詢，但是沒有證據表明他曾經那樣做過。 新外交政策激發了日本人對自己以及外部世界認識方法的變化。舊統治精英們在大蕭條最糟糕的階段沒能給民眾帶來希望和勇氣，國民於是轉向支持軍隊。軍部至少被看成是民眾痛苦和困境的理解者，並且準備出手相救。一旦國民聽任反中國、反西方的排外主義發展，並欣然接受滿洲事變，遏制軍部的惟一機會就落在了宮廷派手中。如果裕仁和他的近臣們態度堅定，那麼向亞洲門羅主義——宣揚日本擁有保衛亞洲不受西方侵害的權利——的傾斜不是沒有逆轉的可能。可是宮廷派和有宮廷背景的那些人也傾向於以種族對抗的觀點來看國際事務，他們平時對追隨哪條路線本來就有見風使舵的傾向。結果，他們選擇了與軍部的合作。 在亞洲大陸推行軍事和經濟擴張政策，無疑也是對歐美列強的挑戰。這個挑戰，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變得更加容易。齊藤內閣登場時，在工業化的西方國家裡，形態迥異的國家組織體系和價值觀成為那個時代的特徵。在德國，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歐洲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最革命的、恐怖主義的、種族主義的運動——1933年1月，正大步向政權邁進。他們公開的目的是摧毀凡爾賽體系，重整軍備，為戰爭做準備。 英國保守黨就中國市場的控制權與日本競爭的意識強烈。1932年渥太華的大英帝國經濟會議上，托利黨轉向貿易保護主義，決議建立大英帝國內的英鎊聯盟，通過對帝國成員的優惠關稅設置貿易壁壘。 在奉行孤立主義的美國，剛剛上任的新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採取了不同的方法處理經濟危機。他支持自由貿易，儘可能地與更多的國家締結互惠貿易協定以降低關稅。特別是，他通過改革國家的某些嚴重的弊病，提出新方向，努力給民眾以希望。但是新政的復興政策放置了美國南部的種族歧視(尤其對黑人)體制，同時還有減少西半球和菲律賓對日貿易輸出的傾向。 至於蘇聯，其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政策標誌著非民主主義的重工業化。1932年，蘇維埃政權在完成了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重返國際舞台。它還著手增加軍用飛機和坦克的產量，重新裝備其「遠東紅軍」——主要目的是為了對抗日本在大陸的擴張。令人無可辯駁的是，有著巨大軍事潛力的蘇俄能成為日本戰略野心的障礙，而共產主義是一種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威脅。 日本的大陸擴張支持者強調了與美英的其他摩擦。儘管美英兩國處理經濟蕭條的對策不一樣，在對日政策協調上存在困難，但它們的政治家們都被描繪成在國內是徒有其表的民主主義的虛偽實踐者，在國外是帝國主義現狀的捍衛者——日本的新聞記者很喜歡這樣描述。相反地，日本擴張主義的支持者很快暗示德國的納粹抬頭對日本來說是個好兆頭。德國在日本之後退出了國聯，成為英美和蘇聯的潛在敵人。1933年，納粹德國也處於非常狀態，與日本一樣，正致力於民族和文化的復興。
日本的「生命線」 這樣，日本的領袖們為了使他們在滿洲的行動正當化而提出的思想觀念，從世界資本主義的崩潰、非常時期財政和貿易聯盟以及在國內的政治和思想體系的對立中找到了援軍。1932年1月28日，在為裕仁及其近臣所做的「御進講」中，前陸軍大臣南次郎大將為陸軍創立獨立的「滿洲國」做解釋時，強調了國家安全保障的必要、資源和領土的不足。他告訴天皇說，「日滿共同經營」，將使日本能夠「抵擋外國的經濟封鎖」並「永遠成為一個強國」。另外，掌握了整個滿洲，還將解決到30年代末日本人口預計將達到7000萬的「人口問題」，為日本迅速增長的人口提供空間。 松岡洋右(南滿鐵道會社前理事)也於1932年2月8日在宮廷「御進講」，題目為「日滿關係和滿蒙外交史之一斑」。面對裕仁的提問，松岡用生物學做比喻，有些曖昧地強調了維持像日本和中國這樣在人種上如此近似的民族間的親善關係的困難之處。「這是一個生物學的原理」，他向海洋生物學家的天皇這樣說。 經常參加宮廷近臣討論的近衛將圍繞中日關係存在的問題置換為白黃人種之間的種族衝突，宣稱日本人在精神上優於對手白種人。對近衛來說，滿洲事變就是「一道穿透正覆蓋日本周邊的黑雲的閃電」。他論述道：「即使滿洲事變沒在那個時候、以那種形式發生，遲早也一定會進行某種嘗試，驅散這烏雲，為日本的命運開闢一條道路」。在1933年2月發表的題為《改造世界現狀》的文章中，近衛就人口壓力與戰爭的因果關係發出了馬爾薩斯式的警告： 戰爭起源於領土與資源的不公平分配，不調節現在不合理的國際現狀，就無法達到真正的和平。為此，至少應承認「經濟交流的自由」，即，廢除關稅壁壘和開放資源，以及「移民的自由」這兩大原則。可是這些條件在近期實現的可能性很小，「對日本來說，年年近百萬人口的增長，使國民的經濟生活受到沉重的壓迫，」我們不能坐等實現，「不得已，作為今日生存的惟一之路，我們選擇了向滿蒙的進展」。 對於近衛來說，自然法則的必要性、不可迴避性和自我保護證明了日本徵服亞洲的合理性。他這樣嘲笑西方人： 竟以世界和平的名義堅持審判日本在滿蒙的行動。他們或是揮舞國聯的公約，或是以不戰條約為盾牌譴責日本的行動，甚至還有人以日本人就是和平人道的公敵那樣的口吻嘲弄我們。然而真正妨礙世界和平的，不是日本而是他們。他們沒有資格審判我們。 對於那些認為日本本土和殖民地朝鮮需要領土上的「緩衝地帶」以抵抗蘇聯的共產主義和中國的反帝國主義的人來說，一個「獨立的」「滿洲國」的構想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滿洲國」的衛道士們還以其大量資源形成的巨大經濟優勢作為他們侵略的理由。及時建立的「滿洲國」將成為一個生存空間，為日本不斷增大的農村人口提供土地、家園和食物，同時它的煤、鐵和農業資源將加速日本經濟的成長，在此期間為未來與美國的持久戰爭做好準備。 將帝國日本轉變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帝國」 ，對在亞洲的西方殖民競爭對手擁有抗衡的優勢，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寺內內閣所追隨的「亞洲門羅主義」的重演。自給自足體制需要廣泛的公眾支持，然而，只有當西方勢力被認為是在惡意欺侮日本時它才會獲得這種支持。自給自足經濟也對日本資本家有著特別的吸引力。當時，他們正在摸索減輕對外國資源和技術依賴的方法，準備將他們的國內投資從輕工業轉向重工業和化工業。 滿洲事變中，那些由日本輿論領袖鼓吹的誇張利己的對國際形勢的解析中，沒有什麼比把滿蒙描述成日本經濟、戰略和道德的「生命線」、「生存之惟一手段」更能有效地贏得陸軍支持的說法了。生命線的比喻最早由松岡提出，激起了廣泛的愛國主義情感。受到關於陸軍在滿洲行動錯誤報道的影響，許多日本人似乎很願意與甚至是列強中最強大的國家對抗，以保護祖國、維護國家的榮譽。如果說對「滿洲國」的承認和退出國聯，導致了對國際法本身的拋棄，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國際法是西方的概念，是為了在一個有利於英美的時點把國際秩序固定化而制定的。日本將以發源於天皇的規範為基礎，創建自己獨自序列的國際框架，而天皇是道德的化身，比起英美所愛用的抽象的法律更為真實。 近衛最為典型地體現了日本人的這種憤憤不平的民族主義感。他在早些時候(1918年12月)所寫的著名的論文《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義》中，就曾論述說白種人歧視黃種人，如英美那樣的先進國家壟斷殖民地，違背了「正義與人道」的國際基準。日本作為「黃色人種的不發達國家」，不應該提倡「對維持現狀的盲從」，而要提倡一個將日本放在世界的中心位置，以日本的視角安排秩序的「和平之標準」。 這個將現時代視為富國與窮國的衝突、種族群體的對立的二元論觀點，如今使近衛傾向於支持事變，提倡解散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以及廢止支撐它們的各種國際條約。在1935年11月的一次演講中，近衛批判了國際聯盟、凱洛格—白里安協定、九國條約和倫敦海軍裁軍條約，說：「義大利的政治家極其大膽坦率地說明了義大利為什麼必須擴張。德國的政治家把德國需要新的領土的意向公然列入了納粹綱領中。然而日本缺乏這種坦率。」近衛認為缺乏坦率的原因在於「日本人的腦袋裡滲透了英美本位的思想，把以維持現狀為基礎的和平機構奉為了神聖。」 儘管近衛因為這些強硬的主張經常受到元老西園寺的批評，但卻得到了裕仁的賞識。無法證實天皇做出批准日本退出國聯的決定是否受到了近衛的影響，但裕仁一直接觸的都是列強出於人種對立的心態，企圖遏制日本上升為亞洲的主導力量的觀點。此外，我們還知道近衛的思想確實影響了與天皇最為接近的宮廷官員，以及各個方面的精英。這些精英，是輿論形成的重要力量。 然而，最終是短期的政治考慮使裕仁與軍部攜起手來。裕仁看到幾乎所有國家都接受了日本造成的既成現狀，並從這個事實中獲得了信心。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西方列強承認「滿洲國」，但是也沒有任何國家因其侵略行為對日本發動經濟制裁。在裕仁看來，當務之急是穩定因首相暗殺事件、近臣遭襲事件和政變未遂而動搖的國內政治局勢。他需要優先考慮的是避免與關東軍司令的衝突，他需要關東軍來守衛「滿洲國」。
炮擊山海關 有關滿洲事變期間裕仁的私人生活，除了河井彌八日記中的兩頁文件，和小說家小山伊都子稱曾非正式地面見過天皇，讀過宮廷文件而記下的幾則軼事之外，實際上沒有公開發表過的文獻。 時至1932年，裕仁和良子結婚已經8年。她生了4個女兒，其中3個活了下來，當時正懷著第5個孩子。那個夏天，滿洲的形勢迫使他們留在首都，無法去葉山御用邸避暑。每天，他們在各自隨從的陪伴下度過很長時間，認真執行著有規律的工作日程。習慣上，裕仁7點30分起床，而良子稍微早一點。兩個人不用僕人幫忙自己穿好衣服，早餐通常是牛奶和兩個「女官」準備的食物。他們吃完後，一名女官搖鈴，當班的侍衛們便知道可以進來並問候他們了。他們的一天從入浴開始，隨後是各自進行戶外運動。懷孕的良子的運動包括照看花壇或者在一名保姆的陪伴下打一場高爾夫球。到中午，裕仁從辦公室回來與她共進午餐，然後去工作直到下午4點，再和她一起喝茶。他們在6點30分前後共進晚餐，9點前後吃些點心，通常是10點到卧室就寢。當良子不侍弄花園時，她便利用這個時間為滿洲的部隊卷繃帶。 1932年夏天至秋天是他們人生中最感壓力的一段時間。他在艱難地處理滿洲危機，而她則擔心自己無法為皇位生出一個男性繼承人來。他們作為國家的公人，一直過著嚴格管理下的生活，近來他們聽從內大臣牧野、秘書官長河井和侍衛長鈴木的意見，同意讓他們的第一個孩子，6歲的照公主離開宮廷，住進皇宮內的另一座建築。他們兩個人都不願意這樣做，但是他們並沒有試圖反抗這一宮廷傳統。 在這種氛圍下，1932年末的一天，良子皇后流產了。之後裕仁的壓力開始增大，被要求添置側室以完成他作為君主的責任。曾任學習院院長和宮內大臣，服侍過明治和大正兩代天皇的長老田中光顯伯爵開始在東京和京都物色合適的側室。他們選出10位公主，其中3名進入最後一輪選拔。據說有一名公主(可能是最漂亮的)被召入了皇宮，在良子的陪席下和裕仁一起玩了牌。奉行一夫一妻主義的裕仁據稱除此以外再沒給過這位公主更多的關心。1933年初，良子再次懷孕，12月23日生下了明仁太子。他們的生活危機結束了。 進犯熱河以及日本退出國聯後，關東軍擴展了佔領範圍：1933年4月初，陸軍進入了位於萬里長城以南、北京附近的河北省。裕仁進行了干涉，侵犯行動暫停下來，陸軍退到了山海關。但是5月7日，陸軍再次越過萬里長城進入華北。這一次，裕仁事後雖然承認了此次行動，但是向侍從武官長本庄表達了他的惱怒。本庄在5月10日的日記中記述道：「陛下沒有阻止這次作戰的意圖。只是不能容許這種違背統帥精神的行為。」當然，天皇還是容許了，因為他沒有別的選擇。 當月，關東軍司令部發言人聲明，熱河已被併入「滿洲國」。公開聲明中沒有表明，實際上還合併了河北省和察哈爾省的外圍地區。合併的決定既沒有得到內閣的事先批准，也不是根據「條約的權利」。5月的最後一天，中國軍隊的指揮官簽署了屈辱的塘沽停戰協定，事實上承認了建立大「滿洲國」，並在河北東部長城以南建立一個非軍事區。至此，西方所關注的滿洲事變結束了，至少暫時是這樣。 停戰協定雖然使充滿不安要素的政治和軍事形勢穩定下來，而對立勢力間的衝突反而增大了。中國的抗日游擊隊繼續在「滿洲國」征戰。此後的4年中，「滿洲國」和華北之間的「緩衝地帶」被證實並不是一個和平地帶，而是關東軍不斷向長城以內的華北五省施加政治、軍事和經濟壓力的基地。但是，單是這個地區的存在，加上蘇聯有意向日本出售中東鐵路以及英國試圖改善對日關係，這些都使裕仁相信國際緊張局勢很快就會緩解。 至於蔣介石，為了爭取時間加強軍隊建設和發展經濟實力，選擇了短期內對日本讓步的道路，這位總司令現在可以集中精力與共產黨作戰了。可是，只要日本軍隊控制著滿洲，並且擺出架勢要將國民黨的勢力清除出華北，中日關係就永遠不會恢復正常。無論是蔣還是中國民眾都沒有讓日本的侵略僥倖得手的意思。 在日本，相互爭鬥的勢力也轉向了國內舞台。皇道派的將領和支持者們仍然把持著實權，陸軍和海軍依然不和。在重巡洋艦「高雄號」上服役的28歲的高松親王在他1933年6月11日的日記中說，陸軍中籠罩著一種「法西斯情緒」，政治家們應該對此有所認識。停戰協定使天皇很高興，但是這還不夠。「此時，要不為軍隊的脅迫所動搖，且要抑制財閥的利己行為，要想辦法重建和諧之日本。」幾個星期後，高松宮記述道：「如今國民財富的九成被大約一成的富人所掌握。」7月21日，他的擔憂轉到了 「無人能充分理解」的海軍力量上，這不僅指「炮擊山海關和上海事變」，還包括了整個危機中「陸軍和外交的行動能量之大」。之後的幾個月中，親王注意到了海軍以及整個社會中不斷增長的激進主義跡象。1933年快要結束時，明仁皇太子的誕生使高松宮感到既高興又輕鬆，他終於卸下了皇位繼承人的重擔。皇室血統無恙存續的消息也給國家帶來了普遍的寬慰，雖然只是短暫的。 1933年末，國家政策仍然處於不斷波動之中，「滿洲國」的殖民化未見大的進展，戰爭的熱情卻開始消退，而這些都不是軍隊首腦、官僚和新聞記者所希望看到的。由於擔心對軍國主義和戰爭的熱情將會逆轉，陸軍的宣傳者們採取了行動。大報的影片製作部門已在競相出品有關事變的「視覺報紙」，或是新聞紀錄片。大阪每日新聞社把它看成是擴大事業規模和提高收益的好機會，製作出一種新型的愛國影片，向國民展示未來一個時期需要做什麼。製片人水野新幸解釋道：「共產主義和全體主義正處於相互爭鬥的狀態。恐怖行為盛行各地。頹廢主義流行，人心歸趨不知所之。此時無論如何不能僅靠報紙的社論之類，應該利用我們平時考慮的電影的偉大力量，使國民認清思想混亂的狀態和國際形勢。」於是，一部受到廣泛稱讚的紀錄片《非常時期的日本》在陸軍省的協助下於8月攝製完成，1933年後期在全國各地上映。
「滿洲國」會見溥儀皇帝 《非常時期的日本》主要使用1931—1933年初收集到的生動的愛國主義形象的照片和場景，高度弘揚了天皇制思想，即便在今天，也是一部重要影片。在這個電影中，日本軍部利用裕仁的精神權威，把擴張主義描寫成帝國——以及他們自己——的道德使命。通過放映國民一體的各種感人的視覺影像，重新闡釋了20世紀30年代初期的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邏輯。 電影由12個部分構成，陸軍大臣荒木為其中一半做了旁白，他每次出現時，畫面上都推出亞洲和太平洋的巨大地圖和日內瓦的圖片。荒木把軍事力量等同於道義，用神話作為理解事變意義的參照系。他有兩個主要的表現，一個是神賦予「神國」的「偉大使命」；另一個是中國與西方列強是日本的敵對勢力，妄圖孤立日本，阻止「大和民族」實現其「保衛東方和平」的神聖目標。在電影的後半部，荒木從戰略和文化兩個視點對日本的使命作了更加明確具體的定義。這個使命就是「建設東洋式的和平樂土」，意指建設「滿洲國」，在那裡實現種族和諧。也就是說，荒木將日本的擴張講解成了在「滿洲國」實現反種族主義的烏托邦，是一種神聖的理想主義的實踐。 對於荒木來說，日本面臨的內部威脅與外部威脅同樣嚴重。他宣稱，「不分一二，心醉歐美，全盤接受(西方)文化」 ，「已經到了日本民族自己的理想掃地出門的關頭了」。此時，屏幕上出現摩登的情侶們在銀座的舞廳中翩翩起舞，手牽手漫步於暮色中、繁華的東京街道上，這些都是20世紀30年代初西方文化不斷受到歡迎，日本民眾開始受其影響的典型鏡頭。隨後，推出的是皇軍部隊在滿洲嚴寒酷暑中戰鬥，學校的女孩子在老師的指導下給士兵們寫慰問信，神社中的參拜者，與前面的鏡頭進行對比。荒木譴責舞蹈、高爾夫球、美國電影、女性的化妝和在公共場所抽煙、共產主義者和一切屈從西方的價值觀陷入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物質主義的人們。替代這種污穢的應該是傳統的意識，比如農村生活、神道信仰和軍隊服役等。當務之急是要放棄對享樂的追求，為完成偉大的民族使命甘願接受個人的痛苦和犧牲。 通過電影，荒木拔高提煉了結束不久的滿洲事變的意義。它是一個 「天的啟示」， 釋放了日本民眾的巨大能量。同時也是一個 「天的警鐘」，提醒該恢復建國以來就支配日本的「皇道」的偉大原理。為了強調荒木的話，銀幕上接連出現了瓊瓊杵天尊從天而降之地高千穗山峰、神武天皇登基、伊勢神宮、橿原神宮、熱田神宮、明治神宮、從二重橋上拍攝的皇宮、和1928年昭和天皇裕仁登基大典的映像，這些畫面把神話時代和現在結成了一體。 在影片的最後部分，荒木給國防下了定義，並說明了「精神動員」將如何使日本衝破「以國聯為中心的全世界的包圍攻勢」這個環繞日本的「鐵環」。伴隨他的講話，觀眾聽到的是「君之代」的樂曲，看到的是昭和天皇在檢閱士兵和機械化部隊的列隊行進，航行的軍艦在鳴禮炮。荒木解說道： ……說國軍的存在是道德性的存在也是這樣的意思。作為我國，因為要特別捍衛空間的發展，即捍衛繁榮向上的精神和與天地共存的國家的悠久性，所以，我不同意一談到這些，馬上就以狹隘的地理意義以及對應的概念來論國防……我國的軍隊，既是皇軍，同時也是國軍。因此，軍隊的建軍精神就是行使被認為是國德之本的三種神器所彰顯的日本的天皇道。就是說，我認為日本軍隊的精神在於體現統率軍隊的神聖的陛下的精神，發揚國德即天皇的慈心宏願。不為陛下以外任何人的命令所動的理由就在於此。 聲言軍隊是「國德」的體現，對外擴張展示了裕仁的「神聖精神」，荒木的目的在於引導觀眾接受他的整個論證的中心，即日本必須為精神總動員做準備。「9000萬國民結為一體，捧翼奉皇。即為了推廣天皇聖德，只要團結並進直到最後的5分鐘、最後的最後，我們就一定能夠看到最後勝利的輝煌」。蒙太奇手法的快鏡頭展示了愛國商人向軍隊捐獻飛機，婦女接受軍事訓練，賓士在路上的摩托車，國家的工業化，噴著濃煙的工廠的煙囪，人們快速而有活力地奔走。幾個片斷後，攝像機切入了「炮彈三勇士」出發奔往上海前線的鏡頭，他們在那裡炸毀了敵人的營房。影片展示了他們勇敢精神產生的根源，最後放映了他們的墓地。 隨著影片接近尾聲，鏡頭喚起了日本戰勝逆境的情感。登山者們不屈不撓地穿過風雪攀登高山之巔。武藤陸軍大將前往「滿洲國」會見溥儀皇帝。映出的地圖上，一團黑雲從遙遠的日內瓦城市上空升起，快速地向東移動籠罩了日本。東京的群眾歡呼著迎接日內瓦歸來的外交官松岡，後者向皇宮深深地鞠躬。同時，日本伸展開來，撐開了箍住自己的鐵圈。電影最後由已故明治天皇的三首戰爭詩結尾，詩歌暗示了精神動員的必要性，提醒觀眾沒有巨大的努力和自我犧牲就不會成就偉大的事業。 陸軍第二個促進意識高揚的努力，是一本名為《非常時國民全集》，出版於1934年3月。這本書是一套七卷全集的一部分，目的在於介紹軍事和外交專家們關於「非常時期」各個方面的認識。15位陸軍的撰稿人——代表了許多核心軍官群體——試圖提升民眾對於現代戰爭的性質和日本所面臨的危機的認識。不過，從他們主要論述的思想中可以了解陸軍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學到了什麼，沒學到什麼。 新任陸軍大臣林銑十郎大將所做的序言顯示了陸軍仍存在著日俄戰爭那種過分簡單的取勝心理。對林來說，未來的戰爭規模將非常宏大，需要國家總動員，但仍不過是日本經驗過的戰爭的放大。參謀次長植田謙吉闡述到，國家備戰意味著強化軍備，「政治、經濟、財政和所有其他的社會機構團結」成一個整體，完善戰爭的領導體制。其他的作者將國力的發展單純等同於技術上的「充實軍備」。沒有人認識到20世紀中葉的工業化國家的戰爭，需要高效的生產力，大量生產以及沒有受到科技落後以及農業蕭條摧殘的充滿生機的經濟。不過，陸軍領袖們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了對日本社會官僚政治大重組的志向。 陸軍士官學校幹事東條少將斷言：「現代國防戰爭，將涉及到非常廣泛的部門」，需要建設軍事、經濟、思想和戰略所有形態上都能夠「一元化管理的國家」。滿懷反西方的忿滿情緒，東條詳細論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勝的民主主義各國是如何進行反日本的思想戰爭的。今後，日本必須傲然自立，為了即將開始的「皇道文化思想聖戰」，「向世界恢弘真的道義。」《非常時國民全集》的其他作者傾向於「將為全面戰爭而進行的國家總動員變成為了自給自足獲取『資源的問題』。」佔據這些軍隊指導者思想的是對亞洲大陸的領土佔領和與美英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毫無疑問，從日俄戰爭後的戰術和戰略中受到影響的裕仁天皇相信，決定戰爭勝利的是優越的武器而不是優越的生產力。然而，與他的軍事將領們不同的是，他對和英美決裂比較消極，也沒有感到有什麼必要對政府機構進行迅速而徹底的整頓，以及對整個經濟實行即刻的軍事化。這樣做會威脅到皇室的穩定。這種認識區別既關係到變革的方向也關係到變革的速度。為了確保更大的行動自由以建設全面戰爭經濟，軍部的激進分子將不得不與天皇及其擁護者直接對抗。
第二部 聖戰嚴懲支那軍 1937年7月8日(此為著者觀點，中國為7月7日——譯者注)清晨，北京郊外約30公里處突發了一起不祥事件。駐紮在丰台的日本軍與中國駐防部隊在馬可波羅橋(中國名盧溝橋)發生衝突。東京的陸軍參謀本部馬上得到了報告，指示將前一天晚上由短暫的步槍交火所引起的這個問題就地解決。位於北京至漢口鐵路線上的盧溝橋附近地區的交火持續了3天。至11日，經當地雙方指揮官協商，簽訂了停戰協議。之後大約3個星期，軍隊的指揮者成功地維持了停戰協議。 這時，軍部內在對中政策上產生了嚴重分歧，鑒於事態嚴重，正在雙葉休養的裕仁不得不返回東京。分別以陸軍省軍事課和陸軍參謀本部作戰課為主的一派認為盧溝橋事件是一個機會，因為日本與中國之間存在著許多惱人的未決問題，比如說，「滿洲國」從未得到中國政府法律上的承認，標誌滿洲事變結束的停戰協議也沒有得到遵守，設在華北各省與滿洲之間的非軍事區經常遭到侵犯等等。如果將北京郊外的這場戰鬥當做一個挑釁的借口的話，那麼所有與中國的未決問題都將會通過一場有力的軍事打擊得到解決，因為中國人永遠也不會是一個難對付的軍事對手，所以，應該立即將部隊調至北京地區，「保衛日本人的生命和財產」。持這種強硬主張的軍官得到了關東軍參謀部軍官和南滿鐵路公司(皇室為投資股東)的一些文職官員的支持，他們希望將公司的鐵路線從「滿洲國」延伸到華北，因此希望看到事件的擴大化。①而另一派由上層少數資深官員組成，以參謀本部第一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及其部下第二課課長河邊為中心。他們擔心中國的情況變得太混亂，會導致把增強自身實力的軍備資源轉向對蘇聯防禦上去。7月9日，近衛內閣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暫時延緩向華北增派部隊時，主張就地解決事件的不擴大派的觀點暫時佔了上風。然而，擴大派早已在幕後進行活動，讓本土的師團處於待機狀態，並起草了增派部隊的命令。當近衛內閣11日再次開會時，9日的決議被推翻，會議決定從關東軍、朝鮮陸軍和本土向華北派數千部隊。 此時，裕仁對華北事件首先考慮到的是可能來自蘇聯的威脅。一個星期前的6月30日，不守規矩的日本第一師團在阿穆爾河的干岔子島上修築防禦工事。那裡是北「滿洲國」和蘇聯之間界限不清的邊境，蘇聯軍隊也來到了島上，隨之發生交火，日本方面摧毀了兩艘蘇聯炮艦。蘇聯方面則表現得比較克制，雖然調來了更多的部隊和炮兵，但是沒有立即反擊。②東京和莫斯科互相指責，事態解決的嘗試似乎就要開始。俄國人會不會沿著「滿洲國」邊界發動攻擊呢？天皇在會見近衛首相、新陸軍大臣杉山和海軍軍令部部長之前，首先召見了陸軍參謀總長閑院親王。 「如果蘇聯從背後攻擊的話，怎麼辦？」陛下問道。閑院宮回答：「我想陸軍會回擊的。」聽了回答，陛下又重複道：「那不過是陸軍的武斷。如果萬一蘇聯發動了攻擊，怎麼辦呢？」殿下只是說：「那沒有辦法。」陛下因此看起來非常不滿意。③裕仁想確切地知道應變計劃，而閑院宮迴避了這個問題。可是，儘管他對閑院親王的報告很失望，還是同意了近衛內閣的決議，向華北派兵，在派遣令上蓋上了他的印章。 明知有停戰協定，但是急於一下子解決所有與中國懸而未決問題的近衛內閣決定擴大事態，而天皇從一開始就默許了這一點。盧溝橋事件後的決議程序與滿洲事變的模式有很大區別。那時是當地將校造成非法的既成事實，天皇事後明確地追認了他們的行動。而這次，近衛內閣主動與陸軍的擴大派串聯一氣，裕仁也是從一開始就不支持不擴大派的方針。另一方面，就某一點而言，這個成為中日戰爭起因的最初事件與早有預謀的滿洲事變有相似點。7月8日，向駐紮在盧溝橋附近丰台的中國軍營地的射擊，是一名日本連隊長在沒有中央指揮部命令的情況下任意決定的，目的是要製造「日本軍受到攻擊」的假象。儘管這次行動沒有真正引起戰爭，裕仁後來在提到它時，還是責怪陸軍將一場已經平息下來的小衝突擴展成一場漫長而痛苦的中國戰爭。④戰爭開始3年後，天皇回顧並詳述了7月初那一天，當他仔細考慮在華北應該做什麼時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他首先考慮的是不得不準備與蘇聯作戰了，因此他認為與中國方面除了妥協和拖延別無選擇。他為此與閑院親王和陸軍大臣杉山談了干岔子島問題。他們告訴他不用擔心陸軍對蘇作戰的準備：「即使與支那發生戰爭，兩三個月就解決了。」對於裕仁來說這似乎是解釋得通的，所以他很快將這個問題放到了一邊，轉而與近衛首相商量召集御前會議通過決議解決問題。如果軍部反對這個決議，到時再說。他與陸海軍大臣和統帥部長也談了話。他們沒有使他確信究竟該走哪條路，但是「他們在對中國戰爭的時間表上取得了共識。這就很不一樣。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們行動吧。」於是對中國的戰爭就開始了。然後事態很快明朗起來，日本在中國的兵力不夠。天皇說：「乾脆把滿蘇邊境的部隊調過去。」但是統帥部告訴他：「那不行。」⑤裕仁對自己這個目光短淺的決定什麼也沒有說。 1937年7月11日，近衛內閣向日本國民發表的政府聲明稱，很顯然「支那方面」有計劃地發動了武裝抗日，因此，才下令向華北派兵。「但是，維持東亞和平一直是帝國的願望，所以，為了不擴大衝突局面，政府今後也不放棄和平交涉的希望。」⑥日本國內的報道，強調了近衛內閣希望將戰鬥控制在北京——天津地區，毫無批判地、全面接受了責任完全在中國方面的主張。這時，昭和天皇在處理內部分裂、有著嚴重缺陷的軍部問題上已經取得了相當的經驗，大概知道事情的真相併不像報紙所說的那樣。但是事件已經發生，而且正在進行中，需要的是如何儘快結束。 就在與中國國民黨軍隊的小摩擦不斷發生之際，一場全面進攻的準備正在進行中。裕仁對蘇聯介入的擔心在減少，對內閣——外務大臣廣田、陸軍大臣杉山、海軍大臣米內和財政大臣賀屋興宣⑦——公開表明觀點，反對將事件擴大到北京——天津以外地區感到滿意。 兩個星期後，關東軍和朝鮮軍的增援部隊與本土派出的3個師團匯合，7月25日，在天津附近的廊坊，第2天在靠近北京中心的廣安門，發生了幾次與中國部隊的小規模衝突。這時，裕仁開始施加壓力，要求進行一場結束戰爭的決定性戰役。7月27日，他批准了國家令，指示駐中國部隊司令官「嚴懲京津地區支那軍」，並且「命你們負責同地區主要區域的治安。」
支那事變 日本軍的總攻擊經過天皇的批准，嚴格遵從了東京發出的命令。只經過兩天的戰鬥，日本軍就佔領了北京和天津。在這兩個城市裡，英國和法國都有範圍很小的租界。⑨通過將駐中國部隊的任務由保護日本居民變為佔領中國領土，裕仁推動了事件的擴大，在華北導致了新事態。 7月29—30日，新發生的事件，正好為日本以「懲戒中國暴行」名義重新推行的侵略政策提供了借口。位於北京東部的通州，是一個有城牆的小城市，處於跟日本合作的殷汝耕及其中國人保安隊(經日本訓練)的控制下。7月29—30日，保安隊發動起義，趁日本駐軍主力開往京津地區，攻擊了沒有防禦的日本人居留地。起義激發了對日本佔領者不可遏制的憤怒情緒。在學生和工人的支持下，中國部隊殺死了18名日本兵，9名情報機關將校和385名城裡的日本人，以及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223名朝鮮居民。 在日本，通州大屠殺激起了強烈的憤怒和好戰情緒。日本報紙稱其為「第二個尼港事件」，(1920年2—5月，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駐守黑龍江尼港的日本守備隊和居民被俄國人全殲——譯者注)卻不提日本人對北方的侵略是從非軍事區開始的，日本人和朝鮮人在那裡加工海洛因和鴉片然後走私到華北各省。報紙沒有準確報道中國人暴行的真相。⑩木戶對報道的消息感到非常憤怒，想必大多數的政策制定者也是如此。8月2日，高松親王與天皇討論了通州事件，他提請天皇注意陸軍中不擴大派的觀點並不代表整個陸軍。高松宮在日記中的以下記述，也許同樣告訴了他的哥哥：「現在陸軍內，這次對支那，要打得讓它10年也站不起來的意見重又強硬起來，所以，有必要搞清楚這一點。」 如此看這個事件，很難說日本政府是被軍部拖入了戰爭。準確地講是近衛在陸軍中一派的支持下，決心利用一個小事件，實現懲罰中國軍隊，鞏固對北京—天津地區控制的大目標。在這一點上，近衛得到了裕仁積極的支持。裕仁中止度假返回皇宮，認真聽取了情況報告。正如歷史學家藤原彰所指出的那樣：「(近衛)政府真正想進行戰爭的意識在先，所以派遣了軍隊並擴大了衝突」，而裕仁完全支持了它。 此時，蔣介石決定放棄北方，將戰場移至以上海為起點的長江下游地區。這樣有可能把外國勢力扯進來，保衛它們在中國最大、最國際化城市裡的本國居民。在上海，有日本人近22萬，還有大約6000名歐洲人和近4000名美國人。他們中大部分都住在由外國控制的國際租界區。8月13日上海戰役開始。第二天中國空軍飛機參戰，攻擊了地面上的日本軍隊和海軍的飛機，轟炸了第三艦隊的旗艦「出雲」號。很快，海軍大臣米內領導的海軍省幾乎立即變成了包括佔領南京的擴大戰爭的主唱者。由蔣介石對帝國海軍的這第二階段，將「華北事變」轉變成中日戰爭。 在上海，總計約有11萬—15萬人的蔣介石最精銳部隊和雜牌的「輔助部隊」，與迅速增援的約12萬名日本海軍和陸戰隊對峙。8月15日，裕仁任命松井石根大將為戰地司令官，5天後派出了上海遠征軍(主要由30歲左右、紀律性差的後備役軍人組成)。大連第十旅團司令部所屬的步兵第十二連隊和第十一師團的一部分，進入待機狀態，以備上海之需。 緊接著，以長崎為基地的20架海軍飛機第一次進行了4個小時的越洋飛行，轟炸了中國首都南京。這些 「96型遠程轟炸機」是在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的指導下，剛開發出不久的轟炸機，打算在未來對抗美國的空中戰爭中使用，山本急於測試它們的性能。17日，近衛內閣預見到勝利在即，於是正式決定放棄不擴大政策，僅僅以「懲戒」中國武裝部隊這一非常曖昧的名義進行戰爭。政府在聲明中說：「帝國已經忍無可忍，以至不得已而採取堅決措施，懲罰支那軍的暴行，以促使南京政府反省。」當然，在這個決議的背後，有天皇的判斷和贊同，正是它們推動了部隊增援和戰略性轟炸——否則，它將永遠不會實現。同樣重要的是天皇和內閣對中國人民及其抵抗力量的傲慢和蔑視的態度。 8月18日，裕仁召集陸海軍參謀總長，向他們提出了一個有針對性的建議。他說，戰局「正在逐漸擴大，上海的事態變得很嚴峻，青島的形勢也不穩。在這種狀況下，如果多方用兵，戰局只能拖延下去。在關鍵地點，集中兵力加大打擊怎麼樣。」他還說，「以我們公正光明的態度而實行的」和平，只能通過這種巨大勝利才能達到。「不能沒有收拾時局的方策。」——在這裡，天皇成了他自己幼稚表現的受害者——「不能沒有讓支那反省的策略。」 參見天皇3天後，統帥部遞交了他們答覆天皇提問的書面報告。根據這份報告，一場大規模的空戰將摧毀中國的空軍、軍事設施、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但是只靠空中打擊可能不足以使中國的軍隊和民眾「喪失鬥志」，日本還將佔領華北的某些戰略地點，與國民黨軍隊直接交戰，佔領上海，對中國的海岸進行海上封鎖。當時陸軍和政府中有些人試圖避免全面戰爭，而海軍卻強烈主張這個政策。裕仁認可了這份報告，只是對其中的向青島派兵和佔領上海附近的空軍基地表示了擔心。此時，裕仁再一次積極地，而不是勉強地接受了海軍提督的觀點，要求他的將軍們果斷地採取行動。 在8月31日發布的「向華北派遣北支那方面軍」的命令中，基於戰爭很快就結束的認識，裕仁的命令充滿火藥味：「摧毀敵人的鬥志」，「消滅中部河北省的敵人。」但是按照他的意思，命令中刪除了向青島派遣部隊的內容。之後的兩個星期中，裕仁批准了為增援戰鬥已陷入僵局的上海地區而準備的6次部隊調動。9月7日，天皇批准了部署3個師團和台灣駐軍趕往上海前線，同時，出於對蘇聯的戒備，他命令派遣其他部隊前往滿洲守衛。第一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強烈反對增強部隊，因未能阻止而辭職，後被任命為關東軍參謀副長。 在中國的戰爭一開始，就出現了如何定義日本戰爭目的的問題。1937年9月4日，陸軍大臣杉山在對指揮官的訓示中指出：當前的事態「與帝國曾經歷過的所謂事變完全不同，已經轉變為全面戰爭，對此，必須有深刻的認識。」同一天，裕仁在致帝國議會開會式的詔書中表示，儘管他一直全神貫注於「通過與中華民國的合作來確保亞洲的安定……然中華民國沒有完全理解帝國的真意，不斷引起事端，最終導致目前的事變，我對此感到遺憾。如今，我的部隊正在排除萬難，忠勇制敵。這只是為了促使中華民國反省，迅速確立東亞的和平。」 日本需要不宣而戰。因為石油、鋼鐵、棉、銅都依賴從美國進口，日本領導人擔心如果日本因為宣戰而成了正式的交戰國，美國可能會拒絕輸出這些戰略性物資。以「事變」而不是以戰爭的名義作戰，可以使美國的工業界和原料出口業界迴避美國1935年的中立法案和1937年5月被進一步強化的同法案。作為擺脫經濟危機的手段，美國商業界急切想繼續這些生意。 包括以往的3次對外戰爭，日本不願清晰定義戰爭目的的其他原因，更多屬於精神上的。畢竟，日本存在著官方神學，大量神學家，包括大學教授、禪宗和日蓮宗佛教僧侶以及政府官僚等都是信者。根據它的闡釋：天皇是一個活著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後代。日本是道德和正義的化身。它的戰爭自然也是公正的，永不會侵略。因此，它在中國建立「皇道」的努力，通過「深懷慈悲的殺害」手段——為了大多數人的生存殺掉少數有問題的人，使那裡的人們處於天皇仁慈的佔領下，這是被佔領民眾的幸事，絕不是殖民地擴張。自然，對於那些抵抗的人，必須使他們醒悟過來。但是從形式上講，沒有「戰爭」，只是一個「事變」。 因此，從戰爭初期，日本政府就反覆將「支那事變」稱為神聖的戰鬥，即「聖戰」。戰鬥拖得越久，思想家們就越是堅持用「聖戰」這個詞。它表達了在天皇仁慈統治下統一世界(「八紘一宇」)，使昭和天皇和天照大神的威光普照世界的國家使命。
軍事干涉 到了11月初，中國的戰爭使近衛首相、天皇和陸海軍統帥部清楚地認識到，需要建立一個更為合理更為有效的最高指揮機構，以統制戰地部隊實施國家政策。10月已經建立了一個內閣計劃委員會。11月27日，裕仁在近衛的建議下，下令在宮中成立「大本營」(天皇的司令部)，這是一個純軍事機構，裕仁通過它可以行使大元帥的憲法職權，使陸海軍能夠更加統一行動。從此，一周中有幾天的上午，陸軍參謀總長、海軍軍令部部長，陸相、海相、陸海軍的作戰課課長和裕仁的侍從武官長都會在宮中商議幾個小時。大本營有200多人，最初更近似於一個隨意的軍官聚會，而非近衛原來所設想的，是一個有效的經營戰爭並且協調政治和戰略的機構。 同時，也是在近衛的推動下，1937年11月19日，組建了一個政府內部的聯絡組織：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近衛希望陸海軍統帥部與政府能進行更緊密的協商。會議的目的是協助將兩個軍事部門的決定和要求與政府其他部門的政策和對策統一起來。這個聯絡會議從一開始也是一個臨時的，很少召集會議交流情況。 聯絡會議的最終決議在有裕仁親自參加的特別會議上進行決定和正式公布。這些「御前會議」(天皇會議)既不是依照政府規定設立的，也與憲法程序無關。然而由於是天皇召集並批准了會議的決議，當時的日本人就認為御前會議是合法的，即使實際參加會議的只有首相和財政大臣等少數國務大臣。從1938年1月11日到1941年12月1日為止，御前會議至少召集了8次。參加御前會議的人除了天皇以外，還有陸軍參謀總長及次長、海軍軍令部部長及次長，陸相、海相、首相、藏相、外相、樞密院議長和計劃院總裁。陸海軍的軍務部長和內閣秘書們不能參加御前會議。除了1941年的兩次重要的御前會議，報紙都在會議之後立即向公眾進行了報道。報道都很簡練，包括會議參加者和他們的服裝，同時強調決議為全員一致通過。 裕仁主持御前會議，並批准那些不僅影響著日本命運、而且受日本政策牽連的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命運的決策。御前會議通常在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之後舉行，而在聯絡會議上，各個利益黨派達成的決議中就有天皇的參與，所以昭和天皇對將要「決定」的事務內容，事先就已經掌握。從根本上講，御前會議的目的是為裕仁天皇提供一個表演的場合，就好像他是一個真正的立憲君主，對自己的行為不承擔責任，只是依從顧問的建議在批准事項。在這些會議上，文職大臣們身著晨禮服，軍事官員則是正裝軍服。然而，這些戲劇性的要素掩蓋不了會議的重要性。並不是所有的御前會議都是同樣形式，天皇在所有的會議上也並不是都緘口不言。 御前會議是將「天皇意志」合法地轉換為「國家意志」的工具。因為每個參與審議的人都可以聲稱他們是順應、根據和在天皇獨一無二的權威之下行動的，而天皇則可以聲稱他是依照國務大臣的建議行事的，所以，御前會議分散了承擔責任的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日本的無責任習慣的最高體現，因為它支撐了4個不同的假象：(a)內閣擁有真正的權力；(b)內閣是天皇最重要的顧問機構；(c)內閣與軍統帥部之間對需要商議的事務經過妥協達成合意；(d)天皇是一個被動的君主，僅僅是批准那些提交上來的各項政策決議。但事實正好相反：一個無力的內閣，一部被閹割的憲法和一個強有力的天皇。他通過各種不同的干涉方式，間接地、但每一次都是決定性地，積極地參與了侵略的策劃並引導了實施的全過程。 大本營的主要成員都向裕仁提出建議，但是能將天皇的命令傳達給陸海軍戰地指揮官的只有統帥部長。通過大本營，裕仁對陸海軍行使了最終指揮權，其中包括直接聽從天皇指令的戰地部隊：關東軍和在中國的方面軍。通過聯絡會議，天皇和統帥部試圖與文職政府在政策上協調一致。但是事實證明裕仁不可能實現戰爭領導上的協調和統一，因為大本營再次促發了陸海軍之間的對立，而聯絡會議是建立在——各國務大臣分別並且是獨立輔弼天皇的原則基礎上的——最終這一原則並沒有得到遵守。 此外，內閣(從總體上)無法控制它的軍事成員，因為它的統合能力很弱，另外陸軍和海軍大臣在內閣的地位獨特——享有單獨輔弼天皇的獨立許可權。海軍既擔心陸軍會控制大本營，又害怕削弱自己獨立的「統帥權」，在它的竭力主張下，首相和文職官員被排除在大本營之外。裕仁批准了這種設置，但是這種設置降低了效率，在整個戰爭過程中，妨礙了與文職機構的情報交換和協調。 大本營的設置，使裕仁體會到作為一個積極能動的大元帥在行使權力時變得容易了，而這是他的祖父明治天皇也未做到的事情。天皇的最高命令，被稱為大本營陸軍令(大陸命)和大本營海軍令(大海令)，在直接傳達給各方面軍司令官、軍司令官、經常還有師團長和艦隊司令官的過程中，參謀總長和軍令部長起的是「傳聲筒」的作用。實際上，天皇不可能對大本營的所有命令都進行詳細檢查，但是對於這些命令的最高類型——天皇的最高統帥命令，在統帥部準備傳達之前，都要受到裕仁的仔細檢查。 統帥部長根據大陸命和大海令發布的較為重要的命令和指示亦是如此。首先是陸軍和海軍的作戰課起草命令，部課長進行修改，然後沿著指揮系統傳到次長和總長處，最後，在命令發布之前提交給天皇取得他的許可。就這樣，裕仁不但作為一種力量推動了日本整個戰爭體制，而且作為可以自由行動的個人，仔細地審查和批准了實行侵略戰爭的政策、戰略和命令，因此，天皇的責任是巨大的。 裕仁與大本營之間通過調查問題、告誡以及向統帥部和陸海軍大臣認真重複他的指示和質詢的方式相互作用。此外，他還學會了如何利用他的地位不斷地向他們施加心理壓力。平時，他行事溫和，可以說更像喬治·C·馬歇爾的禮貌儀態，而不像喬治·S·巴頓的風格。然而，他的「質詢」相當於命令不能無視。天皇希望變更現行軍事行動時，有時也會遇到反對意見，但是只要他堅持就會如願——即便那意味著統帥部長不得不否定那些與天皇的政策相左的作戰部長以及重要部局長們的主張。簡言之，統帥部要對一個精力充沛、行動主義的天皇負責，他們永遠無法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對中國的戰爭。陸海軍大臣也是如此，他們也受到裕仁質詢的管制，有時候要做他的出氣筒。 此外，有文獻史料為證，在各種關鍵時刻，裕仁不但參與制定戰略、決定戰役計劃、選定時間等，而且還對進行中的現地軍事行動進行干涉，以至於如果沒有他的干涉某些變化根本就不可能發生，而且這樣的行為不在少數，有時甚至每天如此。他還監管、甚至偶爾評論方面軍司令向下屬部隊發布的命令，儘管不能確定他做到了什麼程度。 裕仁即位以來一直聽取的內閣非正式報告(內奏)，1937年以後由於大本營的設置而得到了加強，它對裕仁的大元帥角色提供了正規的支持。從某種程度上講，內奏屬於天皇提問(御下問)上奏者回答的問答式會見。通常的參加者是統帥部和某幾位特定閣僚。這種會見有時已經流於形式。在這些會見中，天皇默不作聲地接受大臣或者統帥部的書面或者口頭報告(上奏)。在內奏過程中，情報和意見的交換甚至會引發對政策、戰略、甚至戰術的討論，然後以日本式的「意見一致」達成決議。其結果是，在內奏後再形成的內閣決議實際上是預先決定好的「成品」。它反映了裕仁的思想，因此不會再被修正。
「洗劫」南京 10月下旬，上海及周邊地區的陣地戰顯露了臨近結束的跡象。
南京暴行 皇室成員都聽說了大屠殺和幾近全面崩潰的軍紀情況，其中包括良子皇后的叔父、50歲的朝香親王，他在松井大將指揮進攻南京時任司令官，是大屠殺最激烈時南京城中最高將領。陸軍航空本部長、49歲的東久邇親王也是良子皇后的叔父。陸軍參謀總長、71歲的閑院親王。當然，陸軍大臣杉山也掌握這一切，還有許多大本營高中層軍官。眾議院議員，後備役的江藤大將也知道。外務省無疑也知道，其東亞局長石射豬太郎在日記中吐露道：「上海有信來，詳細報告了我陸軍在南京的暴行，掠奪、強姦，觸目驚心。天哪，這是皇軍嗎？」戰後，作為外交官，老練的中國通重光葵記述了當時他是如何「為了補償佔領南京時犯下的罪行，做出極大努力促進對中國善政的。」 因此說，近衛政府知道在南京的強姦和搶掠，而經常聽彙報的裕仁卻不知道，這看起來不太可能。裕仁位於指揮系統的頂部，在最初階段，即使指揮系統有缺陷，也很難使他對高層或者中層的決策不知情。他密切關注著日本軍隊的每一個行動，瀏覽外電，每天閱讀報紙，並經常就他在報紙中發現的問題詢問近臣。作為批准奪取和佔領南京的最高司令，作為國家的精神領袖——賦予「懲戒」中國以合法性的人，無論是憲法上的責任還是最低限的道義上的責任，他都有關注軍紀的義務，哪怕是非公開的。然而他似乎從未這樣做過。 對他的部隊在上海－南京戰區的行為，各國通過外交途徑發來的抗議越來越多，這也許引起了裕仁天皇的注意。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引起了最高指揮部和外務省的注意，更不要說一些議會的議員了。就日本陸軍在南京搶掠美國人的財產，褻瀆美國國旗，美國大使格魯曾經兩次正式向外務大臣廣田提出抗議。之後，廣田在1938年1月中旬的內閣會議上提出了這個問題。 外交官日高信六郎在南京陷落後不久訪問了那裡，他也向廣田做了詳細的報告。儘管是推測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是他很有可能在1月下旬向天皇彙報了那裡的暴行。日高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他與納粹黨員的德國人約翰·拉貝有私交。南京市中心的西方人組建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為難民提供避難所，拉貝是安全區的組織者之一。第一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書《日本人在中國的恐怖行動》(1938年)的作者、《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哈羅德·J·廷波利也是日高的個人朋友。另外，日高還與《紐約時報》特派員哈利特·阿本德就南京事件進行過討論。日高甚至向外務省轉達過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們的抗議，包括拉貝和南京大學教授劉易斯·斯邁思所寫的抗議書。如果日高或者外務大臣廣田向裕仁彙報過陸軍的暴行的話，那麼事實上他應該知道得非常清楚。 然而，我們假設裕仁沒有得到當局任何人就他的士兵在師團、連隊、甚至是參謀的命令下，違反國際法而進行的大規模屠殺的實際情況的正式報告。即使如此，他還有來自非指揮系統的關於陸軍軍紀敗壞的間接情報，比如國內外的報道，或者還可能從他的弟弟們那裡聽到傳聞，從而了解被佔領的南京發生的事情。因為他確實擁有這些間接情報，他應該下令秘密進行調查，但是沒有關於天皇下令調查南京事件的文件性紀錄。相反，卻有裕仁對於皇軍的犯罪行為保持沉默的事實記錄。從皇軍佔領南京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密切地注視著軍隊的行動。還有一件同樣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在事件初期，或是殺戮強姦的整個時期，裕仁沒有任何公開表達他的不快、憤怒或者是遺憾的舉動，而是積極地鼓勵他的將領們在促使中國人「反省」的國策下取得更大的勝利。 南京陷落的3個多星期前，即新大本營設立的11月20日，裕仁向中國地區的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發出詔書，讚許艦隊官兵與陸軍合作，控制了中國的沿海，並阻斷了其海上運輸線。同時他告誡說：「前途尚遠，希望你們更加努力奮鬥，取得完全勝利。」 4天後，在參加第一次大本營的御前會議時，裕仁對中國中部方面軍司令松井大將的進攻並佔領中國首都這一重大決定予以事後認可。會議期間，陸軍參謀本部的下村第一作戰部長對部隊的作戰計劃作了說明，他說因為赴中國華中的運輸部隊及炮兵部隊距最前線尚遠，所以「方面軍的航空隊要與海軍的航空兵協力，轟炸南京及其戰略要地。」因此說裕仁對轟炸和用機關槍掃射南京及其周邊地區的計劃是相當清楚的，他是在此基礎上批准了作戰計劃的。他(事後)認可了撤銷對陸軍在作戰範圍上所有的限制，陸軍和海軍在沒有東京事先授權的情況下對南京發動猛烈攻擊期間，他沒有任何表示制止他們的舉動。12月1日，在對南京的轟炸以及海上、陸地的攻擊開始幾天後，裕仁向松井大將發布了正式的攻擊命令：「中支那方面軍司令要與海軍協同行動，奪下敵國首都南京。」(大陸命第8號) 當時，與其他大多數高級將領一樣，裕仁支持強有力的打擊將會使蔣介石跪地求饒並使戰爭結束的觀點，因此，他一直急切地想在「敵人的首都」進行一場決定性戰役。結果，天皇不顧松井和朝香的行為所帶來的外交上的危害，公開褒獎了他們。12月14日，南京陷落的第二天，他又向統帥部傳下御旨，表達了他對攻陷並佔領南京的報告的滿意。1938年2月，當松井大將暫時離任返回東京時，裕仁賜其詔書一份，表彰他偉大的軍事成就。而朝香親王一直到1940年4月才領受了對他的嘉獎——金鵄勳章。裕仁就是如此間接地行使他的權力赦免了軍隊的犯罪。儘管他可能私下裡對南京發生的一切感到沮喪，但他沒有公開提及過，對日本的俘虜政策也沒有表示任何關注，或是為改變日本的俘虜政策做任何事情以示補償。 日本陸海軍官兵都在南京實施了暴行，陸軍還炮轟了中國難民船和英國炮艇「瓢蟲」 和「蜜蜂」 號。與此同時，兩架日本海軍飛機蓄意轟炸了美國軍艦「帕奈號」，此艦停泊在距離南京約40公里的長江上游，船上載有外交官和歐美的新聞記者及攝影師。傷害之餘又添侮辱，當「帕奈號」的船員和乘客放棄燃燒的艦船逃生時，乘摩托艇的日本兵登上艦船，向最後一艘奮力劃向岸邊的救生艇射擊。這次事件中3名美國人死亡、另外3名重傷。關於這一事件，就在英國和美國新聞界開始報道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時，傳到了西方。這兩個事件給美國的公眾輿論留下了日本軍隊侵略成性、殘忍、任意妄為的印象。他們攻擊了2個對日本在中國的行徑批判最猛烈的強國的軍艦。而且，這些事件還形成了對日本的新認識，即日本直接威脅了美國的安全。
「帕奈號」事件 近衛和帝國海軍馬上道歉並支付了220萬美元，作為對他們稱之為「誤炸」擊沉的「帕奈號」的賠償。而裕仁對這次造成的損害，又一次沒有採取任何個人行動，儘管向羅斯福總統和喬治六世國王致電，表達一下他的遺憾之意並不是一件難事。很明顯，天皇和近衛內閣都沒有掌握日本剛剛在軍事和外交上這一失誤的整體情況。 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沒有忘記、也不會原諒大屠殺和擊沉「帕奈號」事件。「洗劫」南京的消息被廣泛傳播，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它已經成為一個象徵性的事件：通過這個多稜鏡，中國人看到了此後很長時間裡與日本的全面戰爭。 在飽受蕭條折磨的美國，關於大屠殺和擊沉「帕奈號」的報道很少有被安排在頭版。有關亞洲的報道瞬間提升了國際局勢的緊張度，進一步刺激了一直都存在的反對日本、支持中國的情緒。自從19世紀後期，美國就傾向於不僅將中國看做一個待開拓的市場，還將其視做實現他們的理想主義和良好的對外關係的合適場所。羅斯福總統因拒絕批准制裁脆弱的日本經濟，受到聯合抵制銷售進口日貨的新運動的批判。此外，美國主張海軍擴張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當時處於第二屆任期卻仍然無法支配外交政策的羅斯福，派海軍作戰局長羅亞爾·E·英格索爾到倫敦參加海軍磋商，討論為抵抗日本在亞洲和太平洋的侵略，與英國合作共同對抗的可能性。 「帕奈號」事件一時間也引起了美國人對裕仁的注意。
八年抗戰 未經宣戰的對中國戰爭將持續8年，為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搭建了舞台，也為日本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種子，並導致了日本最終的失敗。在這些年中，昭和天皇有多次機會可以考慮停火或者促使和平提早到來。第一個機會也是最好的機會是攻打南京，當時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完全亂了陣營。蔣希望通過呼籲與中國簽有國際條約的友好國家的干涉來結束戰鬥。但是，由於戰爭危機籠罩著歐洲，那些主要大國無意向中國提供積極的援助，而在美國，孤立主義則開始抬頭。 1937年11月，在英美提案下，「九國條約」簽署國在布魯塞爾召開會議，日本拒絕參加。會上，國民黨政府代表甚至沒能說服與會者將日本定為侵略國。布魯塞爾會議沒有形成制裁日本的決議。會議一結束，近衛內閣和大本營立即擴大了戰鬥區域，根本無視進攻南京將會給其他簽約國造成生命和財產危害的後果。11月下旬，武力已無法保衛南京，蔣介石曾希望通過外交手段減緩日本的進攻，如今絕望的蔣介石不得不接受了此前德國的調停提案。東京的參謀本部也希望如此。之後德國駐中國大使奧斯卡· 特勞特曼試圖恢復日中和平談判，但是沒有成功。 南京陷落的第2天，12月14日，近衛在新聞發布會上示意，政府對和平談判的態度有所變化： 接到南京陷落的捷報，在我們為這必然的勝利歡欣鼓舞之前，站在同文同種的5億民眾的立場，我們不能不為他們不可救藥的迷妄而悲哀。國民黨政府無論是外交上還是實際行動上都走到了反日的極限。而他們卻沒有對其後果承擔責任。放棄首都，政府分裂。很顯然，就在其正淪落為一地方軍閥的今天，仍絲毫無反省跡象。因此，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我們的方針。 近衛和他的內閣現在提出了嚴苛的條件。中國必須正式承認「滿洲國」，與日滿攜手抗擊共產黨，允許日本部隊無限期駐紮，向日本支付戰爭賠款。參謀本部中的不擴大派仍希望早日結束在中國的消耗戰，因此希望11月開始的特勞特曼的和平調停能繼續下去。他們現實地指出，日本拒絕承認國民黨政權將會「驅使(蔣)集中所有力量反抗日本……這必然與蘇聯、英國和美國的策動相呼應……為了這場持久的戰爭，帝國在長久的未來將不得不耗費巨大的國力。」 1938年1月9日，新設立的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決定了對中國戰爭政策。為了取得內閣形式上的承認，題為「支那事變處理根本方針」的文件被送交內閣之後，近衛向裕仁做了彙報。第2天，近衛要求天皇召集一次御前會議但不要發言，「希望陛下只是親臨便可，不必表態。」裕仁和近衛考慮的不光是要牽制參謀本部中不擴大派的意見，還希望阻止德國對日本事務的過度影響。1月11日，御前會議終於在皇宮舉行，會議開始前30分鐘，為回答樞密院議長平沼騏一郎對「支那事變處理根本方針」的提問，出席者們先開了一個特別會議。 閣僚們對平沼的顧慮給予了圓滿的解答後，會議於下午2點在天皇「鄭重出席」下召開，聽取了外務大臣廣田的見解。廣田認為特勞特曼調停沒有成功的希望，因此「我們必須強化戰爭，以此來達到結束與支那戰爭的目的。」代表參謀本部講話的閑院親王說：「將國民黨政府視為完全失敗的政權，並依此制定政策，希望慎之又慎。現在我還有一點保留。」儘管如此，他還是服從了會議的一致意見。然後，御前會議正式通過了一份文件，明確說明如果國民黨政府完全拒絕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日本將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將向其他比較順從的政權提出和平方案。自25年前，大正天皇批准日本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這是第一次御前會議，身著軍制服的裕仁主持會議並批准了會議決定。近70分鐘的會議上，裕仁一言沒發。通過這種方式，他看起來好像對事態保持了天皇的中立立場。事實上，較之參謀本部的提案，他強烈支持的是對中國強硬的軍事方針。 1938年1月：隨著軍部在政治決策中發言權的不斷增強，裕仁的政治權力也在增大。首次出席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時，他一言未發，支持對中國採取比陸軍參謀總部提議的更為強硬的軍事政策，對繼續推動戰爭的主張予以贊同。當中國沒有按時答應東京苛刻的條件時，近衛內閣突然中止了協商。1938年1月16日，近衛發表了預先準備的聲明，稱日本從此不再「以國民黨政府為對手。」兩天後，他又發表一個補充聲明，明確表示撤銷承認國民黨政府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抹殺」蔣介石政權。這個目標尤其得到了海軍大臣米內的強烈支持。最重要的是，此後無論是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還是御前會議上，就繼續和平談判這個重要問題，昭和天皇沒有支持過參謀本部。相反，他傾向於支持更為強硬的海軍路線。 反對在中國進行全面「殲滅戰爭」的陸軍中的反對者們仍試圖使他們的觀點受到關注。就在近衛發表著名的「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的前夜，閑院親王試圖在近衛首相上奏之前直接向天皇上奏一次但沒有成功。1月15日晚9∶30，當裕仁終於聽取閑院的彙報時，他已經打定主意繼續戰爭而不是進行談判。「南方還殘存一股中國的抗日軍隊，日本軍對此有什麼考慮嗎？」他詢問親王。裕仁的其他問題是「盡量不出面，以顧問的形式」間接地支持華北的傀儡政權是否更明智，陸軍對付「游擊戰」有什麼計劃，對「中國的回答」有什麼準備等等。裕仁的質詢主要都是涉及作戰行動方面，但他最後的問題可以理解為是對參謀本部不擴大派的間接而又冷淡的批評，因為他們把已經在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上決定的事情又作為問題重新提了出來。由此，不擴大派再一次受到抑制。在對中國戰爭的問題上，裕仁與近衛和海軍省中強硬的擴大派的觀點相同，推動了以武力促使事變早日解決。
進攻武漢 1938年3月，在第一屆近衛內閣的領導下，日本對中國的戰爭陷入了長期的消耗戰階段。中間是近衛首相，左側是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右側為陸軍大臣衫山元。最後一排左側是近衛的朋友木戶幸一。如今，近衛內閣開始了對中國戰爭的第二個激烈階段，本階段持續到1938年12月。從盧溝橋戰役開始到這第二階段為止，日本官兵的傷亡情況：戰死62007萬人，負傷159712萬人；在中國和「滿洲國」死於疾病者總數為12605萬人。在隨後的2年中，日本戰爭傷亡人數大幅減少，但仍保持著很高的數字。1939年，戰死30081萬人，負傷55979萬人，到1940年，死亡人數下降了幾乎一半，戰死15827萬人，負傷72653萬人。死於疾病的人數仍然相對穩定，平均每年超過115萬人。重要的是，無論是軍事上或是政治上，日本都喪失了能夠控制中國戰爭的希望。 1938年間，中國華北、華中及華南的主要城市和鐵路都被日本陸軍佔領，遼闊的內陸村莊和山區則成為中國游擊隊的根據地。在對中國戰爭將他們視為「土匪」，實際上幾乎所有的主力攻擊都指向了蔣介石的「國民黨」部隊。陸軍的航空部隊也是同樣，在此期間他們向中國華北和華中的內陸地區發動了5次長距離轟炸作戰。而對共產黨根據地延安的軍事設施，只是在1939年10月進行過2次轟炸。主要的空襲目標一直都是重慶。直到1941年，陸軍才開始大規模轟炸延安。同時，隨著1938年10月對武漢和廣東的佔領，日本軍的地面進攻達到了頂點，之後轉入了戰略防禦狀態。 在陷入一場僵持戰而且看不到勝利前景的情況下，日本領導人堅持進行戰爭，與其說他們不願意改變最終目標，毋寧說是似乎已無法改變。在國家總動員、嚴格的新聞審查和前所未有的高軍費背景下，他們開始實施許多和平花招。這些花招的重心在於利用中國國民黨與其國內敵人的對立上面。1938年11月，近衛首相著名的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聲明便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節。近衛表達了他希望通過蔣介石的敵人與中國達成和平的願望，他所說的敵人就是國民黨內部的一派領導人——汪精衛。這種以政治謀略補充軍事行動的特別嘗試，最終以1940年3月末南京汪政權的建立和1940年11月《日華基本條約》的簽署達到了頂點。但是，近衛政府從未真正信任過汪，或者是相信他有結束戰爭的能力，故而推遲了對汪政權的承認。後來又以條約的形式強迫他將大量的軍事、經濟和政治特權轉讓給日本，將他的政府變成了一個傀儡政權，然而在大多數中國人眼裡，它們沒有任何合法性。 但不管是將重點放在與重慶的蔣介石直接交涉上，還是在南京設置新的傀儡政府，日本為結束戰爭所作的努力的最終目的在於擴大、鞏固戰爭成果並使其合法化。它的「和平試探」從未明示將為日本軍隊從華北撤軍設定期限，更不要說放棄對滿洲傀儡政權的控制了。 1938年7月，日本軍計劃夏季開始進攻武漢，陸軍參謀本部很擔心蘇聯的態度。1938年7月11日，圍繞「滿洲國」邊境上一座山的所有問題，第十九師團長突然與蘇聯發生了大規模衝突。這次衝突被稱為張鼓峰事件，其結果是日本遭到了徹底、損失慘重的失敗。當時原田熊雄在日記中記錄了裕仁對陸軍大臣板垣的批評：「今後，沒有我的命令不許調動一兵一卒。」換言之，天皇告訴陸軍大臣，這裡應該是他負責，可是之後對引發事件的軍官根本就沒有採取任何懲罰措施。事後不久，當判明蘇聯軍隊不會越境反擊時，他批准了預定的在中國的進攻戰。這是在運用權威進行干涉過程中，他具有選擇能力的又一個例證。 日本再一次地寄希望能迅速擊敗中國軍隊。1938年後期，依仗地上、海上和空中的壓倒優勢，日本差不多在每一場進攻中都取得了勝利。但是中國的抵抗也很頑強，迫使日軍逐漸要依靠化學武器。(這方面西方也有先例：最著名的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第一次使用了毒氣。1935年，義大利法西斯在衣索比亞使用了毒瓦斯。)至11月，日本軍隊佔領了中國中部長江邊上的「武漢三鎮」，武昌、漢口和漢陽以及華南的廣東。日本軍控制了中國主要的鐵路，在中國最富裕、最發達的沿海省份建立了日軍控制下的飛地。蔣介石一邊宣稱要繼續戰鬥，一邊與他的整個政府一起遠遠地撤退到內陸的有城牆環繞的山城重慶，跳出日本軍的追擊範圍。 對於日本來說，武漢之戰確實是戰爭的一個制高點，是它當時進攻能力的極限。當勝利的消息傳回國內時，日本舉國歡慶，就像報紙第一次報道南京陷落時(過早報道了)一樣：鳴汽笛，出號外，而天皇亦如滿洲事變時一樣，全套軍服，騎著白馬在群眾面前亮相。 近衛馬上於1938年11月3日發布了關於戰爭的第二次聲明。他宣稱日本堅持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目標，同時將不會拒絕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參加。8個星期後，12月22日，近衛發表了重要的第三次聲明，宣布了此後成為日本官方的戰爭目標的「近衛三原則」。第一，中國必須正式承認「滿洲國」，並與其建立「善鄰友好」關係。這個原則意味著中國要停止所有的反日活動。第二，中國必須同日本一道與共產黨戰鬥。這暗示了日本有權在中國駐紮軍隊。第三，兩政府間必須進行廣泛的經濟合作，這包括承認日本開發和利用中國華北和內蒙古自然資源的權利。 日本所謂的建設「東亞新秩序」，是建立在這三原則的基礎上。近衛的聲明意在國民黨政府前總理汪精衛和蔣介石之間造成派系分裂。最終，將產生一個新的合作者政權，在日本佔領的南京對日本控制的各省實施統治。
互不侵犯條約 1939年1月4日，近衛辭職。因為他既無法結束在中國的戰爭，也無法在與納粹德國的軍事同盟問題上統一內閣的意見。他的離去為三代後任內閣將「聖戰」繼續推向前進開闢了道路，這三位繼任者是前樞密院議長平沼，阿部信行將軍和米內大將。日本幫助汪精衛在南京建立一個與蔣介石對抗政權的協調工作即將開始，可是它還沒有打垮蔣介石。相反，肆無忌憚、慘無人道的日本軍隊無論走到哪裡，都會激起強烈的民族抵抗精神。日本軍無法維持對廣大農村的有效控制，前線被迫擴大，補給和交通線也都延伸至極限。很快，在中國的日本軍無論是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都產生了無望的挫敗感。就在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展開，日本的統治集團開始想像德國軍事力量的抬頭將為他們走出困境開闢道路。 接受辭職的近衛首相的推薦，1939年初，天皇任命平沼為近衛的繼任者。平沼是陸軍強有力的支持者，曾被裕仁認為是一個徹底的法西斯主義者。然而，1936年的陸軍叛亂事件以來，他與激進的右翼有些疏遠，並解散了「國本社」，在西園寺親王的竭力主張下與宮廷內臣建立了關係。如今，在財政大臣池田成彬和宮廷派的指導下，平沼進一步重新檢討了自己，表示保證不會匆忙地與納粹德國結成軍事同盟與英美為敵。在與德國結盟問題上，平沼部分改變了態度，這足以使他得到裕仁的歡心。 之後的9個月中，平沼要著手解決的不光是陷入僵局的中國戰爭所引起的軍事及外交上的問題，還有與蘇聯的問題。5月，關東軍在「滿洲國」西北部和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邊界上的諾門坎附近與蘇聯蒙古軍發生衝突。戰鬥很快發展成為一場全面的邊境戰爭，動用了大量的坦克、大炮和飛機。儘管關東軍將生物武器搬到了前線，沒有確實證據顯示他們是不是如後來被指控的那樣，真的對蒙古和蘇聯軍隊使用了細菌武器。諾門坎的戰鬥一直持續到9月15日，直到蘇聯的莫洛托夫外長和日本的東鄉茂德大使在莫斯科簽署了停戰協定。 除去「滿洲國」的預備軍，日軍戰死、負傷及失蹤人數總計超過18925萬人，差不多損失了整整一個師團。對這次令日軍大敗的諾門坎事件負有責任的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和他的兩名高級參謀辻政信少校和服部卓四郎中校，僅僅是辭職了事，而陸軍的作戰計劃和用兵方略都沒有被重新考慮。天皇再一次克制了自己沒有處罰任何人。1941年，他甚至允許將辻和服部晉陞到參謀本部擔任要職，就像他曾經批准策划了滿洲事變的罪犯到東京的參謀本部任職並得到提升一樣。 再說，挑起事件的將校們依照的是「滿蘇國境紛爭處理要綱」屬合法行動，這份文件是裕仁在事件突發前剛剛批准的。由於軍隊遵從的是他同意的命令，他當然不願處罰他們。陸軍指揮部也認為沒有必要過多關注這次魯莽、結果慘痛的行動。 1939年夏，平沼內閣遇到陷入困境的中國戰爭帶來的另一個嚴重的外交問題。幾個月來，華北地區日軍對於倫敦決定穩定中國貨幣一事一直感到不滿。他們以被佔領城市天津的英國租界內有中國的恐怖主義分子為由，開始向飛地施加壓力。日本軍隊用電網將整個租界圍起來，開始搜尋持有被日本禁止的國民黨貨幣的外國人。6月中旬，他們將騷擾升級為全面封鎖，開始對英國公民進行搜身，不論男女。同時，陸軍和右翼團體在國內發動了反英宣傳運動。令陸軍首領們高興的是，平沼的內務大臣和親密顧問木戶拒絕阻止這項運動，儘管這樣招致了裕仁的不快。 1939年的春夏之際，隨著日本與英國關係的惡化，是否要加強與德國的關係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又浮出水面。天皇反對強化二者關係。外務省發出指令，嚴格限定了日本加入新軸心國協定的條件，可是當親納粹的駐德大使大島浩將軍和駐義大利大使白鳥敏夫拒絕傳達這一指令時，平沼惟有困惑與無奈。聽平沼報告了兩大使的行為，裕仁也很激動，但他還是決定不下令撤他們的職。 1939年7月26日，在不斷抗議日本在中國的行動之後，美國通知平沼政府，美國不打算延續預定1940年1月到期的《美日通商條約》。直到那時為止，羅斯福政府一直奉行的是溫和姑息的對日政策。其亞洲政策的基本原則在於維護體現在華盛頓條約體系內的帝國主義現狀，因此，美國始終拒絕承認日本通過武力給中國帶來的任何變化。羅斯福還通過定期購買銀的方式支持中國的通貨，這個政策最終將引導他與英國一起向中國提供國際匯兌，以便蔣介石能夠穩定貨幣，抵抗被佔領區激增的日本軍票，繼續戰鬥下去。如今歐洲戰雲密布，預計戰爭即將爆發，美國提醒日本注意，進一步的侵略行為將招來嚴厲的經濟制裁。此後，日本的領導者如要繼續在中國的戰爭，將不得不面臨美國更加嚴厲的反應，日本在戰爭所需的重要物資進口上依賴著美國。 8月5日，接到美國廢除條約通告後不久，裕仁對侍從武官長畑俊六報怨道： 這對屑鐵和石油將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即使在以後的6個月中可以購買，可是在那之後馬上就會遇到困難。除非將陸海軍的兵力減少1/3，沒辦法站住腳。這些事很早以前就應該有所準備，現在再爭論這些，一點用也沒有。 然而，裕仁並沒有命令他的參謀本部結束與中國的戰爭，或者減少任何事項的規模，他只是對軍首腦們沒有預見到美國的反應感到生氣而已。 幾個星期後，1939年8月23日，當日蘇在莫斯科磋商旨在結束滿蒙國境紛爭的停戰協定時，德國與其意識形態上的敵人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這與1936年的日德防共條約是相抵觸的。斯大林為反對德國在歐洲的領土擴張，與西方進行了3年有關「共同防禦」的探索，但是沒有成效，於是斯大林宣布了蘇聯的中立，而且在條約附屬的一個秘密條項中，與希特勒交易接管波羅的海諸國和最終分割波蘭。這個外交上的逆轉使平沼內閣暈頭轉向，由於無法把握應如何理解希特勒與斯大林同盟所預示出的德蘇的巨大實力，8月28日清晨，平沼內閣總辭職。
德國侵略西歐 極其憤怒的裕仁利用這次內閣更迭的機會告訴侍從武官長畑，他打算任命他能信任的人做陸軍大臣，當然這個人不是磯谷廉介或者多田駿(當時，他們的名字曾出現在報刊上)。裕仁讓畑「向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傳達這一點。」好幾個月以來，裕仁對板垣陸軍大臣的報告越來越不滿，他曾當面斥責他沒有能力。28日，裕仁任命阿部將軍為首相，並囑咐阿部(根據近衛曾跟木戶講過的話)選擇他的侍從長畑或是梅津美治郎將軍做陸軍大臣，盡量與美英搞好「協調」。然而，「最重要的事情」是「維護內部秩序」，「要小心選擇你的內務和司法大臣」，他警告道。這似乎是裕仁對日本人不信任的一個真實的表現。儘管不是很清楚，它或許還反映了裕仁對德蘇和好的不安：這種不自然的結盟不會有什麼好事，所以要警戒蘇聯和德國進一步的謀略。第二天下午，裕仁正式任命了他所喜歡和信任的職業軍人畑俊六為陸軍大臣。退役的野村吉三郎大將做了阿部內閣的新外務大臣，他保證要重建與美國的良好關係。 與此同時，希特勒早在5月份已向他的將軍們透露了要攻擊和摧毀同盟國軍隊，攫取歐洲大陸控制權的戰略。相對於英國、法國和波蘭，德國正處於其軍事力量的頂峰，希特勒決定將他全套計劃的一部分付諸實施。1939年9月1日，阿部內閣上任的第一天，德國軍隊入侵了波蘭，開始了新的歐洲大戰。兩天後英國和法國介入，向德國宣戰。9月8日，希特勒的頭號敵人羅斯福總統宣布國家進入局部緊急狀態。 很快，美國不顧已經宣布了中立，不斷增加向英國和法國輸出的軍需物資。10月，羅斯福下令停泊在南加利福尼亞內港的大部分美國艦隊開往夏威夷，以減輕德國對英國、法國和荷蘭殖民地的壓力以及加強太平洋防禦。他希望將艦隊配置於珍珠港，那樣可以威懾「修正主義」日本不敢推翻東南亞的現狀。這些重大事件都發生在阿部任期的前幾個月，這些事件引起了東京的恐慌，人們擔心儘管有強烈的孤立主義情緒，美國最終會加入英法一方參戰。由於無法應對新的國際形勢，阿部內閣於1940年1月14日垮台。 緊接著，選定繼任內閣的工作又在忙亂中開始。內大臣湯淺徵求了包括德高望重的西園寺在內的重臣們的意見，但首先是聽取了天皇的意向。在裕仁的堅決主張下，由他寄予了極大信任的預備役大將米內組成了下一屆內閣，也是在裕仁的要求下，畑留任陸軍大臣協助米內。為了緩和陸軍對於任命海軍軍官作首相的批判，裕仁還在此時批准提升東條英機中將任陸軍次官。 裕仁從一開始執政，就在政府高官的任命上起了積極作用。每當這時，他或是強加條件，指示接受任命的首相必須如何如何，或是指派某人擔任特定的大臣，這樣他們就可以通過此人控制這個部門。事實上，由於裕仁和他的顧問們堅持介入繼任內閣的選定，結果是動搖了政黨內閣制的穩定。如今，隨著中國戰爭的拖延和歐洲外交步伐的加快，他越來越多地介入這類事務。天皇是自己主動選擇干涉政務的，而且他還有意識地向公眾隱瞞了自己的干涉行為。當陸軍上層出現了新的要求，要與德國結成軍事同盟，使日本成為反英美集團的一員時，裕仁繼續對此進行了抵制。他堅持主張，政府應該集中力量迅速結束跟中國的戰爭，除非是為了抗擊蘇聯，否則日本不宜與德國保持更密切的關係。 米內任首相3個月後，從4月起，德國侵略了西歐，完成了8個月前以征服波蘭為開始的國際關係的劇烈調整。歐洲其餘的獨立國家一個接一個地陷落：挪威、丹麥、盧森堡、比利時、荷蘭及法國。法國在堅持到最後一刻的英國軍隊撤離後，幾乎未經軍事抵抗就落入德國之手。一夜之間，東京的地緣政治觀點發生了變化。漫長的3年來，日本的指導者們一直被鎖在他們自己發動的對中國戰爭中，看不到軍事或政治上的勝利。納粹在歐洲的勝利為日本奪取英國、法國和荷蘭在亞洲的殖民地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現今，德國控制了從歐洲到蘇聯邊境的大部分的歐洲資源，並準備入侵英國，因此，依靠德國的這股上升勢力，獲得好處和彌補弱點的期望在急速增長。當米內沒能解決長期懸而未決的與德國同盟的問題時，陸軍推翻了他的內閣，而裕仁對此沒有進行任何阻止。 通過平沼、阿部和米內三個內閣執政期的一系列混亂的國際危機，裕仁滿意地觀望著中國戰爭和南進政策的展開。他沒有為把日本從陷入僵局的對中國戰爭中解脫出來做過一次個人的努力。只要日本對中國的政策維持不變，就不可能與美國改善關係。裕仁相信南進政策在戰略上是理想的，他主要擔心的是如果海軍繼續向南推進的話，英國和美國將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到了1940年夏，戰略構想中加入了兩個新的因素，加大了對裕仁的壓力，迫使他與新德國同盟的倡導者們更緊密地攜起手來。一個因素是德國征服西歐的駭人的軍事毀滅力量，使英國明顯地孤立起來，處於遭德入侵的邊緣；另一個因素是在斯大林與希特勒條約的庇護下，蘇聯外交政策的重新調整。蘇聯的舉動似乎為軸心國注入了新的力量，同時也出現了對蘇聯會重新軍事支援蔣介石的恐懼心理。在這個快速的軍事征服和劇烈的外交策略變化的形勢下，在與英美對抗的三國同盟問題上，裕仁十分躊躇，拿不定主意是要立場堅定地反對陸軍，還是要改變立場同意陸軍的要求。昭和天皇最終的決定更多的是出於維護日本的同一性，而並非是與納粹在意識形態上目標一致。
第三部 東京審判 審判戰犯 早在1942年，裕仁天皇就已經得知同盟國的公開目標是審判主要戰犯。①1943年11月的莫斯科宣言確認了這一點。1945年7月的《波茨坦宣言》也重申了這個目標。
突襲珍珠港 費勒斯准將在為CIA的前身、戰略情報局(OSS)工作了一年後，於1943年下半年加入到麥克阿瑟在澳大利亞的西南太平洋陸軍司令部。與麥克阿瑟同機到達日本的費勒斯立即開始工作，保護裕仁不因他在戰爭中和戰爭結束時所起的作用而受追究。費勒斯首要的目的是要確認他在戰時搞的宣傳計劃的效果，同時保護裕仁不受戰犯審訊。 費勒斯對大約40名日本戰爭領導人進行了私人審問，其中許多人後來被指控為最重要的A級戰犯。他的審問主要集中在5個月的期間內——1945年9月22日到1946年3月6日——在東京的巢鴨監獄通過兩名翻譯進行的。費斯勒的活動提醒了所有主要戰犯嫌疑人意識到GHQ特別關注的事情，為他們調整各自的說法以免天皇受到指控提供了可能。⑥因此，在檢察官為審判這些人收集可使用的證據的同時，費斯勒無意間為嫌疑犯們提供了幫助。很快，檢察官就發現戰爭領導人的供述內容實際上是相同的。即天皇英勇地採取行動，獨立自主地結束了戰爭。這個主題(檢察官們並未告知)正好與費斯勒的目標——證實他自己的對日宣傳運動的有效性——相吻合。 同樣,1945年9月下旬到12月，由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USSBS)的文官和軍人進行的調查訪談, 為日本戰時領導人保護裕仁提供了幫助。調查團的目的是評估空襲在日本決定投降上的效果，特別是原子彈的影響。USSBS成員也試圖了解日本戰時政治體系的運作方式。不用說，日本高層的政治和軍事領袖，如木戶內大臣、前總理大臣近衛、米內、鈴木貫太郎、鈴木的秘書迫水、木戶的秘書松平康昌以及海軍少將高木惣吉，將他們與調查團的接觸視為保護「國體」的一種手段。他們回答問題時表現得極為配合，成為描述投降過程的主要證據來源。另外，他們還利用對自己的問訊影響了美國關於裕仁在結束戰爭時所起作用的官方看法。⑦在結束了對被指控人的私人審問的同一天，費勒斯傳喚海軍大將米內光政到他在第一生命保險大廈的辦公室。米內一直到最近都在東久邇內閣擔任海軍大臣，曾經見過麥克阿瑟。⑧1946年3月6日，米內和翻譯溝田主一來到了費勒斯的辦公室。他們被告知一些同盟國國家，特別是蘇聯，要求把天皇作為戰犯進行懲罰： 作為對策，最好由日本方面證明天皇是完全無罪的。為此，即將到來的審判是一次最好的機會。特別是應當讓東條在審判中承擔全部責任。 也就是，想讓東條這樣說： 「開戰前的御前會議上，即使陛下反對與美作戰，我決心已定，要強行推動戰爭。」⑨米內大將表示他當然同意這個安排。證明天皇無罪的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東條和島田承擔所有責任。「而僅就島田而言，我確信，他已經做好了承擔全部責任的準備。」⑩米內對島田大將的信心是有根據的。幣原政府一直在貫徹其為天皇免責的政策，並已通過橫濱終戰聯絡事務局局長鈴木九萬獲得了島田同意承擔開戰責任的保證。顯然，還沒有從東條那裡得到類似的保證。 兩個星期後，溝田對3月22日與費勒斯的第二次會談作了備忘錄。 談話與對米內大將的內容大致相同。美國國內最有影響力的非亞美利加思想的倡導者是國務卿伯恩斯的最高顧問COHEN(猶太人、共產主義者)。幾天前我對米內大將說的那番話，正像那時我說的那樣，自己不是天皇的崇拜者，所以天皇制的存廢自己並不關心，但如果讓作為麥克阿瑟的合作者、幫助他能順利地實施佔領統治的天皇接受審判，對麥克阿瑟在本國的處境是非常不利的。這就是我提出那樣要求的理由。 (向宮內省寺崎問)「那天我對米內大將說的話，已經跟東條說了嗎？」 費勒斯露骨的反猶太主義(就像他和麥克阿瑟對富蘭克林·D·羅斯福、新政和所有自由主義者懷有厭惡一樣)，以及他和麥克阿瑟向日本領導人傳達的褊狹的信念，在新憲法草案中都沒有體現，對向「象徵」君主制的轉換也沒有產生影響。但是，麥克阿瑟為挽救裕仁不作為戰犯受到審判而採取的特殊手段，對於日本人對戰敗的認識卻帶來了持久的、深刻扭曲了的影響。 在東京審判開庭的前幾個月里，麥克阿瑟的高級將官們一直在忙於將突襲珍珠港的最終責任歸結到東條英機將軍的身上。東條的陸軍同僚們也在這樣做。早在9月份，當聽說要逮捕他時，東條曾嘗試自殺。在他身體復原時，他的前下屬再次向他傳言，他必須為保護天皇而活下去。東條接受了，並希望通過背負全部失敗責任的方式接受恥辱。既然他的供詞至關緊要，或者是免除裕仁的責任，或者是將裕仁牽扯進去，因此就必須有所準備，不能靠運氣行事。 很顯然，是考特尼·惠特尼少將最先意識到東條有關天皇戰爭責任供詞的問題的。據東條的辯護律師鹽原時三郎說，在東條開始為審判準備供詞之前(估計在米內及其翻譯與費勒斯會見之前)，惠特尼就告訴米內說麥克阿瑟和杜魯門總統「希望以天皇不承擔責任的方式保護『國體』」。但是在美國國內有「相當的反對派」反對這樣做。東條在回答美國質詢官時，既可以某種程度上慫恿天皇的反對者，也可以幫助控制局面。惠特尼的話反映了麥克阿瑟對來自美國國內，任何對佔領實行干涉的過度敏感，也反映了麥克阿瑟打算利用東京審判作為他達成和平的手段的意向。 米內向鹽原律師傳達了這次談話，鹽原承諾在幫助東條設計辯護時會考慮到美國公眾的意見。隨後，在供詞和法庭作證中，東條都遵循了日本政府關於天皇在1941年所起作用的官方見解：即只有被天皇委以權力的輔弼者應對當時的決策承擔責任，「由於國家最高機關已經決定沒有其他的選擇，天皇不得不批准」開戰。 數年後，東條的辯護顧問披露，當時，惠特尼、米內甚至首席檢察官都在向東條施加壓力，要求他按照麥克阿瑟所希望的那樣作證。另外，裕仁曾給東久邇親王打電話，查問事情的進展。
國際法庭起草憲章 1945年12月6日、7日，當美國首席檢察官約瑟夫·B·基南及其助手聚集東京，為組建由來自11個國家的法官和檢察官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MTFE)和國際檢查局(IPS)時，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局面。GHQ剛剛開始四處活動，命令日本政府保存好可能與戰爭犯罪有關係的官方機密文件。由於佔領是通過日本政府間接實施的，直到1946年1月3日為止，IPS官員都未能調查政府各省的檔案記錄。 更為重要的是，基南了解到麥克阿瑟遵照9月12日來自華盛頓的政策文件和10月6日基於此文件而制定的聯合參謀部的指令，為國際法庭起草了憲章，並設立了一個統一的檢察機關(IPS)。政策文件(SWNCC 57／3)限定了IPS的許可權範圍，並將所有刑罰的「承認、減刑或……變更權力」交給麥克阿瑟一人。指令的最後一節，即第17項，指示他，沒有華盛頓的明確指令，「不要採取反對將天皇作為戰犯的措施」，從而為起訴裕仁留下了可能性。最高司令官一方面要在華盛頓的命令下行事，同時還要作為一個國際公務員、作為簽署了投降文書，現在又被要求派出法官和檢察官的同盟國的代表履行職責。麥克阿瑟的雙重角色和他的行事方式增加了接踵而至的審判的複雜性。這使得法庭權威的本質變得模糊不清，不可避免地導致被告方斷言東京審判事實上是美國的審判。 1946年初，宮內省的資產被凍結，人員被削減，情報來源也受到了限制。為了讓裕仁及其顧問們對即將到來的戰犯審判做有效的計劃，需要開發新的情報來源。為此，松原康昌藉助了戰敗後仍在複員省法務局繼續活動的原陸軍省秘密研究組的專門知識。研究組組長松谷誠大佐參與過戰時的計劃工作，曾任杉山和阿南兩位陸軍大臣以及鈴木首相的秘書。松谷曾試圖通過木戶的秘書向天皇表達既然戰敗必至就應馬上講和的請求，但是沒有成功。現在，面對即將到來的對戰犯的嚴厲審判，松谷和他的小組正在研究減輕損害的方法。 1946年1月3日至5日，他們召開了一系列秘密會議，以此開始了他們的活動。會議的參加者是來自私立和國立大學、東京銀行、外務省、大藏省、工商省的精英分子以及代表裕仁出席的松平。同時出席並對會議的客觀性做出重大貢獻的還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平野義太郎和政治學者矢部貞治。平野義太郎，儘管是馬克思主義者，卻又是大東亞戰爭的堅定支持者；而矢部則長期以來一直推崇日本式的法西斯主義。與會者的結論是，在美國佔領期間，大約用兩年的時間，日本的政治、經濟和思想就會穩步地向好的方向發展。隨著蘇聯對思想混亂狀態的利用，關於君主制的爭論將會逐漸加劇。 會議的最終報告強調了在各個地區既要傳播又要控制「協同民主主義」的必要性。如果將天皇作為「向心力」和「象徵」保留下來——換言之，作為對日本社會非理性、傳統的一面讓步的話，則任何民眾意識範疇的現實的革命都是可以避免的，這樣的假定一點也不過分。戰犯審判將成為「政治」展示，最好在幕後進行交易。與法官及控辯雙方律師的友誼將得到培養。辯護的方針將強調軍隊對戰爭的獨自責任，任何有觸及裕仁的責任暗示都將不被允許。審判將被用來維護和保衛國家，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為被告個人的辯護都將被退居次位。 然而，裕仁及其助手無法確定裕仁能否逃過審問——或是作為證人或是作為被告，因此1946年3月，他的5個助手開始著手幫他進行辯護的準備。當時，日本媒體充斥著關於戰爭審判的猜測，認為起訴將主要集中於把戰爭擴展到美英方面的責任上。因此，裕仁和他的親信們感到有必要主要針對英美開戰問題，而不是他在中國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問題，進行辯護。麥克阿瑟司令部希望得到天皇回答的問題由新任命的宮廷和GHQ之間的聯絡官寺崎英成傳給了裕仁及其助手。寺崎的妻子是美國人，交戰的幾年間在日本生活，而她又是費勒斯准將的親戚。助手們向天皇提出美國方面的問題，然後又把他的回答記錄下來。 口授會議進行了5次，用了8個小時。然後，寺崎用鉛筆記下了這份長長的速記謄本的某些部分，速記謄本主要是以宮內省內記部長稻田周一編集和遴選的記錄為基礎。寺崎的記錄日期是6月1日，東京審判已經開庭了近1個月。更長的口述文本，最初題名為「昭和秘史回顧錄」，稻田的記錄就參照了這份文本，對這份文本的整理工作一直持續到6月末。之後，這份文本被更名為「天皇談話錄」(聖談拜聽錄)，不過寺崎沒有再參與而且也許他連見也沒見過它。
昭和秘史 1945年12月6日、7日，當美國首席檢察官約瑟夫·B·基南及其助手聚集東京，為組建由來自11個國家的法官和檢察官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MTFE)和國際檢查局(IPS)時，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局面。GHQ剛剛開始四處活動，命令日本政府保存好可能與戰爭犯罪有關係的官方機密文件。由於佔領是通過日本政府間接實施的，直到1946年1月3日為止，IPS官員都未能調查政府各省的檔案記錄。 更為重要的是，基南了解到麥克阿瑟遵照9月12日來自華盛頓的政策文件和10月6日基於此文件而制定的聯合參謀部的指令，為國際法庭起草了憲章，並設立了一個統一的檢察機關(IPS)。政策文件(SWNCC 57／3)限定了IPS的許可權範圍，並將所有刑罰的「承認、減刑或……變更權力」交給麥克阿瑟一人。指令的最後一節，即第17項，指示他，沒有華盛頓的明確指令，「不要採取反對將天皇作為戰犯的措施」，從而為起訴裕仁留下了可能性。最高司令官一方面要在華盛頓的命令下行事，同時還要作為一個國際公務員、作為簽署了投降文書，現在又被要求派出法官和檢察官的同盟國的代表履行職責。麥克阿瑟的雙重角色和他的行事方式增加了接踵而至的審判的複雜性。這使得法庭權威的本質變得模糊不清，不可避免地導致被告方斷言東京審判事實上是美國的審判。 1946年初，宮內省的資產被凍結，人員被削減，情報來源也受到了限制。為了讓裕仁及其顧問們對即將到來的戰犯審判做有效的計劃，需要開發新的情報來源。為此，松原康昌藉助了戰敗後仍在複員省法務局繼續活動的原陸軍省秘密研究組的專門知識。研究組組長松谷誠大佐參與過戰時的計劃工作，曾任杉山和阿南兩位陸軍大臣以及鈴木首相的秘書。松谷曾試圖通過木戶的秘書向天皇表達既然戰敗必至就應馬上講和的請求，但是沒有成功。現在，面對即將到來的對戰犯的嚴厲審判，松谷和他的小組正在研究減輕損害的方法。 1946年1月3日至5日，他們召開了一系列秘密會議，以此開始了他們的活動。會議的參加者是來自私立和國立大學、東京銀行、外務省、大藏省、工商省的精英分子以及代表裕仁出席的松平。同時出席並對會議的客觀性做出重大貢獻的還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平野義太郎和政治學者矢部貞治。平野義太郎，儘管是馬克思主義者，卻又是大東亞戰爭的堅定支持者；而矢部則長期以來一直推崇日本式的法西斯主義。與會者的結論是，在美國佔領期間，大約用兩年的時間，日本的政治、經濟和思想就會穩步地向好的方向發展。隨著蘇聯對思想混亂狀態的利用，關於君主制的爭論將會逐漸加劇。 會議的最終報告強調了在各個地區既要傳播又要控制「協同民主主義」的必要性。如果將天皇作為「向心力」和「象徵」保留下來——換言之，作為對日本社會非理性、傳統的一面讓步的話，則任何民眾意識範疇的現實的革命都是可以避免的，這樣的假定一點也不過分。戰犯審判將成為「政治」展示，最好在幕後進行交易。與法官及控辯雙方律師的友誼將得到培養。辯護的方針將強調軍隊對戰爭的獨自責任，任何有觸及裕仁的責任暗示都將不被允許。審判將被用來維護和保衛國家，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為被告個人的辯護都將被退居次位。 然而，裕仁及其助手無法確定裕仁能否逃過審問——或是作為證人或是作為被告，因此1946年3月，他的5個助手開始著手幫他進行辯護的準備。當時，日本媒體充斥著關於戰爭審判的猜測，認為起訴將主要集中於把戰爭擴展到美英方面的責任上。因此，裕仁和他的親信們感到有必要主要針對英美開戰問題，而不是他在中國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問題，進行辯護。麥克阿瑟司令部希望得到天皇回答的問題由新任命的宮廷和GHQ之間的聯絡官寺崎英成傳給了裕仁及其助手。寺崎的妻子是美國人，交戰的幾年間在日本生活，而她又是費勒斯准將的親戚。助手們向天皇提出美國方面的問題，然後又把他的回答記錄下來。 口授會議進行了5次，用了8個小時。然後，寺崎用鉛筆記下了這份長長的速記謄本的某些部分，速記謄本主要是以宮內省內記部長稻田周一編集和遴選的記錄為基礎。寺崎的記錄日期是6月1日，東京審判已經開庭了近1個月。更長的口述文本，最初題名為「昭和秘史回顧錄」，稻田的記錄就參照了這份文本，對這份文本的整理工作一直持續到6月末。之後，這份文本被更名為「天皇談話錄」(聖談拜聽錄)，不過寺崎沒有再參與而且也許他連見也沒見過它。
反人道的罪行 1946年2月至3月，當日本民眾正在逐步了解新憲法的時候，IPS的活動也在繼續進行著。IPS執行委員會主要由組成法庭的各國「參與檢察官」構成，首席檢察官基南擔任主席。在職員中最富有經驗的律師的協助下，IPS集中精力審問和挑選那些將以「反和平罪」被起訴的嫌疑犯。美國檢察官彙編的A級嫌疑犯名單上有30個人的名字，而英國檢察官的名單上只有11人，兩份名單都沒有提到天皇。但是，澳大利亞檢察官提交的一份應被起訴的「百人臨時名單」中包括裕仁，指控他犯下了「反和平和反人道罪」。澳大利亞人還提供了一份詳細的備忘錄，作為指控天皇的證據。備忘錄強調，「在任何時候」 裕仁都不是「被脅迫簽署同意文件」發動侵略性軍事行動的。備忘錄帶有修辭色彩地問道：「正因為他批准了連自己都不認為是正確的事情，他的罪行不就更重大了嗎？」 執行委員會將被告的範圍集中在28個人身上。被排除者中有滿洲事變的策劃人石原莞爾。石原在起訴準備階段就沒有被約面談。將他從被告名單上除去可能是因為他反對東條並試圖推翻其統治, 基南為此對他持正面印象。但這同時也反映了美國檢察官的錯誤認識，他們認為中間層幕僚，就同美國的情況一樣，絕對不可能成為發動侵略的原動力。 最終，26名被告人被起訴。曾經鼓吹過軍國主義和種族狂熱主義的實業家、大學的知識分子、佛教徒、法官和記者都沒有在內。4月13日，蘇聯代表團姍姍來遲後，曾試圖將在戰爭經濟活動中起過主導作用的3名企業家包括進去，但最後只是將梅津美治郎大將和外交官重光葵的名字加進了名單。前外務大臣松岡洋右和前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在審判結束之前死亡。另一位被告——大川周明——被診斷為精神失常。 由於美國在亞太地區巨大的軍事和經濟支配力量以及麥克阿瑟手中過度的權力，東京審判被告的選定以及後來的審判本身都給人一種嚴重的扭曲感。不過首先，這種扭曲來自於所有的同盟國政府實行的國際法從屬於現實政治的政策。那些政府都將本國的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法律和道德居後。裕仁和他的顧問們也是如此，在展開的法律戲劇的幕後偷偷摸摸地活動著。 因此，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蘇聯代表團選擇了跟隨主導國家的做法，只有在美國主張的時候才會要求控告裕仁。僅有的參與了法庭審判的亞洲三國代表——中國、菲律賓和印度——也試圖盡量避免與美國政策的衝突，努力貫徹各自的調查方針。 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遭受的日本侵略更嚴重；也沒有哪個同盟國領袖比蔣介石更了解日本君主制與軍國主義之間的密切關係。但是蔣也認為裕仁將成為阻止共產主義傳播的屏障，所以他也選擇了不起訴裕仁。儘管蔣介石自己的軍事法庭在10個城市因戰爭罪行起訴並審判了883名日本人，但他沒有將東京審判放在較高的優先考慮的位置上。蔣與共產黨的戰爭即將重新開始。他需要美國的財政資助和軍事援助，並希望勸說日本軍事人員在投降後留下來，這樣他就可以在與共產黨的戰爭中利用他們。 蔣派遣到東京的規模很小的法律小組就反映了上述優先考慮：一名法官(梅汝璈)、一名檢察官(向哲濬)外加兩名秘書。後來，蔣派了更多的人員並讓他們收集了與戰爭犯罪有關的資料，不過這些遠遠不足以使中國人取得審判的主導權。1946年夏天，檢察方面進行與中國有關的立證時，對日本犯罪行為的指控調查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美國檢察官，中國的向檢察官只起了協助作用。另一方面，向積極地調查了有關南京暴行和日本軍在中國許多城市殺害平民及解除武裝的士兵的行為。他也提出了關於強姦罪的證據，可是當時沒有把這種罪行當做反人道的罪行處理。 蔣的「抗日戰爭公私損失調查委員會」1938年以來收集了大量關於中國戰爭傷亡人數的數據，可是中國國民政府決定不把這些數據交給IPS調查官。它也沒有追究日本對平民強征勞工，在華北進行的「殺光、燒光、搶光」活動(三光作戰)以及毒氣的使用。由於這些「反人道罪行」(使用毒氣除外)大多數是發生在共產黨的根據地，所以蔣介石對其是漠不關心。這也許能解釋為什麼蔣的總參謀長何應欽將軍將掃蕩作戰的策劃者岡村寧次及其部下軍官「在南京及周邊地區……待如上賓，而不是戰敗的敵人」。1948年7月，當南京的中國軍事法庭宣告岡村犯有戰爭罪時，蔣保護了這位將軍，先是下令假釋岡村，讓他在上海的醫院治療肺結核，而後又讓他安全地返回日本。1年後，在GHQ的默認下，國民黨最高指揮部通過在東京的駐日代表，在徵募日本高級軍官作為軍事顧問赴台灣，幫助重建台灣武裝力量一事上，曾秘密地得到了岡村的效力。
共同宣言書 戰爭中，菲律賓失去了一百多萬非戰鬥人員並遭受了巨大損失。大多數菲律賓人認為裕仁負有責任。菲律賓政府任命巴丹「死亡行軍」的經歷者哈拉尼那法官作為政府的代表法官，而後又任命了羅佩茲任副檢察官。在為菲律賓的審判立證期間，羅佩茲提出了144件日本軍對菲律賓非戰鬥人員及美軍、菲軍戰俘犯下的殘暴罪行，從而為後來的賠償請求打下了基礎。由美國政府僱用的羅佩茲，和哈拉尼那一樣，從未對裕仁不在指控名單上提出過異議。 印度向法庭派出的代表法官是加爾各答最高法院的拉德哈比納德·帕爾，60歲。帕爾曾是親軸心國的印度民族主義者錢德拉·鮑斯(Chandra Bose)的支持者，一個為時甚久的親日派。與大多數既譴責英國帝國主義又指責日本帝國主義並絕不接受大東亞共榮圈思想的印度精英人士不同，帕爾是徹頭徹尾的日本帝國主義的辯護者。5月到達東京後，他接受了依照法庭憲章對他的任命，可是態度卻很不誠實，他不認為同盟國擁有審判日本的權力，更不要說任何方式的依法裁決了。從一開始就決心要看審判失敗的帕爾打定主意，無論其他法官如何裁決，他都要寫出獨立的反對意見。對他拒絕簽署「公正執法共同宣言書」，亦不必感到驚奇。 此後，根據辯護律師歐文·坎寧安的估算，帕爾在466天的「審判日」中缺席了109天，是第二名缺席者，審判長威廉姆·韋布爵士(53個「審判日」)的兩倍以上。只要帕爾出庭，他一定會向被告鞠躬，他認為這些被告是亞洲解放運動的發起者。作為法官當中政治上最獨立的人，帕爾拒絕讓同盟國的政治關心和意圖，更不要說法庭憲章，以任何方式影響他的審判。他會做出法庭上最具情緒化充滿批判色彩的政治判決。後來，許多批判東京審判的人在堅持戰時的「大東亞戰爭」的政治宣傳論點的同時，認為亞洲遭受苦難的主要原因在於西方的白種人——即帕爾所說的「勝利者」。他們會讚賞地引用帕爾的論點。那些認為「白人」對亞洲的剝削是戰爭的主要起因的人也同樣。 在選定被告的整個過程中，檢察官們保持著快節奏的工作。他們時時留意著時鐘和紐倫堡的動靜，擔心德國對22名主要戰犯的審判一旦結束，世界的關注就會消失。紐倫堡既是他們的法律模範，也是他們心理壓力的來源。麥克阿瑟通過基南向檢察官們施加壓力，要他們儘快結束準備階段，進入案件審理程序。他拒絕給予檢察當局審問裕仁的權力。他還決定既不讓裕仁作為證人在法庭上提供證詞，也不要求他提供日記或其他私人文件。 日記和(巢鴨)監獄的供詞，不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在決定起訴時都起了決定性作用，因為大量能表明罪行的日本文件都被燒毀或依照口頭傳達(為了避免留下書面證據)的內閣決定被處理掉了。日本陸軍的秘密記錄也被藏匿起來。雖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的證詞是在4月9日完成的，即基南命令他們停止處理的1周後。所有的證人都試圖保衛天皇，都把戰爭責任推到被選定的少數幾個陸軍軍官身上。在幕後參與審判的親英美的「穩健派」們，通過他們自己的證詞，嚮導致戰敗的陸軍領導層進行了報復。與其他在法庭上為檢察方提供情報的人同樣，一些重臣如海軍大將米內光政和岡田啟介，為海軍作了辯護，在誇大陸軍影響的同時，將天皇及其隨從的影響最小化。
開庭審判 1946年5月3日，開庭審判。法庭設在靠近東京都中心市谷的舊陸軍省建築物內剛剛裝修過的大禮堂。基南讓人將這個日本軍國主義的神經中樞改裝成法庭，並用深色木質鑲板重新整修，還為法官們製作了長長的、高高在上的桃花心木法官席。裝備了一台審判長專用的麥克風。證人席設在靠近屋子中心的地方，旁邊有為律師和法庭速記員準備的桌子和長凳。修繕班為首席檢察官和首席辯護律師搭了高高的講台，還為拍攝審判全過程的同盟國的攝像師和攝影師搭建了平台。另外，還為國內外的新聞社、廣播電台的記者以及約30位將用兩種正式審判語言工作的日語和英語翻譯預備了特別席位。後部上層的樓座能容納660名旁聽者，加上第一層的座席，共有旁聽席近1000個。法庭書記員拿著移動式麥克風在庭內跑來跑去，懸掛在天花板上的巨大的強弧光燈將整個場景照得雪亮。 3天後召開了第三次公審，上午9點15分，被告、法官、律師、頭戴白色頭盔的憲兵(MP)以及為了旁聽被告的抗辯從世界各地趕來的幾百名外交官和記者擠滿了法庭。開庭後，首先對辯護律師進行了介紹，隨後，圍繞起訴書中的誤譯發生了一陣爭論。誤譯問題解決後，從荒木貞夫開始按字母順序點名，被告聽到自己的名字被點到時起立。所有被告對每一項指控都主張自己無罪。最具有教育意義的公審秀——即對主要戰犯的審判將從積極的方面教育人們認識戰爭的犯罪性，而不是像斯大林的公審秀那樣教給人們謊言——即將開場。法庭上擠滿了旁聽者，仍處於食物危機中的日本國民也在觀看。 以6月4日基南戲劇性的開庭陳述為開端，檢察當局在近8個月的期間里分階段對各案件進行了立證。基南指出，東京法庭即將審判的是「對文明宣戰」的一些人，因此應將審判視為「為了保護整個世界免遭毀滅的文明之戰」的一部分。接下來，基南對檢察方面的立論概要作了說明。為了使人們理解美國和日本的外交政策的實況，隨後幾天中，檢察官們每天在法庭上介紹一些條約、協定和其他的文件。檢察方傳喚了109名證人進行口頭作證，另外讓561名證人留下了書面證詞(以書面證詞、宣誓口供和詢問調查書的形式進行)。對被指控人不利的證據紮實有效地積累起來。最初顯現出來的情節是日本為戰爭所作的準備工作，通過宣傳、審查制度和中央集權化的教育教化手段。然後是對侵略戰爭實況的敘述結構，以帝國軍隊在各國犯下的戰爭罪行為焦點。 早在開庭的第2周，美國律師本·布魯斯·布萊克尼少佐就對蘇聯法官的參加提出了質疑，因為蘇聯政府早些時候因對芬蘭發動的局部戰爭而被驅逐出國際聯盟。辯護方則提出了同盟國在剛剛被定性的世界再分割時代(1938－1945年)的行為問題作為爭辯。從而引起了彼此彼此(「你也一樣」)的爭論，其目的是要削弱檢察方的指控，並不是實際上的反證。每一次法庭都駁回了辯護方的論辯——事實上是在告訴辯護方，什麼樣的暴力行為是「侵略」和戰爭犯罪，什麼樣的行為不是。 6月13日，澳大利亞的副檢察官艾倫·曼斯菲爾德向法庭提交文件，證明了日本是海牙諸條約的簽約國，並詳細闡明了日本的政治和官僚體制。每位被告的個人經歷都被當庭宣讀，檢察官對日本如何為戰爭作準備進行了概述。日本證人當中，特別是幣原喜重郎和若槻禮次郎描述了陸軍實質上的獨立、「警察國家」體制和1930年代的政治精神狀況。他們的證言加深了人們對「軍國主義者」的印象，他們策劃「事件」，挑戰歷屆內閣的權威，並逐漸鞏固了他們的權力。但是每當關於誰應當為軍統帥部擔負憲法上和道義上的責任這類問題出現時，便沒人回答，因為裕仁一直被「隱藏在幛子的後面」。 在短短的夏季休庭期間，法庭安裝了空調設備。法庭再次開庭後，開始聽取滿洲事變後開始的日本侵略中國的證言。6月27日，被暗殺的犬養義首相的兒子犬養健作為檢察方證人出庭。作證時，他直接地、意想不到地提到了天皇，稱他的父親在拜謁天皇時，曾直接要求天皇命令陸軍退出滿洲，那時他是他父親的秘書。犬養健沒有直說天皇拒絕了他父親的請求，只是聲明總理大臣「想把軍隊從滿洲撤出的目的沒有達到」。在後來對犬養的交互訊問中，被告木戶和東條的律師穗積重威問他為什麼天皇沒有批准總理大臣犬養的請求，下詔命令軍隊撤出。穗積說，無論是英文的還是日文的，證人犬養的「證詞都可以被理解為天皇對滿洲事變的擴大負有責任。」犬養試圖更正他的證詞，但是這種戲劇性且意想不到的將責任歸咎於天皇的方式，已經在法官中引起了騷動。 第2天，韋布告知法庭，因為一些法官「認為關於陛下地位……有矛盾之處，所以希望證人今天對這一點作明確說明。」犬養部分地收回了他前一天的證詞，只是說他和他父親說「從滿洲撤退」時，所指的是命令朝鮮部隊退回朝鮮，以及鐵道守備隊退回鐵路地區。然而，最終犬養也沒能澄清他證言中的矛盾之處。7個月後，檢察方寫下了共同謀劃的評語並結案。關於裕仁在各種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問題就像一塊烏雲籠罩著審判過程。沒有一位被告敢於談論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
東條與天皇置換責任 律師團花了11個月來證明各被告無罪——其中大部分是在1947年進行的，所用時間比紐倫堡審判的整個期間還要長。除了被告外，有310名證人出庭作證，另有214人提交了書面證詞。在解釋日本發動對美英戰爭的原因時，辯護方大體上採用了日本的戰時宣傳，並大量使用了戰後批判羅斯福外交政策的文獻。當辯護方集中為日本在中國和太平洋地區的行為開釋時，檢察方指出辯護方存在許多事實上的嚴重錯誤，影響了辯護的表達。法庭一次次地裁定大部分的辯護材料不相關或無關緊要。被駁回的文件包括日本在亞洲為對抗蘇聯的共產主義所作的努力的細節和美國國會對珍珠港襲擊的調查。當律師布萊克尼試圖向法庭提交一份前陸軍軍官斯廷森關於決定向日本投擲原子彈的記述概要時，法庭也以多數意見予以駁回。1948年冬天到春天進行的是檢察和辯護雙方的反證和最終陳述。 從一開始，美國和日本的辯護律師們就表現得很糟糕。用主辯護律師和前眾議院議員清瀨一郎的話來說，他們本應努力「否定所有對被告起訴的事實」，但是最終也沒能達成統一的辯護方針。清瀨在他長長的開庭陳述中指出，關於戰爭中的殘暴行為：「我國從未有過類似所謂德國迫害猶太人那樣的故意違反人道的行為」，並且「我們要證明(被告被指控的行為)與德國的戰爭犯罪有很大區別。」隨之，辯護律師高柳賢三站起來開始攻擊法庭憲章的合法性。一些作為戰犯嫌疑人正在接受調查的日本陸軍將校，接二連三地被傳喚到庭為辯護方作證。許多辯護律師聲稱他們的委託人是在遵照上級的命令行事，或者是為了阻止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散而戰鬥。許多律師提到了審判期間被引入日本辭彙的「赫爾照會」，從那時起，就對它進行了惡意的指控。他們堅持認為，真正的罪魁禍首是迫使日本捲入「自衛戰爭」的美國。辯護律師還採用了拖延戰術，希望美國和蘇聯之間逐漸惡化的思想意識上的衝突會對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辯護產生有利影響。 辯護階段最突出的部分是前內大臣木戶、前外相東鄉和東條大將的法庭證言。在首席檢察官的交互訊問中，他們3個人都在無意間將不在場的天皇牽扯了進來。 木戶站在證人席上的最初兩天，即1947年10月14至16日，儘管基南指責說陳述書不過是法庭文件的複製而已，木戶的辯護律師威廉姆·洛根還是毫無遺漏地宣讀了長達297頁、冗長的英文文本。洛根讀完後，10名律師用了近5天的時間輪流向木戶提問。然後基南開始了數天的交互訊問，目的是為了證實「從(木戶)的政治生涯開始直到日本投降為止」，他(用基南的話說)「在天皇試圖採取實際手段……完全確立治安……徹底阻止暴力行為時……一直都是反對的。」基南用原田熊雄的日記記錄質問木戶日記中的主張，表明了木戶在中國戰爭期間一直與軍國主義者同流合污，而不是與其對抗。儘管木戶聲稱自己與政治無關，但在幕後卻行使了巨大的政治權力。 首席檢察官還指控木戶經常將責任轉嫁給他的朋友：原田和近衛——兩個人都在適當的時候死去了——以及高齡的牧野伸顯。23日，基南與木戶之間進行了幾個回合的緊張問答：問題集中在珍珠港襲擊的前夕，裕仁在軍事與外交上的權力；木戶給天皇的建議諮詢；其中包括他在三國同盟締結時所起的作用；他推薦東條為首相；他對羅斯福總統寫給天皇的最後的信件的處理。等木戶走下證人席的時候，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再次成為焦點問題。 1947年12月下旬，前外相東鄉站到了證人席上。他宣稱東條、島田繁太郎、鈴木貞一是1941年宣戰的主要倡導者，引起了全國的關注。更為重要的是，12月26日，東鄉還稱，赫爾國務卿曾命令所有日本軍隊和警察力量立即並全部撤出中國和法屬印度尼西亞。 不僅如此……(如果執行)赫爾照會……日本將面臨著還不得不從滿洲撤出的局面。這種政治形勢也會自然而然地影響到朝鮮……換句話說，我可以不過分地講，在對外形勢上，日本的狀況仍會同現在一樣……總而言之，(赫爾照會)就是要求日本退回到日俄戰爭前的狀況。這等於是日本作為東亞大國的自殺。如果這樣做了，日本在經濟上基本是無法存立。 東鄉暗示了日本政府是在仔細研究了「赫爾照會」後被迫選擇了開戰。可是，事實上，有關這種研究的記錄當時及現在一直都沒有人見過。除了日本駐華盛頓外交官職業性的無能外，東鄉試圖隱藏的還有赫爾從未對日本繼續控制滿洲提出過異議一點；而他東鄉，在那時本可以堅持把赫爾的照會作為協商的焦點，推遲與美國的戰爭，可事實上他並沒有這麼做。 1947年12月26日，當東條將軍出庭作證時，GHQ和日本政府為了保護裕仁而進行的遊說活動達到了高潮。《朝日新聞》將頭版的大部分都用來登載東條的證言。當天的大標題是「天皇沒有責任徹底主張『自衛戰』」。4天後，12月30日，在美國律師讀完東條事先準備的供詞的摘要後，東條不僅為天皇還為導致1941年12月決定開戰的整個日本政治過程作了辯護。他堅持認為，日本政治沒有向反動性發生任何轉變，仍是從來的明治憲法體制下的政府。所有的日本戰爭暴行都是偶然發生的，無論是思想意識上的教化還是給陸軍灌輸的民族精神都與戰爭暴行無任何關係。主要是面對日本公眾而不是法庭的聽眾，東條將自己描述成一個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他否認侵略戰爭是犯罪並宣稱： 直到最後我都堅持這場戰爭是自衛戰，是不違反現公認的國際法的戰爭。直到現在我都未曾想到，我國因為進行了這場戰爭，會作為國際犯罪受到戰勝國的追訴，還有戰敗國的合法官吏個人會作為國際法的犯人、條約的違反者而受到追究。 東條巧妙地將他和天皇的開戰責任與完全不同的戰敗責任進行了置換。戰敗是在兩年前發生的，而且戰爭進行了一半的時候，東條就離開了政權。站在證人席上的東條顯得心地高尚：「第二個問題，即關於戰敗的責任，是當時的總理大臣我的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不但接受這個責任，而且衷心希望承擔這份責任。」 東條的表現激起了強烈的反響，藉此，在那些對審判有敵意、希望看到哪怕有一個被告站出來表現得很忠臣的人們中間，東條的名譽得到了恢復。而基南的對應卻沒有產生什麼效果。可是第2天，在木戶的美國辯護律師威廉姆·洛根的質詢下，東條無意間、間接地牽連了天皇，引起了法庭的轟動。 洛根：你能否記起哪怕是一個事例，木戶違反天皇的和平願望，採取了什麼行動？或者是提了什麼建議？ 東條：當然不會有這種事例。據我所知，沒有。不僅如此，日本國的臣民，違反陛下的意思干這干那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說，日本的高官了。 東條的失口破壞了裕仁對開戰決定不承擔責任的論點，法庭審判長韋布立即向檢察方指出了這一點。這是無法忽視的問題。裕仁的一個親信侍從立即向巢鴨監獄的木戶傳話，讓東條更正他的錯誤。在首席檢察官基南的幫助下，東條在1948年1月6日的下一次作證時就此做了訂正。儘管如此，還是帶來了負面影響：檢察方的證據和東條的證言再一次將沒有出現在法庭上的天皇牽扯了進去。
三類罪行 在戰犯審判之前、之間和之後很長時間，退位的威脅一直沉重地籠罩著裕仁。危險來自那些希望參與政治事務的身邊的皇族，和所有認為應該用特別的道德標準要求國家領導人的人。 高松親王就是幾位希望裕仁退位的皇族之一。日本正式投降約1年後，1946年9月20日，他在日記中吐露，僅僅因為裕仁積累了多年為君的經驗，或者因為他的退位會給麥克阿瑟帶來麻煩，所以就讓天皇保留皇位是不明智的。期望攝政但又不能言明，因此高松親王支持推舉秩父親王為攝政的意見。早在1945年9月30日，他就在日記中寫道，經過長期休養的秩父親王返回首都，他「已經能見人，一旦需要的時候，也能做攝政」。高松顯然認為裕仁不會永遠呆在皇位上，所以一直保持著對裕仁的批判傾向。其他的皇族成員，如三笠親王和東久邇親王也支持早期退位。 很快，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如自由主義哲學家田邊元，就公開呼籲裕仁 「要敢於表現出更切實的責任感」。東京帝國大學校長南原繁也規勸裕仁退位。著名詩人三好達治從戰場上為天皇犧牲性命的士兵的立場出發，最早對天皇的道義責任提出指責。除非天皇「在形勢的允許下儘快」退位，否則「世上就沒有道理了」。三好在1946年春到初夏發表的一系列獲得反響的隨筆中說： 陛下作為一國元首，必須作為第一責任者為這次戰敗承擔責任……陛下允許了軍閥之流橫行，多年來沒有施應施之策，疏忽怠慢之責甚大。在陛下的赤子的名目下，他們樸素地信賴陛下如慈父。他們相信陛下真正是陛下軍隊的大元帥。他們在陛下的名義下服從軍規，高呼著陛下萬歲倒斃在軍陣上。對如此忠良的臣民，卻發出「陸軍真是個麻煩」的陛下……對忠良的士兵們，陛下是有背信責任的。 副侍從長木下道雄準確地認識到了這種威脅的長期性。他的日記中，有一張用宮內省的信紙寫的、沒有署名也沒有日期，但有可能寫於1946年初春的便條。木下(或和他有同樣想法的某人)寫道，即使美國和麥克阿瑟決定保留君主制，隨著戰爭犯罪人審判的進行，將出現是保留現帝，還是擁立新帝的問題。 (美國和麥克阿瑟)可能預想，日本國民對廢除天皇制會徹底反抗吧。他們大概沒有預想過現帝退位新帝即位也會引起日本國民的徹底反抗。根據情況，他們也許會提出後者。吾人必須有所準備。 不讓他們提出退位問題的策略，至關緊要的，是要讓他們感到，無論是統治日本還是國際關係特別是在東洋，現帝都是引導國際關係向有利於美國發展的，最合適的、最值得信賴的人物。 到了1946年7月，就連GHQ中裕仁最熱心的保衛者費勒斯准將都開始催促他，為了防止對君主制的長期危害，希望他向國民做出懺悔。與此同時，被拘禁在巢鴨監獄的木戶也對裕仁的戰爭責任問題進行了思考，但是將勸說退位的打算推到了他自己的嚴酷考驗和佔領結束之後。 在毛澤東的共產黨軍隊佔領了瀋陽，斯大林以封鎖柏林的舉動向「杜魯門主義」發起挑戰的前後，1948年11月4日，東京審判在經過了6個月的休庭後開始進入收尾階段。 審判長韋布在公審法庭內朗讀了多數派的判決，他首先回顧了法庭憲章的法律條款——由麥克阿瑟頒布並修訂——定義的三大類罪行。第一類罪行是：「……策劃、準備、開始、從事……侵略戰爭、或者違反國際法、條約、協定的戰爭……或者參與了為實現任何上述行為而進行的共同計劃或謀議。」依照紐倫堡審判的先例，從事這種戰爭被稱為「反和平罪」。審判中，它主要是指對這幾個條約的違反：國際聯盟盟約、關於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九國公約以及放棄作為國家政策實現手段的侵略戰爭的凱洛格-白里安協定。與常規的戰爭犯罪不同，「反和平罪」的犯罪主體是政策的制定者。檢察方並非主張，侵略戰爭本身是非法的，而是日本被指控的侵略戰爭中的每種行為都違反了日本加盟的條約。為了進行這項指控，檢察官們不得不對亞洲太平洋戰爭的起因進行調查，為此，特別是不允許辯護方在證據文件中引用與亞洲的共產主義有關的內容之後，懸而未決的歷史論爭的馬蜂窩又被捅開了。而另一方面，紐倫堡和東京都沒有僅以「反和平罪」為依據作出死刑判決。 第二類罪行是「違反戰爭法規或慣例罪」(一般戰爭犯罪)，相對來說對這類罪行的爭論較少。這種犯罪是根據關於陸地戰爭的海牙公約，和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來界定的。這兩個公約都是公認的慣例法規，體現了人道行為的最低標準，適用於捲入國際武裝衝突的所有國家。試圖反駁「違反戰爭法規和慣例罪」指控的辯護方，面對檢察方彙集整理的證明日本在戰爭中所犯罪行的龐大證據，全部以失敗告終。 「反人道罪」是第三類罪行。這個術語(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暴行而產生)的定義與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所參照的四國倫敦憲章中的定義完全相同。其內涵是「戰前或戰時犯下殺人、滅絕、奴役、流放和其他非人道行為，或者以政治或人種為由的迫害行為……」這些主要針對平民的犯罪，只要與戰爭罪行有關聯，「在國際法的範圍內就可以懲罰。」在東京審判中，檢察官根據由55件訴因構成的訴狀，強調了各種類型的殺人罪，「當日本向有和平關係的國家發動攻擊時，作為限定於侵略性攻擊或違反條約的非法戰爭的結果」而被廣泛接受。「殺人罪」成了一把巨大的傘，日本對珍珠港攻擊和「南京暴行」都能被罩在傘下。
東條的死訊 韋布審判長還論述了法庭運營和各個案件的事實確認。儘管法庭查明日本陸軍以脅迫和暗殺篡權有罪，但是免除了日本國民對陸軍行為應負的責任。法庭還大幅減少了案件數量，在原來的起訴中這些案件都被認為得到了證實。韋布在概括多數派法官的觀點時總結道：「……共同謀劃發動了(一系列)侵略戰爭的行為，屬於最高等級的犯罪。」 接下來，他對全部25名主要被告下達了有罪判決。東條被判死刑，與他一起被判處死刑的還有其他5位將官和一名文官：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和前外交官及總理大臣廣田弘毅。在麥克阿瑟拒絕接受所有暫緩執行死刑的請願後，7位辯護律師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訴。他們的依據是美國憲法：東京法庭實質上是美國的法庭，但它的設立卻沒有經過國會的同意。它源自於杜魯門總統的行政權，而且也一直是以此為基礎運營的。在最高法院的法官們聽取律師團的「上訴」前不久，惱怒的麥克阿瑟告訴英國代表阿爾瓦里·加斯科因，即使最高法院下達了人身保護權的書面命令，他也會「無視」它而「把這件事委託給遠東委員會處理」。12月15日，在最高法院審理此案的前一天，遠東委員會趕在前面匆忙地宣布東京法庭「是依國際權威任命的國際法庭，並依國際權威行事的國際法庭」。5天後，最高法院裁定自己沒有權力或許可權宣告判決無效。 辯護律師們努力強調東京審判的政治性。但他們只是在揭露東京審判的複雜性，並強調麥克阿瑟許可權的雙重、曖昧的特性上小有斬獲。現在，最高司令官進而下令執行對7名死刑犯的絞刑判決。之後他們的屍體被火化，骨灰的大部分被撒到了海里，法庭錯誤地認為這樣就可以阻止某一天他們被當做烈士祀奉在寺廟裡。一位侍從稱，聽到了東條的死訊，裕仁走進他的辦公室哭了起來。 包括前內大臣木戶和前首相平沼在內的16名被告被判處終生監禁。前外相東鄉被判處20年監禁。外交官重光葵，沒有被認定為決定開戰的主要負責者，但因為他擔任小磯內閣的外相，並且沒有儘力阻止虐待俘虜而被判處7年徒刑。 韋布在他自己單獨提出的意見書中，在基本上同意多數派裁決的同時，認為在處理日本被告時，應該比處理犯有「令人髮指、形式多樣、涉及廣泛的」 罪行的德國被告多一些考慮。韋布尖銳地批判了賦予天皇的完全豁免權。韋布明確否定了關於天皇被脅迫的辯護，指出：「沒有任何統治者可以在犯下了發動侵略戰爭罪之後，稱不這樣做的話他的生命就有危險，然後正當地要求赦免他的責任。」 法國法官亨利·伯納德寫下的反對意見也提到了天皇。他在結論中說，日本的宣戰「有一名主要的始作俑者，由於他逃避了所有的追訴，現在的被告怎麼說也只能看做是他的幫凶而已。」 荷蘭法官B·V·A·洛林則對裕仁的免責沒有什麼異議，因為他認為裕仁是一個十足的傀儡領袖。洛林的反對意見主要針對的是法庭憲章的不足之處，他從一開始就對憲章的合法性抱有疑問。他拒絕承認「侵略」屬於國際法上的犯罪的觀點，認為被告中的5個人——木戶、畑、廣田、重光、東鄉——應該被宣告無罪。 帕爾法官在8月上旬就寫好了他的反對意見，並要求韋布根據印度慣例在法庭上全文朗讀。而多數法官投票表決的結果是，只要宣布這份反對意見書的存在即可，韋布在11月12日宣判的當天執行了這個表決意見。 對所有被告的所有指控均宣布無罪的帕爾裁決是獨一無二的，不能代表印度或任何其他亞洲政府的立場。從法律理論的觀點出發，他否認(洛林的觀點與帕爾相近)作為國家主權發動和進行戰爭是犯罪行為。他認為，不能發展或擴展19世紀就存在的國際法秩序，「侵略」的概念在法律上仍沒有定義。紐倫堡和東京法庭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存在的國際法框架，是非法的。因此，被告們沒有違犯法律。 嚴重的事實認證錯誤破壞了帕爾對日本行為的歷史分析——這是他的反對意見的第二要素。例如，他斷言張作霖不是被日本軍人暗殺的，主張「赫爾照會」是美國的最後通牒。他寫道：「即使是當代的歷史學家也可以想到。『關於這次戰爭，如果收到了美國國務院在珍珠港襲擊前夜送給日本政府的這種通牒，就連摩納哥王國和盧森堡大公國這樣的國家都有可能拿起武器與美國作戰。』」帕爾批判了審判的政治目的，和佔領的主要教育目標之一：即，讓日本人民了解戰爭的犯罪性。毫不顧及自己宣誓的意義，帕爾在結尾時主張日本無罪，堅決支持了日本關於戰時歷史的官方觀點。 儘管CIE(民間情報教育局——譯者注)的「戰爭有罪計劃」禁止全文刊登東京審判中的個別反對意見，韋布審判長仍在法庭上提到接近半數的法官對法庭提出了個別意見。外國法官的獨立性和少數判決意見的存在給日本公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對審判結果的被接受作出了貢獻。
最終判決 東京審判，儘管有程序上的不完善和複雜的政治性問題，仍對日本國民和他們對戰敗的看法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一些右派對審判持高度批判的態度、充滿憤恨和惱怒，決不肯對日本的侵略進行反省。岸信介在巢鴨監獄寫下的日記中，將戰犯審判描述成「鬧劇」，並將他此後的政治生命都傾注到了清除審判的影響中。其他的右派分子對日本在世界面前被剝得精光感到非常恥辱，努力無視審判的存在，忘記這場審判，拒絕接受任何正面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教訓。前保守派總理大臣蘆田均預言審判不會在國內激起巨大的反響。 共產黨實際上是惟一積極要求追究戰爭責任並嚴懲被判定有罪的罪犯的。但是在學術界，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則傾向於不接受東京審判，因為它失去了一次加深日本民主化的機會，缺乏歷史意義。他們指出，為了讓國家首腦逃脫責任，法庭憲章都被修改，麥克阿瑟全面豁免了天皇和國家實業界、財界的領袖，破壞了司法程序。另外一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也正確地指出，因為審判使導致戰爭的過程變成了「以極端軍國主義者與穩健的政治指導者的對抗為中心的過程」，因此說東京審判助長了精英政治史觀。然而，在學界之外，根據1948年8月的一份美國軍事情報報告，大多數日本國民對被指控的國家領導人持「消極」態度，但還是認為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受到了公正的審判。判決下達後，民眾對審判的肯定反應，表現在對重建、改進和將日本變成一個真正的「和平國家」所投入的持續努力中。 關於這一點也許有人會說：如果這些被告因違抗天皇的「和平精神」在日本法庭受審的話，很讓人懷疑他們能夠受到同樣公正的對待。這是通過在牧野伸顯的文書中發現的、被認為可能是幣原內閣時期的一份沒有標明日期的文件——為審判和宣判死刑而制定的緊急敕令草案——推斷出來的。 更為重要的是，東京審判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對抗性訴訟，使勝者直接與敗者對立。帕爾的「勝者的審判」的激烈批判極端簡單化，而且現在仍然存在這個問題，阻礙了人們理解東京審判的實況。實際上，東京審判是一個美日合作的政治審判。在審判的準備階段，裕仁與身邊的人就在幕後進行了參與，幫助選定將受到戰爭犯罪指控的人選，並對他們施加了影響。天皇的親信寺崎和松平充當了草擬被告名單的IPS執行委員會成員的情報提供人。試圖保護天皇和重臣的其他隨從也是如此。宮廷高官和外務省官員指示巢鴨監獄的A級戰犯嫌疑人該如何發言，同時，他們還培養了與基南及許多法律家的關係，其中既包括辯護方也包括檢察方。 皇室成員，特別是高松親王和宮廷內侍松平等人邀請美國律師參加雞尾酒會、招待會和皇室的「獵鴨」活動，目的是為了贏得他們的歡心，培養合作者和獲取情報。裕仁個人也為這種娛樂批准了增加宮廷開支。他的官員們積極配合審問，宣誓作證，因為他們希望將侵略責任推到一小撮軍閥身上——同時給人留下天皇和國民完全是被欺騙了的印象。投降後不久就重新組織起來並得到擴展的宮廷集團，在美國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的官方見解中，成功地插入了虛偽的說明，遮掩了裕仁在延遲投降中所起的作用。這些被基南稱作「和平的愛好者」的保守派精英，從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起訴的過程、法庭程序甚至於最終判決。 東京審判成功地揭露了戰爭領袖們的謊言，和他們不願意為在職期間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的事實。它第一次在日本國內公開了暗殺張作霖，和關東軍的陰謀導致了滿洲事變的事實。審判還為在亞洲和太平洋許多地區發生的虐待殺害盟軍俘虜及平民的事實提供了資料證明，其中包括「巴丹死亡行軍」和橫跨桂河的緬泰鐵路等最著名的事件。有關南京大規模暴行的證據得到了承認，在審判松井石根大將時，正值新聞報道了南京戰犯審判，其中谷壽夫和磯谷廉介陸軍中將因1937－1938年在大屠殺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判處死刑，這些都強化了日本國民對證據的認識。日本人在馬尼拉對平民的殺戮也得到了詳細的介紹，美國在那裡的無差別炮轟也導致了大量死亡。另外，對女性囚犯和佔領地區女性強姦的證據的提出，以及在國際戰犯法庭對強姦罪的起訴，都為後來建立了積極的先例。 東京審判長期影響了日本的政治態度。許多日本人從被當做國策的戰爭中汲取教訓，下定決心要日本永不再戰，將自己投入到使民主主義理想和國際規範運作起來的工作當中。由於東京審判加強了公眾對軍國主義與戰爭的憎恨，因此也促進了人們對新憲法的接受。日本的和平運動引用東京審判的證據批判了日本帝國舊的價值體系。在CIE的要求下，日本的媒體連日報道了審判的進行情況，儘管受到佔領軍審查機關的監督，但是在關於日本走向戰爭的過程上，所報道的內容還是比一般日本人被引導相信的內容要精確得多。此外，檢察方和辯護方所收集的大量的文件材料被保留，直至今天仍作為非常寶貴的歷史資料被人們所利用著。 儘管如此，在當時和之後的某些日本及外國批判者眼中，東京審判存在著無法挽回的缺陷。法庭沒有充分地保護國際刑事法規定的被告的權利。在起訴過程中，檢察方把重點放在了共謀罪上——以歐洲的自然法傳統和盎格魯－薩克遜的習慣法為依據的這個法律概念，讓大陸法的專家來說，這是一個不明確的、不熟悉的，從歷史角度來看已經落後時代的法律概念。基南和麥克阿瑟遵從杜魯門的政策，故意遺漏了一個在整個17年的所謂共謀期間(1928年1月1日到1945年9月2日)掌握著權力的人物，從而使日本的決策過程變得讓人困惑不解。那個人就是天皇：只有他一個人能使共謀的意願結合起來、發生效力，去發動一場非法的「侵略戰爭，一場違反國際法、條約、協定和誓約的戰爭」。
銷毀證據和歪曲歷史 此外，同盟國也犯下了戰爭罪行，但是卻拒絕將紐倫堡原則應用到自身行為上去。在審判進行的31個月里，美蘇之間的冷戰逐步惡化也影響了審判的進行。在亞洲，西方的殖民主義仍然健在，這意味著東京審判使帝國主義和國際法之間難以解決的關係凸現出來，而這是紐倫堡審判沒有涉及到的領域。沒有來自於「荷屬東印度」或前殖民地朝鮮的法官，這個事實就說明了問題。更有力的證明是法國和荷蘭的動向，這兩個國家試圖恢復他們在東南亞的殖民統治。還有美國的動向也能說明問題，它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每個角落都有影響力。杜魯門政權向正在與越南作戰的法國提供經濟援助。在中國，它認可了投降的日本軍為蔣介石方面戰鬥，並為蔣的軍隊提供裝備和軍事顧問，在重新開始的與共產黨的內戰中援助蔣介石。在亞洲和太平洋不發達地區，美國領導人似乎在追隨日本的先例，要給各個國家安排一個合適的位置，使其「各得其所」。 最終起訴書，與詳細記述了被告所有被指控罪狀的5份「附錄」一起，於1946年4月29日，正式提交給法庭。起訴書明確指出了日本的毒品生產和銷售問題，附錄D的第九節指控日本在中國的毒氣戰違犯了國際法。檢察方對毒品問題進行了追究，但是中止了對毒氣使用的指控。 由基南指派負責調查「1937－1945年對中國的軍事侵略」的法務官托馬斯·H·莫羅上校，1946年3月來到中國，對毒氣問題進行了調查。他4月16日給基南的報告引來了美國化學戰部隊(CWS)的秘密反擊。CWS列出一大堆法律理論，主張日本在實施化學戰時沒有不法行為。CWS開發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毒氣兵工廠，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沒有獲得使用其新武器機會，因此它希望法庭不要對使用毒氣作出有罪認定，特別是在他們相信與蘇聯的戰爭即將來臨之際。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是不是麥克阿瑟或某個美國陸軍指揮系統身居高位的人下達決定，實際上中止了追究日本陸軍使用化學武器的指控。不過，在開庭之後的兩個月之內，這個問題就被擱置了下來。缺乏想像力的杜魯門總統沒有意識到問題的關鍵，羅斯福曾經譴責毒氣為非法、殘忍的戰爭手段，杜魯門事實上認可了對羅斯福這一戰時政策的推翻。染指化學戰的日本軍官們和不希望國際法束縛手腳的美國陸軍領導人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同時，世界卻失去了阻止化學武器擴散的機會。1946年8月12日，也許是因為這個問題，失望的莫羅上校辭職返回了美國。 麥克阿瑟和同盟國以國家利益為由對許多人免於了起訴，其中就有應對中國的細菌戰承擔責任的石井四郎軍醫中將和731部隊的官兵。據估計，有3000到1萬人在石井的生物試驗所被殺害，多數為中國人俘虜，而這個事實卻被東京審判所忽視。美國聯合參謀總部和麥克阿瑟認為得到與殺人有關的實驗數據比審判更重要。 許多日本人中揮之不去的「聖戰」意識和舊價值觀的延續，無疑縮短了戰爭犯罪被揭露後的反省時間。多數日本人認為，戰爭是一種自然現象，國家之間即使沒有過錯也可能發生，這種認識妨礙了他們對在中國發生的戰爭暴行的反省。在某些日本作家看來，個人主體性差、過度依賴他人觀點的民族性也是造成這種傾向的原因之一。但是日本戰爭犯罪被如此之快地遺忘的主要原因與裕仁本人有關。除非裕仁為他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是他沒能而且也不想要求日本軍隊遵守比忠誠和功勛更重要的道德行為標準，而受到法庭審判，或被質詢，否則，侵略戰爭的合法性——日本入侵亞洲太平洋各國是為了解放他們的信念——就不會徹底失去市場。畢竟，許多日本人在參加戰爭時都與天皇有著共犯的關係，全體國民都認為，既然天皇對戰爭不負有責任，他們也不應該承擔什麼責任。 日本國民開始極為認真地面對戰爭的負罪感，可是麥克阿瑟和杜魯門不公正地分攤責任的早期決定，讓木戶和東條做了天皇的替罪羊，縮短了這種反省認識的時間。杜魯門1947－1948年戲劇性的政策轉變更是加速了這個過程。在被分割的德國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由美國高級專員約翰·麥克洛伊執行的杜魯門政策，通過重新定義非納粹化計劃的範圍，使適用對象僅限於少數幾個德國犯罪者，從而限制了計劃的影響力。東京審判與並行的剝奪公職運動，沒有解決日本關於戰爭責任的多方面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反而使問題變得更加棘手。保護天皇和重塑天皇形象是複雜的政治任務，只有通過大肆誇張日本社會巨變造成的威脅、操縱證言、銷毀證據和歪曲歷史方能達成。不知裕仁是否因這種對正義的歪曲而感到過不快，是否將這些情況在他向皇祖皇宗的神靈稟告時提到過。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直到處決東條為止的整個審判期間，裕仁從沒有忘記過自己更大的目標，那就是擺脫國內外要求他退位的壓力，保留君主制並因此在日本人的政治生活中維持穩定的領域和正統性的原理。
第四部 再造神秘性命天皇停止參拜靖國神社 佔領進入第5個月，迎來了1946年新年，此時的日本國民似乎被扯成了兩半。一方面，複員軍人和失業平民源源不斷地從亞洲大陸被遣返回來。數百萬人無家可歸，與之相伴的是，食物配給失控，各地黑市興起。農民為謀求村鎮政府的民主化，展開了政治鬥爭。土地改革尚未開始，但佃農和小自耕農已在表達對地主階級——明治以來，戰前天皇制的社會支柱——的不滿。另一方面，早已明顯存在的混亂和士氣消沉開始為精神上的騷動和亢奮所替代。不只是左翼，就是許多平民也認為，戰敗和佔領將很快帶來根本的、徹底的改革。大規模製度變革似乎已經近在眼前。 1月13日，學習院教員、GHQ民間情報教育局非正式顧問的雷金納得·布萊思寫信給裕仁的侍從長藤田尚德。他認為食物配給制度很快就會崩潰，建議天皇對這個嚴重問題採取措施： 只有天皇有能力……為糧食不流入黑市得到適當的分配，提供一種感召力。天皇應該巡迴日本，訪問煤礦和農村，傾聽人們的訴說，與他們談話，向他們了解情況。歸來後，他應當針對如食品囤積、現在正是需要與戰時同樣的犧牲精神等問題，發表一份聲明。他應該以情動人，呼籲日本民眾互相分享存糧。①裕仁為改善岌岌可危的現狀開始了他的「巡幸」，這一舉動得到了麥克阿瑟和GHQ公共關係顧問的積極支持，他們希望他表現出「真正關心國民」的姿態來。②最初與民眾見面時，裕仁一方是窘迫至極，民眾一方則是震驚和半信半疑。 3月26日，記者馬克·蓋恩在群馬縣高崎市一家治療戰爭負傷者的醫院見到了巡幸中的天皇。時值裕仁剛剛走下神壇，並希望推動這個過程的初始階段，蓋恩留下了這樣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 我得以仔細地觀察天皇，我們亦叫他「查理」。他是一個小個子男人，大約五英尺兩英寸那麼高，穿著一件剪裁糟糕的灰色條文套裝，褲子短了兩英寸。他有很明顯的面部痙攣，而且右肩不停地抖動。走路時，右腿稍微向外撇，似乎控制不了它。他顯得很興奮和不安，拿不準該如何擺布他的手腳。 起初，他拖步走過傷患者，偶爾停下來閱讀病歷。之後，顯然覺得此時有必要說點什麼。他問了幾個問題，但似乎問得都很不適合。最後他固定在一個簡單的問題上，「你是哪兒的人？」。他走向一個又一個患者，問著他的問題，當病人作出回答時，他就會說，「哦，是嗎！」聽起來似乎他對患者們來自秋田和歌山或北海道感到很驚訝。他尖銳的聲音，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細更高。 現在，不敬的美國人都在等著他那聲不像人聲的「哦，是嗎」 ，然後，互相輕推著、笑著並模仿他的聲音。但是慢慢地，玩笑的心情消失了。我們看到了本來面目的天皇：一個疲憊的、令人同情的矮個子男人，被迫做著自己討厭的工作，他絕望地試圖控制自己不聽話的聲音和肢體。很熱也很安靜，除了天皇尖尖的說話聲和他的陪護人員重重的呼吸聲外，再也沒有其他的聲音。③然而，國民很快就習慣於看到穿著「民主的」、 不合體的西裝，作著機械式的應答，有時甚至會微笑——一種現人神不應有的身體動作——巡迴中的天皇。由忠實的官僚作「托」，在GHQ和新聞檢查下的日本新聞界的協助下，巡幸的意義被不斷誇大，公眾的狂熱也在逐漸高漲。這一年，一方面是宮內省發放了(得到麥克阿瑟的批准)金錢、土地、房屋和木材用於公共目的，以此尋求與國民的溝通。而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層次上，在這個已經把名字從強硬的「大日本帝國」改為柔和的「日本國」的國家裡，新的君主制正在誕生中。④策划了巡幸的宮廷官員——宮內次官大金益次郎和宮內省參事官加藤進——強調說巡幸是「陛下的主意」，並舉出明治天皇1872年到1885年的大巡幸作為先例。然而，這個類比卻是不恰當的。明治天皇是在一個以暴力動亂和政治爭鬥為特徵，新興君主制處於危機的時期進行巡幸的。他的巡幸是讓民眾認識到他的存在，屬於樹立其實權者權威這樣一個更大過程的一部分，簡而言之，是為了構建具有他的統治特色的天皇與臣民之間強硬的、非個人的關係。 與此相反，裕仁本人形容他的意圖在於治療。他希望「安慰正處於苦難中的國民」，並「鼓勵他們為復興而努力」。他認為(見1946年3月31日木下日記)一年之內他能快速走遍全國，完成任務。他希望通過扭轉和緩和以前天皇制與國民之間的僵硬關係，使君主制更大眾化和「民主化」，以預防共和主義情緒。當然，在比較裕仁和明治巡幸異同的時候，還有一個不該忘記的要素是，沒有麥克阿瑟的強有力支持，就不會有任何巡幸。 4月30日，GHQ命令天皇停止參拜或代拜靖國神社、禁止紀念戰爭亡靈的國家儀式，天皇最初的巡幸就是在這時開始的。隨著巡幸逐漸佔據了公眾的心理，裕仁及其身邊人員抓住機會，不僅證明了他在國民中的聲望，藉此向總司令部和遠東委員會表示了裕仁的有用之處，而且還恢復了一些裕仁已經失去的權威。在每天要為食物和住所而艱難掙扎的城市地區，對天皇的反應普遍比較冷淡。但是在各階層民眾中，許多人對天皇仍然懷著舊有的敬畏和信賴感，同時對輸掉戰爭、現在需要麥克阿瑟庇護的天皇也充滿著憐憫和同情，這使他們對天皇的情感變得複雜。⑤另外，被否定了神格的裕仁，在相對自由的言論條件下，被暴露在民主主義的光照中，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裕仁還是近臣都無法輕易地阻止裕仁與國民日益增加的接觸。 1946年10月初，裕仁與麥克阿瑟進行了第3次經過精心準備的會面。他首先感謝將軍在5月份提供的大量的食品援助，然後指出與GHQ內的友好情感相比，美國國內的對日情感「還很不好」。麥克阿瑟回答說，經過「再教育」，美國的輿論會好轉的。他微笑著補充說：「我一直對美國的訪問者說，天皇是(這個國家)最講民主的人，但是誰也不相信我。」麥克阿瑟提到了新的和平憲法。裕仁則援引動亂的國際形勢，表達了對可能危及日本的擔心。麥克阿瑟預言說，終有一天新憲法會獲得世界的稱讚，一個世紀內日本將會成為「世界的道德領袖」。隨後，裕仁談到了對工人運動的憂慮。他聲稱，作為國民，日本人的教養水平還很低，「缺乏宗教心」 。麥克阿瑟告訴他不要擔心：「通過對你從來沒變的尊重和熱愛中，日本人的健全性得到了體現。」會面結束時，麥克阿瑟鼓勵裕仁繼續巡幸。⑥在這次及1946年的其他會見中，裕仁都向麥克阿瑟吐露說日本國民就像小孩子一樣，「缺乏鎮靜」，「符合雷同」 ，總是想模仿外國的樣子。另外，他對為他編輯戰爭秘錄的稻田和木下也說過同樣的話。他私下裡又補充說，由於有了修正後的憲法，「雖說這是戰敗的結果，但從憲法得到修改的現狀來看，對我國民來說，與其勝利後走向極端的軍國主義，還不如說現在這樣更幸福。」⑦裕仁熱切地想給戰敗點燃希望之火，他反覆地告訴國家領導人他們早已知道的事實：如果他們能與敵人合作推進穩健的改革，戰敗就會帶來積極的後果。投降1周年時，他在葉山的夏季住所告誡閣僚們說，記住，「這不是日本第一次戰敗。很久以前(7世紀)出兵朝鮮，因為白村江一戰一敗塗地，結果從半島撤兵。從那以後，我們進行了許多改革，而這些改革構成了日本文化發展的大轉折。」⑧
沖繩口信 在發展裕仁作為「人間」天皇，與人民共患難的「民主」天皇的新形象過程中，1947年是至關重要的第二階段。這一年，文部省編輯出版了一本影響極大的教科書輔助讀物《新憲法的故事》，它一方面強調了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國民主權、放棄戰爭的理想，同時又對天皇使用了最高敬語。⑨日本的大眾傳媒也就涉及天皇時使用最高敬語的規則與政府達成了一致。與此同時，宮廷方面恢復了戰前榮譽授予的慣例。天皇通過首席檢察官約瑟夫·B·基南，曾致函杜魯門總統。1月2日在皇宮的二重橋，他接受了國民的新年參賀。 1947年，裕仁巡幸再開，一夜之間，就變成了狂熱的群眾活動，遠遠超出了計劃者的預想。巡幸經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府縣和市區，與每天出現的戰爭犯罪審判和逐步惡化的美蘇關係報道形成對抗。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聲明(Truman Doctrine)的發表，標誌著歐洲冷戰的正式開始。隨著冷戰的深化，美日政策逐漸保守化，政策的重點也從改革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轉為重建和發展經濟，以及恢復經營者特權上面。⑩美國的賠償政策出現了軟化的徵兆：3月17日，麥克阿瑟對外國記者團說，美國沒有摧毀日本工業力量的意圖。他在寫給吉田首相的信中，指示吉田準備一份全面重新啟動經濟的計劃。1947年4月25日舉行的戰後第二次大選之前，GHQ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個新指標：日本必須在經濟上實現自給自足，才能在美國領導下的世界秩序重建中佔據一席之地。 在裕仁看來，這些進展似乎預示著GHQ正在放鬆控制，暗示著他可以獨立行事的可能性——這是從前不被認可的。1947年5月6日，新憲法頒布的3天後，裕仁再次與麥克阿瑟會面。與民主主義的深化相比，他更關心安全保障問題。據前外交官松井明所述，天皇向最高司令官問道：「美國離開日本後，誰來保護日本呢？」對日本的國家獨立漫不經心的麥克阿瑟回答道：「就像保護加利福尼亞一樣，我們會保護日本的，」然後進一步強調了聯合國的理想。裕仁幾乎沒有得到什麼承諾。但是6月，在會見美國記者時，麥克阿瑟宣稱：「我想日本人將不會反對美國保有沖繩，因為沖繩人不是日本人。」其實，麥克阿瑟早已想到，憲法上「永遠放棄作為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的日本，可以通過將沖繩轉化為巨大永久的美國軍事基地而得到保護。 1947年夏，裕仁又開始了巡幸。御用列車和汽車行列變得更加龐大。每一次出行都更加精心策劃、更加耗資巨大，也更加受到大眾的歡迎。保守派議員和地方政治家們判斷，與天皇關係緊密將有利於提高自己在選民中的聲望，於是紛紛趕來參加皇室巡幸的行列。6月初天皇到達大阪時，本來是以巡視戰後災區為目的的巡幸變成了壯麗的勝利凱旋。被禁止的太陽旗飄揚在房頂上，在數千名歡呼著萬歲的迎接者手中揮舞。不了解情況的人看到這種景象，還以為全體國民正在為得取最終勝利的天皇祝福呢。 同年6月1日，在新憲法下，由議會指名的片山哲組成了聯合內閣。被排除在選任首相程序之外的裕仁儘管很不快，也只能說「感覺片山好像有些弱啊」來表達他的不滿。之後，他在京都的御所堅持要求新首相向他作正式彙報。7月22日，他要求片山內閣的外相蘆田均繼續就對外政策事宜向他報告。即使是非常忠誠的大臣蘆田也感到天皇的要求違犯了新憲法的規定和精神。他勉強遵照天皇的指示，此後定期地向裕仁作簡短彙報，尤其是關於最終簽訂的和平條約的準備工作，和日本未來的安全保障問題。 如今裕仁違犯新憲法，再次在國家事務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1947年6月5日，蘆田外相對國外記者團發表評論說日本國民希望將沖繩歸還日本。3個星期後的27日，麥克阿瑟將軍對此做出了回答。在對一群美國編輯和發行人發表的，並被廣泛引用的評論中，他宣稱「琉球群島是我們的天然國境」，沒有日本人反對美國保留沖繩，因為「沖繩人不是日本人」。況且，沖繩的美國空軍基地對於日本自身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關於這一點——在蘆田和麥克阿瑟都公開地談到了沖繩，但美國國務院和五角大樓還沒有確定對這個戰略島嶼的政策之前——裕仁介入進來，發表了違反憲法的政治聲明，在關於日本主權的問題上，支持了日本君主制的保護人麥克阿瑟的觀點。 1947年9月20日，裕仁向麥克阿瑟的政治顧問威廉·J·西博爾德傳達了他關於沖繩的未來的立場。通過他的翻譯、經常與GHQ官員溝通的聯絡員寺崎，天皇請求美國考慮美蘇間不斷激化的對抗局勢，長期延續對沖繩及其他琉球島嶼的軍事佔領。天皇在作出這個提議時，已經知道了麥克阿瑟關於沖繩地位的最新觀點。天皇關於沖繩的想法也完全與日本主流保守政治精英的殖民地心理一致，就像大多數日本國民一樣，決不接受非殖民化。早在1945年12月，第89次帝國議會就把沖繩人的選舉權，同前日本殖民地台灣人、朝鮮人的一起廢除了。因此，當1946年第90次帝國議會開會採納新「和平」憲法時，沒有一個沖繩代表在場。 裕仁的「沖繩口信」證明，他仍繼續在國內外政策中秘密起著作用，而這些與憲法規定他應扮演的禮儀性角色沒有任何關係。不過這也暗示了他對「(日本)右左兩翼集團抬頭」的強烈憂慮，因為蘇聯很有可能利用他們引發的事件。與外務省同樣，裕仁也希望和平條約簽署之後，日本內外繼續保留美國軍隊。同時，或許他也感到在東京審判期間，有必要更加靠近美國以尋求庇護。但最重要的是，他的口信顯示了新的象徵天皇制、新憲法第9條與美國在沖繩的軍事化之間的關聯性。
暗殺天皇的謠傳 1947年10月10日，正當裕仁在新潟縣長岡市巡幸時，首席檢察官約瑟夫·B·基南宣布天皇和產業界都沒有戰爭責任。前一年，基南曾在美國披露「最高政治圈」決定反對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早在幾個月前，即1946年3月，裕仁就已經非正式地得知他不會被起訴，現在，基南在日本公開宣布了這個決定，對他來說，無疑是一個好消息。對於即將成為新君主制主要的經濟支持者的日本財界領袖們來說，基南的宣告也是一個令人高興的消息，但是麥克阿瑟對解散日本巨大的產業複合體以及對一定的經濟民主化所表示的不衰熱情，部分地抵消了他們的喜悅。 與此同時，要求天皇退位和進一步進行宮廷改革的壓力仍然存在。1947年10月14日，GHQ再次削減了有皇族地位的宮家數目。對於裕仁及其支持者來說，更加難以接受的消息接踵而至。外相蘆田在日記中記錄了與原陸軍少將田中隆吉的一次會面，田中與首席檢察官基南關係密切。田中告訴蘆田，基南拒絕把對木戶、東鄉和東條的交互訊問委託給他人，而是由他本人親自辦理，但是他擔心如果天皇、皇后和皇太子在全國巡幸時，行動「太惹人注意」，那麼他們的苦心就可能是徒勞。基南打算在審判後拜訪天皇，討論「退位等問題」。田中還說：「麥克阿瑟確信，為了日本國內的安定，為了抑制共產黨，君主制也是必要的。」一個月後，1947年11月14日，裕仁第5次會見了麥克阿瑟司令官。他們90分鐘的談話內容無人知曉，不過很有可能與從前的會面一樣，談論的是具體的政治問題。26日，裕仁出發前往本州西南部的中國地區，進行他本年度最後一次巡幸。 1947年12月7日——襲擊珍珠港6年以後，戰爭結束28個月以後——裕仁及其一行來到了遭原子彈爆炸的廣島。因為天皇的到來，街道被特別地清掃過。天皇頭戴深灰色卷邊氈帽身著同樣顏色的服裝，據一澳大利亞人的觀察，似乎「是故意選擇這樣的穿著以免顯得太衣冠楚楚」。他看起來「象徵著目前日本的逆境，以及堅持下去的決心。」數千名成人和兒童排列等候在長長的、經過審慎計划過的車隊進入市區的道路兩旁。在最初停車的地方，身穿黑色衣服的戰爭遺孤跪坐著等候他的到來： 站在他們身旁的是幾位母親，她們的臉上布滿疤痕，懷裡抱著的孩子程度不同都處於傷殘狀態。在照相機發出快門聲並轉動方向拍攝時，人群變得越來越興奮，天皇手拿著帽子，傾聽著這群人簡短地訴說自己的經歷。他低聲說著「啊，是嗎」，看起來似乎是在對著一個伸向他的麥克風說話。然後他嘴唇顫抖，簡短地鞠了一躬，轉身回到他的車中。就在此時，人群變得瘋狂。他們聲嘶力竭地呼喊著「萬歲」向前擁去，眼睛發光，除去了臉上漫無表情的面具。在裕仁走回車子前，宮內府的官員和警察遭到群眾的推擠和踩踏。沒有人觸摸到天皇，但是許多人似乎只要摸到天皇的車身就感到非常高興。 我們繼續駛向下一站，在臨時開闢的廣場上，市長、市府官員和相當於城市現有人口1/4的5萬名群眾，正等待歡迎他的到來……在這裡又看到了動情哭泣的人們……天皇登上講台……攝影師再一次從各個角度進行了拍攝。天皇(從口袋中掏出一張紙條)宣讀了一段簡短的講話……在市政大廳，他爬到了屋頂上，市長拿著地圖等在那裡，向他展示了城市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為天皇準備的一副小型雙筒望遠鏡放在一塊紫色的絹帕上，但是他沒有碰它。那一天，他第一次明顯地被不安的情緒所壓倒，看起來似乎想儘快離開那裡。 此時，GHQ注意到日益增加的國內外批判以及來自GHQ內部的批判，開始重新評價天皇的巡幸。民政局的保羅·J·肯特被指派跟隨天皇到本州的中國地區巡幸。1947年12月16日的肯特第一份報告記錄了巡幸團的巨大規模：近百名官員和侍從，無數的日本報紙和雜誌的記者及攝影師，「不管是列車，還是地方的公共汽車或者小汽車都有他們的座位……他們跟隨著天皇的每一段旅程。」肯特把出現「這一大群擁護者、追隨者、勤務兵和管家隨行」的責任歸咎於「地方政府和私人企業負擔了巨額經費」。他繼續記述道： 幾乎天皇一行經過的每條街道都被重新修建……(並且)他停下來視察稻田和農田的地方都被鋪上了地板並支起了天蓬。用鮮花和樹枝裝飾的柱子、門和拱門矗立在廣場的入口、街角和通往大橋的路上。他用手觸摸過的欄杆被用布包了起來，他走過的路都被鋪上了席子。考慮到所有這些情況……我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巨額資金被投到沒有任何實用目的的事情當中……這對於一個瀕臨財政崩潰的國家來說是完全不正當的。 他堅持認為天皇「沒有看到實際情況」，天皇的視察更像是「政治宣傳式的巡視」，其目的主要是在追蹤他的巡幸中，將他每天都置於公眾的視線當中。最糟糕的是，巡幸沒有使君主制民主化，而是增強了「傳統天皇制的權力和影響」。 肯特沒敢因這種令人遺憾的狀況而批判裕仁本人，但他是這樣描述天皇的： 神經質到了似乎身體有殘疾的地步；他的姿勢和動作笨拙而且不協調。他在講話和行動之前總是很猶豫。如果不是過分的自我意識，那麼肯定是他感到十分不安……在幾乎所有的場合，他的臉上都沒有任何錶情。當對孩子們講話，或者萬歲的呼聲非常大的時候，他也微笑過幾次。他的衣著甚至也很糟糕。 最後，肯特將造成天皇局促不安的原因歸咎於宮內官員的態度。他還舉出了兩件讓他特別惱火的事情，認為責任也在他們身上。一件是天皇在襲擊珍珠港6周年紀念日巡幸廣島。另一件是12月11日，巡幸中國地區最後一天發生的「有組織的大範圍的懸掛太陽旗」。 GHQ迅速採取了行動。1948年1月12日，GHQ民政局下令停止天皇的「政治宣傳旅行」，理由是宮內府官員違反了GHQ數項指令的精神。他們舉止傲慢且非民主，日本官僚機構明目張胆地濫用公費，為資助天皇巡幸徵收了不合理的稅金。GHQ還注意到關於暗殺天皇的謠傳，其中涉及到對新頒布的外國人登錄法不滿的所謂朝鮮共產主義者。其實，沒有明說的更深的擔憂還在於，巡幸非但沒有消除天皇已經放棄的神格的所有痕迹，使全體日本民眾從臣民意識中解放出來，反而在事實上促進了舊的偶像崇拜。
巡幸活動 1948年元旦，裕仁接受了聚集在皇宮廣場的數萬名群眾的問候。1月中旬，他在皇宮舉行了大眾性的「皇室新年詩歌朗誦會」(歌會始)。這個活動從明治維新的第二年，即1869年開始舉辦，伴隨著每一次民主主義浪潮的衝擊而逐漸向臣下開放，最後向全體國民敞開了門戶。參加者按照命題創作和歌提交上去，被選出的最優秀作品在大會上朗讀。對於宮廷官僚和天皇制論客來說，這種歌會儀式有利於化解日本國民間的社會和政治分歧。而在現實中，其效果卻完全相反。當天皇屈尊聽只不過是普通庶民的詩歌以及下層的國民謙卑地聆聽天皇的詩歌時，天皇和國民成為一體。因而「歌會始」使保守的思想意識和政治價值觀得以再生，成為日本國民是無階級差別的鐵板一塊這一偽裝的再象徵。 1948年後期，裕仁進行了慈善捐贈，被大肆宣傳。另外，還嘗試了三種新形式行幸訪問：參加植樹節的簡短出行，出席體育大會和與皇室關係密切的民間組織主辦的文化、社會活動。 1948年1月，天皇召集國會開會時，國會議員習慣走的「螃蟹步」引發了事件。通常，當天皇通過一個專用的特別入口進入國會議事堂後，他首先在專門的謁見室接見兩院領導人。按照傳統，進入謁見室的議員徑直走到天皇的正前方，深深地鞠躬，然後側行或倒退步，從最近的出口退出。不讓天皇看側臉或頭後部，是為了避免犯不敬之罪。但是1948年1月，當天皇進入那間專門的謁見室，準備接受國會兩院議長和副議長的鞠躬時，參議院副議長、社會黨員松本治一郎沒有露面。後來他對同僚解釋說：「我怎麼能學螃蟹橫著走？他不是已經成人間天皇了嗎？」 松井揭露了不符合新憲法秩序的戰前習慣是如何仍被固守著的。可是他的勇氣不但沒有被稱讚，反而受到了制裁。他的言行(如記者松浦總三所指出的那樣)徹底觸犯了吉田茂以及頑固的保守派，後者自1946年「布告事件」以來，一直為爭取新刑法恢復不敬罪在運動。很快，在吉田的要求下，松井被GHQ開除了公職，其政治生涯因而一時中斷，而在天皇面前的蟹步行仍在繼續。 「螃蟹步」事件清楚地表明有必要對有關新君主制的行為準則作進一步的改革。儘管巡幸活動受到了禁止，主要日報上不再有關於巡幸的報道，但是天皇設法獲得民眾支持的努力仍在繼續；限制君主制的進程同樣也在繼續。 1948年2月10日，由社會黨主導的片山內閣由於黨內左右兩派的對立而全體辭職。片山隨即就他的辭職向天皇作了彙報，儘管新憲法根本沒有這樣要求。3月10日，蘆田均組成了第二個不穩定的聯合內閣。裕仁和以前一樣地告誡蘆田「有必要對共產黨採取措施」。蘆田解釋說，共產黨是合法政黨，除非他們進行了不法活動，政府才能起訴他們。他提醒天皇注意，GHQ收到的批判巡幸的信「堆積如山」，正在危及新的君主制。就這樣，蘆田表明了他將繼續片山未成功的宮廷民主化改革的意圖。裕仁搬出了他得意的漸進改革的「鐘擺理論」，抵抗了近兩個月。最終還是被蘆田說服，同意罷免了他的高級顧問們。夏天巡幸主要的舞台監督大金、加藤和松平都退出了舞台。 這期間，天皇的威信仍然在受到攻擊。4月，戰犯法庭休庭，準備最終的判決。關心新君主制未來的知識分子再一次提出了裕仁繼續迴避因為他在戰爭中的行為和他給國民帶來的苦難所產生的所有道德和政治責任問題。有些人甚至期望他利用審判結束的機會宣布退位。 1948年是日本國內政治在美蘇對抗的形勢下調整軌道的時期。10月7日，歷時7個月的蘆田內閣倒台，幾天後，更為保守的吉田茂組成了他的第二次內閣。1個月後，東京戰犯審判宣告結束。11月12日下午宣布了審判結果。1948年12月23日，在巢鴨監獄，7名被宣判死刑的罪犯被處以絞刑。 第二天，麥克阿瑟釋放了關押在監獄或在家軟禁但沒有起訴的19名A級戰犯嫌疑人。其中有1941年簽署了對美宣戰聲明的前國務大臣岸信介；東條和鈴木內閣時負責鎮壓政治異己的警察官僚安倍源基；以及右翼組織的首腦兒玉譽士夫和笹川良一。 之後的幾年中，日本政治家和天皇本人要求釋放所有被定罪的A、B和C級戰犯，幾乎所有的請求都得到了麥克阿瑟及其後任陸軍中將馬修·B·李奇微的應允。至1952年4月與日本簽訂的舊金山和約開始生效時，在華盛頓的正式批准下，SCAP(同盟國最高司令官)釋放了包括沒有受審判的B級和C級嫌疑人在內的、全部892名戰犯。對這些人的釋放，以及隨後出現的其中幾個人在戰後的國家裡迅速升至權力高峰的情況，對20世紀50年代的日本政治產生了深刻的兩極化的影響。 1948年12月1日，美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第13／2號文件被送到麥克阿瑟手中。文件正式批准了美國的佔領政策從政治民主化向重建經濟和重整軍備的轉換。以後，美國不但要考慮在經濟上、政治上而且要在軍事上加強日本的力量——這違反了和平憲法。收到文件和杜魯門的追加指令兩周後的12月18日，麥克阿瑟指令第二次吉田內閣實行「安定經濟九原則」，其宗旨是控制薪金和價格並最大限度地增加出口生產。第2年初，底特律的銀行家約瑟夫·M·道奇來日本，指導日本實施通過產生大量失業者的極端的通貨緊縮財政政策，復興日本的資本主義。這些由華盛頓批准的政策轉換削弱了麥克阿瑟的權力，突然加速了日本政治中的「逆轉進程」。
和平運動 1949年，在新的安排導演下，裕仁的巡幸重新開始並一直持續到1951年末。這段時期的初期，GHQ放鬆了對公眾討論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事件的限制，結果和平運動乘勢興起。到了末期，佔領迎來了新的軍事指導者並迅速走向結束。 這些年間，東亞的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49年，蘇聯開發並試製了核武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在中國大陸打敗了蔣介石的國民黨。國民黨逃往台灣。1950年2月末，美國聯合參謀部總參謀長奧馬爾·布拉德利將軍飛往東京，與麥克阿瑟就遠東緊急事態的防禦計划進行了磋商。關於這個問題，杜魯門政府允許麥克阿瑟在緊急事態發生時可以擴大許可權，讓他管制包括琉球群島在內的日本周邊廣大海域。同期，杜魯門採取了具有挑釁性的冒險戰略，具體見於1949年12月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第48／2號文件和之後1950年3月的68號文件。3個月後，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為了對應這種局勢變化，日本重整軍備，加強警察力量，並開始接受美國的大規模經濟援助。很快地，日本不但經歷了第一次戰後經濟繁榮，而且還經歷了第一次民族主義的復興。主要作為對這些變化的反作用，國際和平運動的一個分支——日本的和平運動誕生了。 1949年5月17日，應縣議會對天皇巡幸的邀請，裕仁開始了為期24天的九州巡幸。這時，將天皇從主權者變成象徵人物的憲法已經頒布了兩年，國民的心態也已發生了改變。1948年10月，吉田茂再次掌權，1949年2月，組織了他的第3次內閣，這是第一個以穩定的保守派主流為基礎的內閣。佔領下的日本不再對侵略受害者進行象徵性的賠償，它正在成為「亞洲的工廠」。美國佔領者也不再費力推行日本經濟的民主化。不過，GHQ依然在控制政策的制定，也依然在執行對日本媒體的事後審查制度。然而更多的行政許可權正在逐漸地移交給日本政府，1949年5月，保衛皇宮和天皇的責任完全移交給日本。6月，宮內府成為總理府的一個下屬機構(宮內廳)。 裕仁的九州巡幸規模上不再像從前那樣鋪張。然而，天皇一行還是受到了熱烈歡迎。除了新興媒體呼籲人們支持君主制，再加上政府在各個層面的持續努力，最終保證了巡幸最大限度地喚起國民極為一致、但又是「自發的」熱情。身穿工作服的天皇視察了三井煤礦，還會見了記者、學術界人士和著名文學家。在長崎，他馬上將焦點對準了原子彈爆炸的倖存者，他訪問了長崎醫院，站在瀕死的醫學教授、放射線輻射的受害者永井隆的病床邊讓記者拍照。同年初，永井的手記《長崎的鐘聲》撥動了日本國民的心弦，手記指出，長崎是為了結束戰爭被神選中的純粹的祭品，被天皇巧妙利用的「永井熱」是日本國民對被壓抑的核經歷的一種遲到的覺醒。 在不斷深化的冷戰背景下，新日本的國民開始了解原子彈受害者的經歷和體驗，儘管這項工作著手得很晚。大田洋子的《屍體的城市》、原民喜的《夏之花》、今村得之和大森實的《廣島的綠芽》成為1948－1949的暢銷讀物。不斷增強的核意識和不斷加深的冷戰相結合，帶來了對新憲法的和平原則更為積極的評價。但是，在新憲法下運營國政的保守政治家們所持有的國家概念，與大多數國民所持有的國家概念仍有很大差距。彷彿是對憲法理想與現實間矛盾的反應，無論宮廷官僚如何仔細地策劃和組織，關於天皇應有的行為方式問題，民間的意見仍無法統一。有些人希望天皇進一步「人間化」，有些人則認為如果天皇變得太「人間化」，君主制本身將失去信賴性。 1949年夏天舉辦的全日本游泳錦標賽等一系列體育賽事，佔領後第一次振奮了民族主義精神。天皇和皇后出席了比賽，裕仁發表講話對運動員進行了鼓勵。當日本游泳冠軍古橋廣之進在洛杉磯的全美游泳比賽中創造了三項世界紀錄之後，他和他的隊友在皇宮受到榮譽謁見並被賜茶以示祝賀。那一年，京都大學湯川秀樹教授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也增添了國民的自豪感。這些新日本「象徵性人物」的出現，給裕仁提供了在媒體上大面積曝光的好機會。 1950年初，裕仁發表和歌，表達了他九州之行和對湯川獲得諾貝爾獎的喜悅心情。然後，便踏上了另一次連續巡幸的旅程。3月13日，為期19天的四國、淡路島旅行開始。他訪問了縣政府辦公廳、公立學校和大學、農業試驗基地、孤兒院、造紙廠、化學工廠以及紡織廠和機械工具廠。與以往一樣，人們的反應各不相同。多數情況是，巡幸中的天皇作為愛的精神體現者、慈愛的人、名人，通常都會受到熱烈歡迎。然而，少數人仍然相信他是神聖的化身、活著的神，是一股激勵人們精神和行動的強大力量。看到天皇來到近前，他們高呼萬歲並激動得流淚。他們的面部肌肉綳得緊緊的，身體在顫抖，腿就好像接觸了強電流不停地抖動。隨後出現的將是情感麻痹，一時間失去意識，不知自己身在何處。這種現象，這種原封未動的臣民意識的身體表現，有過體驗的人在回憶時都反覆地描述過。他們的共通之處是有一種充實感，為能與天皇一起拚命工作，並一起遭受磨難。 而另一方面，無論怎麼進行形象處理，也無法抹去他的戰爭責任。對天皇的淡漠感也在擴大。在少數左派人士那裡，他的不善言談依舊是嘲笑的對象。 美國和日本的外交準備正朝著和平條約的方向快速推進著，和平條約將把日本納入美國領導的對抗蘇聯和中國新生的共產主義政權的集團當中。裕仁此時秘密地使自己參與到這個進程中來，使美日單邊軍事同盟的協商變得更加容易，關於這個協商，事實上日本給了杜魯門政權所希望得到的一切。
挺進到鴨綠江 根據歷史學家豐下楢彥的推想，裕仁的外交介入是在1950年4月18日他與麥克阿瑟第十次會面之後隨即展開的。兩位領導人之間的問題(1947年5月6日的第四次會談以來)一直是放棄戰爭的憲法，和彼此對憲法重要性的認識。據第九次和第十次會談時給天皇作翻譯的松井明所言，1949年11月26日，正值關於和平條約的爭論不斷升溫之際，他們討論了「和平問題」。4月18日的會面中，話題中心是共產主義陣營對日本的威脅。據說，兩次會面中，麥克阿瑟都宣揚了「第九條的精神」。而除了公共宣傳目的之外從來不具有和平主義傾向的裕仁則堅持認為只有軍事力量才能保護日本。也許是感覺到在日本的安全問題上，他與最高司令官之間的分歧是無法克服的，天皇最終決定迴避這個問題。 可能有兩個背景因素影響了他。1950年2月，蘇聯重新提起了裕仁的戰爭犯罪問題，以他在二戰中批准使用生物和化學武器而要求對他進行審判。 另外，4月6日，共和黨人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律師被任命為國務卿迪安·艾奇遜的特別顧問，這引起了東京和華盛頓對和平條約的談判將重新開始的推測，自1949年秋以來，有關和平條約的談判因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意見不一而受阻。豐下推測，裕仁與麥克阿瑟的第十次會面後，財政大臣池田勇人赴華盛頓時，曾帶去天皇給麥克阿瑟的財政顧問約瑟夫·M·道奇的秘密私人信件。信件的「大意是［吉田］政府希望儘早締結講和條約。即使這樣的講和條約締結了……也可能需要讓美國軍隊在日本駐留，如果從美國方面不好說出口，作為日本政府，探討由日本方面提出的方式也可以。」簡而言之，是裕仁，而不是吉田，做出了加速締結和平條約的第一份努力，和平條約將結束佔領統治、在日本保留美國軍隊和軍事基地，並將歸還日本的獨立。 杜勒斯6月下旬來到東京，開始了結束佔領的和平條約與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全面談判。當他與吉田第一次會面時，他對這位首相感到很失望。在安全保障問題上，吉田與裕仁不同，表現出一副不慌不忙、不情願接受安全保障問題制約的樣子。三天後，6月25日，北朝鮮派遣軍隊越過了北緯38°線，向南朝鮮的內地進軍。分裂的朝鮮半島的區域性紛爭轉變為全面內戰。一向反應迅速的杜魯門政府立即決定美國進行軍事干涉，一夜間將衝突國際化。麥克阿瑟在東京的司令部，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就對北朝鮮展開了陸海空的軍事打擊。 與此同時，裕仁得知了吉田與杜勒斯的糟糕會談。戰爭爆發的翌日晚上，他通過宮內廳的松平康昌給杜勒斯帶去「口信」，表達了對吉田的不信任。根據杜勒斯的記述，口信的「要點」是，美國官員「前來日本視察實情時，只能見到日本政府中得到SCAP正式認可的日本人……顯然，SCAP認為他們有持有軍國主義的觀點，因此害怕接觸這些經驗豐富的人物。」但是，正是這些多數已被解除公職的幹練官僚能夠向「關心將來日美關係的美國人提供有益的建議和協力」。裕仁「建議在有關和平條約的條款進入最終程序之前，應該設立一個由真正代表國民的日本人構成的某種形式的諮詢委員會。」 在《新聞周刊》的兩名記者，哈里·克恩和康普頓·帕肯漢姆安排的晚宴上，松平向杜勒斯傳達了「口信」。早在兩年前，對麥克阿瑟的經濟改革和戰犯清除持批判意見的克恩和帕肯漢姆就組織了一個「美國對日協議會」，致力於促進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往來。裕仁也許認為，涉及到和平條約和軍備重整問題，自稱「臣茂」的吉田已不再是「日本國民的真正代表」。對於裕仁來說，克恩和帕肯漢姆再開了一條繞開首相的新的、獨立的渠道，就像他先前繞過麥克阿瑟一樣(原文如此)，通過這兩個人，他可以與華盛頓進行溝通。在憲法上這應該受到譴責，但這正是裕仁的特徵。事實上，他正在復活戰前的「雙重外交」的傳統習慣。 1951年1月25日，杜勒斯返回東京，解決剩餘的問題。在第一次工作會議上，杜勒斯闡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是否有權力在我們認為必要的期間、必要的地方、駐紮我們認為必要數量的軍隊？」希望在日本全國無限制地部署軍隊的杜勒斯擔心日本會試圖引美國讓步。但是吉田沒有做任何努力，即便是形式上的，去限制美國在獨立後的日本所持的特權，他簡單地就作出了讓步。美國獲得了軍事基地和治外法權；日本甚至還要建立一支5萬人的「代用」軍隊。顯然，吉田表現得很無能。但是他在這些談判中的失敗表現——同意設立基地以取得力量平衡；反駁杜勒斯關於美國將軍隊留在日本是一種友善行為的論點——恐怕更多地與裕仁的影響有關，而不是他自己的失誤。 為了促進和平條約的商討和談判，裕仁及其親信與美國對日委員會的主要成員接觸了多少次我們無法確定。我們不能過分強調他們的影響。但也不能忽視裕仁所起的作用。1951年2月10日，裕仁在皇宮為杜勒斯舉行了晚宴。那一年，他還在其他場合與杜勒斯至少見過兩次面。這位未來的美國國務卿一定不會將昭和天皇僅僅視為一位禮儀上的元首。 朝鮮戰爭導致日本的社會狀況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初期那股要發展民主主義的熱情冷卻下來，左翼領導的工會組織受到了攻擊。對左翼的政治鎮壓風潮隨之而起，吉田政府和日本公眾對新生的和平運動，以及對批判天皇表現得越來越無法容忍。那個夏天，諷刺雜誌《真相》報道了一名來自長崎縣佐世保市的青年稱自己是裕仁的「私生子」。吉田首相代表裕仁提起了訴訟。很快，《真相》的發行商佐和慶太郎以誹謗罪被判了刑。就是裕仁最小的弟弟三笠親王也因為公開反對復活「紀元節」(建國紀念日)和警告軍國主義的危險性受到了批判。 1950年11月末，在接受了杜魯門授權越過三八線佔領朝鮮北部的兩個月後，也就是受到中國的警告——美國(而不是南朝鮮)部隊的進攻將威脅到中國的安全並將導致中國做出直接反應——的幾個星期後，麥克阿瑟得知中國說要做出反應的威脅變成了現實。中國30萬人的部隊越過邊境進入了朝鮮。魯莽地擴大戰線的美軍很快敗北，不得不大幅度後退，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到了1951年1月，曾經命令部隊挺進到鴨綠江邊，如今變得恐慌沮喪的最高司令官在杜魯門政權的眼中，只不過是一個危險的政治上「棘手的花瓶」。
學生舉行和平集會 在新任命的第八軍司令李奇微中將將中國軍隊的推進阻滯在三八線附近之後，麥克阿瑟再次超越許可權，發表了未經授權的公開聲明，威脅中國說，「除了勝利，別無選擇。」4月11日，憤怒的、忍無可忍的杜魯門終於因其反覆違抗命令並企圖將戰爭擴大到朝鮮以外的地方而罷免了他。四天後，裕仁對在戰爭中打敗了他而在和平時期又保護了他、享有很高聲望的元帥朋友進行了最後一次告別拜訪。在日本期間，儘管裕仁的隨從曾竭盡全力邀請，但麥克阿瑟一次也沒有去過皇宮。1951年4月16日，麥克阿瑟啟程回國。在他驅車前往羽田機場的途中，道路兩旁是被征服的國民組成的長長的送行隊列。歡送的人群中，吉田首相和宮內廳的代表向他揮手道別。 六年多的時間裡，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成為裕仁生涯中最重要的人。他敬仰將軍堅忍不拔的意志，視他為一個能夠適應新形勢的成功的角色扮演者。他的免職使裕仁感到震驚。這是否預示著和平條約的締結將延遲？也許美國的基本政策要發生改變？朝鮮戰爭要進一步擴大？4月22日，裕仁再次直接詢問杜勒斯以尋求答案。杜勒斯感到很不耐煩。他回答說：他「無意討論事情的功過，但是……它至少是一個在我們的制度下，平民高于軍部的示範……這件事也值得日本深思。」談論就到此為止。 1951年10月，裕仁準備啟程訪問京都及其他三個縣。1000多名京都大學的學生舉行和平集會，抗議吉田政府9月8日簽署的舊金山和平條約和日美安保條約。他們發出了致「人間天皇」的「公開信」， 把矛頭對準了重整軍備：「我們不得不承認，你現在，在單獨講和與重整軍備的日本，還想像過去那樣，作為戰爭意識的支柱發揮作用。」11月12日，當裕仁出現在京都大學時，迎接他的是一幅巨大的條幅，上面寫道：「在曾經是神的你的手上，我們的先輩在戰場上被殺死。請你絕對不要再次成為神。請不要讓我們再聽『海之聲』」。 2000多名學生唱著「和平之歌」，而不是傳統的國歌「君之代」，在校園中迎接天皇的到來。當局對學生們象徵性的行為和有失禮節的表現感到震驚，大約500名全副武裝的防暴和常規警察沖入校園，與學生發生了衝突。第二天的報紙站在警察一邊，批判了學生的做法，宣稱大學中發生了「世紀醜聞」。8名學生因和平抗議被開除學籍。學生組織遭到解散。受到控制和自我規範的日本新聞界將學生的行動視為不敬罪，連續數周以煽情手法對事件進行了報道。全國上下，許多人指責學生們是「愚蠢的赤化分子」或是不懂禮儀的年輕人。然而，同樣也有許多學生的擁護者，表示對天皇的反感，或是對天皇完全沒有興趣。 京都大學的抗議事件標誌著不敬罪在事實上的復活，也標誌著保護天皇的更為傳統的手段的恢復。它為「人間天皇」運動帶來了一個唐突的收尾。它警告日本領導人，時代已經改變，任何想恢復君主權威的行為都會帶來真正的危險。從這次緊張的衝突中，我們已經能夠預見裕仁在適應日本不斷湧現的反軍國主義和一國和平主義的過程中將面臨的問題。 裕仁與麥克阿瑟的第一次會面使司令官確信，正如美國政府所期望的那樣，天皇可以被利用。裕仁在離去時也確信他只要配合就能獲得好處。佔領期間重大的歷史交易就這樣開始了：麥克阿瑟利用天皇，天皇則毫無損失地利用GHQ恢復他的角色。裕仁的巡幸一度是這個交易的一部分。對他而言，巡幸有得亦有失。戰爭在國民的記憶中依然是壓倒一切的存在，一部分是由於敗北的羞辱和慚愧，許多人站到了戰敗的天皇一邊。事實上，他們在利用裕仁向世界宣告：「我們戰敗了，但並沒有失去一切。我們仍然擁有天皇和我們的驕傲。」1947年的巡幸受到最熱烈的歡迎，「行幸」將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天皇微笑著揮舞帽子，到處走動所帶來的歡快景象上，僅從這一點看，就是對戰犯審判的有力對抗。日本媒體通過讚美裕仁是「愛與和平的天皇」，將他的行動解釋為對民主主義的促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948年，歐洲的冷戰對抗更加尖銳，美蘇在柏林問題上的攤牌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裕仁更加關注國家安全保障問題。因為沒有憲法上的權力，天皇只得在幕後操作，他鼓勵美國保留沖繩作為軍事基地，而後又為鞏固日美軍事同盟發揮了作用。對他來說，反對蘇聯和與美英合作是向以前政策的一種回歸，由於他前期背離了這個政策才導致了日本的災難。他不會允許這種事情再次發生了。
譯後記 現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任教的日本史學家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P.Bix)從1991起，用10年時間完成了《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一書。該書在美國出版後引起強烈反響，並摘取了2001年普利策新聞獎中傳記獎的桂冠。評選委員會評價這本書「改寫了對裕仁的傳統評價，揭示了歷史的真面目，對日本有歷史的警示作用。」此書在歐洲、日本、中國也同樣引起輿論的極大關注，眾多媒體對書的出版暨獲獎都有報道與評論。 日本昭和天皇裕仁1926年即位，1989年逝世，在位63年。由於日本皇室和政府的嚴密封鎖，有關他的一生世人了解甚少，尤其是他與那場以他的名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的關係則知之更少。裕仁逝世後，世界對他的關注程度不僅沒有減弱，反而空前高漲。關注的焦點集中在裕仁與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的關係上。隨著昭和時代的結束，裕仁身邊的一些工作人員的日記和回憶錄逐漸公之於世。另外，美國國家檔案館也公開了許多有關太平洋戰爭和對日佔領期間以及裕仁個人的機密資料。終於，躲在鐵幕後面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裕仁被拉到了前台。 在書中，作者以其獨特的視角記述了裕仁的一生，並著重描繪了他在那場侵略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裕仁不但不是傀儡，而且還是大權在握的實力人物。戰後日美兩國基於各自需要，共同為裕仁刻意塑造了一個和平君主的形象——熱衷海洋生物研究，不介入政治，沒有實權。而作者的結論是，在戰前「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裕仁獨立於政府和官僚政治，在一個彼此制約的複雜體制中，行使了實權和權威。他熟知戰爭和外交情勢，具有淵博的政治和軍事知識；他參與了制定國家政策，並向陸海軍將領們發布大本營命令；他在制定日本戰爭戰略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並指揮了對中國的所有軍事行動。1941年，裕仁和他的宮廷近臣們與陸海軍中反美英的強硬派聯手，從而使亞洲—太平洋戰爭成為現實。」 因此，作者明確指出，裕仁對那場侵略戰爭負有責任，並且對日本侵華戰爭以及日軍暴行負有直接責任。「本書關心的一個重點是裕仁的戰爭責任問題。對於那場以他的名義發動、他作為國家元首和最高指揮官積極指揮的戰爭，他從未公開承認自己負有道義上、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責任。他不認為他應該對日本在海外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那場持續13年又11個月的侵略戰爭奪走了那麼多的生命，而他卻從未對此認過罪。」「無論是1931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還是1937年日本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抑或對日軍在中國犯下的暴行——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虐殺俘虜、屠殺平民、開發使用化學武器等，裕仁不僅未採取任何阻止行動，反而嘉獎了犯罪者」。 儘管裕仁在侵略戰爭中起了如此決定性的作用，可是他最終逃脫了審判，沒有受到任何追究。對此，作者認為除了日本政府和裕仁本人負有責任外，美國更應該負主要責任。美國出於佔領需要，欺騙本國及世界輿論，極力掩蓋了裕仁的戰爭責任。日本之所以幾十年來遲遲解決不了其戰爭責任問題，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美國保留下來的天皇以及天皇制的存在。「許多日本人在參加戰爭時都與天皇有著共犯的關係，全體國民都認為，既然天皇對戰爭不負有責任，他們也不應該承擔什麼責任。」 在迄今為止的有關昭和天皇戰爭責任問題的論述中，像本書作者如此觀點鮮明、角度多樣的闡述還是首次。按照日本社會的輿論現狀，對於如此評論昭和天皇的書，右翼文人和保守媒體往往不會坐視，然而這次似乎有些例外。對此，有日本學者分析說，主要原因是因為此書作為實證史學著作，作者的觀點和結論均基於第一手資料，而且作者立場公允，敘述客觀，無懈可擊。用事實說話，用史料說話正是此書的最大特色。全書50萬字，其中12萬字是對引用資料的注釋和說明，可見作者治學之嚴謹。 比克斯教授在日本一橋大學研究生院任教時，我有幸作為他的學生接受他的指導。當我們向他表示想把《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一書介紹給中國讀者時，他說：「中國是日本侵略戰爭的最大受害者，我希望中國讀者能夠讀到這本書。」比克斯教授所言，也正是我和孫盛萍決定翻譯此書的初衷。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一個願望，那就是為國內的日本史學者介紹一部有學術價值的參考書。 在翻譯過程中，為了儘可能準確地傳達作者的意思和史料的原貌，我們對作者的表述基本上採取了直譯的方法。而對書中引用的大量日文資料，則採取了直接從日文翻譯的方式。這樣做避免了從日文到英文，再從英文到中文的轉譯對原文造成的偏離。另外，對書中所涉及的日文史料、史實，也都進行了核實。在參照原始資料和本書的日文版的基礎上，並徵得作者同意，對原著中與事實有出入的地方做了訂正。 在本書的翻譯過程中，我們得到了多方面的協助與支持，他們對於此書的翻譯出版至關重要。首先，要感謝決定出版此書的新華出版社。還要感謝我的導師、日本一橋大學研究生院吉田裕教授。他負責審譯了此書的日文版。在他的理解和協助下，查找日文原始資料以及史實核對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在有關日本皇室資料的翻譯上，我們得到了友人槺局曳蚍蚋鏡奈匏槳鎦繞涫菢本夫人高深的日本語和日本史造詣，幫助我們解決了許多古典日文和有關皇室資料的讀解問題。還有東海大學名譽教授河上民雄先生，每當我們向他請教日本軍事史問題時，總是能夠得到完美的回答。在此，我們向他們表達深深的謝意。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雖然那場戰爭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但戰爭並沒有遠離人類。現在，幾乎每天都有戰火在世界的某地燃燒。在戰爭與和平仍然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課題的今天，分析戰爭的產生以及戰爭責任之所在，是防止新的戰爭產生的必要條件。我們向正在從事這項工作的比克斯教授表達我們崇高的敬意。(王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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