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5億美元！這筆創紀錄經貿大單背後的中美關係該如何定位？

06-17

註：本文來源於澎湃新聞，作者：萬喆，系中國黃金首席經濟學家

美國特朗普總統訪華，舉世矚目。

新時代，中美兩國需要新定位

值得舉世為之矚目，因為中美兩國在當今世界上，有著太重要的作用，中美兩國的關係在當今世界上，有著太重要的作用。

二戰結束，冷戰結束，人類歷史上空前的較長時間和平時期，國際關係中的權力競爭已經從軍事力量為主的肌肉PK轉變為經濟力量為主的財富競爭，經濟因素變得更為突出。當前，美國是經濟總量第一大國家，中國是經濟總量第二大國家。

冷戰之後，全球的關係之關鍵已經從意識形態陣營的對立轉向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陣營的對視。而今，美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所以，中美關係，是一段世界性關係。而研究這個世界中國家關係變化的關鍵，需要研究國家經濟力量的對比變化。

當工業和經濟力量的消長決定了國家間財富的轉移，國家間權力的消長從而也被決定。

純粹經濟關係往往有著相對自由的驅動力，但為了經濟利益而進行的外交活動等，或者為了政治原因而進行的經濟活動，則具有較強的目的性和戰略性。建立秩序，便是其中重要一環。

我們熟知的所謂國際經濟秩序，是國家間一系列動態契約的組合，它規定了主體行為規則和主體間利益分配的方式，並由此決定了利益分配結果。這套「組合拳」當然是看似公允，因而能夠被大家所接受的，與此同時，又是私心十足的，方能更好為建立者服務，從而保證其經濟、繼而政治上的競爭力與絕對優勢。

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建立的，冷戰結束前蘇聯陣營曾經也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要競爭性力量。但如今，形勢又在發生變化。

在新形勢下，中美兩國應當為自己找到什麼樣的新定位？至關重要。

美國「基因」中的對抗性因素

一度，不，在較長時間內，都有一種中美存在、需要、應該「對抗」的聲音。

這種聲音並非空穴來風。美國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地位可不是憑空得來。

上世紀初，對外，美國儘管沒有加入國聯，但通過種種經濟政策和手段，推進和實現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建立新的國際經濟規則，建立了美國對世界經濟的領導權，取代了大英帝國；對內，採用國內和對外經濟政策促進美國企業海外利益。胡佛在擔任總統前出任美國政府商務部長時便鼓勵出口，限制國內競爭，反對企業在國外設立分廠，反對把德國賠償的支付與同盟國對美負債掛鉤等。到192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和外交領導力塑造的世界秩序已見明顯形態。

冷戰期間，這種政策也大獲成功。1982年里根政府通過了《對蘇聯進行持久經濟戰》的NSDD66號文件，確定全方位對蘇聯經濟空間進行擠壓。里根的國防部長回憶說，「它是一場無聲的戰役。」同時，美國利用經濟優勢與蘇聯展開新一輪軍備競賽，加劇蘇聯業已存在的資源危機。最終，蘇聯經濟損耗至崩潰邊緣。

冷戰結束，經濟秩序之戰不會結束。1993年，柯林頓總統提出，貿易是美國安全的首要因素，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競爭力關係著美國未來的安全，美國必須將經濟安全作為對外政策的首要支柱，外交要為經濟服務。美與歐日爭奪貿易戰的主動權、推動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落實NAFTA、推動亞太經合組織機制化等，乃至如今貌似已經夭折的TPP，其實都是這種觀念的實踐。

美國始終奉行積極的創造和平解決衝突性利益的制度，並主動塑造一個有利於美國的和平而繁榮的世界秩序。維護與擴大國家利益，是美國恆久不變的主題。缺乏「安全感」，追求成功無懼「對抗」，是美國基因中的一節。

美國對中國的糾結，到底是政治，還是經濟？

美國對華，則一向很糾結。從經貿上可見一斑。

美對華交往始於商業。1784年，美國建國未幾，「中國皇后號」駛華，首航獲利甚豐，達30727美元之多。那時候，中國經濟總量全球第一，但處於閉關鎖國年代，沒有想太多經濟和外交的事兒。到了清末，國家羸弱，《中美望廈條約》讓國人蒙羞。

1949年３月，美國政府批准了有關對華貿易政策的文件，建議嚴格管制對華貿易，但可稍寬於對蘇聯的限制。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美國政府宣布自12月3日起，對中國實行「絕對禁運」，凍結中國在美資產，禁止美國船隻駛往中國。中美一個半多世紀的經貿往來就此斷絕。

20世紀60年代末，世界政治局勢變化，美國尋求與中國的戰略關係。1971年6月10日，美國結束長期對華禁運。1972年，中美兩國發表了《中美上海聯合公報》，兩國經貿往來逐漸增加。1979年，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政治和經濟往來翻開新篇章，貿易往來迅速增加。

上世紀80年代初，《中美貿易關係協定》生效，中國獲得最惠國待遇。但中國制定了不結盟戰略，美國決定對台軍售等，政治使貿易受到極大影響。隨後，里根調整政策，減少中美關係的戰略性，注重發展經貿的現實意義和穩定性。

90年代，柯林頓將中國最惠國待遇和人權問題掛鉤，經濟問題政治化。但最終，中美經濟關係擺脫政治因素，2000年，中國取得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的地位。

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恐怖襲擊，經濟也受到打擊，開始實施貿易保護政策，但隨即，布希政府還是加強了與中國合作的力度。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可謂一波三折，充滿了互疑、和解、摩擦、磨合。

經濟問題要引發政治問題了？

近年來，兩國的貿易摩擦則演變成了大眾眼中最為「主要」的矛盾。甚至在去年特朗普參加總統大選之時，算是比較「破天荒」的成為競選辯論的重要議題。

起因，是兩國經貿關係越來越密切。中美貿易額2003年突破1000億美元達到1263．6億美元，2005年突破2000億美元達到2116.3億美元，2007年突破3000億美元達到3020.7億美元。2010年雙邊貿易總額為3853.4億美元，十年增幅達到378.8%，是兩國建交時的157倍。

可是，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貿易差額成為了影響中美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成為美國人的「心病」。2015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達到了一個頂峰，3657億美元。這個數字不單創下了美中貿易逆差的紀錄，也是所有雙邊貿易的紀錄。

雙方為此不斷明嗆暗掐。

對於數據，雙方難以達成一致，口徑、計算方法等均無法一致。連何時出現了中美順差，大家都不能一致。美國統計局統計，中美貿易1983年美方開始出現逆差3億美元，受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逆差有所下降，但仍高達2268.3億美元；而據中國海關統計，美方自1993年開始出現逆差62.77億美元，2009年為1433.8億美元。差的不是一星半點。

幾年來，中美貿易總額、中美貿易摩擦涉案數額都不斷上升。總體來看，中美貿易摩擦涉案數額佔中美貿易總額的比重常年保持在50%左右，說明中美貿易摩擦已成為一種常態。2016年全年，美國對中國發起20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金額37億美元，案件數量和金額分別增長81.8%和131%。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里茨曾說，兩國間經常項目收支的逆差，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1.5%，會發生激烈摩擦；超過2%，會引發報復行動；兩國貿易順差超過該國貿易額的25%-30%，那就是政治問題。

「中國威脅論」中，這是重要支柱。

過去，是政治問題引發經濟問題，現在看來，經濟問題要引發政治問題了。

政治或經濟，「中國威脅論」都無稽

美國不滿意的其實是相對實力的不斷變化。但是，相對實力不應當只從總項來看。

早期，中國生產力的局限導致中美貿易摩擦的內容基本上是低附加值產品。2000年到2010年，向深度加工品轉變。2010年以後，貿易摩擦轉向技術密集型產品。然而，儘管在出口美國高新技術產品方面，中國出口量逐年增長，但較進口仍有不小差距。正因如此，美國往往以提高價格等惡性競爭手段增加我國進口美國高技術產品的成本，導致了中美這一方面的摩擦日益激烈。

此外，當今各國都開始逐漸將貿易重心由傳統的商品貿易向新興服務貿易轉移。主要還是服務貿易比較發達的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出口服務貿易。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發展中國家，是重要的服務貿易出口市場。而美國服務貿易是世界服務貿易中的龍頭老大，其新興的服務業，如金融業、保險業、教育培訓業、信息業、版權等，處於國際領先地位。

何況，《關於中美經貿關係的研究報告》指出，全球價值鏈中，貿易順差反映在中國，但利益順差在美國。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的59%來自外資企業，61%來自加工貿易。中國從加工貿易中只賺取少量加工費，而美國從設計、零部件供應、營銷等環節獲益巨大。

這些年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其實增長了不少。2015年，美國對中國輸出了1162億美元的商品，是1985年的30倍。2016年，逆差收窄，美中貿易逆差3470.4億美元，同比下降5.5%。同年，美國的貨物貿易總額達到3.706萬億美元，中國為3.685萬億美元。美國重回2013年被中國趕超的全球貿易額首位寶座。

從整體國際競爭力和未來經濟發展看，中國在不斷提升，但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中國威脅論」之說，仍然無稽。

共同制定秩序規則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在當下，無論是用政治問題經濟化、還是用經濟問題政治化來對待中美關係，都有其合理之處，也有其不合理之處。

合理之處在於，中美關係，的確有其多層面和複雜性。

從經濟上看，中美都是對方排名最為靠前的貿易夥伴之一，美國是中國最大的直接投資來源國之一，而中國是美國增長最快的直接投資來源國和最大的間接投資來源國。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第三大外資流入國。美國則是全球第一大對外投資國，和外資流入國。重要程度不言而喻，無論是對全球，抑或對彼此，無法分割其千絲萬縷的聯繫。

從形態上看，中美兩國的經濟是基於兩種不同的制度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階段處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個不同的陣營，其發展階段與未來訴求又不盡相同，從歷史上看，中國一貫堅持和平崛起實現中國夢的路徑，而美國從來是全憑奮勇對抗實現美國夢的路徑。兩國的種種特性，雖然表面上看形態迥異，但卻蘊含著許多和而不同的基礎。

不合理之處在於，將政治與經濟問題混在一起，凸顯美國的「不安全感」，並讓中國為這種並無真實來由的不安全感買單、背鍋，大談中國經濟威脅論以實現政治打壓，大談中國政治威脅論以實現經濟擠壓，這是既與時代脫節，也無視歷史規律的作法。

一方面，從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追求大國夢想的路徑，其一步一個腳印建設起能夠維護美國利益的、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規則和秩序。這其中，一定有中國實現偉大復興需要經過道路的影子，也給了我們很多啟示；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美國在追求維護和升級美國利益優先的國際經濟秩序過程中，非常焦慮。這其中，既有美國相對實力下降，對自身繼續提供全球公共服務的能力與信心皆已經不足帶來的焦慮，又有擔心收縮公共服務會真實影響到其建立的國際秩序從而影響本身利益的焦慮。這種焦慮非常正常，但中國必須意識到，既要對自身所處階段保持清醒態度，並且避免被美國這種焦慮中不理智的「火星」給「燎」到。也要給美國、及全球一個更理智的方案，告訴大家，現在最好的方式不是對抗，而是讓中國、讓發展中國家加入共同治理。

後記

中美關係從經濟主導，到政治主導，到政治指導經濟，到經濟脫離政治，到經濟影響政治，經歷了一個長長的輪迴，體現的，是中國在世界地位的變化。地位改變，場景會改變，目標也必須改變。看到這一點，就能抓住機會和破解困境。

中國在談中國的時候，並不完全是在談中國。中國在談中美的時候，也並不完全是在談中美。中國在談世界。

世界這麼大，卻誰也不能獨善其身。當前，全球無論在經濟或者其他方面，都面臨著一定困境，中美兩國如何能夠在這危機時刻找到下一步相互融合、互相支持、互利共贏的方式，不僅是為本國發展找出新路徑，也是為全球進入新時代指出新方向。

看上去，中國要幫助世界挑一副重擔。這是中國崛起的必經之路，也是世界發展的必然選擇。但如何能夠平穩的挑起這副擔子，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不能太推諉，也不能太積極，不能太抱怨，也不能太得意。這需要極大的機遇，而「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推進各國經濟全方位互聯互通和良性互動，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創造了這種機遇；這需要極大的智慧，而「中美合則兩利，斗則俱傷」已經體現了這種智慧。

中國最高領導人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元化深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各國相互聯繫和依存日益加深」，「中國積極發展全球夥伴關係，擴大同各國利益交匯點，推進大國協調和合作」，這為新時代構建中美兩國新型大國關係指明了方向。

新時代需要新思維，新時代需要新智慧。中國始終放開胸懷，放眼未來，而中美都應當明白，大家是在一個棋局中，固然有博弈，更多的是需要攜手並肩共同為未來造「勢」。

百年盛世中國夢，萬里乾坤一局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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