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密檔案背後的傳奇》之 靖國神社中的「三羽烏」

　　三羽烏，日語是三隻烏鴉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任何一本研究日本軍事史的著作，都會提到這三個人的名字。他們是：陸軍大學校23期軍刀組成員：永田鐵山；同期軍刀組成員：小敏四郎；陸軍大學校25期畢業生：岡村寧次。　　又是一年的歲末，那個充滿著恥辱、哀痛和悲憤的日子，再次穿越歷史，來到國人的身邊。72年前的12月13日，日本侵略軍攻陷南京，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當每年凄厲的警報聲不絕於耳，當30萬同胞的累累白骨，時時在眼前浮現時，我們不能忘記，就是在此時此刻，就是這一慘案的始作俑者，他們，仍然被供奉在靖國神社。　　YasukuniJinja，靖國神社，一處坐落在日本首都，受萬生唾罵之地。盡人皆知，在這裡，供奉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4名甲級戰犯；在這裡，經常會上演日本政壇人物前來參拜的鬧劇；在這裡，日本的右翼勢力每年還在鼓噪「大東亞共榮圈」，試圖為侵略戰爭翻案。與此同時，也許，還有您不知道的。　　在靖國神社「供奉」著許多日本戰犯的照片。比如關東軍總司令、甲級戰犯梅津美治郎、酒井直次中將。這個酒井直次是誰？他就是日本侵華戰爭中第一個被幹掉的日軍師團長級軍官，第13軍第15師團的師團長。　　酒井直次是在浙贛會戰中，被地雷炸死的。　　還有大家都不陌生，日本海軍大將，偷襲珍珠港的幕後黑手——山本五十六。他是在索羅門群島的上空，被美軍戰機揍下來的。　　酒井直次、山本五十六這些指揮戰役的日本高級軍官，戰後被劃歸為乙級戰犯。實際上，除了14名甲級戰犯以外，還有2000多名乙級、丙級戰犯，同樣躋身於靖國神社。那麼，丙級戰犯，又都是些什麼人呢？　　這也許是二十世紀中，最令人髮指的一篇報道：南京大屠殺當天的《東京每日新聞》頭版——兩個日本軍官手拄軍刀，猙獰而立。配圖標題是「百人斬、超紀錄，向井106對野田105」。這兩個人，就是在南京展開殺人競賽的日軍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　　戰後，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南京被處以極刑，同時被劃歸為丙級戰犯。而就是這麼兩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他們的名字，也被供奉在靖國神社之中。　　也許很多人認為，所謂供奉，指的是設置死者的骨灰或者牌位。這些，靖國神社裡都沒有，有的只是一個一個寫在《祭神簿》中的名字，一個名字為「一柱」。那麼，在這個標榜著祭祀「自明治維新以來為日本戰死的軍人及軍屬」的地方，到底有多少柱呢？2466532柱。而其中，在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的死者人數，就佔到了將近235萬！　　至此，我們也許可以明白，為什麼靖國神社一向被東亞各國視為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為什麼靖國神社被軍國主義分子視為精神聖地和招魂所？為什麼我們要時時刻刻保持警惕，軍國主義的幽靈捲土重來！　　軍國主義，Militarism，今天，當我們提到這個字眼，總會自然而然地用到Infamous：臭名昭著這樣的形容詞。但是，到底什麼是軍國主義？這樣一個給日本人民、亞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瘋狂體系，是怎樣一步一步的，在日本獲得了存活，並攫取到自身發展的空間和土壤呢？　　今天，就讓我們來揭開軍國主義這頭血淋淋野獸的面紗。　　日本目前面額最大的紙幣一萬日元上面印著的這個身穿和服的人是誰呢？他就是日本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有「日本伏爾泰」之稱的福澤渝吉。這位在明治維新之前，就已經遊歷歐美的私塾教師，其對於國家發展方向的思考，正是以追求「尊王、開國」為目的，全盤學習西方的明治維新的最好註腳。　　《文明論概略》這本小冊子，是福澤渝吉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這本書中，福澤渝吉指出：只要以文明發展為目標，則不論是什麼樣的政體，都應當受到民眾歡迎；不論用什麼樣的方法，都應當為社會所接受。這種思想，很快就演變成為了日本的「戰爭合理論」。也正是在這一年，日本入侵琉球。　　1885年，福澤諭吉又發表了一部名篇《脫亞論》，這篇文章指導了迄今為止一個多世紀的日本政治實踐，直到今天在日本仍然大受推崇。其核心觀點就是：為今日計，我國不能再盲目等待鄰國達成文明開化，共同振興亞細亞，莫如與其脫離關係，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　　當時的西洋文明是什麼？殖民主義和侵略政策！在這篇文章中，福澤諭吉直言：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那麼，鄰國指的是哪裡呢？福澤諭吉生怕說的還不夠直白，他赤裸裸地指出：支那和朝鮮是日本的鄰邦，同他們打交道用不著特別客氣，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處理。　　行動上追求全盤西化，是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近代社會呈現出的一個典型特點。20世紀初的日本，羅馬學會、英吉利法律學校、法國學會等西方學術機構相繼建立，鹿鳴館的權貴名媛們正以說英語、聽歌劇、喝咖啡、吃西餐、與歐美人士通婚為驕傲。有歷史學家曾經尖銳地指出，福澤諭吉的著作，不僅替他的同胞清楚地表達了揪著頭髮也要脫離亞洲的決心，同時更顯現出了「吞亞」的狼子野心。　　這種野心，很快成為了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源頭。明治維新是日本現代化的開端，這場變革，涉及到了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居於主導地位的，卻一直是國家的軍事化和新天皇制的建立。1869年，明治維新的第二年，日本就開始正式建軍。當福澤諭吉寫出《脫亞論》的時候，日本軍部的10年擴軍計劃已經實施完畢，現代化的陸海軍初現輪廓，一整套軍事教育體系已經建立完畢。其中最著名的軍事院校，是兩座：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874年正式建立，是初級的軍官學校。注重向學生灌輸「效忠天皇」的忠君思想，以嚴格方式培養學生的武士道精神。　　日本陸軍大學校。1882年建校，1883年開始招生，學制三年。士官學校畢業之後就進入這所學校培養的是高級參謀，以及將軍、大佐，也就是大校級的高階軍官。最優秀的畢業生，可以獲得由天皇欽賜的軍刀，所以又稱「軍刀組」。　　今天，但凡是我們叫得出名字來的戰犯，無一不是陸大畢業，其中很多還都是「軍刀組」的成員。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陸大一期優等生代表：東條英教。　　這個名字聽上去有點兒熟吧？沒錯，這個東條英教就是東條英機他爸，參加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官拜至中將。而他的兒子東條英機，則是陸大27期的畢業生。　　今天，當大家在探討日本近現代史的時候，很多人都願意引用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那本著名的作品《菊與刀》，來描述當時日本奉行的社會準則：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徵，代表著「忠君」和隱忍；軍刀，是武士道精神的體現，代表著「尚武」和擴張。而從天皇向日本陸軍大學的優等生賜發軍刀這樣的現象來看，菊與刀，還分得開嗎？　　1882年，明治天皇親自向陸軍卿頒授《軍人敕諭》，強調自神武天皇以來的日本軍隊，世世代代由天皇統帥。這實際上，是把幕府時期武士對豢養自己的將軍盡忠的原則，兌換成了軍隊對天皇的盡忠。1890年，皇室又頒布了《教育赦諭》，把武士道精神從軍隊擴展到了全體國民。要求國民，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而對外則只需「長刀殺敵人、短刀毀自己」，以求「玉碎」。　　這樣的原則，荼毒了整整一代日本人。孩子們從小接受的，就是殘酷的軍事化教育，而到了戰場上，為天皇盡忠的「玉碎」場面更是隨處可見。美國的隨軍記者在琉璜島戰役中真實地記錄許多玉碎的照片，在不可逆轉的戰敗命運面前，多少日本士兵和平民，都選擇了自殺的方式，來結束生命。但這樣的「玉碎」，難道不是毫無意義嗎？　　在行動上追求西方式的船堅炮利，一心向外擴張的明治維新，在政治建設方面，可絕沒有那麼迅速。1885年，內閣制在日本確立，但直到明治維新50年之後的1918年，第一個政黨內閣：原敬內閣才正式成立。　　而日本的政黨內閣，從建立之初，就註定只是一個擺設。因為在當時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體制內規定，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只能由現役軍人擔任，外務大臣不得由執政黨安排。也就是說，政府中三個最重要的職位，政府卻沒權作主。而即便就是這樣的擺設，也沒能維持多久，1921年，首相原敬被刺身亡。　　原敬，日本第19任首相，但與之前18任首相都具有軍方背景不同，他是第一個平民出身的內閣總理大臣，學法律的，一心追求西方式的民主，講究遵守契約精神。他為什麼被殺？我們在靖國神社關於對《九國公約》的介紹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在靖國神社中對於《九國公約》是這樣介紹的：1921年，由美國出面，邀請英國、法國、日本、義大利、比利時、荷蘭、葡萄牙以及中國，在華盛頓舉行會議，達成《九國公約》。公約規定：各國尊重中國的主權，保全中國的領土完整，中國要對各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注意下面的這句註解：該公約無視中國的時局和須履行的外交義務，成為日後引發諸多問題的誘因。　　這完全是強盜的邏輯！所謂諸多問題的第一個，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原敬內閣代表日本，宣布收回《二十一條》中的部分不平等條約，對中國做出了一些讓步，從而引發了國內強硬派的堅決反對。當年的11月4日，原敬在東京車站，被一刀捅死。　　兇器，是在車站旁邊的五金店裡買來的一把白鞘短刀，兇手是鐵路僱員中崗艮一。一個普普通通的鐵路職工，光天化日之下刺殺政府首腦，他哪兒來的膽子？　　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一次政治謀殺，背後指使的人是誰，原敬自己其實很清楚。在日記中他曾經寫過這樣一段話：參謀本部直屬天皇，獨立於政府之外，參謀本部的軍人們，動輒抬出皇室對政界施壓，不論什麼事都反覆強調統帥權問題，這還不足以令人憂慮嗎？值此之際，將此弊端一掃而光，才是為國家皇室著想之策。　　只可惜，原敬是沒有機會把這些話說出口了。他還沒來得及掃除弊端，自己先丟了性命。剛剛在日本冒頭的民主政治，就被這樣一把白鞘短刀斬殺。那麼，原敬在日記中提到的參謀本部中的軍人們，都是些什麼人呢？讓我們把視線轉到德國的溫泉療養勝地——巴登巴登。　　溫泉中不可能飛出真的烏鴉，但卻孕育出了比烏鴉更加不詳的軍國主義組織——「巴登巴登集團」。這是一個由11名日本駐外武官組成的軍閥集團，為首的是三個陸軍少佐，人稱「三羽烏」。　　三羽烏，日語是三隻烏鴉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任何一本研究日本軍事史的著作，都會提到這三個人的名字。他們是：陸軍大學校23期軍刀組成員：永田鐵山；同期軍刀組成員：小畑敏四郎；陸軍大學校25期畢業生：岡村寧次。　　烏鴉，在中國文化中被視作災難，而在日本文化中，卻代表著精英。這三個年輕的日軍少佐，正是當年日本陸軍的驕子。就在原敬首相在國內遇刺的前一周，他們就這樣光著屁股，泡在外國的蒸汽浴室里指點江山，侃侃而談。為了防備「隔池有耳」，浴室外面還有個放哨兼遞煙的。這個跟班兒的又是誰呢？陸大27期畢業生：東條英機。　　需要有人給把風，說明這是一次秘密的聚會。而這三隻「烏鴉」，的的確確地是在「認真」地討論著國家的未來，醞釀著一場「革命」。那麼，他們都醞釀出什麼了呢？　　什麼都沒醞釀出來。三個只憑一腔熱情，而毫無政治概念的年輕軍官，泡得都快虛脫了，只提出了兩條見解：一、陸軍人事有派系，長洲藩壟斷軍隊人事安排的做法必須打破；二、軍政、軍民關係疏遠，這一定要打破。　　就這麼兩條不倫不類的見解，何以成就了「三羽烏」？關鍵在於，就是在這次聚會上，這三個少佐還籠絡了其他8個駐外武官，組成了巴登巴登集團。除了駐瑞士武官東條英機之外，還有駐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駐伯爾尼武官山下奉文、駐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駐巴黎武官中島今朝吾、駐科隆武官下村定、駐北京武官松井石根和磯谷廉介。　　清一水兒的戰犯，日本賴以發動侵略戰爭的軍閥集團，核心骨幹都在這裡了，後人稱為昭和軍閥集團。請注意「昭和」二字——巴登巴登聚會的內容如此淺薄，在日本的近代史上卻佔有那麼重要的地位，全因為在這個軍閥集團的背後，有天皇在挺它。　　1921年3月，當時還是皇太子的裕仁出訪歐洲。一大批日本駐歐武官前來晉謁。裕仁特意為這批少壯軍官舉行了宴會。日後巴登巴登集團名單上的駐歐武官，都在受邀之列。而也正是在這次出訪中，裕仁親手購買了一尊拿破崙的半身像。其他的東西，他什麼都沒買。　　這尊拿破崙的半身像，就一直擺在裕仁的書房，這個個頭不高的皇太子，就這樣天天盯著個頭同樣不高的拿破崙塑像，打著自己的算盤。此時，在他的手下，已經籠絡了一批野心勃勃，狂熱好戰但又缺乏思想的少壯派軍官。沒頭腦不要緊，裕仁已經替他們想好了。　　1921年11月，裕仁頂替病重的大正天皇，當上了攝政王。新年剛過，1922年的一月，裕仁就在皇宮東面的宮廷氣象台，開設「大學寮」，集中起「願意為理想而獻身」的少壯軍官，聽取有關大和民族主義、大亞細亞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課程。講師，是有「日本法西斯精神領袖」之稱，戰後被判為甲級戰犯的大川周明。而教材，則是一本小冊子，《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也叫《日本改造法案大綱》。　　這部大綱被世界上很多國家列為禁書，但是今天，人們可以通過互聯網，輕易地下載到它的日語全文。如果以通常的五號字來顯示，是34頁，一部中篇小說的長度。但就是這樣不長的一份綱領，卻成為了日本策動法西斯活動的理論依據和思想「聖經」。而它的完成地，是在中國的上海。　　1919年1月18日，被帝國主義列強所操縱的巴黎和會召開，會上，列強們不僅拒絕中國代表提出的正義要求，還在對德和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同年5月4日，北平爆發大規模學生遊行，抗議巴黎和會。「五四運動」的愛國熱潮迅速席捲全國，6月6日，上海工人罷工、緊接著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全國各地相繼相應，時任交通總長曹汝霖、貨幣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被罷免，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辭職。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巴黎和會的和約上簽字。　　而這一切，把當時正在上海居住的一個日本人嚇倒了。他用顫抖的手寫道：眼前所見之排日運動前列並宣傳鼓動與指揮者，皆為十年間同生共死有刎頸之交的同志。還是讓日本之魂從底層翻騰起來，來擔當日本自身的革命吧。這個人，叫作北一輝。　　北一輝，原名輝次郎。1911年受辛亥革命鼓舞，來到中國，投身中國革命進程。這個時候的輝次郎崇尚的是民權革命，他支持孫中山，結交宋教仁、張繼等國民黨元老，名字也改成了北一輝。在他死後，他墓碑上的刻字，還是蔣介石的幕僚長張群題寫的。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在五四運動中，蛻變成為了「日本法西斯理論的鼻祖」。　　1919年8月，大川周明來到上海，見到了北一輝。眼前的景象，讓大川周明吃驚不小，在上海的一個狹窄、陰暗的亭子間里，北一輝喝著清水，就著米飯糰，正在苦心炮製著一部著作。這部著作，就是《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　　當天，兩個人深談了一夜。第二天，大川周明帶著已經完成的七卷《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返回日本。次年，北一輝帶著新鮮出爐的大綱第八卷《國家的權利》回國，加入了大川周明成立的法西斯組織「猶存社」。那麼，在這第八卷中，北一輝寫了些什麼呢？　　「日本，應成為一個打敗英國、使土耳其復活、使印度獨立、使中國自立，其後太陽旗將給全人類以陽光的革命帝國。」　　1920年7月，北一輝的這些理論，刊載上了猶存社的機關雜誌《戰爭呼聲》，並演變為大川周明等人的「集體信條」：日本人民必須成為解放人類的旋風的中心。日本民族註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　　而刺殺原敬首相的兇手中岡艮一，就是《戰爭呼聲》雜誌的狂熱讀者。1922年，由日本皇室出版的《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皇宮的「大學寮」。北一輝瘋狂鼓吹的「國土狹小的國家對外擴張合理」等等侵略理論和法西斯政綱，迅速派上了用場。　　1923年9月1日，日本本州島中東部發生里氏7.9級大地震，死傷20多萬人，財產損失高達300億美元，關東地區幾乎被夷為平地。　　地震發生後，中國迅速伸出援手，捐助了大量的賑災物品，連梅蘭芳都舉行了義演，為日本災民募捐善款。但是，中國對於關東大地震災區提供的無私幫助，換來的，又是什麼呢？換來的，卻是日本關東軍的蠢蠢欲動。而此關東可非彼關東！　　關東大地震的關東，指的是日本東京、橫濱、神奈川一帶；而日本關東軍所盤踞的關東，則是不折不扣中國的領土——遼東半島。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強奪了中國的遼東半島和南滿鐵路，將遼東半島改名為關東州，1919年正式成立了關東軍。　　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垂涎已久，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後，「擴大滿蒙利益」更是在日本的政界、軍界內部甚囂塵上。日本軍國主義政權對於自然災害的反思就是：日本國土太小，資源太少，自己沒有的，就要到國外去搶！而中國東北和內蒙地區地域廣闊，資源豐富，正是搶掠的最佳地點，甚至，化為己有！因為北一輝在他的《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中早就指出：對於以散沙般的島嶼為國界，在世界上屬於無產者的日本而言，難道沒有在正義的名義之下，為奪取土地而發動戰爭的權力嗎？　　北一輝在上海用清水米飯泡出來的《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流毒深遠，從1919到1929年的十年間，以軍人為骨幹的法西斯組織，如「雨後春筍」一般在日本瘋長。1926年12月25日，裕仁即位，改元「昭和」，由皇室豢養著的少壯軍人勢力，打著「昭和維新」的旗號，迅速崛起，「烏鴉」們的羽翼已經豐滿，即將給世界籠上災難的陰雲。　　1928年6月4日，瀋陽城外皇姑屯方向一聲巨響，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的列車，被日本關東軍炸為兩截。挑動戰爭的大棍就此舉起，而這一棍，連帶就掃翻了日本的田中義一內閣。　　田中義一這個名字，中國人應該是再熟悉不過了。1929年，南京《時事月報》上披露了一份文件：《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在這份《田中奏摺》中，赫然寫著：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必畏我敬我而降予我。　　《田中奏摺》一出，舉世皆驚。歐美的評論界直接認為：這就是日本版的《我的奮鬥》。而直到今天，在日本國內，卻仍有很多史學家跳出來說：這份《田中奏摺》不存在，是偽造的，因為奏摺中的行文格式，不符合昭和時代的公文規範。這，可真是有些掩耳盜鈴，弄巧成拙了。　　田中義一，日本陸軍大學校8期畢業生，參加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在當首相之前官至陸軍中將。早在1907年，他還是少佐的時候，就參與制定了當時的《日本帝國國防指針》。　　這份指針里是怎麼說的呢？日本應該在維持滿洲和朝鮮的權益的同時，將向亞洲南部發展的南北並進作為國家施政的大方針。妨礙這個方針的可能敵人是俄羅斯、美國、德國和法國。為此，陸軍平時需要25個師團，戰時擴到50個師團，海軍需要建設由8艘戰列艦、8艘巡洋艦組成的八八艦隊。　　那些一葉障目的日本史學家們，你們可以說田中義一沒寫過那篇奏摺，但是，看看軍界一脈相承下來的戰爭思想和實際行動，有哪一條和奏摺當中的方針不吻合呢？　　1927年，南京北伐革命軍武力回收了英國租界，田中內閣馬上召開長達11天的東方會議，商討對策。因為「南京事件」在他們看來，對於日本在滿蒙的殖民經營，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不過，田中義一內閣在東方會議上商討出來的《對華政策綱要》，並沒想過要炸死張作霖，而是正好相反：要扶植張作霖，在東北建立起親日政權。將滿洲作為中國的特殊地區和中國本土分離。但關東軍可不這麼想，他們要的是武力解決，幹掉張作霖，趁亂一舉奪佔全東北。　　河本大作，關東軍高級參謀，大佐軍銜。皇姑屯事件的直接策劃者。東方會議召開的時候，他也在場，不過身份只是時任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的隨員。　　河本大作是陸軍大學校26期畢業生，當年田中義一參加甲午戰爭的時候，河本大作還在穿開襠褲。但就是這麼一個在東方會議上連發言資格都沒有的跟班兒，居然擅自行動，壞了田中義一的全盤計劃。難怪事後田中義一會罵出了巴格牙魯——愚蠢的混蛋這個詞，他說河本大作「簡直是豎子不懂父母之心」。　　而河本大作的回應也簡單：田中老賊出賣了軍部！　　皇姑屯事件讓田中義一惱羞成怒，他跑到天皇那裡去告御狀，並向天皇保證，一定嚴肅處理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把河本送上軍事法庭。但是一轉身，他就發現，這保證根本兌現不了。因為河本大作的後台，不僅是關東軍，而且是整個軍方。陸軍參謀總長宇垣一成率先站出來說：炸死張作霖和大日本帝國陸軍沒關係，誰說有關係，就是往陸軍臉上抹黑！　　當過陸軍中將的田中義一，怎會不明白其中的利害？他只能重新向天皇彙報說：「經調查此事與帝國軍人無關。」天皇大怒道：「首相的話怎麼和上次完全不一樣呢？你不用再解釋了，我也不想再聽了。」　　1929年7月2日，田中義一內閣總辭職，同年9月，這位內閣總理大臣就死了，大家都說，他是被嚇死的。不過，也許他到死也不知道，圍繞在天皇身邊的那個軍閥集團，在巴登巴登泡澡的時候，就定下了扳倒長州藩的目標，而田中義一，正是長州藩的代表人物。　　一個河本大作，一個看似獨立的陰謀，就這樣掀翻了整個內閣。自皇姑屯事件起，日本軍部左右國內政治的事件就不斷發生，「下克上」成為了日本政治、軍事領域的常態。　　說到這裡，我們也許可以回過頭來，看看「軍國主義」的含義了。在《辭海》中，對這個詞是這麼解釋的：把國家完全置於軍事控制之下，一切為了侵略擴張的黷武思想和行動。而日本的《廣辭苑》則是這樣解釋的：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等政策、組織為戰爭而準備，重視以軍備力量對外發展，用戰爭來高揚國威的思維方式。　　侵略擴張的黷武思想，在日本的辭典中就變成了「用戰爭來高揚國威的思維方式」。田中義一「不戰而屈人之兵」一類的幻想，在當時的日本，已經根本行不通了。軍隊可以無法無天，凌駕於政府之上，這，就是軍國主義最真實的表現。　　還記得那個一直擔心軍部獨立統帥權問題的首相原敬嗎？他沒有來得及清除弊端，就死在了狂熱右翼分子的刀下，身後只留下了東京車站裡面的一塊紀念牌匾。而離他遇刺還不過十年，東京站里，又多了一塊牌匾，這回死的，是田中義一的繼任者——日本第27任首相濱口雄幸。　　濱口雄幸，東京帝國大學畢業，曾經在日本大藏省工作，歷任大藏大臣、內務大臣，是沿著政黨政治的模式，一路走上來的。　　濱口雄幸上台的時候，正趕上經濟大蕭條橫掃全球。面對經濟不景氣的現象，濱口內閣決心緊縮財政，協調外交，而這一政策，也就成為了他的死亡判決書。　　1930年，倫敦海軍會議。美國強調日本海軍的大型艦隻，只能是英美兩國的60%。而日本軍界則一直要求，把這個比例提高到70%。　　經濟災難當頭，哪兒有那麼多錢來養軍艦？濱口雄幸是公務員出身，他很想借這個機會達成裁軍的協議，來緩和處於災難中的日本國民經濟。但現實也要求他必須小心翼翼，照顧軍部的情緒。當時參與會議的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寫給內務大臣牧野伸顯一封30多頁的信，一點兒一點兒的解釋在會議上的討價還價。　　倫敦海軍會議上的談判異常艱苦，最終，濱口內閣與美國達成了日美妥協案，美國同意，日本擁有艦隻的總噸位，可以達到美國的69.75%。　　就差0.25個百分點啊，日本軍部就炸了，指責濱口內閣輕率決定有關國防的重大問題，是明目張胆地「侵犯統治權」。對於這種全然不顧事實、不理時局的發難，濱口內閣頂著壓力，還是簽訂了《關於限制和縮減海軍軍備的條約》，即《倫敦條約》。要知道，倫敦海軍會議，本來目的就是要裁軍的。　　於是濱口雄幸只能死！1930年11月14日，濱口雄幸在東京車站遭遇槍擊，次年8月26日，因傷口感染而死。　　刺客是右翼青年，法西斯團體「愛國社」成員佐鄉屋留雄。但這樣一個刺殺政府首腦的兇手，卻並沒有受到懲罰——1933年，他收到了死刑判決，但不立即執行，第二年就減刑到了無期。1940年，這個人居然就被放了，直到1972年病死。　　根本無法想像吧？但如果揪出佐鄉屋留雄的後台，就好理解了。給黑龍會撐腰的，是日本皇族，東久邇宮親王。而這個東久邇宮親王又是什麼來歷呢？他是陸軍大學校26期畢業生，與南京大屠殺幕後主使朝香宮鳩彥親王是同期，與河本大作，也是同期！　　一個首相被嚇死了，一個首相被打死了，昭和時期的頭兩任內閣就這樣完蛋。沒有辦法，只能請出大正時期最後一任首相若槻禮次郎，再次組閣。這個若槻禮次郎倒是個「聰明人」，兩個前任的命運告訴他，軍部的事兒，你內閣最好別問。反正軍隊有什麼決定，也肯定不會問你。果然，若槻禮次郎上任不久，關東軍再度自作主張起事，這次的事件，叫做「九一八」！　　1931年9月18日夜間10點20分，日本關東軍鐵路守備隊以巡視鐵路為名，在距奉天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00米處，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炸毀了一段不到一米的鐵路。並將３具身穿東北軍士兵服裝的屍體放在現場，作為證據，誣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襲擊日本守備隊。爆炸的同時，駐紮中方北大營和瀋陽城的日軍兵分南北兩路，向中國軍隊駐地進攻。不到半年，整個東北三省100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和3000萬同胞，陷於日寇鐵蹄的蹂躪之下。　　「九一八」事變，在西方被稱作是「一夜戰爭」。這個行動，日本內閣肯定事先是不知道，更出格的是，連日本的陸軍省和參謀本部也不知道，這完全是關東軍自創的行為。幕後主使是誰呢？「三羽烏」的綽號再次顯現。而這一次登場的是「關東軍三羽烏」。　　陸軍大學校24期畢業生土肥原賢二；28期畢業生板垣征四郎；30期畢業生軍刀組成員：石原莞爾。　　在遠東國際法庭上，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都被定為甲級戰犯，判處絞刑，但石原莞爾卻沒有受到追究。而且非常不可思議的是，石原莞爾曾經衝到了法庭，要求把自己定為戰犯，但是沒人理他。但實際上，這個石原莞爾，是真正值得關注的首犯！　　今天，在日本皇宮的秘密檔案室里，還保存著一份《國家前途轉折的根本國策——滿蒙問題解決案》，這份被列為「最高機密，應急計劃」的提案，曾讓天皇裕仁讚嘆不已。提案的原件我們搞不到，但其要點我們很清楚，因為在九一八事變後，這份提案的要點已經作為國策，列入了修訂的《帝國國防指針》：一、解決滿蒙問題是日本生存的唯一途徑，只有對外擴張才能消除國內的不安定局面；二、解決滿蒙問題的關鍵由帝國軍隊掌握。只有日本佔領滿洲，才能完全解決滿蒙問題。　　這份提案的作者，就是當時的關東軍作戰參謀石原莞爾。日本琢磨滿蒙不是一天兩天了，從石原莞爾提案的要點來看，似乎並沒有什麼新奇的地方。但是，這份提案的確不一樣，因為它有根據、有計劃、有目標。　　1928年10月，石原莞爾被調任到關東軍做參謀。一踏上東北遼闊而又肥沃的土地，石原莞爾就傻了。一連8個月，他把時間都花在了閱讀書籍，研究地圖和與關東軍老兵聊天上面。而為了制定提案，他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進行了三次「參謀旅行」，足跡踏遍東三省。各種複雜的作戰方案，都慢慢理出了頭緒。而最終目標，也逐漸清晰。　　在提案中，石原莞爾提出了「七總督統治中國」的方略，即：長春為滿蒙總督，北京為黃河總督，南京為長江總督，武昌為湖廣總督，這四個總督由日本軍人擔任；西安由西方總督，廣東由南方總督，重慶由西南總督，這三個總督由中國軍人擔任。日本人經營大型企業和從事腦力勞動方面的事業，朝鮮人開墾水田，中國人從事小商業或體力勞動，以圖共存共榮。　　瘋狂嗎？瘋狂之至。虛無縹緲嗎？從抗日戰爭艱苦的歷程來看，日軍侵略中國的方向，正是沿著這個提案進行的。就連西方的軍事專家也承認：石原莞爾是日本陸軍少壯派中最有創見的戰略家，更是日本陸軍中最為刻苦、最為拚命、胃口最大的野心家。正如金一南少將在他的著作《苦難輝煌》中所指出的：這些日本法西斯分子，並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樣，只會三呼萬歲和砍頭那麼簡單粗暴。　　日本有個著名的指揮家，叫做小澤征爾。音樂迷們可能都知道，這位大師出生在中國瀋陽，因此，有的媒體總愛說：小澤征爾跟中國有緣。但是在我看來，話咱以後還是別這麼說的好。小澤征爾的父親小澤開作，當年是偽滿洲國的官員。他為什麼給兒子起名叫小澤征爾呢？因為他崇拜關東軍裡面的兩個人，所以從這兩個人的名字里，各取了一個字，來給孩子命名。爾：就是石原莞爾；那麼征呢？板垣征四郎。　　作為關東軍「三羽烏」中的靈魂人物，板垣征四郎曾經上過《時代周刊》的封面。形象不怎麼樣，陰險狡詐，一臉獰笑。不過，據接觸過板垣征四郎的人回憶，板垣平時非常注重形象，講話細聲細氣，總會給人以溫文爾雅的形象。但實際上，在侵略擴張的實施方面，板垣所扮演的，永遠是「急先鋒」的角色。關東軍中，有「石原之智、板垣之膽」的說法。九一八事變之前將近一年的時候，板垣征四郎就向上級申請過兩門準備轟擊瀋陽城的巨炮。那撥給他這兩門炮的上級是誰呢？就是巴登巴登三羽烏的老大、昭和軍閥集團的頭目永田鐵山。　　而在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二天，日本內閣就召開緊急會議，作出了不擴大事態的決定，並把電話打到了板垣征四郎這裡，指責他犯上。而板垣當場就給了一句硬邦邦的答覆：為國家和軍部的威信，軍部的方針是徹底幹下去！　　是軍部真的要打嗎？沒有。九一八前的三天，日本軍部還召開了陸軍三長官會議，討論滿蒙問題。會議的結論是：全面出兵滿蒙，國內外的時機都還不成熟。為此，會議特別派出了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少將前往中國東北，安撫關東軍要「隱忍自重一年。」　　但這個建川少將是怎麼走的呢？他有飛機不坐，而偏要先坐船，再坐火車，晃晃悠悠地去東北。與此同時，參謀本部俄國課課長橋本欣太郎已經給石原莞爾發了電報：事機已露，請在建川到達前行動。　　一切都清楚了，這批少壯派軍人早就謀劃著要自行起事，9月21日，駐朝鮮日軍司令林銑十郎又在沒有上級命令的情況下，擅自派兵支援關東軍。日本軍隊中等級制度森嚴，對於不聽話的下屬，上級是動不動就要抽大嘴巴的。但對於這樣「出於」愛國心，以侵略擴張為目的的「下克上」，日本軍部只敢和那位慢吞吞的建川少將一樣，睜一眼閉一眼。而至於天皇本人，更是樂得讓這些年輕軍人去冒頭，而他自己，則躲在皇宮的書房中，望著拿破崙的半身像出神。　　九一八事變激起了整個國際社會的關注，9月21日，國際聯盟正式接受了中國代表的申訴，12月10日，國聯理事會決定組織調查團，赴滿洲調查。而日本軍部捅下的婁子，只能由日本內閣來擦屁股。因為沒能阻止國聯派出調查團，若槻禮次郎內閣在12月11日就集體辭職，改由70多歲的老臣犬養毅出山，擔任首相組閣。而過了不到半年，犬養毅就死於非命。日本電影《動亂》中，真實地記錄了這一事件。　　1932年5月15日，日本海軍中尉三上卓帶著另外十名青年軍官，闖進內閣總理大臣官邸，把首相犬養毅團團圍住。犬養毅剛講了一句：你們要幹嗎？有什麼事都可以說一說。軍官們就扣動了扳機。犬養毅當場被亂槍打死。　　據日後這些青年軍官的交代，挨了第一槍之後的犬養毅沒有馬上死，掙扎著說出了最後一句話：把皮鞋脫了吧。但這些青年軍官是來要他命的，誰會想到進屋要脫鞋呢？　　犬養毅，號木堂，是歷經過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時期的三朝老臣。他首次入閣的時間是在1898年，那個時候，這11個來殺他的青年軍官，還都沒生出來呢。　　誰曾想，在這些個娃娃面前，犬養毅這樣位高權重的人物，居然連說句話的機會都沒有。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兇手們受到了日本國民的舉國稱頌，357000人在一份請願書上簽名，要求對軍官們寬大處理。11萬多封表示支持刺殺行動的信件，雪片一般地飛到了政府的各個部門，其中還不乏很多姑娘們的求愛信，表示「嫁就要嫁這樣熱血的人」。　　還有更狂熱的。陸軍省收到了11個酒精瓶，裡面泡著11根手指頭。隨瓶附有信件一封：這些軍官們的自我犧牲精神，使我們深受感動！而真正「犧牲」了的犬養毅，不僅在77歲挨了槍子，命喪黃泉，而且還晚節不保，被罵成了賣國賊。為什麼？還是為了滿蒙問題。　　日本經常會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上搞搞動作，在日本教科書中有一張照片。照片最右邊的是孫中山，而坐在正中的，就是犬養毅。站在犬養毅身後的，是日本著名的生物學家南方熊楠，他是通過孫中山的舉薦，成為犬養毅的助手的。　　孫中山在親筆舉薦信中，尊稱犬養毅為犬養木堂先生，可見十分尊重。兩個人的確是好朋友，每當孫中山落難，犬養毅就會為他在日本奔走斡旋，為孫中山在日本開展革命活動發揮了很大作用。正因為此，犬養毅在當上首相的時候，仍舊和南京政府中的很多要人保持著不錯的私人關係。　　通過多年對中國革命的研究和對中國的了解，犬養毅深知軍部那種妄圖「螞蟻吞象，奪取滿蒙」的幻想，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在組閣之後，犬養毅決心玩一次懸的，他向南京秘密派出了特使。　　派特使幹嗎呢？與南京政府談判。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向南京方面攤牌：本屆內閣不會承認於1932年3月1日成立的偽滿洲國。犬養毅對於九一八事變的解決方案是：承認中國對東北地區的形式領有權，但日本要在經濟上實質性地支配東三省。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犬養毅當年不遺餘力地結交孫中山，助力中國革命，其目的，無非就是為日本在中國多爭奪一些利益，實質上控制滿蒙地區罷了。但是，這位老謀深算的政治家忘了，他所要面對的，是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只知道用刀槍講話的軍部，以及一個被軍國主義思想蠱惑了很久的國家。他自己的內閣。就不幹凈。派往南京特使向日本國內發回的所有電報，都被當時的內閣官房長扣下了，隨後，這些電報的內容，又被迅速地通報給了少壯派軍官。如此一來，「五一五事件」發生已是必然。　　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的河本大作軍銜是大佐，掀翻了一個田中義一內閣；九一八事變，悍然出兵的板垣征四郎是大佐，石原莞爾是中佐，搞垮了一個若槻禮次郎內閣；而到了五一五事件的時候，居然是一幫尉級軍官，就把犬養毅內閣連鍋端掉。到了這個時候，日本政界已經沒有什麼人還能攔得住昭和軍閥集團了。就連天皇自己也沒了主意，只能求助於日本政界元老西園寺公望。　　由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提供的西園寺公望備忘錄裡面，記錄了在五一五事件之後，天皇要求他幫助推舉新內閣人選的要求：首相要是一位正直、能力突出的人，內閣由一黨掌控，或是多黨聯合執政，都無所謂。　　這叫什麼要求？西園寺公望本人曾經擔任過日本第12、14任首相，他在日本政界的資歷比犬養毅還要老，但那又怎麼樣？五一五事件中，他的官邸和私宅也都受到了攻擊。面對天皇扔過來的燙手山芋，西園寺公望最終舉薦了一名海軍大將：齋藤實。組成的內閣呢？美其名曰「舉國一致」內閣。　　舉國一致幹嗎呢？舉國一致發動戰爭而已。1933年2月24日，國際聯盟大會以40票對1票通過聲明指出，滿洲主權屬於中華民國；九一八事件中的日軍行動並非自衛；滿洲國不是出自民族自決的運動，日本應退出滿洲。可想而知，對於這份聲明投出反對那一票的，只有日本。當時的日本代表松岡洋右在國聯大會上冒出一句日語：撒油那拉，就走出了會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國聯。　　後來，這個松岡洋右當上了日本外相，與德意簽訂軸心國條約的是他，公開發表「大東亞共榮圈」言論的也是他。1933年，由於在國聯大會上的強硬表現，松岡洋右在回到日本後，受到了「英雄」一般的歡迎。對於五一五事件後的日本，時任美國駐日大使格魯曾經做過這樣的評價：日本全國都是一種虛張聲勢的氣氛，那將導致政府走向極端的形式,最後是整個國家的自殺。　　《青年日本之歌》就是刺殺犬養毅首相的兇手、三上卓中尉寫的，是著名的右翼歌曲。而就在這首歌幾乎成為了當時日本的勵志歌曲，全民虛張聲勢的時候，1936年，這首歌被禁了。因為天皇急了，「你們還要再殺多少人，才肯罷休？」　　任何人，哪怕是軍方的，只要對侵略擴張的政策稍有一點阻礙，都會被這台戰爭機器碾得粉碎。後浪總會推前浪，一心要把前浪拍死在沙灘上。飛揚跋扈的少壯派們，已經習慣了用刀子解決所有問題，小烏鴉們要對老烏鴉們動手了。　　1935年8月12日，日本陸軍第43聯隊中佐相澤三郎，在毫無阻攔的情況下，闖進陸軍省軍務局長辦公室，幾刀砍死了「三羽烏」首領永田鐵山。　　當年裕仁即位，身後全靠著以永田鐵山為首的巴登巴登集團，幫他掌控著軍隊。而當永田鐵山被殺的消息報來的時候，這位天皇連眼睛都沒有眨，平靜地問了侍從一句：「我今天照常游泳，你看行嗎？」　　如此重要的烏鴉，怎麼突然之間就如此的不招待見？原因很簡單：永田鐵山認為日本還遠沒有做好和西方對抗的準備，軍部不應該總是把「和蘇聯決一死戰」這樣的蠢話掛在嘴邊。作為軍務局長，這種消極的態度「很該死」。軍隊是這個意思，天皇也不便反對。　　但天皇裕仁很快就嘗到了這種縱容行兇的苦果。1936年2月26日凌晨5點，以陸軍第一師團步兵第一、三連隊、近衛兵團第三聯隊為主，近1500名青年官兵高唱著《青年日本之歌》，對首相官邸等幾處政府樞要部門，同時發起了攻擊。殺死內大臣齋藤實、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大藏大臣高橋是清，重傷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首相岡田啟介躲過了一劫，原因是襲擊官兵們認錯了人，殺了他的女婿松尾傳藏。那一天，東京下了30年未見的大雪，那一夜，血紅雪白。　　軍官們打出的旗號是「尊皇討奸」，清君側。這一清倒是徹底，把君側給清乾淨了。這就是震驚世界的「二二六兵變」。除了殺人，軍官們還發表了《崛起宣言書》，宣稱天皇的身邊都是腐敗誤國的閣僚，只有軍人奮起，才能拯救國家於水火。為此，他們希望以此行動，上達天庭，與天皇對話。　　「對什麼對！」裕仁盛怒，「如此殘暴的軍官，殺害朕的股肱老臣，馬上鎮壓！」又一幕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聖命已下，軍部居然不行動。陸軍高級將領們召開了軍事參議官會議，然後拿著會議結果去和叛軍談判，會議的結果即《陸軍大臣告示》。　　告示分為五點，其中開篇就是：關於崛起之意圖，已上奏陛下；承認諸君的行動，是出於謀求顯示國體之誠意云云。告示最後提醒，諸位還是趕緊帶兵，各自回營吧。　　要不是因為叛亂軍官們太過囂張，聲言新內閣不產生，他們不撤兵，二二六兵變的這些元兇們，可能還真被陸軍放跑了。這回天皇拍了桌子：「如果陸軍大臣無能為力，朕就親率近衛師團去平定叛亂！快快備馬！」拍完桌子，裕仁又狠狠地加了一句：「陸軍簡直是在掐朕的脖子。」　　統帥叛軍的一共有17名少壯軍官，其中最高官銜的只是大尉。他們口口聲聲地要「尊皇討奸」，但實際上，以他們的身份，是連見這些「奸臣」的資格都沒有的。這些被討伐的，到底都是什麼人呢？　　首相岡田啟介，海軍大將，支持裁軍；內大臣齋藤實，海軍大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不主張與西方動武；藏相高橋是清，致力於削減陸軍預算。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兵變發生後，海軍在第一時間派遣艦隊進駐東京灣和大阪灣的原因。而陸軍之所以不敢妄動，是因為在這些兵變軍官的背後，有「大日本皇軍」說法的締造者荒木貞夫大將、原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大將、原關東軍司令本庄繁大將等等的支持，而這些軍官所苦苦追求的是什麼呢？軍部獨裁。　　說到底，二二六兵變，其實只是昭和軍閥集團內部的不同派別，為了爭權奪利，掌控軍部而導致的一次「狗咬狗」。有這些青年軍官們沖在前面，真正的烏鴉們卻躲在暗處，清除異己，攫取利益，當叛亂青年軍官們的皮靴，踏過一具具屍體的同時，他們自己實際上都成為了軍閥派系鬥爭的犧牲品。　　兵變很快被鎮壓，叛亂軍官們不是自殺，就是被處以極刑。而和這些年輕軍官們一塊兒被槍斃的，還有他們的精神領袖，「嘔心瀝血」想要改造國家的北一輝。　　二二六兵變，被定為謀逆。但兵變的目的，卻已經達到了。通過之後的肅軍運動，日本統治集團內部基本結束了派系傾軋，開始集中全部力量對外擴張。被殺掉的高官們血還未冷，1936年3月，日本就廢除了政黨內閣，政治權力完全被軍閥、官僚和財閥壟斷，形成了法西斯獨裁統治。次年的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　　侵略者們幻想了幾個世紀的「八紘一宇」，終於隨著瘋狂的「大東亞聖戰」，把日本帶上了一條不歸路。　　今天，當我們在控訴軍國主義累累罪行的同時，我們要注意到：在近現代史中，能夠被冠以軍國主義頭銜的，只有日本這一個國家。在這個與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中，封建統治、藩閥割據、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法西斯理論相互混雜，最終養出了軍國主義這樣一個怪胎。　　而當和諧、友好在新世紀中成為國際關係發展的主流，全世界都應該警惕軍國主義的陰魂，在日本還遠遠沒有消散。戰犯們依然堂而皇之地被供奉在靖國神社，軍方、政界美化侵略戰爭的叫囂，仍舊此起彼伏。怪胎沒有消滅，其中是否還會飛出「烏鴉」呢？　　值得人們深思與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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