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東方：中國學術的分流與同流以及相關問題的思考

邵東方：中國學術的分流與同流以及相關問題的思考2011-3-9 10:21:1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記者：方筱筠 攝影：盛娟 張浩亮 視頻製作：趙悅　　記 者：邵館長您好！非常榮幸您能接受中國社會科網的採訪。先請邵館長自我介紹一下。　　邵東方：我叫邵東方，從國內到美國留學，我早年在北京師範大學攻讀歷史學學士和碩士，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跟隨劉家和老師從事中外古史比較研究。1986年秋天我到美國夏威夷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畢業後到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中國歷史與文化。1999年執教於斯坦福大學，自2003年起任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現在除了主持東亞圖書館的館務工作外，平時自己主要從事學術思想史、古典文獻學、數據圖書館及信息學的研究。今天首先感謝中國社會科學網給我這樣一個與大家交流的機會，感謝周溯源總編輯、劉逖主任和方女士的邀請。　　記 者：請邵館長談談中國學術的分流與同流以及相關問題的思考。　　邵東方：我首先要感謝劉家和、余英時、何兆武、倪德衛（David S. Nivison）、何炳棣、丁愛博(Albert Dien)諸先生。今天講的內容將使用他們所提供的一些資料，並會引用他們提出的一些觀點想法。　　我所講的範圍，大致是圍繞人物、時間、方法、觀點這四個範圍。我所講的不一定是思想流派，而是具體的觀念，講方法也不是具體的治學的方法，因為考慮觀眾中間許多人不是專門搞國學研究的。所講人物主要是跟西方漢學有關的人物。西方學者中有一部分研究中國，中國研究涵蓋面也很大，有人從政府角度研究中國，有人從經濟方面研究中國，我講的是人文學方面研究中國。人文學與社會科學還是有一定分別的。人文學涉及到歷史、宗教、哲學、文學各個方面。我也會講一些關於傳統的問題，因為中西方在總體上還是有不一樣的傳統問題，而在學術上，中西治學的方法也有不同。我會提到文獻的作用，比如說如何利用圖書館使用資料。還有為什麼我們有時候在佔有資料的完整性方面會有缺陷？最後我試圖作一些比較，談談中西學術研究的異同。每個題目中間都會涉及到這些範圍，總體上以這四個範圍來展開具體的內容。　　我們講漢學和中國學兩個概念還是有一點區別的，學術研究中間，我們可以說有兩個中國（研究），一個是我們中國本土的人在做中國研究。另外是中國以外的人研究中國，而中國本身是一個文化的概念。余英時教授曾經做了一個簡單的界定，把西方的漢學叫Sinology,它研究傳統的中國；把Chinese Studies定義為當代中國、近現代以前的中國。這當然是一種寬泛的劃分。我在斯坦福大學開過一門叫漢學研究方法的課（Si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基本內容是向研究生介紹如何研究傳統中國。了解西方人或者中國以外的人研究中國有什麼好處？　　第一，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這是蘇軾的《題西林壁》，我們今天在國內研究中國，可能由於自己環境的限制，有時反而不如旁觀者看得更清楚，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第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可以促進我們的研究。我想在座的每位沒有一個人只是單純閱讀中國的東西，不接觸國外的書籍，也包括外國研究中國的著作。　　第三，可以做到知己知彼，因為在現在的世界，任何學者都不可能完全封閉在自己的母體文化裡面。我們的前輩學者或者可以這樣，因為傳統學者不知道中國外面有另外一個學術世界。比如說，過去人用文言文寫作，而進入現代以後，學者們就很難僅僅利用文言文進行創作，因為人的整個知識體系、語言都發生了變化，許多概念無法用文言文表述。我看到一個網站叫愛文言，裡面都用文言文寫，但是也很難說沒有現代中國人在寫作上不受西方的影響。　　西方漢學或者中國學研究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和學科，100多年來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就。在美國，主要大學都有東亞研究系，都有東亞圖書館，東亞研究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許多學校還設有東亞研究所和東亞研究中心。西方的中國學有著自己獨特的研究視角、方法。比如，在國內看來，不少人想當然認為中國存在著56個民族，並以此劃分進行民族學研究。但是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過去民族識別的標準不符合西方人類學的理論。而不少西方中國學家研究中國民族學，認為以斯大林提出的三條標準來識別中國的民族是遠遠不夠的，經由此標準鑒別出來的民族是不符合國際通行的人類學民族識別理論的。當然今天重新再進行民族識別會產生許多問題，因為這其中還涉及到政治的考量，如果把56個民族加以重新識別，會造成不必要的混亂。又如，我們在國內上歷史課，通常講人類社會發展的所謂五階段，而這種理論在國外一向是有爭論的，在西方大學裡，幾乎沒有人以五階段的劃分法講授中國歷史。　　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中國學或漢學研究，可以說是群龍無首，意思是說研究存在著多元化。我們也很難說某某人就是這個領域的領軍人物，某個學科的帶頭人。許多學者之間雖然有一些師承關係，但是他們各自的研究還是多元化，並不是盲目追隨某一大師。另外，中國學是多學科的，涉及歷史、文學、語言、社會學、人類學等等。從這個角度說，很難由一個專門學科的學者來全面介紹整個海外中國學或漢學的發展，因為這樣的涵蓋面甚大。我自己有幸在學術圖書館工作，接觸各個學科的學者比較多，並向在各個領域研究中國的教授、研究人員和研究生提供諮詢服務，所以可以較多了解當下的學術研究概況。否則，某一學者專門研究自己那個領域，專註一本書或一部文獻，或是囿於一個流派，就很難了解其他人在做什麼樣的研究。　　西方漢學發展也受到大學開設人文課程、通識課程需要的影響。比如說佛教、亞洲文明史常常被規定為通識課程。人文訓練對理科的人很重要，包括我們在座經濟學的同學，你們若沒有深厚的人文基礎就不可能考慮大的問題，大的問題像歷史可以考慮很長時間的時段。我們的經濟研究常以五年、十年或二十年作時段。像研究大歷史的人，談論的是人類未來五百年發展的問題。我們有一些學大歷史的人經常聚集在一起，發表一些弘論。比如，他們認為從真正的經濟實力而言，中國人口不是多而是少，如果有20億人口就可以成為超級大國，因為有巨大的人口和生產力。他們中還有人認為，土地資源應該是夠的，不需要設出國土農業用地的紅線，農業的發展需要依靠用技術來解決，而非靠保證土地的數量來解決。　　對中國國內來講，大家對西方漢學了解很多是通過翻譯海外漢學著作。劉東老師的漢學翻譯系列介紹了很多海外漢學家的著作，使大家有機會看到海外研究漢學的成果。很多人開始了解和學習他們著作中的一些分析方法、流派、思想、觀點。西方漢學本身起到中國文化的海外推介作用，西方學者對中國的了解很大一部分是通過閱讀漢學家的著作。　　我們所說的中國研究、漢學研究在美國放在東亞研究範圍裡面，不是單獨的一個中國研究系。東亞地區基本上主要是三個國家：中國、日本、韓國，當然也包括朝鮮。東亞圖書館的涵蓋也是如此，當然朝鮮的書出得很少，據了解北朝鮮一年才幾百種書，這個數量與韓國相比就很小了。當然東亞研究的一部分包括研究蒙古和西藏問題。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曾有一度將西藏典藏放在南亞部裡面，後來通過一些華裔學者的努力，最後將有關西藏的典藏放在東亞收藏部分。現在韓國又提出了東北亞研究，他們認為這一範圍包括中國的東北，還有俄國的西伯利亞。　　從區域性研究所繫到主流的研究系，像哲學系、歷史系、宗教系都有研究中國和東亞問題的。下面介紹的倪德衛教授便是斯坦福大學哲學系教授。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教授是東亞系教授。即便是東亞系，其中也有兩個不同的傳統。有一部分東亞系完全走的是傳統漢學的路子，像芝加哥東亞系裡面就有古史問題的研究。有一些專門講中文和語言，像斯坦福的亞洲語文系原來就有這種傾向，只是教語言和中國文學，而真正講中國文明、歷史、文化則很少。所以說，西方的東亞系也有兩個傳統。　　優秀的漢學家多出自歷史系，這句話是北京大學劉東教授曾經說過的，我很贊同。比如說費正清就是哈佛大學歷史系的教授，還有餘英時、何炳棣、許倬雲也都出自歷史系。這是因為歷史系的訓練相對來講是比較全面、綜合的，因為在歷史系讀學位需要時間比較長，東亞就是盯住中、日、韓研究，所以這得到的訓練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往往有許倬雲在《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中談到的情況：在中國史範圍內，自己覺得天下之大只有中國；到外面一看，別處史家治史時，卻是天下之大而沒有中國。我在美國的大學第一次擔任「世界文明史」課程的助教時，發現課本中有關中國的部分很少，教授基本上講了不到兩堂課就結束了中國部分。雖然我們自己覺得中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但是西方人卻在文化和學術上並不重視你。比如在美國看電視新聞，有關中國的報道很有限，而且多為負面的報道。所以如果你出國留學，在學術上有時會有許教授同樣的感受，即天下之大沒有中國，這一點往往只有在國外才能感到。　　外國人看中國視角肯定不一樣，因為他從外部對中國進行宏觀的分析和批判，有一些東西是值得我們吸收的。漢學家基本上把漢學研究放在全球背景之下，我想這裡的歷史系教授通常專攻某段，比如魏晉南北朝，很少聯繫全球背景。外國人在西方環境之下長大，自然而然就有比較的意識。這使得我們不會有置身世外的感受。　　他們研究中國也有其缺陷，比如缺乏中國人自己研究中國文化的在場感。因為你有現場的感覺，你任何大的事變都有現場感覺。其次是民族意識，任何研究歷史的人都有。西方人研究中國，有一些人出於對文化的熱愛，有一些作為專門學問，作為古學。他對中國文化本身沒有任何興趣，就覺得古學有意思就來研究。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大部分不能甩開主觀意願在裡面。我不大同意經常用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句話本身把歷史當作我們身外的東西，用某種標準來衡量，但是你自己也是歷史本身的一部分。如果你力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你就置身世外，「民族意識」也就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　　我順便提一下北美圖書館的情況。如果沒有大量的東亞圖書館存在，美國的漢學研究不可能有這樣突飛猛進的進展。美國漢學一向落後於歐洲——在30年代有法國、有日本人的研究——但二次大戰以後急起直追，居於世界領先地位。這其中最主要的關鍵在於：第一流大學重建東亞圖書館。戰後各個大學都積極擴充自己的東亞圖書館，現在已基本形成以美國為中心的中國研究。這一新的學術動向為寄寓美國的華人學者提供施展才能的機會。很多著名學者都在圖書館工作過，像裘開明(1898-1977)等。「六十年來，北美漢學或中國學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主持各大東亞圖書館的華裔學人是最大的功臣。」（余英時語）費正清（J.K. Fairbank）和賴世和(E.O.Reischauer)將他們出版的著作題辭獻給裘先生。裘開明、錢存訓（1910-）兩位在東亞圖書館界恰如「先江後海，相得益彰」。余英時以自己親自經歷的美國60年漢學發展，認為漢學界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沒有東亞圖書館的協助是不可能的。清華大學的汪暉教授2009年在我館查閱文獻達好幾個月。他深感在國內很難靜下心讀書寫作，而在斯坦福大學居然有三個月沒有任何人干擾，圖書館閱讀條件也比較好，所以他覺得在美國反而學術上多產，因為查閱資料非常方便。　　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自胡佛研究所時期便注重中國檔案文獻的收藏，遷到斯坦福大學圖書館後，繼續加強歷史檔案的收集。東亞圖書館於2005年獲得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黃宗智(Philip Huang)及其妻子Bernhardt多年收集的中國歷史檔案資料，其中包括2500件法律案件，來自於中國各地的檔案館 ，時間跨越晚清、民國政府在大陸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可謂目前海外最完備的中國法律史檔案。　　從美國東亞圖書館協會的館藏數字統計可以看到，世界頂尖大學的東亞圖書館的藏書從總的數量上來說不如國內某一個大學圖書館，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些統計數字是專門的中日韓研究方面的書籍，而且主要限於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而不包括自然科學方面的中日韓文資料。況且美國研究性圖書館的藏書基本上沒有副本，不像國內有的圖書館雖號稱藏書上百萬冊，然而往往一本教科書就買若干本副本。由於東亞圖書館沒有副本，因而從研究角度說，像哈佛大學和加州伯克來分校東亞圖書館有上百萬的藏書量應該說是很大的圖書館。有好的圖書館對科研教學很重要。記得某一年一位諾比爾獎獲得者來到某個大學參觀，看過圖書館後，他說這個學校很難在經濟學理論上出現很大的成就，因為國際最主要的學術期刊，在這裡都看不到。大家都覺得這是影響學校發展的很大的缺陷。而文科需要很多圖書資料，研究西方則需要大量外文資料，我曾在母校北師大歷史系的資料室看到僅存少量美國歷史學資料在系資料室保存的情況，這就說明國際學術資源很少。　　西方人研究漢學需要基本條件，今天在座的一些同學將來或有志於去美國讀人文科學。不管是學哪個學科，我想應對漢學有基本的了解。研究漢學一般必須學習日語，這是對修讀博士課程的必要條件，因為日本學術界對中國傳統的東西研究很深透。所以在美國修讀漢學的博士學位至少需要兩門以上外語。芝加哥大學歷史系讀博士的時間平均是十年，學生們把很多時間都花在學語言上了。我曾查過美國歷史家學會的有關統計資料，美國大學歷史學博士的修業年數平均是8.3年。劉家和教授曾開玩笑說，在中國，八年抗戰都打下來了，可是在美國，一個歷史學博士學位還沒有念下來。足見讀一個博士學位之費力。不像國內某些在職博士那樣容易。在美國人文學科的博士畢業後求職過程也很艱辛，沒有畢業之前就要找工作，很多歷史學博士因為找不到教職，只好改行做別的了。　　人文學的學術成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生理壽命，尤其在歷史學研究方面。我們知道很難出現年輕的有成就的歷史學家。我們看這幾位著名學者就不一樣：何柄棣教授今年94歲，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今年已經92歲，曾擔任過哥倫比亞大學的常務副校長。芮瑪麗是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的第一任館長，也是著名的史學家。她最得意的弟子是史景遷。芮瑪麗只活了53歲。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因事故僅活到49歲。儘管他們都在學術上有很大成就，但如果長壽的話，可以做出更大的學術貢獻。我的老師何茲全教授，是已故北大副校長何芳川的父親。他１９１１年出生，今年二月去世。當年他給我們上課時說，學歷史的人到50歲才能寫出好文章。我想，如果是50歲才能發文章，那麼現在要求60歲退休，這就成了個問題。當然過去醫療條件差，一般60歲很不容易，所以在解放初期，有一位很著名的搞中西交通史的學者叫張星烺去世，當時輔仁大學歷史系主任柴德賡寫了個輓聯，叫「老成典型」。那時候就覺得年紀很大了，其實才62歲。但是現在就不一樣了。有沒有成名的學者很年輕的呢？比如張蔭麟，寫過《中國史綱》，他去世的時候才39歲。但是慧星型學者基本上不能出重要理論或縱深研究，只可能在某一點上有影響。　　西方中國學家許多許多都經過很好的訓練。大概分三種類型：費正清基本上是能讀不能說；還有能讀能說能寫，這個少，像墨子刻、夏含夷；能讀能說不能寫，像牟復禮（Frederick W.Mote）、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牟復禮教授講話是一口北京腔。也有些美國老一輩漢學家對中文典籍的閱讀能力不強，需要依賴翻譯成英文的著作，如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所撰《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沒有直接參考中文原始資料，基本上是靠二手的翻譯資料。斯坦福大學 Lee H. Yearley教授作孟子與Thomas Aquinas的比較，寫成Mencius and Aquinas: Theories and Conceptions of Courage 一書，也完全靠翻譯的資料。他開設一門研究《莊子》的課，用的也是翻譯的書。現在能看到翻譯成英文的中國經典著作都是比較有名的書，像《文選》、《荀子》、《孟子》。還有大量古典著作沒有翻譯成英文，這與古漢語難以掌握有一定關係。外國學者對中國語言的了解，主要是對古代語言的古今意義理解不夠。比如他們對「無情」、「怨」翻譯有誤。無情的意思是「虛偽不實」（古），「沒有感情」（今）。怨的意思是「仇恨」（古），「冤枉」（今）。一些漢學家都錯在對語言的文化背景把握上。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古代中國人講女子「年方二八」，自然不會想到是28歲，而應該是16歲，因為那個時代的人早婚。但竟然有個別西方漢學家以為「年方二八」是28歲，以此說中國古代也實行晚婚。　　這裡涉及到翻譯問題，翻譯需要對作品的了解，我指對中國原作品的了解，還需要專業學科知識。曾有很優秀的外交部翻譯，我們請他們做專業學術會議的翻譯，結果涉及到關於新儒家的討論，他們全部都退下了，因為專業知識不夠。這裡面有兩個問題——出發語言和達到語言。對於我們來說出發語言是中文，翻譯成英文是達到語言。錢鍾書撰《管錐編》，他所引用的西方文字，都翻譯成貼切準確的中文，在語言和文氣方面都與原文相應。　　我在斯坦福大學開設過高級古代漢語的翻譯課程，其中做了一些探索。狄百瑞是西方漢學家，他的博士論文就是翻譯了《明夷待訪錄》。拿到博士學位後，四十年他都不斷地修改他的翻譯。在課上我先講解一遍，學生翻譯，之後再對照狄百瑞的翻譯。我自己也做了一些翻譯，如把崔述的《考信錄提要》翻譯成英文。我們寫一篇中文的中國史論文，古書中的東西直接引過來就行了，但是在寫英文論文的時候就不可能直接引一段中文，而需要理解文字，將其翻譯過來。現在我正在翻譯的一本書叫《竹書紀年》，這是相當大的挑戰，我跟倪德衛教授翻譯七、八年。我還翻譯了王元化先生關於思想史的學術通信。　　英文翻譯其實很難。實際是很不容易的事。現在舉一個簡單的翻譯例子，就是清代學者崔述所著「考信錄」的「信」如何翻譯。「信」字有三層意思：第一層是關於文獻文本的可靠性(authenticity)，屬於外考證(external criticism)的領域；第二層是關於文獻內容的可信性(reliability)，屬於內考證(internal criticism)的範圍；第三層是在前兩者的基礎上，進一步求得歷史性(historicity)，即歷史事實之真相(historical truth)。 所以很難找到與「信」相應的英文辭彙。　　我們講為什麼西方跟我們研究不太一樣，他對問題的理解有方法、文化、思想方面的差異，時間差別，地理差別。兩個地方完全感受不一樣，由此對某一個問題的看法也就可能不同。這確實有環境地域變化原因，產生了距離，也可能個人感覺不一樣，心境也不一樣，這是常常需要去感覺的。文化差別很重要，我認識的一位美國漢學教授，曾經想開一門關於中國笑話的歷史，就使用《笑林廣記》的內容，結果他發現這門課很難開。因為美國學生很難理解其中的一些習俗方式。有些中國人喜歡用別人的生理缺陷來取笑，而在美國這是一種人格歧視，是很大的問題。當然今天中國的相聲也是如此，評論你胖我瘦，還有對性別的歧視，甚至歧視老年人和殘疾人。我們讀《阿Q正傳》，看到的是魯迅利用阿Q的故事反對傳統社會，但是西方人看《阿Q正傳》，感受就不一樣，提到魯迅著作寫到的「人血饅頭」，他們覺得這種文化很殘忍。由於文化不一樣，你所談到的問題外國人覺得沒有興趣，或者他是從負面來看的。我自己覺得歷史要達到文化共識是很困難的。西方受到歐洲分裂的長期影響，他不認為統一這麼重要，而對中國來講統一非常重要。這兩種觀念常常引發一些看法上的不一樣，有時候是文化概念，而且中國最根本的觀念，比如說天命。大家都知道一國不可能有兩個天命。西方人認為天命是可以劃分，比如中國歷史上有南北朝。還有一些漢學家把文言中提到的數字固定化。西方人受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影響，中國文言中的虛數一般不可實指。比如說曹操百萬大軍渡東吳，但實際上才七、八萬人。比如說《竹書紀年》中有一段話：「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這「百年」是個虛數，但他們不認為這是虛指的年數，這就反映了文化差異。　　《穆天子傳》有段序文「以墨書一簡四十字」，他們完全用這段記載作固定的標準，以此研究《竹書紀年》的文字。倪德衛教授以每簡４０字將現存《紀年》重排。目前發現的竹簡沒有那麼整齊劃一的數字。另外五星連珠的現象都出現在堯舜禹即位之年，被認為這是祥瑞之兆，但很可能是後人的附會，而非實際年代。　　《竹書紀年》記：「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多數中國學者會同意「明」字原本應該作「命」，或者「明命」。問題是「分」，理雅各譯做「分享上天聰明的任命」（entered into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bright appointment of Heaven）。倪德衛受畢甌（E.Biot）的啟發，認為「分」的含義是武王「分割上天的聰明的『天命』」（分割上天與商太子祿父的約定，即與他分享權力）。　　西方學者由於文化背景不同，在中國研究中可以提出不同的問題，即中國學者平時不大會想到的問題，並不是國外學者們比我們更聰明，而是我們不在那個環境中，想不到。我們可以舉很多例子，我們想不到的問題他們提到了，有的跟我們沒有直接關係，還有一些我們認為不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很當然的問題，但是他卻看不到。我們今天提出的很多問題也是受到西方觀念影響才想到，比如我們講綠色經濟，講低碳，都是受西方影響。不過問題有時也出在這裡，就是他們往往把從自己文化裡面所引申出來的問題，慢慢強加於中國研究上，這也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所以我們完全根據西方漢學的研究來做中國研究，也不是很妥當的，但是可以參考。當然有些問題也是他們自己從自己文化引申出來的。比如我校歷史系有一位教授研究漢字打字機的歷史。西方傳教士進入東方以後，要把西方打字技術用各種方法進行設計，研究打字機。而中國人因中文非拼音文字而不會考慮設計打字機，20年前報刊還在排字，當然我們不一定完全用西方研究的東西研究我們自己，這是不妥當的，我們不一定因為他在研究打字機，我們就一定要把題目接過來來研究。此外西方有少數人還有文化優越感，中國人不出思想，中國沒有哲學，在美國的主要大學基本上很少有中國學者在哲學系教書或者在著名的學校拿到哲學教授。過去西方學術界有一種偏見，認為中國學者搞材料可以，但不能搞理論，尤其在早期漢學界，這個現象比較普遍。漢學家選題總體來講，問題比較具體，比較窄，比較深，絕對不是像今天給的這個題目「中西學術分流與合流」，這個題目就不太具體。我校有一個教授研究中國鼻煙壺的歷史，他有相關的問題意識。　　我們提倡，做任何題目要把古今中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一網打盡，我們在這期間最重要的是做個書目，看看你對這個東西掌握多少，這樣才能知道你能不能繼續推進。目的是要有填補空白的意識，這樣才能更上一層樓。當然西方研究中國歷史很多方面是以西方的歷史、思想觀念為坐標，這是沒有問題的，包括今天很多的觀念都是以西方為坐標的。　　西方人對中國具體的制度史不關心，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的制度比較複雜，很少看見西方人研究中國隋唐官制、清代官制，我自己研究中國史，我都覺得非常複雜。我曾經開過一門課，叫文化革命史，我花一節課專門講文革前的中國制度。中國一個部門四套班子就要講很長時間。黨、政、人民代表大會、政協，你把具體作用說清楚就很困難。　　「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王充《論衡?謝短》）西方的中國研究還存在知今不知古或知古不知今的問題，搞古代的只是熟悉古代，搞近代的只是了解近代。做學問要試圖打通古今研究的隔絕，「貫通古今」，但現在很難在美國發現真正是通才的漢學家。倪德衛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研究過中國共產黨的史學史，而其研究《竹書紀年》最早涉及到黃帝的紀年。但是他還是沒有能夠打通，因為他不研究中間這一部分的歷史，即周秦以下至元明。在中國來說，通才很多，像錢穆等等。　　文化差別就造成了研究取向的不同。著名美籍華裔教授余英時寫了一部很有名的著作《方以智晚節考》，還有《陳寅恪的晚年心境》。中國人講氣節是很重要的問題，他研究方以智就是要證明方以智不是後背得瘡而死，而是投水自盡，表示對前明的忠誠。同時美國教授覺得這些問題沒有任何意義，西方還沒有改過朝換過代呢，可能明年第二共和就改朝換代了。中國人所關心的文化對西方沒有意義。比如說孟子的惻隱之心，西方人覺得其中有法律界限問題，救他不救他。還有比如說自殺問題，西方人對自殺者很尊重，認為是保持了一種尊嚴。據聞，某一大學老師的夫人得了癌症，他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來照顧他愛人。而他愛人不願讓她先生因為她生重病而再放棄所有的事業，她就設法自殺。結果系裡就不能開追悼會，因為她不能和疾病繼續做堅強的鬥爭。去年在斯坦福大學一位年輕的中國女學生卧軌自殺，而大家仍為她開了一個很隆重的追思會。這反映了文化的差別。　　對中國學術研究，西方人研究傳統文獻，當然對中國本身存在的淵源、學派知道很少，基本上研究清代經學就變成研究清代思想史了，因為你不了解，就很難做到這一點。我這裡講國內學者楊向奎教授、劉家和先生對經學都有深厚的研究，他們就知道這裡面的家法，所謂家法，就是這一派人用自己的思想原則來闡述文獻。所以你得把這些東西剝解以後，你才能看到真的體制。不然的話，你就很難理解《公羊傳》序中「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何休《公羊傳》序：「其中多(1)非常(2)異義(3)可怪之論。」家法，即按公羊家之例，即其原則和思想，來解釋其文獻（董仲舒，何休）。在何休那個時代都已經發現讀懂《公羊傳》很困難了，董仲舒花了很大力量來詮釋。舉個家法之例：「文不與，而實與。」與，讚許也。「《春秋》責備賢者。」求全，希望賢人盡善盡美。《春秋》裡面批判什麼人呢？因為有一套家法，即在文字里，我是不讚許你的，但是我寫這件事情是要責備賢者。責備不是說他不好，是求全責備。我是鼓勵你把事情做的盡全盡美，用這個方法，這樣春秋的史實就展現出來了。西方人完全沒有這個，不懂家法存在很大問題。　　今天在漢學研究上爭論比較大的就是關於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問題。其中我跟倪德衛教授關於「同惠王子」的「惠」字如何解釋的爭論，參看D.S. Nivison「The Authenticity of the Mao Kung Ting Inscription.」 Ancient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Bronze Age Cultures, edited by F. David Bulbeck, pp.311-44. Taipei: SMC Publication Inc., 1996-97；還有邵東方：「《水經注》引《竹書紀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鄶』條考辨」； 此外我和夏含夷教授關於今本《竹書紀年》有沒有錯簡的爭論；我和陳力關於今本《竹書紀年》流傳過程的爭論等。從中可以看出方法上有很大的差別，尤其是觀念的差別。　　現在美國對中國基本上是多學科交叉的發展態勢。清史、民國史的研究相對比較突出。搞隋唐、宋史的人很少，美國研究宋史的學者最多不過二、三十人，有一年，有一位美國宋史學家參加中國的宋史學會，他感到非常驚訝，說美國全國研究宋史的人也不過30多人，相關的會員不過百人，而在中國，研究宋史就3000多人，這當然說明中國研究者的數量很大。另外是科技史，婦女史，大眾問題，邊疆問題，多學科交叉發展。我舉兩個具體的例子，現在斯坦福大學鼓勵多學科，設了一個上億美金鼓勵多學科研究獎金，只要這個題目是多學科的，學校就給予上百萬美元的資金。如斯坦福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Matthew Kohrman和大學醫學院研究人員聯合研究中國吸煙問題，不僅是討論中國煙草生產量，而更重要的是從文化人類學和醫學角度觀察吸煙者的行為和健康問題。校長基金對於此項目予以資金支持, 因為這樣的研究是交叉學科。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周雪光與工程學院教授葉蔭宇關於中國環境保護的研究，也是工程學和社會學的組合研究。今天有致力於搞古史研究的人，或可以和經濟學搞綜合性研究，這樣每個人研究範圍不一樣，知識結構不一樣，而不一樣的知識架構和研究領域，肯定有利於產生出新的研究成果。　　我舉一些研究課題，除了前面講的研究漢字打字機之外，由於西方同性戀問題很明顯，我的一位同事由此而開始研究清代的同性戀。西方學者注意歷史上法醫問題，中國古代草菅人命，法醫學並不太發展，這都是我們忽視的問題。還有傳統國學研究當中很少研究殘疾人，我們那裡有教授專門研究這個問題。還有研究古代的孤兒，研究童話歷史。中國古代很少有童話，有的也就是司馬光砸缸、孔融讓梨的故事。這不是真正的童話，這都是我們沒有想到的。我指導一個博士生寫新感覺派穆時英。還有，我知道的一個宗教學者研究的是李贄的婦女觀。　　另外還有一些課題，比較注意非漢族統治下的中國，比如說丁愛博教授長期研究六國和北朝時期，指出那個時代並不是中國傳統歷史所說的黑暗時代，他認為那時候有很多問題出現。我們研究宋朝歷史，其中南宋時期很少人講南宋以北部分金朝統治下的歷史，基本上沒有人注意，他們就注意了。我們看劉東教授翻譯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這都是我們不太注意的。某種意義上不管他講的正確對否，給我們增加了一個不太注意的方面。比如說，那時候提倡三講五美，比如說，要說謝謝，對人要禮貌。西方學者覺得很正常啊。可是我們那個時候不知道這些。　　西方漢學家著作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很多的著作都針對西方大學生和知識分子，而這些學生都不太了解中國歷史。所以我們中國學者很熟悉的東西，他們為了讓讀者明白，而不厭其煩地敘述。中國人眼中的常識卻需要他們反覆，原因是西方讀者對中國歷史某些背景知識缺乏精深。　　總體上來講，認為他們鋼筋太多，我所說的「鋼筋」就是構架概念，水泥（材料）比較少，個人發揮太多，真正原文也就引兩三段。在研究中間，我們主張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而有的漢學家採取推理，相信奇蹟（miracle）。奇蹟的發生並不能代表歷史的證據，這也體現了中西學者在研究傾向上一些不同，即不同研究思維角度，很多人是以非中國為中心的角度。我有時候審一些國內來的稿子，第一句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歷史悠久，第一句就來個中國本位。我們國內很多人不太重視清世宗，西方學者非常看重他。像耶魯大學歷史系史景遷（Jonathan D.Spence）曾寫了一本書叫《以書獲罪》，這裡面他講的是我們完全沒有想到的。另外，對於中國歷史分析，我們經常講中國是統一的歷史，可是其他的教授並沒有這樣想。我算了一下，從漢分裂以後到民國，他認為這麼長時間裡面合才900多年，分700多年。中國分的時間很長。對於中國歷史，我們長時間講亞洲文明史，我們現在是以中國為中心看待周邊國家和民族的歷史，講到中朝關係、中日關係，以為是東夷。我們站在長城以內，以漢民族為本位的思想完全不一樣。去年我參加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即古代高句麗歷史討論會，非常困難。因為這個會議有中國大陸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歷史研究中心，北朝鮮的代表是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所所長、考古所所長，韓國則有東北亞基金會，還有日本教授，美國研究朝鮮史教授，還有歐洲義大利的，六方來談這個問題，所有論文沒有一篇重合的，所有人站的立場都不一樣，我們發現交流上很困難，各說各話，完全沒有任何學術溝通。到了最後送別晚宴，喝酒的時候說，大家都有興趣來研究高句麗，這起碼是一個或者唯一的共同點。這裡有古代朝鮮領土問題，西方的看法問題，中朝之間內部關係問題，還有南北朝鮮之間的關係。此外歐洲研究古代朝鮮史的學者也參與討論，反映了歐洲人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我曾看過越南編纂的本國通史，其中說中國在歷史上侵略越南達2000多次。當然這些問題，中國本土的學者不很在意，但是如果我們站到別人或對方的立場，看法會不一樣，這是需要我們深思的問題。　　在思維方式方面，法國漢學家、《易經》譯者西里爾?加瓦里說：「中西文化本不同源，西方人的固有概念被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所打亂，從而產生了種種對中國的誤讀。要跨越這一鴻溝，西方必須首先學會尊重並理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我認為西方要尊重和理解中國思維方式，在歷史研究中，往往有中國人自身產生的特殊情結問題，這也很難擺脫。我想當代中國人對周恩來總理為人處世有一種特殊的「聖人」情節。周恩來做事情的風格，即無論巨細，事必躬親，專註認真，絕無疏漏，對人民關心體貼入微。我最近看到一篇紀念谷牧的文章，其中說到他的老母很熱愛周總理，她得知周恩來病重後，提出要給周總理捐壽。可是一些海外的人卻認為周之事毛，猶如奴才事主子，卑躬屈節。我個人覺得這種說法脫離了一定的歷史背景，古人有雲，「背君不忠，不忠即無德」。現在你說當公司老闆不用忠誠你的人行嗎，肯定不行，「忠」還是很重要的觀念。歷史上也是，周朝人的德是以保民為核心，現在很多研究秦漢史的人看甲骨文，商周資料說有德，就說周人有忠君思想，但是實際是時代不同。我們在同時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周總理對毛澤東的「忠」與同時代的絕大多數人還是不太一樣，他還是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思考，在有限的能力下做了很多好事。這是別的政治家能夠看到的巧妙，不是我們能從文字中間看到的。可以主要看第三者回憶，如西方政治家跟周總理的談判，他們的觀察跟我們現在對毛澤東寫的完全不一樣。有一個美國電視片《芝麻街》經常請很多著名人物，有一天請了美國前總統福特去，兒童問他：你見了這麼多政治家，給你印象最深的政治家是誰？他說：「周恩來」。　　在研究方法和證據使用方面，研究近代史學基本上是以三個標誌為準，近代史學的三個標誌：1，古今之異（historical anarchonism）；2，證據(evidence)；3,歷史因果（causazation）。倪德衛雲其受休謨影響：「合理的推測即是事實。」強調了研究方法上束縛歷史學家的某些重要方面。當證據發生衝突時，人們可能不會簡單地採信他認爲「穩妥」的證據，而忽略似乎「不妥」的證據。之所以有證據不能接受，他一定能夠提供說得通的理由。如果人們不能做到這一點，他對自己結論的信心就會降低，而降低的程度恰恰是由它的反證可能被證明有效的程度所決定的。倪德瑞是哲學系教授，並不是歷史系教授，也不是傳統的漢學教授，他受中國的影響，因為他開西方哲學史課，合理的推測都是事實，他強調的一些研究方法上束縛歷史學家的方法，證據發生衝突的時候他覺得可以使用一些所謂不妥不安全的證據。在證據使用上漢學研究也受到很多哲學思想的影響，後來還受到後現代的影響。倪德衛在整個研究的時候用了一個理論，他認為我們包括王國維有個謬誤，我們使用的是安全的、有文字的、甚至經過考古證實的證據，他認為猜想很重要，下面會講到古典學中想像力確實很重要。倪德衛稱之為「安全證據」的謬誤，即無論是用於支持某人的假說或反對它，只有安全的、高可能的或無懈可擊的、或不可挑戰的證據才值得注意的觀念。在支持某人的假說的時候，將多條單獨看起來可能性較低的證據放在一起綜合分析，有時能夠得到一個具有很高可能性的結論。即使反面的證據看起來是弱的，可如果它一旦是真實的，它還是能夠推翻你的假說。你不能說因一般人認為它不「安全」，就可以忽略它。相反，或反駁它，或通過合理的解釋縮小它的可能性，或承認，與不受歡迎的證據是無效的這種可能性相比，假說並不具有更高的可能性。　　在西方有一門學科叫古典學，在國內大學好像沒有設古典系。之所以設古典系是因為研究古代很難分文史哲，而且研究這個學科需要有古文字知識。就中國古典學而言，需要掌握金文，甲骨文，對古漢語要有深厚的知識。同時研究古典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需要想像力，而非完全依靠邏輯推演，這是因為上古資料匱乏，很多問題無法根據證據得出結論。在研究過程中間，要有飛躍式的發展，因為古史的空白點多，史料少而複雜，需要想像力填補，當然所填補內容往往是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的猜測，這在中外學術界有時成為通病。　　對早期漢學家的評價研究也是古典學的一部分，特別是早期漢學家。最早的漢學家有理雅各(james legge)（香港浸會大學的費樂仁(Lauren Pfister)教授專門研究理雅各），他的成績非常優秀。現在我們做了一個項目，把所有理雅各研究的著作編成理雅各文集，中間有他原來研究中國的古典學的東西和我們現代人的理解。這本書準備在2015年，也就是理雅各誕辰200周年出版，我負責其中一卷，就是關於《春秋》《尚書》的一卷。　　下面以人物為核心來講，因為這些都是半個世紀以來西方非華裔漢學家，主流中的非華裔漢學家。西方漢學家幾乎都要起一個漢名，我們由於不知道，在翻譯中間往往順著他的英文音就翻了一個字。我希望大家能有這樣的工具書，可以去找一找，盡量翻回原名，這樣大家能夠對上人。比如說費正清，他的名字實際上是清華梁啟超兒子梁思成給起的。在戰後中國哲學史和漢學兩方面知識比較突出的有四位學者，一位是葛瑞漢（A. C. Graham）、孟旦（Donald Munro）、劉殿爵(D.C. Lau)，還有倪德衛。我跟倪德衛是很好的朋友。他今年一月剛過87周歲的生日，思維還很敏捷。我發現搞哲學史、哲學的人腦子不大容易出問題，大家學點人文科學起碼對你腦力也是一個鍛煉，能長壽。他1942年在哈佛大學學漢語，在斯坦福大學執教40年，1988年退休。他兼任三個系教授，是哲學系教授，宗教系教授，也是東亞系教授。一個漢學家能夠在三個系兼課，尤其能夠在西方哲學佔主流的哲學系擔任教授很不容易，他現在還在研讀西方哲學著作。他不是一個單純的哲學家，這樣的人還是比較少見的。倪德衛身處分析哲學的重鎮斯坦福大學，注重分析，以文獻學上的精細分析及哲學上的細密思考見長。哲學上的細密思考使得他的考證及文本解讀有哲學的視野，他從不作哲學意義不明顯的考證與文本剖析，他的文獻學考證又使得他的哲學見解根基紮實，總是以具體的文本作引子，故同意其見解的人與不同意其見解的人總可以從他的工作之中獲得實在的啟益。　　他的研究歷程可以說是「由虛轉實，以虛證實」。他的這種以分析為出發點的學問有一個極大的優點，即經過這種訓練的學生基本功夫牢靠，從事研究工作的後勁充足。　　自1971年起，倪德衛開始致力於甲骨文、金文和古代天文學的研究和寫作，利用這些資料以及所謂偽書《今本竹書紀年》，探研夏商周三代的紀年問題，並在美國和中國大陸、台灣出版了有關這一問題的中英文論文多篇。他對夏商周三代的年代進行了全部重建，其年表與中國政府資助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所發表的年表完全不同。倪德衛教授的最新著作是去年出版的《竹書紀年解謎》。我們兩人曾合編過書，他是研究清代思想史出身的，你讀他所寫的關於中國史的著作，會發現很難有這麼細緻的分析，而翻譯他的著作很難。他寫了一本書叫《章學誠的生平與時代》，國內就兩個譯本。一個是由北京大學楊立華教授翻的，一個是浙江省地方志辦公室翻譯的。倪德衛的學生基礎都比較紮實，他的學生後勁都很足。「由虛轉實、以虛證實」是講他自己的研究，他最開始是搞思想史，搞哲學，但是他晚年搞實，搞年代學，搞考古，但是他以虛證實，這也是哲學思想，實是搞具體的年代。他培養了24個博士生，當然很多出自三個系，其中有一位是殷鼎，還是汪老師遠親，他在宗教系研究馮友蘭。學生中還有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信廣來、萬白安(Bryan Von Norden)、殷鼎、艾文和(P.J. Ivanho)、Susan Mann。倪德衛是很好的教授，他的學生對他評價也很好「David Nivison is a true gentleman in the best senses of both the Confucian and Western traditions.」(P.J. Ivahon)　　倪德衛從三方面研究年代學：一、提出了夏朝建立以後的具體日期，還包括班大爲和彭瓞鈞在天文學上的發現。二、論證了守喪期的假說及三年之喪制度的早出。三、運用夏含夷的一個發現，重構了《竹書紀年》原始文本的前303條竹簡（約全部的5/7）以表明：《今本竹書紀年》中的全部編年是戰國時期篡改真實日期的結果。為了做一部公元前841年編年史，他把之前的歷史重新編年，但是年代中間很亂，他有一個假定：即要恢復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編年，只能用疑似偽書的《今本竹書紀年》（「今本」《竹書紀年》），但須結合如下的假定：載籍中的統治年限正常情況下是指對先君行三年之喪以後的年代。《公羊傳》文公二年記：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逾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逾年即位，亦知天子之逾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逾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慎終追遠，承前啟後），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這一段引文是公羊學派根據家法講的，通過公羊家法可以了解公羊派的思想，但其正確與否，則由史家檢驗判斷。如何理解公羊家法的「例」，「例」即是在某種情況下如何寫。「體」決定「例」（固定的格式，猶如書信格式）。家法的根據是「情」。記載者一定是按其不同的身份說話（如君、臣、友等），我們看這一段文字只看到公羊思想，但是正確與否沒有任何人驗證。《公羊傳》此段話並非事實根據，而是根據事實所作的推理（不是敘事）。倪德衛受公羊家法影響，用一段理論來驗證整個從公元前841年上溯到黃帝元年的這麼一段歷史，這文獻的本身基礎就有很大問題。我跟他不太同的地方主要是這點。他以《公羊傳》文公二年這段話作為先秦編年史的證據。倪德衛的方法論可以總結為：將首先發展的幾條獨立的立論線索，殊途同歸地指向同一個西周始年。其中有些線索特別要求對後面諸王在位年資料進行分析，只有其給出的王年正確，這種分析才會成功進行。經過分析，這些互相有內在聯繫的論點因它們之間的協調而變得有效。這個理論框架中某些論點若單獨拿出來是經不起檢驗的。但作爲嚴格評估對象的應是這個框架的整體。這個框架的某些點繫於堅固的經驗性基礎上，它們在邏輯上與其它各部分聯繫。　　我介紹的第二個學者是墨子刻(Thomas Metzger)。他是費正清第三代弟子，第一代有史華茲、費維凱，第二代有劉廣京、鄧嗣禹。他出身哲學世家，父親Arnold Metzger師從 Rudolf Eucken(1908年諾貝爾文學家)及Edmund Husserl(存在主義哲學大師) ，與Hans-Georg Gadamer相熟。墨子刻在學術上「當仁不讓於師」，與費氏長期辯論。費氏要求墨氏通過清代鹽法制度研究官僚制度與社會的關係。墨氏發現在《大清會典》、《大清律例》之外，有不被人注意的《處分則例》，是與鹽法有關的對官員的監督，以此做博士論文——認為清代的官僚組織，不完全是腐敗的、無能的，它有改革的動力，源頭是部分官員戰戰兢兢，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精神。墨子刻喜歡用中文發表文章，直接參与中國學術界的討論。他研究唐君毅、大陸新左派、自由主義學者、當代中國思想界和知識分子及潮流，平時特立獨行，反主流，批評普遍存在於美國學術界、新聞界、政界的民主黨共和黨的一個謬誤：「對所有不同於美國政治自由模範的政權進行不加區別的譴責」。他現在在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做中國思想史研究，是美國學者中很少的——我跟汪暉老師討論過幾次——能夠用中文發表文章，而且能夠直接參与中國學術界討論的學者。我們國內講新左派，自由主義學者，他跟他們融為一團，到中間跟他們吵架，參加討論，這種現象很少見於其他西方的中國學者。西方學者通常跟我們隔著很大距離，他卻不是那樣，他進入到中國知識分子內部裡面跟他們一起討論。他也在美國也反對主流的，他最近寫的中文文章說，「對所有不同於美國政治自由模範的政權進行不加區別的譴責」，他認為這是共和黨、民主黨，學術界、新聞界、政治界等共同的謬誤。墨子刻對中國文化有很大敬意，據他的學生黃克武教授說，有一次墨教授到明十三陵參觀，看到有一個西方學者光著膀子在那裡聊天，他就對這位西方人說：你在西方教堂很嚴肅，所以你到這裡也請你對中國文化放尊重些，因為明陵是中國的聖地之一。墨子刻認為，其實中國本身確實有第一流學者，只是西方人沒有認識他們而已。他花了很大的力量研究唐君毅。他以為中國內部的學人往往對自己一流的學者認識不足。像錢穆了解中國通史，寫了那麼多東西，大家沒有很好地研究。唐君毅思想那麼深刻，卻沒有人好好看，唐君毅先生生前每天都在思考問題，他思考問題到什麼程度？褲子掉了都不知道！那時候沒有皮帶，一般用繩子一系。他的學生進入其辦公室，奇怪地看到唐先生怎麼只穿短褲在屋裡面站著。墨氏研究新儒家，特別感興趣的是他們對西方的批評。熊十力在這方面沒有太多的意見。徐復觀、牟宗三都對西方哲學提出了挑戰，牟宗三主要針對康德，他認為自己可以建立完美的現象學理論。他特別對唐君毅感興趣，譬如《中國哲學原論》的一部分，《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的最後一段，最愛的《哲學概論》，喜歡他的基本態度，認為哲學最後是存在、認識、價值；價值是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實踐。他推翻西方人的「認識論大革命」。　　施堅雅（William Skinner）教授於1966—1989年間任教於斯坦福大學，主要著作有《中華晚期帝國的城市》（1977年）等。施堅雅是人類學家，主要研究中國明清時期的歷史，用跨學科的方式形成了自己一套觀察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模式——「施堅雅模式」。「施堅雅模式」理論體系在美國和西方中國學界有相當大的學術影響。施堅雅促進了美國學界對中國城市史的研究，並且是美國中國學界跨學科研究的積極倡導者。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他就呼籲將社會科學引入中國學的研究。　　馬若孟（Ramon H. Myer）為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前任館長。經濟史研究專家，曾是美國《清史研究》的編輯。他關於晚清和近代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著作是《中國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1949》（1970年），對1890—1949年間的華北農村進行了考察，探討傳統農業步入近代化的問題，馬若孟還是《劍橋中國史》第9卷清史卷第10章「經濟發展」篇的撰著者。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現存的蔣介石蔣經國日記，就是他和郭岱君女士設法要求蔣氏家屬寄存於斯坦福大學的。他是在80歲時退休的。其實許多學者在高齡以後，仍然從事學術研究，如倪德衛教授已經87歲，我們兩人繼續在一起討論問題，合作出版。文科領域的人才，尤其歷史學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培養出來，過早退休會浪費人才。在中國常常有59歲現象，這種特定退休制度，限制了人才發展。　　丁愛博是斯坦福大學的一位教授，1927年出生，專治魏晉南北朝歷史。他經常來國內特別是北大參加學術活動。其新著是《六朝文明》。戰後美國學者對魏晉南北朝的研究受日本影響大，受中國學者影響小。他也是同樣，在學術上大體是受日本學者的影響。對漢化問題的看法，他批評中國學者不能以墓誌材料為主要資料（因其反映表面現象）。以粟特人為例，一直到元代仍存在。還有開封的猶太人，也是一個例子。他近來在主編《中國中古史文獻提要》。他最近出了一本書《六朝文明》（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 ，Yale, 2007)。北京師範大學一位副教授在斯坦福好幾個月翻譯這本書。這是美國唯一由英文撰寫的關於六朝歷史和文化的著作。按照中國人講應該叫魏晉南北朝，而此書冠名「六朝文明」，讓有些美國漢學家弄不清何謂六朝，以為六朝是漢朝、晉朝、宋、齊、梁、陳，他們不知道六朝是以建業，即現在的南京，為都城的，從吳開始一直到陳的六個朝代，大致涵蓋了公元220漢滅亡到隋朝統一的歷史。　　關於費正清，余英時評論他是「不善將兵而善將將」。美國五、六十年代第一流漢學家大多都出自他門下。倪德衛就寫過一篇文章稱他是「中國研究的皇帝」。大家也開玩笑，在學校里的信箱，只要他那個就是「上諭」。他給大家發的就是「聖旨」。他雖然是很有名的史學家，也沒有發展出一套對中國歷史的完整看法。　　狄百瑞（William de Bary），他現在已經90多歲了，生於1919年，曾於1948-1949年來到大陸的燕京大學、北平圖書館作訪問研究，結識梁方仲。梁方仲在文革期間就被迫害死了，但狄百瑞並不知道。1990年有一天他來訪問夏威夷東西方中心，和我聊天，他問梁方仲沒有消息，我告訴他梁先生已經在1968年去世了。他聽後很是惋惜，因為當時梁方仲幫了他很大的忙。他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東方研究委員會主席、東亞語言及區域中心主任、大學教務會執委會主席和哥大副校長等職，堪稱費正清第二。他長期主持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思想史計劃，研究興趣是東亞的宗教和思想傳統，尤其是中國、日本和韓國的儒學。他把新儒學研究引入美國，提倡一種對亞洲在通識和核心課程中的位置的全新構想。他在近年撰寫和編輯的超過二十五部著作里，主要處理中國的民間社會和人權問題。著述有《亞洲價值與人權：一個儒家社群主義視角》，另外還有《儒教的困境》和《等待天亮》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英譯）。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是費正清的學生，不幸過早去世（1920-1969）。他是彗星式人物，主要著作有《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思想》（1955年）和《儒教的中國及其現代命運》（1958年）。美國亞洲學會以他名字命名設立列文森圖書獎。列文森的學術貢獻在於，他是西方中國學界首次將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提高，以「傳統—近代」模式響應費正清的「西方衝擊論」。 現在美國亞洲研究協會設有列文森圖書獎，獲獎的都是在美國比較優秀的中國學著作。　　芮沃壽（Authur F.Wright）早期研究佛教。過去有人以他的姓對他開玩笑，說：「Prof. Wright is always right even he is wrong.」 他夫人叫Mary Wright，所以還有人開玩笑說:「Two wrongs make a [W]right, and two [W]rights make a wrong.」他們先後在斯坦福大學和耶魯大學執教很長時間，培養了很多的優秀學者，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史景遷。他寫過一本書，討論清代雍正皇帝的《大義覺謎錄》。史景遷此作《以書獲罪》，新意卻在於雍正如何對漢人書生做「教化」的工作，由此看出當前西方漢學界關心滿清治理中國的「漢化」情形，也從而展現史景遷著作歷來最關心的異質文化相遇的內在張力。我自己跟他同時也在寫一篇關於《大義覺謎錄》的文章，即〈清世宗《大義覺迷錄》重要觀念之探討〉，如華夷之辨的標準，清朝得統之正與大一統，君臣之義。我主要從思想史來寫，寫它其中所體現的華夷之辨。清朝人因為是異族統治中國，長期強調滿人的得統之正，並不是非法搶奪來的，此外還有大一統觀念、君臣之義。這些問題在史景遷書里都未涉及，這說明雙方關心的問題不一樣，他關心的是漢化問題，因為清朝要統治中國，必須要有漢化和政策。　　史華茲(1917-1999)是很有名的學者，研究中國思想史。墨子刻就是跟他學了很多關於思想史方面的知識。史華茲從本科到博士，全都是在哈佛度過的。他最初從事中國革命史研究，是研究中共黨史與毛澤東思想的專家，頗有成就。史華慈從事中國革命的研究，一開始就採取了思想史的路徑。他認為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是相互作用的兩個極，政治史應看作思想的運用史，思想史則是政治問題的診斷史。他認真對待中國共產黨黨內意識形態的細微爭論，不視其為簡單的權力鬥爭，從中解讀新中國基本政策的取向。他很有信心地斷定，毛澤東將會走獨立自主的路線，而不會成為蘇聯政策的傳聲筒，這一預言很快就得到了驗證。史華茲的研究集中於思想史領域，成為費正清麾下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他在思想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嚴復：尋求富強》（1964年），《中國古代思想的世界》（1982年）。此外，他還有多篇很受漢學界關注的論文。後來這些論文收集成一本著作《中國及其他問題》（1996年）。史華茲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是從現代開始（毛澤東），後退到近代（嚴復），再從事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促使他研究先秦思想史的動機，是大陸60至70年代的反傳統思潮。文革使得史華慈意識到，先秦思想在中國尚未進入博物館，仍是現實存在的文化要素。他並未從嚴格的文獻學訓練入手從事先秦思想史研究，他的專長也不在這方面，很自然地，他轉向了先秦思想的批評史。他對70年代之後興起的新的先秦思想史研究方法與思潮進行了建設性的批評，在批評中闡發自己的態度。　　他晚年的重要著作是《中國古代思想的世界》，這本書非常深刻，很難翻譯，國內學者在80年代後期開始翻譯，等了十四、五年，直到最近幾年才出來。為什麼難翻譯呢？為什麼說他的著作難翻譯，因為他批評的對象，你並不知道是誰，但是熟悉西方史的人很清楚，知道背後的歷史背景，我們不知道。比如說今天很多外國人看兩個派別思想在鬥爭，但是背後的東西不知道，那就很難了解其中深刻的意義在什麼地方，你不了解就不可能了解他提到的人後面的思想背景。史華茲對中國是真正的愛好，他把中國文化當作另外一種跟西方不同的文化來研究，他並不認為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低，可是他也不有意主張中國的一切都比西方的好。他採取的是歷史的態度，就是讓一個客觀的東西還原，盡量回歸它原來的狀態。　　史華茲、倪德衛和墨子刻這幾位教授都是採取一種歷史的態度研究中國，這也是我喜歡他們的研究的原因。　　崔瑞德是普林斯頓的漢學教授，他基本上研究中國中古時期的歷史，他寫的主要著作，差不多十年出一本書。在西方學術界看來已經相當多產了。他最有影響的是主編《劍橋中國史》，這套書對於一般人接觸西方研究中國的東西是比較好的入門書，尤其是其書目，人們可以通過它了解西方在中國史某個領域。當然這套書的各卷時代越近越有問題，比如說最後的《文革史》卷基本上不能用，因為文革史的研究變化太大，而這卷書出版的比較早。《劍橋中國史》是從秦統一開始寫的，一直寫到文化大革命1982年，有一部分研究沒有先秦，他就補了一卷，就是劍橋中國上古史，主編就是夏含夷教授。　　我們提到的漢學家，他們一般沒有學術家傳。但是有一些人有自己的繼承父輩，比如說墨子刻父親是著名哲學家，是胡塞爾的弟子。漢學家家庭構成對學術也有影響，有一種是老一輩漢學家夫妻都是美國人，為什麼語言能力不強就是這個原因。很多漢學家都是娶華裔夫人，比如牟復禮、丁愛博、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孔飛力、史景遷、埃爾曼（Elman）。還有一些是中國人娶非亞裔夫人，比如劉廣京、巫鴻。　　下面我說一下華裔學者，我們看到，大家所接觸到還是華裔學者。大概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戰後老一輩學者，這些人直接從中國去的美國，這些名字大家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當然這個問題不大。這是一代人，他們50年代在美國受訓練，之後在美國教書。優點是國學基礎深厚。　　第二階段是50年代、60年代從台灣、香港去美國留學的，因為很多台灣的教授，像許倬雲、余英時、李歐梵、林毓生、杜維明、黃宗智等，他們不少出自台大，後在中央研究院任院士的人很多。　　第三階段是８０年代從中國大陸赴美留學的，類似於我和汪老師這一代。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在美國的學生逐漸成為華裔留學生的主流。我發現在這些研究中國的同行中，受到原來專業影響很大，有一批是外文系出去的，因為外文有一個好處，就是你語言基礎好。有一批是我所說的國學，包括國內中文系和歷史系的，差別很大。因為外文系出去的有比較快的速度跟上外國老師，外文好，表達能力比較強。而讀先秦史的人外文基礎一般都不太好。但是讀外文的人也有弱點，那就是在國內沒有師承關係，往往成為某一個外國老師的追隨者。　　我提到老一輩之前的洪煨蓮，他在那裡是Research Associate。他在哈佛大學提攜、培養了幾代漢學家，從倪德衛到余英時。他長期做《史通》這本書，到去世也沒有做成，現在北大的校友熊存瑞教授把這個任務接下來，翻譯完了《史通》這本書。洪先生對古人「罪疑唯輕」，不輕易去批評前人。他宅心忠厚，這一優點對我們年輕的一代學者很有典範作用。我們現在有些人喜歡酷評，覺得把別人打倒在地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才痛快。酷評了別人，實際上也是酷評了自己，讓大家看到他是一種什麼樣的人。而洪先生對從倪德衛開始的幾代人都是風範近世。　　關於何炳棣教授，大家看過他寫了六十年治學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他的九十壽辰(2007)，《清華學報》專號有兩期介紹。金華何氏三傑：何炳松（1890-1946） 、何炳棣（炳松堂弟）、何德奎（炳松堂侄1896-1983），建立了何氏陳列館。在《讀史閱世六十年》里，陸威儀(Mark Lewis)寫信稱讚其師恩。陸氏掌握多種語言，曾向任繼愈學習佛學，現任斯坦福大學李國鼎中國文化講座教授。何柄棣前幾年跟匹茲堡大學歷史系Evelyn Rowski教授關於漢化問題的爭論，你可以看到一個華裔學者不認同西方主流的漢化觀念，中國人一般也認為進入中國就變成中國的了，就是漢化，這是固有歷史觀念。但是西方人認識不到這點。我受劉家和老師影響，認為這中間不是漢化，而是一種輻輳的現象，因為輻輳是一種雙方的交流。漢化思想值得重新考慮。這幾年何先生研究墨子，他認為墨子一派影響很大，承上啟下。　　何炳棣對楊聯陞的方法有過這樣的評價：「日本的中史學人，史料用功之勤遠超一般中國學人是公認的事實。楊聯陞兄治史決竅是先以日人著述為『引得』，不時再加自己窮檢遍翻所獲的心得，所以在海外漢學界贏得博學無雙的美譽。」（第375頁）他主要在西方最有名的漢學雜誌《通報》上發表文章，用他堅實的中國基礎挑西方漢學家的錯誤，為此他苦學法文，因為這個雜誌在荷蘭出版。他提出第一流和第一線學人的區分。而他本人既是第一流的、也是第一線的學者。現在有很多人是第一線學人，但不一定是第一流。這些人天天在電視上曝光，只能說明他們是第一線的學人。何教授認為楊聯陞無非是雜貨鋪，沒有體系。何先生認為自己是歷史學家，有體系，有材料。楊聯陞研究很多問題，比如說寫過一篇文章叫朝代之間的比賽。我們很少講朝代跟朝代還比賽，這主要駁斥西方人的「朝代循環論」，中國就是二十四史歷代來迴轉換，實際上不是。他考證「報」的觀念。中國人講報復觀念，很細膩。他的學問很好。南唐有一幅《「龍宿郊民」圖》，連董其昌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是他重新作解「籠袖嬌民」，意為都城人閑逸狀，一下子就破解了。可以看出他的漢學知識很紮實，雖然沒有體系，沒有構架，但是是功力很深的老師。　　余英時，安徽潛山人，1930年1月22日生於天津。在日本《思想》雜誌2007年發表文章，是在日本中國學會年會的講演，時值胡適1927年之後八十年。他早年師從錢穆、楊聯陞。1962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先後任教於密執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剛剛過了80大壽，見《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師八秩壽慶論文集》。他2006年獲具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美國國會Kluge終身獎，這對研究中國史來講是很大的榮譽，因為人文科學很少有這樣的獎。最近出一本書叫《文化與歷史的追蹤》，慶祝余先生八十大壽。他在美國為台灣培養了一些讀書種子，這些人影響也都很大，像黃進興、王氾森、陳弱水、吳展良。有人總結他學術上的研究特點，從人物上說是從堯到毛。他最近研究《朱熹的歷史世界》，還研究唐。他研究完唐之後就收手了，就說是從三代到近代都有著作。他要從中國的史料中間找到中國歷史發展的一些脈絡。現在大部分研究還是用外面的概念和框架說，所以我們寫的東西語言就不是中國歷史語言。他是通過借用一些觀念來說的，他的文章很好，有很多文章堪稱經典。他強調如何從中國的史料裡面，找出它本身的脈絡，找它的脈絡以後，去追溯中國的歷史，無論是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他主張概念結構是順著史料的內在脈絡發展出來的。他一方面融入現代的學術思想研究的方式，另一方面又不為西方的某些模式、即成的模式所限制，或者變成給它做註腳。這是我大概總結的幾點。關於明清思想史的變化，研究明清之際的變化，怎麼樣從明代的理學，轉為清代的考證，中間有一個自身內部的理論。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所謂科學革命，有個paradigm的典型的變化，這裡面也有許多跟我本來的想法相通。庫恩的說法解釋科學，余英時的說法解釋人文。Paradigm的那些變化，最初是受到音樂、戲劇各方面的影響，是從人文方面來的，所以才有一種新的說法，就是一種變化，是豁然而來的變化，而不是通常想像的科學在一步步的積累上產生變化。在此變化中，原來的那套解釋不能成立了，必須要換一套理論了。所以顧炎武為所謂漢學的開山，事實上也是一種典範的轉變。　　我想余先生的學術地位確立有多種原因，第一在人格上是正直的，他曾引用胡適講的話「時髦不能動」，他改成「時髦不能跟」，這是他寫給我們的贈語，引「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加上「時髦不能動[跟]」（改胡適語）。他一諾千金，言而有信。余先生治學態度嚴謹，親自動手查資料、手稿，徹夜讀書趕稿，還文債（24小時燈火通明），「債多不愁」。他在西方主流學術中不卑不亢，態度「從容」。其國學根底深厚，令洋人嘆服（狄百瑞，倪德衛）。　　余先生為中國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他主要以中文寫作，很多著作成為「經典」。他從來都是親自動手查資料，經常在普林斯頓圖書館找書。他不用電腦打字，而是在資料準備完之後打腹稿，一氣呵成完成一篇文字。而今我們的許多教授因為使用電腦而不能真正做到這樣來寫文章，往往是讓助手準備資料，在電腦上拚湊東西。余先生在西方學術主流社會中顯得非常從容，不卑不亢——既無過激的反應，亦無被排擠的傾向。一個中國學人在海外可以把英文說得很好，但是如果國學知識不行，很難像余先生那樣作出真正的成績。所以我覺得年輕的中國學人還是要把中國文化的基礎搞紮實了。余先生還有一個優點是，他以人品而不是以意識形態來評價人。另外他現在以中文寫作，因為常常在海外漢學家有兩類，一類是中文寫作，一類是英文寫作，寫英文可能變成一線，寫中文可能變成一流。英文寫的漢學著作大部分多年以後就沒有用了，我們很少參考五幾年寫的關於中國歷史的英文著作，但是寫成中文的著作有很多人看。黃仁宇比余英時大16歲，但是他是余英時的博士生。余英時的父親介紹黃仁宇去跟他念，他們的關係是師友之間。　　巫鴻早期受到很好訓練，他可以說是比較一流的學者。1963年入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學習。 1972-1978年任職於故宮博物院書畫組、金石組。 1978年重返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攻讀碩士學位。 1980-1987年就讀於哈佛大學，獲美術史與人類學博士學位。隨即在哈佛大學美術史系任教，1994年起赴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藝術史系執教。早期在國內受到較好的訓練，基礎紮實，又在海外學習，得到西方學術洗禮，執教於第一流大學，學術影響較大，能夠有比較堅實和全面的視角。　　劉禾，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多年執教於柏克利加州大學以及密西根大學，擔任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系跨系教授。目前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文學理論、跨文化交流史和新翻譯理論。其英文著作已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產生影響。但她的著作很不中國化，比如說《交換的符碼》，《帝國的碰撞》，都是受西方影響。Translingual Practice《跨語際實踐》，美國斯坦佛大學出版社，1995。《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香港天地出版社，1997 。Tokens of Exchange《交換的符碼》，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1999。《持燈的使者》（主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書寫與物性在中國》（與Judith Zeitlin合編），美國哈佛大學東亞中心出版，2003 。The Clash of Empires《帝國的碰撞》，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2004。　　我2008年訪問張充和老師，她是搞崑曲的。她的四姊妹很有名，她是最後的世紀才女。我請她為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題名，她很認真，為了寫這幾個字用了兩個多月準備。她一諾千金，一連幾個月什麼事情都不做，就為準備寫這幾個字。她1913年生，安徽合肥人，他的丈夫是耶魯大學著名漢學家傅漢思，已經過世。張氏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 金安平著有《合肥四姊妹》。允和的先生周有光撰《百年口述史》。充和的丈夫傅漢思(Hans Frankle)，耶魯大學中國文學教授，猶太人，終身不信宗教，然臨終前請趙復三先生為其祈禱。張充和為何兆武夫人曹老師的北大同學。　　瞿同祖，湖南長沙人（1910年7月12日-2008年10月3日）。祖父瞿鴻禨為清末重臣，曾任軍機大臣。1930年以優異成績被保送到燕京大學，主修社會學。1934年，瞿同祖先生獲燕京大學文學士學位後，即入燕京大學研究院，在吳文藻與楊開道的指引下，從事中國社會史研究，1936年獲碩士學位。其學位論文《中國封建社會》193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旋即成為中國社會史研究領域的重要參考書，並被譯成日文在東京出版。1944年兼任西南聯合大學講師。在此期間，撰寫《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從法律和社會的角度研究中國歷史。這一專著既是法制史，也是社會史，成為學術界的開新之作。他認為中國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徵表現在家族主義和階級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識形態的核心和中國社會的基礎，是中國古代法律所著重維護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在法律上佔有極為突出的地位。該書194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文版，1961年以《傳統中國的法律與社會》書名在巴黎和海牙出英文版，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廣泛好評，成為研究中國法律和中國社會的必讀參考書。1945年春，瞿同祖赴美國，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歷史研究室研究員，從事漢史研究。在此期間，他完成《漢代社會結構》初稿，對漢代 的家族、婚姻、婦女地位、社會階級、豪族等專題進行研究，該書後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1955年，費正清在哈佛大學成立東亞研究中心，他被聘為研究員，繼續中國史研究，並與人合開「中國法律」課。在此期間，他完成《清代地方政府》一書，並於1962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在這本書中，瞿同祖採用政治社會學的方法，既描述、分析和詮釋中國清代州、縣級地方政府的結構與運作，也探索了紳士在地方行政上的作用，這一研究大大推進了對傳統中國政府和行政的研究，成為其學術歷程中又一重要創新之作。該書英文本多次再版，其觀點為不少專家所引用、接受，在西方漢學界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1962年，他應邀前往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系任教，開設「中國通史」課，並講授古漢語。　　瞿同祖1965年辭去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教職，經歐洲回國。不久 「文革」開始。1971年，他被安排在湖南省文史館工作。1978年，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二級研究員；1985年起享受終身在職的專家待遇；2006年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後半生（1965-2009）在學術研究上貢獻甚微，這是一個遺憾。他1965-2009年在學術上沒有任何著作出來。美國的清史教授仍讓學生看的就是瞿同祖的書，55歲正當年，回國後卻沒有發揮作用。　　海外漢學中間，台灣學術的影響力很大。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是目前現存最悠久的中文學術雜誌，品位很高。很多漢學家認為在中央研究院集刊上發表一篇文章就能反映其學術水準。此刊一年出四期，每一期登四到五篇文章。它的評委要求很高，基本上體現了台灣以及海外漢學的學術標準。　　關於通儒問題，錢穆先生基本上看不上海外漢學家，認為他們是紙老虎。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通儒。有人問錢先生某人的學問怎麼樣，錢先生說是專家。言外之意，此人非通儒也。我覺得錢鍾書、余英時、陳寅恪都是通儒，大家覺得他們是博聞強識，實際上他們是「以通馭專」。現在漢學家基本上都是專家，很少有通才。我們中國本土現在有沒有通才呢？我自己以為在史學界至少有兩位，一位是清華大學的何兆武老師，一位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劉家和先生。馮天瑜曾比喻他們是中國現在本土的貫通中西之學的史學「雙子星座」。大家都讀過到何兆武老師翻譯的很多西方學術名著。何兆武老師同時又研究中國思想史多年，尤其是對明清思想非常了解，而且他也是國內文科學者中少數直接能夠用英文寫書的學者。此外清華大學的劉桂生老師也是通古今之學的學者，他不僅對中國現代史研究深透，他對古代史和經學研究很深入。比如「易服色」一句，現在大家望文生義，以為是改變衣服的顏色。而劉先生正確的指出是「改換車馬的顏色」。其實中國的學術人才很多，許多第一流學者因不在第一線，而鮮為外界所知。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外多視法蘭西為國際中國研究的重心所在，國人在情感上雖恥居其後，而在學術上終不能不推為先導。陳垣對胡適嘗有言：「漢學正統此時在東京呢？還在巴黎？」他並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今天漢學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搶到東京，我們要把它奪回到北京。傅斯年致陳垣函亦謂：「睹異國之典型，慚中土之搖落，並漢地之歷史言詞材料亦為西方旅行者竊之奪之，而漢學正統有在巴黎之勢，是若可忍，孰不可忍。」我們自己要在本土上做出成績來，西方人才會接受，你的書要成為經典的話，一定要自己作出成績來，讓西方人把你的著作作為研究的出發點，我們現在很難說已經做到這一點。中國本土學術要做出自己的成績來，西方漢學界會接受，會受到影響。許多中國三十年代最好的研究，都慢慢被西方接受了，雖然不是直接翻譯過來，但是影響明確在那裡，比如陳寅恪的東西，西方人研究隋唐史的、六朝史的，雖然不是完全接受，至少都要以它為重要參考。荷蘭的許理和（Zürcher）研究《佛教征服中國》（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是荷蘭的國寶，大架構是繼承了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但不是照抄，經過自己研究，他研究梵文，研究巴利文，研究原始經典，也參照中國的文獻，但是基本上他受了湯先生的影響。　　當然中國學研究面臨很多挑戰，跟原來的傳統做法不一樣，不能再採取傳統的經、史、子、集的方式從事研究。我們也不能固守原來的研究方法，進入所謂現代的、西方的學術，提的問題、研究的方式要和西方的學術融為一體，如語言、理論、表述方式。當今某些華裔中國學年輕學人的一個問題是，追逐西方潮流，或者女性主義，或者後現代，或者階級意識，容易執著在某一點上。華人完全以西方思潮為坐標，寫出來的東西看不懂所以然，翻譯以後句子很長，不知所云。這樣難以形成由中國學術根底和西方訓練水乳交融的研究成果，既能看到西方訓練的背景，同時也能看到紮實的國學基礎。我們不要做削足適履的事情，把西方的東西作為模式套進去，我們一定要擺脫這個。用西方的方式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會不會削足適履：把西方的東西當作一個模式，把中國材料盡量的剪裁放進去。用任何一個西方的理論，把中國材料放在一起，挑出來，也不管它跟其他部分的矛盾。所以這就是西方研究中國學遭遇到的最大困難。　　下面談一下進入西方學術主流和保持中國學術特色的關係：　　目前不少學者傳統的學術訓練不足，隨著老一輩華裔學者的退休我們面臨缺乏大師的時代。現在很多學者文獻的訓練就很差，我這裡主要講古文獻。「哲學家比如像德國的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以及後來二十世紀的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這些人講希臘往往亂講的，尤其海德格爾是非常不可靠的，所以他引了半天都是希臘文，實際上真正懂得希臘文的人就指出，他根本是在那裡亂用，不能被他唬住。」 「如果你要用文字學賣弄一點甲骨文、金文、竹簡，然後亂講一通，別人也沒法知道你到底可靠不可靠，你就覺得自己已經是卓然名家，好像可以一鳴驚人，這是很危險的傾向。」這兩段是我採訪余英時先生講的，我如實引用。中國有些學者一窩蜂上去考察甲骨文，提出一說就是一說，完全不靠紮實的基礎、對音韻學等知識的掌握，所以余英時講 「這樣可以一鳴驚人，但是很危險」。清華成立了新的國學院，希望成為一個真正有紮實基礎的國學院。　　現在在治學取徑方面發生了很多的合流現象。孟子講「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我們現在要把基礎打好，沒有基本功沒有辦法做出什麼成績，千萬不要揠苗助長，急於求成。國學的基本知識要掌握好，古書要掌握好，英文要好，你看外文書英文不好怎麼看。西方學者如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懂得用《古書疑義舉例》、《古書句讀釋舉例》，周錫瑞（Joseph W.Esherick）經常引用中國近代史的資料。楊聯陞學問好，他經常用《經籍籑詁》這類古書。陳垣對中國的類書極熟，對文獻考證是「竭澤而漁」，讀書門徑之一是使用《中國叢書綜錄》。　　治學者亦應了解古代的書啟制度。《顏氏家訓》：「尺牘書疏，千裡面目。」傳統書札講究文辭典雅，格式有禮，自謙而敬人。我原來看到北大王力教授寫道「一些中文系裡的學生基本上不會按傳統格式寫信。他曾收到一封信，上面就寫著『王力先生 敬啟』，而應是『王力先生 台啓』。」　　「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中國人要有中國性，這就是中國文化，要有精髓。我講一講田忌賽馬揚長補短的問題。我跟倪德衛老師合作時，覺得他的西方學術知識，我是沒有辦法比的。而我跟老師劉先生學習國學，也覺得無法望其項頸。我曾說我自己這輩子在學術上永遠無法追上這兩位老師和前輩。劉先生鼓勵我說，「你可以換一個角度考慮：你的國學應該超過倪德衛，而你的英文在海外待了二十多年，肯定比我強吧。」這樣的辯證思考會給學術進步增加信心。　　關於治學的博與通，古人說：「多聞曰博。」博有廣、及大之意，亦有通之意（參看王筠《說文句讀》）。「一以貫之」，「多而亂曰秏」。先有整體認識，再走專家之路，時間精力財力皆不允許。「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　　在治學中間要揚長補短，要發揮自己的優勢，補自己的不足。如田忌賽馬，孫臏說 ：「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　　治學賴博以成精，下列的幾本書大家可以看一看。王鳴盛的書開頭400字就錯四處。《陳垣史源學雜文》書《十七史商榷》書後，批評王鳴盛一條四百餘字中而有四誤。王鳴盛：「有某氏者，……因李沂公取桐絲精者集綴為一琴，名百衲琴，故亦戲名此為百衲史記。」今《學海類編》本《劉賓客嘉話》作「李汧公勉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為琴。」《庾子山集》五《詠樹》詩，「楓子留為式，桐孫待作琴。」陳垣先生利用《駢字類編》解決此問題。又如，《管錐篇》〈左傳正義〉「杜預序」解釋「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錢氏取焦循「誇」（大也）之假借意，忽視杜預、陸德明「迂」（曲折）之意。需要利用日本學者竹添鴻《左傳會箋》，以及掌握音韻學。　　這裡再稍微談一談讀古書的基本功問題，以下是裴駰《史記集解》《魏世家》〈魏襄王〉「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 的一段文字：　　荀勖曰和嶠雲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並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　　目前大家都以標點本《史記》為標準的標點。到底什麼樣的標點為準確，從顧頡剛到夏含夷都嘗試過。為什麼難，難在什麼地方，我專門在我的書第九章中談到標點的問題。這裡面涉及到對內容的了解，對年代的了解。都是研究《竹書紀年》的專家，結果標點完全不一樣。　　國內講師承關係，要尊重前輩的研究成果，但師承關係並不是盲目崇拜老師。西方學術界師承關係不如中國尊師之禮明顯，有如中國古代的師與友之間（倪德衛與夏含夷、班大為），但有學派門戶。中國前一輩學者有其成就，必須學習他們，就像牛頓所說的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才能看得遠。只有從他們那裡出發，你的學術才有發展。　　要正確對待師生關係：若是盲目接受前輩的一切，拚命恭維老師，維護老師任何一個觀點，老師的觀點明明可以修正的，你也拒絕修正，那不是幫老師，而是在害老師，害得人家越來越罵他。 對於某一個人很有感情，很崇拜，但是崇拜到某一種程度就是盲目崇拜了，反而害了此人，引得別人對此人反感。　　酷評和不同學術觀點的爭論也是有區別的。美國學術界有一個重要特點，你不能說我說出的話別人不能批評，要允許觀點異同，要提倡容忍。在這一點上中外學者有別：國內不少學者偏好酷評,而多數西方學者習慣於與不同觀點的爭論。在美國，以至西方的學術界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說，你不能說我要提出一個看法來，就不能有人反對，學術思想觀點的異同是允許的。年輕學人不要以打倒權威為己志。在中國學術界、史學界要做出確實的學問，必須根底堅固，證據充分，更要有雅量，能容忍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批駁你的看法，對這些看法加以認真考慮。孔子說，「子貢，器也。」「君子不器。」器，即局限性。　　最後提一下學術研究評估，國內目前使用SSCI作為文科學術研究考察方式。在美國學術界，學術期刊的地位或權威性，基本要靠學界的共識，從未有「核心刊物」一說，而且第一流學府對學者從來不搞「量化」式的東西。 SSCI在美國多半是圖書館用來編目和學者自己查閱用的。孔飛力是有名的清史學家，可是也就出了兩本書：《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叫魂：1768年華南妖術大恐慌》。像他這樣的情況，拿到國內評副教授都很困難。　　最後提點建議，希望大家創造出中文自己的品牌，增強中華文化圈的學術自主性，讓外來資源為我所用，學術上能夠傳承創新。著重解決本土問題，建立真正的基礎牢固的國學研究，真正體現phinology與philosophy之關係。西方古典學海外華人的學術研究必須跟本土學術接觸聯繫——「接地氣」， 推廣人文通識課程，深厚文化底蘊。有人講文化中國，我覺得不如搞一個漢字文化圈更好一點。我們以中文作為一種媒介，現在中文雖然是人口使用最多的語言，但是如何真正將中文推廣到世界尚需全體華人的努力。　　記 者：謝謝邵館長精彩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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