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封建國家難以逃脫的千年噩夢—歷史周期率」的原因

06-17

「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乃至國家，都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是我國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對歷史周期率下的定義。在中國幾千年浩瀚、璀璨的歷史長河中，王朝的交替更迭，帝國的興起又亡；任何一個王朝都難以長期的興盛下去，最終都要無奈的被迫走下歷史的大舞台。所有的王朝都無一例外的無法逃脫這千年歷史的詛咒—歷史周期率。

昔日的秦王掃六合，一統天下，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封建王朝，何等的壯哉，但最終二世而亡；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的「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是何等的氣魄，奠定了中國的主體，但最終外戚豪強所覆；大唐王朝萬國來朝，達到了封建王朝的頂峰，但最終被藩鎮勢力所滅……這些王朝開創之初都是非常有活力有生氣的，但最終都難以長期興盛下去。這是為什麼？我認為其原因概括起來講就兩句話—皇權不斷強化，君主愈加專制。那些封建王朝都一個個無法逃脫歷史周期率的詛咒，最終都規避不了覆亡的厄運，是由封建王朝的本質特點所決定的。

封建王朝或封建國家說到底是家天下，是封建帝王個人的私有財產，這就將決定了其不可能允許有其他人或集團來分他的私有財產，那麼他就必須不斷的強化自己的權力、削弱其他任何有可能威脅到自己權力的個人或集團的權力，自己獨攬大權，乾綱獨斷。但是個人的決策相對於集體決策來說永遠是有其局限性的，而且在那種皇權至上的政治體制下是缺乏有效的監督或者根本就沒有監督，正是由於權力的濫用、缺乏監督和不受約束，皇權獨斷的後果是決策的隨意性和盲目性；「天威難測」，那些專制帝王常以一己之喜怒做出決策，甚至是操縱生殺大權，長此以往下去，勢必導致最後的內輕外重（這點在後文詳細論述）、民怨沸騰、天下大亂，最終導致帝國的崩塌。正如孟德斯鳩在講到專制政治特徵時指出的：「專制政體的性質是：一個單獨的個人，依據他的意志和反覆無常的愛好，在那裡治國。」

皇權不斷強化，君主愈加專制具體表現是「中央政府」權力的弱化。可以說正是主要由於這方面的原因才導致了封建國家難以逃脫歷史周期率這一千年的噩夢，才導致了各個帝國由興轉為衰、由盛轉為亡。下面我將以漢、唐、宋、明、清這幾個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封建王朝來具體闡述為什麼封建國家逃脫不了歷史周期率的詛咒。

我在此首先要聲明一下的是我這裡所指的「中央政府」是以宰相為首的文武百官所組成的朝廷，雖然不甚合理，但還是暫且馬馬虎虎地把其稱之為「中央政府」吧。可能馬上就有人提出疑問：那把最高權力所有者—皇帝置於何地呢？皇帝是國家元首，主要起象徵國家統一的作用。而宰相則是「中央政府」的首腦，帶領百官實際管理國家，並負政治上一切實際之責任。打個比方說，皇帝好比是董事長，宰相好比是總經理。這種制度應該說還是蠻合理的。因為在這樣一種制度下，皇帝授權而不負責，宰相負責而無主權，一旦國家出現問題，皇帝就可以責問宰相和政府，宰相和政府也不能不承擔政治責任。如此一來，宰相領導的政府就有可能成為「責任內閣」或「問責政府」。這是比較合理的政治體制的，如果按照這種體制進行下去，帝國完全可以走出歷史周期率的詛咒；但是封建的最高統治者並為按照這種方式來進行統治，這也不能怪他們，畢竟這也是由封建王朝的特點所決定的。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皇帝不斷的加強自己的權力，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力，使本來的「集體決策」變為「個人決策」，而很多皇帝又剛愎自用，以至於決策出現失誤的可能性不斷增加，那麼後果就可想而知了；這就好比是皇帝自己授權，同時又自己行政，那麼一旦國家出現問題，也就無人負責，無責可問。所以要想政權的穩定，君主就不能做行政首腦。用梁啟超的話說，就是「必元首無責任，然後可以澤諸內閣；必君主無責任，然後可以責諸大臣」。漢朝開國之初大體就是這樣。劉邦打天下時就不帶兵，具體事情都交給蕭何、張良、韓信他們去做。他的幾個接班人，崇尚「無為而治」，也都樂意放權於「中央政府」。所以秦人創立的帝國垮了台，取而代之的「漢人」卻搞得有聲有色。遺憾的是好景不長，漢武帝一上台事情就起了變化。大家都知道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人，而這樣的人多半都喜歡什麼都自己親自去做，而這有需要以至高無上的權力來保障；所以武帝就大力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力，用親信來組建內朝以剝奪外朝的權力，縱觀武帝一朝宰相成為擺設。通俗的來說漢武帝既當董事長又當總經理，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事情倒是弄得轟轟烈烈，遺憾卻也無窮，因為他把制度破壞了。正因為破壞了制度，這才有後來的外戚專政和宦官弄權，漢王朝也終於滅亡。其後的唐、宋、明、清也是如此而亡，被捲入歷史周期率的漩渦之中的。唐初「中央政府」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的長官都為宰相，隨然相權三分了但還是有很大權力的。但君主為加強皇權，又加設了內相、使相和樞相，來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力，而其中使相就成為後來能夠抗衡中央政府的節度使，不僅沒能實現加強皇權的最終目的，反而為其所累。宋就更不行了。鑒於唐亡的教訓，趙匡胤立國之初就將「中央政府」的權力瓜分殆盡，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後決定權在皇帝，不在宰相領導的「中央政府」，宰相上朝也不能像漢唐那樣「坐而論道」，只能站著。明、清就更糟了，乾脆解散了宰相領導的「中央政府」，而代之以六部和內閣。六部原屬尚書省，尚書省的長官和中書、門下兩省長官同為宰相。朱元璋把中書、門下兩省都廢了，只留下尚書省，卻又不設長官，讓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用現在的話來講這就等於是不要總理和「中央政府」，由總統直接領導部長。那肯定又有人會說這不是和現今的美國體制差不多麼？問題在於美國總統本身也領導著一個民主的集體決策的中央政府，而且美國的總統是選出來的，也是有人管的；國會管，法院管，媒體輿論也監督，出了事情要下台。何況美國總統也不是董事長，而是總經理。明、清的皇帝卻是董事長，現在又來做總經理，還沒人管，結果可想而知。

中國歷史上皇帝很大一部分精力是花在如何防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以及其所領導的「中央政府」的權力過大。因此如何協調、平衡宰相和「中央政府」的各種權力，使皇權不受衝擊和威脅，就成為帝王們日夜思考的課題，也就是在保證帝國的基本運轉（甚至不管其是好還是壞）如何儘可能的最大限度地削弱宰相和「中央政府」的權力。其核心是皇帝擁有國家機器的設置權和變更權，來設法分割、協調宰相和「中央政府」的權力，即不給予其有任何專權的機會，使各行政機構之間的權力相互制衡，以防止皇權旁落而釀成大禍。當授予某一部門或個人一定權力的時候，就要賦予另一部門或個人另一形式的權力，使其相互牽制。但是皇帝個人或者皇帝與其親信所組成的小集團的關於整個龐大帝國的各方面決策遠不及由宰相與各種「人才」所組成的「中央政府」做出的科學，這才導致了決策的失誤，對於各地方官僚勢力的發展不清楚，不能及時的遏制其過度的膨脹，進而發展成為可以和朝廷相抗衡的勢力，最終瓦解皇權統治；或者對於各地方下層人們的生產生活狀況不了解，不能為其子民提供一個穩定的生產生活環境，進而引發民怨沸騰，最終揭竿而起，顛覆王朝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