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修己進德治人治國之說

《大學》修己進德治人治國之說

　　　　　　　　　　　　　　　　

孔子所創儒家之說，到孟子發揚並壯之，這期間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的弟子曾參和孟子的老師子思，曾子的《大學》和子思的《中庸》進一步闡述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成為這一時期儒家最為重要的作品，並與《論語》、《孟子》一道成為以後儒家所推崇的四書。

修己治人之「大學」與「中庸」是儒家學說中非常重要的核心之一，而「修己治人」與「中庸」之道就是《大學》與《中庸》所論述的核心內容。儒家從孔子開山，到孟子將其推到極致頂峰，在這期間儒家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人，對儒家的發展是起到至關重要承上啟下的作用。一個是既是孔子的弟子，又是《孝經》、《大學》的作者曾子；一個是孔子之孫、曾子的學生子思、《中庸》的作者。他們將孔子所創建的儒家之學說，加以系統化的整理並加以細緻的詮釋，使得原本零亂的孔子儒家之思想學說得以完善並系統地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孝經》、《大學》、《中庸》也都成為了儒家學說中非常重要的經典作品。特別是《大學》、《中庸》更是成為儒家經典的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之首，並與《易》、《書》、《詩》、《禮》、《春秋》五經並列，成為儒家基本的教義指南。由此可見曾子與子思對儒家學說的貢獻。

曾子，曾參，與父親曾點同是孔子的弟子，由於親耳聆聽過孔子的教言，深受孔子之儒家學說之熏陶，深諳老師儒家之真諦，其在《孝經》、《大學》所對儒家思想的解釋非常的到位，將儒家學說孝悌和修己治人之說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子思，孔子之孫，孔鯉之子，師從曾子。從老師那裡學到並領悟到孔子之中庸之真諦，並加以完善，推出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其弟子孟子對儒家的進一步完善和形成所作的貢獻，使我們不能不提這兩個在儒家學說形成一個完整理論過程中，對儒家思想所做的卓越的貢獻的智者大家。

在儒家的眼裡有德之人方為君子，上到天子、諸侯、卿大夫，下到士、庶民皆可修為君子。君子必是有德之人，但是有德之人並不等同君子，有修養道德者並不一定就能成為君子，君子是一切學「大學」之人所追求的目標，如道家的成仙，釋家的超度一樣，它是儒家極終的目標。 儒家的終極目標乃《大學》里所謂「八目」：格致、知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目」，從《大學》提出，到漢武獨尊儒術開始，就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以及讀書人的最高理想境界，時到今日也一直是現代許多中國人所追尋希冀實現的人生目標。有道德修養的人德是向上傳揚的，而小人則是卑鄙低下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高尚的德是風，在「德風」來之際，所有小人之「德」（醜陋的惡習）必然臣伏於地。君子是講信用的，應該是「周而不比」，而應該與小人「比而不周」是有明顯區別的；「其言之不怍」，「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有志向的士和君子必「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與小人則「未足與議也」，君子應「無所爭」但也「必也射」，相互「揖讓而升，下而飲」，這才是「其爭也君子」，切不可效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之陋習；雖然「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君子應「泰而不驕」，且勿學「小人驕而不泰」，所以「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禮記》]，君子應「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對待言行則應該「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君子「行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

作為君子應該經常反思自己「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賢才不同的人所做的貢獻也是不同的，「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君子對待朋友和兄弟則「「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朋友之間「切切偲偲」，兄弟之間「怡怡」如也。應該學習孝敬，「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只有這樣才能如「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才能幫助國家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上述只是孔子在《論語》對德之修養之一些看法，乃夫子對所謂君子的個人品德修養，提出的一些自己認為的準則，就是今日看來，其許多語錄章句仍不失其積極意義。對人之品行之強調之要求，是孔子最為看重的，君子與小人之德是有明顯區別「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正因為對修身養德之重要，在孔子門下神受孔子儒家精神之熏陶、並深諳孔子儒家之精髓曾子，將孔子的思想學說更進一步提煉並加以系統地闡述。在其所著的《大學》里，曾子認為「明明德」、「新民」、「至於至善」之儒家最高境界之到達，必須需要經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八目」的過程，必須經過磨練並經過自我之「內聖」境界之提高，才能似潭水自若之游魚「外王」境界之實現。

《大學》正是一部講如何「內聖」，如何修德之書。《大學》在如何修德之上，將孔子較為抽象含糊的「德」加之修鍊，使之更加具體化。由此《大學》能成為儒家經典四書之一，其中的奧妙也就不言而喻了。

所謂大學，漢大學者經學家鄭玄說「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古時有大、小學之分，八歲入小學，學習禮儀；十五歲入大學，學習進德修業治國之大道理。所以有「大學者乃大人之學也。」

《大學》通篇十一章，緊緊圍繞著「三綱」——「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和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展開。八目乃絲絲相扣，逐一趨進，知止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由此而能達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 從而以求齊家、治國、平天下更遠更高人生目標之實現。

知其止，定其志，靜其心，安其境，修其身，慮其周，得其道，方能進，以達家之齊，國之治，從此而乾定天下。這就是《大學》所要講的宗旨，就是儒家所期望在此一個循環過程，能產生一個賢能的聖人（譬如舜堯，譬如禹湯，譬如文武周公），並在此聖人之手中誕生一個禮樂融融的理想社會。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如何能彰明自己的德性，使他人不斷除去舊我而自新，以到達完美至善最高的精神與物質之境界，這是大學之綱領，也是為人救世之綱。「人之初，性本善」，儒家一直強調人之本性是善的，人之內心一直有一種美好光明的德品所在——也就是明德，只是由於外部環境與物質之誘惑所為，使之墮落其中。所以在「明明德」的同時，要求要「親民」（「親」，朱熹引程頤之說，「親」為「新」；《唐誥》有「作新民」，意思相同，乃推己及人，使人革舊換新之意。），再由此推而廣之，以到達盡善盡美必由之極致之境——「在止於至善」。此三綱乃儒家推行的所謂「內聖外王」道之根本所在。張居正為皇帝經筵講解《大學》時說：此乃「有天下之責者，尤當其心也。」，可見《大學》之道，就是講治國之道。

「明明德」乃「內聖」，只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明明德」於自身，才能推己及人「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新民」，由此「至於至善」而達「外王」。《大學》之道，莫過於此焉！

三綱八目，是儒家標準之規範，在《大學》里說教顯得更多一些。但在釋三綱八目時亦多採用《詩》、《書》之彧文為其詮釋。如《書》「克明德」、「克明峻德」來釋「明明德」，用《書?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來解「新民」之意。《詩》一「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則說一個優秀的君子的德品的「止於至善」之境；《詩》二「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兄宜弟」等，都是講齊家和睦之意。用經典來闡述大學的學問，是此書的一大特色。

在三綱的實現中，八目是必須的關鍵，而八目之核心則是修身，此乃為八目之綱，其銜接上下，慣傳前後，綱舉而目張。所謂舉一綱而目自張，這是唯心的想法，將修身絕對化是《大學》中自身也是終身的缺陷。另外任何事物以及知識都是在變化中發展的，任何東西都是不能達到所謂「知之至也「的極致，這也是《大學》中比較主觀的論述。當然，這與曾子所處的那個時代有關，曾子的認識遠沒有達到現在的程度。程朱在論述儒家學說，並將其發展的過程中，同樣犯了先知先驗的唯心主義，更將《大學》的觀點發揮到了極致。所以,在讀古人留下的東西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用唯物主義的科學發展的觀點來客觀地加以區別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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