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國勛：社會學與社會建構論

06-17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論及社會建構論的基本觀點，對眾多西方社會學家的有關論點作了評述。與此同時，文章還涉及到後實證主義、常人方法學、科學知識社會學乃至社會學的相關理論。

　　一、社會學與後實證主義

　　社會學自19世紀上半期從哲學母體中脫胎分化以來，基本上是沿著實證主義的傳承發展的。在其早期命名人孔德那裡，這門學科以自然科學為楷模，試圖發現社會構成和變遷的某種普遍規律性，力求對社會達到客觀性和真理性的認識，最終的目標是使社會研究成為一門科學，即「社會學」。可以說，社會學近兩個世紀的發展歷程基本上以實證主義為主線，其間雖然也曾受到新康德主義的「精神科學」（包括文化和價值）的有力排拒，引起過一次次關於這門學科性質的論辯，但這些對立的觀點和視角始終沒能改變社會學的初衷。尤其進入20世紀後，社會學的研究重心從歐洲大陸轉移到北美後，美國社會學以其鮮明的實用性並以應用研究為主要方向把這門學科推向了新的發展階段。美國社會學的幾個研究中心代表了實證主義社會學所達到的最高成就：以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為代表的哥倫比亞大學在調查方法和統計技術上的探討為社會學研究的規範化提供了標準；以R.帕克為首的芝加哥大學在社會問題研究上的成就成為應用社會學的典範；而以帕森斯為核心的哈佛大學在理論上的建樹，則把結構功能主義推上戰後西方社會學方法論的主流地位。帕森斯學說具有大而無當的「巨型理論」(grand theory)性質，因而難以在經驗上加以驗證，但與傳統經驗主義相比，它在強調經驗歸納的概括作用（與生物有機體類比，社會被視為系統）的同時，增加了演繹成分（文化作為價值的體現，對行動具有決定作用）的重要性，這就導致這一理論一方面帶有「抽象的經驗主義」（abstracted empiricism，米爾斯語）性質，另一方面又表現為整體論的功能主義(holisticfunctionalism)。概而言之，仍未脫實證主義窠臼。

　　 20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科學哲學中歷史—社會學派的興起，社會學實證主義受到了沉重打擊。波佩爾、庫恩、費耶阿本德等人闡發的「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思想導致了科學哲學中的革命，同時也對社會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以庫恩為代表的科學哲學中的歷史—社會學派闡發了科學理論中的詮釋學性質，這極大地鼓舞了社會科學家衝破實證主義的科學統一觀、科學方法的整體性的樊籬；不再相信自然科學會提供出某種真理性知識或普遍性法則，以及能夠從中產生普遍有效的解釋和預測；人們轉而相信科學獲得巨大成就的秘訣與其說出自某種方法論的內在邏輯，毋寧說取決於科學的社會、文化、制度、組織等外在因素；過去被奉為圭皋的、高不可攀的科學性觀念以及所涵括的客觀性、合理性、真理性是科學本身不曾達到、也不會達到的標準。這樣一來，過去實證主義所孜孜以求的社會學之「科學」地位一下子被這種詮釋學批判擊潰了，以此為契機，社會學在其發展中迎來了後實證主義時代。

　　後實證主義在科學哲學中也被稱為後經驗主義，它是當代西方社會理論在科學哲學影響下出現的一股強勁思潮，其主要關注點是社會認識問題，試圖在彌合傳統的實證主義社會科學與理解的社會科學之間對立的基礎上致力創建後實證主義方法論。後實證主義這一總稱包括各種不同的取向，其中最重要的當屬批判的理性主義（波佩爾、霍爾頓）、科學史—社會學派（庫恩、拉卡托斯）和科學實在論等（參見J.Alexander,1982）。從發展沿革上看，後實證主義思潮大致經歷了三個相互聯繫的時期。20世紀30～40年代，西方社會科學共同體都強烈支持激進的實證主義科學觀，把科學僅視為歸納和經驗的實證的結果，強調在事實和價值之間作出嚴格的區分，主張科學只與事實相關而絕不涉及價值。50年代後，開始轉向後來被稱為邏輯經驗主義的立場，雖然承認了概念化和模型這樣一些理論要素在科學認識上的重要性，也接受了「非觀察性實體」的存在，但同時仍認為一切理論陳述都可以通過納粹經驗、實驗的程序而得到證實或證偽。80年代以後，後實證主義或後經驗主義開始在社會理論中產生影響。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可以看到後實證主義的不同形式的表現。例如，一些人站在反實證主義立場上試圖把判斷的理性主義、哲學詮釋學以及存在主義等個別觀點結合起來，批判地重新考察實證主義社會科學的基本原理（可參見ed.by R.S.Cohen,Epistemology,Methodology and the SocialScience,1983)。另有一些人把「後經驗主義」的各種形式與邏輯經驗論的批判聯繫起來，試圖表明兩者之間的承續性，以求在擴展古典實證主義方法論的立場上為理論知識的構成提出更為嚴謹的策略（可參見 D.Thomas,Nationalism and SocialScience,1979）。還有一些人基於實在論的科學哲學立場，借鑒歷史唯物主義的個別原理，試圖提出能延續自然主義方法論傳統的「社會實在論」概念，以克服社會學實證主義和理解的社會學傳統二者之間的極端和偏頗（可參見R.Keat,J.Urry,Social Theory asScience,1975）。

　　雖然後實證主義思想在60～70年代甚至更早的M.波蘭尼（《個人知識》，1958）、奎因（《從邏輯的觀點看》，1953；《詞與物》，1960）等人的著作中就已顯現出端倪，但最具影響的論述當屬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庫恩的基本觀點認為，科學對事實的觀察和說明總要通過現存的「範式」(paradigms)或理解的框架(framework ofunderstanding)而展開。「範式是科學的構成要項……也是自然的構成要項」，因此，「範式對科學之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同於觀察和實驗。」（庫恩，1970/1985）這樣一來，他就把科學革命描繪成一種經驗觀察和先驗範式之間互動的雙向過程，直接擊中了實證主義將感覺經驗絕對化、理想化的要害，為後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奠立了基石。庫恩另外一個對社會科學產生重要影響的概念是「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這是庫恩考察科學史後得出的想法：即使在最嚴格、客觀的物理學中仍然有相互衝突的物理世界。由此進一步引出了關於「不足以確定性」(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它指涉的是這樣一個問題：邏輯上可能的理論與經驗材料並不一定相符合，因此，經驗證據無法確定理論是否正確。人們還可以從費耶阿本德和後期維特根斯坦日常語言分析中找到類似的思想。不足以確定性中所蘊涵的相對性成分導致一些人產生了更激進的想法：既然經驗論據無法確定一種理論比其競爭對手更優越，那麼訴諸社會因素解釋即社會學解釋就應該被認可。這後一種觀點中所包含的對科學合理性的激進懷疑主義態度正是當代被稱為「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堅持的主張，並使它與後實證主義中佔主流地位的理性主義觀點分道揚鑣，走上一條激進的相對主義不歸路。

　　二、社會建構論與知識社會學傳承

　　「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s,簡稱SSK）是70年代最初在英國發展起來的一個科學社會學流派，其主要成員一部分來自愛丁堡大學科學研究部(the Science Studies Unit oftheUniversity of Edinburgh)，故被稱為愛丁堡學派，代表人物有巴恩斯(B.Barnes)和布盧爾(D.Bloor)，他們以對科學知識生產和增長的宏觀解釋策略——強綱領(Strong programme)而著稱；另外，科林斯(H.Collins)則以經驗相對主義綱領而聞名；而拉圖爾(B,Latour)、伍爾加(S.Woolgar)和林奇(M.Lynch)則主張對實驗室的科學生產過程做微觀的民族志研究。這幾種取向共同構成了當代所謂對科學的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之主體，雖然在具體問題的認識上他們之間也有細微的差別，但他們的共同之處是反對後實證主義主流學派對科學權威地位的辯護，摒棄科學社會學在美國發展時期的默頓模式，強調要把知識社會學的原理推進到科學知識生產的關鍵部位，即與知識內容直接相關，而不只是像默頓學派那樣僅僅研究影響科學發展的社會、文化等外部因素。他們對庫恩關於範式的歷史性和相對性思想作了更激進的解釋，不僅把它引入對科學的解釋，而且還進一步從中引出許多從不同側面影響科學知識的穩定性和質疑科學理論的客觀性的社會性因素，進而認為科學理論具有內在的詮釋學性質。換言之，包括科學理論在內的一切知識的內容歸根結底都由社會、文化因素的參與和作用而形成。被他們經常引用的那些社會性側面有：社會關係、利益、共識(consensus)、習俗約定(conventions)、勸說(persuasion)、修辭(rhetoric)、權勢網路(networks of power)、文字記載(literaryinscription)等。這種對科學的合理性、客觀性抱持的懷疑主義態度和相對主義立場構成了SSK的基本認識論前提。SSK這種研究科學知識的方向或策略被稱為「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 orconstructionism)。

　　「社會建構論」作為SSK不同取向所共同具有的一種研究策略，從嚴格意義上講，本來屬於科學哲學範疇。但在發生髮展過程中它卻從主旨取向上與廣義的社會學有著緊密的關聯，在內容上與狹義的知識社會學和科學社會學發生了交織。故其影響並不限於哲學和社會理論，而且涉及社會學和社會科學各分支學科（參見A.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該書是社會建構論觀點的國際關係理論之代表作）。

　　眾所周知，社會學在其早期奠基人那裡，具有很強的「社會決定論」色彩，強調研究人類一切活動要把社會性因素放在首位。社會性，如在迪爾凱姆那裡，就像「物」一樣是一種客觀事實，因而具有客觀實在性；它外在於人的意識具有普遍性，能支配人的行為，具有強制性。人們還可以通過他對社會學方法規則的論述看到迪爾凱姆思想中的社會實在論、整體論（社會整體大於部分之和，與個體主義相對立）、功能論（功能分析優於因果考察，拒斥各種形式的化約論）成分。迪爾凱姆早年在與莫斯做原始分類研究時就已經認為，應該從群體結構和群體關係中尋找思想範疇的起源，並且這些範疇也是隨著社會組織的變遷而變化的（參見迪爾凱姆、莫斯，1901/2000）。這也是迪爾凱姆後來被稱為「社會學主義」(sociologism)的緣由，這個思想傳統在以後的知識社會學中得到了延續。例如，M.舍勒在論述知識社會學的法則時寫道：「全部知識的社會學本性以及所有各種思想形式、直觀形式、認識形式的社會學本性，都是不容質疑的……人們用來獲得知識的各種心理活動的『形式』，從社會學角度來看都必然始終受到共同的制約，也就是說，受到社會結構的共同制約。」（舍勒，1999:66）在此之前，馬克思關於社會存在決定意識的論述以及把意識形態分析納入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結構背景下，揭示出社會階級和階層分化與意識、意識形態具有內在聯繫，被認為是開啟了知識社會學研究的先河。

處於形成過程中的知識社會學具有幾個與本文論旨相關的特點。1.主要側重於哲學形而上領域的思考（舍勒把知識主要歸結為哲學世界觀——本體論和認識論問題，馬克思則主要視為意識形態——思想體系），對知識做具體考察的可操作手段尚付闕如；2.對知識的產生和發展問題的探討尚有一些社會決定論味道；3.在知識分類問題上多持二分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