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形象的歷史變遷
2010-06-24 20:12:50
上海暴得大名，聲聞全球，始於開埠，列通商五口之一。此前，雖已立縣五百年，但充其量不過是東南海濱的一個三等縣城。用一個上海文人的話說，開埠以前的上海，「亦如直隸之靜海，浙江之臨海，廣東之澄海，其名不著於中國十八行省，更何論五洲萬國乎？[1]」
近代一百多年間，上海的形象變化很大。在那段歷史已經逝去半個世紀以後，再來看一下當時人對上海城市的印象、描述，對於今天人理解上海，或許不無裨益。
從奇妙洋場、東方巴黎到大染缸
開埠以後三四十年中，也就是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上海給人的突出印象，一是洋，洋貨充斥，洋房櫛比，洋人滿街，洋氣氤氳，；二是奇，水能自來，燈賽月亮，鍾能自鳴，鐵管冒電；三是妙，煤氣燈、德律風、跑馬、跑人（賽跑），種種西物西事，構思精巧，出人意表。我們看報紙雜誌，看文人筆記，對七十年代前後的上海，用墨最多是洋、奇、妙。
西域移來不夜城，自來火較月光明。居人不信金吾禁，路上徘徊聽五更。
誰知鐵樹竟開花，謬語當年信不差。鑿地金蓮生萬朵，燭天銀彩照萬家。
東西遙隔語言通，此器名稱德律風。滬上鉅賈裝設廣，幾如面話一堂中。
這類詠嘆電燈、電話、自來水一類的竹枝詞不知出了多少。
洋、奇、妙混合在一起，使上海放射出與中國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色彩。許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奇妙之處，令人刮目相看，閉目長思。有一幅漫畫：一個外地遊客，來到上海，種種洋奇之處，令他目眩口張，百思不解。他用一根長長的旱煙袋，對著路邊的電燈點火，但怎麼點也點不著。明明是火，怎麼不能點煙？他不能明白此中奧蘊。套用一句現在流行語，看不懂啦！確實，上海是個讓人看不懂的地方。無奈人的心理是，越看不懂越要看。游上海、逛洋場、看洋景、開眼界，成為內地人一大心愿。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到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描述上海形象使用最頻繁的字眼是「繁華」。這個繁華，體現在市政設施先進，洋房高聳，街道寬敞，車水馬龍，摩肩接踵，更體現在消費、娛樂方面。商店林立，貨物山積，餐館、茶館、煙館、賭館、妓館、戲館、書館和花園，七館一園，爭奇鬥豔。七館古已有之，近代上海踵事增華，多且考究。租界所開公園不讓華人入內，華人便自辟蹊徑，私園公用，張園、愚園、徐園、西園等相繼開放，並將其建設成集園林、商場、餐館、茶館、戲館、書館、照相館、展覽館、遊樂場為一體的公共活動場所。「窮奢極麗築洋樓，亘古繁華第一州。行遍申江三十里，令人過去又回頭」[2]。
繁華的上海， 不知道引發了多少遷客騷人的豪情雅興，寫出了不知道多少篇竹枝詞、雜事詩、洋場賦、詠嘆調，種種與繁華有關的名字，極樂世界、海上樂園、不夜城、繁華地、安樂窩、銷金窟、醉夢鄉，都與上海划上了等號。
在形容上海繁華形象的眾多詞語中，流行最廣的莫過於「東方的巴黎」。至遲在1881年，人們已經將上海與巴黎相提並論。《申報》的一篇社說寫道：
人之稱譽上海者，以為海外各地惟數法國巴黎斯為第一，今上海之地不啻 海外之巴黎斯[3]。
以後，這種提法常見諸報刊，並將上海與倫敦、紐約、東京相提並論。
滬北一隅，通商總埠，不獨兩京四鎮十八省無此壯麗，無此繁華，即英之 倫敦，法之巴黎，美之紐約，日之東京，均與之相埒焉[4]。
海上一隅，彈丸之地，自華洋互市、中外通商以還，遂成巨埠，繁華等於 巴黎，蕃盛駕於倫敦。六大洲五十三名邦，一統志二十二行省之以有易無，行商居賈，咸來蒞止。吾謂英之倫敦，未及吾海上之富有也，法之巴黎，無過吾 海上之奢麗也。六十年來，吾海上乃仙都也，吾海上乃樂園也[5]。
在清末，已有上海為「世界五大都市之一」之說。1935年出版的英文《上海指南》中，對上海的描述是用三個排比句：「上海，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東方的巴黎；上海，西方的紐約」。書中解釋所謂「世界第六大城市」，是就城市人口而論的。按照1934年世界大城市人口的排名，前六名依次是倫敦、紐約、東京、柏林、芝加哥和上海。
都市繁華常常跟著道德淪喪的影子。在同治年間，上海社會的道德問題就不斷引起人們的非議。講究排場，生活奢侈，是上海社會最早在道德方面遭人非議地方。有個署名「海上看洋十九年客」的文人，歸納上海風尚有七恥：一恥衣服之不華美，二恥不乘轎子，三恥狎身份較低的妓女，四恥吃價錢不貴的飯菜，五恥坐便宜的獨輪小車，六恥身無頂戴，七恥看戲坐價格最廉的末座。七恥歸一，就是今人所說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這與傳統的重義輕利、崇儉惡奢的道德完全相反。
與世風奢靡聯繫在一起的，是傳統的榮辱觀念、貞操觀念、等級觀念的搖撼。在《點石齋畫報》、《申報》上，人們常能看到關於良家女子崇尚妓女服飾、不孝子孫虐待父祖、無頂戴人冒充官紳的文字與畫面。以後，煙、賭、娼，坑、蒙、拐、騙、淫戲、淫書、流氓，邪惡、無恥、下流，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這些字眼與上海道德形象結下不解之緣。在李伯元、吳趼人等譴責小說家的筆下，在難計其數的以上海社會為題材或背景各種黑幕、揭秘、傳奇、大觀、游驂錄、繁華夢的小說中，所述上海道德形象都是三個字：大染缸:
他們的口頭禪是：上海是個大染缸，它曾把多少貌似年青有為的人拉到這 個大染缸，使年青有為者也同流合污了[6]。
在染缸的作用下，好人到上海要變壞，壞人到上海會更壞。1949年以前，不知道出版過多少部以上海社會為題材或背景的小說，各種黑幕、揭秘、傳奇、大觀、游驂錄、繁華夢，所述上海道德形象大多如此。
西學窗口
鄉下人看上海，看到的是繁華。道德家看上海，看到的是罪惡。文化人看上海，卻每每看到的是文明。
康有為的例子是人所共知的。他在1882年途經已被世人視為罪惡淵藪的上海。他由上海繁盛的背後，看出「西人治術之有本」，看出通過租界反映出來的西方文明，於是，大購西書而回。這一次上海之行，成了他學術、思想的一大轉折點。
類似於康有為情況的，前有郭嵩燾，後有劉光第、梁啟超，他們都在日記或詩文中留下了感想。這些都是十九世紀的事。到二十世紀初年，上海已成中國新型知識分子匯聚的地方。從章太炎、蔡元培、劉師培、張元濟等江浙文人，到嚴復、于右任、陳獨秀、章士釗、
這些文化人住在上海，活動在上海，視上海為文明的淵藪，文明的導線，文明的出張所，為未來中國的希望。下面是于右任等革命黨人主持的報紙上的兩則上海論：
上海當南北航線之要點，東西洋貿易之樞紐，新學輸入，風氣之開，較他 處先。是上海者，誠陶冶人才之文明淵藪也[7]。
上海者，新文明之出張所，而志士英豪之角逐場也。以人才薈萃之地，而 其數又若是之多，宜乎大實業家、大教育家、大戰術家、大科學家、大經濟家、大文豪家、大美術家，門分類別，接踵比肩也[8]。
同在一條福州路，有人看到的是艷幟高張，有人看到的是店鋪林立，有人看到的是報館櫛比，色、財、文，所見不一樣。時人看上海，也是如此。所謂罪惡的淵藪，或文明的淵藪，所見上海為一，但視者不同，視角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就大不相同。更多的人是幾者兼而有之。日後成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在路過上海時，購書，逛馬路，既震於上海的現代文明，又嘆於上海的燈紅酒綠，說是「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學人大幸事」[9]，頗有深意。
天堂地獄
二十世紀初年，上海的形象開始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聯繫在一起。
較早提出這一問題的，是蔡元培等革命黨人。1904年，《警鐘日報》發表一篇題為《新上海》的社說，提出上海形象是美醜合一的命題：美，得中國天然形勝，文明程度很高；丑，白人統治，主權喪失。文中提出，「上海者，固上海人之上海，而非白皙人公有之上海也」。這一命題，有極強的戰鬥性和廣泛的號召力。這種思潮瀰漫擴散，日涌日激，到辛亥前夜，已成為進步人士的共識。
在《民立報》、《神州日報》等報刊上，常有飽含民族意識的時論短評。他們從租界言行不一甚至言行相反的事實，揭露租界口稱文明、實為野蠻、壓制華人的實質。民國以後，特別是五四運動與五卅運動以後，隨著一波又一波反帝浪潮的湧起，上海租界作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基地的形象越發凸顯出來：
身居上海，張眼一看，真可憐，哪一個地方可以顯得出上海是中國的上海？ 哪一件小事可以說上海是中國統治之下的？你看，他們怎樣的奴視我們，怎樣的苛刻我們，怎樣殘暴的殺害我們？他們還哪裡把中國當國家，哪裡把中國人當人類？[10]
到了三四十年代，上海接連出版了好幾本由外國人寫的、中西版本兼有的關於上海的著作，《上海──冒險家的樂園》(1937)，《出賣的上海灘》(1940)，《上海──罪惡的城市》(1945)。這幾部書，西人論上海，西人論西人，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觀點。上海作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基地的思想深入人心。一個最典型的說法是：
未到上海，以為上海是天堂，到了上海，方知上海是地獄。
上海是地獄，同時是天堂。天堂是屬於外國人的，地獄是屬於中國的，所 以上海是外國人的天堂，是中國人的地獄[11]。
按理說，在十九世紀，西人在上海經營已達半個世紀，上海早已是外國人的天堂，中國人的地獄，但是，我們在十九世紀的報刊上，很難找到這樣的議論。上海居民雖然在不少問題上，與租界當局有衝突，如四明公所事件，但那時多是就事論事，沒有上升到華洋對立的地步。為什麼到了二十世紀初年，這個問題忽然變得相當突出了呢？我以為，一是與當時全球範圍的民族主義高漲有關，二是與上海紳商的自治意識有關。
文化人的上海觀
就中外而言，上海是外國人的天堂，中國人的地獄；就貧富而言，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在道德方面，上海則是卑污齷齪的大染缸。這樣，無論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在反對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中，還是在中國的文化建設、道德建設中，只有苦大仇深的工人階級是革命的依靠對象，其他資產階級、文人士夫、社會秩序、道德風尚，全與染缸脫不了干係。
於是，在二三十年代文化人的筆下，從魯迅、郭沫若到傅斯年、高長虹、梁遇春、沈從文等，我們已很難看到上海是文明淵藪、西學窗口的讚譽，像先前王韜、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曾經說過的那樣，看到的只是醜陋、惡濁、卑污、無恥。
對上海罵得最多、最為乾脆的是陳獨秀。他在五四前後，連續發表四論上海社會，用臭、惡、丑、糟、騙、黑暗、齷齪、奸詐、黑心等極端字眼，痛罵上海的無知識、沒文化、沒道德、算盤聲、銅錢臭。於是，陳獨秀雖然要在上海發刊《新青年》，魯迅雖然要在上海的半租界寫他的《且介亭雜文》，一大批文化人雖然要在上海辦報、出書、拿稿費、買洋貨，但是，對於上海的社會空氣，不能贊一詞。在他們那裡，上海有點像臭豆腐。
值得進一步研究
如果將上海開埠以後一百年的形象歷史作一個長時段考察，我們會發現，在十九世紀，上海的惡的形象，主要在道德淪喪方面；在二十世紀，上海的惡的形象，則不僅在道德方面，更主要在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方面。
在十九世紀，人們還時常會說到上海在傳遞西學方面、文明輸入方面的作用，在二十世紀，人們則不大再提這些方面。不是二十世紀這些特點消失了，而是強調的重點變了，人們的心理狀態變了。與此同步，世人對上海天堂地獄的議論，先是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然後是強調外國人的天堂，中國人的地獄。浸淫於民族意識中的上海人，在吸收西方文明時，比先前多了一重負疚感。
美國學者白魯恂認為，近代上海人是在民族主義背景下，「被污衊的口岸華人」，儘管租界的統治者是外國人，但租界人口的絕大多數始終是華人，日常事務的實際管理大半還是抓在中國人手中，上海是中國人自己創造的城市。中國人在上海已自成社會，發展出一種獨特的現代中國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獨特有力的上海文化。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上海乃是整個亞洲最繁華和國際化的大都會。上海的顯赫不僅在於國際金融和貿易：在藝術和文化領域，上海也遠居其他一切亞洲城市之上。當時東京被掌握在迷頭迷腦的軍國主義者手中；馬尼拉像個美國鄉村俱樂部；巴達維亞、河內、新加坡和仰光只不過是些殖民地行政機構中心；只有加爾各答才有一點文化氣息，但卻仍遠遠落後於上海」。
他認為，「上海的傑出成就，正如香港戰後類似的驚人成就一樣，可以說幾乎全部由勤勞、有創造力和稟賦的中國中產階級造成」。中國人在上海這樣的沿海地區「發展了一個能從容自如地和西方大交道的現代中國人社區，而這是中國人應該感到自豪的」[12]。
如何評價近代上海和上海人，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如果變換一種思考方式，放眼近代世界，有哪一個國際大都市不是富人的天堂？有哪一個大都市不是冒險家的樂園？有哪一個大都市不存在道德墮落、社會犯罪問題？對於近代上海社會的特質，有沒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但被忽略了？
比如，因都市長久訓練而養成的上海人的法律意識、公民意識，上海職員的服務意識，因人口多、擇業難、壓力大而養成的競爭意識、技術意識、文化意識，因都市生活、移民社會而養成的寬容精神，因高度國際化、習慣與外國人打交道而形成的世界意識、開放意識，如此等等。這樣，對於我們研究近代上海社會，或許會有益處。我們可以弄清，哪些問題是一個大都市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哪些是上海這個城市特有的。
[1]李平書：《論過去之上海》，《上海三論》之一。
[2]滬上遊戲主：《海上遊戲圖說》，卷二。
[3]《論上海今昔情形》，《申報》
[4]《滬北燈舫議》 《申報》
[5]雲間天贅生：《商界現形記》，序言，商業會社1911年版。
[6]東流：《關於歷史周期率》，《新聞日報》，
[7]《民立報》
[8]《民立報》，
[9]劉光第：《南旋記》，《劉光第集》，第84頁。
[10]南洋大學學生會：《五卅血淚》，見《五卅運動史料》第一卷第639頁。
[11]徐大風：《上海的透視》，《上海生活》，1939年3月。
[12]白魯恂：《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二十一世紀》，199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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