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低效發展路徑的終結

　　【財新網】（專欄作家 劉允銘）當前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沒有緩解，股市卻迎來了久違的陽春。這種反常的景觀雖然不難解釋，可總讓關心中國經濟前景的人們感到不安，於是引起更深入的追問和反思。經濟增長的推動力究竟從何而來？中國是否為剛剛結束的持續30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奇蹟付出了過多代價？中國模式的經濟發展道路的特殊性究竟何在？隨著新常態時期的來臨，這種特殊性是否已經終結？

　　歷史轉折和重要事件的意義，往往要在時過境遷之後，才能真正呈現出來。不過，社會科學研究的價值就在於，處於歷史的轉折時刻，身臨其境之時，就儘可能循著歷史和事理的脈絡，揭示出歷史的必然和事件或轉折的深遠意義。

　　一、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再思考

　　我們在上一篇專欄文章《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效率真相》中介紹了伍曉鷹教授對1980—2010年間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和解讀，希望引起人們的關注，尤其是讓更多的公眾明白中國經濟的結構、制度和效率之間的關聯，從而更深入地理解「經濟新常態」的含義和中國改革的必要方向。

　　在本文中，我們從伍曉鷹的另一篇文章「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再思考」（發表於《比較》2014年第6輯，總第75輯）說起，進一步深化對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特殊性以及當下歷史性轉折的認識。在這篇文章中，伍曉鷹利用他自己通過艱辛細緻的工作建立起來的1950—2010年間中國工業生產的資料庫，以及台灣學者章長基（1969）建立的1912—1949年間的中國工業生產的資料庫，描繪出長達百年的中國工業化道路的軌跡，並針對這條工業增長路徑的連續性所表明的路徑依賴，做出了邏輯一致的政治經濟學解釋。

　　作者呈現給我們的中國百年工業生產指數曲線發人深省，而通過恰當的解讀，人們將會明白，當下的「新常態」不僅意味著自1980年以來35年的高速低效經濟增長階段的結束，或許還宣告了百年來中國特殊工業化道路的終結。

　　過去35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普遍被當作「特例」或者「奇蹟」，可是，假如把這段時期的工業生產增長置於長達百年的長時段中來考察，這個「奇蹟」是否仍然顯而易見呢？

　　從伍曉鷹的統計研究工作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儘管經歷了一系列重大的經濟和政治振蕩、戰爭以及其他自然或人為災難的衝擊，中國百年來工業化的基本路徑並沒有改變。一次嚴重的衝擊可以暫時終止工業增長或者使其倒退，可是此後它還是回到這個路徑上來，持續一個高達近8%的年均增長率。」與人們歷來的印象反差很大的是，1949年前後中國工業生產增長保持了驚人的連續性。

　　（真實工業產值，1984=100）

　　資料來源：基本數據來自伍曉鷹（2011）和章長基（1969）。

　　圖1呈現的是近一百年的時間段內，中國工業生產指數曲線。從數據所及的範圍來看，中國工業化的基本進程至少在20世紀初已經開啟。此後的發展是穩步的，也是高速度的，直至1937年被日本入侵暫時打斷。可是，直到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1941年末）為止，工業生產基本上沒有偏離基本趨勢。戰後的恢復性高增長始於1947年。儘管1948年因內戰深入而受影響，此後又是朝鮮戰爭，但是到1952年時工業增長又回到了先前的軌道。國有工業部門在1949-1952年間的強勁表現，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戰後的高速復甦，即重新利用因戰爭造成的閑置人力資源和工業生產能力。

　　在伍曉鷹看來，常常被歸功於受到蘇聯援助並以中國「一五計劃」為起點的1950年代高增長表現，在工業生產上始終緊緊遵循著這條至少始於20世紀初的基本路徑。換句話說，我們根本沒有觀察到因新政權和蘇式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而出現一條比原有路徑更加優越的「革命路徑」。事實上，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好，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抑或1978年後的經濟改革也好，都沒有引致一條和原有路徑截然不同的新路徑。百年來，中國的工業化就是沿著這樣一條（完全可能是始於19世紀60—70年代的）增長路徑，以年均高達7.6%的實際增長率持續著。

　　從上圖中，我們明顯看到了百年間中國工業增長的長期趨勢線，這個堪稱頑固的趨勢線反映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某種路徑依賴，這個路徑依賴集中表明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特殊性，因此要求我們做出恰當的政治經濟學解讀。

　　首先必須說，高達近8%的工業生產年均增長率，別說在長達百年的漫長時期中持續，即便能維持幾十年時間，也堪稱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可見，所謂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蹟以及中國道路的特殊性，並非始於1980年，因此我們必須在歷史的大視野中挖掘更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學的根源，才能對中國之特殊性達成深刻的理解。經濟學和經濟史學文獻中已經有很多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獨特性的研究著述，從不同角度探討自洋務運動、民族工業到官僚資本，再由計劃經濟到改革開放對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影響。但是，從來還沒有一個邏輯一致、同時能以經驗數據做支持的、對迄今為止逾百年的中國工業化歷程的經濟學解釋。

　　伍曉鷹的基本看法是：「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特殊性並非在於與眾不同的資源稟賦、文化和思想遺產以及制度傳統，而是因為自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迫使中國打開門戶以來，國家在追求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漫長過程中持續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同政權下的中國政府，在這段歷史中的幾乎每一個重要階段，都以遠遠凌駕於市場規律的力量，影響或主導了中國工業化的方式和方向，塑造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雖然政權在更迭，但是這種由國家力量所造成的對工業化道路的影響卻在不斷地積累著。因要素成本扭曲和資源錯配所滋養的利益集團和他們的政治代言人，不斷努力維護著既有的方向，延續和強化著已經建立的高速低效的增長路徑，導致了中國式發展道路的路徑依賴。」

　　顯然，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特殊性在於國家主義的追趕戰略，這一戰略部分源於中華民族在一百多年前陷入生存危機之後的心理落差和救亡圖存的集體心態。正如伍曉鷹所說，「落後會使社會和政治精英在確立社會進步目標時，更關注和落後相關的加速發展問題。但是，越是落後，發展的壓力越大，對資源的需求也就越大，從而使社會和政治精英階層越是傾向於將發展的主要責任轉移給政府，認為只有強大的國家力量才能及時地大規模地動員資源，才能推動新技術的採用、新興產業的建立及其所需要的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講，落後可能會導致一個由政府推動的加速追趕先行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利用國家力量跳過一些技術發展上不必要的早期階段。」

　　在落後的農業大國中實施工業化的追趕戰略，資本積累必須通過強制儲蓄來完成。在先進的市場經濟國家中，資源配置主要通過市場機制來進行，長期的經濟增長率最終受制於全體居民的儲蓄率（時間偏好率），在更接近自由市場經濟的體制中，居民的儲蓄率支撐著高效卻不可能高速的經濟增長。從資本存量和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起點開始，若想儘快實現農業大國的工業化，進口和生產出一定存量的先進資本品，必須由強勢政府利用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通過強制儲蓄（政府和政府主導下的企業儲蓄）來實現高速的資本積累。在這樣的工業化道路中，人均消費以及相應的生活水平被長期壓制在比較低的水平上，能源和資本品工業的產業鏈條不斷延伸，產能和資本品存量不斷增長。可是，通過強制儲蓄來推動的工業化道路不可能長期持續，因為不斷增長的能源和資本品存量最終必須服務於消費品的生產，而被人為壓制的居民消費無法消化這些最終產品。

　　為了儘可能延長這種國家主義的工業化道路，可能性或許只有兩種：一種是把相對於國內的有效需求來說必然過剩的工業製成品出口到國際市場，將貿易盈餘進一步用於資本積累；另一種是將不斷增長的產能和資本品應用於非普通消費品的生產，主要是武器和軍工設備，後者的存量增長和更新換代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撐工業部門的增長。無論如何，這種道路的主要代價，就是廣大民眾長期低水平的消費和生活。毫無疑問，這種非常規的發展道路最終必定要終結。

　　的確，國家干預和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是中國經濟雖然經歷大起大落、但仍然能夠回歸到1950年代超高增長趨勢的重要原因。歷史表明，中國的工業化從一開始就是由國家規劃和推動的，其最初動機是救亡圖存的需要。從19世紀的60年代直至20世紀初，清帝國晚期的工業化一直是為加強國家和政權安全服務的。隨後的國民政府以更雄心勃勃的重工業導向計劃，藉助國有企業，推動了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中國工業化的進程。即使在戰爭時期這個進程也沒有終止。這裡的中國百年工業增長曲線顯示，1949年後由新政府所主導的工業化根本沒有偏離這條至少始於20世紀初也是由國家力量所建立和延續的基本路徑。與近乎「常識」的觀點相反，無論是1949年中國新政權的建立，還是1978年的經濟改革，都沒有為中國開闢出新的工業化路徑。像「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那樣災難性的衝擊也沒有動搖這個長期工業化路徑。

　　伍曉鷹認為，「如果不存在完整的市場，行政力量遠遠凌駕於市場原則，那麼一個強勢政府所面臨的最終約束，很可能是資源約束而不是效率約束。當然，效率下降可以進一步強化資源約束。這樣，如果無法在政治上對既定的工業化目標（包括工業化速度目標）妥協，那就可能會使工業化長期依賴一條高速低效的路徑。」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這條工業化路徑的效率究竟如何。伍曉鷹利用自己所建立的新中國成立以來60年間工業生產的資料庫，測算了工業整體以及各部門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及其變化。下面的圖2呈現了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在1950—2012年間的指數變化軌跡。

　　伍曉鷹的結論是，在整個六十年跨度的時期內，中國經濟中並沒有出現穩步的效率提高或持續的生產率增長。計劃經濟時期TFP每年下降0.5%，而改革期間的TFP的年增長率為1.0%。物質資本投入成為各個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它在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時期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分別高達77%和73%。從圖2可以看出，與1952年的水平相比，2012年的TFP水平僅僅高出了20%稍多；而且，一直到1990年代初期，還沒有真正超過1952年的初始點。這就意味著，整個計劃經濟時期（排除1953-1957）基本上是持續的生產率惡化。「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不但對生產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也使經濟效率蕩然無存。現在也很難說完全擺脫了這些災難的陰影，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破壞，中國經濟的TFP水平不至於在1990年代初幾乎從零開始。雖然改革扭轉了長期生產率惡化，但是要想彌補因過去政策失誤和制度衝擊所造成的生產率損失，中國依然任重而道遠。

　　「中國經濟中並不存在穩定、持續的生產率增長和效率提高。政策和制度手段或者經濟改革對生產率的影響往往是一次性的，並沒有產生持續的生產率效應。」那麼，這條高速而低效的經濟發展道路的慣性為什麼如此強大？或者說，路徑依賴的根源或機制在哪裡?

　　伍曉鷹教授做出了如下的政治經濟學解釋。國家主導的大規模工業化舉措，不可避免地導致（被國家所支持的）工業部門對整個社會經濟產生負外部性。就是說，因為這些部門可以優先得到稀缺資源、補貼以及各種制度上的便利，而且還可能因服從國家利益的需要而忽視效率，因而實際上不會對其生產活動支付全部的成本。由此產生的虛假利潤，會進一步刺激它們進行更大規模的投資和生產。這就會對其他部門產生擠出效應，推高其他部門的生產成本。如果其他部門的生產活動可能更加符合由市場決定的比較優勢原則——實際情況如此，就增加了整個社會的工業化成本。

　　受快速追趕動機驅使的政府，已經不再是利益中立的公共品的提供者。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無法通過稅收工具來確保相關經濟主體承擔其生產活動的外部成本。相反，由於這些經濟部門的活動滿足了國家利益，或者因政府早已參與其中，這些外部成本往往被有意忽視。這樣，被國家所選擇的工業部門可以因持續不斷地得到廉價的資源投入而擴張，於是將更多的物質和人力資本吸引到那些被賦予了優先地位的部門。而且，在明顯的利益驅動下，私營企業也會努力爭奪政府項目或採購，外國投資者也會追求承包國家項目或與政府合資創辦企業以獲得優惠待遇。結果是，因此而滋養的利益集團及其政治代言人，有很強的動機去不斷地努力維持和鞏固這樣的發展模式。

　　由國家利益驅動的工業化，對這條高速低效的工業化路徑的最初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隨後正是那些由要素成本扭曲和資源錯誤配置所滋養的利益集團及其政治代言人，在不斷努力維護、延續和強化著這個已經確立的路徑。對於那些被國家選定的「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工業集團來說，維護國有制、維護國家就可以凌駕於市場對經濟資源的配置，就是維護其自身利益。這些集團往往通過長期經營的朋黨和家庭網路，深深地植根於黨組織和政府官僚機構內部。當任何改革對他們的既得利益構成威脅時，他們就會成為改革的嚴重阻力。儘管效率惡化最終在20世紀70年代末迫使政府採取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可是那些國家選定的行業，儘管低效率，仍然可以繼續享受廉價信貸和市場保護。因為政府很難在迅速實現工業化這樣的目標上妥協，政府就可能被這些利益集團牢牢地綁架，以至脫離這條路徑甚至會比延續它的成本更高。

　　在伍曉鷹教授看來，「要打破對這種高速低效路徑的依賴，中國需要一場貨真價實的政治改革，真正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里』，這是中國同時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繞不過去的一個重要階段。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必須從工商活動中徹底撤出來，成為真正的公共品提供者，完善法治和市場制度，消除要素流動障礙，確保所有的外部生產成本得到支付或者外部性被內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