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敗與中國精英階層的激進與困厄-馬勇 | 歷史頻道-中評網

甲午戰敗與中國精英階層的激進與困厄馬勇準確地說，二十世紀的中國問題與難題都直接導源於十九世紀，尤其是1894年甲午戰敗之後的最後幾年。因此，當我們回顧二十世紀的中國發展時，不能不從甲午戰爭講起，不能不追論十九世紀末年的中國政治遺產，以期明了二十世紀中國之所從來，並弄清二十世紀中國問題之所在。世紀末恐慌在十九世紀還剩下最後幾年的時候，中國人普遍具有一種莫名其狀的恐慌感，他們不是覺得世界末日將要來臨，而是在追懷十九世紀的中國發展時，深感屈辱、痛心與後悔。確實，十八世紀的中國，雖不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好年代，但這一個世紀畢竟是清王朝二百餘年歷史上的鼎盛時期，不僅康、雍、乾的個人作為以及種種外在條件充分保障了清王朝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導作用，而且，與十八世紀相始終的康、雍、乾三朝確實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諸方面建立了赫赫功績，中華帝國雖不能說真正達到「萬國來朝」的中央帝國的標準，但十八世紀的中國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畢竟是一個強大而不容忽視的力量。1799年2月7日，乾隆皇帝駕崩養心殿。伴隨著他的去世，不僅是中國光輝燦爛的十八世紀的結束，而且預示著十九世紀的中國不可能繼續繁榮昌盛而可能日趨衰落。最具有象徵意味的是他寫的最後一首詩，這首詩題為《望捷》，是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渴望清王朝依然像他的早年那樣輝煌強大，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全國此時士氣低落，防務鬆弛，經濟衰退，破綻百出。[1]繼乾隆帝之位的嘉慶皇帝，他雖然生性柔弱與順從，但繼位之後確曾試圖改變清王朝的衰敗趨勢，無奈積習已深，阻力重重，終嘉慶一朝，不僅衰敗趨勢並未阻止，而且內政外交都面臨更加棘手的難題，陷入較乾隆末年更為嚴重的困境，為此後中國的發展埋下了深深的隱患。到了十九世紀40年代，這些隱患終於相繼爆發，清朝在經歷了鴉片戰爭以及太平天國革命的雙重打擊之後幾乎一蹶不振，危在旦夕。痛定思痛，清朝統治者不得不面對殘酷的現實，接受曾國藩等開明官僚的建議，採取相對開放的政策，企圖以洋務運動的推廣而重振王朝的雄威，恢復中華帝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到了90年代，應該說清政府的實力確有較大的發展，它的綜合國力與軍事力量雖不能與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相比，但在亞洲的中心地位與大國氣勢畢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恢復，就連法國的一些評論家也不能不承認，中國當時是世界上幾大強國之一，至少在亞洲尚無其他國家可以取代它的強國地位。[2]中國綜合國力的恢復與強大是客觀事實，然而這種強大並不意味著中國可以隨心所欲，打遍天下無敵手。事實上，在中國的國力得到恢復的同時，清政府內部也在成長著一種目空一切的虛驕氣和中華帝國慣有的奢侈與浪費。於是，經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僅僅幾個月的功夫，它（中國）就不得不從傲慢的夢中驚醒，而且發覺他並不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家。」[3]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失敗而結束，這一結果不僅出乎清王朝統治者的預料，而且與中日雙方國力的對比也不相合。正如許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在這次反侵略戰爭中，本來有可能取得最後勝利，只是由於清朝統治者的決策錯誤，勝利的成果才被葬送，中國由此而蒙受空前的奇恥大辱。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有許多複雜的原因或偶然因素，並不是中日兩國力量對比的必然結果。然而，割地、賠款畢竟是不容抵賴的事實，清政府主政者尤其是李鴻章應該承擔戰爭失敗的責任也是情理中的事。不過，問題在於，假如中國不是敗給日本，而是敗給西方諸強中的某一大國，中國人的感情或許容易理解接受。事實上，在此之前幾十年類似的結果也多次在中國與西方諸強的交涉中發生，但它都沒有發生如同甲午戰爭之後在中國人民中所引起的震蕩。這一次則不然，堂堂的中華帝國竟然慘敗在被中國人素來瞧不起的東鄰蕞爾小國之手，它理所當然地激起中國人的抱怨、憤怒與譴責。康有為說：「夫以中國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比於日本，過之十倍，而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縛豕，坐受剝割，恥既甚矣，理亦難解。」[4]這大體上代表了一般中國人的共同心聲與困惑。既然中國的綜合國力並不比日本弱，既然中國在這次戰爭中本可以獲得最後勝利，那麼，中國人如果能夠冷靜地反省一下這次戰爭失敗的責任，客觀地探討一下這次戰爭失敗的主客觀原因，問題或許並不致於如後來那樣複雜化。然而，素有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傳統的中國人，雖然早在二千年前就已認識到「勝敗乃兵家常事」這一淺顯的道理，但他們在心理上卻無法接受慘敗於日本彈丸小國的事實。於是，他們的思維傾向不是積極面對既成事實，隱忍一時之恥辱，更圖異日之自強，卧薪嘗膽，十年圖報，而是捨近求遠，試圖尋求某種終極原因。試圖建立某種根本解決的方案。循此思維路向，國人對甲午戰爭的基本反應，不是探討戰爭失敗的主客觀原因與背景，不是以忍辱負重的精神面對現實、面對未來，而是企求一種根本解決方案，甚至覺得戰爭之所以失敗，不僅是清政府主政者策略錯誤，而且是他們幾十年來基本國策的戰略錯誤。於是乎，國人把戰爭失敗的原因歸結為清政府幾十年的洋務新政，以為洋務新政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問題，只治其表，不治其本，中國問題的真正解決有待於中國能否從根本上放棄固有的舊體制。梁啟超寫道，前此三十餘年洋務新改「之言變者，非真能變也。即吾向者所謂補苴罅漏，彌縫蟻穴，漂搖一至，同歸死亡。而於去除用新，改弦更張之道，未始有合也。」[5]在他們看來，中國只有徹底放棄舊有的一切，滌盪舊俗，衝決網羅，重建新的制度與模式，才有可能報仇雪恥，重振雄威。譚嗣同說：「竊揣歷劫之下，度盡諸苦厄，或更語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貧一切苦，將笑為誑語而不複信，則何可不千一述之，為流涕哀號，強聒不舍，以速其衝決網羅，留作券劑耶？」[6]面對割地賠款的屈辱而作如此反省，僅就感情而言未嘗沒有充分的理由。然而問題的癥結在於，洋務新政確實存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的內在缺陷，但由此而讓洋務新政承擔甲午戰爭失敗的全部責任，由此而全面怪罪中國的既往傳統和體制模式，似乎不僅於情理上很難說得通，而且事實上也超過中國社會的承受力。不妨設想，如果沒有洋務新政幾十年的力量積蓄，中國面對日本的侵略恐怕就不是不堪一擊，而是全面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正如某些外國人所評論的那樣：「日本素修戰備，待時而動。中國則以寬渾為量，平日絕無疑慮日本有窺伺之心，以友邦相待。日本乃遣人四齣偵察中國情形，以為今日用兵張本。如中國早知日本素蓄此心，則亦修戰備，恐日本亦不能得志也。據此而言，則今日勝負情形，並非中東強弱之實證。」[7]也就是說，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別有原因在，將之歸咎于洋務新政並沒有真正找到問題的癥結，反而陷入了一種精神誤區，是中國人的世紀未恐慌症。世紀末的恐慌是當時國人的真切感受，他們也不是不能理解和接受清政府的議和條件和苦衷，而是有一種無可名狀的亡國感、危機感和世紀末的毀滅意識。康有為寫道：「竊近者朝鮮之釁，日人內犯，致割地賠餉，此聖清二百餘年未有之大辱，天下臣民所發憤痛心者也。然辱國之事小，外國皆啟覬覦，則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邊民皆不自保，則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8]很顯然，康有為的恐懼不是已有的現實，而是一種可怕的預感，甚者如嚴復所自問的那樣，難道是「運會」既成，中國的末日真的要來臨了嗎？內耗與共識應該指出的是，上述世紀末的恐慌雖然是十九世紀最後幾年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具有較為普遍的意義，但它畢竟在最初的幾年尚不足以成為時代思潮的主流，更不足以此影響清政府的決策。因此，中國的未來與發展在某種程度上說仍以清政府居於主導作用，清政府如果能夠正確地吸取甲午戰爭的教訓，並以此為契機，推動中國的進步與發展，那麼，不僅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年將平安度過，而且勢必為二十世紀的中國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條件。然而，遺憾的是，清政府內部由於派系的衝突，不僅無法對甲午戰爭的教訓與後果達成共識，而且對中國的未來發展也缺少一種總體把握，遂陷入無休止的內耗之中，使中國再一次喪失了發展的良機。清政府的內耗不始於甲午戰爭之後，而是由來已久。這一點倒應歸咎為中國傳統的舊體制。在傳統體制下，中國政府從來都是皇帝的御用工具，而政府內部也經常缺少一致的觀念和起碼的共識，表面上，他們都對皇權中心負責，從不同方面服務於皇權利益，而實際上，他們只是利益的組合，是皇權中心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而採取的相互牽制策略。在這種狀況下，如果皇權中心具有高度的哲學智慧和政治智慧，具有應有的權威和足夠的膽略，那麼，政府內部的相互牽制無疑有助於保障皇權中心決策的正確性，反之，則不僅容易導致決策的失誤，而且容易造成互相推諉，誰都不願負責的局面。由此考察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我們便很容易地看到，中國的失敗完全可以歸咎為政府決策的失誤，而政府決策的失誤則又導源於政府內部的派系之爭。所謂帝後兩黨的爭執，所謂清流派的攻擊，他們在本質上並不是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而是以小集團的利益為價值取向。這樣做的結果，勢必削弱中方統帥部的權力，使中方主帥感到處處受到掣肘。明晰內情的美國人畢德格說：「李中堂（鴻章）惟有盡其力之所能為而已。中國素不以與外國戰爭為事，其兵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撫主政，兵部堂官並無調度會合之權。兵散則力分，故不能與外國爭鋒。日本改用西法，陸軍、海軍皆歸部臣節制，故能通力合作，積健為雄。此中東之所以異也。言官見東勝而中負，乃盡情誣誷，歸咎於李中堂一人，此等言官以捕風捉影之談，冀動朝廷之聽，而思自壞其長城，其害中國較之敵人而更甚，殊為可哀之至。」[10]這樣說，當然並不意味著否認李鴻章等人對中國在戰爭中的慘敗應該承擔極大的責任，而是說中國的失敗有許多複雜的背景，應該超越派系之爭進行冷靜的分析，找出問題的癥結，避免今後再犯類似的錯誤。正如當時許多有識之士所指出的那樣，中日戰爭背景極為複雜，李鴻章也只是勉力而為，除李之外，恐怕也沒有更為合適的人選。袁昶說：「韓事之不可為，不自今日始。中外所倚仗以了事者，西平（李鴻章）而外，無人能任。……平日之文衎武媐，盤樂怠傲，誤國者多矣。臨變則責之西平一人，西平能盡任其咎哉？」[11]也就是說，李鴻章雖然應該對甲午戰爭的後果承擔相當大的責任，但並不能承擔全部責任。道理雖如此，然而事實卻是另外一回事。《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國內群情激昂，不僅康、梁等知識分子上書要求拒和、遷都、練兵，與日本決一死戰，而且在清朝統治層，也「莫不交章諫阻」，將一腔憤怨幾乎都傾灑在李鴻章一人身上，李鴻章以一人之身承擔了戰爭失敗的全部責任。如果罷免了李鴻章，清政府內部真能團結一心，刷新政治，發奮有為，那麼，李鴻章個人的冤屈也算不了什麼。問題在於，李鴻章的倒台不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使清政府內部的勢力均衡受到了破壞，政府的效率更為下降。接替李鴻章相當部分職權而主持朝政的是恭親王奕，此公雖然思想開明，被後人譽為「中國第一次近代化運動的倡導者，」[12]無奈賦閑十年，如同老朽，早已喪失當年的銳氣和心力，在某種程度上說是清政府可有可無的人物。因而，指望奕這樣的人刷新朝政，發奮有為，恐怕只是一種天真的幻想。除奕之外，在當時清政府高層值得一提的是翁同龢。作為「兩朝師傅，十載樞臣」，翁同龢在後來的戊戌變法過程中落得一個美名，然而如實說來，此公不僅人格不高，好作清譽，善保自身，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外界一無所知，思想保守，拒絕接受外來新事物。更為重要的是，翁同龢作為光緒皇帝的師傅，不是積極主動協調好帝後之間的關係，保持皇權中心的統一，而是長時期地介入帝後之間的鬥爭，以帝黨領袖自居，結黨營私，並最終導致帝後的決裂。因此，以翁同龢這樣的人作為李鴻章之後的政府主腦，顯然也無助於政府高層共識的確立，反而更易導致清政府內部的派系衝突。再看皇權中心的兩個關鍵人物西太后和光緒皇帝。後者作為名義上的一國之主，理所當然地要對國家利益負責。然而他的「上台」與新政畢竟有著複雜的歷史原因和背景，因而西太后對他存有某些不滿與不放心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問題在於，作為皇權中心的關鍵人物，光緒帝的職責在於確立皇權的絕對權威，協調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以皇權的至上性對各種發展方案進行裁決與選擇，以便確立朝廷內部乃至國人的共識。然而我們看到，光緒皇帝似乎從一開始就不具有這樣的品質，一方面，他生性柔弱，且有極強的自卑感，凡事並無一定之見，「懾於積威，見太后輒戰慄，雖新政不敢自主。戊戌變法，亦事事請慈旨」。[13]另一方面，基於自卑，他又具有極強的自尊意識和自主心理，對西太后的不滿與不放心無法從善意的角度去理解，反而以為西太后是在處處與他為難，因而在本能上又對西太后有一種抗拒和逆反的心態。光緒帝年輕、幼稚、不成熟，似乎也情有可原。而西太后作為清政府的實際最高統治者，又有長時期的統治經歷與經驗，按理說應該能夠理解和容忍光緒帝的這些弱點與毛病，尤其是當他們之間並無根本的政見分歧與利益衝突的時候，更應攜手合作，刷新政治，建設國家。而且，西太后個人不能不清楚地知道，皇權中心的兩個關鍵人物意氣用事，其後果不只在於貽誤大事，而是在統治層內部製造了大分裂，使上上下下大小官僚都在費盡心思地考慮自己的選擇。「按照康（有為）的說法，西太后與光緒之間的關係沒有別的，而只是僵持不讓而已。西太后恨光緒企圖掌握政權，光緒則深感自己地位的卑微與從屬，迄至現在（指戊戌政變後）他仍受制於西太后。在光緒熱心變法以前，這期間他們之間的爭鬥，似乎主要是為爭政權，至於所爭的是何種政權，彼此的目的並無顯著的區別。而一般高級官吏，不論是倒向西太后這邊，或倒向光緒那邊，全憑他們猜測誰可得勢，並非由於他們認為政治需要改革或者他們決心守舊。換言之，西太后與光緒帝之間的衝突，並未涉及政見的不同。」[14]就此而言，皇權中心的分裂，其後果是相當嚴重的，它既加速、加重了清政府內部本已存在的嚴重問題，更使清政府內部乃至國人無法在甲午戰爭之後建立共識，確認中國發展應該走的道路。呼喚維新政府高層統治者在甲午戰爭之後的內耗與日俱增，尤其是在帝、後兩黨的外在形象日趨明朗的時候，這對政治生活的影響便是人為地將統治階級中的人們分成若干集團，舉國共識的建立更是艱難而不可預計，其中最大的分歧就是中國是否還能沿著舊有的軌道繼續前進，是否必須進行體制及基本國策方面的重大改革。按照清朝實際最高統治者西太后的想法，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有複雜的背景和多方面的原因，由此而怪罪洋務新政及幾十年來的基本國策是不對的。不過，甲午戰爭的考驗確也暴露了中國內政特別是體制方面的一些弱點和不足，中國就此進行某些適度的改革與調整不僅十分必要，而且正當其時。因此，在甲午戰爭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西太后對於國人的抱怨與指責給予充分的理解與同情，並對康有為以及一些開明官僚的維新呼喚、改革方案予以善意回應，當她第一次看到康有為的改革方案後，不僅沒有指責這一方案過激與荒謬，而是「留覽十日」，進行審慎的考慮之後批轉「各省督撫會議奏覆」。[15]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明西太后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反對變法，反對改革。西太后不是頑固的守舊派，作為清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她渴望中國的繁榮與昌盛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事實上，在她統治的幾十年中，如果沒有她的主持或支持，洋務新政便不可能發生與發展。事情的真相或許正象她所陳述的那樣：「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凡以圖富強也。」也就是說，只要有利於中國的富強與發展，有利於恢復中華帝國在國際社會應有的風度與地位，西太后並不是堅持排斥與反對，而是樂觀其成。然而在另一方面，西太后畢竟是大清帝國的最高主宰，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肩負著對大清帝國、萬民百姓無人可比的歷史重任，因此，她對改革的同情、理解與支持，從來都基於一定的原則性和某些政策底線，從來都不是無所顧忌的徹底改革派。在她看來，中國如果不改革，不引進、吸收外來先進的東西為我所用，中國便不可能真正有希望，只是這種改革必須立足於一定的原則，「若師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16]而且，任何改革都應在政府的主導下循序漸進，操之過急引起動蕩可能適得其反，一事無成。應該說，西太后的認識與主張並無大錯，清朝統治階層在甲午戰爭之後如果以此為共識，中國的未來與發展可能將是另外一個樣子。然而實際情況卻是，由於光緒帝與西太后之間存在著認識上的差別與分歧，遂使本該達成的共識束之高閣，反將中國引到另外一條道路上去了。在光緒帝看來，中國的改革宜重根本，如果不對國家體制、基本國策進行改革與調整，徒練兵制械，遠不足以解決中國的問題。他雖然自始至終沒能指出一套完整的治國方案，但似乎在甲午戰爭之後不久他就比西太后走得更遠，似乎以為中國過去的一切都不值得留戀，中國的未來與發展完全有待於中國能否與傳統體制相決裂，故而他較西太后更容易接受康有為等人一攬子的維新方案，真誠相信康有為的方案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而西太后的穩健的、漸進的改良方案業已過時。平心而論，光緒帝鑒於「外難日迫，國勢阽危」的現狀而「銳欲革新庶政致富強」的基本想法無可厚非，[17]康有為的一攬子維新方案也未嘗不可作為中國未來與發展的一種選擇。問題在於，中國畢竟具有數千年的悠久傳統，舊的政治體制雖然存在若干重大而不能容忍的內在缺陷，但不顧一切地將其全部扔掉恐怕並不是一種可行的方案。而且，全體中國人千百年來畢竟生存於這種舊的體制模式中，當新的經濟關係並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強制他們拋棄舊的習慣而遵從於新的政治習慣，不僅事實上不太可能，而且勢必遇到極大的阻力。也就是說，光緒帝的基本思路或許代表著中國的未來方向，但其大破大立同時進行的策略與手段無疑超出了社會的實際承受力，因而也由此註定了他的悲劇命運和失敗的結局。我們的這種分析當然是事情之後的總結與反省，事實上在當時，人們基於亡國危機的焦灼情緒和世紀末的恐懼，不僅無法冷靜地反省中國的歷史與現狀，反而因其維新方案的不斷受挫和改革進程的艱難而更加埋怨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更覺得中國如果不進行徹底的改革、不徹底衝破傳統的藩籬，等待中國的不是富強，而是滅亡。我們看到，康有為在甲午戰爭之後一次又一次的上書，知識分子一次又一次的聚會與結社，開明官僚一次又一次關於改革的呼籲，在本質上都是基於對中國未來前途的深沉思考，都是基於中國舊有傳統的阻力過分強大而產生的憤怒。換言之，如果中國沒有數千年的悠久文化傳統，如果沒有一套完整的舊體制，那麼，「咸與維新」的改革事業便不難推行，徹底打破舊傳統、舊體制的呼聲便也沒有必要出現。問題在於，歷史畢竟不能以假設為前提，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甲午戰爭之後日趨高漲的維新思潮實際上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之中。當然，從維新思潮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一方面說，他們只能前進，而不能後退，他們只有徹底衝決網羅，才能使他們的呼喚由吶喊進入實踐，因而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他們一方面不斷地製造或誇大民族危機的輿論，另一方面則一次比一次加大改革的深度和範圍。僅以康有為為例，他在1895年5月2日上清帝第二書中，雖然詳盡分析了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甲午以前，吾內地無恙也，今東邊及台灣一割，法規滇、桂，英規滇、粵及西藏，俄規新疆及吉林、黑龍江，必接踵而來，豈肯遲遲以禮讓為國哉？況數十國之逐逐於後乎？譬大病之後，元氣既弱，外部易侵，變症百作，豈與同治之時，吾國勢猶盛，外夷窺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無歸，外患內訌，禍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無日矣，今乃始基耳。」但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並未觸及政治體制等根本問題，而是論證「夫富國之法有六：曰鈔法，曰鐵路，曰機器輪舟，曰開礦，曰鑄銀，曰郵政。」似乎並未超出洋務新政已有的範圍，其目的也只是「大雪國恥，耀我威稜。」[18]表現出一種復仇意識下的有限度的變革。然而到了1898年1月，他在上清帝第七書中，開篇便說，「竊頃強鄰四迫，國勢危蹙，皇上憂勞社稷，亟籌自強，量勢審時，必有取法耶，將篤守祖宗之舊法？則大地忽能，數十強國環迫，皆祖宗所未遇，必不能執舊方以醫變症也。……職竊考之地球，富樂莫如美，而民主之制，與中國不同，強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與中國少異。惟俄國其君權最尊，體制崇嚴，與中國同。其始為瑞典削弱，為泰西擯鄙，亦與中國同。然其以君權變法，轉弱為強，化衰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國變法莫如法俄，以君權變法，莫如采法彼得。」[19]很顯然，康有為此時與三年前思想的最大不同，還不在於對民族危機現狀的分析更進一層，而是以為前此包括他個人在內所提出的富國強兵的改革方案只治其表，而不治其本，中國問題的真正解決有待於政治體制的大變動，有待於中國能否及時進行政治體制方面的徹底改革。我們無須在此詳盡分析康有為政治改革的目標與模式，但我們已明顯地感到，僅僅經過短短的三年時間，原本以富國強兵、報仇雪恥為主導的維新思潮，「在康有為等的積極活動中，政治改革空氣日趨濃郁」，[20]似乎政治改革的條件也日趨成熟。於是，一旦光緒皇帝頒布「詔定國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便猶如一匹脫韁的野馬而任意馳聘。時間將近過去一個世紀，我們無法評定維新派對政治改革的呼喚有什麼錯誤，但我們仍願強調的是，當經濟基礎尚沒有足夠的成長，當人們的經濟關係尚沒有大的變化的時候，過分超前進行政治改革，即使它可能會取得某些暫時成功，但從總體上說則勢必陷入失敗的困境。這種浪漫的政治理想主義可能會逞一時之快，刺激人們的胃口與幻想，但它畢竟也是一條政治上不通的路，不僅超越了社會改革的實際承受力，而且勢必將本可正常發展的中國導入一條前途渺茫的歧途。國體與綱常維新派的政治改革理想代表中國的未來發展方向，然而由於社會基礎、經濟條件的不具備，因而使其理想只能是十足的浪漫主義。而且，他們的理想究竟如何實現，在他們的心目中似乎只是憑藉光緒皇帝的聖明與果敢。康有為曾經充滿激情地寫道：「外侮迫矣，通商則不許，借款則阻撓，今雖欲變政，恐外人掣肘。況能從容待我十年教訓乎？故非如彼得之舉動奇絕，不能桓撥速成雷轟電掣也。皇上天錫勇智，鑒考今古，深觀時變，遍察萬國，遠念帝舜、武丁、勾踐、太宗文皇帝之圖跡，下鑒亡明、緬甸之復轍，伏願幾暇垂覽此書（指《俄主彼得變政記》），日置左右，彼得舉動，日存聖意，摩積激動，震越於中，必有赫然發憤不能自己者，非必全摹其跡，而神武舉動，絕出尋常，雷霆震聲，皎日照耀，一鳴驚人，萬物昭蘇，必能令天下回首面內，強鄰改視易聽，其治效之速，奏功之奇，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以中國二萬萬方里之地，四萬萬之民，皇上舉而陶治之，豈可量哉！」[21]很顯然，這裡除盲目的樂觀和一些假設性的前提外，康有為並沒有對如何才能實現他們政治改革理想提出切實可行的步驟和方案。假設性的前提不可能得出必然性的結論，適得其反，光緒帝並不是像康有為所期望的那樣聖明與果敢。因此，中國的未來與發展雖然遲早必將遵循康有為等指出的道路，但在當時似乎條件尚不具備，中國最近期的發展尚需另外謀求一種變通的方案，既不能也無法退回到舊有的軌道，也不可能沿著康有為的指點繼續前進。後來的事實也剛好證明了這一點，康有為的政治改革僅僅鬧騰了一百天，便激起了強烈的社會動蕩和社會心理的普遍不滿，西太后只需舉手之勞便將百日維新全案推翻，中國似乎又回復到舊有的軌道上去了。這種回復當然只是一種假象，它的意義除中國傳統體制下的權力之爭外，還不足以表明西太后與光緒帝之間有著本質上的差異。說到底，他們都是清王朝利益的最高代表者，在涉及清王朝根本利益的問題上，他們實際上都是一丘之貉。不過，我們這裡暫且無意分析西太后與光緒帝之間的區別，也不擬現在探討康有為倡導的維新運動之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我們現在最感興趣的是，在康有為提出並竭力鼓吹他們的政治改革方案的時候，中國人並不是舉國一致的贊同，相反，許多人（其實也可以說是「先進的中國人」）曾提出一些反對或修正方案，然而，或許這些反對或修正方案的提出者只是少數，或不從屬於時代的主流，因而他們的建議與主張並不被真正地重視與採納，而事後又恰恰證明他們的建議與主張並不完全都錯，其中也不乏閃光的東西。這種教訓既是十九世紀末年的中國政治遺產，也是進入二十世紀後中國不斷一錯再錯的深層原因之一。在幾乎與康有為提出激烈的政治改革方案的同時，開明官僚張之洞曾經提出一個折衷方案。張之洞認為，當時的中國確實已經到了不變不可的地步。「雖孔孟復生，豈有議變法之非哉。」據他的判斷，國人對中國必須變法而方能自強的道路選擇已達成基本共識，頑固的反對雖說對變法事業仍有極大的威脅，但其理論似乎已不值得一駁，「今之排斥變法者，大率三等：一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為苟安之俗吏。蓋以變法必勞思，必集費，必擇人，必任事，其餘昏惰偷安徇情巧取之私計皆有不便，故借書生泥之談，以文其猾吏苟安之智，此其隱情也。至問以中法之學術治理則皆廢弛欺飾而一無所為。所謂守舊豈足信哉！又一為苟求之談士。」[22]由此可見，張之洞不僅無意與康有為為敵，反對變法，而且在一定意義上說，他也是十九世紀末年中國變法改革思潮的積極推動者。張之洞確曾力主改革變法，並身體力行，不僅提出一整套向西方學習的廢科舉、改學制、開礦藏、修鐵路、講求農工商學、發展近代工業的計劃與主張，而且在自己的許可權範圍內做出許多頗有實效的貢獻。正如有的研究者所公正指出的那樣，張之洞「施展渾身解數，殫智竭能地舉辦了一系列洋務新政：創辦實業，倡言商戰、訓練新軍、興革文教……從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諸方面進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造成了一種聳動中外視聽的格局，……在他的經濟活動中，不管其主觀動機如何，客觀上卻把握了形成新的生產力這個方面，將引進的先進設備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取得經濟效益的生產能力，從而奠定了可以觸摸的物質基礎，成為近代中國社會進步的一點表現。……張之洞的經濟活動順應了時代的需要，符合中國人民求強求富的抉擇，迎合了世人亟圖從這五角六張、七顛八倒的危機中解脫出來的願望。」[23]這些活動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然而，張之洞並不是一個徹底的改革派，他雖然像康有為一樣，竭力主張中國應該通過變法以謀富強，但對變法的理解與主張卻又與康有為有極其顯著的差別。一方面，他認為，改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期望在一夜之間發生巨大的變化和進步，它不僅需要幾代人持之以恆的努力和埋頭苦幹，更需要人們認準方向的鍥而不捨的精神。他在總結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改革教訓時指出；「近年仿行西方而無效者，亦誠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顧其私，故止為身謀而無進境，製造各局出洋各員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愛惜經費，故左支右絀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時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無定論，故旋作旋輟而無成效，學生出洋，京員遊歷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有器無人，未學工師而購機，未學艦將而購艦，海軍各製造局是也：此先後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游談不推原於國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責任之不專，經濟之不充，講求之不力，而吹求責效，較之見彈求鴞炙，見卵求時夜，殆有甚焉，學堂甫造而責其成材，礦山未開而責其獲利，事無定衡，人無定志，事急則無事不舉，事緩則無事不廢，一埋一搰，豈有成功哉！」[24]應該承認，張之洞的這種反省確實觸及中國問題的根本癥結之所在，如果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中國改革不存在這幾個方面的問題，那麼中國的現狀肯定要比已有的情況好得多。另一方面，張之洞強調，任何改革都是一個循序前進的過程，企圖超越社會發展的實際階段而進行激烈、深層的變動，不僅不可能得到改革的預想目的，反而勢必引起社會的不安與動蕩，取得與主觀願望相背離的客觀效果。他說：「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底，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25]很顯然，張之洞在這裡的真實用意並不在於反對西學的合理性以及對中國的有用性，他的意思只是說，當中國的社會發展尚不足以全盤承受西方的倫理觀念、文化成就與政治制度時，超前的借鑒西方模式改革中國固有的制度尤其是倫理綱常並不可能取得什麼好的效果。張之洞的警告當然只是一種智者的冷靜思索，事實上後來中國的發展幾乎一而再，再而三地無視張之洞的警告而進行超前的實驗與改革。結果，中國舊有的基礎雖然遭到極大的破壞，但新的基礎畢竟一時建立不起來，中國只好在張之洞最不願意見到的局面中支撐、飄搖。如果當時人能夠稍微用心想一想張之洞的「不同意見」，而不是因其意見不合，嗤之以鼻，將張之洞的意見置於不容討論之地，恐怕中國也不至於總在激進的理念指導下一再尋求根本解決和徹底解決。在過了將近一個世紀的今天，我們應該承認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不在於是否能為中國提出一個徹底的更新方案，恰好相反，它的正確選擇可能有待於中國人凈化那種強烈的焦灼意識和使命感，以從容的心態面對外部世界，也以從容的心態正視中國的弱點以及與世界的差距，然後埋頭苦幹，中國的局面終有一天將徹底改觀，中國終將坦然地步入世界民族之林。即使以政治體制而言，我們當然不會承認清朝的政治體制是舉世無比的良好制度，更不會反對中國應該借鑒、引進和吸收外國先進政治體制中合乎我用的東西。問題在於，中國舊有的政治體制不是任何個人的主觀構想，它在本質上從屬於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如果人們過分無視社會發展的這一客觀規律，人為地移植外來新體制，那麼，它的後果便必然與人們的善良願望相反。近現代中國的一系列巨變，已為我們提供難以計數、值得玩味、值得記取的教訓。注釋：[1][美]A?W?恆慕義主編《清代名人傳略》中第140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參見丁名楠等：《帝國主義侵華史》第1卷第319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3][法]A?施阿蘭：《使華記[1893-1897]》第12頁，商務印書館，1989年。[4]康有為：《上清帝第三書》，《康有為政論集》[湯志鈞編]第140頁，中華書局，1981年。[5]梁啟超：《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頁，中華書局，1989年。[6]譚嗣同：《仁學自敘》，《譚嗣同全集》第290頁，中華書局，1981年。[7]《照譯前美國副領事畢德格在日本東京與外務省人員議論中東軍務節略》，《李鴻章全集》第3卷第174-17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8]康有為：《上清帝第三書》，《康有為政論集》第139頁。[9]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集》第1冊第1頁，中華書局，1986年。[10]《照譯前美國副領事畢德格在日本東京與外務省人員議論中東軍務節略》，《李鴻章全集》第3卷第175-176頁。[11]《袁忠節公遺墨》，甲午七月二十三日致袁敬孫函。[12]參見董守義《恭親王奕大傳》，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13]金梁：《四朝佚聞》。見《戊戌變法》第4冊第221頁，神州國光社，1953年。[14]《竇納樂致英國外交大臣信》附件二，《由申赴港途中與康有為談話的備忘錄》。見《戊戌變法》第3冊第536頁。[15]徐勤：《南海先生四上書雜記》。轉引自湯志均《戊戌變法史》第122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16]費行簡：《慈禧傳信錄》。見《戊戌變法》第1冊第464頁。[17]惲毓鼎：《崇陵傳信錄》。見《戊戌變法》第1冊第475頁。[18]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康有為政論集》第115-135頁。[19]康有為：《上清帝第七書》，《康有為政論集》第218頁。[20]湯志鈞：《戊戌變法史》第316頁。[21]康有為：《上清帝第七書》，《康有為政論集》第221頁。[22]張之洞：《勸學篇?變法》，《張文襄公全集》第4冊第576頁，中國書店，1990年。[23]陳鈞：《儒家心態與近代追求--張之洞經濟思想論析》第1-2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24][25]張之洞：《勸學篇》，《張文襄公全集》第4冊第576頁、559頁。[馬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本文原載：《戰略與管理》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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