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錯引耶穌》談文本批判

小編按：文本批判真的像聽起來那麼嚇人嗎？它是動搖了信仰還是幫助我們更深認識了聖經？暢銷書《錯引耶穌》是有真材實料還是嘩眾取寵？本文將抽絲剝繭，詳細解答這些問題。

昔日年少苦讀書

1955年，巴特（非神學家卡爾巴特）君出生在堪薩斯州的勞倫斯。這個不到十萬人的城鎮似乎以南北戰爭時的血腥殺戮，以及之後建立的堪薩斯大學聞名。巴君所去的勞倫斯公立高中，其在1851年的第一堂課，就設在一個一位論派（Unitarian）教會的地下室。而一百二十多年後的巴君，估計是不知道這充滿懷疑精神的背景吧。當時的好學生巴君正忙於參加辯論賽，還在州一級的比賽中拿了冠軍。後生可畏。

這之後，好學生巴君或許是得了呼召，跑去穆迪聖經學院修習聖經和聖經語言。據巴君後來回憶，他青少年時對自己重生得救的身份深信不疑。基要派氣息十分濃重的他，乾脆跑去同樣十分基要的穆迪聖經學院，這也在情理之中。之後，巴君轉去同樣保守基要的惠頓大學，在畢業的時候拿到所謂magna cum laude，把當屆90%的畢業生甩在身後。這一時期乃是好學生巴君朝氣蓬勃緊抓信仰的時刻。從他的專業就能看出，他對聖經實在大發熱心，毫無保留的相信聖經既然是神啟示的話，它的一字一句就必然不會有任何差錯。帶著這種非黑即白的倔脾氣，巴君一頭扎進聖經原文和古代語言的汪洋大海，並且最終來到了命運中的那一站。

本科之後，巴君進入普林斯頓神學院，攻讀道碩和博士學位。期間師從新約和希臘語的殿堂級學者布魯斯梅茨格。梅大師厲害到什麼程度呢？那些數不清的獎項就不說了，他在普林斯頓神學院任教的46年間，帶領校訂的新約聖經文本，成為絕大多數學院使用的範本。學新約希臘語的英語學生（例如鄙人），就少有不背他編的希臘語單詞集，或不看他校對的希臘語聖經本子的。此時的巴君，雖然保持了他好學生的勢頭（依舊甩九成人幾條街），卻已經陷入文本批判的世界而不能自拔。他在一眾聖經抄本當中，看到越來越多文本上的矛盾和各種文字上的出入。於是少年夢碎了，倔勁再次發作，看哪一句出入都覺得無可迴轉。於是，好學生巴君從基要派轉成了自由派，而15年後又轉成了不可知無神論者。

如今，巴君的名聲可謂如日中天。各種榮譽，名頭，經費紛至沓來。巴君還愛上電視。諸如歷史頻道，國家地理，探索發現，CNN，NPR…全都有他的身影。他的作品也頻頻見報。時代雜誌，紐約時報，新聞周刊，紐約客，華盛頓郵報…哪家有名去哪家。君問，何以一介學人能有如此明星般的待遇？且看他爐火純青的標題功夫。

巴君有五本書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1.錯引耶穌（MisquotingJesus;副標題大意【後略】：那些改動聖經的人及內幕）、2.被打斷的耶穌（Jesus,Interrupted; 揭露聖經中深藏而不為人知的矛盾）、3.神出了問題（God』sProblem;聖經對我們最重要的問題何以毫無解答）、4.贗品（Forged; 以神之名而寫—為什麼聖經作者壓根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5. 耶穌封神（HowJesusBecame God; 被高抬的猶太加利利傳道人）。而巴君的最新書更是延續了其一貫的聲勢：早於福音書的耶穌（JesusBeforethe Gospels; 早期基督徒是如何回憶、改動並發明出了這位救主）。巴君的學術立場，也能從這些奪人眼球的書名中得窺一斑了。

愛之深，恨之深？

在下讀書少，因而有點想不通。為什麼埃爾曼教授（上文中巴君）作為一個頗有根底的學者（主治新約、歷史上的耶穌和早期基督教發展），在給自己書起名的時候可以如此狂放？暫且不問這稿費是否真就這麼好賺（他的書據說已被翻譯成27種語言），我們先來瀏覽一下他最出名的那本《錯引基督》（此書有中譯本），看看其中是否有什麼驚天創舉。

《錯引耶穌》

其實，任何一個稍稍對新約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有點了解的學生，就知道這個領域的複雜和枯燥程度，原非登暢銷書榜的那塊料。因而，埃爾曼2005年這本書橫空出世，一舉衝上各大平台暢銷榜，硬是在三個月內就賣出十萬本——單憑這一點，就該再給他頒獎。這也揭露了西方世界一個現象：銷路好的耶穌往往不是聖經正典中的那位，而是迎合後現代口味的那一尊。有意思的是，這些懷疑者不信聖經的權威，卻願意相信學術的權威；不滿足於僅僅視聖經為虛幻神話，而渴求能將其證偽的道理和證據。而埃爾曼在這本書里，巧妙地給讀者留下這樣一個印象：新約中很多東西都是後來添加的，真正的原本和我們現在所讀到的相差甚遠，以致不可捉摸。這本書，作為一個該領域學者寫給普羅大眾的第一本新約文本批判類書，恰好從專業的角度滿足了這種反傳統反權威的需要。如此想來，大賣也就不難理解了。

此書的前四章淺談了文本批判這個領域，向大眾介紹了諸如新約傳抄的情況，正典形成的過程，以及之後希臘語新約的付梓刊印。埃爾曼文筆上佳，敘述清晰，雖然不乏春秋筆法，偶有夾帶私貨，總體不失為對該領域的有趣簡介。這裡我們只談一點，即如何更好地理解新約中的文本變化(textual variants, 指同一節聖經在不同抄本中表現出的的字詞不一)。

埃爾曼在書中這麼說：「現存抄本在字句上存在諸多不一致，其數量比整部新約的字數還多。」這句話還真沒說錯。希臘語新約有大約138,000字。其實，如果算上所有抄本和版本，以及早期教父所引用的經文，其中所有對不上的字詞統統加在一起，大概有希臘語新約字數的三倍。那麼問題來了：如果新約不同抄本的字裡行間有多達幾十萬次的不同，我們哪裡還有任何信心，相信這些書卷上所言確實是耶穌當年所說呢？埃爾曼的回答是清楚的「不能。」任何人讀過這本書，都會對新約的準確性留下慘淡的印象——既然所有的抄本不過是一錯再錯和錯上加錯，那還讀什麼，信什麼？

說實話，這樣的論述對於不通希臘文的平信徒，尤其是我們慣用中文的弟兄姊妹，有些難以招架而且極不公平。任何粗通希臘語的學生，都會對希臘語辭彙（動詞尤甚）的諸般變化印象深刻。其刁鑽和細緻程度，遠非我們這些習慣方塊漢字的人所能想像。且任何對文本批判稍有了解的學生，都不會對這些字詞上的不一有太多驚訝，因為絕大部分的不同實在不值一曬。這裡借用福音派聖經學者丹尼爾華萊士（DanielB. Wallace）的例子，請大家猜一猜，用希臘語說「耶穌愛保羅」共有幾種可能的說法？

答案是16種，而且這16種說法意義完全相同。這是因為希臘語的文意不受語序限制，而且定冠詞也可有可無。這還是最最保守的估計。如果考慮更多無傷大雅的因素，比如字詞的格（case），近義詞或同義詞，細碎可略的連詞，某字母的拼寫錯誤，稱謂上增減一字（耶穌vs主耶穌），出現字詞變化的可能性定然是成指數倍增長。如果區區「耶穌愛保羅」就能有如此多的說法（若考慮上述因素怕是有上百種不同說法了），那麼整本新約有數十萬字詞出入不僅不是一件稀罕事，更不是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世紀論點。

總而言之，若只談新約中文字出入動輒十萬的數量，確實很容易誤導人。但真相卻是，99%的不同根本連翻譯都譯不出來，大多是些拼寫，定冠詞，語序之類的問題。剩下不到1%或許能在某個名詞後面加個複數，但迄今為止尚未發現任何影響到基督教核心教義的文本出入。一條也沒有。

埃爾曼作為知名的聖經學者，自然不會想不到這一點。因而其後的5，6，7章才是該書的靈魂所在。這部分著重論述了為什麼，在埃爾曼看來，新約抄本中的字詞不一足以撼動整本新約的神學根基。感興趣的朋友們可以翻看一下埃爾曼在他終章結論中的那一段，其中提到新約中足以改變文意的7個地方。介於篇幅所限，這裡只跟大家聊聊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出入最大的三處。

其實說來也簡單，因為這三處全部都是老調重彈，包括馬可福音的結尾（16:9-20），約翰福音中眾人抓住行淫的女人那一段（7:53-8:11），以及約翰一書有關三位一體的兩節經文（5:7-8）。使用中文新譯本聖經的弟兄姊妹（或是平時有讀英文譯本的，例如NIV或ESV），若是讀的仔細，不難發現馬可16:8節之後這一句小字：「有些抄本無第9至20節」和結尾處的「有少數抄本有較短的結語。」在約翰福音第七章之後也有類似的標識。原因很簡單：這兩段經文沒有出現在最早或最可靠的抄本中，而且從內在證據來看，這兩段也與上下文不和。

坦白講，只要了解馬可寫作的目標人群，歷史背景，神學目的，行文習慣，其在16章的短結尾完完全全講得通。更讓我覺得惋惜的是約翰福音中的這一段，因為它太過為我們基督徒所鍾愛，所以不論如何都會有人繼續使用並宣講這一段。有些學者認為這一段怕是後來人雜糅三個不同故事而添加上去的。另有學者認為，這一段應屬史實，只是獨立成段，在不同的抄本中出現在新約不同的位置。其實用用倒也不妨，怕就怕大量使用卻對其文本背景一無所知，一旦遇到類似埃爾曼的論據就束手無策。我個人傾向於不在主日講道或聖禮中使用這兩段聖經。

不過弟兄姊妹也不必因此緊張。因為即便把這兩段經文放入腳註，也絲毫不影響任何信仰的基要信條。馬可16章的短結尾並不是沒有提到復活，何況我們尚且有馬太和路加兩福音書互相參看。耶穌動慈心赦罪，保護邊緣群體的記載更是比比皆是。更何況，聖經學者（包括福音派學者）早在一個多世紀前就一致而明確地質疑這兩段文本的可靠性，絕大多數英文譯本也都對這兩處經文做出了清楚標識。遺憾而又有趣的是，埃爾曼仍舊把這兩段當做重磅猛料拋出，為他的論點打頭陣，而相當多的讀者也願者上鉤，好似發現新大陸一般。由此觀之，教會實未盡到教導的責任啊。

相比之下，約翰一書那一處就難免讓人覺得滑稽了。為什麼呢？因為埃爾曼存疑的那一句，所謂的三一範式(Trinitarian formula)，早在幾百年前就被發覺是後加的而被請出聖經了。因而如今幾乎所有的聖經，不論是和合本還是新譯本，亦或絕大多數英文譯本，都已經找不到這一句。恐怕只有拉丁文的武加大譯本（或古本）或許還留有這麼兩節。在下也驚訝，埃爾曼居然把如此老黃曆翻出來，不知有何益處。要知道，即便某一節經文沒能印證三位一體的教義，也不代表三位一體在新約中找不到依據。更何況，卡爾西頓公會議在公元381年就已經確立了三位一體的正統性，而這兩節經文直到1522年才迫於政治壓力首次出現在聖經中。難不成早期基督徒為了捏造三位一體的教義而摻了兩節經文進去，不想時空錯亂，生生遲到了一千多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其實這三處經文，嚴格意義上講，算不上多麼精深的文本批判。因為學者在百多年前早已達成共識，內外證據也相對清楚，沒有大多討論的餘地，自然也顯不出埃爾曼學識的精妙之處。其他的一些經文，比如馬可1:41中，耶穌在看到這個麻風病人時到底是「動了慈心」還是「發怒」，尚有討論的餘地。但不論如何，說這些文本上的不一致足以動搖我們對耶穌的根本認識，或是神學的基要教義，都屬言過其實。

說實話，我本不願麻煩大家來了解這些瑣碎無趣的專業細節。奈何這年頭，若不懂多一點，沒準就被人帶偏而猶不自知。就像前些年的達芬奇密碼，知道這是小說的人大可看個熱鬧，又有何妨？那些動輒宣稱耶穌有妻有子的故事，多數人都知道不過是老掉了牙卻不斷被翻新的陰謀論罷了。相比之下，《錯引耶穌》就顯得不那麼厚道。畢竟它掛著學者名頭，占足了理性論據的名義，卻給不了解的讀者留下誇大和不準確的印象。依在下看來，文本勘誤訓詁之類的枯燥工作，還是交給專業學者去做吧。要緊的是，知情者可以和平信徒多些互動分享，以免後者在信仰上被某些夸夸其談所絆倒。

在下讀書少，因而不知當年給textualcriticism翻譯定名的前輩學者，到底是抱著怎樣的心情，才將其譯成文本批判或是聖經批判，以致如今教會內談文本批判色變，好似一旦沾染就會信仰不保。正如護教學(apologetics) 並非跟誰道歉(to apologize)，聖經的文本批判也不是要把聖經批倒批臭。雖然有些學者，比如巴君，似乎正在義無反顧的朝著這個方向前進，但同時也有眾多信仰純正的學者，通過合理專業的手段幫助教會一步步精確聖經的文意。在我個人看來，稱這個學科為文本勘誤或者古本校對更為合適，因為它的目的不是指著聖經說它哪一條錯了，而是在對比眾多抄本的過程中，勘定其中的傳抄錯誤，來獲得更加可靠且接近原文的文稿。

君問，何以要這麼麻煩？實因人類不是從盤古開天地就有自動糾錯排版的印表機，也不是從倉頡造字就開始用雙開本的紙質書。新約時代所有書卷信件，全部需要手抄。而由此產生的職業群體就是文士，俗稱抄寫員。雖說這幫人在當時，識得字，寫得文，已然是受過教育的少數精英，但水平或良莠不齊，只憑人手抄書，難免會有疏漏。若是漏抄了一個字母，或是看錯了縮寫，又或者讀串了行，都難免造成字句上的出入。畢竟早期的新約希臘抄本，一沒有空格標點，二又全是大寫字母，哪怕抄寫者業務純熟，抄得久了累了，看到ΑΓΑΠΑΙC或ΑΠΑΤΑΙC這種極其相似的例子也難免會失手。這種因疲勞或不熟練而造成的無意識錯誤，佔到字詞出入的絕大部分。

少數情況下，這些抄寫員也不介意客串一下解經家的角色。要麼把一些難解的詞換掉，要麼加上一句虔誠的禱告，又或者抱著大一統的心思對不同的福音書記載做調理融合。倒不是他們膽敢改動原文，而是他們也需要在一眾抄本中做判斷，認為是前人抄錯了的就改過來，或者在空白處做個標註(例如，「此處『神的手』其實就是指『神的靈』」之類)卻被後代文士抄入正文當中。這聽上去似乎既不專業又嚇人。不過大家也不必過於擔心。如上文所言，絕大部分的出入並不影響翻譯，而能翻譯出來的不同也不影響核心教義。再者，單是希臘語的新約抄本，零零總總就有近六千之眾，足以使學者有討論勘誤的空間。而最早的約翰福音殘片距離該書的寫作時間不過三四十年。與此相比，同時期眾多其他的古典著作，例如凱撒的高盧戰記和塔西坨的歷史，不僅抄本寥寥無幾，而且其現存最早的稿本距離作品的寫作時間也長達數百年，夠從李世民玄武門政變演到朱元璋打下南京稱帝了。

聖經古卷

下面給大家介紹一個文本勘誤的具體例子吧。使用NIV聖經的弟兄姊妹或許有注意到，其1984年版和當下最新版在約翰福音1:34有一處不同，前者作「神的兒子(Son of God)」，後者作「神所揀選的(Chosen One of God)」。那麼，哪一種讀法更加接近原文呢？這就涉及到兩個大原則：外在證據(external evidence)和內在證據(internal evidence)，而最終的判斷需要在這兩方面都說得通。其中，外在證據指的是對抄本（早期多是莎草紙本）本身的斷代，再結合書寫方法等其他一些因素判斷其可靠性。內在證據則指向抄本所載聖經段落的內在文法，包括上下文、行文風格、辭彙、作者所處的神學環境等。

首先，兩種讀法在早期抄本中都有所體現。起初，大多數早期抄本作「神的兒子」，但在年代稍晚卻異常重要的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 當中卻作「神所揀選的」。這就讓學者們不得不在這兩種讀法之間權衡利弊，卻又因為後者欠缺早期證據而舉棋不定。直到2000前後，一張新的約翰福音殘片被發現，斷代約在公元250年之前，其中恰恰就讀作「神所揀選的」。因而，儘管「神的兒子」依舊在早期抄本中佔據多數，但如今「神所揀選的」不僅在不同古語抄本和權威的西乃抄本中有所體現，同時也有了早期證據，在時間和空間分布上並不輸於「神的兒子」。

那麼，接下來就要看內在證據了。這裡涉及到兩個最基本的原則：1.比較難懂的讀法一般更可能接近原文；2.比較短的讀法一般更可能接近原文（與此處無太大關係）。為什麼這麼說呢？請思考這個問題：就這兩種讀法而言，是從「神的兒子」改到「神所揀選的」容易解釋呢，還是反之？大家應該不難看出，「神所揀選的」應是更難解釋的讀法。我們完全可以想像早期文士想要協調統一四福音書的動機，因為其餘三部對觀福音書，在耶穌受洗的部分盡皆使用了神的兒子這樣的說法。於是，文士們想要讓施洗約翰在這裡也說同樣的話，也就不奇怪了。其實，強調耶穌被揀選的身份完全符合施洗約翰的原意，因其指向耶穌彌賽亞的身份。不過對於眾多文士來說，似乎還是強調神的兒子更加應景。

說到這裡，或許諸位會有被騙的感覺——原來也沒什麼大不了啊！確實。不論是「神的兒子」還是「神所揀選的」對理解耶穌的身份，即便不算無足輕重，也是無傷大雅。而對那些獵奇心重的朋友，在下只能抱歉了，因為勘誤的過程既沒有印第安納瓊斯式的驚險刺激，也沒有一旦祭出就足以推翻三位一體或耶穌神性的文本爭議。對於業內專家而言，文本勘誤就像從成千上萬的碎片中拼回一幅畫原本的圖案，既有科學方法可循，也幫助我們建立對新約文本的信心。未曾想這一領域居然借著一人之書猛然火了一把，在下也就只好多強調一點文士們出錯或修改的情況。其實，在古代抄書是一件頗為辛苦的事情。一位亞美尼亞的抄寫者留下過這樣一句話：窗外暴雪正酣，手邊墨池結冰，我雙手麻木，筆從指間滑落。因而，不少抄本在結尾處如此說：本書完結與此，感謝歸給神！這些文士皆胸懷對神話語的崇敬之情。他們所保存下的新約抄本，那些千古字句，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隔閡，比我們現有的眾多英文譯本在字詞間還要更加一致。

說到底，很多源於自由神學的批判，從最早的來源批判到如今的文學批判（或稱以讀者為中心的視角），竊以為，多半基於對當下聖經文本的不信任，想要窮人手之力，抽絲剝繭，抓住所謂「真相」。但並不是所有從事此業的學者都拒絕聖經的權威，或輕看啟示的神學。人們偏愛極端，是因為極端在表面上容易處理。但他們是否思考過，形同可蘭經一般，繼承自天而拒絕一切人手參與的觀點，和一切都是人手之工，任何神聖性皆出自陰謀論的觀點，對信仰的個人和群體意味著什麼。基督教傳統卻高舉道成肉身，在人的歷史中看到神永恆的護理，在神永恆的恩典中看到人的作為(agency)。C.S. 路易斯在論到神跡時如此說：當神跡進入自然的那一刻，它就服從自然律。由水變來的酒可以醉人，聖靈感孕也要十月懷胎，由神默示的聖書也要遭受文本上的變化，主餐中的聖餅也會被人消化。沒有一部遠古時代的作品至今還保有原本，但神卻借著文士們的手一代又一代為我們存留下近乎原本的聖經。此人力耶，神跡耶？唯謙卑感恩而已。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賽40:8）。

(本文編輯：笑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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