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做事做官德為先【人生感悟】

做人做事做官德為先

文：網路

　　孔子的《論語》，是一部有豐富思想內涵的經典文獻，我們可以從中挖掘出許多精神寶藏。而我們做人做事做官的關鍵前提之一的道德品德美德，便是其中閃耀著理性和仁愛之光的瑰寶。在我們大力倡導高效、務實地工作、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挖掘這部儒家寶藏，從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從歷史文化中強身健體，從現實社會中看清是非，從個人經歷中總結經驗，有助於我們更好的做好本職工作、服務廣大民眾，促進社會事業進步、和諧發展。　　

　　先哲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此話的大意是，國君用品德教化治理國家，他就會象北極星那樣，泰然處在自己的位置上，使眾多的星辰環繞著他。幾千年之後，重溫先哲的話語，仍然可以體悟到其常新的一面。　

　　「敬德」，原本是周初政治設計的一個重要理念。最初，周人所敬之「德」乃是與「效天」之制的宗教相結合的，它是宗法政治在道德觀念上的反映。四千多年前，禹作為我國第一個王朝的奠基人，以其高尚的品德為後世治國者樹立了榜樣。《史記》中寫道：「禹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違，其親可仁，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偉偉穆穆，為紀為綱。」《左傳》記載周代人對禹由衷讚美的話則說：「美哉禹公，明德遠矣！」　　

　　隨著王朝的更迭，以往的「天命觀」受到了質疑，人們則由「敬天」而傾向「敬德」。並賦予「德」以新的內涵。魯太史克曰：「先君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左傳·文公十八年》）在此，「德」更加體現在「處事」、「度功」和「食民」等方面。集中體現孔子仁政思想的《大學》在首章便提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它明確指出，《大學》的原理，在於為政者（君子）的美德得以彰顯，在於親民，在於為政者（君子）達到最高的理想境界。所謂「德」者，「得」也，非「得」於「神」，而「得」於「民」也。　　

　　關於德的理念，先哲孔子有明確的敘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種措施不僅適用於「治民」，更加適用於「政德」建設。在《論語》中，有關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的言論很多，比如誠信、友愛、仁恕等言論，書中隨處可見。孔子把信視為人的立身之本。他打比方說，人不講誠信，就像車子上沒有安拴牛馬的橫木，會寸步難行。其弟子曾參說他自己每天都多次反省，反省的內容他提到三條，其中就有忠和信。孔子作為一代宗師，言詞也有激烈的時候，那就是看到學生不求上進或言行有違做人原則的時候。通常，孔子是作為寬厚長者的形象出現。他要求學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仁為己任。弟子們對孔子的評價是：夫子始終不渝堅持的原則就是忠恕。　　

　　道德訴諸人們的「良心」，訴諸人們內心的「道德信念」。所謂「道德信念」，就是指通過啟迪人們的道德覺悟、激勵人們的道德情感、強化人們的道德意志、增強人們的榮辱觀念，培養和形成古人所說的「羞恥之心」，從而使人們在內心深處形成道德行為的內在動因，培養和形成人的道德行為的最重要的基礎和前提。孔子在發揮「政、刑、禮」綜合作用的基礎上更加強調了德政的向慕歸化功能，這種功能之不同於「刑治」之處，就在於後者是一種「威服」，而前者是一種「信服」。「威服」是因為「懼怕」，而「信服」則是因為「敬」；「威服」是一種表面上的順從，而「信服」則是一種心悅誠服。孔子所謂「近者悅，遠者來。」便是德政的一種歸化效應。　　

　　《論語·顏淵》中載季康子三次問政於孔子。首次請教，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再次請教，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第三次問政於孔子，「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由此可知，孔子的德政是以為政者（君子）的「正」或「德」為前提的，只要自己身正，足以使民就於正道，「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也就是孔子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論語·堯曰》所載孔子的「尊五美，屏四惡」說，可足見孔子德政之學的總綱。孔子所謂的「五美」其一是（為政者，君子）給老百姓好處但自己卻不耗費；其二是役使老百姓但不招致老百姓的怨恨；其三是追求仁義卻不貪婪財利；其四是態度舒泰矜持，卻不居功自傲；其五是威嚴莊重卻不兇猛。孔子所謂的「四惡」其一是虐，是指對老百姓沒有事先的教育而枉加殺戮；其二是暴，是指對老百姓沒有事先告誡而苛求立即成功；其三是賊，是指對老百姓的管理沒有始終如一，開始鬆懈，而突然予以限期完成交代的事情；其四是吝嗇，是指對起初允諾給老百姓將給予益處，最終卻不願兌現，失信於民。在孔子看來，只有堅持「五美」，摒棄「四惡」，為政者（君子）才具備從政的條件。　　

　　春秋末戰國初是一個禮樂崩壞的時代，也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所以追求「長治久安」便成為孔子「仁政」思想的最終歸宿。孔子認為，「仁政」的出發點在於「修己」，在於「內聖」。只有通過「仁者，愛人」，通過「立人」、「達人」才能「兼善天下」。　　

　　孔子是一個有崇高理想的人。他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一生都在努力奮鬥。用他的話說，是「發憤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但孔子一生仕途不順，可一直不乏從政的熱情，而且也做過幾任官，所任最高職位是魯國的司寇，即現在的司法長官。不管什麼樣的官職，孔子都勤勉自勵，力爭做出一些政績；而且勤于思考，善於總結，不斷提出一些治國平天下的良策，特別是對從政者（君子）的為政之道提出了許多切中肯綮的意見與建議，對後人多有啟發。　　

　　孔子認為為政者（君子）最要緊的是要有正氣，也就是要德厚才寬。季康子（魯哀公時的正卿，當時政治上最有權力的人）向孔子問政，孔子回答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而「正」，是對「政」的最佳詮釋。為政者「正」是為政的首要前提。因為為政者（君子）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影響力，他的一言一行不是個人行為，而是代表著一種風尚，一種榜樣，民眾不知不覺在模仿學習，所謂「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如果為政者（君子）事事出以公心，剛正無私，那麼上行下效，民眾自然跟著走正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如果為政者胡作非為，營私舞弊，那麼他在民眾眼裡就一點威信也沒有，說出的話也沒有人聽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形象地把為政者（君子）的作風比做風，百姓的作為比做草，風向哪邊吹，草向哪邊倒：「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所以要想正別人，先正自己，否則沒有說服力：「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怎樣才算得上是正呢？孔子認為：首先，內心要磊落坦蕩，不搞陰謀詭計：「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其次，行為要光明正直，不搞歪門斜道：「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這是子游（時任武城縣長）向孔子讚揚自己手下一個叫澹臺滅明的人，這個人做事不抄小路，不走後門，不弄關係，不是公事，從來不到他的辦公室去。再次，要有自己的獨立人格，有獨立的見解、思想，且敢於表達出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用自己的正確意見來糾正別人的錯誤意見，而不是隨聲附和，人云亦云；如果追求「仁」，連自己老師也不必謙讓：「當仁，不讓於師」；面對上級當政者（即使是皇帝），不弄虛作假，不阿諛奉迎，敢於據理力爭，堅持原則：「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在生命與仁義（或者真理）面前，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今世之社會，我們黨提拔和使用幹部提倡：「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我們在人與人交往中，講究「誠信」，說的也是道德建設範疇。共產黨員需要不斷加強黨性修養，而加強黨性修養也是道德建設的一方面。高尚的道德品德籌就尊貴的人格品格，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統一起來，這應該是每一位公務人員、特別是領導幹部道德修養的目標。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人的道德決定一個人的人格，一個人的人格決定一件事的成敗。因此，做人做事做官德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