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逼婚：一場面向單身青年的戰爭

曾於里，文化評論者，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剛剛過去的春節，對於摯友L來說，難熬且痛苦。

L並非上海本地人，她在上海一所著名高校工作，工作體面；L性格爽朗，做事利落，是「女強人」一枚，也頗受異性喜歡；工作幾年後，她就憑自己的能力在上海買了一個小房子，小日子過得頗為悠哉樂哉……總之，在朋友人眼中，L是那種令人羨慕的性格獨立、人格獨立的人。L也承認自己生活的幸福感挺強的，除了平時母親打電話來逼婚，或者回家過年時的逼婚。

L出生於1987年，在她的山東鄉下老家，她的同齡人大多已經結婚生子。大齡未婚在故鄉近乎一種「恥辱」，你有沒有好工作，你能力是大是小，這些反而是次要的。L的母親對此非常著急，因為她的婚姻大事失眠多夢，L說，過年的這幾天，母親幾乎每天一大早就要到她卧室跟她談心，勸她不要太挑剔，差不多就行了；即便是結婚後再離婚，也比單身強。而L的父親，甚至在一次酒後沖她喊：「如果今年你還不結婚，以後就不要再滾回來。」

L非常矛盾。一方面她不忍心看到父母因為自己的終身大事而如此焦慮不安，另一方面她也不想將自己潦草地嫁出去，L談過幾次戀愛，但她認為如今她一個人生活幸福感更強，她還沒有遇到一個讓她堅定地想跟他共度一生的人。即便知道了許多大道理，但L仍困擾於怎麼辦，在痛苦的父母痛苦地逼婚中，她也陷入了痛苦。

L的遭遇並非個案。每到中國傳統春節，當單身的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變回單身的秀蘭、翠花、桂芳、大強、二餅、狗剩們的時候，一場中國式逼婚大戰就在千千萬萬個家庭上演了。「爸爸媽媽也老了，你就算是為了我們著想，也要快找個人結婚啊！」「你到底要挑挑揀揀挑到什麼時候！」「你再不結婚我們都沒臉見人了！」

▲ 2014年春節期間，百合網的一則「逼婚」視頻引來許多批評聲，甚至有網友發起「萬人抵制百合網」的微博活動。? 百合網

逼婚何以出現？逼婚又是如何成為年輕人不可承受之重的？逼婚和反逼婚的衝突本質又是什麼？

逼婚之戰

父母為什麼逼婚？

有人從生物學角度對逼婚問題進行過研究，認為逼婚是基於人的一種生物本能。現代生物學研究認為：在很多場合，物種傳遞基因的本能或慾望超過了個體自身保存的本能或慾望，「生物無論做的什麼都是為了增加自身基因的存活率或基因複製的成功率」。

英國演化理論學者理查德·道金斯的著名的《自私的基因》是這方面的代表作。書中認為，基因唯一感興趣的就是不斷重複地拷貝自身，以便在進化過程中爭取最大限度地生存和擴張。由於基因掌握著生物的「遺傳密碼」，所以一切生命的繁殖演化和進化的關鍵最終都歸結於基因的「自私」。比如，動物照料它的後代，從生物個體的角度來看，這也許是一種利他行為。但是正是因為基因控制著這種行為，它才能通過動物照料後代的這種利他行為完成自身的複製，從而使其自身得以生存。人類也不能例外。人類也僅僅是因為體內無數遺傳因子的存在而存在，在時間和空間上成為運送它們的「生存機器」或「運載工具」而已。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不難理解當子女遲遲不肯結婚時，父母的焦慮了。這意味著，他們的基因沒有被及時地再次複製，結婚年齡越晚，基因複製的概率就會降低（比如高齡產婦）。基因的自私也表現在與他人的競爭上，當身邊有人完成了基因向孫輩的複製時，自己如果在複製基因的競賽中落後，這種焦慮就會更為深重。當這種焦慮包裹在孝文化的殼子里，就變成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傳統觀念。

▲ 上海人民公園相親角，一位母親在登記兒女的信息。 ? 廣州日報

不過，父母們大概不願意承認逼婚是出於他們繁衍後代的本能，他們的理由非常真誠簡單（或者說冠冕堂皇）：為你好。

婚姻制度已經存在數千年了，漫長的歷史的確證明了，婚姻制度有助於家庭的穩定、繁榮和幸福，也有助於社會的穩定、繁榮和幸福，有了它男女得以結合，後代得以延續，親屬得以確立，分工得以產生，社會組織得以形成。久而久之，婚姻成了人生必不可少的程序之一，婚姻制度甚至上升到法律層面，成為了規範男女間性與生殖的一套國家制度。這些都讓婚姻顯得不可或缺。許多父母逼婚也是出於根深蒂固的婚姻觀念和真實的擔心：你不結婚，人生路漫漫，沒有一個依靠怎麼可以？父母老了以後，你怎麼辦？

這種繁衍本能、面子和擔憂的雜糅，讓許多父母在逼婚上態度非常固執。循循善誘者有之，苦口婆心者有之，惡言相向者有之，以死相逼者也有之。而在關於逼婚的新聞底下，許多單身人士痛陳自己的被逼婚史，經歷也是觸目驚心。「我媽還曾經讓我和一個gay結婚，說我結婚了她就完成任務了。」「我三十多歲，研究生畢業，我家盡給我介紹五十歲以上離婚喪偶的男士。」

逼婚帶來的雙重壓力

既然不少父母的逼婚如此不合理，子女們大可不理會，但很多人還是感受到真實的痛苦，「不理會」並不容易做到。

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孝」是一個貫穿始終的文化內核，不管是家庭生活，還是社會生活，甚至是官員的政治生活，都與孝息息相關。什麼是「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這樣的孝文化，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式親子關係，父母與子女之間是一種權威和順從的關係，子女必須聽從父母的，不可忤逆。

之所以提倡孝文化，是因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結構是「家國同構」「家國一體」「君父一體」，對父親的順從之孝，最終延伸到對君主的忠誠與忠貞，忠孝是一體的。比如唐太宗就曾這樣說：「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於其君，戰臣勇，朋友信，揚名顯君，此之謂孝。」

進入現代社會，傳統文化中的許多糟粕遭到了揚棄，但孝文化的「君父一體」仍舊有著廣泛的社會根基。我們當然要敬愛、尊重、贍養父母了，這並不意味著子女得聽從、順從和屈從。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陰影揮之不去，子女若不順從，輕易就被扣上「不孝順」「沒良心」的帽子。孝文化也造就了一批從來就沒有精神獨立過的父母，他們仍舊把子女視為私有財產，企圖操控子女的一切，子女若有反抗，他們動輒「一哭二鬧三上吊」，這給子女帶來了極大的道德壓力。

除了道德壓力外，逼婚帶來的另一個壓力是輿論壓力。伴隨著逼婚的，是單身被污名化，最典型的是就是「剩女」一詞。「剩女」是一個很中國的辭彙，當這個辭彙被發明時，它就被寄寓了貶義色彩。

什麼是剩？字典的注釋是：余留下來的，在消耗和使用後作為剩餘留下。我們日常使用的關於剩的成語，比如剩菜殘羹、剩山殘水，也都是偏向貶義，指涉殘破的、狼藉的。「剩女」，便與剩菜殘羹並列，指涉那些到了所謂的適婚年齡卻剩下來的女性，她們是婚姻市場中無人挑選的、沒人要的、被廢棄的。

《中國剩女調查》一書指出，自2004年媒體第一次出現關於「剩女」的報道後，輿論關於「剩女」形象的建構是這樣一群人：嫁不出去；沒有男人晚上很寂寞；年紀大了，生不出健康的孩子；有心理障礙，各種疾病都找上她們；最後將孤獨終老……即便近些年來中國女權主義者一直致力於反污名化，但公眾對於大齡未婚女青年的印象，仍舊囿於傳統的刻板印象。一個女性事業再成功，長得再漂亮，但只要她還單身，人們總不免投去異樣的眼光，猜度她單身背後是否有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價值觀的衝突和社會問題的縮影

逼婚現象一直都在，但近兩年來，逼婚越發成為一個顯著的社會問題，根源在於，到了所謂適婚年齡卻仍未結婚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了。

單身如今在成為一種時代潮流。聯合早報曾報道，截止2015年，中國單身男女人數已近2億，獨居人口從199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14.6%，如今有超過5800萬人一個人生活，其中20歲到39歲的年輕獨居戶接近2000萬人。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統計年鑒2017》也顯示，2016年一人戶家庭佔據家庭戶總數的14%。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表示，不結婚也能很幸福。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展開的另一項調查顯示，61.2%的受訪者都表示自己存在「恐婚」傾向。

不願意結婚、不想結婚或者不想那麼早結婚，一方面是個人主義思想的崛起。這些主動選擇單身的人士，大多生活在大中城市，他們接受過高等教育，從事相對體面的工作，經濟獨立，精神獨立，並享受一個人的生活狀態。在社會學家李銀河看來，這首先意味著個人主義迅速上升，婚姻從一種普世的價值已經變成了純粹個體的選擇，「家」的概念、家族主義在下降。

美國社會學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也持這樣的觀點。他在《單身社會》一書中指出，獨居潮的興起，除了經濟發展創造的財富，以及現代國家福利提供的社會保障外，更關鍵的是自由、適應性、個人選擇，在現代道德準則中最受人們珍視。「個人最主要的義務在於對自身負責，而非對他的伴侶或者孩子」，當代對個體的推崇已經遠遠超越了想像。

但另一方面，不想結婚、不敢結婚也是嚴峻社會問題在婚姻上的投射。如今東亞的日韓都不約而同呈現出「低慾望社會」的特徵。日本著名管理學家大前研一在《低慾望社會》中感嘆：「日本年輕人沒有慾望、沒有夢想、沒有幹勁，日本已陷入「低慾望社會」！」韓國也有「X拋一代」的說法。一開始「三拋一代」，因為巨大的經濟壓力拋棄了戀愛、結婚、生育；後來有了「五拋一代」，連住房、人際關係都拋棄；更有甚者自稱「七拋一代」，連夢想和希望都要拋棄。

這種「低慾望」更近乎高慾望不可得之後的「自我閹割」，在經濟發展萎靡、階層固化的局勢下，年輕人只能切割掉「不切實際」的高慾望，試著選擇一種「隨遇而安」的生活，唯有這樣才可以活得稍微輕鬆一點。在北上廣，不少年輕人不敢結婚、不敢生小孩，倒不是不願意，而是在巨大的生活壓力下，他們不敢。有的人則把自己當做籌碼，婚姻於他們而言是改變命運的又一次機會，甚至是人生中剩下的唯一可能的上升渠道，他們不願貿然用掉這次「機會」。

因此，逼婚和反逼婚的衝突，本質上是結婚和不結婚兩種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衝突，是種種社會問題的集中式體現和爆發。雖然網路上流傳著種種反逼婚的tips，但在真實的衝突面前，它們往往無濟於事。即便對於這一代年輕人來說，他們更獨立、更自主，但要他們「剔肉還骨」般捨棄與父母的關係，或者完全無視生活壓力和輿論壓力，也是痛苦而困難的。一個社會的代際衝突和轉型期陣痛，往往難以在短時間內消弭——遺憾的是，我們的社會在調適衝突和紓解癥結方面的作為和努力還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