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百年甲骨之謎:剃頭匠讓"龍骨"走出殷墟(圖)3

中斷多年:恢復考古發掘

1950年4月，中斷了13年的殷墟考古發掘重新恢復。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初到90年代初，40餘年的時間裡先後開展了16次考古發掘，共出土龜甲658片，甲骨5585片。最令人矚目的是1973年3月在小屯南地的發掘和1991年10月花園庄東地的發掘。

1972年12月的一天，年近六旬的小屯村農民張五元到村南邊的小溝里挖土。剛剛挖了幾鍬，就看到下面的土色逐漸變深，而且土裡夾雜著一些小骨片，有的骨片背後還有被當地農民稱為「火號」的鑽鑿痕。張老漢過去曾經參加過殷墟的發掘，懂得一些考古的知識，馬上意識到自己挖到的可能是殷墟甲骨，立即停止挖掘，並將有「火號」的甲骨揀起來，小心翼翼地送到了設在小屯村西頭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工作站。

由於時值隆冬，發掘工作無法進行，就先把甲骨文出土地點掩埋住了。從1973年3月開始，劉一曼先生等在發現甲骨文的小屯南地進行了兩次發掘，面積達430平方米。兩次發掘共發現殷代灰坑123個，其中28個出土了甲骨，少的一坑出一兩片，多者數百甚至千片，總數達到5335片。劉一曼先生主持發掘的H24坑出土甲骨文最多，共有1365片。

1991年10月，為了配合現在殷墟路的修築，考古所的專家們開赴小屯村以南的花園庄一帶進行鑽探。在清理一個編號為h3的灰坑時，發現了一個長2米、寬1米的長方形窖穴。考古專家最終發現，原來這是一個完整的收藏有1583片甲骨的大型窖藏！

由於發掘現場緊鄰正在施工的工地，無法正常工作，考古隊員們又想到整體搬遷的辦法。1991年10月29日，一輛起重機和一輛大平板載重車來到了工地。前後不到半小時，大木箱就運到了考古工作站。清理工作歷時兩個多月，1500多片甲骨重見天日了！這是繼著名的YH127坑甲骨和小屯南地甲骨之後又一重大發現。這坑甲骨僅完整的龜板就有755片，內容涉及商代祭祀、田獵、天氣、疾病等方面，專家們分析其時代屬於商王武丁中興時期。

花園庄東地甲骨坑，共發現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上有刻辭的574片（刻辭腹甲557片，刻辭背甲17片）；卜骨25片，上有刻辭的5片，共計刻辭甲骨579片。特別珍貴的是，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為主，其中完整的卜甲755版，其上有刻辭的整甲近300版，佔有字甲骨總數的50%以上。除了整甲外，半甲、大半甲的數量亦多，據粗略統計，半版以上的大塊甲骨，占此坑甲骨總數的80%。這是繼1936年小屯村東北地YH127坑及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以後又一次重要的發現。

這坑甲骨大多數卜辭占卜的主體不是王，而是「子」。甲骨上的字體較細小、工整、秀麗，與過去發現的一些特殊書體與稱謂的卜辭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又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這表明，在武丁時代，不但是王，而且王室貴官、地位顯赫的大貴族都可以獨立地進行占卜活動。花園庄甲骨坑的發現，對甲骨文的分期斷代，對研究殷代的歷史都有重要的意義。

宣傳教育:傾力保護殷墟

從1899年甲骨文被發現到新中國成立，小屯甲骨遭到大肆的私挖亂掘，大量的珍貴甲骨流失海外，對殷墟考古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1950年，為了保護殷墟，在小屯村專門設立了「殷墟遺址保管所」。同年8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今屬中國社科院），1958年考古研究所建立「安陽工作隊」。經過對小屯周圍群眾的宣傳教育，他們也認識到了保護殷墟的意義。

也正是得益於政府對殷墟保護工作的重視，私挖亂掘甲骨的現象基本上已經杜絕，殷墟這座珍貴的古代文物寶庫重新煥發了生命。

護殷墟商代興亡話甲骨

失落王朝:循著甲骨來追尋

2006年3月9日，記者來到仰慕已久的安陽殷墟小屯。此時的小屯恍若隔世，忙碌的殷墟博物苑門前停滿了前來參觀者的車輛，而在通往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安陽考古工作站的小道旁，則坐滿了懶洋洋地曬著太陽的小屯村的老人。殷墟的繁忙好像和他們毫無關係！

穿過柏油小道往西數百米，記者來到了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安陽考古工作站。

「羅振玉雖然不是發現甲骨文的第一人，但是憑藉過人的智慧和無比的耐心，使人們對甲骨文的解讀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安陽，成就了羅振玉。」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安陽考古工作站院內的一間簡陋的辦公室里，記者見到了安陽市文物工作隊隊長孟憲武。作為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的首批畢業生，孟憲武對殷墟考古有著常人難以理解的迷戀。

「其實，在20世紀初期，與羅振玉同時著手研究甲骨文的還有一個人，他就是近代中國學術界的一代宗師王國維。王國維原本研究哲學、教育學和美學。1911年王國維與羅振玉一起東渡日本，受羅振玉影響後轉攻經學、史學。1914年，他幫助羅振玉整理和校訂《殷墟書契考釋》，從此對甲骨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14年，羅振玉謝絕一切賓客，足不出戶40多天，寫成了《殷墟書契考釋》一書，考定帝王22個，先妣14個，人名78個，地名193個，文字485個。從此，商王朝的秘密開始呈現在世人面前。」

研究表明，《史記》中描述的王朝並非是虛無的，商王們全部以天干為名，真實地生活在3000年前。

此外，關於商人的祖先，《禮記》和《國語》各執一詞。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中第一次注意到一個半人半獸的象形字，隸定做。卜辭中稱為高祖，參照《帝王世紀》中有「帝嚳名」之說，才知是傳抄中的筆誤。這是一個重要發現，《史記》分別記述堯、契、后稷都是帝之子，可知商人認定的遠祖比堯舜的時代更加久遠。

「這時，羅振玉與王國維完全被甲骨文中的世界吸引了。商王朝並非傳說中的亞特蘭特斯，而是一個曾經存在而又消失的古老王朝。」孟憲武說。「商代晚期已經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文字，但屬演化階段，百分之八十都是象形圖畫。它們絕不僅僅是商王求神問卜的文字，而是一個偉大國家的檔案。商有北到遼寧，南到珠江流域，西起陝西，東至大海的疆域，是3000年前地球上最為廣闊的國家。在甲骨文中，人們甚至可以分辨出商朝上百種手工業的分工及那個時代的普通瑣事。揭示了古文字的內涵和遠古時代的資訊。」

1914年，羅振玉根據對甲骨貞卜文字的解讀，更進一步確指小屯即是商王武乙至帝乙執政期間的都城。西元前1300年，商代第20任國王盤庚帶領他的臣民從山東「奄」地西渡黃河，經過一次和平的遷徒，來到安陽洹水河畔，建立了嶄新的都城，並在此傳8代12王，歷254年之久。

甲骨四堂:推開商王朝大門

1928年，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之初，請了一個30歲出頭的年青人當通訊員。他就是6歲入私塾，家境貧寒，1922年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師從於甲骨文大師王國維的河南人董作賓。

同年8月，董作賓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之命前往河南，對殷墟遺址做實地調查後，得到了殷墟現狀的第一手資料。隨後，董作賓回到北京彙報了在安陽的考察情況，幾天後帶著500銀元發掘費再次來到安陽。

至此，中國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對殷墟的科學發掘拉開了序幕。

資料記載，從1928年至1937年，殷墟科學發掘一共進行了15次，董作賓參加了前7次和第9次發掘。奠定了我國田野考古學的基礎，成為我國甲骨學和考古學的主要奠基者之一。1933年，他提出了甲骨文十個標準、五個時期的斷代方法，極大地推動了對甲骨文的研究。

1928年底，畢業於清華大學、被派往美國留學、獲哈佛大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博士學位的李濟從美國歸來，接替董作賓出任考古組組長，董作賓主要負責研究甲骨文資料。

「大革命失敗後，因政治原因旅居日本的郭沫若也開始注意到甲骨文的斷代問題。他在編纂《卜辭通纂》的過程中，也產生了與董作賓相似的看法。」中國殷商文化學會常務副秘書長、安陽市文聯主席張堅告訴記者。

在張堅看來，郭沫若對甲骨文研究的主要貢獻並不在這方面，而是在於他首先開創了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指導下，運用甲骨文資料對中國古代社會進行系統研究的風氣。資料顯示，從1929年到1937年，郭沫若在短短8年間，編寫了六七種甲骨文論著，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商代社會歷史文化的新見解，把甲骨文和古代社會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階段。

「近百年來每論及甲骨文，都免不了要提到復旦大學教授陳子展的一句名言:『堂堂堂堂，郭董羅王。』前面的四個『堂』字，分別戴在後面四姓的頭上，便成了人們凡提甲骨必說『四堂』的由來。」就郭沫若（字鼎堂）、董作賓（號彥堂）、羅振玉（字雪堂）和王國維（號觀堂）對甲骨學研究的貢獻，張堅表示了極大的肯定。「近一個世紀以來，『四堂』在甲骨文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撼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