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制度與大革命》讀書筆記

《舊制度與大革命》讀書筆記2012-08-11 00:20:33 《舊制度與大革命》讀書筆記同時下的一些解讀相反，這本書大概並不是一本要「告別革命」的保守主義著作，在前言中，有這麼一個鏗鏘有力的句子：「這是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時代，儘管它有各種錯誤，人們將千秋萬代紀念它，而且在長時期內，它還將使所有想腐蝕或奴役別人的那類人不得安眠。」（p32）此外，對托克維爾而言，革命也不是你能告別就能告別的了的，因為大革命有其結構性原因。一言以蔽之：舊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繼承舊制度。《舊制度與大革命》三編，大體按照對革命的抽象（宏觀）判斷、中觀社會結構、微觀誘因（政治、社會行動）來撰寫，對大革命做一病理學的分析。抽象層次：對托克維爾而言，過去認為法國大革命是反（教會）迷信、反暴政的說法，都只看到了這場革命的表象。從政治結構的角度講，革命不是削弱了政府權力，而是極度加強了政府權力。「它在實質上是一場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托克維爾特意強調，它是對古老封建制遺迹的摧毀。中觀社會結構：大革命所誕生於其中的「政治社會」結構是托克維爾特別關注的。他觀察到了幾個令人驚異的現象，比如說「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在這些制度的桎梏實際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顯得最無法忍受。」（p64）他對比了德意志與法國，得出的結論是在德意志，農奴制的痕迹更重，桎梏更深。但發生革命的場所卻是在法國而不是德意志。這個觀察不但讓托克維爾驚訝，也讓其他人感到有必要解答。其中一個解答是「革命在某種程度上是欺軟怕硬的」。當然，一場革命通常是以一場社會與政治運動的面目出現的，而對於一場成功的社會與政治運動來說，資源、輿論準備、組織、政治機會是必不可少。而只有在一個較寬鬆的社會條件下，才具備這些條件。從這個角度上講，革命確實欺軟怕硬。但是這麼說忽略了另外一些東西，因為在穩定——革命光譜之外，還有一個選項，那就是「暴動」——當人們被逼到生存的死角，即使沒有資源、沒有組織、沒有政治機會，同樣會有行動，只不過這種行動通常以一種相當無序、無法預料又極含暴力色彩的方式出現。中原歷代王朝的覆滅（除少數幾個）難道是饑民「欺軟怕硬」的結果嗎。從這個角度講，德意志為什麼沒有發生群眾運動，不是因為它太硬，而是因為它還不夠硬。順便說一句，對於法國桎梏較輕這個評論，其實托克維爾自己也有不同意見。《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二編第十二章的題目就叫做《儘管文明取得各方面進步，何以18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有時竟比13世紀還糟》。仔細考察其內容，托克維爾是在講，整個社會的進步是不均衡的，有些人，被遠遠拋到時代的後面，受到極其不公正的待遇。革命，遠遠不是吃著碗里的看著鍋里的這麼簡單。當然，托克維爾是想強調，大革命所發生的社會其實已經是一個中世紀制度衰微的社會（因此革命的發生同中世紀關聯不大）。但是這種中世紀制度衰微是不是意味著封建制度不再起作用，不，不是的，封建制的保護功能萎縮，但束縛功能仍在。貴族的舊義務隨舊權力而去，但仍保留了特權。封建制的衰微自然是王權擴張的結果。十八世紀一位法國大臣紀堯姆曾說道：法王就是sovereign，對他而言，雖然不能為所欲為，但也不是不可能的。國王、御前會議、督察官(intendant)組成官僚機構聯手統治著國家（順便說一下，商務印書館版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將intendant這個職位翻譯成總督，《法國大革命的起源》一書則指出總督governor另有其人，通常是由大貴族憑出身擔任的，而intendant則由律師或職業行政人員組成，他們也是貴族，不過通常是新貴。總督位高權輕，督察官位卑而權重）。自1705年以後，法國沒有發生一次農民起義/暴動，老百姓傾向於將國王看成是保護者（他能控制日常生活物資的價格）。教會只要自己的特權得到尊重，也傾向於與國王合作。貴族已無實際控制地方的權力，其福利仰賴王室的恩惠。如果政府真要對貴族動刀，無人可以阻撓，路易十四要廢除貴族的免稅權也就廢了。新貴和舊貴、富貴與窮貴、穿袍與佩劍、宮廷與鄉村貴族之間的重重矛盾是貴族力量的致命傷。對政府威脅最大的是高等法院的法官（手握諫諍權、法律註冊權、頒布行政法規之權），這些人的職位是政府賣官鬻爵而來。政府要罷免法官就要退還買官的花費，通常肉痛捨不得，也就造就了法官的獨立性。但政府只要下決心整頓，比方說退還錢款、御臨法庭、放逐法官（如果該法官太過批龍鱗），法院也不是不可以控制。因此，在托克維爾的敘述中，舊制度就是中央集權制。這既表現在地方中央關係上，也表現在橫向的權力關係上。省三級會議和市政會對督察官俯首聽命。農村裡的教區雖然有自治形式，如同美國村社，但托克維爾辛辣的諷刺道：「二者彼此相似，就像一個活人和一個死人相似一樣。」（p89）換句話說，教區治理雖然有選舉的形式，但被選舉官員已變成國家的工具，而非自治機構成員（邏輯同我國農村治理。托克維爾在這裡寫道：「最專制的政府也能夠與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結合在一起……幾乎所有那些曾經摧毀自由的君主最初都想保持形式上的自由，他們自認為這樣便可將只有專制力量才能給予的種種便利於公眾認可的道德力量結合起來。」p90、p86）。托克維爾特別提醒，國王通過設立行政法院的方式剝奪了高等法院干涉行政的權力，官員自稱：「因為普通法庭的原則與政府的原則從來都是不相容的。」（p96）當這麼一個舊制度體現出了對統計數字、審批、行政公文、政府法規的特殊嗜好的時候，可是一點都不讓人驚奇。這裡出現了又一個奇怪的現象：托克維爾承認舊制度下的法國政府還是「發展」導向的，不是單純為了統治而統治。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它將手伸向一切社會實踐領域，企圖控制一切。但思想領域卻被奇怪的遺之在外，「政府允許極其自由的討論有關宗教、哲學、道德乃至政治種種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論。只要人們不惡意評論政府的芝麻小官，政府甘願容忍他們攻擊社會當時賴以存在的基本原則。」（p103）托克維爾自己的解釋是，「必須讓法國人嘗一點放縱的甜頭，以慰藉他們所受的奴役……它以為那種事與它無關」，但原因應該比這個「統治者愚蠢短視」的解釋要更複雜。因為路易十四的王室審查官對查禁書籍特別有興趣，路易十五、十六時期的書報檢查制度也在努力運作。但確實這種查禁從來沒有上升到「焚書坑儒」的程度也是真的。可能的解釋之一是：統治者內部的分裂——高等法院為了挽回頹勢，需要從公眾中尋找政治支持，政府方面也有此企圖。但正如威廉多伊爾所說，「法國沒有代議制，因此無論是誰，政府還是社會中的個人，都無從了解公眾，也無從獲知公眾的觀念。於是公共輿論常常被當做合法性的尺度，也常常被看做是民意的客觀表述。每一個人都想拉攏公共輿論。」這樣就沒法向輿論領袖們痛下狠手。舊制度下還有好些矛盾呢。比如說，一方面，在舊制度下，由於缺乏制衡與法律，也就缺乏克制的精神，在人民和政府雙方都缺乏對「政治」的信任，官民衝突非常容易以暴力開、收場。另一方面，由於「中央政權已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p107），由於無可憑藉，社會改良者們就把眼光集中於政府，對政府的作用寄予了過高的期許，甚至農夫也把改良耕作的希望寄托在中央派出巡視員身上。這種對權力執行者和制度的嚴重不信任，與對權力本身的期望，就構成了另外一對矛盾。（我想，這個矛盾非常容易造成一種「總體解決思路」。但是「個別解決思路」在舊制度下也多半是行不通的。舊制度每天都在產生絕望【絕望於用社會合作解決問題】，因為在社會生活的任何角落都受到政府這條或者那條條規，這個或那個政府部門的許可與否的制約。這個困局的解決辦法之一可能是齊頭並進的「總體——個別解決思路」：社會自身首先要組織起來，在尚未被權力管制的領域【必然是那些不重要的領域】活動，培育組織、養成習慣，等待「將軍」。而「將軍」的目的不是為了改造社會，反而是為了放棄此夢想。）托克維爾指出，舊制度下的法國社會是一個原子化的社會。原子化，在這裡可以做兩種理解。第一重指的是個人間的組織能力。除了官僚集團，別無其他有組織力的集團。而這個以等級制構建起來的集團，也有因為內爭、世俗導向而導致的組織渙散問題。換句話說，只有原子，沒有分子。第二重指的是思想、習慣、精神和風尚方面的相似性。「正是獨夫體制，天長日久，使人們彼此相似，卻對彼此的命運互不關心，這是獨夫政體的必然後果」。（p120）這裡又出現了另外一處矛盾。這個原子般的社會同時也是一個階級森嚴的社會（面對官府，人人原子化，面對各自，又自成集團）。托克維爾特意指出，階級森嚴，在這裡，指的並不是階級門檻高、階層固化。18世紀的法國貴族是一個開放的精英群體，任何有財力買得高官的人都能成為貴族。從1725年到1789年，大約有8000人因此獲得貴族稱號，如果算上其家人，那麼就有四萬人榮登貴族階層。如果《法國大革命的起源》一書說的沒錯，那麼18世紀的新貴族就要佔整個貴族階層的三分之二以上。那麼，既然存在社會流動性，為什麼還說是階級森嚴呢？那是因為特權成為一道分隔貴族與平民的明顯界限——一階級與另一階級的區隔標誌不是經濟收入，而是人為強加的政治特權。這種人為的政治區隔構成了法國所有階層和集團的特色。托克維爾還提到，由於缺乏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所有的階層、集團均無感覺與他者合作的必要，反而變成了分利集團（政府在不停的出售特權）。這種社會生活公共性的不斷喪失，對這些集團中的個人來說，也帶來了持久不斷的焦慮（請回想我國現在的食品安全問題，一方面種菜的不吃自己的菜，另一方面他（她）也在擔心其他食品的安全）。這種區隔與隔膜到了極致，逆反反彈回來，就以社會共同體的面貌吞沒一切集體。「階級分裂是舊王國的罪惡，並且後來成了它的託辭」（p144），我們怎麼能不猜疑這是舊制度的有意所為！托克維爾對舊制度下法國社會的另外一項重要觀察是：被離棄的農村。舊制度把一切資源都集中在了巴黎，集中在了城市（托克維爾也提到了不公平的賦稅制度的重要影響。富裕人士紛紛奔向城市企圖購買一官半職從而擺脫公共負擔）。無人領導，也無人負責，承受最重的賦稅、徭役與歧視。對於這些被遺忘的人群，托克維爾給出警示：「絕不能輕信法國人在他們最大的痛苦中經常表現出來的輕鬆愉快……給這些人打開一條出路吧，讓他們擺脫他們似乎不介意的苦難，他們立即會朝那個方面飛快地跑去，勢頭暴烈，要是你擋住他們的道，他們連看都不看你一眼，就從你的身上踏將過去。」（p169）長期被遺忘，成為爆炸點，是不會帶來理性的思考與理性的行動的。在舊制度下，當貴族不再履行他的保護職能，當資產階級變成分利集團，事到臨頭，誰也無法領導這支龐大的社會力量。微觀誘因：我猜，任何一場革命乃至政治社會運動，大約都可以從形、勢、術三個層面去把握。其形賦勢，其勢涵術。形，是長期結構性因素，如托克維爾念念不忘的政治社會結構，又或人口或地理因素；勢，是這種結構性因素所帶來的潛在的勢能；術，則是人們所採用的政治、社會策略集合。術肯定是對勢的利用，不過未必是有意識的。形、勢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人們可以想像出並使用出何種策略。在這一編里，托克維爾主要講述的是勢、術。一、人們普遍缺乏政治經驗大革命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文人領導大革命的浪潮、以理論治國。這是托克維爾重點批評的內容之一。日後蘇珊?鄧恩在《姊妹革命》一書中也指出，領導美國革命的人士既受過高等教育，也都是從政多年的政治家，他們把知識分子的眼光同政治家的實踐智慧完美的結合在一起。但在法國，是另外一回事。美國駐法國大使，也是國父之一，莫里斯，評判說法國革命領袖們想像力有餘而知識、判斷或者反思不足，法國「已經用天才取代理智作為他們的嚮導，以試驗取代經驗，因為他們喜歡閃電而不喜歡陽光，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徘徊。」（p42）。另外一位大使，約翰亞當斯，也認為法國當時的思想家和革命領袖們對政府這門科學可以用「無知」兩個字概括。前些天有位端宏斌先生也寫了一篇本書的讀書筆記（為什麼政府高層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簡單的把托克維爾這個觀察理解成「公知誤國」，讓人懷疑他（她）到底有沒有看過這本書。如果我們把這個理解繼續延伸成「因為知識分子沒有政治經驗，不適合治國，所以還是應該讓現有的治國者繼續治國，因為他們有政治經驗」，我想，就更加是個錯誤。托克維爾指出，知識分子、人民、貴族和資產階級長久以來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因此，對政治毫無經驗。或者說，由於長久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所以神聖化政治。如前所述，舊制度也灌輸了以權力解決社會問題的體驗。接下來的這個判斷顯示出了托克維爾深刻的洞察力，和舊制度之所以成為悲劇之所在。托克維爾寫道，「長期以來，貴族和資產階級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們表現出這種獨特的缺乏經驗並不使人驚異；但是更加使人驚異的是，正是那些領導國家事務的人，大臣、行政官、總督，毫無先見之明。他們中間許多人對於本職工作的確都精明強幹；他們洞悉當時政府的一切細微末節；但是，一涉及治國這門科學，這門教授如何理解社會普遍運動，如何判斷群眾精神動向並預見其後果的科學時，他們就和民眾一樣一竅不通。事實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國安邦的要術完完全全教給政治家。」（p179）換句話說，在舊制度之下，無人有政治經驗。知識分子沒有，治國者本身也是沒有的。在這裡，需要對「政治」和「政治經驗」做一下說明，以便說明所謂政治經驗同行政經驗是兩回事。政治，從非常技術的角度來講，就是眾人之事。一種良好的政治，是找出能夠滿足大多數人保守偏好的最不壞的決策。雖然政治和經濟運行的方式有異（一個以個人選擇的方式表達、聚合偏好，另外一個是以集體公共選擇的方式表達、聚合偏好），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讓個人自己來表達比其他人代為表達要有效的多。原因之一同私有信息有關。正如哈耶克在《知識在社會中的作用》一文中所表述的那樣，「合理的經濟秩序問題的獨特性恰恰是由於下面的事實形成的：我們必須加以利用的關於環境的知識，從來不會以集中的或整全的形態存在，而我們所見到的只能是由每一分立的個體分別掌握的零散的、不完整的知識。社會的經濟問題就在於如何利用不能完整地由單個人掌握的知識的問題。」這個道理，政治和經濟領域其實是一樣的，治國的知識也是這樣分散在個人手中的。這個人，作為城市新移民，可能對種種隱形的歧視有切身體會，那個人，作為小企業家，也許會對企業運行中同某地政府官員打交道的潛規則比較熟悉，這些信息太瑣碎、太個人、太隨機，以至於難以形成正式知識被某個機構、個體統一掌握。如果他們都能夠進行政治參與，這些信息就會被傳遞出去（儘管集體決策未必合他們的意）。綜上，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是通過中央計劃-命令方式長時態運行的，我們大概不會說這個國家的經濟領導者富有「經濟」經驗，因為全部信息聚合到一個人手中且能理解之，然後做最優選擇的事情，壓根就做不到（而且，老實說，這個領導者有逐漸劣化的傾向）。在政治領域，如果缺乏公共政治生活的話，執政者本人對信息的掌握也是不全面、偏狹和存在誤解的（有人給九常委講過課，所有的講課內容必須事先審核，以至於平淡無奇、毫無水準。寫內參，通常也會變成為上級意志做論證——這是我的一個朋友的經驗之談。在我個人同某些政府官員的接觸中，發現他們對技術細節有了解，但是對這些細節意味著什麼，卻有很大的盲區）。威廉三世相信自己是共濟會統治世界陰謀的犧牲品，他治國近三十年了，政治經驗何在？原因之二同政治品德有關。政治的美德之一是克制，而剋制意味著，主張自己的政治意見但知道這種政治意見的合理邊界在何處，知道自己能走到哪一步不至於引發太強烈的反對，知道如何協商、妥協，有的時候還意味主動做出犧牲，以示善意或幫助共同體的其他團體或個體。剋制在政治生活中是多麼重要，幾乎是不言自明的。而要能使人們具有這項美德，靠人品，大概會有點問題。要做到這點，就需要時不時發生的有軌道的政治對抗（這一點只有大眾政治參與才能做到），讓「敵對」的利益團體或個人了解對手的論點乃至實力，讓他們有改良自己立場以吸引更多旁觀者的動機，使他們能夠「尊敬」自己的敵人。法國大革命同時代的英國人就很明白這個道理。比方說，對老百姓的鬧事持模模糊糊的認可態度，視之為一種社會訴冤，可制約王權紳權。馬薩諸塞殖民地是美國革命的起源地，該地的英國總督托馬斯?哈欽森在1768年說道：「某種群眾鬧事，是合憲的。」美國革命後托馬斯傑斐遜接到謝斯起義的消息後甚至說道：「我喜歡不時發生一次小小的叛亂。它好似大氣中的暴風雨一樣。」換句話說，他們了解低烈度政治對抗所產生的良性後果。他們明白，所謂政治經驗並非只是知識性的，還是實踐性的。在一個沒有公共政治生活的地方，就很難有獲得並實踐「克制」的操練場。此外，對於治國者而言，如果沒有這個操練場，他（她）也無法了解社會生態與各種社會力量的狀態與訴求。托克維爾一針見血的指出，在革命前夕，路易十六仍將貴族視為王權的首要敵手，卻把資產階級和人民看做王室最可靠的支持者。路易十六的政治經驗又在什麼地方呢？以上，政治經驗是需要去了解、去觸摸的，舊制度卻做不到這一點。它在相當程度上扭曲了信息、遮蔽了實踐，不僅有害於公眾，最後也使得統治者本人也陷於盲目狀態。它製造了一口壓力鍋，而通氣孔卻被堵住。二、反自由的意識形態環境托克維爾相當毒辣的指出，舊制度、大革命同社會主義改造理想之間存在關聯性。在舊制度下面，一方面，王國的行動總是以公益的面目出現的，除此之外，它別無借口，它沒辦法說「這個決策就是一大票人爭爭吵吵協商妥協之後貌似勉強過得去的一個替代品」——在存在公共政治生活的地方，爭爭吵吵本身就為決策提供了合法性，它只能說「這是為了公眾的利益（公益是什麼總是模糊不清的，可以被做相當靈活的解釋）」，它只能用決策的目的來為決策辯護。另一方面，面對舊制度的壓迫，民間也反應性的利用「人民」、「國民」以自保。鑒於社會分裂嚴重，「廢私向公」的呼聲也相當的高。況且在沒有實踐的情況下，很難獲得對政治的個人色彩的體認（要調和「公益」，就需要自我剋制。但是人們往往急功近利的要求自由必須帶來什麼好處【而沒有看到自由本身就是好處】，這也就沒有給「自製」留下什麼空間。托克維爾有點憤世嫉俗的評論道：「誰在自由中尋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p203）換句話說，在舊制度和大革命之間存在一個介面：公益。在它們的眼中，都是只有「人民」（在君主那裡就是「臣民」），而無「人」的。「公」無論是真是假，到了極致，就是強制。這種繼承關係，用托克維爾自己的語言來說就是：「中央集權制與社會主義的確是同一土壤的產物，他們二者之間的相對關係是栽培的果實與野生幼樹的關係。」（p199）三、改革與革命的承繼使革命成為現實的，還有路易十六的改革本身。在他的改革下，舊制度的負擔在減輕，而政府花在公共事業上的心思在日益增多。但是，這個改革卻導致了革命。對此，托克維爾寫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話：「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p210）後來Gurr用「相對剝奪」來形容這種現象，即在轉型社會中人們的期望值上升幅度快於社會實現所要求價值的能力。有一種「領導」看到這個判斷後的思路是，既然人民傾向於「忘恩負義」，那還是堅持「專政」比較好。問題是，堅持專政就能避開革命了嗎？1917年2月俄國革命難道是尼古拉二世放棄專政的後果嗎？我們還可以問，當壞政府開始改革的時刻，難道噴涌而出的首先是人民的革命衝動？大概不是的，從經驗上看，人們首先會要求改革，當改革要求得不到滿足的時候才會走向革命。換句話說，曾經的壞政府在開始改革的時候，應該立即制定一個改革順序時間表並公佈於眾，從而將這種改革洪流納入到制度河道里。只是開個頭中間卻沒有繼承措施的改革才是危險的。這個說法，其實托克維爾後面有過提示：「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慾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推促自己的毀滅。」（p213）這種改革反覆，而不是開啟改革本身，才是托克維爾心目中刺激革命產生的真正原因。四、上層階級和政府對人民的革命教育對農民的同情和對農民的鄙視，一起出現在政府的公報和上層階級的語言中。這是邁向革命的第一種教育。它描述了農民遭受的艱難處境並給出了（至少是看起來可行的）出路，同時又把自己同農民隔絕開來。「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頭腦中灌輸和樹立若干後來稱為革命的思想，這些思想敵視個人，與個人權利對立，並且愛好暴力」（p221）。如前所述，「社會主義首先植根於國王專制制度。」（p222）以社會公益為名，舊制度建立了一整套踐踏個人權利並以暴力解決爭端的政治程序與機器。這是托克維爾指出的第二種革命教育。五、有缺陷的1787-1788年改革大革命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1787年-1788年路易十六推行的改革。由於政府的財政危機（赤字已達收入的四分之一），政府本身已喪失用舉債或徵稅等簡單技術性手段解決問題的信心，而準備解決自己的「憲政缺陷」。基本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在督察官旁邊設立省議會。但是由於設計不周，很快就陷入了督察官與省議會之間的爭權之中。托克維爾對省議會有很多批評意見，「這些新政府由於過分活躍和自信而犯錯誤；它們全都充滿一股不安及騷亂的熱情，希圖一舉變革舊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積年沉痾……總之，它們本想改善一切，到頭來卻弄得一團糟。」（p230）整個社會動蕩起來。這可以說是整個法國缺乏政治經驗的後遺症。以上是對法國革命形、勢、術的筆記與分析。我想，這篇讀書筆記的最後，還是以托克維爾自己的話做總結比較好，如下：「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個時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燈火。」（p241）換言之，要想告別革命，請先告別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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