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夫納解讀希特勒：當我們還是男孩的時候，我們就有了納粹性格

和平到底是什麼？戰爭為何總是重演？希特勒並不是空降到德意志的惡魔，並不是一頭把無知羊群領向深淵的狼，他只是「我們」的人。「我們」擁有一個集體所有的智力上的怯懦和不誠實，我們本能地忽略或藐視任何東西，只要它會打攪「我們」的集體自滿。是，「我們」正是第三帝國的縮影。

文 | 雲也退　編輯 | Agnes

世界已經多少年沒有爆發過全面戰爭了，和平似乎早已是常態，然而，遲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和平的定義還是「沒有戰爭」，因為，像希特勒這樣認定政治等於戰爭和備戰的政治家，他們的幽靈似乎還在人間遊走，隨時要投胎轉世；更早一些的經驗也沒有遠去，在1914年7月之前，沒有一位當時的戰略家，能預見到歐洲即將血流成河。

我們的孩子享受著和平，而1914年7月以後的一千多個日子，德國的孩子們每天都在享受戰爭，那時，似乎戰爭才是理所當然的事。民族和民族之間，國家和國家之間，展開了一場偉大的、刺激的、蕩氣迴腸的遊戲，它帶來的激動和情感滿足，遠遠超過了任何一種和平所能供給的。

1914年，塞巴斯蒂安·哈夫納還是一個甫入校門的7歲男童，迎頭撞上了以戰爭為遊戲的時尚，「它很單純，它能激發了想像，引起行動，但是，它的煽動力還來自對內部不同聲音的零容忍和殘酷鎮壓。」任何不參加遊戲的人，不僅非我族類，而且被視作一個可惡的「滅嗨王」。

德國的失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遊戲忽然不好玩了，德國一向強大，但是二戰時一觸即潰的法國，在一戰期間卻拿出了充沛的戰鬥力，德軍低估了法國人的堅韌；不過，德國全民，尤其是年輕人的遊戲態度，卻又為日後納粹的世界觀確立了基礎。由於對前後兩次大戰都有過切身體會和思考，哈夫納的行文常在嫻熟的對比中娓娓推進，包括他本人和元首的對比：1918年，他11歲，希特勒29歲，「我和他，一個怒火中燒，洶洶然決定當一名政治家，另一個則懷疑起遊戲規則是否有效，驚恐地預感到人生之禍福難測。」

之後就是魏瑪，一場悲喜劇，一具傷痕纍纍的共和玉體。魏瑪問世於一樁不道德的安排——凡爾賽體系，哈夫納對此又有精到的分析：「魏瑪共和國在其國家機關中從一開始就有一大批憲法的敵人！」兩頭都不討好，結果就是「幾乎沒有一年不發生來自左翼和右翼的暴動」，其中就含有1923年希特勒領導的未遂暴動，憤怒的狂人小試牛刀。

個人經驗同歷史事件密密地交織在一起，對於作家來說，也許是一件幸事。很多大事件都寫入了歷史：斯巴達克團起義，卡普暴動，1922年外交部長沃爾特·拉特瑙被刺，然後是次年的大通脹；有些事件則取自哈夫納的個人記憶。他回憶道，通貨膨脹期間，最倒霉的是老人和那些「不諳世故的人」，他們大批淪為乞丐，很多人自殺，相反，年輕人和一些反應快的人卻一夜暴富。21歲的銀行總經理在電視上亮相，從股市賺到大錢的中學生給他們的老朋友播講致富經驗。他戴著奧斯卡·王爾德式的領結，舉辦香檳派對，接濟他那困惑的、只能靠老經驗過活的父親。

哈夫納生於柏林，他自己的父親也在通脹中損失慘重。然而，即便受益年輕人也沒有支持魏瑪，他們的憤世情緒高漲，謾罵1925年後上任的外交部長施泰萊斯曼，一位為德國打贏了不少外交戰役的能吏，發泄生在凡爾賽時代的屈辱，渴望重拾遊戲的喜悅。他們被希特勒吸引了過去，哈夫納說，希特勒的納粹黨能夠滿足他們的慾望：首先是重溫一戰，其次，徹底點燃他們在通脹中膨脹起來的、無政府式洗劫一切的激情。

沒等第二場「遊戲」開始，哈夫納就流亡海外去了，帶著他的女朋友莎爾莉——一個猶太人。若不是她，也許哈夫納未必能與他的同齡人拉開一大段認知上的差距。20歲剛出頭時，他就有了一個很好的職業前景：他已是普魯士最高法庭的一名助理，也即未來的法官，但在1932年的一天，一群褐色制服衝進他的辦公地，把猶太裔的法官和律師一一揪出來毆打，放蕩地哈哈大笑。哈夫納看在眼裡。

褐衣人轉身向他：「你是雅利安人嗎？」「我是。」他戰戰兢兢地回答，話一出口便後悔得無地自容：人生的第一場考驗，就這麼失敗了。

哈夫納的回憶錄，差不多寫到1933年為止，就寫不下去了，其時歐戰正酣，他說，這本書是「對失敗的同胞的一種哀悼，也是對那些仍然心懷戰意、願意與納粹一斗到底的人的一種警告。」「塞巴斯蒂安·哈夫納」是筆名，「塞巴斯蒂安」指巴赫，「哈夫納」則來自莫扎特的一部歌劇，除了為德國國內的親屬之安全起見，筆名也道出了他的耿耿於懷：一個出了巴赫和莫扎特的民族緣何變得嗜強好戰？為什麼，世界上最文明、最開化的一個民族，會在一群覬覦國家權柄的惡徒面前納首稱臣，而沒有絲毫的抗拒呢？

能提出以上問題的人，自然是正直的。但哈夫納身上更突出的特質，是他的聰明。他能保全自己最心愛的人，後來還與她成婚，生兒育女；他能早早洞察到一戰以來德國人的病灶，將希特勒的崛起納入到一根長長的事件鏈里看待；他在流亡生涯里實現了個人的華麗轉型，從一個律政人員轉變為媒體人。二戰既是納粹挑起的，戰時寓居海外的德國人，待遇可想而知，哈夫納卻是例外，他在英國的自由主義周報《觀察家報》里供職，深受著名報人大衛·阿斯特的賞識和栽培，到了戰後，他又被派回聯邦德國，在那裡成為名動全歐的大記者。

哈夫納很會寫書。他的書有著記者和政論家的鮮明特色，議論清晰流暢，雄辯滔滔。他的代表作是出版於1978年的《解讀希特勒》，趕上了希特勒研究回暖的吉時，一問世就暢銷。書分七部分，著力探討了希特勒的成就和成功，卻沒有像英國的歷史學家戴維·歐文那樣，用一種蓄意洗白的讚許態度。哈夫納只是「認可」了希特勒達到的高度，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當年為什麼如此多的人默認了納粹犯下的罪行。

「他當然不是一位民主人士，但他是一個民眾主義者：他的權力基礎是群眾，而不是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位獲得絕對權力的民眾領袖。」人皆視希特勒為右翼：如此激進地標榜民族至上、叫囂雅利安統治世界的首領，難道還不是右派？錯了！哈夫納說，希特勒位於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之間，而更靠近斯大林一點。

平時，我們口中的「法西斯」都是指著希特勒和納粹說的，然而哈夫納告訴我們，墨索里尼代表的才是「經典法西斯」，在義大利，國內有等級，獨裁可以罷免，法西斯與傳統上層階級並為之服務，而在德國，這些都沒有，希特勒完全是「人民領袖」，元首的核心集團，直接與泱泱人民對接。

「他的統治工具不是界限分明的等級階層，而是一個相互沒有協調的、只通過處於頂峰上的他個人集中在一起的群眾組織的混亂聚集」，他靠強大的鼓動來駕馭他們——所有這些，更多的是「左」的，而不是「右」的特徵。

哈夫納還澄清了其他幾個認知誤區，例如，希特勒並不是終結了魏瑪的人，魏瑪在布呂寧上台時便已死了，希特勒只是從殘局中脫穎而出；例如，也也不是什麼空前絕後的天才統帥，他打敗歐洲列強，主要是因為在美蘇兩國遠離歐洲中心的情況下，維持凡爾賽體系的大國僅有英法兩個，而兩國各自犯下了嚴重的錯誤——英國的姑息養奸，是從1925年起就開始的，1939—1940年的「奇怪戰爭」其實是綏靖的結束，至於法國，十幾年來則一直受困於政策的混亂，先是恃強莽撞，受挫後就畏首畏尾。

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死於反納粹鬥爭的馬克·布洛赫，寫了一部《奇怪的戰敗》來回憶1940年納粹入侵時法軍的大潰敗，他說，法國軍民惶惶了好久，意料之中的失敗反而讓他們感到解脫。哈夫納的點評同布洛赫不謀而合：

「法國就像一隻兔子呆視著一條巨蟒那樣盯著希特勒德國；最後在其潛意識裡，期待著這一不可避免的可怕結局的到來。"人們必須結束它』，這個1939年伴隨法國人走上戰場的口號，聽起來幾乎是在呼籲戰敗：快點結束吧！」

而受希特勒之害最深的，還是德國人自己。希特勒並沒有消滅自己的人民，但是，他卻毀掉了任何一種合法的德意志愛國主義的可能。在希特勒之後，德國人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敢提愛國；戰後，聯邦德國被納入一個新的歐洲聯合體的框架，但德國人無法伸張不管哪一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在哈夫納逝世的1999年，柏林牆倒塌，兩德統一將近十年後，德國人才小心翼翼地從自我否定的習慣中爬了出來。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身在當時當局的人，並不知曉禍到臨頭。僅憑本能，哈夫納覺得一個政黨如此激烈地要殺滅一個種族，必然是瘋狂之舉，他在《解讀希特勒》里，就判定不管在道德上還是戰略上，屠猶都是希特勒犯下的最大錯誤之一，但是，在1933年，一些已經成為納粹的人，還以為反猶是一種民族主義舉動，甚或建設社會主義的必需，再或者是為了恢復一戰前的局面。人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有些人只是渴望回到1923年，再來一場大冒險，有些人還指望國家能就此仁善成風……如果有人指出，他們真正支持的乃是刑具，是政府批准的殺戮（這兩樣東西顯然還不是恐怖行為的最高點），他們會真誠地驚愕不已。

那麼，這些人民是無辜的嗎？

哈夫納有一個女兒，名叫薩拉，《解讀希特勒》風靡一時之際，她私底下責備父親，說他做了一件可恥的事：他在代德國人向世人道歉。年輕一代德國人，就像1920年代對凡爾賽體系忍氣吞聲的父輩、祖父輩一樣，覺得談論納粹和二戰是一件很傷自尊的事情：我們不僅戰敗，還要為此背負道德債務。

但哈夫納已算是仁慈的了，《解讀希特勒》只論希特勒的是非，與普通德國人無涉，總之，是元首背叛了德國人。在1978年，人們並不知道，有一份未完成的回憶錄文稿被他壓在了抽屜里，直到仙逝，才由他的兒子整理成書，定名《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在這本書里，讀者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哈夫納：他不再替德國人道歉了，更不替他們開脫——他控訴德國人。

他控訴他們迷戀戰爭遊戲，他控訴他們鬼迷心竅，貪慕投機享樂，他控訴他們的不團結，卻在強權面前一碰即倒，他控訴他們缺少同情弱者的本性，他控訴他們受到所謂「同志情誼」的蠱惑，去給納粹賣命，他控訴納粹摧毀了德意志精神，而德國人民幾乎沒有為阻止他們做出半點努力。

也許正是因為太過激憤，他才沒有在戰爭時期發表這本意在鼓勵抵抗的書；也許他轉變了主意，想等待塵埃落定之後，率先加入到清算的第一線里。哈夫納說過，書寫希特勒和納粹德國，再怎麼說都是一件很噁心的事，然而，噁心不是因為暴君的行為多麼陰暗，他的噁心感，源於他那受了重創的民族主義的驕傲。雖然曾遠走他鄉，但他內心非常保守，一向以身為德意志人為豪，而希特勒的出現和發跡，讓他所有的激情，所有得自淵深的文化根基的精氣神，都支離破碎，再也無法完整地拼合起來了。

希特勒並不是空降到德意志的惡魔，並不是一頭把無知羊群領向深淵的狼。希特勒是「我們」的人。「我們」是誰？是大眾，冷漠、無腦、不負責任的人。「我們」只有大眾的情感，操著最低層次的文化語言，說著最沒文化的人也能聽懂的話，為了維護所謂的「同志情誼」，放棄了思考和討論。「我們」誰都不敢逃離集體，因為一個躲開的動作就會把自己置於危險的境地，就好比信奉戰爭為王的希特勒，不允許波蘭、比利時、盧森堡、荷蘭、丹麥、法國、南斯拉夫、希臘等等不參加他的「遊戲」，從而發兵逐個征服一樣。

「當我們還是男孩的時候」，哈夫納說，「也就是在"偉大戰爭』（指一戰）期間，我們就有了納粹性格……」納粹特徵的思想觀念，其時尚未紮根人心，例如，「我們」根本無法設想一種要把猶太人斬草除根的政治主張，但是「我們」也因此而放鬆了戒備，因為從未把它當作一回事：反猶？算了吧，別開玩笑了。「我們」成了一個集合體，「我們」擁有一個集體所有的智力上的怯懦和不誠實，我們本能地忽略或藐視任何東西，只要它會打攪「我們」的集體自滿。是，「我們」正是第三帝國的縮影。

不過，哈夫納似乎太先知先覺了點。既然回憶錄沒有在第一時間發表，而是壓到了2000年才面世，人們有理由懷疑，作者或他的子女是否有過增補。德國人是很較真的。但其實，哈夫納早在1940年就出過另一本書，專門向德國以外的人介紹今日德國的來龍去脈，並且提出，要趕緊把它分裂成一些小邦小國，或可使它免於徹底葬送在納粹之手。

在生前的最後一部作品《從俾斯麥到希特勒》中，哈夫納引用了一句維蘭德的話，說明德國並沒有法國那樣的大一統民族國家情結：「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來宣稱……這種四分五裂的局面為我們帶來的整體益處，遠遠凌駕於坏處之上。」巴赫、莫扎特、歌德、席勒，都是來自四分五裂時代的巨人，德意志民族統一是19世紀的事，且磕磕絆絆，並不順利，最後，在貢獻出希特勒這麼一位空前的魔鬼之後，重又裂為兩半。究竟是什麼構成了德國人？能像哈夫納那樣，以清明的專欄筆法回答這一謎題的人，我不知道還有誰。

《解讀希特勒》

（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納 著

譯林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從俾斯麥到希特勒》

（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納 著

譯林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