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動中央的「大逃港」風潮(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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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動中央的「大逃港」風潮(組圖)2010-08-23 09:30:00　來源: 南京日報(南京)　跟貼 0 條手機看新聞

　　塵封解密　　人物春秋　　長子犧牲，　　毛澤東為兒媳重組幸福家庭　　通過3條線路以3種方式偷渡　　1952年，32歲的張愛玲，隻身在烈日下走過了寶安縣羅湖橋來到香港。在她身後，上海公寓里的流言、傳奇漸行漸遠……上世紀50年代初，由於此前的戰亂等因素，有超過75萬名來自內地的居民湧入香港，張愛玲是其中之一。　　在廣東寶安縣（1979年改名為深圳市），公安機關的主要任務一度是監視「三偷」：偷聽敵台、偷竊集體財產、偷渡出境。　　當時在廣東偷渡，按方式有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有東線、中線、西線。泅渡通常是首選，其方式五花八門。偷渡者往往會選擇西線，即從蛇口、紅樹林一帶出發，游過深圳灣，到達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　　偷渡者一般都帶有汽車輪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還有人將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由於海面風急浪大，偷渡時溺亡的情況經常發生，但這沒能嚇住偷渡者的步伐。　　到了3年「自然災害」期間，千萬民眾死於饑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風潮，終於在1962年如火山再次噴發。　　這年的四、五月份，大批吃不上飯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在寶安縣由東至西百餘里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如「大軍南下」。　　除了人數眾多外，有些逃港者還有組織、有指揮，他們每人均持有一條4尺多長的木棒，揚言說：「衝到邊界時，不論誰要阻撓我們，我們不得退步，要用棍與他們搏鬥繼續衝過去，甚至開槍也不要後退掉隊，誰掉隊就要用棍打誰。」　　逃港風波驚動了中央，周恩來責成廣東省委，迅速制止群眾大批外流。　　從5月22日開始，廣東從各地抽調萬餘名官兵，對從香港遣返回來的群眾、滯留在邊境的外流群眾堅決遣送回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　　逃港成風，廣州、南海、台山、潮安等62個縣（市）及全國12個省市自治區的群眾也聞風而動。寶安境內通向邊境的鐵路、公路客運突然緊張。短短兩個月，超過10萬人次湧入寶安。　　當年的逃港狂潮，與內地的大饑荒不無關係。珠三角一帶，民眾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紛紛致信香港親友求助。香港親友便把食物裝入鋅鐵盒子密封起來，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嚴嚴實實，寫上姓名地址，通過郵局寄回大陸。大陸出於政治考慮，一度下令禁止郵包入境，於是所有的郵包全數折回香港。人們沒有飯吃，自然就尋思著往外跑，　　另外，其時恰逢香港經濟起飛之際，為了解決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勞動力短缺問題，港英當局開始實施新身份證申請政策：凡成功抵達市區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發給香港身份證。這對於非法入境者來說無疑就是「大赦令」。　　大批知青成為偷渡客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大批下鄉知青以孤注一擲的心態，開始偷渡香港。　　1967年1月，著名音樂家、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因飽受凌辱，鋌而走險，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捨棄北京的優越生活，攜家帶口乘坐一艘布滿標語和口號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後秘密轉道赴美國。　　不久，一場以廣州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拉開了序幕。　　知青偷渡的地點一般選在蛇口，這裡距香港4公里。海邊是大片的紅樹林，偷渡者往往會躲在林中，趁士兵換崗的短暫時間迅速下水。當時中英以水為界，不論潮漲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無權再管。　　泳圈、氣枕等在當時屬於違禁品，根本不可能帶到海岸沿線，知青便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籃球塞到網袋裡當泅渡的「救生衣」，也有人拿乒乓球拍當槳，用被子當帆。　　創辦了《中外影畫》的香港影評人列孚是偷渡者之一。當年，他響應毛主席到農村接受再教育的號召，從廣州來到與香港毗鄰的寶安縣插隊落戶。幾年下來，列孚覺得自己「看不到未來」。在確切地明白回廣州已經沒有指望的時候，他選擇了對岸的「資本主義香港」。　　1973年5月31日凌晨，當時列孚還叫王凱南，他和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妻子，一頭撲進深圳河，手腳並用地去了香港。　　同樣，後來成為香港「金牌編劇」的梁立人、「樂壇教父」羅文、「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也先後偷渡逃往香港。劉夢熊回憶自己偷渡經歷：走了六天六夜到海邊，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還沒有上岸。巡邏艇追上來了，他一邊划水一邊念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鼓勵自己游過海。　　鄧小平指出偷渡原因　　1976年「文革」結束，大陸民眾從極端的政治高壓中解脫出來。沿海一帶，老百姓們通過境外的親朋好友接觸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階級鬥爭的枷鎖開始鬆懈，一種前所未有的躁動在民間浮現出來，「逃港」高潮再次突如其來。　　此次「逃港」人員之廣泛、勢頭之迅猛前所未有，不少普通市民、基層幹部，甚至一些10多歲的中學生都加入其中。　　廣州番禺縣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以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偷渡事件。他們乘船外逃之時，竟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餞行。惠陽縣的澳頭公社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個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黨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餘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77年11月，復出後的鄧小平將視察的第一站定在廣東，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與他同行。當廣東省主要領導向鄧小平彙報情況時，「逃港」作為一個重大的惡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來。正當廣東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著指示之時，鄧小平卻出奇的沉默。他連吸了幾根煙，緩緩地轉過身來，平靜地對大家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管得了的。」　　鄧小平強調要發展經濟，「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當時，寶安一個農民勞動日的收入為0.70到1.20元，而香港農民勞動一日收入60—70港幣，兩者差距懸殊近100倍。　　中國最高決策者從「逃港」這一歷史怪圈中再次認識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須把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場新的「逃港」潮再次席捲而來。　　偷渡催生經濟特區　　1979年春節前後，廣東高要、四會等縣，因謠傳「邊境開放」，有幾千群眾拖男帶女，湧向廣州火車站，要去香港。順德、南海等縣，也謠傳「邊境開放3天，花30元港幣可買票去香港」，造成連續幾天都有幾百群眾在廣州火車站吵鬧糾纏。　　5月6日，來自惠陽、東莞、寶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如數十條洶湧的洪流，黑壓壓地撲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當時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農民一聽說「邊境開放」的謠言，腳都沒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兒帶女就往香港方向跑。為了堵截偷渡者沖關，港英當局差不多動用了香港警力的整個家底，還出動了7架直升機，2艘軍艦，軍警4000人，24小時不間斷地進行海陸空立體巡邏。　　大批群眾偷渡外逃，再次驚動了中央。1979年6月10日至13日，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集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廣東省軍區和國務院、中央軍委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指示廣東省委要加強反偷渡外逃工作。主政廣東的習仲勛先後主持召開了兩次省委常委會議，專門對開展反外逃鬥爭作了部署。省委成立了由10人組成的反偷渡外逃領導小組，習仲勛任組長，廣州軍區副司令員黃榮海、省委常委寇慶延任副組長。兵分3路，把反偷渡外逃當成一個大戰役來打。　　6月18日，黃榮海帶隊到了深圳，19日，部隊開到了指定位置。當時，為了加強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寶安縣委在縣委黨校還舉辦了一個學習班，把200多個外逃情況嚴重地區的公社書記和大隊黨支部書記召集起來一起動員學習。習仲勛明確指出：偷渡外逃不是敵我矛盾，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要把我們內地建設好，讓他們跑來我們這邊才好。」　　長期的反偷渡鬥爭，使中央及廣東的領導人認識到，光靠嚴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須另闢蹊徑。1980年8月26日，經濟特區在「逃港」最嚴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開了旨在讓中國人民富起來的改革。　　深圳特區的誕生，使廣大民眾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風」驟然停止。當年曾參與特區籌建工作的廣東原省委書記吳南生後來回憶說：「最令人感到高興和意外的是，在特區條例公布後的幾天，最困擾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摘編自《文史參考》　　因為貧困、飢餓以及政治等因素，在深圳的歷史上，曾先後出現過4次大規模的逃港風潮。有學者近日著文指出，此起彼伏的逃港風潮，不僅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也為中國打開改革開放的窗口——設立深圳等經濟特區，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鋪陳。　　偷渡者一般都帶有汽車輪胎或救生圈、泡沫塑料等，還有人將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強行泅渡　　有的偷渡者一邊泅渡一邊背誦毛主席語錄鼓勵自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　　鄧小平指出，辦經濟特區縮小兩地生活差距，是解決偷渡問題的根本　　毛澤東和毛岸英、劉思齊合影。資料圖片　　1962年5月22日開始，廣東從各地抽調萬餘名官兵，對從港英遣返回來的群眾、滯留在邊境的外流群眾遣送回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資料圖片　　近日，文史專家著文，披露了毛岸英犧牲後，其妻劉松林的寡居、再婚生活……　　幫兒媳改變生活環境　　1950年11月25日，年僅28歲的毛岸英犧牲在朝鮮戰場。為了緩解兒媳劉松林（又名劉思齊）的悲傷，使她振作起來，毛澤東決定幫助劉松林改換環境，讓她去蘇聯留學。　　劉松林到蘇聯進入莫斯科大學，讀數理專業。漸漸地她覺得學數理知識很難，怎麼也學不進去。她想轉學文學，但又害怕因轉專業會招惹一些非議，不敢向駐蘇大使館提出轉專業問題，便寫信給毛澤東。毛澤東很理解她，給她回信，支持她改換專業。　　1957年，劉松林回國，轉入北京大學攻讀俄羅斯語言文學。後來，她發現自己更喜歡中國古典文學，便把自己的想法又告訴了毛澤東。　　毛澤東說，你愛好中國古典文學很好，但要學好中國古典文學必須要懂中國歷史，我可以教你。說著便給劉松林擬了一個長長的書單子，劉松林接過一看，上面是《史記》、《資治通鑒》、《紅樓夢》、《古文觀止》……「哎喲，這麼多書呀！」劉松林禁不住大吃一驚，說：「怕我這輩子也讀不完！」　　毛澤東說：「活到老學到老，一天不吃飯可以，但不可一天不讀書。」說完這句話，便開始給劉松林講古典文學。　　自那以後，劉松林每次去見毛澤東，毛澤東總要給她講一篇古文。　　一次，毛澤東讓劉松林幫他借一本《茶花女》。劉松林很快便從一個熟人那裡借來了。　　毛澤東讀書有個習慣，會隨手在書上圈圈點點，甚至寫上眉批，他讀《茶花女》也是如此。　　數日之後，毛澤東派人將書送給劉松林還人。劉松林打開一看嚇了一跳，心裡直嘀咕：原來人家乾乾淨淨的一本書，連一點墨跡也沒有，現在被父親圈呀點呀，眉頭上還寫了那麼多字，這叫我怎麼還人家呀？劉松林只得硬著頭皮將書朝書的主人手裡一塞，什麼話也沒說，扭頭就跑了。　　幾十年後，劉松林的妹妹邵華將軍談到這件事時說，當時那位書的主人，若沒有把這本書丟掉，那它就成了無比珍貴的文物了。　　多次勸兒媳改嫁　　一天，毛澤東又開導劉松林：「思齊，我知道你對岸英感情很深。但望門守節，從一而終，這都是封建的東西，岸英不會贊成，爸爸也不會贊成。你年紀輕輕的，就這樣孤苦伶仃地生活，爸爸心裡不安，很難過。讓爸爸給你找個對象吧！」　　劉松林哭了，哭得很傷心。後來，她讓妹妹邵華去對毛澤東說：姐姐講，岸英哥哥死了這麼多年，她沒有盡到妻子的責任，還沒給丈夫掃過墓呢。姐姐要去朝鮮給岸英哥哥掃墓。不祭奠岸英哥哥，她是不會改嫁的。　　毛澤東又一次給予理解和支持。不過這一次他跟劉松林有了「約法三章」：一、不花國家一分錢，一切費用全從他稿費中開銷；二、不得驚動朝鮮黨和政府領導人；三、所有活動不得見報。　　劉松林莊重地答應了毛澤東的這三條要求。毛澤東讓劉松林的妹妹邵華陪伴她的姐姐一同去朝鮮。　　1959年春節後的一天，劉松林、邵華姐妹，在毛澤東辦公室秘書沈同陪同下前往朝鮮。　　從平壤乘車到檜倉郡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往返要足足一整天。劉松林由中國大使館派車直驅檜倉郡，終於「見」到了她久別的愛人。一聲「岸英」，淚水奪眶而出。她跪倒在毛岸英的墓碑前，雙手撫摸著碑身，痛哭失聲：「岸英啊，我看你來了……」她在墓前長跪不起，讓在場的人無不動容。人們好不容易連勸帶拉才把她攙扶起來。　　臨別時，劉松林在墓前的泥地上撮了一些土放在手帕里，然後對著墓深情地說：「岸英，我還會再來看你的！」　　管理烈士陵園的朝鮮人，從花圈上看出祭奠者是毛岸英的妻子，立即上報，直報到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勞動黨中央派人跟中國駐朝大使館聯繫，要求隆重接待劉松林一行，被大使館婉言謝絕。　　為兒媳組建幸福家庭　　在毛澤東的不斷鼓勵下，劉松林終於從失去毛岸英的陰影中掙脫出來，修完了大學的全部課程，被分配到軍委工程兵某部門工作。　　劉松林年歲漸長，毛澤東很替她操心，曾多方託人為她物色對象。空軍副司令員兼空軍學院院長劉震將軍向毛澤東推薦了空軍學院強擊機教研室副師級教員楊茂之，說楊茂之也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為人忠厚正派。毛澤東看了材料很高興，認為此人的出身、經歷確實不錯，政治上也很可靠，就同意了。於是，毛澤東便寫信給劉松林，催她結婚：　　女兒：　　你好！……你要聽勸，下決心結婚吧，是時候了。五心不定輸得乾乾淨淨。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給我為盼！問好。　　父親　　隨後，毛澤東又寫信給親家母張文秋徵求意見：「如你認為滿意，可介紹思齊見面，讓他們自己去發展感情。」　　經毛澤東牽線，劉松林和楊茂之交往了一段時間以後，便於1962年2月中旬正式結婚，婚禮在緞庫衚衕舉行。　　結婚之前，劉松林去中南海把要結婚的事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非常高興。他親筆將自己的兩首詩詞——《卜運算元·詠梅》、《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書寫給劉松林以作紀念。結婚那天，毛澤東又讓葉子龍送去300元錢，作為婚嫁禮金。　　劉松林和楊茂之組織了一個幸福的家庭，他們養育了4個子女，皆學有所成。摘編自《世紀風采》 (本文來源：南京報業網-南京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