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萬個人數據泄露背後的政治陰謀

臉書數據泄露

事件是對大眾敲響的一次警鐘

數據泄露：臉書背後的「變臉」遊戲

文/羅元婕

本文首發於總第846期《中國新聞周刊》

2018年3月17日，英國數據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前僱員克里斯托弗·瓦力（Christopher Wylie）向英國《衛報》爆料，這家公司竊取了臉書（Facebook）公司5000多萬美國用戶的個人資料，為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創建了專門分析、預測用戶政治傾向的程序，並利用信息的精準投放，操控用戶（即潛在選民）的心理，間接甚至直接影響了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和英國「脫歐」進程。

消息傳出後，輿論嘩然，臉書團隊和其CEO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立刻成為眾矢之的。3月21日，在該事件發生後一度沉默數日的扎克伯格公開發表聲明，承認臉書在用戶數據保護方面犯下錯誤，並稱公司有責任保護好用戶的數據。他還在聲明中保證類似事件在今後不再發生，並提出多項應對措施。

隨後，臉書公司買下了多家主流報刊的整版廣告，刊登道歉聲明。但這些危機公關不足以打動民心，臉書仍然遭受著空前的信任危機。被臉書收購的聊天程序WhatsApp的聯合創始人布萊恩·阿克頓（Brian Acton）第一時間在推特（Twitter）上發起了「刪除Facebook」行動，至今支持者仍不斷增加。特斯拉創始人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則刪除了特斯拉在臉書上的官方頁面。

事件爆發以來，臉書股價持續走低，市值蒸發超過500億美元，目前距離年初創下的歷史高點已經下跌近20％。目前，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馬薩諸塞州總檢察長、英國數據保護機構、英國選舉委員會等機構已著手對此事進行調查。同時，臉書正面臨著大西洋兩岸多國議員的質詢，質詢焦點是，經歷了劍橋分析不正當使用用戶數據的事件之後，臉書將會如何處理用戶的個人信息。

心理畫像

那麼，這5000多萬份信息是怎麼落入第三方手中的？

2013年，一份由劍橋心理學學者邁克·科金斯基(Michal Kosinski)、大衛·史迪威爾（David Stillwell）和索爾·格雷普（ Thore Graepel）合作而成的研究成果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表。他們在研究中邀請測試對象在網上完成一份調查問卷。根據問卷回答，這些心理學家測算受試者分別屬於五大類性格（開放型、嚴謹型、外向型、親和型和神經質型）中哪一種類型，然後用測算結果和這些受試者在互聯網留下的其他各類數據做對比，比如在臉書上分享點贊的內容或者發的帖子，他們自述的性別、年紀、所在地。通過這種比較，研究者可以將分散的信息聯繫起來，找出相關性。

通過觀察一個人在網上的活動，可能推測出非常靠譜的結論。比如為彩妝品牌M.A.C點贊的男士較有可能是同性戀，關注Lady Gaga的人很可能是外向型人，而那些為哲學話題點過贊的人往往性格內向，為Hello Kitty點贊的人有一定的政治傾向，喜歡炸薯條圖片的人的學術能力可能處於某個區間。雖然單一信息說服力太低，不足以進行可靠的推斷，但要是把成千上萬的單個數據點彙集到一起，就可以得到正確推測。經過不懈努力，改進模型，科金斯基證明，根據一名用戶平均每68個在臉書網站的點贊，就可能推測該用戶的膚色、性向、支持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準確率分別高達95％、88％和85％。不僅如此，通過點贊還能推測用戶的智力水平、宗教偏好、是否飲酒、抽煙和吸毒乃至父母是否離異。

更有甚者，它們能披露用戶的一些線下狀態，因為手機可以顯示用戶的移動速度和距離。科金斯基的結論是，智能手機就是一份我們有意無意隨時在填寫的心理問卷。這份研究也呼籲大眾注意隨之而來的個人信息安全問題。

2014年，一位名叫亞歷山大·科根（Aleksandr Kogan）的心理學系助教找到科金斯基，代表一家簡稱SCL的公司向他諮詢心理測試分析方法，並希望能使用科金斯基已有的研究資料庫。科金斯基的團隊起初考慮接受請求，因為那樣一來研究中心可以得到大筆資金，但他搜索了一下這家全球戰略傳播實驗室的SCL公司，發現該公司自稱根據心理模型做推廣，一項核心業務是影響選舉，這讓科金斯基起了疑。

他的直覺是準確的：SCL旗下有多家公司，其中一些參與了烏克蘭和奈及利亞等國的選舉，幫助尼泊爾王室鎮壓叛亂，還有些子公司提供方法影響東歐和阿富汗國民對北約組織的看法。經過進一步調查，科金斯基懷疑科根可能複製了自己原創的五型人格測量工具並賣給了SCL，於是迅速與科根中斷了聯繫。科金斯基以為此事已告一段落，直到2015年11月「離開歐盟」競選團隊宣布委託劍橋分析公司幫忙做線上宣傳，他才發現事態已超出了自己的控制。

劍橋分析於2013年成立，是由SCL分拆出來的子公司。這家公司宣稱自己有一套心理畫像模型，能通過數據分析識別美國個體選民的性格，並操控他們的行為。2014年，該公司獲得了特朗普的支持者、美國軟體業富豪、對沖基金文藝復興基金的聯席執行官羅伯特·默瑟爾（ Robert Mercer）投資的1500萬美元。此外，時任極右媒體布萊巴特新聞（Breitbart News）主編史蒂芬·班農（Stephen Bannon）也對它青眼有加，成為了公司的政治顧問及董事。後來，班農成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白宮首席政策顧問。

2014年初，劍橋分析的CEO亞歷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和科根簽了一份合同，聘請後者設計一個性格調查問卷應用，並投放到臉書上，通過現金鼓勵的方式招攬已為合法美國選民的臉書用戶參與。27萬人下載了該應用，同意將個人活動、好友信息、與好友的互動與這個叫 「thisismydigitallife」的應用分享，並用於科根的「學術研究」。這些用戶知道自己的個人信息數據被收集，但他們的臉書好友不知道。最終，科根靠該應用搜集到了5000萬以上用戶的數據，並把這些數據賣給了劍橋分析。在此期間，臉書公司對此採取了放任自流的態度，對科根處理這批數據的方式不聞不問。

信息戰爭

2015年，臉書終於發現了數據被盜，但他們的應對方式極為敷衍，除了屏蔽thisisyourdigitallife應用，讓律師去函要求科根與劍橋分析銷毀數據，並提醒用戶「潛在的信息被盜事件」外，再無聲響。劍橋分析是否真的銷毀了這些數據，臉書也沒有追究。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些數據極具政治價值。據爆料者28歲的數據工程師克里斯托弗·瓦力稱，這些數據是一種「心理戰武器」，而劍橋分析是一架「完全服務於甲方的宣傳機器（full service propaganda machine），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建立一個能徹底了解每個用戶心理的模型，畫出最精準的選民畫像」。瓦力表示，他在獲得這些數據後對使用權的合法性表示了擔憂，但他當時的老闆班農讓他儘管用，選舉可是場「信息戰爭」。瓦力覺得這簡直是「打了興奮劑的尼克松」才會幹出來的事。

簡單來說，這個演算法模型能通過用戶的喜好，及與他人的互動計算出個人的政治傾向與性格特點，並因此給用戶打上標籤，推送特定的政治訊息。比方說，如果是神經質型和嚴謹型觀眾，劍橋分析就要突出入室搶劫的威脅，顯示政策應該保證業主持槍，所以可以讓他們看看這種畫面：搶劫者一隻砸窗戶的手；另一邊，要是封閉的親和型人，他們關心傳統、習慣和家庭，不妨給他們看類似大人帶著孩子站在夕陽下舉槍打野鴨的畫面。

再以邁阿密市一個叫「小海地」的海地裔黑人聚居區為例。為了阻止該地區的選民投票支持希拉里，特朗普的團隊在當地散布消息，曝光海地發生地震後希拉里與丈夫創辦的柯林頓基金會濫用救災款等惡劣行徑。一位助選的高官在大選日幾周前告訴彭博新聞社，這麼做是為了阻止非裔美國人、年輕女性、搖擺的左翼人士等希拉里的潛在支持者為她投票。這些抹黑希拉里的帖子會出現在臉書的時間軸廣告中，只有符合某些性格特徵的選民才能看到，比如非裔美國網民會看到希拉里稱黑人為「捕食者」的視頻。

數據商業之惡

目前，英美兩國對劍橋分析的調查正在進行，這家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總統大選還未可知，但這次事件徹底暴露了臉書在數據保護方面的天生短板，及其趨利的商業模式本質之惡。

首先，保護用戶的數據安全不是臉書的第一要務。扎克伯格想要推動建造的是一個開放、全球化的網路社區，這本身就和個人數據的保護相左。2007年，扎克伯格在第一屆臉書開發者大會上發言時就曾提到，要把臉書打造成一個開放平台，而世界上所有開發者都能在該平台上開發應用，而數據開放則是平台開放的第一步。

作為臉書「開放圖譜」（Open Graph）計劃的一部分，它允許第三方在遵守《開放平台政策》的情況下，使用「開放應用編程介面」（Open API），獲取臉書用戶的數據。在2014年臉書更新其平台架構之前，Open API允許開發者獲取用戶信息，並獲取用戶好友的愛好、伴侶關係、性別、求學和工作經歷、宗教等數據。

成千上萬的應用開發者，比如約會軟體Tinder，線上遊戲FarmVille，甚至是奧巴馬2012年的競選團隊，都曾從臉書上獲取了大量的用戶數據。臉書無法監測每個第三方平台對數據做了什麼，這也使用戶隱私的保護愈發困難。

科根的研究機構和劍橋分析公司的確違反此前和臉書之間的數據保護協議，但前者所獲取的數據，包括用戶近期參加的活動、興趣、打卡地點、照片、宗教、政治派別、婚戀狀態等，都來自臉書平台上已有的信息，而不是通過系統漏洞或黑客盜取而獲得的。雖然目前被爆料的只有this is my digital life，但同樣的數據泄露事件還可能發生在進駐臉書的任何一個程序里。

再者，臉書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廣告公司。2017年第四季度，它的營收為129.72億美元，其中來自廣告業務的營收為127.79億美元，佔比高達98.51％。社交網路向人們傳達的是情緒、慾望、想法。一個穿著J.Crew涼鞋在墨西哥度假的畫面，或是在倫敦Soho區寓所陽台喝酒的畫面，給人創造出來的消費慾望，比簡單粗暴的機票促銷信息更令人印象深刻。臉書本身的社交屬性及擁有的海量數據，能助其精準定位個人的喜好與偏向，簡直是廣告界的黃金手。而這樣的平台一旦被聰明的政客使用，威力就會加倍。

爆料人瓦力在校時學的是時尚潮流，他和班農對政治的看法相似。 他們都認為政治與文化息息相關。要改變政治，就得改變文化。「比如特朗普是一雙UGG靴，要怎麼樣才能讓大眾從『啊UGG好醜啊』，到人手一雙？ 這就是班農想要達成的目標。」

醜聞爆出後，臉書由於涉嫌沒能保護好用戶數據隱私而飽受批評。但在應對外界批評和質疑時，公司方面選擇了去爭辯這到底是臉書自身的失誤還是劍橋分析這家公司居心叵測，而迴避了自身存在用戶數據保護存在漏洞等問題。加之臉書此前就因假新聞泛濫和多次數據被盜備受詬病，特朗普這一年令人吐槽無力的執政更是為輿論的熊熊怒火添上一捆乾柴。因此，當臉書放出聲明，稱這是一次第三方機構濫用公司平台的不幸事件，且「全公司都因被劍橋數據欺騙而火冒三丈」時，招來的只能是白眼與罵聲。

要怎麼才能預防此類惡性事件的發生？又要怎麼規範臉書，以及類似的演算法驅動的科技和媒體公司呢？除了政府牽頭，嚴格限制臉書這樣的現代壟斷企業對用戶數據的使用，用戶也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雖然大多數人隱約意識到自己暴露在網路世界的數據量巨大且為此擔憂，但事實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他們幾乎從不在現實中對其採取行動。臉書數據泄露事件是對大眾敲響的一次警鐘，人們應該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並且應該積極爭取看到自己線上數據的權利。其次，督促政府成立獨立的數據保護機構也是一個選擇，這個機構可以監管所有在線業務，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管理投資銀行的方式相同。

雖然網上出現了許多「如何刪除你的臉書賬號」的教程，但數據是網路世界的「資本」，在網路與電子設備無所不在的時代，少了它，還有推特、領英等其他社交平台， 臉書旗下的聊天軟體WhatsApp， 分享軟體Instagram， Snapchat，等無數公司虎視眈眈地地等著我們呢。

值班編輯：王季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