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時儀：略論中國語文學與語言學的傳承及發展

略論中國語文學與語言學的傳承及發展

徐時儀

摘要：我國傳統語文學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語言學作爲一門領先的學科正在於語言學研究的內容與人的活動密切相關。語言學與技術科學有著本質的不同，具有思想意識形態的人文性。語言學的發展是否定之否定的揚棄和完善過程，中國語言學的研究不能只局限於描寫語言結構的本身，還得聯繫社會、物理、生理、心理等領域把語言現象置於空間和時間中去描寫和解釋，涉及社會的發展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等各個方面，從而在傳承傳統語文學的基礎上有更多更實在的建立在實學所獲實證基礎上的創新，尋求出具有我國傳統特色而不落西方窠臼的中國語言學發展捷徑，將我國的語言學研究推向新的階段。

關鍵詞：語文學；語言學；傳承；發展

語文學與語言學有相同之處，又有各自的側重之處。中國現代語言學是在傳承傳統語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爲現代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門獨立學科，當代語言學則不僅是現代語言學的發展，而且也是在傳承傳統語文學基礎上的進一步揚棄和開拓，經否定之否定而上升至更高一個層次的語文學。本文擬就傳統語文學和語言學的傳承及發展趨勢略作探討。

一、傳統語文學

我國傳統語文學主要是對古代文獻的語言作解釋，研究的核心內容是詞義，而又兼及語言的其他現象。傳統語文學在分析解釋古代文獻詞語所表示的意義或對象時，解剖字的結構而以形索義；研究音讀、聲旁而因聲求義；探索字的本義、引申義、概括義、虛化義、實指義等而比較互證，確定該字所表示的詞在實際應用中的意義；辨析詞的詞彙意義和語法意義，判定詞性；類比、勘校文例和異文，確定衍文、奪字、訛誤；考證地名所指地點的地望，指出其行政歸屬或大體方位；核實某一君王的傳承，考定世系；考察歷代王朝的興衰存亡，探討解釋某些歷史現象；研究歷代軍隊組成、行政建制，考索官吏的職掌，比較分析歷代社會制度的異同及其變化；考察歷代的貨幣、稅收、貢納、供給、市場、交易等，指出歷代的經濟狀況；研究各種道德觀、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學術觀的興起、影響、演化，解釋某些詞在特定時代的特別用義；考證歷代的曆法、樂律、繪畫、雕塑、工藝、製造、服飾、車輿、舟船、器物、法律等，多方位認識當時的社會現實。傳統語文學既解釋文獻，也探討詞義的演變，二者相互結合，互爲表裏，往往涉及到天文、地理、社會、政治、經濟、鑄造、建築、音樂、法律、藝術、飲食、交通、文字、音韻、詞彙、語法、修辭、校勘等各個領域，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古人認爲人與世界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聯，因而體現和維繫人與世界彼此間聯繫的語言也並非僅是純粹的符號系統和工具。古人認爲語言是人性的體現。孔子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孟子說：「詖辭知其所蔽，淫詞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窮。」（《孟子·公孫醜上》）揚雄指出語言體現了人的心聲，認爲「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法言·問神》）語言又是天道的體現。古人認爲：「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尚書·旅獒》）「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維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語言還體現了事物的本質，成爲治理天下和教化人倫的基礎。《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孔子認爲「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喪邦」，把正百事之名作爲從政之首，指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古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把語言文字作爲宣教明化之本，指出「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許慎《說文解字敘》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表明了人只能通過語言來認識世界。

我國傳統語文學注重實踐，在古人的語言觀念中，「文者，天地之精英」(姚鼐《復魯絜非書》)。他們以語言文字研究的方式參與和介入該時代的文化，表達了他們對當時社會文化的評價，致力於去觸及、理解和解決當時面臨的某種重大和基本的文化問題。如先秦的名實之爭就具有強烈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實踐意義。孔子把正名看作社會和政治改革的核心，意在通過正名使政治制度中的一切關係符合理想的涵義。墨子提出取實予名，立言重視實據和實效。公孫龍認爲相互制約中的名和實是一個統一體，名和實具有本質的聯繫。荀子在提出社會約定論的同時又把「正名」和「法後王」聯繫在一起，指出「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表明了語言與社會實踐的密切聯繫。古人心目中的語言規範不僅是一種認識規範，而且也是一種道德規範。因而我國傳統的語文學以語義的政治倫理闡釋爲核心，具有注重實踐的理性精神。古人對語言問題的思考較少超越實踐經驗的界限作純邏輯的分析或純形式的推理，而是以強烈的社會倫理責任心來關注和探求語義，注重語言功能的倫理責任意識，致力於人事實際和社會倫理的實用探求。

二、西學東漸與傳統語文學的轉向

傳統語文學歷經兩千多年的發展，到清代，尤其到了乾嘉時代，達到了研究的高峰，清儒在文字學（《說文》研究）、音韻學、訓詁學等傳統語文學的各個領域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學術高峰的進一步發展，實際上也就預示著有兩種不同的發展道路，或者是衰落，等待新的發展和高峰，或者是變革，走向新的發展之路。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字學本來就蘊含著語言學的因素，如古代韻圖中已經有聲韻配合的結構分析。清代的音韻學研究已開始從文字轉向了聲音，注重形義並重，有了描寫音值的嘗試。虛詞的研究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已具備語法學的一些觀念。方言研究上也有了一些發展，重視對實際方言詞彙的考證，記錄了一些活的方言口語。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學東漸，隨著科學進步和學科分工越來越細的趨勢，也由於殷墟甲骨文和敦煌韻書殘卷的發現，以及《馬氏文通》、《中國音韻學研究》等專著的問世，我國的傳統語言文字學逐漸分解爲音韻學、文字學、古文字學、語法學、詞彙學、訓詁學、修辭學等學科，開始向現代語言學轉變，從乾嘉學派發展而來的章黃學派可以說處於傳統語言文字學向現代語言學的轉變階段。章太炎認爲「學問之道，不但當求文字，文字用表語言，當進而求之語言」，[1]認識到文字只是有聲語言的記錄，不同的字形往往會掩蓋語言內部的音義聯繫，所撰《文始》突破了字形的束縛，直接從音義聯繫上研究詞族關係。例如《漢書·王嘉傳》「大臣括發關械」，顏師古注「關，貫也」，章太炎進而從音義聯繫上指出「貫、關、環」這三個詞實際上屬於一個詞族。這種以音義關係的研究取代形義關係的研究方法，意味著傳統語言文字的研究方向的轉變。1906年，章太炎撰《論語言文字之學》，指出「今欲知國學，則不得不先知語言文字。此語言文字之學，古稱小學。」認爲「小學之用，非專以通經而已」，主張語言文字學的獨立發展。[2]黃侃也明確指出：「夫所謂學者，有系統條理，而可以因簡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雖字不能遍識，義不能遍曉，亦得謂之學。不得其理與法，雖字書羅胸，亦不得名學。」[3]1919年的五四運動不僅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而且也是中國現代學術史的開端。五四前後，拼音化、提倡白話文的言文一致、國語統一爲標誌的現代語文運動促進了現代漢語的形成，白話文作爲書面語的地位得以確立，我國的語言文字研究也出現了重大的轉移，即已不僅僅是單純地、分散地分析客觀存在的有關文字、音韻、訓詁的素材，而是旨在揭示並綜合這些素材所構成的體系、結構、模式和規律，「明其理」，「得其法」，建立一個完整的語言理論的系統，發現其本身的內在規律，力求科學地闡明漢語的特點和演變的系統，系聯其發展的歷史，探明其發展演變之所以然。傳統語文學的研究至此已不再作爲經學的附庸而蔚爲大國，進入以語言爲研究對象的現代語言學新階段，成爲現代社會科學研究中處於領先地位的一門獨立學科。

[1]諸祖逖《記本師章公自述自學之功夫及志向》，《制言》第25期。

[2]章太炎《論語言文字之學》，《國粹學報》1906年第24期《文篇》。

[3]黃焯整理、黃侃述《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頁。

三、語言學研究的傳承和創新

傳統語文學轉型爲現代語言學後發展迅速，無論是普通語言學的基礎理論研究，還是音位學、音系學、語義學、語用學、語體學、認知語言學、語法哲學、實驗語言學、計算語言學、交際語言學、語言風格學、漢字編碼研究、神經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等分支語言學的研究都有重要進展。音韻學、文字學和訓詁學等傳統的小學研究也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上進行理論總結，借鑒現代語言學方法建立起理論框架，進一步拓展了研究領域。如音韻學加強了近代音的研究，考探方言底層現象，利用當代方音來論證語音史，通過民族語與漢語相互接觸影響的比較來研究上古語音，形成語音史的研究；文字學注重從語言的角度研究文字，既結合語音史、詞彙史進行古文字研究，又拓展了近代俗字和現代漢字的研究；訓詁學則不僅僅考證生僻詞語，而且更注重結合詞彙學和語法學的理論來考釋詞義，探討常用詞的演變，揭示實詞虛化的「語法化」和詞組凝固爲詞的「詞彙化」過程，開拓了詞源學、語義學、詞彙史的研究。

從「五四」至今，我國的語言學已取得前所未有的長足進展，正在日益趨於現代化，而任何一門科學的現代化看起來是如何走向未來，實際上是如何以當代意識來發揚光大傳統。因此，從學術上對傳統的追溯和反思，實際上是尋求科學自身發展的道路。語言學也是如此。語言學的科學發展既需要新世紀新的當代意識，也需要根據現實的需要，在傳承中發明，融文化傳統於現代，發掘我們民族發展勃發生機的源泉，並得到發展。隨著時代的發展，由孔子、孟子開啟的、由毛亨、鄭玄建構的、由董仲舒、王弼、朱熹、戴震等歷代學者所發展成爲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代理學、清代樸學興起的契機的傳統語文學轉型爲現代語言學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而文獻典籍中蘊涵的我們中華民族的內在精神依然是我們民族發展的靈魂所在，也是我國小學，即傳統語言文字學發展的靈魂所在。

繼承和創新是語言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沒有繼承，存在就失去了基礎；沒有創新，發展就失去了動力。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沒有繼承就沒有發展。古人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是十分豐厚的，據初步統計，現存古籍至少在十萬種以上，尤其是綿亘數千年而不間斷的文獻記載可謂世界上獨一無二，更是研究社會發展和語言演變的寶貴資料。前人留下的文獻典籍是我們的寶貴財富，實際上我國古代語文學研究在作爲經學附庸的同時，正是以語文闡釋的特殊方式參與了當時重大的和基本的文化問題的探討。然而轉型後的現代語言學隨著學科的越分越細，漸偏離原有的闡釋傳承經典文化的傳統，失去了體現現實之需要、通過心理解釋以闡發新義、「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國」而有所教益的精神。具體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語言學作爲一門領先的學科漸趨於與自然科學的學科等同，囿於技術科學層面而偏離人文思想的內涵，往往把一些簡單的語言現象分析得非常抽象和複雜，^[1]剝離了人的因素和人的作用。

2.語言學的各分支學科間缺少必要的交流，研究現代漢語和研究古代漢語，研究詞彙和研究音韻，研究語法和研究文字等往往各不相關。^[2]

3.語言學的研究漸游離於傳統的文獻學外，甚至割裂二者的傳承而忽略了文獻學的研究。由於今所傳文獻多爲後時資料，^[3]一些語言學研究往往沒有建立在必要的文獻學研究基礎之上，而文本的研究和語料的考證歷來是從事語言研究的基礎。

語言學作爲一門領先的學科正在於語言學研究的內容與人的活動密切相關，語言是一種社會交際工具，也是人認識世界的最重要的工具。語言的意義不只限於語言系統內部，而是植根於人與客觀外界互動的過程，形成語言←→人←→客觀世界的錯綜複雜的關聯，語言結構和意義的形成與人的認知和經驗等密切相關。研究語言的起源要涉及人類學和考古學，研究詞彙學、文字學、音韻學、語法學同樣要考慮到人的因素。

語言的詞彙、文字、語音、語法等彼此關聯，構成一個相輔相成的系統。現代科學的發展和學科的劃分促進了研究的深入，也造成了彼此間的互不相干。如醫學分心血管科和腦神經科，內分泌科和腸胃科等，各科分工明確，甚至於隨著醫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還可能發展到有的牙科醫生只看門牙，有的牙科醫生只看乳牙。語言學也是如此，如隨著音韻學的研究進一步深入，也可能有的學者只研究聲母，有的學者只研究韻母，有的學者只研究聲調。各學科間的互不相干猶如宋代太師府包子廚中人只會縷蔥絲，不能作包子，^[4]而語言是一個複雜適應系統，研究語言一方面要擴大視野，另一方面還要有跨學科的研究態度。^[5]

文獻是從事語言研究的基礎，同一文獻在傳承中總會有或多或少的衍誤脫略，有一些文獻還有不同程度的增補修訂。如我國的刻本藏經系統從地域上分，開寶藏爲中原系統，契丹藏爲北方系統，崇寧藏和毗盧藏等爲南方系統，但根據高麗藏和磧砂藏兩個系列所收《玄應音義》的異同，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到，這三個藏經刻本系統還不是同一層次的不同系統，而具有歷時的不同層次，其中開寶藏和契丹藏可以說基本上處在同一個共時的平面。開寶藏可能依據的是從中原流傳到益州的寫本藏經；契丹藏在刋刻過程中可能參照了開寶藏天禧修訂本，同時又依據當時北方流傳的寫本藏經而有增補；二者的異同源於各自所據寫本藏經的異同。崇寧藏、毗盧藏和磧砂藏等與金藏、麗藏則是處於開寶藏和契丹藏之下的另一層次。^[6]語言學的研究強調研究的語言現象的始見書和初見義的年代，如果不對所用語料進行一番文獻學的考證，所得結論就會有偏差。如李新魁《漢語共同語的形成和發展》一文指出唐代存在共同語或正音，引《慧琳音義》卷九毒螫：「蛆，知列反。南北通語也」爲證，^[7]李新魁所引是慧琳轉錄《玄應音義》卷三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第十五卷毒螫之文，「蛆」爲「?」之誤。又如《玄應音義》卷十四釋《四分律》第三十八卷「不串」之「串」引《誥幼文》釋其異體字，8^[]各本誤作「誥幻反」或「誥幻文」等，王力《玄應<一切經音義>反切考》論述諫襇混切時以「串：誥幻」爲證。「誥」與「詁」、「幻」與「幼」、「反」與「文」蓋因形近而誤，不能以此爲據來說明語音的演變。

上述三個方面，究其根源，皆與西學東漸的影響有關。20世紀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正在迅速地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生活和生存方式；世界範圍內的文化交流，打破了人們封閉的心態和狹窄的視野，而信息的網路化正在推動全球趨於一體化，國際強勢「話語霸權」下的西學影響也正在制約著文化的多元性，已經並且繼續在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社會發展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漢語研究在國際強勢話語的「話語霸權」下將何去何從？中國會如何發展？世界又會如何發展？如何順應現代化的國際潮流而更新強化自身生活世界的話語權和價值取向？這都將是值得我們認真思索和尋求答案的重要課題。中國語言學要創新，變革是必要的，吸取適合中國實情的新學是在變革中求生存求發展的唯一出路。然意識到要變革，還要考慮怎樣變革，即傳統的更新何去何從？怎樣才能融入新學而貫通古今中西？西化似乎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現代化，而現代化是全球化的大勢所趨，似乎不西化就沒出路，而捨去自身傳統的西化更沒出路，較好的選擇應是立足於自身傳統的多元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是要與國際接軌，尤其是要融會貫通先進的新理論和新方法，但不能只是穿洋裝而己，不能邯鄲學步，跟在一些隔靴爬癢甚至於與漢語風馬牛不相及的洋說法後亦步亦趨。正如人都要吃飯，中餐和西餐都是吃的食物，但各有特點。同樣，人都會說話，而漢語既與其他語言具有共性，同時漢語又有自己的特性，漢語畢竟是漢語。

反思過去，目的在於探索未來的發展。人類社會的歷史是不斷發展的，現實社會是歷史的延續，現實社會中有大量的歷史積澱，很多現實問題可以從歷史中找到它的發展脈絡，從而找到認識現實的途徑。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發展，因而中國語言學的創新當然也應是在傳承傳統小學基礎上的創新。正如呂叔湘曾指出：「說到底，語言學本質上仍然是一門人文科學。它也跟別的人文科學一樣，可以儘量利用技術科學的幫助進行它的工作，但是它自身不會變成一門技術科學。」^[9]具體而言，中國語言學的傳承和創新要立足於如下三個方面：

1.注重文本的研究和語料的鑒別

我們要吸收和借鑒西方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注重原創性，但原創性理論本質上不可能是借鑒得來的，只可能生長在自身傳統的堅實土壤之中。沒有經過踏踏實實的基礎研究的材料不可能是扎實可靠的語料，用這種語料進行語言研究或者得不出什麼結論，或者得出的結論有問題，不大可能有經得起檢驗的成果。沒有扎實可靠的語料，原創性理論就沒有生長的土壤，學術上也不會有什麼建樹。傳統與現代是緊密相連的，不能割斷傳統去空構空談原創性理論。近年來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人類利用文獻信息的方式正在朝著數位化、電子化、網路化方向發展。運用現代信息處理工具，建立大容量的漢語文史資料庫，從而對有關語言現象進行多方面的統計分析，這已成爲語言研究的先進手段。目前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全面地瞭解各個時段的文獻概貌，相容並包不同的文體和內容，系統而有選擇地先整理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獻，^[10]理清其文本系統，然後輸入電腦，建立有關這些文獻的既反映各個時代漢語的面貌特點，又彼此相輔相成反映各代詞語發展演變脈絡的系列語料庫，揭示出漢語古今演變的脈絡，推動漢語史研究的深入進展，使中國傳統語言學研究由籠統的定性分析走向現代語言學研究科學的定量分析。如《朱子語類》既是朱熹與其門人講學問答的實錄，也是文人口語的實錄，既有書面語成分，又有口語成分，不僅反映了朱熹的思想演變脈絡和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況，而且也反映了當時語言的使用狀況和古今漢語文白演變的概貌，尤其是有一些講學內容，幾個弟子都有記載，這些詳略不同的語錄形成互補，可以參證，文獻史料的可靠程度較高，生動地體現了朱子的理學思想和宋代的民情習俗，往往具體地反映了當時宋以前漢語原有單音詞和唐宋以來新產生的復音詞並存的語言事實和上古漢語和近代漢語相交叉的中間狀態，不僅是研究宋代語言的一座豐富寶庫，而且也是研究近代漢語發展規律的一部重要文獻，在漢語演變發展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價值。^[11]學界以往的研究多依據通行的黎靖德本或清人張伯行所輯八卷本《朱子語類輯略》，而我們可採用文獻學與語言學研究結合的方法，在比勘鑒別《朱子語類》今存李道傳編輯的宋刻殘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朝鮮古寫寶祐二年再校徽州本，明成化九年江西藩司復刊宋咸淳六年導江黎氏本，清康熙年間呂留良刋刻本、正誼堂本和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出版的理學叢書本和安徽教育出版社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朱熹全集》中所收《朱子語類》各本異同的文獻學基礎上，從文字學、音韻學、詞彙學、文化史等多角度揭示《朱子語類》中詞語的形音義演變，尤其是一些常用詞詞義和漢語詞彙古今文白演變的線索。這樣建立在扎扎實實文獻研究基礎上的《朱子語類》語言研究所得成果也就具有更高的學術價值。如吳福祥《〈朱子語類輯略〉語法研究》一書據《朱子語類輯略》檢到下面一例：「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事齋，理會政事，漸漸那得近裏！」認爲例中的「裏」是語氣助詞，呂叔湘《釋景德傳燈錄中在、著二助詞》一文也認爲此例中的「裏」是語氣助詞，檢《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載此例原文爲：「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諸公挪趲將來。當楊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範文正孫明複石守道李太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刊落枝葉，務去理會政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道齋』，理會政事，漸漸挪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一人之力也。」^[12]據上下文語意，例中「近裏」指由自己內心向道理靠近，詞義與「鞭辟近裏」的「近裏」相同，「裏」並不是語氣助詞。因而在注重文本研究和語料鑒別的基礎上，建立起對漢語不同歷史時期語言現象進行共時描寫的資料庫，這是中國語言學傳承和創新的基礎之一。

2.古今中西的貫通和視野的拓展

語言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語言總在不斷地發展著，新詞的產生、舊詞的衰亡、詞語的興替、語音和語法的演變，使得語言系統的新舊質素總是處於動態之中。語言的變化和發展同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任何語言的發展都會打上不同時期歷史、政治、社會、文化的烙印，特別是在歷史大變革時期。現代漢語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突變，而是經歷了一個文言與白話此消彼長的漫長過程。清末民初是中國社會急劇發展變化的時期，中國由一個兩千多年超穩定的封建社會一下子在短短的幾十年經歷了封建社會的沒落、資產階級的改良、外來勢力的入侵、西學的東漸、馬列思想的傳播等一系列重大的撞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外國的侵略使中國淪爲半殖民地，另一方面人們對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學知識有了進一步的接觸和瞭解。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對撞和交融中，秦漢以來的白話由文言的附庸藉助時代的大變革取代文言而贏得了現代漢語書面語的正統地位，^[13]成爲新的語言系統。現代漢語是在秦漢以來不同地域方言白話的基礎上融會而成的，又隨著時代的發展在中外各民族的交往中不斷豐富和發展。^[14]古今語言的新舊質素共融和交替，舊義的延續和新義的誕生共存於現代漢語，形成了絕對動態演變、相對靜態聚集，雜源而一統、同處而異彩的語言特色，相當於一個壓扁了的立體平面，疊置著從歷史上各個時期傳承下來的不同歷史層次的詞語和當代產生的新詞新義。因而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是漢語的源和流，中國語言學研究的傳承和創新要溯源及流，而不能割裂二者相承的源流。

如「忙」和「怕」都是現代漢語中的常用詞，「忙」字的本義爲「憂慮、害怕」，「怕」字的本義爲「憺怕、無爲」，「忙」何以由「憂慮、害怕」義變爲現在常用的表示「事情多，沒有空閒」義？「怕」又何以由「憺怕、無爲」義變爲現在常用的「畏懼、害怕」義？這涉及「忙」、「怕」與「茫」、「怖」形音義的演變，不僅是現代漢語的研究，而且也是古代漢語的研究。^[15]「嘍囉」則是漢語中比較特殊的一個詞，又寫作婁羅、嘍羅、僂儸等。最初有「能幹、機靈」義，可指英雄豪傑，後漸帶有貶義，現代漢語中多指追隨惡人的人。據我們考探所得，「嘍囉」既不是一個單純的外來詞，也不是一個聯綿詞，而是由記梵文四流母音`#的魯、流、盧、樓逐漸凝固成詞，其詞義除了由表褒義的「能幹、機靈」義漸演變爲帶有貶義的「追隨惡人的人」之義外，尚涉及佛教讚歌和戲劇歌辭中和聲等的含義和用法。^[16]又如漢語詞彙從以單音詞爲主過渡到以雙音詞爲主，這是漢語內部的一個發展趨勢。現代漢語中的復合詞大多是由詞組詞彙化凝固而成，很多雙音詞在發展過程中都經歷了一個從非詞的分立的句法層面的單位到凝固的單一的詞彙單位的語法化過程，即由短語詞或詞組演變爲詞。詞組好比混合物，不同的物質僅僅混合在一起；由詞組演變而成的復合詞則好比化合物，不同的元素經過化學作用，已經結合爲一種新的物質。一般來說，單音詞大多數是多義的，而由它們組成的復合詞大多數是單義的，因而，單音詞組合成的詞組凝固成復合詞，實際上也就是多義的單音詞抽象虛化或簡化成爲單義的雙音詞，即由多義虛化或簡化爲單義的詞彙意義演變，同時也可看作是由詞組虛化凝固爲詞的一種詞彙語法化現象。^[17]近年來學術界在雙音詞的語義描寫或不同階段不同類型雙音詞的數量比較等方面已取得相當可觀的成果，然而漢語史研究發展到今天，我們已不能只滿足於對某一時期或某一專書作窮盡性調查、分類和抽樣式列舉，把不同的材料填入相同的框架，對一些變化事實做粗綫條的勾勒，而要進一步在描寫的基礎上貫通古今，對其演變原因、制約演變的條件以及演變所經歷的具體過程等作出分析和解釋，探尋其演變規律。再如我國第一所佛教寺院白馬寺素有中土「釋源祖庭」之稱，王士元《白馬非馬：一個俗語源的考察》一文以當時所說的梵語語音爲據，提出「這座寺的原名實際上是意爲『蓮花』的梵語詞padma」的假設，^[18]有關「嘍囉」的詞義演變和白馬寺寺名的探討就既涉及到語源的考證，又與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有關。^[19]

3.人文因素的關注和時代的意識

語言是人類思維的載體，具有社會交際職能。語言中詞的產生是建立在大量的認識基礎上的一種對這些認識成果的凝結，體現和標誌著有關的認識成果，反映了人們對這一事物的認識狀況。事實上詞之所以有意義，之所以能夠作爲它所指稱的對象的符號，就在於體現了經驗事實，凝結了人們的認識成果。這也就是語言能夠影響思維並在思維中發揮作用的原因。語言的詞義系統實際上是整個客觀世界與人類主觀精神凝結的體系，具有反映外界客觀事物的功能。趙元任曾說「對於語言及其意義的各種研究路子是互相補充的。如果我們希望做到嚴謹、明晰，並且所採取的每一步都很肯定，那麼我們能說的就很少。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希望談出自己真正感興趣的東西，並且把所有因素都考慮進去，那樣的話，我們所說的不僅在真實性方面不那麼肯定，而且在內容方面也許更不那麼清楚。」「也許語言學家的日常工作總是介於這兩者之間：一邊是非常嚴謹的語義學方法，另一邊則是對說話的人的活生生的、具體的研究。人作爲說話的有機體是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的研究對象，但是在語言學家中間近來有一種趨勢，就是偏重研究語言現象中的更省力、更整齊、更清晰、更正規的方面，而把更有意義的和更具體的東西丟在一邊。我大概就是這大多數語言學家中的一員，因爲我的工作有95%是形式語言學，也就是說，對語言材料進行枯燥的描述，而只有5%涉及那有血有肉、更富意義和更人性化的方面。」指出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努力，試著解讀我們的編碼」，期望「所有學科間的充分的相互理解」。^[20]

如「東」、「西」由方位名詞連用可泛指四方，又由「四方」義引申可指四方的物產，進而成爲各種具體事物或抽象事物的通稱。在「東西」凝固成詞的過程中，語義內部個別義素的凸現、偏移和變異，義位元的組合和重新聚合都涉及到人的心理認知。交際語境中人們的隨機意向導致了「買賣四方的物產」這一臨時性動態詞義的啟動，認同意向則成爲詞義運動變化的潛在制約力。同時，聯想機制也爲義素的變異充當了仲介。我國封建社會發展到唐宋時期，手工業商業發達，城市經濟繁榮，東西南北四方物產的流通也或多或少促成了由東西的買賣趨於買賣的東西而形成「東西」的泛指「物品」義，而「東西」與「物事」的成詞和興替則既體現了漢語詞彙的雙音化發展趨勢，又與人的認知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元代北方官話佔主導地位密切相關。^[21]又如漢語的「民主」一詞是由偏正結構的「民之主」義經重新理解和分析而變爲主謂結構的「民作主」義，當其用來稱西方民選的最高國家元首，進而用來指西方現代政治制度時，才最終由詞組凝固成詞。從「民主」一詞所反映的人們民主觀念的變遷，可以看到中國傳統價值觀念在西方現代思想衝擊下變遷的複雜性，^[22]而這一類觀念詞語的演變也從某個側面反映了社會的發展。再如文白演變是上世紀初語言的重大變動，「五四」時期文白的轉型深刻廣泛地影響了我們整個民族的思維和演說方式，成爲中國文化由古典形態走向現代形態的起點。白話文是怎樣取代了文言文？語言的變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起了什麼作用？白話史有哪些發展階段？現代漢語的詞語怎樣由上古演變而來？凡此種種，涉及對語言材料進行枯燥的描述，也涉及有血有肉、更富意義和更人性化的方面。文化的定型與語言的定型相關聯。從初始意義上來說，語言起源於對「實」的命名，語言最初的本質是名與實的關係，但語言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掙脫物質實在的束縛，超越名實對應關係，意義發生衍變、轉化，從而抽象化、符號化，最後成爲超越物質實在、超越主體而自足的世界即語言的世界。人的思想、知識、信仰等既來源於經驗世界，也來源於語言世界。語言世界形成後，人的認識過程不再是單向的從客觀現實世界到符號世界即觀念世界，而是還包括從語言世界到現實世界和從語言世界到語言世界這兩種模式。中國古代文化在春秋戰國時形成正是文言在春秋戰國時形成，中國古代文化在兩千多年內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正是文言在兩千多年內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正是文白的轉型，秦漢後的古白話發展至五四時期在西學東漸中確立了現代漢語書面語的地位，中國現代文化也就確立了。漢語由文言演變爲白話和白話由不登大雅之堂到升堂入室取代文言文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相融合的發展過程，因而剖析先秦至明清白話典籍中反映的文白演變現象，探討現代漢語書面語系統的形成，就既要從語言自身的內部原因，也要從社會發展的外部原因著手，才有可能廓清漢語古今演變發展的脈絡，揭示言文分離和文言文轉變爲白話文由量的積累發展到質變的內在規律。^[23]

^[1]王士元《演化論與中國語言學》一文指出：「近年來有些形式語言學家硬要把語法當做一套像代數的系統來研究，這就不免有些削足適履。有時候甚至把一些很簡單的句子分析得非常抽象和複雜。」《南開語言學刋》2008年第2期。

^[2]學術界已意識到這種狀況不利於研究的深入，如2000年在廈門大學召開的第三屆全國現代漢語詞彙學術研討會上，多數學者認為漢語詞彙學是一個歷史淵源早而且民族性很強的學科，「共時」的研究與「歷時」的研究很難截然分開，漢語詞彙學研究要取得新的進展與突破有待於古今的融合與創新。根據廈門會議與會者的建議，2002年在河北師範大學召開的第四屆會議遂更名為「漢語詞彙學學術研討會」。

^[3]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跋》說：「中國的資料幾乎大部分是後時資料，它們特別成為語言研究的障礙。」蔣紹愚、徐昌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4]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六丙編《縷蔥絲》：「有士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廚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廚中人，何為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蔥絲者也。」

^[5]王士元《語言是一個複雜適應系統》一文指出：「一方面研究語言的視野要擴大，要注意種種不同的語言。……另一方面，我們一定要有跨學科的研究態度。」《清華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6]參拙文《金藏、麗藏、磧砂藏與永樂南藏淵源考——以玄應音義為例》，《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2期。

^[7]李新魁《漢語共同語的形成和發展》，《語文建設》1987年第5-6期。

^[8]《隋書·經籍志一》著錄《證俗音字略》，下有小字注云：「梁有《詁幼》二卷，顏延之撰；《廣詁幼》一卷，宋給事中荀楷撰，亡。」《隋書》所載《詁幼》似即《誥幼文》。《舊唐書·經籍志》著錄有：「《詰幼文》二卷，顏延之撰。」清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十認為「詁幼」、「詰幼」似皆「誥幼」之誤。

^[9]呂叔湘《語言與語言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版第5頁。

^[10]所謂代表性主要看其是否使用或反映了某個斷代的口語，因為有書面記載以來的整個漢語史都是口語和文言並存的歷史，只有記載口語的文獻才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某個斷代所用詞語的面貌。如漢代有《史記》、《論衡》、樂府民歌和漢譯佛經等代表性文獻，唐五代有敦煌變文、曲子詞、禪宗語錄、《祖堂集》及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王梵志等的詩作等代表性文獻。呂叔湘《漢語研究工作者的當前任務》一文說：「如果能夠出現一些像《詩詞曲語辭彙釋》、《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元曲俗語方言例釋》這樣的著作，十種，二十種，五十種，一百種，《漢語大詞典》的編纂工作就會有更多的依據和參考，在不太長的期間內完成。」《呂叔湘文集》第4卷，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39頁。

^[11]參拙文《略論朱子語類在近代漢語硏究上的價值》，《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4期

^[12]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915頁。

^[13]參拙文《略論漢語文白的轉型》，《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14]我國有56個民族，使用5個語系11個語族的語言，僅漢語就有數十種方言。參拙文《試論語言接觸與漢語文白轉型》，《澳門語言學刋》第31-32期合刋，2008年。

^[15]參拙文《「忙」和「怕」詞義演變探微》，《中國語文》2004年第2期。

^[16]參拙文《「嘍囉」考》，《語言科學》2005年第1期。

^[17]參拙文《論詞組結構功能的虛化》，《復旦學報》1998年第5期。

^[18]王士元《白馬非馬：一個俗語源的考察》，《語言的探索——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選譯》，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304頁。

^[19]參拙文《白馬寺寺名探疑》，《古籍整理研究學刋》2002年4期。

^[20]趙元任《語言的意義及其獲取》，第十屆控制論會議論文集《控制論——生物和社會系統中的循環因果和反饋機制》，紐約：1955年。李芸、王強軍譯，《語言文字應用》2001年第4期。

^[21]參拙文《「買東西」考獻疑》（《歷史研究》1998年第2期）、《「東西」成詞及詞義演變考》（《漢語學報》第2期）和《「東西」與「物事」探論》（載《中國語言與文化研究系列3——多視角下的中國語言與文化探討》，韓國漢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2]參拙文《「民主」的成詞及其詞義內涵考——兼論西學新詞對中國思想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23]參拙著《漢語白話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四、否定之否定與當代語文學

王士元在《語言的變異及語言的關係》一文中說：「眾所周知，直到現代，中國傳統學問的精髓還是『小學』，而對語言方面的研究正是總稱爲『小學』的各門學科的主要內容。」他在縱覽了揚雄《方言》和許慎《說文》等中國傳統語文學一個又一個世紀以來積澱的主要學術成就後說，這「無論以什麼樣的標準來衡量都堪稱一流」，進而對一本旨在描寫「語言學通史」（Itkonen，1991：2）的出版物所說「從嚴格科學的觀點分析，中國的語言學傳統沒有多少價值」這樣的話深感詫異，指出「當然，一個言行毫無教養的人說出如此肆無忌憚的話是武斷的和不能原諒的。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期望這樣的論調會給那些致力於中國語言學研究的學者以反面的激勵，使他們在向西方介紹他們的學術領域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1]誠如王士元所說，那個寫所謂「語言學通史」的人言行毫無教養，而中國傳統語文學無論以什麼樣的標準來衡量都堪稱世界一流。無論在範圍的寬廣方面還是在時代的悠久方面中國擁有的文獻資料都是非常豐盛的，中國的語言則提供了激發人們提出問題和觀念、假說和理論的極爲富饒的資源。

學術史的發展常有一種看似令人費解實則又蘊含必然的情況，即每當人們向未來尋求發展之路時卻總要追溯傳統的發展歷程。這反映了學術發展的辨證法：傳統與未來之間存在著時間上和邏輯上的聯繫。昨天的東西沿續到今天，並影響制約著明天，這就是傳統。學術的過去常常孕育了學術的未來。表面上看，傳統的繼承是一種對昨天的回顧，而實質上傳統的繼承就是對未來的一種把握，未來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傳統的發掘、闡釋和光大。語言的研究也同樣如此，無論是研究古代漢語還是現代漢語，都離不開對傳統語言文字的研究，否則就必然會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事實上越是研究現當代的專家，越是要精通傳統；越是精通傳統，也就越能成爲研究現當代的專家。研究語言文字的學者也同樣如此，如果我們對我國傳統語言文字發掘的越深，那麼我們對當今漢語言文字的研究也就越能迅速達到更高的水準。

就語文學和語言學這兩個術語而言，語文學偏重於書面語的研究，語言學偏重於活的口語研究。語文學是從文獻角度研究語言文字的學科總稱，一般包括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校勘學等。由於我國古代文獻豐富，文字比較特殊，語文學比較發達，且同一文獻的不同年代的版本異文反映的語言變化也就代表了不同時間上的語言狀況，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前後相近的幾個時間點上相同語言現象變或未變的狀況，可供考察語言變化的連續過程和詞彙的興替及語法的演變。^[2]就此而言，廣義的語文學似應包括語言學，也就是語言學和文字學的總稱，但在西學強勢話語權下，語言學在國際學術分科中是一大類，所以目前反而是語文學從屬於語言學，成爲語言學的一個分支。

漢語中「語文」一詞似由「言語文學」演變縮略而成，言語、文學最初是兩類範疇。如《論語》卷六《先進》第十一：「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據門人所長而分爲德行、言語、政事和文學四科。「言語文學」後又指言辭和文章。如宋曾鞏《辭中書舍人狀》：「擇當世聰明雋乂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敷揚演暢，被於簡冊，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現代漢語中則指語言和文字，又可指語言和文學。「中國語文」即「中國語言文字」或「中國語言文學」，特指漢語言文字或漢語言文學，省稱爲「中文」。「語言」一詞是由「語」和「言」組成的並列合成詞，可指「言語、話」，也可指書面語，還可指說話、交談。後用作術語，用以稱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西學東漸，漢語受印歐語構詞法的影響，出現了「~式」、「~感」、「~作用」、「~主義」、「~學」、「~家」、「~業」等具有概念歸類的詞綴，構成了一批新詞語。「語文」和「語言」後加詞綴「學」組成的「語文學」和「語言學」也是西學東漸後產生的新詞，表示「學科」的概念。西學新詞的流行或多或少對人們的思想和思維方式產生一定影響，具有思維的誘導性和價值傾向性。如有關地理概念的亞洲、歐洲、美洲等詞的流行，影響著人們以這些空間爲單位的地理名詞來考慮問題，進行亞洲、歐洲、美洲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思考和論述。又如世紀、上古、中古、冰期等詞的流行，影響著人們以這些時間概念名詞來考慮問題，劃分時間段，進行紀年。至於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詞的流行，更影響著人們把日常生活中的事務按照這些範疇進行分類加以考慮。久而久之，潛移默化，漸至習而不察，奉爲天經地義，足見這些西學新名詞新概念影響我們思維的巨大。^[3]我們如果將五四之前的語言和今天的語言進行比較，就會發現這兩者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們能在公共場合發表的話語不少已是西方語言活動的變種形式，現代中國話語不管是關於社會還是科學的甚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這樣一種語言來表述的。這不僅僅是因爲我們的語言裏充斥了從西方翻譯過來的詞彙和用西方理性邏輯化了的語法，更重要的是我們說話、行事的方式，我們的教育、政府、商業、法律、媒體等社會活動不少是從西方話語模仿來的。由於歷史和空間的距離，我們往往意識不到這是什麼時候開始、從哪裏來、由誰引進、出於什麼目的以及背後推動的力量是什麼」，我們理所當然地以爲說漢語就是說我們自己的話，而沒有意識到其中有不少代表權威的聲音很可能融合或使用了別人的話語。^[4]如《中國大百科全書》說：「語言學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語言學專指19世紀以來的語言研究和語言理論，廣義的語言學包括語文學。語文學以研究古代文獻和書面語爲主，而現代語言學卻以研究近代、現代語言和口語爲主，兼顧其他方面。」^[5]又如《辭海》釋「語文學」爲：「偏重從文獻角度研究語言文字的學科的總稱。西方一般認爲語言學作爲一門現代科學建立於19世紀初，而把在這以前缺乏系統的語言文字研究稱爲語文學，亦有用它統稱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的。在我國也有人稱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校勘學爲語文學。現在一般將語文學作爲語言學發展的一個階段。廣義的語文學有時包括文學和文化研究。」釋「語言學」爲：「研究語言的科學。作爲一門現代科學建立於19世紀上半葉。此前的語言研究，在中國稱『小學』，在歐洲稱『語文學』。從史的角度看，這些研究應列入語言學。」^[6]

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我們有時甚至沒有意識到其中有一些代表權威的聲音本身是有不同理解的話語。如Morpheme最早譯作「形素」，後又譯作「詞素」或「語素」，《現代漢語詞典》釋爲「語言中最小的有意義的單位」。^[7]又如「革命」作爲動賓詞組在中國古典話語系統中是改朝換代的非常手段，即變更天命。西學東漸時用來翻譯英語中的revolution，於是產生了《現代漢語詞典》所釋「被壓迫階級用暴力奪取政權，摧毀舊的腐朽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進步的社會制度」義。據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一書考探，「英語revolution一詞源自拉丁文revolvere，指天體周而復始的時空運動」，^[8]這一英語詞語的內涵自14世紀到18世紀經歷了從「叛亂」到政治「變革」的轉變，含有和平漸進與劇烈顛覆的不同詞義。^[9]有關語文學和語言學這兩個術語也同樣有不同的解釋。如英國學者羅·亨·羅賓斯說：「按照最狹義的解釋，語言學的中心領域是對語言的形式分析和描寫。只要語言學家擴大其學科範圍而從事意義的研究，就可以說是接近了語文學的研究領域。」^[10]俄文版的《語言學大百科詞典》說：「語文學是通過對書面文本語言和風格的分析來研究人的精神文化的諸多學科——語言學、文藝學、文本學、史料學、古文字學等的總合學科……語文學在關注於文本並爲文本做輔助性的注釋的同時（這是語文學工作最古老的形式與古典的原型），從這一視角把人的存在首先是精神存在的全部廣泛深入的內容均納入自己的視野。因此，語文學的內部結構是具有兩極的：一極是不允許脫離文本具體內容的附屬於文本的最低的服務；另一極是界限無法預先劃定的廣大博深性。」^[11]辨證唯物論的否定之否定規律體現了事物發展和不斷完善的過程，語言學的發展也是否定之否定的揚棄和完善過程。語言學是研究人類語言的科學，探索範圍包括語言的結構、語言的運用、語言的社會功能和歷史發展，以及其他與語言有關的問題。由於我國傳統的文獻往往文史哲相容並包，如《左傳》既是經學著作又是史學和文學著作，《史記》、《國語》、《戰國策》等既是史學著作又是文學著作，因而傳統語文學可以說是一個多元相容的體系，不僅包括語言學，而且旁及其他各個學科。傳統語文學的研究由經學的附庸而轉型爲以語言爲研究對象的現代語言學，現代語言學的發展趨勢也將以新世紀新的當代意識，傳承發明傳統語文學研究的多元相容特點，關注人的因素和人的作用而有科學的創新，變革爲既力求科學地闡明漢語的特點及其發展演變之所以然，又關注人文社會的當代語文學研究，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上升至更高一個層次的多元相容的當代語文學。因而我們的語言文字研究的發展趨勢也可以說是由「不允許脫離文本具體內容的附屬於文本的」傳統語文學到「界限無法預先劃定的廣大博深性」新時代語文學的否定之否定過程。

我們正處在大變革的時代，新世紀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迅速地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生活和生存方式；世界範圍內的文化交流，打破了人們封閉的心態和狹窄的視野。王力曾指出「每一門科學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和其他科學部門有聯繫的」，^[12]而「語言是人類最複雜最廣泛的一種現象，單從一個角度一個學科去看是太狹窄了。要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至少要跟文化歷史、跟人群分佈聯繫起來」。^[13]語言不僅僅是人類交際的工具和媒介，同時也是文化的載體和人類經驗智慧的寶庫。語言的發展促進了文化的進步，而文化的每一點進步也都會在語言中留下清晰的印跡。語言既可指稱和反映現實，同時又是意義的創造者。在人類各民族語言發展的歷程中，一方面語言會非常敏感地對一個民族生活環境的變動和社會的變遷作出相應的調整，另一方面語言的變動一旦確定就會形成一種語言觀念左右和決定人們對生活和世界的認識。語言構成了文化最爲深刻的基礎，語言體系的形成即文化類型的形成，語言的承傳亦即文化的承傳。因而語言學作爲一門人文科學，需要儘量利用技術科學進行研究，但與技術科學有著本質的不同，而具有思想意識形態的人文性，不應該也絕不會變成一門技術科學。中國語言學的研究不能只局限於描寫語言結構的本身，還應注重傳統文化的傳承，從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和語言隱含的價值觀念著眼，解釋爲什麼是這樣，要聯繫社會、物理、生理、心理把語言現象置於空間和時間中去描寫和解釋，涉及社會的發展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等各個方面。由此入手就能看到漢語適應社會的發展的演變歷程和趨勢，中國語言學的研究也就能在傳承傳統小學的基礎上有更多更實在的建立在實學所獲實證基礎上的創新，而我們當前的任務就是要面向現實，反思過去，跟上時代的步伐，厚今而不薄古，重外而不輕中，汲取傳統語文學和西學的精華，理論和實證並舉，摒棄過時糟粕和刻意效顰，充分發掘我國數千年傳承典籍和方言及民族語中的豐富語料，時間上貫通古今，地域上貫通方言、民族語和通語，在經過扎扎實實文本研究和廣泛深入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建立起由不同共時平面構成而具有歷時層次的語料資料庫，進而「明其理而得其法」，尋求出具有我國傳統特色而不落西方窠臼的中國語言學發展捷徑，從而將我國的語言學研究推向新的階段，由傳統語文學經否定之否定而變革發展爲當代語文學。^[14]

^[1]王士元《語言的變異及語言的關係》，《語言的探索——語言學論文選譯》，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26頁。

^[2]參拙文《詞彙擴散與文獻傳本異文》，《中國語言學報》第13期，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

^[3]黃興濤《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發微》，《開放時代》2003年第4期。

^[4]參吳宗傑《中西話語權勢關係的語言哲學探源》，《浙江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5]《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版第480頁。

^[6]《辭海》第六版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4-2325頁。

^[7]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最小的語法單位是語素，語素可以定義為『最小的語音語義結合體』。」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5頁。

^[8]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

^[9]馮天瑜《「革命」、「共和」：清民之際政治中堅概念的形成》，《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2年第2期。

^[10]羅·亨·羅賓斯《普通語言學概念》，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

^[11]Boлвщой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словаръЯзъ?кознание.НаучноеиздателЪство「BoлвщаяPоссийска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譯文引自鄭述譜《「語文學」求解》，載《詞彙學理論與應用（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46-47頁。

^[12]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頁。

^[13]石鋒《訪王士元教授》，《漢語研究在海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頁。

^[14]也可以稱為當代語言學，但是不同於現代語言學而是如王士元所指出的「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至少要跟文化歷史、跟人群分佈聯繫起來」的語言學，具有多學科交叉的融合性和人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