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主義

行為主義的產生和發展。20世紀30年代後，在美國率先興起、形成一種與當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理論、方法論和技術手段等有密切關聯的政治學：行為主義政治學。其主旨在於取代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政治學研究方法。它對當代西方政治學有重要的影響。 當代西方政治學者面臨著當代西方世界特有的各種危機，如帝國主義戰爭、聲勢浩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少人無法解決和解釋這些危機，因而把這些矛盾的產生歸結於「意識形態的鬥爭」，試圖建立一門「精確的」政治科學來排斥他們所斥責的「意識形態」的作用，為擺脫矛盾提供方策。行為主義便是在這個歷史前提下應運而生的。 政治行為主義首先是一種與傳統政治學迥然不同的政治觀。行為學派斷定，古典政治學理論的方法（如歷史方法、法律方法和機構方法）帶有道德和哲學色彩。政治學要成為一門「科學」，須拋棄這種方法，對政治現象做「系統的、經驗的和因果的解釋」，以便使政治學能夠成為一門「經驗科學」。美國行為主義政治學者Robert Dahl認為，行為主義是對傳統政治學極為不滿的一場反抗運動。 達爾在談到行為主義時確認：「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與人的實際行為，以及他們賦予他們行為的意義有關。行為主義根據觀察到和可觀察的行為來謀求解釋政治現象。」從對國家的研究轉向對社會的研究，使政治學變成一種「非政治性的科學」，不把國家及其體制視為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是行為主義運動的主要結果。哈羅德·D·拉斯韋爾認為，政治學應研究政治中的影響因素和被施加影響者，戴維·杜魯門斷定，政治學應研究利益集團的政治和調節利益集團之間利益衝突的過程；戴維·伊斯頓宣布政治學應研究「存在於任何社會當中的相互作用的系統」和「社會財富的權威性分配」。E·C·班費爾德（E·C·Banfield）聲稱政治學應研究解決或討論問題的一般活動，如談判、辯論、討論、力量的運用和說服等。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政治行為主義已成為美國政治學領城內佔主導地位的學術思潮和方法論，並逐步得到其他國家政治學界的重視、研究或採納。這股學術思潮主要借用現代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門類的行為科學的理論成果，吸取統計學和計算機等先進的數量分析和信息技術手段。圍繞國家的權力和權威決策這個核心內容，觀察總結廣泛的政治現象，產生了從宏觀到微觀不同層次的一系列理論或分析模式，彙集成一股從觀點、內容到方法等方面迥然不同於傳統政治思想和思辨的政治哲學的新型政治科學。縱觀70餘年的歷史跨度，政治行為主義是我們了解現代西方政治學的重要內容。 政治行為主義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初到50年代是形成時期。這期間，一些政治學者開始撰文著書，批評和譴責傳統政治學的形式——法律的研究方法，主張用新的手段和方法開展政治學研究。如英國政治學者卡拉漢·華萊士發表了《政治學中的人性》，美國政治學者阿諸爾·F·本特利寫下了《政府過程》、查理·E·梅里安出版了《政治學的新方面》、哈羅德·D·拉斯韋爾也完成了不少著作。這些人在構成行為學派的理論框架和原則以後，也就成為行為學派的奠基人。他們呼籲注重研究人的政治行為，研究人性；斷定只有人才能成為政治研究的可靠依據，並主張把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知識和技術嫁接到政治學研究上來，強調應利用科學的方法對政治程序進行詳細調查和微觀研究。 大約從19C末到20C30年代，可以看作政治行為主義在美國逐漸醞釀形成的時期。 在美國，政治學作為獨立學科，誕生於19C後半期。這段時間政治學研究對象主要有兩個：（1）政治制度史，研究政治機構的來源及其發展歷史；（2）與政治制度有關的法律體系，研究憲法和有關法典如何規定政府機構的職能以及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權力關係。 隨著20C初葉世界政治形勢的風雲變幻和西方社會結構的改變，這種以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傳統方法逐漸受到政治學者們的批評。他們對前人樹立的刻板的歷史敘述、邏輯推理及其它規範程式表示強烈不滿。他們轉而尋找新的理論和方法。 政治行為主義的產生與以下幾個重要社會條件分不開。首先是當時歐洲各類社會科學的影響。從19世紀後半葉以來，美國政治學界就一直受到托克維利等歐洲學者的強烈影響。得自歐洲一些著名大學的教學方法的啟發，許多美國學者開始倡導政治學的科學性。20C30年代，大批歐洲學者為逃避法西斯主義的迫害，從大西洋彼岸到了美國，又為學術界帶來了一系列新的理論和方法。他們當中有些人後來在美國政治學界佔據了重要位置。 這一大批歐洲或歐洲式的社會科學家強調：政治學必須藉助於社會學和心理學理論，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現象。他們帶來的新的科學分類思想對美國政治學界的影響難以估價。弗利德里希和帕森斯介紹來馬克思、杜爾克海姆、弗洛伊德、韋伯、帕雷托、莫斯卡、米切爾斯的學說，推動了後來政治行為主義的誕生和發展。 心理學研究成果對政治行為主義的啟迪和影響。巴甫洛夫（Pavrov）、約翰·華生（John Waston）和B·F·斯金納（B·F·Skinner）等心理學家創立的「行為心理學」，注重運用刺激——反應模式解釋人類行為，強調研究可觀察的刺激因素，這些思想對政治學行為研究有觸類旁通的效果。因此，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可以說是當時各門科學（首先在心理學）中發生的行為科學的一個邊緣產物。 其次，是國際和國內的現實需要驅動美國的政治學學者更加重視並直接接觸普遍的政治活動和政治現象。二戰當中，一大批政治學家走出校園和研究機構，親自處理聯邦政府或地方的日常政治事物和管理工作。通過切身的經驗，他們察覺到傳統理論與實際問題之間的巨大差距，看到研究工作存在著嚴重缺欠，舊有的學園式結論不可能預測未來的政治局勢。這些迫使他們在方法論上檢討自己。在這股日趨壯大的學術思潮帶動下，一些影響力頗大的政治學家已開始在自己的著作中主張：政治研究要關心現實。打破過去那種以圖書館為基地的研究方式；研究面向人們的政治行為，特別要重視各種政治活動中的個人行為；運用實地調查和統計分析的方法，努力對人們的政治抉擇作出預測並給以檢驗。 與此同時，美國各種社會勢力也出於長遠或近期的考慮，大力資助政治學團體的研究活動，因為搜集和分析大量實際資料要比局限於圖書館當中作研究所需的費用大得多。大基金會通過資助某些中意的研究項目，制約了學者們的注意力和思想傾向。二戰後，各基金會進一步重視資助諸如選舉等短期行為科學研究項目及一些跨學科研究。 最後，應該看到，行為主義之所以產生，是和美國注重實用傳統及現代西方哲學的影響密切相聯的。20世紀初葉，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方法論就啟發過許多政治學家。在現代哲學中值得特別提出的有邏輯實證主義。其代表維也納學派主張：一切理論都要有經驗上的根據， 由直接或間接的驗證預以證實或推翻；理論必須出於徹底的科學態度，並且有賴於多學科的合作；哲學的任務是以語言分析為主要方法，達到對知識和科學的解析等。在傳統和思潮的推動下，美國政治學界逐漸形成一股佔主流位置的觀點：科學的實質在於收集客觀資料，收集政治生活的無情事實。這一觀點直接針對19C以往的推理方法，就是說學術界認識到，要解決迫切的社會問題，光靠對法律權利與義務作歷史的、邏輯的分析是不行的，社會知識的可靠性在於事實。這樣，重事實而不重目標。重現狀研究而不重方向研究，成了普遍傾向。美國政治學會1903年成立，早期的幾位會長都是主張政治學科學化的學者。20C20年代初，美國幾次全國政治學會議的基本思想就是強調利用新技術收集新情況、新資料，而不注重理論的作用。學術界認為，事實會自己說話。 政治行為主義的形成，包含幾代學者的持續努力。在美國，對傳統的制度研究加以批評的學者，首推以研究方法論著稱的社會科學家阿瑟·F·本特利。他早在《政府過程》（1908）中就抨擊當時的政治學是一門僵死的學問，只對政府脯機構的最表面特徵作形式上的研究。他主張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造，才能使政治學變為名符其實的科學。英國學者G·華萊土在1908年出版的《政治中的人性》中，也把政治動機看作理解政治生活具有決定意義的新領域，主張採用心理學與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政治。J·布魯斯說過：「所需要的只是：事實、事實、事實。」這句話典型地代表了那個時代政治學者最重視的東西。布魯斯還讚揚科學及其嚴謹性，這反映了當時美國知識界反對墨守傳統的共同態度。 繼本特利之後，對推動政治行為主義形成起作用最大的，是查爾斯·E·梅里安和他帶動下的「芝加哥學派」。梅里安在1921年發表論文《政治學研究之現狀》，正式提出廣泛應用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地理、人種學、生物學、統計學的技術和成果改造政治學研究狀況。美國學者一般都把這一年看作科學化運動開始的時間標誌。1925年梅里安出版《政治學的新方面》可以看作是對學院式政治學的批評和發展政治行為研究的日程表。梅里安首先提出「新政治科學」這個名詞。他主張，政治學必須應用科學方法研究政治過程，把政治行為作為調查研究的基本對象之一，重視在政治分析中理論與經驗研究必然形成的互相依存的關係。梅里安在20年代擔任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以後一、二十年當中，該系培養了一批研究生，他們成了後來聞名全美的政治學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就有早期的H·F戈斯耐爾、H·D·拉斯韋爾和30年代以來的第二代傳人凱伊、特魯曼、西蒙、阿爾蒙德等。伊斯頓在40年代後期起到該系執教。本特利和亨廷頓也曾就學於這所著名學府。人才匯聚，使這裡儼然成為美國政治行為主義研究的中心。在這種科學化思維萬式指導下，談學派的學者們都是面向實地工作，用以彌補以往研究資料的匱乏，並積極借用其它社會科學和統計學的理論及手段，正式把行為主義引進政治研究，帶動了行為行為主義革命的興起。 總的來看。從20年代初直至二戰之前，形成之中的行為主義在方法論上強調的重點是不斷發現事實和採用科學方法。伊斯頓回顧這段歷史時說過：一場高度求實的時代開始了，事實成了人們共同接受的準則，成了普遍流行的科學意識的一部分。從具體的研究對象上看。當時的重點已經由政治制度轉向政治過程。與過程相關，當時初步形成了幾個重要的政治理論，比如團體論，研究參與政治過程的各種社會團體以及這些團體在制定或執行政策當中扮演的角色。團體可以包括利益集團或壓力集團等有組織的團體，也包括諸如社會階級以及區域性、宗教性、種族性等非組織的社會力量。同時也重視研究權力概念。比如G·E·G·卡特林認為，政治學研究對象是權力，政治舞台是權力市場（《科學與政治學方法》，1927）。拉斯韋爾提出，政治學研究影響力和有影響力的人：影響力根據服從、安全和收入而定，有影響力的人的特徵是階級、技術、人格和具體物質等。這幾個內容特徵和50至60年代成熟時期的研究重心還是有所不同的。 當時處於這場學術運動中的先驅人物，還有W·李卜曼（《公共輿論》，1922）、C·A·比爾德（《美國憲法的經濟觀》，1913）、S·賴斯（《數量分析與政治學》，1938）、 W·B·莫若等人。他們都倡導用科學方法探討與研究政治現象，發現政治行為的基本規律。 第二階段為鼎盛階段，始於二戰後至60年代末。這時美國湧現出一大批批行為主義學派的政治學者，如瓦爾迪姆·O·凱（Valdimar·O·Key）、戴維·杜魯門、赫伯特·西蒙、羅伯特·達爾、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戴維·伊斯頓、卡爾·W·多伊奇（Karl W·Deutsch）、德懷特·沃爾多 (Dwight Waldo)等人，他們紛紛著書立說，把行為主義普遍運用於政策制定，壓力團體、政治過程、社會衝突、選舉行為、國際關係、政治體制和權力等各個領域。在這個時期，出現了許多「經典」的行為主義政治學著作，如V·O·凱的《美國各州及南部政治》（1949）、西蒙·史密斯和湯普遜的《公共行政》（1950）、拉斯韋爾和卡普蘭的《權力與社會》（1950）、杜魯門的《政府過程》（1951）、伊斯頓的《政治系統》（1953）。 政治行為主義從產生進入到發展的高峰期，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這個趨勢反映了廣大學者們一個日益自覺的意識：日常研究中面臨的各種問題迫使政治學必須在理論和方法上同傳統決裂。在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協會」的積極贊助下，一些政治學家團體積極從事行為研究。比如，在50至60年代，政治行為學會和比較政治學會就支持並且協助各種行為研究活動。1956年，在「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的年會上，提出的任務之一就是開闢一系列專門途徑，以有益於這項研究開展。在教育界，從50年代開始，幾乎所有重要大學都設立了這個學科的教授職稱。一些學校開設了以政治行為為專業方向的博土生培養計劃。政治科學系也竟相建立。出版界也有了變化，到60年代初，政治行為主義已經在專業雜誌上成了多數論文的理論依據。 在30年代問世之時，政治行為主義還被學術界許多人看成是少數人持有的偏激理論。但到了50年代，主張行為主義的學者大多成了美國政治學界的權威人物。這個轉變的生動標誌：在整個30至40年代，美國政治學協會主席中沒有一個人鮮明贊同行為主義，但從1950年後，拉斯韋爾等著名學者先後擔任了該協會的領導職務。可以說。從50年代開始，行為主義的觀點已經遍及當時政治研究的廣大領域。和20、30年代相比，行為研究的對象更側重於人們的心理活動。伊斯頓認為，早期的團體論和權力論考察各種社會群體如何相互作用，從而影響政治制度的權力分配和決策內容的過程，實質上還是以政治制度為核心，積累的只是形勢資料。它仍然忽略了參與政治的個人的人格、動機、情緒等心理因素，忽略了行為資料的積累。行為主義應該以行為資料和形勢資料並重。這個批評比較中肯。比如行為研究方法的首創人本特利就否認人的個性在政治研究中的作用，認為個性無法把握；唯一可以研究的是政治過程，而人們能觀察到政治過程只是團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所以政治就是團體的行為。在成熟時潮，行為主義突破了這個界限。可以說，在50年代，行為主義的理論認識和研究方法進一步深化、成熟了。 作為一門成熟的獨立學科，政治行為主義逐漸建立了不同於鄰近學科的研究對象、觀點、術語和方法。以行為主義這個詞為例。伊斯頓曾明確指出，政治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這個詞和心理學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的含意不一樣，它反映了學術上的重大差異。如，心理學的工具是人的感覺器官或機械儀器，它的研究對象只是人體在外界刺激之後產生的可視察的行為，而不過問人的目的、企圖、動機、慾望、情緒、感覺等精神內部的變化。反之政治行為主義關心人們的政治態度和行為規律，總是努力預知人們頭腦中有什麼想法。它把團體和個人，把「刺激——組織——反應」的心理過程和制度——個人的關係都列入研究範圍。所以政治行為主義的觀察領域要比心理學的行為主義寬廣得多。 經過同代學者共同探索和重複使用，行為主義政治學已有了學科內公認的方法論原則：第一，政治分析以個人或團體為基本單位，而不是以政治制度為觀察的焦點。第二，搜集並整理事實資料，反對抽象空洞的哲學推理。第三，研究應區分價值問題和事實問題，以確保分析和結論的客觀與精確。第四，針對特定範圍的對象，建立相應的指導性理論；理論與資料互相補充、互相促進。第五，承認社會科學的各門學科之間存在著一致性；吸取和借用其它學科的成果。第六，使政治學具有科學的精確性和嚴謹性，發揮理論的解釋和預測功能。 行為主義革命也波及到美國以外的一些國家，特別是英國、德國、日本和印度等國。許多研究機構從事行為研究或准行為研究，如在英國和挪威研究選舉行為，在法國研究公眾輿論、政黨選舉行為和壓力集團，在義大利分析議會活動，在西德建立經驗政治科學。60年代，行為主義滲透到比較政治之中。美國、歐洲和亞洲的學者合作日益密切，開始衝破了以往研究中狹隘的區域意識。 最後應該看到，有些美國學者一直認為：即使在這種學術思潮的波及影響之下，也很難把那些學者明確看作是行為主義的堅決信奉者。直至二戰之後，明確表示採納行為主義的學者並不多見，完全受嚴格的行為研究技術約束的人也很少。準確地說，多數美國學者對傳統方法和行為研究方法的態度是混合採納，只是偏向於行為主義方法。他們相信：行為主義並不把拒絕歷史知識，因為後者是對當代政治行為觀察必不可少的補充。行為主義也不能完全割斷與傳統的聯繫，因為現有學科的任何新發展都必然以過去的成就為基礎。與此同時，當代在美國仍有相當數量的學者乾脆完全堅持傳統的研究方法，仍然著重探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史的有關問題。然而不容懷疑的是，自20C中葉以來，行為主義政治學一直是美國政治研究的主流。它體現了當代西方政治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向。 第三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初至今，稱為後行為主義階段。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理性選擇理論的盛行。理性選擇理論意味著政治學從與社會學結合過渡到與經濟學結合。它接受了經濟學對人的傳統看法，認為人運用自己的理性來最大限度地利用生存環境。這個命題本身就包括了與行為主義的規定相背的內涵。 生物政治學（Biopolitics）是面臨危機的行為學派尋找到的一個最新出口。行為學派一般確認政治學要成為一門科學的話，其性質接近於生物學，而遠於數學、力學、化學和物理學。因此，生物政治學可以說是行為主義主張的一種徹底的表現形式，是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政治學界的口號。生物政治學嫌行為主義對人的注重還不夠。它提出要擺脫危機，必須注重人類政治行為的生物學特徵，主張把生物學的信息注入對人類政治行為的研究中去，使政治學更加「行為主義化」。在行為主義關於人的觀念基礎上，生物政治學認為人是一個生物學上的複雜造物，必須採用人種學、心理生理、生物化學，神經解剖學、心理藥理學、心理病理學、營養學等學科手段，從揭示人類生命本質理解人的政治行為，著手改造政治學。 總之，在行為主義前景暗淡的這個時期，不少的政治學者開始批評行為主義的弊病，提出新的理論和主張，試圖修補行為主義理論上的破罅，使其繼續發展。 政治行為主義的研究方法。伊斯頓說過，政治科學之所以成為一門具有本身系統的理論結構的綜合學科，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這門學科從根本上容納、綜合了各種科學的方法。這句話突出了方法論在政治行為主義中起著研究基礎和整體貫穿的作用。 行為主義作為風行一時的一種政治學流派，其根本特徵在於注重研究社會政治生活的過程，而不是象傳統政治學那樣注重探討事物的本質。出於這種政治觀，行為學派在進行政治研究時。排除了對國家制度、國家起源、政治權力性質的研究。在他們眼中，國家制度只是一種既存的事物，本身沒有指示政治的真實內容。政治的真實內容應當是政治體系內部的活動和圍繞制度展開的行為。如果要理解一個政治組織的作用，關鍵不在於法律規定這個組織中的成員享有什麼權力和責任，而在於他們的行為。譬如說，確定一個社會的性質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在他們看來就是沒有必要的，他們認為制度並不能表示政治的實質。 這種政治觀避而不談階級社會中政治最根本的特徵，實質上掩飾了國家政治過程的根本屬性。行為學派是想迴避政治的這一基本方面，他們斷言，國家機器已經成為中性的、為全體民眾謀利益的公共權力，因而對它的性質不必加以研究。這就有意無意地繞開了政治制度的性質這個要害問題。 行為學派一方面厭棄對國家和政治制度性質的宏觀研窮，另一方面又把對「客觀事實」的研究局限於人的行為之上。他們認為人類的行為是在人們認識之外的一種事實，「我們不自命知道人的起源和命數，但認為理解人的唯一途徑是觀察人，並且記錄下他在審判室和立法機關中，在議員競選演說講壇上所做的一切。一旦有了足夠的記錄，我們就能預料不久之後他在已被認知的刺激的作用下將如何作為。」行為主義的一個重要命題是「規則性」（Regularities）。所謂「規則性」是在一種抽象的人的觀念的基礎上確認，人類的政治行為具有某種可辨別的「均一性」（Uniformities）。在日常生活中，人受到不同因素的驅使，行為缺乏「均一性」，但是在一定情況下，人類總以或多或少有點相似的方式活動著。這樣，政治學者就可以研究政治行為的「規則性」以及與其有關的各種變數；就可以用一種嚴格的方法提供純描述性的材料。 由於行為主義強調「事實」，因而就突出觀察、核實和現代經驗科學的方法，強調使概念具備操作的意義。行為主義方法論的主要特點在其所謂的「純科學」方法和「系統」方法。前美國政治學學會主席戴維·伊斯頓把行為主義方法論歸納為八項設想目標：規則性(Regularites)、驗證（Verifications）、技術(Techniques)、數量確定 (Quantification)、價值 (Values)、系統化 (Systematisation)、純科學 (Pure Science)和一體化（Integration）。政治行為主義方法論的最基本的特徵，就是它的科學主義，即重視模仿自然科學的嚴密性和精確性，積極採用當代科學技術的概念和手段，在研究事實的基礎上，發現人的政治行為規律，逐步形成經驗理論，並且給予普遍的驗證，以期政治學的科學化。行為主義同樣重視發現社會科學的各門學科之間的聯繫和交叉，大量吸收借用政治學所需要的一系列概念、術語和基礎理論。在這個意義上，行為主義政治學體現了當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逐漸交融匯合的學術大趨勢。就兩者關係而言，如果說自然科學為政治科學這個大系統更多地提供了結構和工具，那麼其它各門社會科學就是更多地提供了內容和材料。行為主義的研究方法具體說來，可以歸納為如下三個主要方面： 採用現代各種科學技術手段，研究客觀、動態的政治行為。行為主義方法論的首要原則是通過實地調查積累起來的精確事實來形成並驗證理論。研究首先要面對客觀事實。行為主義的醞釀產生，就在於研究人員已經不滿足於傳統政治學採用歷史的、哲學的和其它一般敘述方法。卡特林主張，政治學研究不要同玄奧的抽象觀念，而要同感覺到的經驗對象相聯繫，即注意實際活動，避兔所謂的超政治學。理論只有依據對政治事件進行比較密切、直接以及受到比較嚴格控制的觀察，加以檢驗之後，才能成立。 這樣，政治過程和參與活動的各種團體最先取代政治組織和政治機構，成了研究的主要對象。到50年代，心理學方法更廣泛地應用於政治研究，目的還是對經驗的政治行為作更為深入的了解。當然行為研究並不是拋棄歷史資料，不去研究法律和制度，但他們認為政治行為才是政治學的真正要素，法律畢竟是由人去制定、遵守或違犯，而政治制度不過就是行為模式的組合。 行為主義重視採用各種技術手段搜集和處理研究資料。學者們公認，特定時期內方法論的深度和技術技巧的靈活情況必然會促進行為研究的進展。自行為主義形成以來，為搜集事實所作的社會調查在形式上已經大為豐富多樣，如實地調查、信函問詢、資料卡數據分理、受控實地試驗、抽樣問答等等，這些為政治分析和建立理論提供了所需的資料條件。 經過對經驗事實的分析、概括，得出某種理論、規律或假設，必須能夠採用既是普遍適用，又是科學嚴謹的方法加以檢驗或證實，對結論作出明白無誤而不是模稜兩可的是非判斷。當代許多政治分析的手段是各種社會科學學科或綜合性學科相互通用的。為了解決研究設計、可靠性資料彙集、測量工具、證實標準以及其它各種特殊的科學程序方面，行為分析採用其它學科中的技術手段，如參與觀察、內容和群組分析、量圖和因素分析、心理測定和精神程序、試驗室和實地試驗、多元分析和計算機程序等方法。由於應用這些方法和技術，不僅使研究結果易驗證，使人信服，而且極大地拓展了政治調查的領域，系統理論的範圍也大大豐富了。 在技術手段當中，又以定量化方法為最常用最重要的手段。從60年代開始。美國政治學界開始普遍使用定量分析。60年代中期以後，計算機開始廣泛應用於社會科學領城，使得資料統計分析更為迅速和精確。用數字來測度群眾的政治態度，特別是對總統選舉中的選民態度進行研究，已經是當今美國政治生活和政治學界的熱門課題。另外對立法者的動機、行政官員的感情、人的政治化過程和衝突理論等方面的研究，更使這個方法成為政治學者不可或缺的技術手段。 發揮理論的預測功能也是科學化的目標之一。藉助於客觀的資料和科學的分析手段，學者們試圖發現政治現象的規律，從而預見未來的事態發展趨勢。行為主義相信，通過調查和分析，人們可能用類似自然科學那樣嚴密的方法發現人們行為的規律，因為人和各種事物一樣，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自然科學的某些技術方法、技術原理、邏輯方法和自然哲學同樣可以用來研究人們的行為。當然，政治學要發展自己的一套科學原理，用以解決複雜多變的社會問題。但只要有了適當的分析手段，就可以簡化複雜問題，發現政治行為的規律，幫助人們作出預測。 以統計學的應用為例。在美國，經過幾十年的積累，政治學已掌握了大量的統計資料，有了自己的資料檔案。經過對這些資料的整理、分析、加工、分類、存貯，原始資料成為規範化和系統化的信息知識，方便了後來人們的利用。美國學者認為，統計學在當代政治學領域的用途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實用性，如把統計方法運用於各種社會抽樣調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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