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歸去來兮辭》研究綜述 陳芳

近三十年《歸去來兮辭》研究綜述

陳芳

摘要：本文將結合近三十年間關於陶淵明及其《歸去來兮辭》的研究成果，從創作時間和地點，陶淵明歸隱的原因，作品淵源與藝術特色和影響等方面進行總結。

關鍵詞：近三十年；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研究；綜述

自1979年至2008年這三十年間，陶淵明研究的碩果累累，對近三十年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研究發展里程進行回顧，具有一定的現實和歷史意義。

一、《歸去來兮辭》的創作時間和地點

陶淵明辭去彭澤縣令，歸隱田園，再未出仕。《歸去來兮辭》及序，自述出仕及棄官過程，最為詳核，其可靠性無可置疑，是理解陶淵明最重要的文獻。

關於《歸去來兮辭》一文的創作地點，幾種權威的說法是在陶淵明的老家柴桑，如逯欽立所云[1]；王瑤先生說：「文中前半述歸時之事，後半述歸後之情。」從內容上認定為歸家後所作；朱東潤先生認為：「本篇是作者辭去彭澤令後初歸家時所作。寫歸家時的愉快心情和隱居的樂趣。」是明確地斷言《歸去來兮辭》為歸隱後之作。另外，李華先生也將該文的創作地說成是老家柴桑。周明《欣慰、苦悶、解脫——重讀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江蘇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01期）中認同逯欽立先生的觀點，認為此賦的寫作當在歸田之後的第二年（406年）或稍後的一段時間，賦中所描繪的生活情景是紀實而非想像。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觀點。

錢鍾書先生首先提出了質疑，他的《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1224-1232）中指出，宋代人最為推崇陶潛，《歸去來兮辭》尤其受宗仰。但王若虛認為《歸去來兮辭》有瑕疵：「將歸而賦耳，既歸之事，當想像而言之。今自問途以下，皆追錄之語，其於畦徑，無乃窒乎？『已矣乎』雲者，所以總結而為斷也，不宜更及耘耔，嘯詠之事」；劉祁《歸潛志》卷八中謂此文「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錢鍾書先生根據《歸去來兮辭》序，道出自己的觀點。《序》云：「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辭》。乙巳歲十一月也。」錢鍾書認為：「《歸去來兮辭》作於『歸去』之前，故『去』後著『來』,白話中尚多同此」。周振甫認為：「《序》稱《歸去來兮辭》作於十一月，尚在仲冬，怎麼會有『木欣欣以向榮』、『善萬物之得時』等物色？又怎麼會有『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植杖以耘耔』等人事？其為未歸前之想像，不言而喻矣。」這段話率先對歷史上的「追錄」、「直述」的觀點提出了大膽的質疑。對此，錢鍾書先生進一步補充道：「本文自『舟遙遙以輕颺』至『亦崎嶇而經丘』一節，續啟程之初之抵家以後諸況，心先歷歷想而如身正一一經。」周、錢兩位先生在此明確地表示：《歸去來兮辭》創作於陶淵明未歸之前，且有想像的言辭。

歐陽楠和肖春華《關於<歸去來兮辭>的創作時間問題——並與朱東潤先生商榷》（雲夢學刊1986年第1期）詳細羅列了十二位學者關於陶淵明歸隱時間的觀點，大都認為該文抒寫了陶淵明歸途中所見所感和回到田園的自得自樂，其中包括逯欽立先生的觀點。但歐陽楠和肖春華均給予否定和質疑，他們同意周、錢兩位先生的想像說，認為陶淵明是在去縣之前完成了這篇千古名作，並加之美學思想使得《歸去來兮辭》一文的藝術價值大大提升。張學成和李桂奎的《<歸去來兮辭>創作地考辨》（九江師專學報2000年第2期）也肯定地提出，《歸去來兮辭》一文的創作地應為縣衙彭澤。

對於這個疑點重重的問題，歷來的陶學者都各抒己見，使得這個話題更加耐人尋味，但是有一點大家的觀點是一致的：陶淵明於晉安帝義熙元年，也就是公元405年的8月出任彭澤令，在任八十餘天后，於十一月辭去彭澤令離職歸田，卒於公元427年。

二、陶淵明歸隱的原因

（一）質性自然而厭官場

陶淵明最初出仕的原因，首先是「家貧」，為生活所迫。在《飲酒》其十九中他寫到：「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中繼續這樣寫道：」其棄官基本原因，則為：『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此點正面敘述棄官原因，最為重要。」陶淵明「質性自然」的本性與官場「矯勵」生活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只是「悵然慷慨」，最終無法調和而辭官。徐公持先生還認為，陶淵明棄官的原因，並無具體政治問題或個人關係方面含義，基本上就是人生觀問題，或曰性格問題。「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二句譬喻淵明的出仕及棄官的緣由，最為切合。徐公持先生細緻的分析，《歸去來兮辭》及序中，都可見陶淵明對於當時政治局勢及官僚集團或官員個人的態度。陶淵明在職期間，與諸官長相處，個人關係似乎尚可，至少不曾發生明顯的衝突。而在具體政治見解及措置上，陶淵明亦未曾表示任何異議，這一點不僅在本篇中如此，於今存其他詩文中也從未流露過。由此可知陶淵明在出仕期間的不快心情，其產生原因與具體人事關係及政見基本沒有關係。

龔斌《陶淵明傳論》中這樣說過：「陶淵明喜好自然，剛直絕俗的個性，是其歸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他那追求精神自由，不肯向世俗低頭的個性，必然會與東晉末年貪卑污下，廉恥喪盡的社會發生衝突。在他十年左右仕隱不定的經歷中，始終貫穿著個性與社會的衝突。」[2]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中也認為陶淵明思想的核心是崇尚自然。他說「質性自然」，「自然」是指導陶淵明生活和創作的最高準則。返回自然是陶淵明總的思想傾向。這樣觀點的還有張韻《千古隱逸一詩人——試論陶淵明歸隱的主要原因》（古典文學研究2006年第03期）。

東晉是門閥士族制度極為盛行的年代，士族享有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大貴族官僚們可以世襲官爵，世代把持朝政，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社會現實。而貧寒出身的人，在政治上根本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家道中落的陶淵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陶淵明，懷著大濟蒼生的遠大理想出仕為官，可直到二十九歲他才開始為官，歷任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令等一些小官職，一直抑鬱無為，他逐漸看穿了黑暗腐朽的現實社會與自己的格格不入，最終辭官歸隱。如潘多靈《對痛苦的審美與超越：論陶淵明的內心世界》（世界文學評論2007年1期）中指出，陶淵明不得不在現實的荒誕和自己「無能」的刺痛中選擇放棄，最終在辭官時所做的《歸去來兮辭》里卸下了仕與隱矛盾抉擇的痛苦。龍慶榮《再談陶淵明歸隱的原因》（考試周刊2007年第47期）和劉波《陶淵明辭官歸隱的原因探析》（安康師專學報2006年第3期），亦持此見。

被譽為扭轉誣陶風習的陶學家——吳雲在《從陶淵明的歸隱看他的政治態度》（河南大學學報1978年第4期）是這樣評價陶淵明的：「陶淵明青年時代是個有抱負，關懷祖國統一，想為國家作一番事業的人。」僅以陶淵明生活的年代來說，就經歷了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的專權；王國寶的亂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奪位，以及後來的劉裕篡奪了晉政權。統治階級內部鬥爭，既有帝室之間的矛盾（如晉武帝與司馬道子兄弟之間的爭奪），也有晉帝室與大族之間的矛盾（如王恭、殷仲堪、桓玄、庾楷等起兵反晉室）。這群窮凶極惡的統治者，根本不顧人民的死活和民族的存亡，只知享樂。作為一個有理想，關懷祖國統一事業的詩人，陶淵明必定會感到極度的失望和憤恨。

（二）不為五斗米折腰

陶淵明任彭澤令時，尋陽郡督郵到縣督察，縣吏告之：「應束帶見之！」他嘆道：「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當天解去印綬，辭官回家了。這就是備受後人推崇的督郵事件（即所謂「不為五斗米折腰」事），並認為「五斗米」是當時縣令的微薄俸祿。龔斌著《陶淵明傳論》中這樣說，「關於陶淵明辭官彭澤的原因，史傳稱淵明因督郵而去，確實是皮相之見。」可見舊說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雖不是其歸隱的根本原因，但是他彭澤辭官歸隱的一個導火線。

繆鉞先生關於「不為五斗米折腰」則有新的詮釋（《繆鉞全集·冰繭庵讀史存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68-176）。他首先證實這個故事是可靠的；其次他推定南朝郡守年俸米是八百斛，俸米之外還應有錢有絹。雖然南朝縣令的俸祿史傳中無具體記載，但就郡守俸米的比例可推測，陶淵明彭澤縣令應收郡守俸米八百斛的一半稍多，那麼所說「五斗米」為陶淵明的年或月俸是絕不合理的。繆鉞先生認為這足以說明陶淵明所謂的「不為五斗米折腰」與當時縣令俸祿絕無關係。而作者論證南朝士大夫的食量是每月五斗米左右，再證以陶潛做官的態度與心情，可知陶淵明棄官時所說的「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應當理解為「我不能為求一飽之故折腰向鄉里小人」。

然而，逯欽立先生認為，這裡實指當時的江州刺史王凝之。「五斗米」，指五斗米教，此義始見於東漢。《三國志·魏書·張魯傳》：「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據此可知「五斗」、「五斗米」的最早意義都和「五斗米道」有密切關係。陶氏不為五斗米折腰，就是不向五斗米道徒折腰。在當時門閥制度森嚴的東晉，王凝之出身豪門，看不起下品寒流。陶淵明為人剛直，不願媚事上司，以在王氏手下做僚屬為恥，寧可辭官，也不能卑躬屈膝地侍奉這位五斗米道徒。「可見，陶淵明不屑於事王凝之」。（逯欽立《陶淵明集》附錄二《陶淵明事迹系年》，中華書局，1979年）秦崇海《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考辨》（河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同樣認為五斗米指五斗米道的篤誠信徒江州刺史王凝之，而鄉里小人指尋陽郡督郵。

（三）程氏妹去世

《歸去來兮辭》序中陶淵明這樣說過：「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徐公持先生《魏晉文學史》中概括陶淵明歸隱的最後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程氏妹的去世。「其棄官又有具體事因，即『程氏妹』於武昌去世，『情在駿奔』，急於前往奔喪。淵明原擬『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打算一年後再去職，為此提前『自免』。」龔斌《陶淵明傳論》中則認為：「《歸去來兮辭》雲妹喪，雖為實情，亦為託詞。」

陶淵明歸隱的原因還有東晉時期推崇到極至的隱逸之風（參見龔斌著《陶淵明傳論》）、思想淵源（參見吳懷東《論陶淵明隱逸思想之繼承與創新》，寧夏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和龔斌著《陶淵明傳論》等等，但因為與《歸去來兮辭》關係不大，所以從略。

總之，通過以上幾點，可以看到陶淵明彭澤辭官歸隱的前因後果。戴建業《對人際的超越與關懷——再論陶淵明歸隱》（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這樣概括陶淵明的歸隱：陶淵明以其能真正脫棄軒冕不待世榮而「高於晉、宋人物」，並贏得「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美譽，同時他歸隱後仍然「結廬在人境」，執著於人際的是非，掛懷於人間的冷暖，所以他又高於那般岩居穴處冷漠棄世的僻隱之流。他歸隱田園固然是對人際利害的超越，又何嘗不是出於對人間的至愛與關懷。

三、《歸去來兮辭》的淵源和藝術特色

（一）《歸去來兮辭》是否受到佛教的影響

評論陶淵明的哲學思想，歷來評論學者各執一端，但都不外儒、道、佛三家，說得最多的是儒道二家。關於陶詩所受的佛教影響，有丁永忠《陶詩佛音辨》。1999年4月龔斌發表《陶淵明受佛教影響說質疑——讀丁永忠<陶詩佛音辨>》（九江師專學報1999年第3期）。龔斌提到，關於陶淵明的思想，是陶學研究中相當複雜的問題之一。古今研究者或將淵明歸於儒家，或歸於道家。自宋以後，喜歡以禪說詩的人，將陶詩的言約旨遠與禪宗的不立文字相提並論，於是就稱陶詩「默契禪宗」。丁永忠先生集陶淵明信佛說之大成，著《陶詩佛音辨》以佛經比附淵明詩文，論證淵明深受佛教影響。但對於種「新論」，龔斌先生提出質疑。龔斌《陶淵明傳論》中認為，陶淵明不接受佛教中觀學派的經論；其次，將淵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思想，看作是中觀學派所謂的「正反雙邊否定」的方法論的說法，不過是似是而非的類比；最後他認為借歷來以禪說陶詩者，證明淵明受佛教影響，實屬影響之論。

龔斌先生這樣認為，《歸去來兮辭》以「辭」為題，而《楚辭》後世分流為賦和辭，這就表明了《歸去來兮辭》的形式源於《楚辭》。可是丁永忠先生稱「歸去來」為阿彌陀凈土信仰的流行讚辭。龔斌發表《陶淵明受佛教影響說質疑——讀丁永忠<陶詩佛音辨>》中指出「歸去來」的「語源和語義都為中土固有，與佛曲無關」，並且「歸去來」佛曲是因厭世而幻想走進西天佛國，從現實走向虛幻，可是陶淵明的「歸歟」是經歷了宦海風波、人身失去自由以後的反思，是對故鄉、田園和平靜生活的嚮往和呼喚，這兩者「相去何止萬里!」丁永忠《陶淵明真的未受佛教影響嗎？——答龔斌先生質疑》（九江師專學報2000年第3期）則稱「歸去來」的確陶淵明首創，但龔斌的觀點是以偏概全，曲解全文，而且對《陶詩佛音辨》的「感情基調」有誤讀。

陶淵明到底有沒有受到佛教的影響，這樣的探討只會有益於陶淵明研究的深化，但無論陶淵明是否受到佛教的影響，他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

（二）《歸去來兮辭》的藝術特色

《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的辭賦名篇，更是一篇脫離仕途回歸田園的宣言。它不僅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而且是研究陶淵明思想的重要文獻。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對《歸去來兮辭》有著這樣的充分概括：「《歸去來兮辭》文中所寫歸途的情景，抵家後與家人團聚的情景，來年春天耕種的情景，都是想像之辭，於逼真的想像中可以看出陶淵明對自由的嚮往。文中不乏華麗的段落，跌宕的節奏，將詩人歸隱田園歡喜的狀態呈現給大家。歐陽修稱晉文章唯此一篇，陶詩的藝術特色是情、景、事、理的相互融合，並且是在平淡中見警策，樸素中見綺麗。」文中的確用了大量的篇幅寫歸家之後田園生活之樂。但是陶淵明為什麼會把「飢凍雖切」的農村生活寫得那麼美好？或許，在這美好的背後有著很多不為人知的內容。《歸去來兮辭》中可以看到「無心」出仕的陶淵明，「倦飛」官場的陶淵明，以及最終「知還」田園的陶淵明。周明《欣慰、苦悶、解脫——重讀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認為《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在人生道路上面臨一次重大的選擇和激烈的思想矛盾的產物，是他產生矛盾和化解矛盾的忠實紀錄，是他訣別官場、守拙歸田的宣言書。還有一些學者在這方面表達了自己不同的觀點，如徐新平《<歸去來兮辭>題旨辨析》（《中國文學研究》2000年第2期）,陳朝鮮《從陶淵明的性真心善看其歸隱的和諧與自得》（《探索與爭鳴》2007年第9期）和蔡覺敏《和諧後的不和諧——論陶淵明歸隱後的生活》（《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

四、《歸去來兮辭》的影響

《歸去來兮辭》作為一首自由的宣言，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蘇東坡歲至晚年還將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縮寫成詞，成就了東坡詞中的《哨遍》。金志仁《蘇東坡的<哨遍>與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名作欣賞1989年第6期）中將二者做了比較，表明《哨遍》並不僅僅是陶文的簡單壓縮，而是蘇東坡根據自己的思想而進行了一次創造性的撰寫；這樣的比較作品還有：單南平《情懷·境界·詩品——<歸去來兮辭>與<夢遊天姥吟留別>之比較》（名作欣賞2006年第10期）、劉長森《各蘊風流自出機杼——<蘭亭集序>與<歸去來兮辭>的比較解讀》（山東教育2005年第17期）、高國藩《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與張衡的<歸田賦>之比較》（九江師專學報1993年第4期）、陳麗平《從<歸田賦>、<歸去來兮辭>看士大夫對』隱』與』仕』的抉擇》（鞍山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和王韶華《直線和圓圈——<歸田賦><歸去來兮辭>的「歸」之別》（昌吉師專學報2000年第2期）。在近代作品中，又有人從畫面來比較《故鄉》與《歸去來兮辭並序》，看出魯迅和陶淵明這兩位時代的理想主義者，同樣遭受著理想的幻滅，又在幻滅中掙扎。范衛東和夏欣才《「走」與「化」：人生理想的幻滅和掙扎——魯迅<故鄉>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並序>的對比閱讀》（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表示「走」與「化」是兩位文人各自永恆的人生姿態。還有人將《歸去來兮辭》與國外作品比較，如周蓉《從棲居到逍遙——試比較荷爾德林<返鄉——致親人>與陶淵明<歸去來兮辭>》（重慶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7年第9期）。

參考文獻：

[1]逯欽立.陶淵明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

[2]龔斌.陶淵明傳論[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