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被轟下台：看中西方文化PK

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里上演了一場大師雲集的崑曲盛宴，精湛演出獲得了觀眾持久的掌聲，但演出結束的時候卻出現了意外插曲。主辦方皇家糧倉邀請北師大教授于丹上台做最後總結髮言，卻遭遇現場許多觀眾高呼「下去、下去」的質疑，于丹被轟下台，黯然離場的現狀沒有真實看到，但不難想像昔日受到眾人熱捧的于丹在那時那景之下該有多尷尬。

《論語心得》當心靈雞湯用？

其實，于丹在成名之前，基本上無人知道。百家講壇捧紅了于丹，也捧紅了幾個快節奏中的「學術明星」，他們是快餐式的，「心靈雞湯」式的。于丹的《論語心得》似乎更希望現實中的人們將自己的心理放寬，而不去觸及制度的變遷和現實的矛盾，只是在自己建立的理想國中徘徊。對於未來的暢想固然美好，但是，現實的困境卻無法逾越。這正是于丹式安慰國人的方式所以成功的秘訣。

當人們尚處在麻木之中，對於丹無比膜拜的同時，壓根沒有意識到，這一副心靈雞湯的葯是否管用。一切從眾，人云亦云，這些就是盲從狀態的特徵。跟風的一個直接的心理機制源於人們有社會一致性的從眾心理，即個人受到外界人群行為的影響，而在自己的知覺、判斷、認識上表現出符合公眾輿論或多數人的行為方式。

于丹現象無疑是近年來中國文化界的一大熱點，聲名鵲起，被譽為「學術超女」、「國學超女」， 然而，于丹在受到一些媒體和觀眾們熱烈追棒的同時，也遭遇到了眾多學術文化界人士的一致批評，形成了一場口誅筆伐的「倒於風暴」。儼然這是一場學術之爭，業內人士認為于丹把論語歪說了，不嚴謹不規範甚至成了戲說論語，要維護儒家學術的圈內人士們對於丹不依不饒，而對儒家這套維護禮樂等級維護帝王的學說感到憎惡的圈外人士也在唾棄于丹。

強加三觀太坑爹

正因為于丹宣傳的是儒教，這套學說一直以來可說是中國官方認可的意識形態，這與中國扶持孔子學院的文化輸出是一拍即合的。於是，于丹成了主流利用的一顆棋子，在各大重要場合，總有她說上一番話的環節安排。一個學者如果淪為喉舌，那恰恰是最悲哀的事情！

當一個人的精神世界中沒有任何寄託的時候，儘管物質會變得豐腴，但是這種空虛會讓我們造神，並且能夠將這種希望寄託於一個人的身上。我們總是希望別人幫助我們什麼，那些不痛不癢的偶像便被製造出來，成為個人崇拜的工具，我們曾經受到過個人崇拜的傷痕無限，但是，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夠牢記著其中的根源是什麼。

東西方文化PK

更多的人拒絕於丹的思想裸奔，他們是新新的互聯網一代，在互聯網中迷失過方向，卻也在互聯網中找尋到自己。西方文化的起源可追溯到希臘文明，地中海是一個商貿頻繁的區域，在交易中產生財產觀，契約精神，航海文化更傾向於往外開拓，社會趨於開放。而紮根於大河文明的印度、埃及、中國以及巴比倫無一不出現專制帝國，在廣袤平原中一馬平川，這就為集權統治提供了基礎。在專制制度下，社會是封閉的，講究等級的，孔夫子大呼禮樂崩壞，禮樂指的不是禮貌習俗和道德，而是指那套維持周朝封建等級制度的尊卑有序遠近和合的統治手段被破壞了。

由此可見，隨著互聯網和改革開放，中國與外界的接觸日漸頻繁，西方文化和思潮影響了新一代互聯網居民，這代年輕人渴望開放的、自由的、民主的社會秩序，對於中國傳統儒家學說的唾棄與厭惡，就集中體現在了對於丹的嘲諷和批評中。

實際上任何現象都可以化約到個人，因為群體是個人組成的，在群體中，個人的特性被抹去，這是群體的去個人化，群體的盲思和盲從說明了群體中的個人喪失自我。儒家學說是帝制文化中產生的並實踐於宗族社會的一套穩定社會秩序的帝王說，儒家要求的個人服從群體，即君臣父子思想，是壓制個人的，長期處於儒家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個人不禁感到壓抑和麻痹。超我是心理的一部分，代表內化了的社會和父母的道德標準，後者更為重要。這個超我，大致相當於我們所謂的「良心」，它對現實的考慮不如本我多。不考慮什麼是現實的或可能的，超我接受一個抽象的道德理想並要求抑制本我的衝動和攻擊衝動以符合那種理想。這就是為何中國人的愚忠、愚孝比比皆是。

然而西方文化突出的個人主義，更符合人的性情，但並不是說個人可以做到為所欲為，自由不意味著自我放縱，目無一切。自我遵循現實原則——即發現既安全又有效的東西。當本我表示它的願望後，自我在現實中找到滿足這個願望的潛在的方法。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從自我對這些想法的比較中，心理發展並改進它的更高層次的活動：語言、感知、學習、辨別、記憶、判斷和計劃，所有這些都是自我的功能。

人和人的社會，必然因摩擦而產生一個制度，所以好的制度能夠讓壞人變成好人，而壞的制度讓好人也變成了壞人。人不可能天生下來就是道德完美的聖人，所以法治比人治更合情合理。一個社會到底是走法治道路還是人治，取決於決策者，也取決於民眾的思潮。今天，能夠對於丹這樣的權威和掌握了話語權的「意見領袖」進行反思和批判，是社會的一個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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