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軒：寫童書很養人 我的作品不只給孩子看

曹文軒，1954年1月生於江蘇鹽城農村。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生導師。

中國少年寫作的積極倡導者、推動者。主要文學作品集有《憂鬱的田園》《紅葫蘆》《薔薇谷》《追隨永恆》《三角地》《古堡》《我的兒子皮卡》等。長篇小說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紅瓦》《青銅葵花》《根鳥》《細米》《大王書》第一部《黃琉璃》與《大王書》(第二部《紅紗燈》)等。有人評價他的作品是「追隨永恆的力作」。

「我可能不是一個主流作家，也不是流行作家」

話題一打開，曹文軒就談到他對前文壇現象的思考，並拿自己作對比。「我可能不是一個主流作家，也不是流行的作家，我的文學見解與整個文學界不是很一致，緯度不太一樣。他們更多追求的緯度是作品的思想深刻性，而我特別在意和講究文學的審美功能。我認為，美的力量不亞於思想的力量，甚至大于思想的力量，它更加持久，更加強大。」

「我個人的興趣是喜歡19世紀的托爾斯泰和契訶夫，從他們的作品中我看到一種平衡，各種思想各種緯度的平衡。他們作品由許多緯度組成，有悲憫精神，有審美功能。令人遺憾的是，文學發展到今天，其他緯度退去了，不存在了，只剩下思想的深刻。在我腦海中，有三個發問。

「第一個發問：文學的標準是由誰來確立的？是日本人嗎？是韓國人嗎？不，是西方人，西方人確立了這個文學標準。在我國，古往今來，湧現了一代代詩人、文學家、評論家，在他們的作品裡沒有『深刻』這個緯度，他們講究的是格調、雅緻、趣味、情態、意境與境界，用這些去評價一首詩，一篇小說。『深刻』這個詞是什麼時候出現的？這個問題我正在組織我的學生進行考證。如今，上述的評價體系已退出歷史舞台，一個是我們自動放棄，另一個是經濟強大的西方把它們那一套強加給中國。

「第二個發問：日本有兩個得諾貝爾獎的作家，一個是川端康成，另一個是大江健三郎，他們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如果把他們的生活年代顛倒一下，讓川端康成生活在大江健三郎的年代，讓大江健三郎生活在川端康成的年代，他們各自的作品還能獲諾貝爾獎嗎？回答肯定是不行的，因為到大江健三郎時代，川端康成奉為命根子的美已不存在。

「第三個發問：如果以犧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起碼的體面來換取所謂的榮譽，值得嗎？中國的一些作家出於各種各樣的目的，想獲諾貝爾獎，或是想引起出版社注意，所以寫出一些所謂深刻的作品。如果這些作品都充斥著壓抑、無望、灰暗、茫然，而不是帶來希望，人們的閱讀還有什麼意義？我們存在的狀態已經不佳，我們本來的心緒已經不好，如果沒有這些，我們是否會生活得更好些？」

在分析了以上幾個問題後，曹文軒的口氣緩了下來，「我不孤立，我周圍有很多的朋友，但我孤獨，與整個文學界頻率相同的地方非常小，我經常會懷疑我的選擇，好在我的作品在這幾年走得比較好，這對我的心理是一種撫慰，一種精神上的支持。」

曹文軒是文壇的異數，有人稱他是「青春文學教父」，也有人說他是小說界的汪國真。不管如何評價，他的小說一直長盛不衰。2010年春節過後，人民出版社將出版曹文軒文集，共14卷，並與江蘇少兒出版社聯手，準備在北京召開《草房子》研討會。《草房子》10年時間印刷了120次，其他作品也都有印刷50次的紀錄。他的作品在沒有任何宣傳的情況下，能夠一直保持「常銷」，並且是我國再版次數最高的兒童小說作家，而且印刷數量也在逐年增加。這是一個引人關注的文壇現象。1月19日，晚報記者對他進行了採訪。

「我的作品不只是給孩子看的，也是給成人看的」

古典、唯美與浪漫是曹文軒的作品風格，但他的文字中又透出一縷縷的苦澀氣息。他的作品將生活的艱辛、無常無情地撕給人看，展現出來一個全景式的生活過程，與純美的童話又有所不同，他有意揭示人生的傷痕給小讀者看，比如《草房子》中的禿鶴、細馬、杜小康、紙月、桑桑，他們小小年紀都有著苦難的人生經歷。是不是這樣更具思想的營養呢？

曹文軒說，「人們對閱讀的看法和觀念應該改變，不要只是給小孩讀能帶來快樂的書，更應該給他們讀帶來『快感』的書。快感來自喜劇，也來自悲劇。」

他對記者說，「你可以看看我另外的作品，比如《青銅葵花》，這是一部催人淚下的書。它寫的是一個苦難年代，在一個村莊里，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之間發生的純真感情。我對人性是很了解的，因為了解才會對人寬容。抱著這樣的心態，去諒解一些事情，而不是惡狠狠地去仇視它。人性有很多好的東西，人都有向善向美之心，不是不能寫到惡，而是不能只寫到惡。作家畢竟是有擔當，有責任的，人類之所以過渡到今天這個時代，是與成千個文學家的引領分不開的。徐志摩說過這樣一句話，大意是文學指引著人們向前走。現在不但不是向前走，反而是向後退，一味地寫生活的惡、臟、黑暗，而不去寫美好的那一面。我們應該讓生活模仿藝術，不能只讓藝術模仿生活。這個觀點其實不是我的觀點，王爾德就是這個看法。他認為，一個有境界的藝術家，不應該讓藝術模仿生活，而應該做到讓生活模仿藝術。」

有這樣一個現象，一些成人最初在看曹文軒的作品時，會以為是兒童文學，但看著看著，就被打動了。曹文軒說，「我的作品不只是給孩子看的，也是給成人看的，我只是寫了一些小孩也能看的作品。所以有人問我是不是寫純粹意義上的兒童文學作品，我也不是很在意。只要小孩喜歡看就可以了，至於說它究竟是什麼則無關緊要。」所以，就有他的《草房子》《青銅葵花》等，大人和小孩都喜歡看。

可以說，曹文軒的作品超越兒童生活題材，進入了人的本質生活領域，有著悲憫的人文關懷，閃耀著灼灼的人格光焰。他在《草房子·〈追隨永恆〉代跋》中寫 「『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動？』感動他們的，應是道義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這一切是永在的」。

「寫作與學術同進，換頻道並不難」

在問到如何一手寫小說，一手搞學術時，曹文軒風趣地說，「關於寫作和學術兩者的關係，我常用的比喻是換頻道。這個不太矛盾，寫小說需要強大的理性力量，寫學術也需要創作的一些東西作支撐。它們相輔相成，換頻道並不難」。的確，他的小說與學術在同步走的情況下，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並為他帶來了許多榮譽。他的作品大量被譯介到國外，獲省部級以上學術獎、文學獎30餘種。他自己還於2004年獲得國際安徒生獎提名獎。

他的主要學術性著作有《中國80年代文學現象研究》《第二世界——對文學藝術的哲學解釋》《20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小說門》等。

他說自己的下一部是關於知識分子的書，想法是好幾年前就萌發的，不久還要恢復做這個事情。他坦言，除了《圍城》，寫知識分子的作品很少有成功的。但他醞釀已久，帶著他個人符號的這本書使人期待。

「培養孩子什麼閱讀姿態，他就是什麼閱讀姿態」

另外，曹文軒表示對目前孩子的閱讀狀況十分擔憂。「這需要學校和社會來引導孩子的閱讀。對孩子不能放任自流，孩子還在成長過程中，認知能力還不成熟，判斷是非的標準還沒確立。成年人可以自由地閱讀，孩子不能自由地閱讀，這個道理很簡單。所以培養正確的閱讀習慣，選擇看哪些書很重要，你培養他什麼樣的閱讀姿態，他就是什麼閱讀姿態。」

作為一個兒童文學家，他經常到全國各地去作巡迴演講，近距離地接觸寫作對象，與他們進行對話交流。曹文軒認為，這樣一方面可以給學生帶去精神的給養，有助於他們今後在閱讀中健康成長。一方面對於作家自身來說，真正與兒童相處，感受他們那顆活躍跳動的心，感受他們豐富細膩的情思，把握他們的性格與心理特點，才能寫出與兒童的思想感情真正相融的文字。當然，這是曹文軒思想中作為一個優秀兒童文學家應具備的品質。

曹文軒說過，寫童書很養人。相信讀者已從他年輕的精神狀態、一本又一本「常銷」的書中獲得了秘密。（記者 尚新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