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立誠：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道閃電
著名評論家馬立誠作客網易1980年，鄧小平有一篇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這個講話，是迄今為止黨和政府領導人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中最尖銳、最大膽、最深刻的一篇。自從我讀到它的那一天起，就不時翻閱這個講話，這就是8月18日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是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並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 我先是聽說了這個講話的若干精神，等到閱讀講話全文，則是在1983年《鄧小平文選》第二卷正式出版之後。儘管時間已經過去3年，但讀到講話全文時的震撼，至今不能忘記。這也許能夠說明，為什麼1987年十三大期間，《人民日報》在頭版又用整版篇幅重新發表鄧小平這個講話，作為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員。 這個講話最值得注意的有三點： 一是鄧小平把政治上的種種弊端歸結為「制度問題」。他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於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這就促使人們擺脫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就事論事主義，進入深層思考，從而提出了在新時期要進行制度變革的根本任務。鄧小平聯繫當時實際，提出了在領導制度和幹部制度方面存在五大弊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除此之外，還有「公民權利義務觀念薄弱」，「『官工』、『官商』、『官農』式的體制和作風」，「文化領域中的專制主義作風」，「對外關係中的閉關鎖國、夜郎自大」以及「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一人倒霉，株連九族」等等。 制度弊端產生的原因是什麼呢？鄧小平認為，這與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有關，同時也是傳統歷史文化的產物。鄧小平在講話中用較多篇幅剖析了「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他說：「上面講到的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他特別提到了「社會關係中殘存的宗法觀念、等級觀念，上下級關係和幹群關係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現象。」鄧小平說，中國的國情是「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所以，「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 在談到權力過分集中問題的時候，鄧小平提出了「黨政分開」的重要設想。他說：「過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分過幾次權，但每次都沒有涉及到黨同政府、經濟組織、群眾團體等等之間如何劃分職權範圍的問題。」要「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中央一部分主要領導同志不兼任政府職務，可以集中精力管黨、管路線、方針、政策。這樣做，有利於加強和改善中央的統一領導，有利於建立各級政府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工作系統，管好政府職權範圍的工作。」 二是這個講話提出：「從長遠著想，解決好交接班的問題。」這是抓住了中國政治的一個要害。中國公認的好皇帝唐太宗李世民，靠「玄武門之變」殺了他的兄弟才登上最高權力寶座。在中國歷史上，最高權力交接的紊亂，是造成動亂的根本原因之一。如秦始皇死後繼位的混亂，又如西晉八王之亂，再如明初朱元璋死後朱棣造反稱帝等等，不勝枚舉。毋庸諱言，毛澤東在選拔接班人的問題上也有嚴重失誤。鄧小平提出這個問題，說明他對於中國政治弊端有著深刻的認識。 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可以告慰鄧小平的是，在全黨共同努力之下，「解決好交接班的問題」已經取得了眾所矚目的巨大進展。 三是鄧小平批評了前蘇聯的政治體制。他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事件在英、美、法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鄧小平特地舉出英、美、法三國政治體制與前蘇聯政治體制比較，並對前者給予一定程度的肯定，這在他的講話中是比較少見的。在這個講話中，鄧小平提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的之一，就是「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這句話首先指出資本主義國家有民主，再就是要求中國加上一個「更」字。應當說，這種態度體現了吸收全人類創造的文明的開闊胸襟。在另外的場合，鄧小平曾經指出，我國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是從前蘇聯搬過來的，很多地方需要改革。 鄧小平這個講話，是中國共產黨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個專門報告。講話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意義和主要內容，並且就改革的具體操作和突破口提出了設想，理論界普遍認為這個講話拉開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序幕。 鄧小平這個講話，與中共元老李維漢的建議有關。鄧小平在做這個講話之前，曾經與李維漢有一次深入的談話，聽取了李維漢的意見。 李維漢後來曾先後兩次接受人民日報社理論部汪子嵩、寧培芬、張書林等人的採訪。他對汪子嵩、寧培芬說：「反封建的問題是黨和國家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帝比較徹底，而反封建卻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較容易的一半」，「沒有進行下去」。「家長制、等級制、終身制、特權、特殊化、派性、個人崇拜，這些封建主義的東西，在『文革』中是一次大暴露」，「徹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義對我們黨的侵蝕」。「林彪、『四人幫』他們的綱領、口號是極左的東西，手段是封建法西斯主義。有些文章簡單地說他們是極左，就把他們的封建主義的東西掩蓋起來了。」李維漢還對汪子嵩、張書林說：「我曾向小平同志建議，要補上反封建主義思想這一課，並建議由他來補。現在他補了。我擁護小平同志這個報告。這個報告，總結了我們30年來作為執政黨的經驗教訓，有理論，有實際，講得很好。」 在這個講話之後，鄧小平在80年代中期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時，則強調了另外的側重點。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在鄧小平推動下，1987年十三大召開前後，政治體制改革一度成為社會關注的最大熱點，並在黨政分開等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突破。 但是，從1989年下半年到1997年十五大之前的整整8年里，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基本上不再提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只是在政府機構改革和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技術性領域有所推進。從1997年十五大至今，政治體制改革又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提出來了。 從目前情況來看，政府機構改革、中央委員差額選舉、某些地方黨代表常設制、公務員差額競選以及農村基層民主的實踐，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鄧小平提出的要解決權力過分集中這個「總病根」，以及黨政分開等內容，仍然沒有觸及。 十七屆二中全會於2008年2月27日發布的公報指出，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滯後了，不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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