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市場的必要條件是有限政府
(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田國強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在短短33年的改革開放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根據英國著名經濟史數據考證和分析專家安格斯·麥迪森的預測：2030年，中國GDP將佔世界23%，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我比較相信這個推測，但是我們也不一定能夠做到，這取決於政府的智慧和人民的力量。
然而，中國經濟又面臨著一個十字路口。當前的發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續性？過去的發展經驗能否支持我們繼續往前走？對於這個問題現在的爭論很大。
在理論上和現實中，存在諸多深層次的混淆、誤區和錯誤的觀點，隱現改革開放之後第四次思想交鋒之勢。交鋒的焦點是：「三重三輕」（「重政府輕市場、重發展輕服務、重國富輕民富」）的合理性，也就是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是否應該繼續下去？這種模式是否能解決諸多深層次的問題？
中國現在的模式並不優越
不少人將中國的成功歸功於政府主導下的經濟發展路徑、社會治理方式及政治權力結構，提出了一種所謂「中國模式」，並主張將現有的一些過渡性制度安排固定下來。這也是當前改革動力逐漸消弭的一個重要原因。
先談為什麼我們必須深化改革？這是由內外環境決定的。
從外部看：其一，世界正在經歷大變革、大調整，正從美國的單極霸權向雙極、多極體系轉型。中國的發展需要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因而必須平衡好國家利益與國際道義、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國家權力與國際義務之間的關係。中國需要從追隨者向領導者轉型，我們必須要改革，變成一個世界的領導者。
其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使得國家間的競爭變得愈益激烈。國家之間的競爭，也就是資源的競爭、人才的競爭、制度的競爭和話語權的競爭。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才和制度的競爭。這四個方面的競爭，使我們的改革必須往前走，我們要參加到世界政治話語權中。
其三，中國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世界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導致全球經濟震蕩調整，經濟復甦之路不平坦。各國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增加，長期受益於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的中國經濟面臨圍堵。
從內部看：中國經濟面臨發展方式轉變和深層制度轉型的雙重難題，面臨著諸多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
這亟待以創新的精神通過改革、發展來加以解決，實現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轉換，通過深化市場導向的改革牽引經濟社會制度的合理化轉型，最終理順政府與市場及社會三者之間的合理治理邊界。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必須一起發揮智慧。
所謂「要素驅動」，是一國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普遍特徵，其實現手段就是通過經濟自由化改革來達到，也就是「放開」和「開放」的改革。「放開」即對內放開，就是要給予農村以自由，進行鬆綁放權的改革。哪個地方經濟自由選擇多，哪個地方就能夠發展起來。「開放」即對外開放。小平的改革是「放開」和「開放」的全面進行，這二者缺一不可。
但「要素驅動」帶來的現狀是：隨著人口、資源、環境等要素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衰減，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創新附加值的粗放式經濟發展方式，變得不可持續。由此，要轉向「效率驅動」。
「效率驅動」是通過市場化改革，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體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來達到，讓競爭產生效率。現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還不是處理得很好，邊界界定不清楚。這個邊界不清楚。那麼市場就不會有效。(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所謂「創新驅動」，是主要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發展的主驅動，而其創新所依靠的不是國有部門，而是民營部門。目前我國的現狀是，國有資本在一般競爭性領域依然分布過廣，壟斷行業的改革進展緩慢甚至還尚未破題、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堪憂。我們靠的是「重國富輕民富」。政府收入增長超過老百姓收入增長的一半以上，且增加速度不斷加快。國與民、城與鄉、貧與富之間的三大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趨勢。老百姓有錢不敢用，如何拉動經濟呢？
遺憾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意識到深化改革的必要性。由於中國在應對世界經濟金融危機時表現得非常積極，效果不錯，使得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爭議，很多人認為，中國現在的模式已經是一種非常優越的模式。
改革艱難性與理論上的誤區
中國的改革和變革常常是被逼到崩潰的邊緣，被逼到一個死角，才會有動力去改革，這其實是有很大問題的，因為問題和矛盾積壓越深、越多，改革的成本和難度往往會越大，使到改革無法進行，而不進行改革，最終往往導致了社會停滯不前。
我們先理清理論上的誤區，探討改革的艱難性。
理論指導原則，理論上的偏誤會導致方向性的錯誤。當前中國最大的爭論是圍繞「中國模式」論展開的。究竟有沒有「中國模式」？「模式」需要具備相對的穩定性。我們現在所謂的「中國模式」是以政府主導，國民經濟為主體。然而，無論是從終極目標的相同性、轉軌路徑的差異性還是成功原因的共同性來看，並不存在所謂的「中國模式」，只有「中國路徑」或至多「中國經驗」可言。
從「終極目標的相同性」來看：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但是我們現在都做到了嗎？
從「轉軌路徑的差異性」來看：我們無法複製其他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的措施。儘管目標相同，但是路徑一定不同。我們是漸進式改革，相比於西方發達國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主、法治相對欠缺。病萬變，葯也應萬變。要因人因時因地制宜。
從「成功原因的共同性」來看：第一，要有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中國經濟取得成功完全靠政府主導嗎？我們的成功首先是把中心移到經濟建設上，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鄧小平的這兩句話富有辯證性。第二，鬆綁放權的改革。千重要萬重要，給老百姓自由最重要。第三，我們要對外開放。第四，靠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第五，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是任何取得成功的國家的共通之處。(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之所以產生這些誤區，可能是由三方面的誤區所導致的：一是沒有區分好不同的改革發展階段。在不同的改革發展階段，政府主導的過渡性安排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樣的。政府主導只是經濟轉軌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特徵。二是沒有區分好常規和非常規的情況。常規情況下的治理方式和非常規情況下的治理方式是非常不一樣的。緊急情況下打強心針是有效的，但不能天天打。三是沒有區分好發展的動力和阻力。我們應給老百姓更多自由。由於政府信息不能對稱，不能僅靠政府監管。
目前，有極左和極右兩股思潮：政府萬能主義與市場原教旨主義。這兩種觀點都不可取，這些錯誤的觀點是缺乏經濟學基本訓練的結果。經濟學理論沒錯，但是經濟學家可能把它用錯了。
經濟理論就像藥方，本身沒有錯，但如果運用得不對，再好的葯也會弄死人。同理，經濟理論沒有錯，除非有邏輯錯誤，是用的人用錯了。不能盲目照搬，千人千方。
但改革本身也是充滿艱難性的。一方面，改革非常殘酷，需要大智慧和冒巨大風險。真正反對改革的人，可能是為這個單位做出貢獻的好人和能人。但由於理念的不同，或由於相對地位、名聲和利益下降，也可能是由於改革本身的方式有問題，會對改革產生強烈抵觸和反對。
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和變革常常是被逼到一個死角，才會有動力去改革。問題和矛盾積壓越深、越多，改革的成本和難度往往會越大，使改革無法進行，最終往往導致社會停滯不前。
回顧鄧小平的改革，其成功的原因可以這樣總結：「明了道」：他做了一件正確的事，符合民心民意，符合國家的前途和客觀現實：「取了勢」：他有無法撼動的巨大威望：「優了術」：正確處理了發展與穩定的關係，進行放開和開放的改革，方式方法對路。這次改革，是「明道為本，取勢為導，優術為用」的綜合治理。
政府有限市場才能有效
一個政府是否真正有作為，不在於其管得到底有多寬，而在於管理的範圍和程度是否合理，管理的方式和結果是否有效，是否讓市場、讓政府有效。
中國社會經濟平穩轉型需要解決發展方式及深層次制度轉型問題。因而需要頂層綜合治理的頂層設計，需要合理界定和理順政府、市場與社會的治理邊界，改變政府角色缺位、錯位、越位並存的現狀。我們應建立有效市場、造就有限政府、構建和諧社會，提高人們的幸福感，實現無為而治和科學發展。
具體來說，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合理界定和理順政府、市場與社會之間的治理邊界。(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
第一，建立有效市場。所謂「有效市場」，就是市場「看不見的手」的功能得到充分發揮，政府應該少管。但要確保經濟人受到約束。也就是「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管得少」不是不管，因為理性的經濟人需要受到一定的規制約束，否則它可能破壞社會市場秩序。無法形成有效的市場。這種約束至少包括三項內容：產權的界定和保護、合同的實施以及適當的監管。那麼，究竟如何約束或引導經濟人的行事方式，使之形成有效市場呢？這離不開三種基本制度安排：理（法理規則）、利（激勵機制）、情（文化規範）。
第二，造就有限政府。為了實現市場「看不見的手」的功能，市場經濟必須解決的另一大問題是政府必須被約束，成為有限政府，從而成為有效政府。總體而言，對政府的規制越多越好，對老百姓的監管越少越好，但不能沒有。
法治最好的作用就是通過法律規範來約束政府。怎樣制定一個好的法律呢？那就需要民主。民主的最大好處是讓法律尊重民意，所以民主、法治是在一起的。怎樣保證民主？就是要分權，發揮老百姓的積極性。之所以要分權，是因為信息的不對稱。
第三，構建和諧社會。要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有效率和社會的穩定，只注重經濟因素是不夠的，還要注重和諧社會的構建。儘管我們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宏偉願景目標，可惜大多停留在口頭上、文件中。在很大程度上政策還沒有落地，沒有形成激勵相容的制度安排。
要落實好這些要求和任務，歸根到底還要靠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及其配套改革，靠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的全方位改革創新這樣的頂層設計、核心思想就是綜合治理、統籌兼顧、全面系統。不能只考慮經濟因素。
第四，提高人們的幸福感。幸福感，是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衡量指標。現代社會人們普遍感到都不太幸福。幸福感在下降。收入高的群體幸福感反而在下降。當前中國也正面臨著幸福經濟學所提出的「幸福-收入悖論」。
在主流經濟學絕大多數研究中，只是將收入作為衡量幸福度的唯一指標。實際上，人們的幸福指數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物質因素、精神因素、社會政治因素。所以，政府必須同時加強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及政治文明的建設，實行綜合治理。
市場的本質是無為而治，而無為而治的必要條件是完善市場制度，讓市場有效，而讓市場有效的必要條件是要有一個有效的政府，要有一個有效政府的必要條件是有一個有限和定位恰當的政府。為此，中國下一步改革的關鍵在於實現政府職能的兩個根本性轉變：
從與民爭利的發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務型政府轉變。如前所言，政府最根本的本質就是服務和維護。中國國學智慧中也能找到有限政府的思想泉源。早亞當·斯密近2000年的司馬遷就曾在其所著《史記·貨殖列傳》中指出最差的治理國家制度安排就是與民爭利：「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我不一定贊成他這種排序，但我認為其中有一定道理。
從行政干預過多的全能政府向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的有限政府轉變。老子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的思想是治理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單位甚至一個家庭的根本之道，蘊藏著深遠的現實意義。從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轉變，實現無為而治和科學發展，就是把本不該由政府管的事情交給企業、社會和中介機構，更多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中國要實現更深層次的改革突破和發展創新，還必須加快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至少是行政體制改革，這應成為未來30年改革開放的重要議程，是國家真正實現長治久安和現代化的根本保障。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好高騖遠，需循序漸進，紮實推進，當務之急是，將行政體制改革這一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做實做好，促進政府職能的兩個根本轉變。
南都評論記者張天潘實習生甄眉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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