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壽時代」：19世紀以來各國人均壽命的增長
文丨[德]于爾根·奧斯特海默
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授權發布
麥迪森的人均收入分析在論證生活水平問題上的局限性，還體現在另外一個方面。我們只需將他的統計冊翻到關於人均預期壽命的章節，這一點便一目了然。亞洲相對於歐洲的「貧困」並沒有通過人均壽命這一坐標得到明顯反映，而人均壽命恰恰是衡量健康水平的一個可信賴的指標。
從麥迪森的數據來看，亞洲人當中最健康的日本人並沒有比高收入的西歐人壽命更短。換句話說，在近代早期，全世界大部分人幾乎都一樣短命。在1800年之前，只有少數精英階層——如英國權貴或日內瓦資產階級（Bourgeoisie von Genf）——當中男性人口的平均壽命才超過了40歲。在亞洲，這一數值略低，但差距並不嚴重。
在中國清朝的貴族中，出生於1800年前後的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為37歲，1830年之後出生的人的壽命預期則下降到32歲。這種負面變化，正是當時中國社會總體形勢惡化的一個寫照。
1820年前後，西歐地區——從長壽的瑞典人到短壽的西班牙人——的平均壽命是36歲，日本是34歲。1900年前後，西歐和美國的平均壽命分別提高到46歲和48歲，日本以44歲位居其後，但遠遠領先於亞洲其他國家。如果考慮到日本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比美國和西歐發達國家落後至少一代這一事實的話，那麼由此可以說明，日本在工業化早期便已達到了在其他國家堪稱高度工業化時代特徵的國民健康水平。
無論我們對收入估測數字的說服力如何評判，可以肯定的是：在1800年前後，一個虛擬的日本「平均人」比同時代的「典型」西歐人生活得相對簡樸，但壽命卻沒有太大差異。即使在100年之後，當這兩個地區的社會財富都翻了幾番時，人均壽命方面的差距也並沒有明顯變化。但是，日本的財富分配有可能更公平一些。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人均壽命位居世界第一的日本，老百姓活得非常健康。早在17、18世紀，日本人便已研究出與飲食結構、房屋修造、穿衣講究以及公共與個人衛生習慣有關的一整套方法，這些方法可以大大降低被疾病感染的風險，另外對節約資源也十分有利。當時的日本人雖然比西歐人「窮」，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日子過得比西歐人「差」。
1800年前後，全球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最多只有30歲，只有在極為罕見的特殊情況下，才有可能達到或超過35歲。一半以上的人還沒有進入成年，便已經夭折。最常見的死因是感染惡疾。當時，死亡擁有比今天「更鋒利的武器」。只有在富裕社會，慢性病才有可能成為死亡的主要原因。
截至2000年，隨著全球人口絕對數字的迅速增長，人均壽命預期也在不斷提高，達到了67歲。這意味著在各社會之間以及每個社會內部，人類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存概率與收入狀況相比，更加趨向於公平。換言之，人類的衰老比物質生活的改善來得更快。從某種意義上講，人的壽命預期已經實現了「民主化」。這是近代歷史的一條重要經驗。
但是，凡事皆有例外。今天，在艾滋病肆虐的撒哈拉以南最貧窮的非洲國家，20歲的年輕人（而非新生兒）的平均壽命預期還不及前工業化時代的英國，甚至石器時代的中國和日本。
為什麼人類壽命恰恰在19世紀呈現「爆炸式增長」的勢頭呢？對此，人們的說法莫衷一是。有的人將原因歸結於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有的人認為是因為膳食的進步，還有的人認為，關鍵因素是政府在公共衛生監督方面掌握了新的技術。另外還有一些專家則強調因素的多重性，認為是在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才最終導致這一結果的出現。
認清導致人類長壽革命的歷史進程的具體年代，對確定19世紀的時代特徵來說十分重要。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W.福格爾（Robert W. Fogel）在今天人類知識水平的基礎上得出結論：
人類進入長壽時代的決定性飛躍，是20世紀上半葉特別是1890~1920年在「西方」發生的。這裡所說的西方，指的是西歐、北美和日本。在此之前，人類壽命並非始終呈直線式上升，並貫穿整個19世紀。
在英國早期工業化時代，大約從1780年到1850年，人均壽命預期曾一度下降，與英國在莎士比亞時期曾經達到的峰值相去甚遠。總體來看，英國勞動人口的物質生活在1780~1850年期間並沒有得到改善。這一時期過後，工資增長的速度明顯超過了物價增幅，人均壽命預期也逐漸開始回升。
在1820年前後剛剛步入工業化的德國，短短几年過後，「貧困化」便成為人們熱議的一個話題。它指的是一種新型的、災荒式的群體性貧困，這種現象既發生在農村，同時也出現在城鎮地區。它是此前英國所經歷的進程的一個翻版，只是在時間上略有錯後。
這場出現在鞍型期的「低潮」主要是由兩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食物的數量特別是質量的改善，與早期工業化時代工廠勞動所帶來的不斷增長的熱量需求未能同步。19世紀初，在所有「西方」社會中，只有美國一個國家有能力為其公民提供熱量超過生存最低需求的食物保障。統計學家計算出的實際收入增長率事實上含有很大的水分，據福格爾判斷，這些水分所佔比例高達40%。
其次，迅速膨脹的城市成為健康風險的孕育地。來自各地的人群從四面八方湧入城市，這一點本身便對健康構成了巨大的威脅。人們生活在狹小的空間里，城市居住環境越來越擁擠，而與之配套的衛生防疫體系卻沒有建立，有可能導致死亡的病源無處不在。
威脅人類健康的最大殺手，並不是集中暴發的瘟疫，而是與生活環境有直接關聯的「普通」疾病。這是歐洲國家在工業化時代所經歷的普遍現象，而且這種現象僅僅局限於城市。當時，農村居民的生活相對更健康，在西北歐地區，這種城鄉之間的差異直到1900年前後才逐漸消失。
假如說人均壽命延長的全球性潮流是1890年前後從歐洲、北美和日本開始的，那麼這一潮流波及其他地區的時間則各有先後：
中國是在1949年之後；共產黨政府實行的醫療衛生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效：1949年之前，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尚不足30歲；到1980年時，已提高到近70歲；
日本在1947~1980年期間經歷了人均壽命延長的又一次高峰。
蘇聯是1945~1965年（在20世紀90年代，前獨聯體國家出現了人均壽命大幅下降的現象）；
拉丁美洲經歷的飛躍性變化是在1930~1960年期間發生的；
許多非洲國家是在獨立後的20年期間，即大約1960~1980年；
作者:［德］于爾根·奧斯特海默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年:2016-11定價:238.00裝幀: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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