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研究的歷史和現狀

　　在對一門學科、或一項課題進行研究之前，要著手搜集整理該學科或課題已經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這是十分重要的一項工作。因為，掌握了該學科或課題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就有利於在下午研究該學科或課題時找到突破點，就能找到超越前人研究的不足之處，為自己進行開拓性的創新研究抓到前沿性問題的著力點，從而就能保證自己的研究具有較高學術水平和理論深度。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也應如此。　　馬克思主義學說史研究久已有之。但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行研究，時間卻很短。這門學科的現行理論體系和邏輯框架是近三四十年間才逐步建立起來的。作為這門學科本身的研究史（即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歷史）就更年幼了。　　蘇聯共產黨中央直屬馬列主義研究院於1969年編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的遺著——在蘇聯的發展和研究史》中，曾概括敘述過恩格斯及其同時代人梅林、拉法格、拉布里奧拉、考茨基、普列漢諾夫，以及古斯達夫·邁耶爾等人對馬克思主義學說史研究的貢獻和不足。但是，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專題資料和成果，是非常罕見的。因此，這裡有些闡述不是純哲學史研究的研究史問題，而是關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觀點研究的研究史問題。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歷史

　　（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點形成的論述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分冊》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1877）　　恩格斯《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876－1886）　　恩格斯19世紀70－90年代中期寫的序言、序言補充，以及《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　　恩格斯1893年《馬克思·亨利希·卡爾》。1895年《卡爾·馬克思的處女作》　　（二）馬克思恩格斯的學生及同時代人對馬克思主義形成史的研究　　第一，梅林對馬克思主義形成史的研究。　　　梅林對馬克思主義史研究中一個開創性的理論觀點，就是明確提出和論證了馬克思確立科學世界觀的道路，是克服黑格爾唯心主義思辨哲學的過程，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經濟範疇代替黑格爾哲學的觀念思辨的過程。他認為，《博士論文》雖然表明馬克思還「完全根據黑格爾派哲學的唯心主義立場」[1]，同時也表明馬克思「在開始反對黑格爾」。指出：馬克思參加《萊茵報》工作，接觸了現實，但《萊茵報》上的幾篇文章表明是黑格爾唯心主義立場。關於林木盜竊法的那組文章，由於接觸到經濟事實，就認識到黑格爾唯心主義社會觀的反科學性。梅林還認為《德法年鑒》是馬克思早期思想觀點發展的第二階段（1843年底到1844年初），《德法年鑒》上的文章表明馬克思從費爾巴哈出發，然後又越過費爾巴哈；批評了黑格爾把國家置於社會之上，國家決定市民社會的觀點，提出社會高於國家，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論點[2]。梅林在馬克思主義史研究中的主要缺點，是未講辯證唯物主義，並把辯證唯物主義僅看做方法論，不是世界觀。結果他在某些論述中，混淆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義觀點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和法國唯物主義的觀點。（我的看法恰恰相反。這是梅林高明於後來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者的地方。梅林實際上是把歷史唯物主義當作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而不僅僅是「社會歷史觀」。至於辯證唯物主義，要麼在一般世界觀意義上，它本來就是方法；要麼是作為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其實，這也是恩格斯的看法。朱老師在後面曾把辯證唯物主義作為自然觀與社會歷史觀並列，如果是這樣，那就談不到一般「世界觀」；如果要作為「一般」世界觀，那就與恩格斯的觀點不一致了）。　　第二，普列漢諾夫對馬克思主義史的研究。　　普列漢諾夫最先深刻認識到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全面研究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歷史過程的重要意義，他提出修正主義的嚴重過失之一，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無知。　　普列漢諾夫在研究和評論馬克思的早期思想發展中的主要缺點，可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在1903年前把馬克思哲學觀點的發展，同政治觀點聯繫起來考察，但1903年後，卻脫離了馬克思的政治活動對其哲學觀點作孤立地、純邏輯地分析。二是在1907年寫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中，誇大了費爾巴哈對馬克思的思想觀點的影響，其中不再提馬克思向無產階級立場轉變了，只是說，馬克思在《德法年鑒》上的文章中，「已經牢牢地站在費爾巴哈『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即被費爾巴哈從神學裝飾品中解放出來的『斯賓諾莎主義』的立場上」[3]。這裡表明普列漢諾夫沒有注意到，馬克思在1843年底徹底批判黑格爾唯心主義觀點中的新思想。（說馬克思已經牢牢地站在「人道主義」立場上，很難說是普列漢諾夫的「缺點」。相反，倒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強調，恐怕是普列漢諾夫看走了眼。當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道主義」與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前者是現實的人道主義，後者則是抽象的人道主義，但畢竟他們都屬於人道主義）。　　第三，保·拉法格、李卜克內西、倍倍爾、拉布里奧拉、考茨基等人關於回憶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文章和著作中，都有論述或涉及到馬克思主義史研究的內容。　　考茨基為《奧地利工人書》撰寫的恩格斯傳記，為恩格斯認可，並作了修改和補充。他也出版過馬克思的傳略。到倫敦後寫了一系列馬克思主義的解說性著作。但是，他在闡述《資本論》的內容中有原則性的缺點，不懂辯證法這種方法，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同德國古典哲學之間的本質關係，以後在同伯恩斯坦的論戰中逐步走向歪曲馬克思主義，沒有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本質區別，以至轉向機會主義者、中派思想家，背叛了馬克思主義。　　（三）列寧對馬克思主義史的研究和論述是科學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經典依據　　29列寧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理論的思想和方法，是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科學原則和方法論基礎。列寧在他的《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歷史命運》《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哲學筆記》等許多著作中，對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分期、馬克思主義發展不同時期的不同特點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範疇和基本原理的實質和意義，都進行過深刻的研究和論述。　　30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分為1848年前的形成時期，在這個時期馬克思的哲學觀點特別突出；1848－1871年巴黎公社為馬克思主義形成後轉入的第一個時期，即風暴和革命時期；1872－1904年為馬克思主義形成後轉入的第二個時期，這個時期與第一個時期的區別，就是它帶有「和平」性質而沒有發生革命；第三個時期是從俄國1905年革命以後。　　29他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1847年間，離開黑格爾走向費爾巴哈，又進一步從費爾巴哈走向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中，1841年的《博士論文》表明馬克思完全站在黑格爾唯心主義立場，當時恩格斯「也成了黑格爾的信徒」；1842－1843年《萊茵報》時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的時期；1843年至1844年初《德法年鑒》時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上述兩個轉變的時期；1845年出版的《神聖家族》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幾乎已經形成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提出歷史是人民群眾的事業，並接近提出「生產關係」的概念；1847年出版的《哲學的貧困》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一部成熟著作；《共產黨宣言》標誌著馬克思主義最終形成。　　29－30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　　30－31列寧明確指出和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它在工人階級中的傳播和鞏固，不是一下子實現的，而是在同資產階級哲學鬥爭中實現的。他闡述了從19世紀40年代起馬克思主義存在的頭半個世紀中，一直在同各種敵對思想理論進行鬥爭著。「在40年代前5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站在哲學唯心主義立場上的激進青年黑格爾派。40年代末，在經濟理論方面進行了反對蒲魯東主義的鬥爭。50年代完成了這個鬥爭；批判了在狂風暴雨的1848年顯露過頭角的黨派和學說。60年年代，鬥爭一般的理論方面轉移到更接近於直接工人運動的方面：從國際中清除巴枯寧主義。70年代初在德國名噪一時的是蒲魯東主義者米爾柏格，70年代末則是實證論者杜林。但是他們兩人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都已經微不足道了。馬克思主義已經絕對地戰勝了工人運動中的其他一切思想體系。」[4]然而，在馬克思主義把一切比較完整的同馬克思主義相敵對的學說從工人運動中排擠出去之後，鬥爭並沒有停止，仍在繼續著，但鬥爭的形式和原因有了變化。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創立以後的第二個50年（從19世紀90年代起）一開始就是同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一個反馬克思主義派別進行鬥爭。」[5]這個派別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在哲學方面，跟著資產階級教授的「科學」的屁股後面跑，提出「回到康德那裡去」。反對哲學唯物主義，用素樸而平靜的「進化論」去代替「狡猾」而革命的辯證法。

　　二、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研究的現狀

　　就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研究的現狀看，嚴格地說，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不論在蘇聯或其他國家多是從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開展起來的，在我們國家就更晚一些。在50年代前，只能說是在準備資料和探討採取什麼樣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開展研究的問題。這樣的工作，在蘇聯醞釀討論的過程比我們研究的過程要長久得多。　　（一）蘇聯研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歷史概況　　20世紀2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的出版及其研究。誤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認識論方面沒有超出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範圍。因而，有些著作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形成解釋為黑格爾的辯證法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簡單結合。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黑格爾唯心主義立場逐漸發展到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立場的過程，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形成的過程。這種觀點集中反映在蘇聯為「紀念費爾巴哈逝世50周年」而出版的一些著作中。　　20世紀30年代開始，蘇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史的研究，進入了包括列寧哲學思想在內的新階段。這一時期的著作大有進步，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同社會實踐的發展過程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原則。這一時期出現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注意了對恩格斯的思想觀點作相對獨立的研究，對恩格斯的思想發展的特點以及他在馬克思主義形成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都作出了原則上正確的研究。這一特點在1935年為紀念恩格斯哲學逝世40周年和1940年為紀念恩格斯誕辰120周年撰寫的著作和論文中表現得非常突出。　　20世紀40年代的局限性。圍繞亞歷山大羅夫的《西歐哲學史》一書。由於過分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對德國古典哲學的變革性，影響了對參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的研究，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排斥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之外，導致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變成沒有思想前提的偶然產物。　　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才比較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工作，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過程的研究上出現了高潮。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的20多年中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著作，特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研究的專著和專論出版較多。　　蘇聯學者在這一時期的研究有兩大顯著特徵：第一，他們注意掌握和運用列寧的方法論原則。如在拉賓的著作中專門談了列寧的方法論同普列漢諾夫的方法、梅林的方法的原則區別。拉賓認為，普列漢諾夫的方法，主要的並一再強調的是闡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同其他理論前提之間的共同邏輯聯繫；梅林則是對馬克思的早期階段進行具體的歷史研究。列寧不是把馬克思的早期著作看做不成熟的作品，看作是一個獨立的階段；而是看做一個形成的過程，看做是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過程中的重要階段。拉賓認為，在列寧看來，提到第一位的不是分析馬克思所依據的東西，而是分析馬克思在走向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道路上每一個階段所創造的新內容、新思想、新觀點。第二，蘇聯學者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看做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參加和研究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對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和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哲學同時改造的結果。有的學者明確指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既是同時形成的，又是在分析經濟問題、概括工人運動和人類全部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奧伊則爾曼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史》中指出，早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揭示出對社會生活的科學認識與唯物辯證法的一致性。人們的自覺活動與歷史的客觀必然性的一致性，只有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才能理解和說明，因為唯物辯證法完全克服了主觀與客觀、自由與必然的抽象二元論。而這種二元論不單是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者沒有能夠克服；就是辯證法家黑格爾，最後也陷入了絕對唯心主義所完全不可避免的宿命論」[6]。　　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被顛覆之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者認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不單是理解和說明哲學思想的發展過程，而是闡明這些思想同現實實際的聯繫；不只是描述哲學思想的發展，而且要追溯這些思想對歷史發展進程的影響。　　（二）我國理論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研究的概況　　20世紀50年代後期曾開始注意這方面的研究，但是，大學哲學系並沒有開設這門課。到60年代，特別是文革期間，完全中斷了這方面的工作。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馬哲史研究有了新的轉機，在短短的兩三年里，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教學以及專業人員的形成，都有很大的成績。1978教育部武漢文科教材會議確定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教材之後，幾所大學的哲學系先後開設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這門課程。1979年在桂林討論《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部定教材的同時，籌備成立「全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會」，1980年在廈門大學，「全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會」正式成立。1985年第二屆理事會決定將「全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會」改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1982年教育部確定「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專業為執教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學科。從此，教材、人員等條件全部具備。專著：黃楠森等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8卷本），1989－1996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教材：黃楠森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積極作用。首先對充實和完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教學和研究給予了有力的幫助，推動了認真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元典，揭示了注意克服和防止對哲學原理的簡單化和片面化的傾向。其次，推動和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內涵的研究，拓寬了研究領域，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時代人及其學生的哲學思想納入其中，同樣將與列寧同時代的普列漢諾夫、布哈林等人的哲學思想也放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總體中。特別要指出的，在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中新的理論和方法列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重要內容的同時，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也作了應有的研究和論述，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完整性更為合理。再次，由於開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促使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者改進思維方式，提高研究方法，這方面的影響和作用更為深遠。最重要的影響和作用，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新發展研究，給了極為重要的深刻啟迪。這種「新發展研究」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是有巨大作用的。

[1] 《馬克思傳》，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35頁。[2] 參看《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第1卷，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66、178頁。[3] 《普列漢諾夫全集》第6卷，蘇聯政治書籍出版社1936年俄文版，第360頁。[4]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5]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6] 奧伊則爾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三聯書店1964年版，第3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