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星、時殷弘等：中東變局和中國戰略

06-17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　　中國在中東的戰略和發展利益　　從戰略利益的角度看，有三點：首先中東地區對西方有牽製作用，這個對中國非常重要。就美國來說，由於猶太院外集團在西方大國政界的影響，所以美國和伊斯蘭世界的矛盾短時間內很難消除，而且在逐漸深化。美國想完全擺脫中東，把力量完全集中到東亞這邊來，實際上還有非常大的後顧之憂。對中國來說，這裡面的戰略利益在於：如果中東地區穩定，中國會在這個地區有很多合作機遇，會有發展的一些資源和能源；如果這個地區開始動蕩，利益受到最大傷害的並不一定是中國。　　第二點，中東變局的導向作用，可能涉及到中國的戰略利益。什麼意思？去年上半年時，很多西方媒體，甚至西方的一些政治家，都希望在西亞、北非發生的變局能夠向東亞延展，他們為此做了很多鼓吹。　　第三點，如果說中東的伊斯蘭極端勢力進一步蔓延的話，與中國國內的東突極端勢力、分裂勢力相互刺激，實際上就給一些極端勢力，甚至是「基地」組織的發展，打開了一個方便之門。　　所以，從這三個點來說，在戰略層面上，中東局勢的發展涉及到中國的重要戰略利益。　　再從發展利益的角度看。第一，能源利益。中國進口的石油油氣，應該說50%以上來自於中東。第二，中國的市場。第三，勞務。從利比亞一下撤回三萬多人，在中東其他地方，比如阿爾及利亞、阿聯酋、沙特等國，中國還有數量比較大的勞務人群。第四，中國的通道利益。地中海通道的安全不僅影響到中國與中東的石油運輸貿易，也影響到中國與歐洲的貿易。　　應對「兩難」的基本考量　　那麼中國如何應對中東劇變的事態？這首先需要提及的是中國對中東事態的基本考量。共有五個基本考量，也實際反映了中國的五個「兩難」境地。　　第一個基本考量：既要尊重各國人民的政治選擇，又必須堅持不干涉內政的基本原則。中國必須尊重各國人民的政治選擇。但另一方面，西方採取外力干預來改變或者加速政治變局，涉及到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不干涉內政的基本原則。這個基本原則不僅是中小國家的安身立命之本，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一個法律基石問題。　　第二個基本考量：既要在現政權框架下，最大限度地保護中國的利益，又必須為與新政權展開關係最大限度地保留可能。以利比亞問題為例，為什麼沒有像某些西方國家那樣一開始就取消對卡扎菲的承認、轉而承認「國家過渡委員會」？實際上，當時的政權有效控制著利比亞，如果不與當時政府合作，中國幾萬工人撤回來可能都是個問題。但如果到一定時間，不跟反對派建立聯繫，又有可能影響跟未來新政權打交道的可能。西方國家也是根據自己的利益判斷陸陸續續承認「過渡委」的。　　第三個基本考量：既不能讓西方利用安理會來更迭政權的圖謀一再成功，又不能讓中國與西方大國的關係過度對立。　　西方說有「保護的責任」，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為什麼選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作為阿盟和聯合國的聯合特使？就是因為當年「保護的責任」是安南在聯合國當秘書長時推動提出的，在他任期內對此形成了一系列文件。中國不能讓安理會一再成為西方更迭政權的工具，但如果因此跟西方大國關係過度對立的話，顯然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第四個考量：必須面對西亞北非國家紛紛西化的現實，又不能讓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影響中國國內的穩定。　　第五個基本考量：既要與俄羅斯進行戰略協作，又要防止俄羅斯改變立場。　　不能在國際社會上總說「NO」　　中國的外交選擇，怎麼樣才能體現大國角色？我們分析兩件事，一是利比亞問題上的聯合國1970號決議，如果從本質上來講，它是個干涉內政的決議，干涉利比亞內政。但是中國當時投了贊成票。　　當時的一個考慮在於，中國曆來非常重視地區組織的作用，過去阿拉伯聯盟也好，穆斯林大會也好，非洲聯盟也好，都主張自己事情不讓西方管，我們自己解決。但現在是地區組織跟西方在配合。如果當時中國不投贊成票，可能面臨「14：1」的孤立局面。阿拉伯國家，阿盟在推；穆斯林國家，穆斯林大會在推；非洲國家，非洲聯盟也在推。所以中國在一個極為特殊的情況下，投了贊成票。　　聯合國的1973號決議通過，同樣也是基於類似的考慮。中國對1973號決議投的棄權票，主要目的是避免跟西方大國對立，尊重阿拉伯聯盟的立場。　　到目前為止，中國在敘利亞問題上，投出了兩張否決票、兩張反對票，提出了六點建議。我覺得這六點建議是非常不錯的——第一是停止暴力，不僅僅是敘利亞政府停止暴力，反對派也要停止暴力；第二，對話。包容性的政治對話，不預設前提，不預測後果。現在聯合國通過的主席聲明，實際上把建議的很多內容包括在裡面了；第三，人道救援。中國講的人道救援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聯合國主導的、人道救援不能被用於其他目的。第四，特使。中國支持安南特使做的努力，西方對安南也支持，阿盟也支持，俄羅斯也支持。安南起了一個比較獨特的作用，至目前為止西方對安南的努力並不滿意。第五，憲章原則。主席聲明也專門強調了敘利亞的主權領土完整等，聯合國的基本原則都得到了認同。第六，團結。團結是什麼意思？安理會不能把沒有協商一致，然後又嚴重意見分歧的東西強行付諸表決，再度造成安理會的分裂。　　在方式上，實際上中國是阻遏與引導並重。一方面投否決票，不能讓你利用安理會、違背《憲章》原則地搞政權更迭，甚至發動戰爭這些隱含的內容在裡面。但是不能在國際社會上總說「NO」，咱們也得說「YES」。實際上現在的主席聲明就是這樣的。一方面行使了否決權；另一方面我們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張建議，進行非常密集的穿梭式外交。應該說，這點已經見到了成效。　　求同存異，中國盡到最大努力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外交實際上已經起到了比較明顯的作用，已經改變了敘利亞局勢的進程。可以設想，如果2月4日的決議通過，限期巴沙爾必須交權，如果不交權，安理會馬上開會，定期審議，然後採取進一步的措施。那麼過一個月後，很可能安理會已經有新的決議草案出現了，要求用武力，現在很難說是否已經發生了又一次干涉主義戰爭。　　中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處理，與西方確實有對立，但是並沒有影響到大國關係的基本格局。我們投了票，西方和阿盟不滿意，但中阿基本戰略互信根基並沒有受到動搖。首先阿盟內部是分裂的，公開在聯合國大會表決時，阿爾及利亞和黎巴嫩公開投棄權票。現在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等國對中國的投票表示不滿，但是中國與阿盟國家之間的一些預定外交議程都在按部就班的進行，不久後他們的領導人還要來中國訪問。　　我認為，在中東問題上，中國外交從五個「兩難」境地、五點基本考量來操作，基本上能夠達到目標。簡單說，目標有：尊重各國選擇，不干涉內政原則，在現政府框架下保護中國利益，與反對派未來交往打開大門，沒有讓安理會更迭政權一再成功，同時也沒有跟西方關係過度對立，基本維護了國內的穩定，與俄羅斯進行戰略協作。　　但下一步最大的一個未知數是安南特使最後提交的報告。安南馬上還要再去敘利亞，或者是再派代表去，然後提出一個報告。如果報告里表示了對巴沙爾現政府不利的言論，如果西方推著安南往這個方向走，那麼在安理會，中國可能很難對安南表示否決的意見。這就是在敘利亞問題上接下來的一個重要看點。當然，如果西方非要在中東地區在進行一場戰爭，再摧毀一個國家，別人也擋不住。中國為和平解決已經盡了最大外交努力。　　中國在中東如何戰略迂迴　　【作者】中國國務院參事、人民大學國關學院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　　今天討論的問題非常重要。我的發言主題是「中國關於動蕩的阿拉伯世界的外交——過去一年和未來」：首先，我想綜述一下中國對阿拉伯世界政局劇變和動蕩的某些至關重要的心態和認識；然後，我要嘗試揭示和說明中國對阿拉伯世界的外交特徵或「模式」——在這歷時已一年多的劇變和動蕩中的特徵或「模式」；最後，我將表達一下對未來可能前景的大致預測和大體上的應有做法。　　「美國化」了的中東視野　　中東政局在去年年初開始顯現劇變時，中國的認識和心態在相當大程度上與世界其他大國非常相似，即憂慮地驚訝。首先，何謂驚訝？驚訝就是我們大為吃驚，對阿拉伯世界發生實際上發生著的那種急劇變動幾乎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對導致它們的巨大潛能更是完全沒有事先的預感和認識。這與美國、歐洲甚至中東以外的整個其餘世界一樣。為什麼沒有事先的預感？為什麼沒有認識上的準備？因為我們由於9·11事件以後多少「美國化」了的中東根本形勢視野，近10年里忽視或輕視了那裡有著巨大和廣泛的、動蕩或劇變的「傳統性原因」。9·11以後，幾乎整個世界對阿拉伯世界的視野和看法都被美國化了，以為那裡的根本主題或首要矛盾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極端勢力與親美政府的對立。變更的「傳統性原因」，還有更廣泛的大眾「第三力量」，因為受到這一對立的「美國化」遮蓋沒有受到真正的注意或重視。　　多年來，我們對中東地區在認識上還有其他一些偏差。我們太單一地注重在中東的能源利益。對於當地政治怎麼樣，社會怎麼樣，總體環境怎麼樣，關注不夠，而這些實際上恰恰與中國的能源利益和外交利益密切相關。同時，多年裡我們與許多中東國家政府——上面所說的那種性質的政府——的確關係不錯，因為它們在外交和能源供應等方面對華態度不錯。這大概也進一步促成我們很少真正地去探知和重視其統治表層下面的巨大變動潛因。　　回到上面說的「憂慮地驚訝」。憂慮何在？如何憂慮？在這場席捲阿拉伯世界的風暴中，我們有很大憂慮，且其主要內涵與美國人的憂慮不大一樣。到目前為止，我們確有一個逐漸增長甚或愈益加劇的憂慮：可能一個又一個地失去中國在某些阿拉伯國家的巨大的資產：能源和外交資產，還有與這兩者相關的有限的戰略性資產。我們還愈益憂慮，曾在上世紀90年代狂野過的西方「自由干涉主義」正在捲土重來，包括幾乎肆無忌憚地聲言其「自由干涉主義」權利和間或的武裝干涉實踐，而中國的反對會招致西方和親西方阿拉伯國家的嚴重不滿，甚至間或的外交和輿論「圍攻」。這兩類憂慮幾乎還在加劇。所以我們往往自問：下一項在阿拉伯世界的很可能失去的資產將是什麼？西方及其同夥在那裡的武裝和非武裝的干涉伊於胡底？　　不僅如此，我們的憂慮還在於：怎麼看待如果局勢惡化就有可能嚴重傷害中國利益的種種事態？在聯合國（特別是在安理會）表決有關問題時到底是投票還是棄權？投票是投贊成票還是投反對票？怎樣構設和表述中國的一次次或一項項具體立場和主張？所有這些對中國的利益、形象、地位和可信性有怎樣的短期和長期影響？如何處理中國就這些問題而經常面對的兩難甚或多難局面？　　「局部合作」和「後衛行動」　　我們在中東地區有基本利益的兩難。特別是，我們與伊朗之間有非常重大的能源關係，與俄羅斯之間有非常重要的戰略關係，還有中國一直秉持不干預和不干涉內政的總原則，一直堅持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而且所有這些涉及中國的國際信用。然而另一方面，我們與美國之間也有非常重要的多方面關係，與沙特和海灣盛產石油的國家之間大致也是如此，此外還有非常重要的與歐盟和歐洲主要國家的關係。這兩方面深刻和經常地互相抵牾，因而我們深刻和經常地面對兩難。　　我想用幾個「模式」來描繪一下中國過去一年多在中東地區的外交處境。一是「後衛行動」。我們不願意積極配合，甚至也不願意消極配合，但是如果要我們配合的壓力非常大，對我們某些重大利益的可能的損傷非同小可，那麼有時便不得不做某種讓步，但很少讓得很多，而且從未全讓。這就是勉強的後衛行動。　　二是「局部合作」。在某些情勢下，被迫就我們內心不贊成和很憂慮的立場和舉措，與西方及其阿拉伯夥伴作局部的合作。

三是「持久觀望」。有時儘可能久地採取等待、觀望和拖延的做法，不採取任何大的主動，看其他國家的反應、看俄羅斯的立場、看沙特、阿盟等的表態、看所有這一切的程度和力度。　　四是「修補籬笆」。即在變局之後，或採取招致嚴重不滿的行動之後，採取一些修補舉措來「修補籬笆」。利比亞變局之後，就敘利亞問題在安理會投了否決票之後，我們還需要修補籬笆，也就是想辦法多少彌補我們的迫不得已的損失。　　需要靈活求實，也要站定腳跟　　1999年，中國以非常原則性的態度對待科索沃問題上的北約武裝干涉，堅決拒絕給這干涉任何在國際法意義上的絲毫合法性；然而10餘年後，中國在武裝干涉利比亞問題上採取了較為實用主義的態勢。就中國面對的困難來說，在前一場合併不比在後一場合小，而且中國的物質性國力總的來說已經大大加強。因此，兩者相較，除了環境複雜性的增進外，還有個意志力變化的問題。　　在利比亞事變之後，中國總是需要在哪個地方至少暫時站定腳跟，支撐一下不干涉原則和主權原則。總得有後衛行動，必須堅決頂一頂，哪怕暫時招致額外的困難。所以，敘利亞問題上中國的表現正是體現了堅決的「後衛行動」。還有，儘管阿拉伯聯盟在敘利亞問題上很有偏頗，但就中東北非問題總的來說它是個起碼的穩定者。就此而言，我們寧可要偏頗的阿盟主持，也不要西方的直接主導和干涉。阿盟還為中國有關外交提供了相當的「迂迴空間」以及屆時可用的一條「退路」。在這點，我們已經並且應當比俄羅斯更靈活。　　目前為止，我們確實有決心採取堅決的「後衛行動」，就是要否決那些「一邊倒」的、極具干涉主義性質的安理會決議草案，不管在國際上因此暫時多麼「不受歡迎」，也不管是否得罪了我們的好朋友、石油大國沙特和海灣國家。設想一下，利比亞事變之後，假如中國在敘利亞問題上也對西方及其阿拉伯夥伴大大讓步，那麼外界將怎麼看？不過這麼做也要有一個前提，就是實事求是，按照中國的總體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判斷和行事。　　我並不是說將來我們一概必須採取目前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做法，不憚多投否決票。我們需要通情達理，需要靈活求實，但我們也需要在一個合適的時機站定腳跟，支撐我們的原則。這個原則決不是空有其表，我們在任何情況下的獨立自主和很大部分基本正義需要它，我們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和威望也頗大程度地依靠它。　　原則和妥協並重　　我總結的外交「模式」也反映在伊朗問題上。最近伊朗問題的情況相對好一些，美國總統奧巴馬現在表明他也知道用軍事打擊「解決」伊朗核問題的嚴重危險性。但是，伊朗問題還將長久存在，中國也要長時間繼續面臨這個往往非常棘手的問題。它和敘利亞、利比亞問題不一樣，至今阿盟尚未起真正的實質性作用。美國為了壓垮伊朗，採取了種種可謂愈演愈烈的制裁手段，而且在伊朗問題上繼續存在以色列和美國對伊軍事打擊的可能性，儘管這可能性是波動的，時大時小。如果伊朗局勢出現大逆變，那麼不管怎麼安排，將多少石油進口轉移到沙特和海灣國家，中國在伊朗這麼一個地區大國的重大能源利益、外交利益乃至相關的間接戰略利益都會遭受嚴重損失。為防止它和預先減小它，我們需要儘快地和恰當地做一些安排。　　關於將來的可能前景，無論如何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盛產石油的沙烏地阿拉伯和海灣國家現在是、將來也是中國在中東地區外交的一個重心（儘管不必是唯一的重心）。這些國家沒有亂，至少現在沒有亂；他們盛產石油，而中國很需要石油；第三，它們們恨伊朗、恨敘利亞，但是根本不恨中國，我們不要失去這個友誼，而且實際上也很難失去這個友誼。　　然而，如果像當今在敘利亞問題上那樣，阿盟過於偏頗，過於干涉主義，那麼我們在此情況下就不能側重於依靠阿盟，而是要多依靠聯合國，因為聯合國有著憲章原則和中國在其中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權利。阿盟輕易得罪不起，也不應該得罪，但如果它間或太偏頗，太不利於地區穩定，我們在這樣的時候就需要相應地更多依靠聯合國。另外，在對待西方「自由干涉主義」的問題上，我們絕對不能害怕得罪西方，也不能得罪得太頻繁太一律。我們既要堅持原則，堅持我們的利益，但也不必在中東北非問題上與歐盟、與美國太久地搞得太僵；互相妥協仍然是這方面的一個基本原則或戰略。　　對於中國來說，伊朗問題的事態發展仍將是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外交的一個最大考驗。一方面，我們的直接和間接的各項基本利益實屬重大；另一方面，我們實質性地影響事態的能力有限，而且實質性地經久影響事態的意願也有限。因此，即使形勢再複雜再困難，我們也要做特別堅韌的「後衛行動」，同時也要準備後路。　　後美國時代，阿盟意欲主導中東　　【作者】中國社科院全球戰略院《南亞研究》編輯部主任葉海林　　自阿拉伯變局開始以來——至少從利比亞戰爭以來，阿盟一直是中東北非事務的一個非常強有力的參與者，甚至在一些國家的變革過程中發揮了主導者的作用。但是，很多媒體在關注中東變局時，基本上持一種「二分原則」，即關注「西方」和「中俄」這兩支博弈力量，而「阿盟」則「消失」了。　　和上世紀六七十1970年代我們看待世界事務的基本視角比較起來，現在的不少媒體的視角是一種退步，忽視了地區主體意志的作用。阿盟的意圖是什麼？它未來會怎麼樣？這同樣應該引起我們關注。　　阿盟不僅僅是美國意志執行者　　利比亞戰爭之後，阿盟在兩方面已經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它不再是一個「俱樂部」。一方面它要求在內部統一協調立場，要把自己發展為或者是演變為阿拉伯事務的發言人，由其來代表阿拉伯的統一意志。在敘利亞危局的前期，這一意志還是能夠被執行的。而以前，阿盟的意願只對某些國家有參考作用。比如中國在聯合國投票的時候，往往是阿盟的主流意見是什麼，我們就贊成什麼。但是現在，阿盟不是光要表示出它代表阿拉伯世界的多數，還要讓全世界承認這個多數是有法律意義的。這就是一個內部整合的問題，阿盟要成為阿拉伯世界事務的一個維護者、秩序制定者。　　另一方面，阿盟有對外目標。現在的首選目標並不是阿拉伯的直接敵人以色列，而是阿拉伯的傳統敵人伊朗。在最近一段時間內，阿拉伯國家跟伊朗之間的關係很緊張，而在對峙中，多數情況是阿拉伯人把美國人、西方人推到前面，讓他們和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鬧，阿盟則集中力量要剪斷伊朗伸向阿拉伯世界的另外一支胳膊、德黑蘭的左翼——從敘利亞到利比亞，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帶這一線。　　阿盟只有把伊朗滲透阿拉伯的兩條線都剪斷，才能把波斯人的力量驅逐出阿拉伯世界。這應該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一次博弈，而這個博弈決定了未來一段時間內，中東進入「後美國時代」，或者說進入美國的衰落時代後，誰能在此地區具有主導權。在這一背景下，中國要高度看待阿盟的發展變化，阿盟現在不是一個簡單的大國意志執行者，它也是一個地區的政策制定者，至少這是阿盟的意圖。　　沙特成為阿盟嬗變的主要推動者　　同時，阿盟現在的結構也在發生變化。傳統的阿盟是一個「雙頭結構」，埃及是一頭，沙烏地阿拉伯和海灣諸王國是另一頭。這樣一個結構使得阿盟沒有什麼行動能力。因為「兩頭」都是親美的，埃及和沙特在爭奪阿拉伯世界主導權的時候不可能違背美國的意志。但現在，阿盟的情況發生了一個很大變化，埃及在阿盟事務的影響力逐漸下降，在它擺脫目前的困境之前，埃及很難在短期內恢復成阿拉伯世界一個重要的領導者，現在只剩下了沙烏地阿拉伯。　　傳統上，沙烏地阿拉伯在整個中東事務上一直都比較低調。最近的一年多時間，沙特的態度越來越從後台走向前台，它要主導阿拉伯事務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它的主導依然符合了海灣諸王國的特色，它把自己包裹在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簡稱「海合會」，創始國包括阿聯酋、阿曼、巴林、卡達、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編者注），形成了一個多重圓的結構——最外層是阿盟，中間是海合會，最核心的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沙特或者說海合會的做法和西方的立場雖然基本一致，卻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差別，即只要海合會能在阿盟內繼續扮演主導角色，沙特的意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有地區合法性的。　　它給其他所有國家，特別是中國和俄羅斯出了個難題：在涉及到某一具體的阿拉伯事務問題上，要不要置阿盟的意見於不顧，去遵守原有中俄所認同的一些國際關係準則？假如這個國際關係準則不是地區準則的話，那麼中國和俄羅斯該怎麼去維護？應該說，這種結構上的包裹，比不包裹，也不尋求任何地區和發行直接去干預效果明顯得多。　　武裝力量是阿盟的不足之處　　但另一方面，阿盟也有一個巨大的缺陷。阿盟所有的政策著眼於它通過施加壓力來最後導致敘利亞政權的崩潰，不管是造成內部軍隊的分化，還是復興黨政權的瓦解等，都靠施壓完成。這裡面有兩個問題需要注意：第一，阿盟手中並沒有武裝力量，它沒有辦法集結一支大規模的武裝力量去開闢所謂的「禁飛區」，或者是乾脆打擊敘利亞，替敘利亞反對派鋪平道路。　　第二，從阿盟的政策需求來說，它並不會特別願意敘利亞問題按照利比亞模式來解決。如果敘利亞問題像「利比亞模式」一樣由美國所主導，靠空中掩護，然後地面部隊作戰的這種方式來打倒巴沙爾政權，那麼意味著阿盟對敘利亞的主導權將要拱手讓給西方。　　但為什麼阿盟從今年年初以來，一直在呼籲積極使用武力？因為阿盟等不了。具體來說，就是海合會和沙特等不了了。他們沒有辦法承受繼續把這個問題拖下去，陷入長期化的一個尷尬境地。因為阿盟解決敘利亞問題並不是真正朝著敘利亞去的，它是要解決敘利亞問題以後，完成力量整合去攫取更大地緣政治地的目標。比如解決伊朗問題，比如對整個阿拉伯世界內部事務關係的協調與秩序的重建構建。這些問題才是阿盟真正關心的。若克服不了敘利亞問題，阿盟後面的日程就全談不上。　　美國塑造中東局勢的意願下降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高祖貴　　我著重談的是美國的中東政策。這一輪它跟以往的中東政策有什麼差別或者有什麼新的變化？它對中國造成什麼影響？　　國力決定奧巴馬中東戰略的調整　　這一輪的奧巴馬政府，它跟之前的老布希和小布希相比，按照美國的意願塑造和主導中東局勢的意願和能力明顯下降了。　　大致歸為兩類的原因，一類是最重要的原因，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它自己的問題太多，美國國內現在首要的任務還是發展經濟，這是一個關係到整個美國國內未來的事情，關係到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事情。　　第二，奧巴馬2009年上台以後，從伊拉克出來，然後接著從阿富汗出來。如果說小布希是開戰的總統，他就是結束戰爭的總統。老布希當年打海灣戰爭，是想建立一套中東的新秩序；小布希當年，「9·11」事件之後，他在中東要民主改造。這兩任總統，老布希、小布希都是在中東要按照美國的意願來打造的。現在的奧巴馬完全不是這個狀態，跟前兩任總統時美國的力量、美國的處境是不一樣的。這個因素決定了現在的奧巴馬只能小心翼翼地處理這場變局。　　六種模式處理阿拉伯變局　　面對著場變局，美國的基本政策是什麼？奧巴馬的基本政策，我的概括是延續著小布希民主改造中東的那一套做法，但是他不提民主改造，而是支持民主轉型，支持這些國家向民主道路上發展。用奧巴馬自己的話來說，要像當年支持蘇東劇變的那些東歐國家一樣，支持這些國家走向民主，這是一個基本政策。但是針對一個一個具體的國家，只要美國在這個國家的利益能夠得到保障，完全是針對不同國家採取不同政策，就是避免美國像在伊拉克一樣再度陷在裡面。這是一個清晰的思路。　　按照這個思路，這一輪變局中，奧巴馬政府創造了很多模式：　　第一個模式，突尼西亞、埃及。本·阿里、穆巴拉克下台之後，美國趕快和這些國家內部各派進行接觸，通過經濟援助，通過原來的渠道，在這些國家走向民主、重建政治秩序過程中施加影響。　　第二種模式，巴林。美國支持沙特和海灣合作委員會對巴林的武裝干預。　　第三種模式，利比亞。美國支持盟友——英法意和一些阿拉伯國家干預，而且有國際多邊機制——聯合國的授權，有地區組織——阿盟的支持。　　第四種模式，葉門。巴林問題美國支持海灣合作委員會動武，葉門問題美國支持海灣合作委員會去斡旋談判，最後美國人和沙特一起給薩利赫提供一個擔保，薩利赫下台了。　　第五種模式，就是現在的敘利亞。在美國處理敘利亞問題的模式中，我們能看到利比亞的某些要素在裡面，我們也能夠看到巴林模式和葉門模式的某些要素在裡面。美國人現在做的事情就是間接干預，同時它也支持阿盟、海合會發揮作用，是一個混合的模式。　　第六種模式，美國支持摩洛哥搞改革，支持約旦搞改革。希拉里曾表示，不是說你一定搞選舉才是我們的盟友，你只要搞改革，你朝這個方向走，也是在追求民主。　　敘利亞問題之後，未來它會不會在伊朗又搞出什麼新方式？我們再觀察。

新中東政策面臨三大考驗　　美國人現在這樣一套做法，面臨巨大的考驗。　　第一類考驗，過去一年多，伊斯蘭主義力量的崛起對美國是個挑戰。以往伊斯蘭主義的力量上台，美國可以不承認，可以制裁，可以鎮壓，但現在美國要直面這個現實，開始和這些力量接觸。這些崛起的伊斯蘭主義的力量也在調整自己，與美國磨合關係。但是這個磨合能不能很順暢，這是一個問題。比如說埃及，美國與埃及關於非政府組織的爭論與摩擦就告訴我們，這個磨合很艱難。如果雙方磨合不好關係可能會鬧崩。　　第二個考驗，現在的伊朗問題給美國人帶來的挑戰。美國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美國作為中東地區最重要的國家，它的影響力是足夠大的。但是它現在這個影響力到底能不能糾集所有的國家（甚至包括他的盟友）和他一起對伊朗實施制裁，施加更大的壓力，這對他是一個考驗。　　還有一個考驗，這一輪變局到現在為止，遠沒有結束。但是中東地區的格局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個格局演變下去，恐怕超出美國的預期。如果沙烏地阿拉伯這些國家的影響力進一步做大，未必就完全符合美國的利益。到那個時候美國人怎麼辦？這是更深層次的格局性的變化。　　這三個方面的考驗，其實都在給美國中東政策未來的前景帶來了太多的不確定性。

來源: 國際先驅導報 | 來源日期：2012年4月6日 | 責任編輯：黃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