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餓的日子 ——追憶共產風的歲月

飢餓的日子 ——追憶共產風的歲月作者：無為農民

公元1958、1959、1960那三年，是新中國歷史上災難深重的三年。經歷過那三年的中國人，對那段歷史的記憶是深刻的。那三年，對城裡人來說是經濟上困頓的三年，是半譏半飽的三年；那三年，對農村的農民來說，是哀痛慘烈的三年，是飢餓和死亡橫行肆虐的三年! 關於那三年的稱謂，有書面稱之謂「大饑荒」，有謂之「三年自然災害」，而經歷了那場災難的農民——我的父親母親、我們村裡的老人們，他們則一致稱那三年是「共產風」。 「共產風」已過去47年了。現在的青年人和中年人，又有多少人了解「共產風」？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社會底層的百姓在那極端惡劣的生存境況下，是如何在譏餓中掙扎煎熬、又是如何在譏餓中倒斃的呢！現今的一些年輕人不僅不了解那三年的歷史慘狀，他們甚至懷疑在「共產風」中餓死幾千萬人的龐大數字！在他們的頭腦中，有那麼多人餓死在社會主義新中國，是不可思議的、是難以置信的！ 不僅是城裡人不了解，就連我這個生於六十年代的農村人，對我的父輩們所經歷的那場「共產風」也知之甚少。我只知道他們曾經歷過飢餓，只聽說餓死了人，但具體慘烈到什麼程度，我並不知曉。 「共產風」在我的頭腦里是個迷團！ 2007年秋天，我回到離別多年的安徽老家，探望年邁的父母。藉此機會，我想順便解開心中的迷團，向「共產風」的倖存者了解一下那三年的真實的狀況。 第一個了解的對象是我的父母。 「共產風」開始時，我的母親30歲，我的父親34歲。父親今年83歲了，他的聽力欠佳，溝通比較費勁。他本是個木訥寡言的人，話很少。我和父母圍坐桌前吃飯時，我問父親關於共產風的事，他倔倔地說：「你問那個什麼事，那都是過去的事了！」我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不為什麼事。他不耐煩地說：「死了好多人！」我問我們村到底死了多少？他說：「起碼有一百多人。」我問我們村的總人口，他說：「四百來人。」我不再問父親，看他不情願回憶那段往事。 我的母親倒是個很好的溝通對象，她眼有些昏花，但耳不聾，說話聲音響亮。我們吃過晚飯後，洗漱完畢，坐到床上，靜靜地開始談起共產風的往事。我向母親提起共產風，母親就情不自禁地哀嘆：「那時受的罪啊，真是受到了『心沫浪子』（音譯，老家土話，形容遭罪遭到極點！）那時要不是逃到旌德，我們肯定也餓死了！（我的父母從安徽無為縣天花公社逃難到安徽南部旌德縣湯村公社）」 「不逃走就肯定餓死嗎？村上那麼多人不是活下來了嗎！」我問。 「走的時候，你阿爺（指我的爸爸）身上都開始浮腫了！」母親說。 「你們那時怎麼就知道要往那裡逃呢？」我問。 母親說之所以逃往旌德，是因為1958年曾搞過移民。那時幹部帶隊，組織貧困的人家舉家移民到安徽南部旌德，說那個地方人口少。可移過去的人家，不久又紛紛跑回來，他們覺得那個地方還不如自己的老家好。1959年春，有一位村民從旌德回來，隨身帶回一張旌德方面開出的證明，內容是他回來接家屬去旌德。因這位村民在離開旌德時偷了東西，不敢再去旌德，他便把那張證明給了我的父母。在飢餓中掙扎、在死亡的步步逼近的威脅下，我的父母接過了那張證明信，他們把那張證明信當成了救命稻草！一張證明信就是一張求生之路的通行證啊！那時候，一個人出門要是沒有證明信，是寸步難行的，乘交通工具、住宿和吃飯等，都是要證明信的。 在一個月明之夜，我的父母領著我那六歲的大姐和四歲的大哥，悄悄地出了村子。母親牽著大哥走在前面，大姐走在中間，父親走在最後，他挑著一擔籮筐，籮筐里裝載著一些衣服和碗筷砂吊子等物品。我問母親為什麼選擇夜間離村？母親說白天是不能走的，就是走也出不了村子。只要被別人看見，報告給村幹部，村幹部就會把出逃的人截住。母親說逃走前住在村邊的一戶人家，自己的家被生產隊拆了，房梁屋草成了村食堂的柴禾。母親說到自己家房子被拆時，她蹙著眉，眯著昏花的眼睛，不解地說：「為什麼那時那麼老實聽話，村幹部說一聲拆房，就讓他們拆，什麼話也沒有。要是現在，我就不讓他們拆！」 我的父母在夜色里匆匆行走了十幾里路，來到我的外婆家。當時外婆不在家，她在上海幫人家做針線活。當時家裡有外公、大舅和大舅母、二舅和二舅母、三舅和小姨。那時，大舅已經有一兒一女。這天夜裡，我的父母在外婆家做了鈣菜飯（米很少，大部分是鈣菜），他們還用榆樹皮做了粑粑。（把榆樹皮炒熟，再用石磨磨成粉。磨好的粉，用熱水攪拌，做成餅，貼在鍋里炕。）我的父母，在外婆家吃了一個菜飽。他們不敢停留，乘著夜色，又匆匆上路了。他們又走了十幾里路，來到黃洛河。他們要在黃洛河乘船過長江到蕪湖。 母親這次離開娘家，直到一年後回來探望時，她在娘家只見到了二舅母。外公死了，三舅死了，小姨死了，大舅的兩個孩子死了。大舅和二舅不知逃往了何處，大舅母跑回了娘家。母親家屋後的二伯家，一家十口人，死了九口，活下來的是先前逃走的童養媳。說到外公的死，母親說外公不僅是餓死的，同時還是氣死的！外公死前，外婆托回家的同鄉從上海帶回一些吃的食品。那位同鄉把捎回來的東西送進外婆家，交到外公的手裡。外公和他的孩子們還沒來得及償一口外婆買的食品，食品就被緊跟著進屋的村幹部奪去。村幹部拿走食物，沒有一句話，不需要任何理由！外公又氣又餓，很快就死了！ 我的父母在黃洛河乘船到蕪湖，船票一張是兩角錢。在蕪湖汽車站，他們卻乘不上去旌德的長途車，因逃荒的人多，而去往旌德的汽車一天只有一輛。無奈之下，我的父母帶著一雙兒女，滯留在擁擠的汽車站，一留就是四天。在這四天里，他們每天早上憑車票買一個麵包。兩個麵包就是四個人一天的口糧。我的父母在飢腸轆轆時，看到街邊的飯館裡賣的餛飩，三毛錢一碗，卻沒錢買，只得咽著吐沫走開！ 四天後，他們終於乘上了去往旌德的汽車。到達旌德，找到湯村公社，並順利找到任公社書記的同鄉。那位同鄉書記給我父母寫了一張條子，我父母拿著條子找到湯村大隊。湯村大隊的隊長也是同鄉，他是帶隊移民過去的。同鄉隊長當即在村食堂秤了三斤米給我的父母。我的父母領了米後，拿了介紹信，去往落腳安身的村子。在路上，他們就迫不及待地在野外用砂吊子煮起了飯來。餓空了肚子的一家四口，一頓飯就把三斤米全吃光了。吃飽飯後，他們來到橋亭生產隊。他們被安排住在一個小村莊里，居住的房屋是一單棟的兩層小樓，房主一家不在，被趕走了，房主曾是國民黨時期的保長。半年以後，保長一家又回來了。我的父母與保長一家同住了一年半。 剛到旌德時，正是麥收季節，他們割了麥子炒麥粒吃。在逃離了頻臨餓死的邊緣之後，來到一個能填飽肚子的地方，可以想像他們是多麼的幸福和滿足啊！ 不久後，外婆投奔到我的父母這裡，並帶來令母親悲傷的消息，外公死了！隨後相繼投奔我父母這裡的有大舅和二舅。他們的到來同樣帶來不幸的消息，三舅和小姨死了。外婆每每聽到孩子已死的噩耗，就一個人跑到屋外的野地里哭一場。二舅在老家時，他是畜牧場的會計。他為了出行方便，用畜牧場的公章蓋了許多的空白介紹信。二舅投奔到我父母這裡後，曾在當地的生產隊里當了一陣子會計。大舅和二舅的個性完全不同。二舅老實忠厚，大舅調皮狡猾。大舅投奔我父母這裡時，他的兩個孩子已經餓死了。他的老婆跑回了娘家。他們夫妻真可謂是「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大舅沒有在我父母這裡久待，因為他偷了生產隊的東西後，就跑了。母親說起大舅時，感嘆大舅這樣的人，是不會餓死的！母親形容大舅在面臨飢餓時，他不睡覺在晝夜想點子！ 母親說到大舅偷東西，慨嘆他膽子大。有一回，大舅偷了水庫工地食堂的大米。在準備偷米前，大舅於當日傍晚離開工地，並跟別人打了招呼，說他要回家。大舅回家後，夜裡又悄悄地返回水庫工地，把食堂門撬開，把一擔大米偷走了。他把大米偷回家後，為了銷毀證據，他把籮筐當成了煮飯的柴禾。家裡沒有鍋，大舅就用被打碎的半個鐵鍋煮飯。第二天早上，水庫工地上做飯的人發現米被偷，有人懷疑是我大舅偷的，也有人說不可能啊，他傍晚就回家了！ 後來，二舅母發現了大舅夜裡偷偷煮飯的秘密，就乘大舅不備之時偷大舅的大米，結果被大舅發現，二舅母被大舅打得要死！過了一段時間，大舅偷來的大米吃完了，餓得走投無路時，他又想出新的點子。他跑到公安局自首，說他偷了水庫工地食堂的大米。警察沒有受理我大舅的自首，警察說水庫工地的大米不是大舅偷的。大舅不明白他們是真的不信他偷了大米呢，還是他們看出了他想去牢里混飯吃的動機，不給大舅以可乘之機。大舅的如意算盤落空，怎麼辦？他繼續苦思冥想，絞盡腦汁，尋機行竊。總之，他可不是一個坐以待斃的人。 我的父母在旌德的兩年里，除了母親娘家人來投奔外，還有我們村裡的人。有一對夫妻，找到我的父母處，見了我的父母就跪下了，讓我父母搭救他們。他們面色萎黃，嘴唇發白，他們在家以吃豬糠來支撐著生命。從村裡來人的嘴裡得知，村裡有些人吃豬糠，拉不下屎，有的拿棍子掏，有的被活活脹死。 兩年後，我的父母回到老家。兩年里，老家村裡死了許多人，可新生人口只有一個，那就是食堂上灶的人的孩子。村上其他婦女都停了月經。 這已是1961年了。我父親聽說要包產到戶，心裡有些恐慌，就決定回老家看看。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害怕包產到戶，母親說包產到戶要求上繳一定的產量。我的父母回到老家的村裡，村上的人都挽留我的父母不要再走了，因為村裡死了那麼多人，很缺勞動力。就這樣，我的父母結束了逃往異鄉的生活，重又在故土上安下根來！ 聽母親敘述到這裡，我問：「餓死那麼多人，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 「人禍！」母親毫不猶豫地說。 母親說那時普遍搞試驗田。人們把其它田裡的已經拔穗的秧苗拔起來，安插在試驗田裡。試驗田裡的秧苗不留行距。為了不讓秧苗倒伏，在秧苗間還搭了架子。到了收割的季節，結果是顆粒無收！ 剛開始搞高級社，吃食堂，大家都很高興，說能敞開肚皮吃飯。開始一段有飯吃，後來就只能吃白薯和胡蘿蔔，再往後就是稀粥，到後期，食堂停炊了。母親不理解，那時人都吃不飽飯，想挖點野菜都沒有自由，人被限制在條條框框里。有一次，母親在紅花草田裡挖了一點野菜，被村長看見了，結果，母親手裡的菜籃子和籃子里的野菜都被氣勢洶洶的村長奪去了。還有一次，母親挑著糞桶來到西邊的山坡上，給她種的幾棵南瓜施肥，結果又被村長看到。村長毫不留情地把母親的糞桶跺碎了！ 「外婆的村子裡死了多少人？」我問道。 「具體多少人不知道。恐怕比我們村死的人還要多。」母親說。 「為什麼？」 「村幹部太壞。哪個村的村幹部越壞，哪個村的死人就越多！」說到這些往事，母親哀嘆道：「為什麼那時那麼想活，死了就算了，何必要受那麼多罪啊！」 我苦澀地笑了笑，心想母親是走過來了，回頭看，說話那麼決絕。人的需求層次越低，那麼，本能支配人的能力越強！ —————— 第二個了解對象是我二姐的婆婆。 我去二姐家時，二姐的婆婆正好也在她家。二姐的婆婆，我叫她徐阿姨。吃午飯時，徐阿姨、我和二姐的小女兒，我們三個人坐在桌前，一邊吃，一邊聊。我把話題引到共產風，徐阿姨就象所有經歷那場災難的人一樣，情不自禁地哀嘆道：「那哪是人過的日子啊！」從她的哀嘆聲里可以讓我感受到，關於那段歷史歲月的感受，雖然在她心裡沉靜了幾十年，但只要一提起，她心裡泛起的仍是倒不盡的苦水！ 共產風開始時，徐阿姨二十一歲，已結婚，嫁在我們村附近的茶場。她嫁在的茶場是國營的，雖然吃不飽，但一直有國家供應的糧食，所以，茶場里沒有餓死一個人。徐阿姨說從茶場食堂里打回來的稀粥，可以當鏡子，清楚地看到鼻子和眼睛。那時，凡是野外能吃的東西，都被人吃了。榆樹皮被剝得凈光，路邊的野蒿子，只要不毒死人，統統被吃掉。她說她吃過青草、浮萍。青草割回來用水煮，再放一點鹽。浮萍炒著吃，感覺象魚子，很好吃。她說有的人吃牛糞。我們問牛糞怎麼吃啊？她說炒著吃。還有的人從糞坑裡撈菜籽餅吃，還有的人從糞坑裡撈便中未消化掉的玉米粒，撈上來洗一洗，再煮著吃。（說到這裡，二姐的女兒做出嘔吐的樣子，說吃不下飯了！）更有甚者，有人殺自己的孩子吃。茶場西邊的東王家村，聽說不只一家吃孩子。我問吃孩子怎麼被別人知道的？徐阿姨說村裡的誰家的煙囪一冒煙，村幹部就上誰家去。村幹部到冒煙的人家，揭開鍋，看到鍋里是孩子。我問吃孩子沒人報案嗎？她說沒有。有的孩子死了，大人不吃他，但也不埋，眼睛被老鼠摳掉了，還放家裡藏著，為的是去食堂打稀粥時，能多打一份子。 徐阿姨說她那時經常去縣城挑菜籽餅，挑回來給茶樹做肥料。一群人一起，步行幾十里路。每次往回走的時候，走到一半路時，就餓得走不動。沒辦法，只得停下，在路邊的人家買兩毛錢的臭鹹菜，吃下去，喝點水，接著趕路。我問徐阿姨為什麼不吃菜籽餅，徐阿姨說菜籽餅難以下咽。她說走在路上，隨處可見路邊的死人。有的死人頭天死的，第二天身上蓋著一層厚厚的白霜。有的死人衣服都被別人扒光了。到處可見草草掩埋的死人。因人們餓得沒勁，埋死人的坑挖得很淺，常看到被埋的死人或露著頭，或一隻手或一隻腳露在外面。活人在路上走，走著走著就可能倒下，再也起不來了。有的人身上無力，躺在床上，就再也起不來了。有的因餓而病，餓病交加而死。 徐阿姨慨嘆那時人的一條命不如現在的一隻雞。現在農村誰家丟了一隻雞，主人還要找。那時誰家死了人，沒人哭！家裡的人走出門，沒有回來，也沒人找，死了就死了。 我問徐阿姨娘家的情況，她說她的父親和兩個弟弟在共產風裡餓死了。有一次，她的母親不知道從哪裡搞到一點米。她母親舀出一部分米煮飯，把剩下的米裝在袋子里，系在床下的床檔子上。她母親剛把米飯煮熟，就被衝進門來的村幹部連鍋端走。村幹部不僅把煮熟的飯端走，還把藏在床下的米袋搜了出來，一併拿走了。還有一個鄰居婦女，偷了東西，被人發現，村幹部追上她的家門。這時，偷東西的婦女就把偷的東西藏於糞桶里，然後，她脫下褲子，坐在糞桶上，屏住呼吸用勁，假裝著拉屎的樣子。村幹部根本不理這一套，不容分說，把鄰居婦女從糞桶上拉開。村幹部從糞桶里搜出東西，拿走了。 徐阿姨嫁到了茶場，得以存活性命。她在茶場的日子同樣是吃不飽的，但比農村強多了。再說，那時她的丈夫是食堂上灶的，想必有一些便利條件。那時，誰不巴望去做上灶的工作啊！上灶的人不僅自己餓不死，連家裡人都沒有餓死的。 —————— 第三個了解對象是我的大姐夫。 我是上午到的大姐家。我和大姐轉了一圈菜市場，回來後，大姐就進了廚房做飯。我和大姐夫坐在客廳里，談起了共產風。共產風開始的那年，大姐夫十二歲。大姐夫說他們家姊妹五個，就他和他母親活下來了。他的弟弟妹妹和他的父親都餓死了。大姐夫所在的村子離我家很近，是一個大隊。他們村子比我們村子小，全村110人，餓死了三十多人。 大姐夫說最困難的時期是59年下半年至60年上半年，整個冬天，死人象放排似的。（「放排」的意思就象電影里，敵人把一群革命者捆綁起來，執行槍決時的掃射鏡頭。）那時都餓得全身無力，蹲下就起不來。要坐下，先要找一棵樹，起來時，扶著樹站起來。因為沒有油、鹽、火柴，一到晚上，漆黑的，在屋子裡摸著走，象瞎子似的。實在沒有吃的了，為了活命，大姐夫和一個同齡的夥伴逃離了他們的村子，他們決定去旌德。但他們沒走多遠，就被村幹部追了回來。 我問政府沒有發過救濟糧嗎？大姐夫說公共食堂停炊以後，上面曾供應過幾十斤糧食，但都被村幹部們私分了。有人在晚上，從村幹部家的窗口望進去，看到村幹部和他的家裡人在吃白米飯。 我問為何沒有糧食？難道一點收成都沒有？大姐夫回答說：「沒有種子！」 「聽說東王家村有人殺小孩吃，是真的嗎？」 「吃小孩是真的，而且不止一家。至於孩子到底是被殺死的，還是餓死的，這誰也沒看見！」 「這也是。就是真有人把自己的孩子殺吃了，誰會告訴別人呢！ —————— 聽了以上幾位共產風經歷者的敘述，我感到心頭沉甸甸的沉痛！當我們這些吃飽飯後，當我們這些從沒有經歷過威脅生命般的飢餓時，在傾聽共產風過來人講述他們的苦難，我們只有驚愕！我們或許會鄙視人的卑賤，無法理解作為人在世間怎可以如此苟活！也許，只有我們也同樣經歷那般飢餓，餓到失去人的尊嚴和羞恥，象一個畜牲一樣，被本能的求生慾望所支配的時候，我們也許能夠理解！ 從共產風親歷者的敘述過程中，我強烈地感受到一點，就是他們沒有一句怨恨共產黨、怨恨共產黨的領袖。他們對黨和政府沒有一句謾罵和詛咒的語言，有的頂多是對村級幹部們橫行霸道的作風表示不滿。有一次，我和一個鄰居老太太聊起共產風，我故意問：「都餓得活不成了，怎麼沒人造反？」那老太太驚詫地看著我，好像批評我說了大逆不道的話，說我「道謔」（土語，音譯。意即頭腦糊塗，說了不該說的話）。由此可見，偉大的共產黨和黨的領袖在群眾心目中的位置是不容置疑的！ 如今，共產風已經過去四十幾年了。不管是個人的歷史，還是社會的歷史，只要人還活著，過去的就沒有過去。人會犯錯誤，社會也一樣有走彎路的時候。不能因為一個人犯錯誤而否定一個人，也不能因社會的歷史車輪一時脫軌而徹底否定承載歷史車輪的軌道的正確性。一個人犯錯誤是可以原諒的，不可原諒的是他總是犯同樣的錯誤。所以，總結教訓才是關鍵。至於在災難中死去了多少人，是一千萬，還是三千萬，這不是問題的核心。該反思的是體制，而不是對領袖個人的決策失誤耿耿於懷。災難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各級政府對群眾大批死亡的無作為！直接的反映是底層幹部土匪強盜作風，他們對待群眾的死亡表現出冷血的面孔！這樣冷血的幹部，他們是被群眾選出來的嗎？肯定不是。他們是由上級領導指定的。所以，他們敢漠視群眾。他們當官只對上級領導負責，他們在上級領導面前象孫子，在群眾面前就成了老爺！所以，他們可以把群眾拋在一邊，有恃無恐地經營著他們官僚階層的利益，為了他們個人或小集體的利益，對上玩欺瞞的伎倆，對下完全無視群眾的眼睛。這種官員產生的體制，是極左思潮泛起和共產風產生的關鍵所在！ 那段歷史已漸行漸遠，但它留給人的記憶，是刻骨銘心的！那段痛苦的歷史，將在後來者的追憶和思索中繼續延續它的痛苦！ 謹以此文哀悼在共產風中餓死的人們！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6a372d0100nnf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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