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 | 滿清時代：最後一個征服王朝

06-17

文 | 許倬雲

滿洲進入中國，建立了最後一個征服王朝。滿洲起自遼東，乃是鮮卑、契丹、女真之後，另一次東北民族擴張版圖，進入中原。在蒙古鐵騎狂飆時，從東蒙古到沿海的東北族群，都臣服於蒙古大帝國。明代建國，東北部的族群，並沒有統一的單位，紛紛以羈縻衛所的名義，歸屬大明。這些遙遠地區，實際上各自為政，並不受中央的干預，僅在東北地區有事時，中央政府才徵發他們，參與戰爭。例如，明朝救援朝鮮，抵制日本侵略時，東北的衛所也參加戰爭。中國本部和東北之間，雖以長城為界，卻也有許多漢人移民，開發關外廣大的地區。因此，不僅山海關外的遼東地區已有許多漢人居住，那些滿人的聚落，也逐漸漢化，居住在城市，他們的領袖，常常稱為「城主」。

東北民族，本來就不是草原上的游牧族群，他們居住在森林與河流地帶，以漁獵維生，以農耕為輔。漢人帶來的農業，對於東北族群並不完全陌生。從中國過去歷史看，以草原起家的征服者，例如，匈奴、突厥和蒙古，都是聚集為戰鬥部落，建立游牧王國，然後，草原的鐵騎踏破邊牆。起自東北的征服者，往往是從東北擴張，進入草原後，取得草原的馬匹，然後向南進攻。歷代征服王朝，拓跋（魏）、契丹（遼）和女真（金），都是如此方式，以草原的力量進入中原。

皇權被滿清全眾以家族式形態共享

在這幾個東北族群之中，滿清在關外發展的農業文化和與其相當的組織，可能比契丹、女真更有利於在征服後適應中國的帝國形態。在努爾哈赤興起前，這些滿洲人分為許多族群，每個群由「貝勒」（相當於王爺或是公爺）管理；「貝勒」也是族長。許多散居的族群，人口並不多，也沒有確定的疆域，彼此之間偶爾有霸主，但是並不能長久地維持領導地位。明代在東北地區，有駐屯的軍隊；在日本的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失敗以後，這些明帝國駐屯軍，常駐不撤。駐軍的統帥，實質上有管理這些「貝勒」的權力。因此，東北地區滿洲人所屬的羈縻衛所，與明代駐軍有統屬的關係。努爾哈赤的祖、父兩代，都在權力鬥爭中，被別的「貝勒」欺凌，努爾哈赤憑藉著祖、父留下的一支薄弱武力和少數武器，竟然慢慢擴大，成為滿洲許多「貝勒」的共主。

八旗騎兵

在努爾哈赤時代，滿洲部落的組織，經過演化，組合為八個旗，每個旗有一位努爾哈赤的子侄孫擔任旗主。今天瀋陽故宮的「十王亭」，就是努爾哈赤和八旗旗主「君臣合署辦公」的地方，正是反映在努爾哈赤的時代，軍國大事都由汗王與八旗貝勒大臣共同討論決定的制度。每個旗的旗丁，是人民，也是戰士。他們與旗主乃是主、奴關係。旗主們對努爾哈赤及其繼任者，也是尊卑有別的君臣關係。因此，在稱帝以前，領袖是滿洲部眾的家長，也是主人；這種雙重身份——君權和家長權，在滿清時代延續不變。從另一個角度看，親王們仍舊與皇帝共享滿洲的統治權。親王議政的制度，到皇太極以後才逐漸改變。然而，每一代君主，身邊還是有輔助皇帝的親王。雍正時代，成立軍機處作為皇帝的統治中心。軍機處中也通常有親王輔助，也有親王分管重要的部級單位。如此安排，正說明了滿清的皇權，既是皇帝個人的權力，也是滿清全眾以家族式的形態，輔助和共享皇帝的權力。

以漢人官員辦事，以滿人官員監督

政府六部和同級的單位，正、副長官都有滿、漢兩套人員，共同執掌權力。這一制度，顯然是以漢人官員辦事，以滿人官員監督。滿清是一個征服王朝，滿人的地位，不言而喻是征服者。依據上述安排，滿清的皇權，比較之以前的征服王朝，更為制度化地反映了征服者與被征服之間的主從關係。

明代的中國本部，與東北地區之間有一道「邊牆」，也就是明代的萬里長城東半段，其終點是山海關。這條「邊牆」之東，遼河流域雖然滿洲人口占多數，卻也有漢人居住。尤其在明代屢次人口遷移的過程中，漢人移往關外，也不為少數。在明代能有效控制東北地區時，漢人當然是明廷的百姓。當努爾哈赤的力量擴大到能夠控制這個地區時，若干漢人的大姓大族，或是屯墾的領袖（例如佟家），逐漸歸附滿洲；這些人在編入滿洲旗制時，編為「漢軍旗」，他們不在滿洲八旗之內，卻也是滿洲軍民合一的另外一支力量。從滿洲領袖的角度，「漢軍旗」的地位，不如滿洲，但是高於漢人。後來，滿洲與明廷的衝突日亟，一些在山海關外的明軍，投降滿洲；原來屬於皮島毛文龍部下的私人部隊，都納入「漢軍旗」，成為滿清征服中國的前導部隊。當滿洲力量逐漸滲入東蒙古的時候，一些蒙古部落也被編成「蒙旗」，作為滿洲的附從者。這些蒙古領袖，與滿清皇室長期保持貴族間的婚姻交換。因此，「蒙旗」的地位，與滿旗平等，還高於「漢軍旗」。凡此現象，說明滿清征服王朝的性質，是與蒙元或更早的遼、金，都有所不同。

帝國的二元結構

滿清入關，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擴張，先是與草原東部的蒙古合作，向西開拓。三次大征伐，整個蒙古草原，包括漠北、漠西和天山的准部，都歸屬滿清。青海大草原上的蒙古部落，以及天山南北路的回部，也都歸屬於滿清。西藏本來的統治者是蒙古的別部，滿清攻伐蒙古勢力勝利後，廢除世俗君主，支持喇嘛教的領袖達賴與班禪，建立神權統治體制，代代轉世，管理西藏。在北方和西北的廣大領土上，滿清視這些民族為同盟，而不是如同漢人一樣的被征服者。

中國歷史上，草原民族征服漢土，通常兩種形態，一種是征服者移入中國，統治漢土；另一個形態，留一些部眾在老家，大部分部眾遷入中國。滿清的制度，獨成一格。他們以漢土的資源——人力和物力，支持大軍征伐，取得整個北方和西北的草原與高地。然後將新獲得的草原地區族群，看作滿清自己的盟友，而不完全是臣屬。因此，滿清帝國乃是一個二元的結構：北方、西北的族群，直屬於皇帝，皇帝經過內務府和理蕃院，辦理皇室與這些部眾的來往。皇帝經常在草原上的一些獵場，與蒙古王公會獵。滿清皇室與蒙古、西藏之間，是以朝貢與婚姻的方式，保持彼此間的密切關係。漢土的百姓，是由帝國的政府統治，帝國的首都在北京；而熱河的圍場承德，則是滿清皇帝與蒙藏領袖會晤的地點。滿清與蒙藏共同信仰是喇嘛教，在承德有不少的喇嘛寺廟，象徵滿清和這些蒙藏部族之間的密切關係。承德，可說是帝國草原部分的「首都」。

這種二元的帝國結構，引發中國疆土究竟該如何界定的問題。辛亥革命，民國成立以後，經過滿清皇帝的遜位詔書，確認將來全部的領土，轉移為中華民國。這才是中國疆域延續滿清帝國領土的法律根據。可是，日本人圖謀侵略中國，還是屢次以滿清為二元帝國的理由，曾致力在滿洲和蒙古分別成立傀儡政權。

西南方面，元代與明代建立的土司制度，也延續到清代。雍正朝，滿清政府施行改土歸流政策，或用武力、或用勸說，將湖南西部、四川南部、雲南、貴州和廣西原居民的土司，大部改為流官，歸屬政府的州縣體制。於是，廣大的谷地、坡地和高原，逐漸開放為漢人為主的移民區。當地少數民族，除了在一些山高谷深的地區以外，也隨之逐漸同化。新大陸的農作物傳入中國，尤其玉米、番薯，都可以在這山區種植，擴大了耕地面積，也因此可以維持中國龐大人口的生計。

明代覆亡，南明的復國運動者，例如鄭成功和魯王的部下還在福建、浙江活動。最後，鄭成功進入台灣，立足海上。康熙朝，滿清取得台灣；鄭氏的部隊，有些流散到海外，有些併入滿清的漢軍。從康熙、雍正、乾隆時朝，福建、廣東地區進入台灣的移民，逐漸開發了台灣的西部；嘉慶朝，政府正式開放到台灣的移民，大陸人口移入台灣者，前後大概有三百萬左右。在此以前，台灣和內陸接觸較少，沿海居民對台灣的知識，其實非常的有限，經過明鄭的開發，這一個東海的大島才完全納入中國的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