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贊成儒家，或完全反對，都傻！ | 蕭三匝

　　因為可以理解的原因，我最近刊發了與新儒家陳明的長篇對話。效果大大超出我的預料，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更多，好像對儒家思想，我們不贊成就只能反對，這一點讓我非常失望。我想問的是，我們能不能贊成其某一方面，反對其另一方面?另外，我與國內各大思潮的代表人物都有對話，顯然，被訪者的觀點不能代表我的觀點，我不過是提起一個個話頭，希望引發大家深入思考而已。有的朋友建議我，在對話錄後面直接發表自己的意見，我想除非特別有必要，我將慎用這種方式。我不希望自己的觀點過度影響粉絲的思考。

　　事實上，我此前已發表不少論述儒家的文章，尤其是《給孔夫子的一封信》已表明我對儒家的基本態度。為了梳理當代新儒家的形成脈絡，下面我想從歷史的角度再次探討我對儒家的看法。

　　一

　　孔子是20世紀中國的一個「幽靈」。

　　進入20世紀後，面對國家日漸危亡的局面，中國讀書人越來越激進，從「祖宗成法不能變」到「中體西用」，再到新文化運動時期打倒孔家店，全面批判「吃人的禮教」，孔子的名聲越來越壞，到後來基本上已經成了3000年專制制度的罪魁禍首了。

　　矯枉過正帶來了部分知識分子的反彈，並客觀上催生了現代新儒家。但不論是梁漱溟、熊十力還是馮友蘭，現代新儒家顯然已不再是抱殘守缺之徒，他們不外乎是想對中國思想傳統進行「創造性轉換」(林毓生語)，以期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思想資源。

　　這種思想進路在熊十力的弟子那裡得到了延續。1949年後，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在台灣接過了熊十力的薪火，致力於新儒家思想的創造和闡發，並形成了值得重視的台灣新儒家學派。

　　1958年元月，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張君勱在台灣《民主評論》及《再生》雜誌上發表了轟動一時的名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這篇文章中，台灣新儒家明確提出了他們的立場：「中國之政治歷史，遂長顯為一治一亂的循環之局，欲突破此循環之唯一道路，則只有繫於民主政治制度之建立……中國政治制度中，僅由政府內部之宰相御史等，對君主權力所施之限制，必須轉而成為：政府外部之人民之權力，對於政府權力作有效的政治上之限制。僅由君主加以採擇與最後決定，而後施行之政治制度，必須化為由全體人民所建立之政治制度，即憲法下之政治制度。只是由篡竊戰爭始能轉移之政權，必須化為可由政黨間做和平轉移之政權。」

　　孔子曾被人譏為「聖之時者」，但真聖賢必然是與時偕行的，現代新儒家顯然有這樣的自我期許。

　　如果說牟、唐、徐等人算是現代新儒家的第二代，杜維明則可以說是現代新儒家的第三代，這一代新儒家自覺地擔負起了向世界傳播新儒家思想的責任。

　　二

　　中國大陸的情況與台灣不同。1949年後，為了建立新的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大力批判「封建思想」、清除「封建餘毒」成了常態，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得到了全面、徹底的清算。這一清算在林彪死後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中達到了高潮，手握「批判的武器」的人對孔子的稱呼變成了「孔老二」，這種稱呼體現了批判者對孔子的輕蔑。

　　但中國人真的不再需要孔子了嗎?

　　1978年後，特別是1992年以後，歐風美雨吹進國門，各種思潮蜂擁而至，加之市場化改革一夜之間使中國進入了世俗社會，前30年建立起來的意識形態已不能回答現實問題，尤其是不能回答人為什麼活的問題。中國富了，但中國人越來越找不到自己的根了。所謂道德淪喪、信仰空虛、人情冷漠的局面愈演愈烈，整個社會蔓延著一種不安全感和乖戾之氣。

　　一個缺乏道德基礎和普遍信仰的社會如何長存?一個與自己的文化傳統恩斷義絕的民族怎麼可能有前途?但抱怨又能解決什麼問題?中國社會靠什麼重拾溫情?

　　孔子的「幽靈」看來沒有走遠，他又回來了。人們開始反思此前對孔子的批判，清明的思想者認為，中國的專制歷史始於秦始皇，「百代皆行秦制度」，真要批判專制根源，也應該批秦始皇而非孔子，孔子不能代秦始皇受過。

　　於是，讀經了，祭孔了，國學院、書院興起了，又有人穿唐裝了。

　　於是，大陸新儒家登場了。

　　不過，與台灣相比，中斷傳統幾十年的大陸新儒家並不是一個有著統一的思想取向的學派。單就大陸新儒家中三個代表人物蔣慶、康曉光、陳明觀察，就會發現，大陸新儒家之間的差異實在太大。

　　三

　　蔣慶的儒學是所謂政治儒學，其發生論基礎是人生而不平等，因此在現實政治中也根本沒必要實行自由、民主、平等諸價值。蔣慶大倡政治的道德基礎，他批評自由主義的缺陷是沒有告訴人們什麼是美醜善惡，因此西方的自由民主憲政是不道德的政治，至少可以說是非道德的政治。自由主義之所以導致這種非道德的政治，是因為其非聖無王，而中國傳統政治尊王崇聖，「天賦聖權」，聖人具有先在的權威性，凡人必須無條件接受聖人的教誨。聖人甚至有權力強人行善，強人做聖賢。「王道政治」必須同時具備「三重合法性」，即神聖天道的合法性、歷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否則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要大打折扣。「王道政治」的特點是聖王合一、政教合一、「三綱五常」。

　　為了實現這種「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蔣慶設想通過設置「通儒院」、「國體院」、「庶民院」以將道德制度化。「國體院」議長由孔子的嫡系子孫世襲，議員則由他指定歷代聖賢、君主和歷史文化名人的後裔、社會賢達及各宗教界人士產生……

　　蔣慶一心夢回三代，他也不怕被人指責為復古倒退。如果說，蔣慶希望實現「以德治國」的夢想是對歷史上各種「道德理想國的覆滅」缺乏充分警惕因而值得同情的話，他的論點和論據則大多數不能得到當代中國人的認同，至於他提出的具體的制度設計(如「國體院」的構成形式)就只會讓人一鬨而散了。

　　說實話，只要是稍微有智識的現代人，都不會認可蔣慶的極端復古立場，他的政治儒學的主張也絕無實現之可能。如果說儒學在當下尚有必要推陳出新的話，蔣慶的主張對此非但無益，反而有害，因為如果人們把蔣慶與儒家等同起來，只會增加其對儒家的不信任感。

　　康曉光也不認可民主、自由、平等的價值，他主張的是仁政，為此他出版了一本取名就叫《仁政》的書。在施行仁政的國家裡，掌權者是所謂「儒士共同體」。最高權力的更替規則，應該首選儒士共同體推舉制，然後是禪讓制，再次是革命。在他看來，「要確立仁政的合法性，就必須建立儒家文化的霸權」。

　　如何才能達致仁政的目標?康曉光主張：一，新聞自由，即允許民間議政;二，政治行政化，建立行政決策諮詢機制，吸納精英從政;三、實行法團主義，開放民間社團，政府通過社團吸納民間意見。具體到當下，康曉光的具體建議是：「首先是儒化中共。用孔孟之道來代替馬列主義。黨校還是要保留，但教學內容要改變，把四書五經列為必修課，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務員考試要加試儒學。要有意識地在儒家學統與政統之間建立制度化的聯繫，而且是壟斷性的聯繫。有一天，儒學取代了馬列主義，共產黨變成了儒士共同體，仁政也就實現了……最關鍵的，是把儒教確立為國教。」

　　康曉光的著眼點是制度儒學，怎麼評價他描繪的理想國呢?我想如果90後看了他的制度設計，一定會以為他在寫小說吧。

　　在與蔣慶和康曉光的對比之下，陳明的存在就顯得很有價值了。

　　與蔣慶大倡政治儒學，康曉光大倡制度儒學不同，陳明所主張的是文化儒學。陳明反對把儒家思想教條化，而主張與時俱進地闡發儒學對當下中國人的意義。按他的話說，儒學要為中國人的文化認同、政治重建與身心安頓提供積極的解決方案。這是一個很切實的向度，也是一個與台灣新儒家趨同的向度。

　　(推薦劉軍寧新書《天堂茶話》，在這本書里，劉軍寧虛擬了老子與孔子的對話。劉軍寧試圖打通中國傳統思想與現代政治思想之間的隔離牆，這種思想進路是值得讚賞的。)

　　四

　　目前的中國思想界正呈現出各派政治思潮與新儒家結合的趨勢，有人被認為是儒家社會主義者(甘陽)，有人被認為是儒家自由主義者(秋風)，有經濟新儒家(盛洪)，有法治新儒家(梁治平)，但真正能說服人的論述還比較少見，一些論述確有臆說之弊。

　　在我看來，只有清除儒學作為政治哲學的功能，將其理解為中國人生活的倫理規範才是拯救儒學的唯一途徑。要言之，儒家應該遠離廟堂，深入社會，這既是儒家的得救之道，也是中國社會的福音。

　　另一方面，西方的政治哲學終究不是以解決人生意義為目的的，它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中國傳統文化才能解決這個中國人亟待解決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人大多數其實都是儒家，儒家思想已經成為中國人的DNA的一部分。舉個簡單的例子，即便你是激烈的反儒者，你敢公開宣揚你不孝順自己的父母嗎?既然儒家思想已深入中國人的血液，它已經是一個客觀存在，我們需要探討的就不是要不要它的問題，而是面向未來，如何新陳代謝的問題。人無法走出自己的皮膚，人又何嘗能完全拋棄自己的歷史?

　　最讓我不能理解的是一些所謂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激烈反儒，但他們似乎忘了，古典自由主義者，比如哈耶克，對傳統歷來是溫情的。

　　陳明從即用見體的角度立論，從根本上解構了儒家教條，但由此也帶來一個問題：一個不存在基本信條的儒家如何能夠為中國人的文化認同、政治重建與身心安頓提供積極的解決方案?每個人通過「即用」見到的「體」是否都可以被劃歸到儒家思想的體系中來?陳明對上述三方面的論述主要著眼點是「應該如此」的視角，而對於「如何可能」、「怎麼辦」尚需要更多論證，而後者顯然是更為重要的，也是時代給新儒家提出的全新課題。

　　何光滬說過：「中國宗教若不進行改革以發揚其真精神，是沒有前途的。中國社會文化若不進行改革以吸納真宗教精神，也是沒有前途的。」新儒家普遍熱衷於儒教的建立，主要是希望通過這種形式和手段讓儒家思想深入人心。這個出發點未嘗不值得欽佩，但歷史發展到21世紀，在一個越來越世俗的時代，要建立或重建一種宗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何況與佛、耶、回諸教相比，即便儒家思想不是完全不具備宗教性，但其宗教性(對人生終極意義的探討)畢竟有限。當代人或許可以在理論上對儒教闡幽發微，但宗教本身又並不是通過講道理讓人信服的，這可能是儒教的倡導者在當下面臨的最大的挑戰。

　　最後我想提醒大家警惕兩點：一，在一些新儒家的言說里，彷彿我老大中國什麼都有，盡善盡美，無待他求。在我看來，這種人根本不配稱為新儒家，無論他們的初衷如何，他們的言行都只能引起人們對儒家的反感。二，積極擁抱權力，典型的「致君行道」的老調。這種進路和社會的現代化是背道而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