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選擇了民主

　　我們常常聽到的歷史選擇論，或稱歷史必然論，作為對一種制度的辯護顛倒了它本來的意義，把一個發展中的階段性的結果當作了最後的不可改變的結果對待。就本義而言，歷史的選擇恰好意味著選擇的可更改性。連續的、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人類活動構成了歷史，歷史的選擇也就是人類的選擇。每一代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一代人的選擇不能代替下一代人的選擇，上一代人更無權把自己的選擇強加於下一代，因此，歷史的選擇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任何階段性的選擇都只是暫時的結論，隨著時間的推移都需要重新認證。民主制度的最大特點和優點，就是它始終保證選擇的開放性，歷史選擇民主，民主也讓歷史選擇。

　　過去的100多年中，世界經歷了五花八門、形形色色的主義和政治實驗，諸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神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經過時間之河的大浪淘沙，大眾從來沒有像現這樣清楚地知道自己應該選擇什麼。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民主成為各國人民的不二之選。

　　民主思想已被年輕一代所掌握

　　中東革命最近接連出現新的轉機：歷經了數月動蕩的埃及迎來了埃及歷史上首次真正意義的選舉併產生了總統穆爾西，終結了長達60年的軍人統治。雖然分析人士指出埃及軍方勢力不會輕易放棄手中的權力，並將繼續掌控埃及，但埃及通向民主的大道已經打開，無人可以重新阻斷，這是沒有懸念的；曾宣布已準備為了敘利亞而死的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對人民堅持了長久的鎮壓和屠殺後，其世襲暴政再也撐不下去，表示願意交出權力。

　　中東獨裁者的下場各有不同，他們的命運是他們各自選擇的結果。卡扎菲以武力抗拒到底，最後死得很慘；穆巴拉克在進行最初的強硬鎮壓、造成800多人喪生後放棄了掙扎，被送上刑事法庭並判處終身監禁，意志和身體很快被徹底摧垮；手上沾滿了鮮血的敘利亞巴沙爾的結局估計不會好，俄羅斯方面已宣布不會為其提供政治避難。

　　中東革命揭示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即青年人成為政治變革的主角走到了舞台的中央。突尼期的年輕人點燃了中東反抗之火，在本·阿里下台11天後，埃及的年輕人把革命帶到了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利比亞的年輕人顯示了最大的勇氣，從沒有拿過槍的他們衝上了前線與卡扎菲的部隊對抗。

　　阿拉伯青年的行為驗證了一句老話：革命思想一旦被群眾所掌握就將產生巨大的能量。正如有觀察家發現的那樣，中東的年輕人與西方的同齡人相比，在渴望自由和民主上並無不同。通過社交網站和手機媒體，阿拉伯青年建立了以前難以想像的廣泛聯繫和溝通，也空前地增強了他們的政治意識，使這個一直被法老和軍事獨裁者所統治、民眾變得麻木的社會，在年輕人的帶動下表現出了對民主、自由的強烈熱愛，這種強烈的熱愛進而轉化為強大的政治動力，人們得以擺脫在長期的威權管制下形成的恐懼。

　　青年成為中東革命的主角絕非偶然。青年最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技術，他們是伴隨互聯網成長起來的一代。網路上大量的信息使他們能夠衝破統治者的信息限制，在統治者繼續沿用過去的方法馴服年輕一代、並且認為收效良好時，年輕有為的一代對新生活的憧憬使他們變得越來越不安分，在社會平靜的表面下，那些蓬勃跳躍的心靈在隨時等待時機。突尼期青年布阿齊茲的自焚立即被失業的大學畢業生抓住，他們在facebook上傳播消息和截圖，交換思想，在沒有任何「一聲炮響」的情況下，出乎全世界意料的中東革命開始了。

　　作為當事人的本國統治者更是沒有想到力量對比會如此急劇地轉化。在穆巴拉克統治的30年中，民眾從沒有停止過對政府的反抗，但由於規模有限，很快就被政府撲滅了。2011年2月11日，在穆巴拉克被反對者轟下台前幾小時，埃及6位退休的將軍在一家私人俱樂部里一邊喝著咖啡，一邊談論解放廣場上的示威者。「他們能代表誰？」其中一人說，「喊聲是挺大，但別忘了，還有7900萬埃及人沒來解放廣場，那才是大多數。」他們還以為當前這些示威者不過是再一次小打小鬧，將和過去一樣有始無終，成不了氣候，然而，他們絕沒有想到，那天下午穆巴拉克就投降了。

　　歷史上的變革通常是疾風暴雨般地展開，社會中種種苦難和邪惡經過長期的日積月累，人民已無法繼續忍受下去，醞釀已久的反抗風暴終於橫掃舊的權勢階層，新的統治者開始上場。

　　當代的民主變革已是另一種圖景。對具有民主思想的一代人來說，革命已不是更換統治者的同義詞，他們不需要承諾給他們帶來幸福生活的新的統治者，他們要建立以普選為核心內容的民主制度。經驗告訴他們，只有一人一票的普選才能確保大眾掌握最後的政治發言權。埃及民眾在最初推翻穆巴拉克後，以歡呼和鮮花來迎接軍方的坦克，然而，當軍方沒有如期按照事先的承諾交出權力時，百萬埃及人再次走到廣場抗議。於是有人幸災樂禍，說這是埃及混亂局勢的開始。這種論調所以膚淺，是因為它沒有看到，正是某種混亂孕育著這個國家的未來和希望，它意味著民眾對民主目標堅忍不拔的堅持。我們無須為埃及的未來擔心，在這個中東最大的國家裡，積極的變化有目共睹，現在，它的人民至少擁有了表達自由和勇氣，他們不再恐懼，這本身就是巨大的民主化成就，這也是埃及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埃及人再也不用懼怕穆巴拉克統治下無處不在的秘密警察的逮捕和情報探子的告密。

　　中東國家的上次革命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一段時間裡，在擺脫西方控制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旗號下，一批年輕的中下層軍官陸續發動革命，他們也幾乎是革命的唯一參與者。1952年埃及陸軍中校納賽爾領導「自由軍官組織」發動政變，推翻法魯克國王，成立阿拉伯埃及共和國。1958年伊拉克如法炮製，其「自由軍官組織」推翻費薩爾國王，成立伊拉克共和國；同年，敘利亞的軍官發動政變，成立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納賽爾的崇拜者、利比亞野心勃勃、27歲的中尉軍官卡扎菲也效法埃及革命，1969年領導他的「自由軍官組織」在一場混亂無序的鬧劇般的奪權行動中不可思議地獲得了勝利，成立阿拉伯利比亞共和國。中東各國的成功奪權者都建立起自己不受限制的強大權力。

　　民眾主導的革命，民眾享有革命的成果；少數人的革命，或少數人主導的革命，其成果也由少數人享有。革命功臣及其權力繼承者往往把國家當作取之不盡的利益之源。從薩達姆，穆巴拉克到卡扎菲，中東專制者沒有例外地無不擁有數額巨大的家族財富。專制制度從最好的治理效果看，如有研究者總結的那樣，「在強有力的國王統治之下，國家差不多在各方面都昌盛興旺，只是人民受壓迫」。

　　用生命和鮮血在革命中築起的權力神壇，通常要用生命和鮮血來祭祀。第一次中東革命催生出來的這些政權中，最殘酷無情的要數薩達姆當局，在其長達數十年的統治下，伊拉克人民根據伊拉克本國憲法和《世界人權宣言》所應享有的個人、公民、政治和工作權利安於現狀全被剝奪，他們受到任意處決、羈押、酷刑、宗教迫害。獨裁者平時盡最大努力把自己裝扮成熱愛人民的領袖，但在保住個人權力的鬥爭中，他們最終暴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歷史不是任意發展的。從一個時段看，歷史發展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出場的歷史人物影響到歷史畫面的色彩和明暗，但從宏觀歷史進程看，歷史發展顯示了明確的目標性，它總是向更善、更合理的方向發展，這表明，善作為內在的力量總在潛在地發揮著作用。善的意志規定了人類歷史的方向，使它不會永久地朝著惡的方向發展，人類的善必須在某個地方制止惡的發展。道德的發展推動政治社會不斷向善，這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說的：「憑藉不間斷的努力，達到生存的最高形式。」推動進步的革命看上去是一種外部的表面上的力量，在它的下面，卻潛伏著善的意志，「像土壤覆蓋著的堅硬岩層，以其堅固的內核穩定地支撐著地面」。

　　善的力量是無法抗拒的，雖然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抗拒它，但不能永遠抗拒它，這使民主最終擺脫靠偶然機遇取勝的命運。雖然關鍵少數在當代民主進程中依然起著一定的重要作用，但它對卓絕超常的民主英雄的依賴度大大降低了，換句話說，一般意義上的民主英雄大大增多了。2011年至今的中東革命顯示，每一個公民在爭取自身權利的鬥爭中都能成為民主英雄。

　　圍觀迫使他們「還政於民」

　　和中東相比，早先一些時候，巴基斯坦、泰國和不丹三個亞洲國家的政治變革來得更加溫和。曾經通過政變上台的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為了獲得連任而清除最高法院的反對派，在2007年11月發動第二次政變，但事隔3個月，這個國家就舉行了自由的議會選舉。泰國軍方在2006年9月以腐敗為由推翻民選的他信政府，成立了由政變領導人組成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接管國家權力，15個月後，它不折不扣地實現了「還政於民」的承諾。而我們的另一個小鄰國不丹，在2008年3月波瀾不興地完成了從君主國到民主國的轉變。

　　它們是20世紀末以來世界範圍內民主平穩轉型大趨勢的繼續。在許多個國家，無論世襲君主，軍事獨裁者，還是極權主義國家領導人，抑或頑固堅持種族主義的政黨，都相繼把政治選舉權交給了人民。智利的皮諾切特、南非的國民黨、韓國的全斗煥、盧泰愚、台灣地區的蔣經國都包括在這個名單中。

　　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和泰國軍方都沒有到無法掌控局面的地步，他們沒有山窮水盡，人民革命的風暴沒有來臨，兩國局勢甚至堪稱穩定，而仁慈國王統治下的不丹國，經濟繁榮興旺，人民生活幸福。

　　穆沙拉夫的確允諾過要棄武從文，但如果要繼續實行軍事統治，恐怕國內也沒有現實的力量能夠加以阻止。他毫無疑義地牢固地控制著軍隊領導權。如果從穩定壓倒一切的角度看，他有極為強大的理由保持不變，如國內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分子活動猖獗；被趕下台的謝里夫伺機回國參選，製造動亂；只有自己才能為國家帶來經濟上的繁榮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他統治的8年中，國民的人均收入提高了25%。

　　泰國軍方為了把自己的軍事行動與奪取政權劃清界限，表明它僅僅是一次清理腐敗的行動，一開始就宣布臨時政府將在1年之內把權力交給民選政府。在軍方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期間，政變領導人完全有能力做到自我授權，組建自己的永久性政府。

　　選擇了民主，就意味著選擇了甘願承受失敗和對自己不利的局面。由於民主選舉從不預先許諾任何人以權力，每個候選人、每個參選的集團和政黨都要面對可能的失利。巴基斯坦的大選中，總統穆沙拉夫領導的黨遭受了挫敗，而反對他的兩大政黨獲得聯合組織政府的權利，這對在幾個月前由議會選舉的產生的總統不能不是個打擊。泰國的人民力量黨在選舉中明確聲稱是「他信的代理人」，並通過打他信牌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和執政黨，這一選舉結果也不是政變領導人樂意看到的。

　　什麼因素促使他們放棄權力或者部分放棄權力？從自身利益上去解釋是行不通的。根據一種觀點，專制者轉向民主的一個前提，是其自身利益在民主條件下能夠得到保證。這個前提極難成立，因為民主本身就是對專制利益的否定，兩者不能共存。說他們由於對民主具有堅定的信念而選擇了民主，對他們中的個別人可能是真實的，但對於更多的人，則不能使人信服。

　　合乎情理的解釋是，他們受到來自自身的心理壓力，而且這種壓力足夠強大，使他們能夠超越單純個人利益的算計。對人生來說，畢竟還有比權力更重要的東西。這一心理壓力與外部壓力有一定的關聯，但不同於外部壓力。外部壓力不能讓獨裁者改弦更張。對來自國內方面的壓力，他可以通過強化警察和軍事力量以提高對社會的壓力保持穩定，對來自國外的壓力，他可以置若罔聞。對輿論反應敏感的人，在民眾的反對意見面前會謹慎行事，但這不是獨裁者所為，獨裁者要做的是消除反對的聲音，控制輿論，並把輿論引導到自己有利的方向上來。

　　外部壓力能夠轉化為對統治者的內心壓力，需要他們有最起碼的恥恥辱感和民主共識。把人視為「有文化的有機體」的觀點，指出了人類群體被特定文化所鑄造的事實，同時也暗示，人們可以因文化的相互影響而改變觀念。由民主文化培育出來的人們，與由專制文化培育出來人們，對待權力的觀點完全不同。美國第38任總統福特，是美國唯一未經選舉而就職的總統，接替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而辭去的總統之職。從眾議員到副總統，他也沒經過選舉，從副總統到總統，他也沒經過選舉，這使他有如重負在身，在總統就職演講中，他直率地告訴美國公眾：「我十分清楚你們沒有選舉我當總統，所以我請你們用你們的祈禱確認我為你們的總統……」

　　在民主觀念的廣泛傳播中，民主觀念依靠自身的優越性吸引世界各國人民，除了那些極度封閉的國家外，一般人都已經認識到，合法權力只能來自於人民的授權，凡是不經民主選舉得到的權力，無論是篡奪得到的權力，還是自我授予的權力，都不具有合法基礎，這就讓未經人民授權而得到權力的人產生恥辱感。在道德重壓下，他們不得不面對民主原則。

　　從日常經驗中，也可以觀察到人們在道德壓力下產生的行為變化。在人們普遍認為拾到的財物就理所當然歸於自己時，一個拾到巨款的人就不會有物歸原主的心理壓力，他可能心安理得地佔有了。但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如果法律明確規定佔有他人失去的財物乃是非法所得，他對意外拾取的財物就失去了正當佔有的心理依據，具有道德反思能力的他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問心無愧地花銷了，內心受到了壓力，特別是當他看到別的人都在紛紛交出拾取的財物後，他更不能無動於衷了，他的內心在掙扎，是交出，還是留下？是要尊嚴，還是要財物？

　　民主的外部壓力仍然是重要的，只是它不一定表現為尖銳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在不少時候，外部壓力就是已經被大眾所掌握的民主思想，它像陽光照耀黑暗中的物體那樣，靜悄悄地、但持久地發揮作用。古羅馬的一位哲學家描寫的陽光特性，恰如其分地表現了民主思想所帶來的這種壓力的特性：

　　「陽光照射下來，分布到所有的方向，這種分布就是擴展。當它遇到任何擋住它的去路和切斷空氣的固體時，它可以說是被隔開了，但是光仍然在那裡保持著穩定，並不滑動或縮小。它不對擋住它去路的障礙做激烈的衝撞，同時也不畏縮，而是穩定地照亮接受它的東西，因為一個物體如果不接受它的話，它就得不到光亮。」

　　制止不法行為，只要我們圍觀和用目光直視或者斥責正在實施不法行為的人，往往就能收到效果，他會自動收手，而不一定需要強制性的警察行動。只要他還沒有喪失對不正當行為的恥辱感，這種圍觀帶給他們的恥辱感就將使他停止不法活動。民主壓力由外部轉化到人的內心的過程，與這一過程是一樣的，它必須藉助於人的道德反思能力。

　　政治制度的發展變化受政治實踐和政治哲學共同影響，政治實踐面對的根本問題是如何控制權力，使被統治者免受統治者個人意志的任意支配；政治哲學受偉大的平等理想的激發，從善的角度探尋政治權力的最終源頭。前者通過確立法律的最高地位，把君主的權力置於法律之下；後者通過確認人民的最高地位，把國家權力最終放到人民手中。理想與實踐兩股潮流成就了民主制度。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發明就在於把政治哲學的最高的善通過法律規定成為制度現實。民主制度就是這樣一種總體的法律安排：人民同意是國家權力的惟一來源，人民用他們的選票決定誰暫時擁有管理國家的權力。

　　民主不是一個關於發展模式的問題，而是一個關於權力正當性的法律問題，由民主選擇產生的權力，才是可以理解的有正當理由的權力，並在法律上有效的權力。民主的終極意義就在於，人民始終保持民主選擇自己政府的權力。因此在法律意義，民主不是一個可以討價還價的問題，不是一個可以選擇、也可以不選擇的問題，因為人們無權在合法與不合法之間進行自由選擇，就如人們無權在犯罪與不犯罪之間自由選擇--選擇犯罪就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

　　只有保證了民主選擇，政治才不會腐敗，政府也才不會腐敗。過去，衡量一個具體政府有無合法性的重要標準，是看它是否實施了良好的治理，「得民心者得天下」。政府頒演萬能的角色，既是真理的嚮導，民眾的指路人，又是國家富強的根本。現在，人類政治把維護正義作為自己最根本的目標。政治正義是評判政治合法性的最終標準，它包含雙重意思，一是權力的產生必須是符合正義原則，即它不是基於暴力，而是基於人民的同意；一是權力的使用必須是正義的，即它不是依個人意志而為，而是依法律的意志行事。

　　維護正義的政治職責，對政治領導人的品質有著某些特殊要求。人們相信，真正的政治家，其使命就是全身心地服務於國家和公眾事業。他們被合理的期待，當他們決定了選擇以政治為生的時候，就已決定接受符合公共精神的道德生活，就已放棄了把享樂作為生活目標。這雖然是一個具有理想色彩的政治領導人形象，但也是一把必要的標尺，這些品質對於擔負國家管理職責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領導與政府治理有著不一樣的含義，政府是社會的管理者，它在法律的指導下，根據規定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從業人員需要相應的專業知識，熟悉專業化管理。政治領導負有精神引領的責任，它要體現出一個國家的價值追求，它通過政黨和政治家的行為和價值觀念集中展現國家的精神形象。政黨存在的價值，就是它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保證各懷私慾的政客以必不可少的正直、誠實、節制、負責、守法精神，忠誠於國家和人民。他們追求理想，行為上表現出一定的精神境界，將有助於提升民族的精神。他們的傲慢，自大，不負責任，沒有自律，反映了一個國家法律的無能和人民的渺小；他們追求私利和權勢，缺乏理想和精神追求，將危害民族的整體精神。

　　政府在推進經濟進步方面作用很小，雖然政治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是明顯的。曾在西方盛行一時的凱恩斯主義在取得短暫性成果後被放棄，是因為政府過度干預經濟被證明是有害的。經濟發達的民主國家，它在經濟上的成功並不歸功於民主政府，而是歸功於民主社會，如果說民主政府對經濟有什麼長期性貢獻的話，也主要是表現在對自由社會的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上。

　　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原動力，它來自於經濟人對利潤的追求，人類在科技上取得的進步，以及市場的拓展。經濟自身的動力是如此強勁，以至於只要它具有適當的自由空間，即使在政治動蕩的環境中也依然能夠推動經濟向前發展。中國工業在1912至1920年間的年均增長率達13·4%，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世界市場變化的結果，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一發展也是因為同一時期中國沒有有效的全國性政府，由於政府不能正常地行使管理職權，中國經濟獲得了暫時的自由發展機會。

　　民主是因為促進了自由而有利於經濟成長的，自由是一國繁榮的全部奧秘，最好的治理就是促進自由，只有民主政府才能做到這一點。但經濟目的不是民主的目的，民主史是關於人類追求平等、正義和自由所進行的全部努力的紀錄，它是一部人類的以正義為導向的精神運動史，而不是物質發展的歷史。

　　民主的現實和民主機制的正常運轉基於一個共同的前提，就是人民對自由與正義的熱愛和對自身權利的堅持。人民有了這樣的品質，當他們的自由與權利受到威脅或處於危險中的時候，就會積極運用自身的力量消除危險。如果人民一旦腐敗，也就是他們都只為各自的生計而求自保，苟且偷生，甘願為奴，對民主的期待就會落空，因為民主的餡餅從不會自天降，而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民主也會墮落。

　　只要一國人民沒有腐敗，沒有墮落，國家就不會腐敗和墮落，有的國家在專制垮台後尚未建立起穩定的民主制，甚至出現了民主進程的暫時中斷和逆轉，但它們已再也不能建立起穩定的專制體制了。中東國家在革命後一時不能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這非常正常；而正是它們的人民在民主上達成了基本共識，這些國家並沒有像一些人所預言的那樣，因部落和複雜的宗教衝突而分裂，只要它們的人民堅持而不是放棄用行動表達其民主理想，中東國家建立穩定的民主制度就指日可待。

　　世界民主大規模的拓展，取決於民主的實現不再依賴於偶然的歷史機緣，而是依靠民主思想的深入、人民爭取民主力量的穩步成長和擴大影響。和很多真理的命運一樣，民主真理在經過有意無意的抵制、篡改、歪曲和誤解後，發出的光芒更加耀眼和絢麗，更加堅定了人們對它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