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是恐怖分子

扎克·伊博黑姆

扎克·伊博黑姆站在TED的紅色舞台上，聚光燈從頭頂打下，觀眾們隱在黑暗中。他用平靜的語調向全世界講述自己的故事——我的父親是個恐怖分子。

1990年11月5日成了他生命的轉折點。無論是接受採訪，還是對外演講，他的開頭總是「1990年11月5日，我的父親暗殺了梅厄·卡赫納，猶太防衛聯盟的創始人。」

這場暗殺讓扎克的父親埃爾·塞伊德·諾塞爾成為了首名在美國本土行兇的伊斯蘭極端分子。1990年11月5日，諾塞爾走進紐約曼哈頓一家酒店的舞廳，拔槍射殺了卡赫納。那一年，扎克只有7歲。

1993年2月26日，紐約市中心金融區的世貿中心大樓地下停車場，一輛裝滿680公斤尿素硝酸鹽氫炸藥的汽車發生爆炸，6人喪命，1042人受傷。諾塞爾是策劃者之一。那一年，扎克只有10歲。

21年後，31歲的扎克站在紅色舞台上宣布：「我的父親是恐怖分子，但我選擇了和平。」

在扎克的記憶中，諾塞爾是個溫柔幽默的好爸爸，他們經常一起去公園踢球。直到他7歲時，父親帶著他見了一群伊斯蘭少數派。年幼的扎克還不知道，這些人就是日後臭名昭著的1993年世貿中心爆炸案的兇手，而他的父親，會成為本·拉登的部下。

在諾塞爾被捕前幾個月，他帶著扎克去長島凱佛頓射擊場參加目標射擊訓練。當扎克端起槍，諾塞爾幫他扶住肩膀上的來福槍，教導他如何瞄準30碼外的目標。

扎克的最後一顆子彈打中了目標頂上的橙色燈，整個目標板燒著了。所有人都愣住了。扎克清楚得記得，他的叔叔跟身旁的人說了一句阿拉伯語：「Ibn abuh。」虎父無犬子。所有人哄堂大笑。

諾塞爾被捕後，扎克的家庭與他斷絕了關係。在扎克的記憶中，他似乎一直在搬家。顛簸的童年讓扎克很難交到朋友，他永遠都是班上那個沉默寡言的胖子新同學。

扎克換了姓名，但仍舊逃不出父親造成的陰影。「恐怖分子的孩子」如同一個漆黑的標籤，貼在他的背後。他們不被社區接受，沒有人願與他們家搭上關係。他遠離人群，幾乎沒有社交生活，時常獨自宅在家裡看電視、看書、打電動。

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年，扎克參加了在費城舉辦的美國青年大會。這成為了扎克思想轉變的起點。

扎克所在小組的討論話題是青年暴力，作為學校霸凌暴力的長期受害者，扎克與小組成員交換經歷，交了些朋友。在大會臨近閉幕的那天，他發現自己的一個朋友是猶太人。

長久以來，扎克一直被教導要根據宗教和種族判斷一個人，而這次經歷卻對他的思維衝擊巨大。他突然意識到，穆斯林和猶太人之間沒有什麼與生俱來的仇恨，宗教與種族與一個人的本質也沒有絕對的聯繫。

某年夏天，扎克在布希花園的主題樂園打工，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到同性戀。在他以往的觀念中，同性戀是罪惡，而與他共事的同性戀演員卻是他見過的最善良，最自由開放的人。童年時接觸的極端宗教思想漸漸被撞擊出了裂痕。

1996年開播的時政調侃節目《每日秀》成了扎克的精神嚮導，而言辭辛辣的主持人斯圖爾特成了扎克的精神父親。「在某種程度上說，每當我迫切需要一個父親時，他就在那兒。」在說這句話時，扎克低下眼帘，表情瞬間變得溫柔。

對扎克而言，這個猶太喜劇演員對他人生的影響，遠大於身生父親。

扎克與父親

為什麼會變成極端分子？

扎克一直在找一個答案——溫柔的爸爸為什麼會變成極端分子？

諾塞爾1981年從埃及移民到美國，在匹茲堡做工程師。一年後，他遇到了美國女子卡倫·米爾斯，短短十天後，他們閃婚了。在家人的記憶中，諾塞爾是個和善的人。他把卡倫的女兒視如己出。在知道妻子懷上扎克時，年輕的諾塞爾非常興奮。

1985年秋天，這個家庭的命運開始走向深淵。一個陌生女子指稱諾塞爾強姦，雖然沒有打官司，諾塞爾的聲譽受到了嚴重影響。隨後，諾塞爾舉家遷移到澤西城。

在那裡，諾塞爾加入了一個當地清真寺。這個清真寺被FBI稱為「澤西極端分子辦事處」，偽裝成一個搖搖欲墜破破爛爛的中國餐館。

諾塞爾的厄運還在繼續。在安裝舞檯燈時，諾塞爾被電擊倒，雙手嚴重受傷。丟了工作的諾塞爾陷入了苦悶和仇恨的漩渦，他變得意志消沉，鬱鬱寡歡。

在清真寺里，諾塞爾結識了穆斯林兄弟會成員阿卜杜勒·阿扎姆和炸彈專家阿布德·拉赫曼，前者成為本·拉登的精神導師，而後者日後成為了基地組織的二號頭目。

1989年，諾塞爾已經完全變成了極端分子。

同樣在尋找答案的，還有英國攝像師羅伯·利奇。他的兄弟理查德·達特，一個中產階級白人青年，也成了恐怖分子。

在達特因預謀恐怖襲擊被捕入獄前，利奇還與達特一起喝咖啡聊天。他一手端著攝像機，達特坐在鏡頭前，穿著白色長袍，蓄著大鬍子。

利奇當時正在拍攝一部紀錄片，主角是達特，名字是《我的兄弟是穆斯林》。達特被捕後，利奇製作了第二部紀錄片——《我的兄弟是恐怖分子》。

人們印象中的恐怖分子，多半是手拿著槍，衣衫襤褸，窩在山洞裡，面黃肌瘦，聲音枯啞，神色兇狠。然而很多恐怖分子，尤其是高層，大多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出身不凡。

在成為恐怖分子前，本·拉登出身沙特富豪之家，身價上億；基地組織現一號頭目扎瓦希里就讀於開羅大學，擁有醫學碩士學位；ISIS首領巴格達迪出身書香門第，擁有伊斯蘭學博士學位。

而在成為恐怖分子前，9月11日駕駛飛機撞毀雙子塔的穆罕默德·阿塔，曾經就讀於開羅大學建築系；闖進酒店暗殺梅厄·卡赫納的諾塞爾，是個移民到美國的埃及工程師。

記者在埃及採訪恐怖分子時，驚訝地發現他住在高檔小區里，衣著得體，舉止有禮。

就連有「現代恐怖主義之父」之稱的庫特卜，也在生活中保留著西化特色：穿三件套黑色西裝；喜歡法國文學，尤其是雨果；愛好古典音樂；鍾情於好萊塢電影。

然而這些信奉庫特卜主義的極端分子，卻對現代社會，尤其是西方文明充滿了憎恨。在他們看來，當今世界處於「蒙昧和無知的黑暗」中，為了「消除最根源的罪惡」，戰爭和死亡都是不排除的手段。

已然老去的諾塞爾

2013年，坐了22年牢的諾塞爾在馬里昂三號監獄給《洛杉磯時報》的記者發了封郵件。這個恐怖分子還不到六十歲，但已經發須花白，垂垂老矣。

在郵件里，他對如今的極端分子表示譴責——那些年輕人不愛惜生命，殘殺無辜平民。二十多年的牢獄生活讓他終於懂得，恐怖分子傷害了他人，卻也把自己的家庭扔進了水深火熱之中。

他勸告那些年輕的後輩們保持克制，從忍耐與祈禱中獲取力量。

但他並不後悔1990年11月15日的謀殺行為。

那個深夜，7歲的扎克被母親從睡夢中搖醒。他睡眼惺忪，滿臉困惑。母親對他說：「看著我的眼睛。你必須馬上穿好衣服。有事發生了。」

她在地板上扔了條床單，讓扎克自己打包東西。他們不知道是否還會回到那個家。電視里插播著突發新聞：一個阿拉伯男人在酒店裡開槍殺了人。母親趕忙關了電視，因為兇手是他們的父親，她的丈夫。

多年後，當扎克告訴母親他的世界觀已經轉變了，這個被教條主義折磨了一輩子的女人用疲倦的眼神看著兒子。她說：「我已經厭倦憎恨他人了。」

我父親是恐怖分子

by 扎克·伊博黑姆

我窮盡一生，想要弄清楚讓父親走向恐怖主義道路的原因。而每每想到我的血管里流淌著他的血，我就倍感掙扎。我想通過講述我的故事，帶給人希望與啟發，告訴大家一個在狂熱的火焰中成長的年輕人，如何走向一條非暴力的路。我不敢說我的人生有多麼輝煌，但我相信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人生旋律，而迄今為止我人生中回蕩的旋律是：每個人都能選擇自己的命運。就算從小被仇恨洗腦，你也仍然可以選擇寬容待人，選擇將心比心。

父親因犯下滔天大罪而成為階下囚，使得七歲的我生活幾乎面目全非，但這也讓我的有機會體驗真正的生活。在監獄中的父親，再也無法將仇恨灌輸進我的腦袋。更重要的是，他無法阻止我與那些被曾他妖魔化的人接觸，並透過謊言，發現他們也是人——我會關心他們，他們也會關心我。親身經驗終將戰勝偏見。我的全身都在抗拒偏見的影響。

在一家面臨考驗時，母親對伊斯蘭教的信仰卻始終沒有動搖，但和大多數穆斯林一樣，她絕非一個宗教狂熱分子。當十八歲的我終於開始認識到一絲真實世界的模樣，我告訴母親我再也不會以身份取人——無論他們是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同性戀還是異性戀——從今以後，我只以別人的為人來評判他們。她聽著，點點頭，說出了我這輩子所聽到過最有力量的幾個字：「我真的受夠了仇恨的滋味。」

她的確有理由感到厭倦。這一路走來，她比我們都要更辛苦。有段時間，她不僅帶著頭巾，還帶著面紗，全身除了眼睛都包的嚴嚴實實：不僅因為她對信仰的虔誠，也因為她不想被別人認出來。

最近，我問母親，當1990年11月6日她和易卜拉欣叔叔離開貝爾維尤時，她是否知道等待我們一家的是什麼。「不，」她毫不猶豫地說，「我並不知道我一個平凡母親的生活將從此一片狼藉，暴露在公眾視野中，不知道我們將被迫躲著媒體，和政府部門打交道，和聯邦調查局打交道，和警察打交道，和律師打交道，和穆斯林活動家打交道。我像是跨過了一個人生的分水嶺，邁入了另一種生活。對於前方的困難，我一無所知。」

父親現在在伊利諾伊斯州的馬里奧聯邦監獄服刑，他被判處無期加十五年徒刑，無權假釋，罪名包括陰謀叛亂、謀殺協同勒索、對郵局警察殺人未遂，受託持槍殺人，以及非法持槍等。老實說，我內心仍舊對他有一絲情感，一種難以抹去的情感，一種遺憾與內疚交織的情感，儘管它細如蛛絲。很難想像，當初我口中親愛的爸爸現在已經成為了階下囚，而我們都出於恐懼和羞恥換了姓氏。

這就是為什麼二十年來，我從未探過父親的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