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 | 現代性的本質及中國的選擇

06-17

「五四」新文化運動堪稱中華大地上現代性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一個世紀匆匆而過，如今站在百年的時間節點，身處中西文化交匯撞擊的前沿，我們該如何描述古老中華民族走過的這段現代性歷程並評判其得失？如何在此浪潮卷席全球的過程中持守自己文明的獨特性，同時又引領當今現代性發展的大方向？

正是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2016年9月24至25日，來自歐洲、北美、日本、港澳台以及中國大陸等國家和地區共三十多位專家學者會聚上海，參加了由《復旦學報》（社科版）與《學術月刊》、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中華現代性：反省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不同地區、國家和學科的專家學者匯聚一堂，除作了頗具深度的專題發言外，還以圓桌會議的形式，進行了彼此互有交集的針對性的討論，從而使「中華現代性」這個題旨中的許多新角度得以開顯，許多新問題被提了出來。

一、從時間維度追索中華現代性的發展軌跡

學者們對中華現代性問題的省思與展望都深入而宏闊，絕非泛泛之談。如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教授巴斯蒂首先追溯了中華現代性問題的由來及其歷史發展軌跡，認為「現代」這個概念早在公元五世紀就在歐洲出現，起初只是一個單純用來描述時間遠近的辭彙，並沒有特別的內涵，但到十七世紀，它開始用以指涉種種新近出現的與傳統構成對待與區別的新的藝術現象。而隨著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及科學技術導致的人們生活與思維方式的全面改變，它被賦予一種特殊的含義，不再只是一個時間性概念，而是具有了社會學與哲學的內涵。她進而還對晚清中國知識分子經受西方現代性衝擊時所作出的由淺入深的反思進行了梳理，描繪了那個大時代知識精英所經歷的艱難曲折的心理路程，帶來很多異域的獨到觀察與思考。

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青年學者章可從另一視角同樣對「現代」概念作了思想史的分析。他將「傳統」與「現代」作為一對相互參照的概念來看待，指出當下使用的「傳統」概念要晚於「現代」概念，後者早在1902年就由梁啟超提出，而在1920年以前，沒有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或反對者用過「傳統」這個詞，故從產生之日起，傳統就承載著延續中華文化的使命，但又處於與「現代」難以理清的糾葛之中。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李天綱明確將以「五四」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視為中華現代性的開端。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熊秉真則指出，中國的迅速發展向現代性的理論考察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挑戰，那就是不僅所考察的對象在變，考察者的立場也一直在變，因此談論中華現代性到底應在多長的時間段來考察才合適，是一個需要留意的問題。

二、從空間場域分析中華現代性的種種表象

中華現代性的展開不僅具有時間的維度，更具有空間性。東京大學教授濱下武志指出，在現代性語境中空間概念發生了根本變化。原本「世」、「大區域」、「國家」、「區域」和「地方」這些詞是按大小關係排列的，但現代性全球化過程中，地方直接開始和世界聯絡。就東亞而言，自從西方的亞細亞概念引進後，原本基於朝貢體系而形成的空間想像被破壞，人們開始關注相對於地域而言的知域，即知識的區域，認為所謂現代性問題必須在知域的前提下加以討論。

澳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魏楚雄區分了「現代性」與「現代化」，指出現代性有時不一定要有現代化的過程，發生在中國這一特定空間區域中的現代性因具有輸入性，就在某些方面略過了現代化過程，具有跳躍性、不平衡性甚至不穩定性。

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王寧則關注了上海獨具地方特色的現代性問題，在他看來，上海具有與京派文化相對的海派文化，其特徵是更具現代性和世界性，正因如此，上海的現代性極具張力，並因此而發揮著去中心化的特殊功能。此外，上海的現代性又包括了很多後現代的因素，因此「後現代」也應該放在現代性的領域中來檢視。從上海的現代性可以看出，後現代時期的現代性是「無處不在的現代性」，是「延長的現代性」。

三、從哲學層面剖析中華現代性的內在範式

現代性不僅具有外在表現，更具有內在的範式，故要真正識透，就不能不深入到哲學的層面作範式的剖析。對此，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高瑞泉指出，現代性範式的核心是合理性，而合理性又進一步分為「工具合理性」、「解釋合理性」及「論辯合理性」，三者以彼此融合的方式促進了現代化的展開。落實到中華現代性，尤其應防止其分裂和緊張。「我們常常說中華現代性是一種未完成的現代性，就是指它還遠遠沒有達到諸合理性間的切恰融合。」

中華現代性要葆有自己的民族性而又不失世界性。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劉笑敢在深入至文化的深層底蘊中發掘文明之根這方面進行了探索。他將「自然」概念的古今演變與中華現代性問題聯繫起來，中國原有的「自然」概念在現代語境中產生了諸多歧義，這與現代性進程中西方文化的引入密切相關。這種對關鍵概念的追本溯源，其實是將中華現代性研究推向了更深入的境地。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從「進步」概念的分析出發對中國史標準敘事的探討雖屬個案，但揭示了從哲學上把握現代性的困境。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青年學者郁喆雋則以目的論範式的演變來分析現代性的產生過程，並由此分析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分化問題，指出社會分化是與目的論範式的式微相聯繫的。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在此過程中，原有的目的論敘事方式倍受挑戰，是否可能、如何重建歷史目的論，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嚴峻問題。

四、以多元視角把脈中華現代性的未來走向

與會專家一致認為，中華現代性概念的提出，實際意味著現代性不只有一種西方模式，它應當是多元的，甚至中華現代性內部也具有多元性。所以，對中華現代性的反省與展望必須在多元視角下進行。為此，美國杜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教授劉康關注了當代美國學界的「中國研究」所面臨的困境，即美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呈現出愈來愈明顯的自然科學化傾向，而人文科學領域中則表現出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兩者都使得其所謂的「中國研究」無法真正面對中國崛起帶來的種種挑戰，故必須藉深刻的歷史反省，以獲得更開闊的視野。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涌豪指出，當今全球化過程中「跨文化」交往的單向性，每每使中華文明面臨著淪為「他人」的窘境，他呼籲真正的解決之道在於回歸知識共同體，接受符合當代知識論公義的理性的檢驗。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許紀霖教授則藉由討論現代性的普世意義與中國的特殊性之間的矛盾，專門界說了具有普世衝動的「文明」與追求特殊道路的「文化」的區別，認為百年以來中國思想界一個最大的糾結和焦慮就是文明自覺與文化自覺之間的緊張。李天綱也指出中華現代性是一種區域性的現代性，同時他認為存在著一種「東亞現代性」，「在現代性進程中，完全可以探索一條亞洲道路」。

在最後由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鶴主持的圓桌討論中，楊揚、黃洋、陳引馳、李宏圖等來自中國古代、現代文學及世界史專業的專家學者，帶來了許多尖銳的觀察與質疑，這使得對中華現代性的討論向著更廣闊與縱深兩個方面掘進。誠如汪涌豪所總結的那樣：「現代性被認為是一種社會存在，同時也是一種意識形態，被認為是一種社會行為，也是一種價值體系，一種自我實現的方式。現代性涉及的面很廣，它如同一個『在途中』的未完成的清新體，始終保持著年輕與活力，但同時也留下很多的困惑，讓人無法把握和定義。相信今天的討論已經為以後的進一步討論辟植了空間，也為未來更成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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